“眼前的时钟仍在一刻不停地挪动着它的脚步，对面的镜子里面是一张失意者的愁苦的脸。我近乎绝望了，前四门课的考试成绩如此糟糕，而最后一门，也是被我寄予最大希望的一门，那分数，竟然无情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镜子中的那张脸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而时钟仍在费力地拖动着自己的脚步，也拖垮了我最后一道脆弱的心理防线，此刻，十一点半，一个黑色的十一点半。”
当你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几百万学子已经走进了高考考场，在这三年中，他们可能不止一次有过上面两段文字所提到的烦恼。这两段话来自一篇高考作文，作者是一位参加1998高考的考生，那一年的作文题目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或者《战胜脆弱》。俯仰之间，十八年的岁月已经悄悄走过，但他的经历依然一年又一年地被重复着。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省的考生，当初考上了大学没有。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作文写得不错，被编入了优秀作文集，让十八年后的我们依然可以读到，重饮一口当年的波涛。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明年就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十年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不知有多少人的命运因为高考而改变，特别是对于许多身处底层的人来说，几乎就是改变人生的唯一途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考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堆积如山的试卷资料、过高的心理压力、唯分数论、压制创造力、区域不平衡……恢复高考已经快四十年了，进出大学校门的新生老生也换了很多批，高考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中间又有多少辛酸苦楚？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978年高考，610万人报名，原打算录取29.3万人，最终录取40.2万人；1979年高考，468.5万人报考，录取28.4万。总体来看，考生的人数多，录取比例极低，真的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跟建国初期的情景反差太大，1952年报名人数仅7.3万，1953年9万，到1963年也不过53.1万，还没现在一个河南省的考生人数多。怎么到七十年代末人数就激增了！一方面是文革中停止高考的原因，还有就是五六十年代人口的激增；加之大学生是人们很向往的一个身份，考上了是公费入学，毕业包分配，国家养你，进入体制，端铁饭碗，还有机会当干部，这样的好事哪里找去？以前还有“大学毕业生待遇”一说。因此尽管竞争激烈，但考生们依然争先恐后。
但没考上也不会太在意，因为录取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还是落榜的。那时的学习氛围也不是特别浓，对学历要求也不高，很多家长不是太重视，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连吃饭都是问题，也没多少闲钱投资教育，所以没考上心里也不会太不平衡。直到20年后国企工人大下岗，社会对学历的要求高了，找工作屡屡碰壁，回到寒舍，上有老又下有小，这才意识到吃了文凭的亏，对子女的教育变得异常重视起来，很多人现在都没找到理想的工作，整天心不甘情不愿的干体力活，把希望全寄托在了儿女身上：20年后的事，谁知道呢。
正式进入80年代，惊奇地发现报名人数少了很多，大致维持在每年一两百万人的水平。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废除的高考预选制度，这个制度贯穿了整个80年代。要求各地在高考之前再举行一次场考试，根据成绩，把一部分考生提前淘汰出局，他们不得参加高考。给出的理由是考生人数过多，改卷难度太大，竞争过于激烈，舞弊现象层出不穷等。到底多少人有资格参加高考，各省市也不一样，要求是录取人数的三到五倍。假如一个省有10万考生，计划被高校招收1万人，那么有资格的最多5万人，剩下的5万不用高考就被淘汰了。就这样，很多学生辛辛苦苦读了多年，连高考试卷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被了刷下去，考生之间的分数竞争更加激烈。部分重点中学是免预选的，他们成绩比较好，肯定能过，而那些一般中学、成绩中下的考生就不一定，每到那个时候，一些学校就给一个班几个高考名额，尽管有四五十个学生想高考。
一次大考变成了两次大考，评卷老师是轻松了，学生的压力可就更大了。1981年《人民日报》转载了一篇文章：《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透不过气来—来自中学生的呼声》，记者问学生：“你感到精神上最大的负担是什么？”学生说：“最怕的是过不了高考这一关，我们就像在羊肠小道上赛跑，谁都想跑到中点，但随时都有被挤掉的危险。”“学校把有经验的老师集中到几个快班，一摞一摞的复习资料，纯粹是填鸭，催肥，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有个同学得了七十分，他爸爸知道后，不问青红皂白，跑到学生宿舍，当着同学们就给了一巴掌，责骂道：有人得90分，你就不能得70分。”现在其实也是这样，重点中学将学生划为三六九等，分零班实验班分开教学，为了提高升学率，扩大学校知名度，中学不停地考学生，增加负担，试想如果上线率低，家长怎么会放心把孩子送到这来呢？没有学生，学校就办不下去。竞争不仅在学生之间，还在学校之间，家长之间，互相攀比，不能禁止。著名中学的标准就是上线率，那些年，是黄冈中学最辉煌的时代，近十年名扬天下的是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
全国都被高考这根指挥棒指挥的团团转，文理分科就更是如此了，因为高考是分科录取，所以很多中学高一就把文理科分好了，自然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畸形。大多数学生都倾向于报理科，文科总是被歧视，曾经的曾经，江湖上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至理名言”。因为理科院校多，招生规模大，又能学到一种专业技术。我国师从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当然偏向理科，增开理工类专业，增收理科考生。而文科的内容就显得虚，专业少，招生人数少，死记硬背多，好多人提到文科，一句话立马脱口而出：“不就是背嘛。”其实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文科的价值，只是单纯站在升学率的角度上发表议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观念会有所改观。
教育部门看出了其中的弊端，发文件要求各地不要过早搞文理分科，不要高考考什么就教什么，要给学生减负。结果呢，基本上只是一纸空文，不改变游戏规则、不改变唯分数论，谁听你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后来经过研究，1990年，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应运而生，要求高中生通过学业水平考试，以纠正偏科的现象。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情况不一，有的省份要求比较紧，成为了升学的标准之一，使学生压力更大。有的相当于走形式，老师不重视，学生也不重视，最后变成文科生抄理科生，理科生抄文科生，皆大欢喜，谁会把高中毕业证书当回事呢？
保送生制度也出现于八十年代，他们不经过高考进入大学，确实选拔了很多人才，但偶尔也会爆出走后门、拉关系的丑闻。从1988年起，部分高校开始招收一部分自费生，就是交钱上大学，达到分数线的，正式录取的，可以争取奖学金，但毕业不包分配；没有达到的，交钱，有的学校明码标价，差一分要多少，挺贵的，一般人读不起，这种行为自然不利于教育的公平性，因此到1996就被废除。但高校收取学费却在这时开始，随着招生人数增加，政府教育经费的增长难以为继，因此明确提出：大学教育不是义务教育。
近年陆续有不少省份重新使用全国卷，前段时间湖北、江苏家长抗议“减招”时，网上也有很多人抱怨：为什么不全国考生一张试卷。其实八九十年代大体就是如此，当时除了上海，全国其他地方的考生在同一天写同一份题目，本世纪初部分省份才获得自主命题的资格。经历过高考的人对其他题目可能没什么印象，但对作文肯定是难以忘怀的。高考规模的扩大，使出版社看到了商机，教辅资料成堆出现，优秀作文选更是供不应求，现在哪个学生手上不是好几本作文书？随便翻开一本二三十年前的作文书，从字里行间能够发现不少历史信息，不妨拿1991年的作文来看看。
某班开辩论会，一方的观点是“近墨者黑”，一方的观点是“近墨者未必黑”。请你选定一方，写一篇发言稿参加辩论。（35分）
要求：1.写成发言稿和议论文都可以。2.不少于500字。
“人才需要培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同样如此…在国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刻妄图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在国内，社会生存力又很落后，改革开放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现在已经近墨了，但我们没有黑，因为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的意志是坚强的，相信有一天共产主义的宏伟大业将在这墨色氛围中实现，而共产主义的光芒必定在墨色中变成红光。（北京某考生）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在我们也常常听到看到：某某工作人员在外事活动中被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所诱惑被拉下水。改革开放中这种事情难免要发生的，虽然只是少数。”（山东某考生）
“改革大潮，冲刷着旧有的种种禁锢，也往往难免泥沙俱下。国门打开，熊掌、洋烟、垃圾也会一同泊来。何以勇立潮头，何以去粗取精，何以搭砌我们完美的社会主义大厦呢…我们九十年代的青年人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国家建设主人，面对周围有斑点的同学、朋友，面对社会上的点点墨迹，我们怎能无动于衷。”（黑龙江某考生）
“同学们，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年龄，所肩负的任务都要求我们要把握自己，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四化建设人才。”（安徽某考生）
“九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有些人经不住资本主义腐朽的糖衣炮弹袭击而屈服了。而守卫祖国大门的战士们，凭借着对祖国对人民无比忠诚的心，抵住了黄色书刊、美元的诱惑，捍卫着祖国神圣的领土。”（河北某考生）
不知道当年写这些作文的学生最终考上了没有，现在过得好不好，二十四年过去了，也就是人到中年吧。如今的学生在作文里谈最高理想，一般都是说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当年则是说“四化”比较多。看1991年的优秀作文集，会发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几乎篇篇都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九十年代青年”也是高频率的词汇，估计考前老师特地强调过要结合时政。如果了解到东欧剧变、苏联即将解体、西方制裁的写作背景话，就没什么奇怪的。
满街的大学生从何而来？
1999年，令无数高三学子兴奋的消息传来，高校要扩招了，这意味着上线的几率将大幅增加，果然，1999年录取160万考生，比1998年足足多了52万人，增幅达百分之四十八，2000年，录取221万，2001年，录取260万，新世纪的前十年，80、90年后考生走入考场，考生人数井喷：2000年，375万；2004年，729万；2007年，突破1000万；2008年，达到亘古未有的1050万。以前大学生是宝贝，“天之骄子”，几个单位抢一个大学生。现在满大街都是大学生，几个大学生被一个岗位挑来挑去。扩招后录取率大幅提高，问题已经不是上大学难不难，而是能否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90年代初李岚清曾经跟江总书记一起视察某个高校，总书记就问校长：“你们学校的学生课后都做些什么？”校长答道：“大多出去玩了。”总书记又问：“图书馆晚上都不开门吗？”校长无奈地说：“开，但学生不来。晚上看书的学生还没灯头多呢！”《孟子》有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包分配的作法虽然使他们不用担心未来的出路，但也助长了惰性，混日子的大有人在。十四大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大学生的就业改成以自主择业为主，少部分包分配，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之前的体制虽然可以解决工作问题，但叫你去哪就去哪，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除非有关系，忽视了个人专长、兴趣；后来自己找工作呢，尽管相对自由了，但又不一定能找到心满意足的，有利有弊吧。
经常会有这样的新闻，报道大学生毕业后养猪、养羊、街头摆摊烧烤等，很多人都觉得难以接受：大学生不应该跟这些工作联系起来，应该是光鲜亮丽的才对。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新的毕业季来临，媒体就会报道今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年，年复一年，年年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就业率就成为一个高校好不好的重要依据，为了提升就业率，一些高校盲目增开“热门专业”，导致相关专业人员严重过剩；有些高校还要求毕业生必须和有人单位签约，并出示相关文件，否则不发毕业证；会计金融等有钱途的专业倍受受热捧，历史哲学就成为冷门专业。
教材内容、考察形式的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没记错的话，七八年前曾经进行过一次教材、题型的改革。就以历史这个学科为例，可以明显的看出死记硬背的东西减少了，对理解能力、知识面的要求提高了，以前全国卷的高考题，几乎清一色都是史实题，问题精确到具体的某一年份，迫使学生耗费大量的时间背书。而改革后的试题一般都会给出材料，考察理解等能力。这样当然是进步了，但会有其他影响，例如：题海战术的效用势必下降，对于那些底层的寒门、农村子弟来说恐怕不是件好事，他们未必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在竞争中不可避免处于劣势。比如去年的全国卷语文作文，有考生就写不来，原因是不知道什么是高速公路，看似好笑，但也是问题的反映，光靠努力做题已经不一定能成功了。这也怪不得很多身居底层的考生弃考，实在是考不上。
还有许多寒门学生弃考跟当地教育的落后也有关，因为工资低、待遇差，经济弱后，有水平的老师自然不愿意在欠发达地区教书，人往高处走，一般人肯定更倾向去重点中学工作，老师也是正常人，没什么好非议的。优质师资力量匮乏，教育设备落后，学校教不了什么，家庭也一样，许多家长自己没什么文化，为了生计常年在外打工，祖父祖母也是大字不识，有心无力，一系列因素的结果便是大部分人很难取得好成绩；如果考个三本什么的，找工作的优势不明显。所以很多寒门学生初中读完就去打工了，不愿继续学业。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说白了，就是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法。立足中国教育资源缺乏，特别是优质资源稀缺的现状，在命题者眼里，最好的题目不是最难的题目，也不是最简单的题目，是区分度最大的题目，能够把应试能力高低的考生区别出来，就是成功。想要终结高考制度，不再单纯唯分数论，就必须发展经济，将蛋糕做大，改变僧多粥少的窘境。目前来看，尽管我们知道高考存在种种不是，却苦于找不到更好的制度来替代它，一种骑虎难下的味道。
人们对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存在着很多质疑，但把孩子送进去的家长并没有减少。最倒霉的是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考生数量多，好学校没几个，反映在考试上便是题目难，题量大，分数线高。经济水平的提升，教辅资料的普及，考生人数的增加，培训班的火爆，推动着分数竞争的白热化，什么时候能在欠发达省份推行素质教育，还有待观察。
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人数统计汇总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才十分缺乏，高等教育很不发达，当年的高校毕业生仅有2.1万人。
1952年，教育部决定所有高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当年共录取新生6.6万人。
1965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达到16.4万人。
1966年到1970年，高校没有招收新生。
1971年到197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比例为29∶1，约4.8%。
附：1977年高考录取通知书一份。
在全国人民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大好形势下，经过统一招生，你被录取到我校学习，我们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表示热烈欢迎！
凡我校录取的学生，毕业后都要服从党的需要，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学生来校途中，应提高革命警惕。
新生报到时，必须带户口迁移证和粮油关系转移证及商品供应关系，必须每人一张，要注明原地区停止供应时间，从三月份开始由学校供应。
1978年，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新生当年秋入学。
1979年，全国高考首次统一在7月7—9日三天进行，共有468.5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了28.4万人，录取率为6.1%。
1980年，预选制后，大约只有40%的学生有资格参加高考。
报考本科院校的考生外语成绩按30%计入总分。考试成绩只通知考生本人，不张贴公布。取消考生查阅试卷的规定。当年高考共有333万人报考，共录取28万人。一些省、市、自治区扩大招收自费走读生7000多人。
1981年，理工农医类加考生物，按30%计入总分。当年高考共有259万人报考，共录取28万人。
1982年，共有187万人报考，共录取32万人。
1983年，全国统考时间调整为7月15—17日。当年高考共有167万人报考，共录取39万人。
1984年，全国统一考试时间恢复为7月7—9日。当年高考共有164万人报考，共录取48万人。
一个叫 “马云” 的小伙子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英语专业。
1985年，176万人报考，共录取62万人。
1986年，191万人报考，共录取57万人。
1988年，272万人报考，共录取67万人。
1989年，266万人报考，共录取60万人。 (有人回忆当年录取人数比上年少了很多)
1990年：参加高考人数283万，录取 60万
1991年：参加高考人数296万，录取 62万
1992年：参加高考人数296万，录取 75万
1993年：参加高考人数286万，录取 92万
1994年：参加高考人数251万，录取 90万
1995年：参加高考人数253万，录取 93万
1996年：参加高考人数241万，录取 97万，当年毕业的学生不再由国家”包分配”。
1997年：参加高考人数278万，录取 100万
1998年：参加高考人数320万，录取108万人，“80后”进入大学校园。
1999年：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始自1999年。
按当年统计,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48%.
总体录取率首次突破50%。据说领导们提出了产业化的口号, 后来又否认此事。与此同时, 大部分大学的教师数量,
2000年：参加高考人数375万，录取221万
2001年：参加高考人数454万，录取260万人，这一年开始,
高考取消了年龄限制，25周岁以上公民均可参加高考。
2002年：参加高考人数510万，录取320万人
2003年：参加高考人数613万，录取382万人, 扩招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离开学校,走向社会。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 年, 中国农民工的工资上涨了 80%, 同期大学毕业生的第一份工资没有变化
(尚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这就是扩招的后果之一。
2004年：参加高考人数729万，录取447万人。湖南邵东一个姓王的同学虽然高考只有335分，却顺利进入了贵州师范大学,
她用的名字是"罗彩霞"。也是在这一年, 一名广西考生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必须交纳10万元才能领到录取通知书。
2006年：考生880万，录取530万。一份关于“2006大学生就业力调查”的报告显示，“零工资就业”的人已占被调查者的0.8%左右。
2007年：报考人数超过千万,
计划招生567万人（这与30年前报考人数极其接近），但是现在录取比例已经到了50%
2008年：考生人数达到空前绝后的1050万，高考招生人数也创新高，计划录取599万人，录取比例57%。
2011年：考生人数933万，录取人数675万。
2012年：考生人数915万，录取人数685万。
2013年：考生人数915万，录取人数685万。（这一年，是儿子的高考年，儿子有幸成为685万分之一）
2014年：考生人数939万，录取人数698万。
高考预选——那不能不说的痛（散文）
在我国50多年的高考制度文化发展上，高考预选制度是一个已经消失的历史词语。
当今，我们已经淡忘了那个曾经折磨高考考生的制度，高考预选制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
1981年到1990年参加高考的考生，高考预选制度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段历史不应该遗忘，因为这个制度的实施折射了高考改革某些非理性的特征，梳理这段历史也是一种警示。作为一名高考预选制度的劣败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不能不说一说它带给我们一代有为青年的剧痛。高考预选是一座山，它就横亘在我们前面，实施预选的10年中多少莘莘学子倒在爬山的路途中，他们苦读寒窗十几载，个别甚至仅高中就读过十载，甚至更多，却无缘摸一下高考的大门，就轰然倒下了。没人去统计这10年中，有几百万学子没有参加过高考就含泪离别了心爱的校园。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让千万学子欲哭无泪。
现在，让我们这些过来人看一看高考预选这个摧残千万学子的制度是如何出台的：1977年恢复高考后，因为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为了减少高考工作量。1980年，经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讨论和国务院批准，规定“考生多的省、市、自治区应在统考前进行预选”，按计划招生数的三至五倍，选出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统考。但考虑到各地情况不同，当年是否进行预选，以及预选的具体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确定。确定四川、湖南、湖北、山西等省进行预选试点。1981年全国有13个省、区在统考前进行了预选。这13个省、区基本上都实行预选与高中毕业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预考试题由各省自主命题，考生必须达到各省划定的分数线，才能取得高考报名资格。每年5月，想参加当年高考的考生，必须先报名参加预选考试。未达到预考分数线的考生将“无缘”高考，提前“出局”。
高考预选，1981年正式列入高校招生的政策。预选方法，由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年计划招生人数的三至五倍，参照应届毕业生和往年录取情况，把预选数逐级下达给中学，由中学根据高中毕业考试成绩，结合平时成绩，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预选，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出台高考预选的理由是考生多，录取少，竞争激烈，统考工作量大，考试、评卷工作难以做细，考场舞弊、抬分的现象不断发生，影响高考成绩的准确性。现行的录取办法给高等学校的选择余地小，影响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原则的贯彻，加上一次统考决定取舍，没有同中学的全面考核相结合，影响选拔学生的质量。《关于一九八一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报告》说：它（预选）解决了考生多、工作量过大、考场过于分散的问题。并说，“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改革”。
1981年以后，每年５月，想参加当年高考的考生，必须先报名参加预选考试，如果不幸落选，将不具备参加高考的资格，提前“出局”。举个例子，某地如果计划招生10000人，那么有资格参加高考的考生按5倍的比例，就有5万考生参加高考，如果有8万高中毕业生，那么就有3万考生没有资格参加高考，如果有10万高中毕业生，就有5万高中毕业生被提前淘汰出局。一直到1989年高中会考制度逐步实施以后，高考预选才消失。
实际上，那时中学预选的标准只有一个：考试分数。预选加剧了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万人过独木桥的残酷在高考预选制度实施时显得更为突出。
现在，关于高考预选制度的文献很少，很少有人专门研究高考预选制度实施的影响问题。高考预选是典型的科举考试模型。
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高考公平。高中毕业生还没有参加高考，就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就是说，那个时段的高考录取率是极其有水份的，以“考生多，录取少，竞争激烈，统考工作量大，考试、评卷工作难以做细”为由，使大批的高中生失去了高考的资格，不是以考生为本。
想想也真是残酷：我们那届同学有90%以上的居然连高考考场都没有进过、高考试题都没有见过就被推上了社会。一个普通高中文科班50多名学生分到了4名预选指标，记得预选结果公布后，好几名女生当时就哭了。不少预选落选了的同学觉得自己挺倒霉的：刚恢复高考的那几年，多少水平不如自己的人都参加高考了，偏偏到自己就要先选拔才能参加。我们甚至感慨要早生几年就好了！起码能参加一回高考，即使考不上，一辈子也不后悔，可是制度不给我们这个机会。事实上，我们要晚生几年也好了，大概在八十年代末期，因为高考录取率的增加，各省又相继取消了高考预选制度。就是因为这种预选制度存在了不到十年，所以现在很少人知道它，更不知道在那个岁月，这个制度给多少考生带来了沮丧和失望。
最近，跟本地寿光一老兄闲聊，他是1984年参加的高考，对预选一事毫无记忆，甚至不知道预选这回事。我怀疑他是天外来客，否则怎么可能没有预选就参加了高考，难道寿光是特区？难道他是特殊考生？整个潍坊市都预选，那年我所在的临朐县八中文科分到了4个指标，本班50多个同学只有一人通过了预选，其余3个指标被补习班同学瓜分。当时整个山东省都预选，整个中国都预选，但事实他却真的没有预选就直接参加了高考。这是个特例，是因为该县教育发展滞后，没有及时进行学制改革，该年度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所以补习班的学生都直接参加了高考。不怪他不知道，只是他没受过煎熬。
从那10年走过来的众多学子对高考噩梦般的记忆，不仅是高考，更在于那不合理的高考预选，只有通过预选才能摸到高考的大门。每当我从考试的噩梦中醒来，模糊中都是补习的日子，我参加过三次预选，两次败北，而高考竟然是一次通过。
在通向高考预选的那些日子，晚自习后还要点燃蜡烛学习到深夜。农村高中办学条件差，冬天教室、宿舍都没有可以取暖的炉子，在这样的寒夜中苦读；夏天，教室、宿舍更不会有电风扇，任凭汗流浃背、挥汗如雨，也要刻苦学习。饭菜没有多少营养，头发都熬白了大半，就这样坚持着努力着奋斗者拼搏着，希望能通过高考预选，能够真正参加一次高考。
现在，平心静气地想这个预选制度，是有它的弊端，可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绝对的公平，不能怨制度，只能说自己缺乏实力。最初的高中那两年，学校办学不规范，更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没有想到知识改变命运，导致基础太差，以后的日子只能是通过自己努力，奋力追赶，搭上高考的那班车，改变自己的命运。
文章写罢，胸中块垒愈发沉重，不吐不快，吐了几口，却是淋淋鲜血，我心更痛！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却也付出了最为宝贵的青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八一年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总政治部，国防科委:
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关于一九八一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报告》和《一九八一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政治审查工作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研究执行。
关于一九八一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报告
我部于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九八一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回顾了建国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招生工作的经验，讨论了改进现行的招生制度和办法的问题，拟订了《一九八一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等文件。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会议认为，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在招生工作中也有反映，主要表现在:
(一)在招生数量上的几次大起大落。每当经济冒进的时候，一方面挤教育经费，同时又要教育大干快上，只要求扩大招生，又不给必要的条件，不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结果，一时上去的数量掉了下来，质量也难以保证。
(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片面强调贯彻阶级路线，忽视和降低文化要求。十年浩劫，废除考试，发展到“白卷英雄”这种荒谬绝伦的地步。
(三)政治审查，主要看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查三代”搞“唯成份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动的“血统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粉碎“四人帮”后，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是在不断克服“左”的影响中前进的。一九七七年，在“两个凡是”盛行的情况下，党中央作出了改革招生制度的重大决策，这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关键性的一步。几年来，招生工作成绩很大，现行的招生制度基本上适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考生多，录取少，竞争激烈，统考工作量大，考试、评卷工作难以做细，考场舞弊、评卷抬分的现象不断发生，影响高考成绩的准确性；二，现行的录取办法给高等学校的选择余地较小，影响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原则的贯彻，加上一次统考决定取舍，没有同中学的全面考核相结合，影响选拔学生的质量，也不利于中学生的全面发展。
会议认为，招生制度需要继续改革，但步子要稳妥，要经过试验。
招生制度和办法的改革应有利于选拔人才，有利于促进中学教育，有利于安定团结，并注意节约。一九八一年拟作如下一些改进:
(一)要坚持在统考前进行预选的办法。去年，全国有七个省、自治区进行了预选，效果是好的。它解决了考生多、工作量过大、考场过于分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高等学校选拔人才和中学输送人才结合起来，弥补了一次统考决定取舍的缺陷，从而可以逐步实现以学生在中学的德智体全面情况为重要的录取依据。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改革。为此，应逐步扩大实行预选。从今年起，高中将建立学生档案制度，为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提供德智体三方面的材料。高等学校将注意录取三好学生。为了促使学生加强体育锻炼，今年规定，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今后要逐步做到，凡报考高等学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般应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二)录取时，各省、市、自治区招生部门要给学校一定的选择余地，允许学校在一个分数段内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各院校也要从维护安定团结出发，照顾地方的困难。
(三)鉴于过去政审按考生家庭出身和主要社会关系划分密级已不符合我国目前的阶级状况，拟从今年起，取消对考生划分密级的规定。机、绝密专业招生，由学校根据有关政策和考生的实际情况决定。
(四)为了促进中学语文、数学和外语教学，提高高等学校新生的基础知识水平和外语程度，对考生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外语专业考生的语文成绩)规定了起码的要求，有一门达不到要求的，录取时随下一个分数段分发档案；外语计分比例，今年规定本科按百分之五十计入总分(去年为百分之三十)，专科学校外语成绩是否计入总分，由省、市、自治区决定。
根据中央关于教育是短线，在基建投资方面应给以照顾的精神，考虑到国家对人才的需要和社会的安定，我们认为，今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二十七万四千人必须确保。但在这次会议上，已有二十七个部、委要求减少招生指标六千多人，十四个省、市、自治区要求减少八千多人，共一万四千多人，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发展。减少招生计划人数的主要原因是:有些部委和省市对教育基建投资大幅度压缩，有些院校在国家招生计划外办所谓“自费”走读班、培训班等，挤占了学校的办学条件，校舍紧张。
会议认为，为了千方百计完成招生计划，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应该确保今年招收新生需要的基建投资。高等学校举办的培训班，必须在保证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安排，决不允许冲击国家招生计划。已经办了“自费”走读班的院校，要认真按照国务院国发〔1981〕5号文件(批转吉林省人民政府的报告)，妥善地加以处理。
一九八一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仍按国务院批转的
《一九八○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意见》执行。中等师范学校招生，按一九八○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办好中等师范学校的意见》中关于中师的招生规定执行。
现将会议讨论拟订的《一九八一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和《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政治审查工作的意见》报上。如无不妥，请一并批转下发。
一九八一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
报考青年，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守法纪，热爱劳动，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勤奋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身体健康；未婚；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周岁(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后生)。工作表现好、学习优秀的青年，经所在单位证明，可放宽到二十八周岁(从一九八二年起，报考年龄最大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报考外语院校和专业的考生，年龄不超过二十三周岁(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后生)；报考师范院校外语系(科)的，可放宽到二十五周岁(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后生)。
国家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须经所在单位批准，方能报考。中师和中、小学的公办教师限报师范院校，民办教师不限。
广播电视大学(仅限在职职工)、职工高等学校、农民高等学校等脱产和半脱产学制两年以上的在校学生；
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在校学生以及无正当理由退学的学生(在这些学校毕业后工作满两年的，经批准可以报考专业对口的高等学校)；
一九八○年已被高等学校录取而不服从分配的考生。
报考青年，可向所在的学校或厂矿、机关、企事业单位、公社、街道办事处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查符合报考条件的，报县(区)招生委员会审核批准，发给准考证。
应安排工作而尚未安排的退伍、转业军人，持县(区)民政部门的证明，可直接向所在县(区)招生委员会报名。
报考青年在户口所在县(区)报名。因公集体长期在外省、市、自治区工作的职工及职工的子女，由所在单位同工作所在地点的县(区)招生办公室联系，征得同意，可就地报名借考。考试后由借考的县(区)招生办公室将试卷密封，及时寄给其户口所在省、市、自治区招生办公室评卷、录取。
报考外语院校或系(科)、专业的考生，可以兼报文科。
报名日期，由各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确定公布。
考生报考志愿，可以分别填写重点院校、一般院校各五个学校，每个学校可填写两个系(科)或专业。
已实行预选的省、自治区，应总结经验，继续进行。其它省、市、自治区今年是否进行预选，由本省、市、自治区决定。
预选方法，由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年计划招生人数的三至五倍，参照应届高中毕业生数和往年录取情况，把预选数逐级下达给中学，由中学根据高中毕业考试成绩，结合平时成绩，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预选，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考场必须设在县以上。
全国统一考试定于七月七日至九日举行。
考试科目，文史类(包括外语)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农医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
外语考试，分英、俄、日、法、德、西班牙六个语种，由考生任选一种。
外语成绩，本科按百分之五十计入总分。专科学校是否计入总分，由各省、市、自治区确定。外语计分比例，今后将继续提高。生物成绩，按百分之三十计入总分。
报考外语院校、系(科)、专业的考生，外语除笔试外，应进行口试。笔试成绩全部计入总分，数学成绩作为参考分。从一九八三年起，数学成绩全部计入总分。
民族自治区用本民族语文授课的高等学校或系，由自治区命题、考试和录取，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用本民族语文授课的民族中学毕业生，报考用汉语文授课的高等学校，应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汉语文由教育部另行命题，不翻译，并用汉文答卷；其他各科(包括外语试题的汉语部分)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考生须用本民族文字答卷。在考汉语文的同时，由有关省、自治区决定也可以考少数民族语文，并负责命题；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的考试成绩分别按百分之五十计入总分；但汉语文成绩必须达到及格水平方能录取。
评卷工作，必须由省、市、自治区统一组织，分科集中进行。要正确掌握评分标准，做好登分、复查工作，确保评卷质量。
考试成绩只通知考生本人，不公布。不查卷。
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考生所在单位要如实反映考生的情况，严肃认真地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觉悟、道德品质作出全面鉴定。取消政审划分密级的规定。考生的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有重大问题的，应进行调查，并附证明材料。
各级卫生部门要加强对体检工作的领导，应指定条件较好的县级以上医院承担这项任务。体检人员应正确掌握体检标准，认真负责做好体检工作。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可在统考前对考生进行健康检查。
高考体检标准(包括军事院校招生体检标准)由各地向考生公布。
八、高中应建立学生档案制度
从一九八一年起，中学应对高中新生建立学生档案。中学要如实把学生各学期的操行评语、期末考试成绩，是否是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爱好、特长、社会活动能力，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等记入档案；要把学生健康状况和既往病史，是否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等情况记入健康记录卡片，归入学生档案，供高等学校录取时参考。
录取新生，由各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统一组织。要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录取办法:在政审、体检合格的前提下，从高分到低分分段，参照考生所填志愿顺序，注意相关科目成绩，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各省、市、自治区划分数段时，应给录取院校有一定的选择余地。
考生的语文、数学成绩(报考外语专业的语文成绩)，其中有一门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应随下一个分数段分发档案。对语文、数学成绩的具体要求，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考试情况规定。
报考师范、农林、煤炭、地质、石油等院校的考生不足计划招生人数时，录取分数可适当放宽。
高等学校举办少数民族班，可适当降低分数，招收边疆、山区、牧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高等学校录取学生，对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录取分数。对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面向本省、市、自治区的高等学校，对没有考生达到最低录取分数线的县，可以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择优照顾录取若干名。
对归国华侨青年、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青年，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工作积极、表现突出的学生干部以及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今后要逐步做到，凡报考高等学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般应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全国重点院校、重点军事院校和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一所师范院校第一批录取。
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的招生来源计划，由教育部汇总平衡，下达各省、市、自治区执行。全国重点院校在某些地区如按原订计划录取不能保证质量，允许调整到其它省、市、自治区录取，调整幅度以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为原则。
十一、关于单独或联合招生
艺术、体育院校，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台湾省青年的部分)继续单独或联合招生。招生办法，由文化部、国家体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会同教育部另订。其它院校如自愿单独或联合招生，经教育部批准，可以试验。
十二、招生经费和助学金
高等学校招生经费，由地方教育事业费开支。
考生报名费，每人五角。考生报考时所需的一切费用和录取后的赴校路费等，原则上均由本人自理。路途较远，经济确有困难的，其赴校路费等，国家职工可向本单位申请补助，其他考生由所在单位证明，可向县(区)招生委员会申请补助。工龄五年以上的国家职工，在校学习期间，享受职工助学金；其他学生，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
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新生，九月一日入学；其他高等学校的新生，也应力争在同期入学。
十四、加强招生的宣传教育工作
各地要采用多种形式，加强招生的宣传教育工作。各级新闻单位要积极地宣传招生政策，保证招生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要向广大考生和家长反复说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目前国家还有困难，大学招生数量有限，能上大学的还是少数，而落选的将是绝大多数，决不能说落选的青年都是学习不好，更不能认为所有考不上大学的人就没有光明前途。上大学主要是学好本领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考不上大学，只要自己通过各种途径再接再厉，努力学习，同样可以在祖国的四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出路是广阔的。因此，要教育广大考生从全局出发，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正确对待升学问题。中学应加强对高中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并对学生报考志愿，加以积极的指导，鼓励报考十分重要而又是国家急需培养人才的师范、农林、水利、煤炭、地质、石油等院校，教育学生服从分配。
十五、坚决反对和抵制不正之风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反对和抵制徇私舞弊和“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对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不正之风的人员，要给以支持和表扬；对于捏造罪名，诬陷好人的，要认真查处。招生工作人员(包括院校录取人员)和参加政审、体检的干部、医生，都要坚持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徇私舞弊。群众揭发检举的徇私舞弊和政审、体检中弄虚作假以及“走后门”等事件，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情节恶劣的，应给予纪律处分，直至依法惩办。
为了确保新生质量，新生入学后，学校应认真进行复查，凡不符合条件或有舞弊行为的，取消其入学资格。
各省、市、自治区应成立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由政府负责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吸收纪委、计委、团委、公安、卫生、交通、商业、教育等有关部门和若干高等学校的负责同志参加，充分发挥招生委员会的作用。省、市、自治区高教(教育)厅(局)要
设立学生处或招生办公室，确定必要的编制，配备专职干部。地、县教育局也应适当配备专职干部，负责招生工作。高等学校应把招生工作当作自己的任务，应从各方面积极协同招生办公室做好招生工作。
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规定的精神，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补充规定。
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政治审查工作的意见
改革招生制度以来，高等学校招生的政治审查工作，贯彻了“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效果是好的。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现对高等学校招生政治审查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劳动，遵守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品行端正，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勤奋学习。
有下列问题之一者，不予录取:
有反革命活动或有重大嫌疑，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扰乱社会治安，带头闹事；
直系亲属(考生的父母或抚养者)或主要社会关系(与考生在政治、经济上有直接联系的)因反革命罪行被处死或现被判刑、管制，考生本人对此表现不好；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投机倒把，走私行贿，贪污盗窃。有流氓、偷摸行为的，要从严掌握；确已悔改，表现好的，可以录取。
二、今后，不再划分政审密级。机、绝密专业招生，由学校根据有关政策和考生的实际情况决定。
三、直系亲属在国外或台湾省、香港、澳门等地的考生，应同其他考生一视同仁。
四、从一九八一年开始，中学应对高中新生建立学生档案。要如实记载学生各学期的操行评语、期末考试成绩、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学生干部或三好学生、是否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爱好、特长、社会活动能力、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等。
未被高等学校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其毕业生登记表或档案仍保存在原毕业的中学，或转到本人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公社。以后报考，亦应将上述材料同考生登记表一起报送招生办公室。
五、考生所在的学校、公社、厂矿、企业、机关等基层党组织，要认真负责做好考生的政审工作。
1、要依靠群众，广泛听取意见，实事求是地对考生作出鉴定，如实反映考生的情况。对犯过错误的考生，要如实提供错误情节、处理意见及本人的认识和悔改表现。
2、考生自我鉴定，应实事求是，忠诚老实。组织鉴定要同考生本人见面。
3、考生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或主要社会关系中有重大问题的，必须调查清楚(应有证明材料)，并提供考生的表现等情况。
六、对基层认为不符合录取标准的考生的材料，县、地招生委员会要认真复核，并上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经省、市、自治区审查，确属不符合录取标准，应签署“不宜录取”意见，不再投档。
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要全面地、历史地对待考生的表现，特别是对曾经犯过某些错误的考生，要防止和克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片面性。
八、在政审工作中，凡诬告陷害、弄虚作假者，必须追究；生本人弄虚作假，应取消其入学资格。
“考霸”一词虽然只出现在近年，专门指那些频繁参加某种或多种考试且成绩优异的人，该词被列为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今天正值高考，相信在不到一月之后，各地高考状元等“考霸”就会成为一年一度的热门词汇。然而，“考霸”并非现在才出现，历史上早就有各种“考霸”，尤其是科举制度实行以来，“考霸”其实并不新鲜，可以说历届状元应该就属于“考霸”。而历史上最大的“考霸”该属于谁呢？丁丁认为，伟大的文学家苏轼就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考霸”。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三仙”之一，其他两位分别是曹植和李白，也是中国文学集大成者，不但在诗词方面有伟大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诗词时代，他当属站在中国诗词最顶端的人物之一，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齐名，并称“苏新”，也是与同时代陆游同样伟大的诗人。在诗词之外，苏轼更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而且在文学以外，苏轼同样也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可以说这方面他与唐朝的王维极其相似，都是中国古代不可或缺的全才。
最令人称奇的是，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之外，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怕考试的人，他三次参加大型考试，每次都名列前茅，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以考试改变命运的代表型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考霸”。
第一次参加大型考试是在1056年，当时才21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取得乡贡资格以后，马上赴汴京参加嘉祐二年的礼部会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状元前考试，为殿试作准备，当时的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主考官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当时的考官梅尧臣在看了苏轼的答卷之后，被苏轼的文采镇住了，可谓是气势雄浑，于是，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看罢大为叹赏，本想把此卷列为第一，但他又怀疑此文是弟子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所写，他认为当时参加考试的人中只有曾巩有这样的水平，但为了避嫌，将此卷列是第二。张榜之后才发现此文是苏轼所写，感叹道：“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就这样，苏轼虽然排第二，实际上是第一，也就是说苏轼此文卷实际上是状元卷，现在流传的苏轼状元卷就是这篇文章。苏轼因此而改变命运，从此走上仕途，这次考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皮的一次考试，不但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三位著名的文学大师，除苏轼之外，其弟苏辙、欧阳修的弟子曾巩都榜上有名;
而且，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大思想家、理学前辈也榜上有名，一位是程颢，另一位是张载（二程的表叔）；另外，这次参加榜上有名的人竟然有九位先后官至宰相，最牛的是状元竟然不在以上之列，而是一个叫章衡的人，他在历史上也很牛，出使大辽，比试射箭，随手挽弓，竟然全部命中，惊呆辽国君臣。
然而，苏轼参加考试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止，于公元1060年，即嘉祐五年，苏轼刚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一年后赶上朝廷举行制科考试。不甘心官在人下的苏轼认为改变命运的机会又来了，他毅然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考试结果出来，获得第三等（第一、二等无人，为天和地），进入优秀序列，正是因为这场考试，他的职位自然得到提拔，被授为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兼府学教授。这期间成为苏轼人生的上升期，可谓风华正茂，著名的《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就写在这个期间，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但是，苏轼的考试神奇并非就此结束，公元1065年，即英宗治平二年，也就是苏轼30岁左右之际，刚刚三年任满的苏轼离开凤翔回到京城，授判登闻鼓院之职。这个时候，朝廷举行考试，向全国招秘阁，苏轼又再度报名参加，再次获得三等的上佳成绩，职务再度获得升迁，主管直史馆。可以说这个时候的苏轼通过考试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巅峰，作为文人，不但能够在京师任职，而且在30岁就获得这样的高官（其职相当于现在的正部级高官），可谓前途无量。
然而，或许是太一帆风顺，又或许是太年轻，更或许在政治上不老道，在王安石（当时的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中国历史上又一文学集大成者）主导的变法中，他其实并非反对变法，只是对变法中的一些细节有不同意见，年轻气盛的他，在宋神宗主持的讨论会上不知天高地厚的对一些细节提出质疑，这其实也很正常，但在王安石眼中自然成为阻碍改革的保守派，苏轼在仕途上的厄运从此开始，马上被贬出京城，开始了苏轼命运多舛之路，虽然后来又有回京城任官的的短暂经历，但都是黄花一现，可是，他无论在哪里任职，都竭尽全力为民办实事，在江浙一带至今都有他的许多传说，其实就是他被贬外出任职的一段经历，“东坡堤”、“东坡肉”就是其中与民同欢最具经典的代表，但他从此在官场上不受欢迎，甚至差点遭受杀身之祸，最远贬到海南儋州任职，这在当时，可谓是有去无回的地方，但苏轼很乐观，还能够自嘲“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我们不能不他乐观的人生态度所感动。
可是，无论如何，苏轼通过考试让自己的职位节节攀升的事实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无人可右之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考霸”非他莫属，即使在现在，恐怕也无人能够超越。
杜牧高中进士第五名，全靠佳作《阿房宫赋》
相对于其他朝代的高考学子而言，唐代的高考是最难的，尤其是进士这个专业方向。有句叫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五十岁考上了进士，他还算是进士里面的年轻人。
然而，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杜牧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让他在进士中名列前茅的文章，并不是自己高考当天的作品，而是三年前写就的一篇佳作——《阿房宫赋》。
话说当年高考的时候，负责监考的是朝廷一位名叫崔郾的副部长。考试结束后，包括中书省、尚书省、黄门省在内的相关人员齐聚一起，打算从这些学子之中，为国家选出一些栋梁之材。
然而，就在评卷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阅卷基地来了一位国立大学的老教授，此人名叫吴武陵，是一位早年在朝廷摸爬滚打很多年、且德高望重的学者。
看到吴教授的到来，总监考官崔郾也急忙上前前去迎接。
然而，吴教授大老远的辛苦来到阅卷基地，并不是来参观、考察的，而是特意来向朝廷举荐人才的。
或许你要问，是人才还用举荐吗，自己参加考试不就完了吗？
如果你要是这样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试想一下，就连李白这样举世闻名的大文学家，参加考试都会名落孙山，当时考试的公平性就可想而知了。
吴教授也没有过多的废话，直接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我是来想你举荐人才的！
原来，在太学教书的吴教授，前几天偶然发现，自己的很多学生正在围在一起读一篇文章，自己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位名叫杜牧的青年俊才写的佳作，文章的名字叫做《阿房宫赋》。
吴教授读了没有几句，就被里面的美妙的句子所深深地吸引住了。当即，他的大脑就迅速作出了一个判断——杜牧这个小伙子是个人才！
偏偏吴教授又是一个爱才的老学究，认为这样的人才不应该埋没在民间，应该为国家所用。
经过仔细打听，吴教授得知杜牧正好参加了今年的进士考试，而且这篇佳作还是三年前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
出于爱才的目的，吴教授决定亲自前去过问一下此事。
原本，吴教授认为凭借杜牧的才华，高中状元都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到了那里一问，别说状元了，就连前五名里都没有看到杜牧的影子。
吴教授顿时给气坏了，倔脾气当即就上来了。他拿出杜牧的《阿房宫赋》就开始在大家面前读，边读还边说，如果状元给不了的话，怎么着也得给个探花（第三名）。
然而，崔郾却告诉他，探花的名额已经有人了（内定），改不了了！
吴教授说，那给个第五名也行，总之要让杜牧的名字出现在一甲名单里面。
碍于吴教授的面子，崔郾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当崔郾把内定杜牧为一甲第五名的消息告诉旁人时，有人说杜牧这人太过随意，不适合做官。只见崔郾苦笑着脸说道：“我刚刚已经答应吴教授了，即使杜牧是个卖狗肉的，我也不改了（已许吴君，牧虽屠狗，不能易也）！”
几天之后，高中进士的榜单，在东都洛阳发布，杜牧果然是一甲第五名。
当然，此时的杜牧自然是欣喜若狂的，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小故事。
为了庆祝自己高中榜单，兴高采烈的杜牧还特意作诗一首以示庆贺——《及第后寄长安故人》：“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
【参考文献：《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一》】
又到一年高考时。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再也没有一场考试比高考更 能影响命运的了。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考生而言，能否考上大学与将来“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画等号；至于上世纪90年代的高考生，在市场大潮冲击下，
高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更加多元化，伴随的是大学收费和自主择业；如今，高考已经从能否上大学的竞争变成能否考上名校的竞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 生选择了出国留学。高考见证着社会变迁，也在一代代人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35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将当年高考的记忆冲刷殆尽，但考完最后一场的感受至今刻骨铭心：疲惫！
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我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感到所有的气力已经用尽，心中空了，眼里空了，身体空空如也，一切都陷于空无，甚至连转动一 下眼珠的力量都没有了。对于18岁的人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并非毫无来由，它算是对高中拼命苦读的人生小结。
苦读本身算不了什么，当我们一行6个山里娃，用木棍挑着行李，在路人们惊讶的目光里，汗流浃背地走进县城，步入青州一中的校门时，心中早已经下定了决心：决不再回到大山里去！
首要的问题不在于决心，而在于给养。当时包产到户虽已实行，笼罩在乡村上空的饥饿的阴霾尚未散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馒头，农村的同学只 能从家里自带干粮和咸菜。每次背来的煎饼数量有限，得数着吃，即使发霉了，也不能扔掉，否则一定饿肚子。食堂里有菜，一毛钱一份，那是令人馋涎欲滴的奢侈
品。没有油水的肚子，食量特别大，有时吃超了，还没有熬到下一次回家，就要断粮。有一位姓马的同学，因为断炊，又不好意思开口借，在午饭时便出去拔山葱充 饥，不小心从岩石摔下，将胳臂摔断，成了“郭建光”。
我们每月回山里背一次煎饼，坐不起汽车，又没有自行车，只好步行70多里山路回家，一般需要六七个小时，最怕的是碰上雨雪。一次刚出校门就 开始下雪，我和同村的另一位同学，在雪山上摸爬滚打了11个小时，深夜12点才到了村头，望见自家窗户里煤油灯发出温馨的光芒时，终于松了一口气，两人也
实在撑不住了，坐在雪地里稍事休息，竟然睡着了。在冷颤中苏醒后，才爬起来去叩打大门，半夜出现的雪人让母亲大吃一惊！
崎岖的山路上有时也充满乐趣。我们边走路边背诵历史、地理，互相问答，将那些人名、地名和事件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一位姓李的同学却总是背 不下来，过于紧张的学习使他神经衰弱，夜不能眠。他是我们6人中家庭最为困难的一个，母亲去世了，他从小没有穿过袜子，冬天里的脚总是冻得通红。
我们如此拼命，因为心里有梦：通过高考的大门，转为城市户口，摆脱饥饿人生，吃上白面馒头。那时候的城乡差距，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是九天九 地之上和九天九地之下。感谢1981年夏天的那场高考，使得我们6人中的5个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还荣幸地获得全班第一的好成绩。这个成绩一度令我鼓起
了报北大的勇气，并看好了古典文献专业，可这个念头最终在家人的反对中打消，我最终报考了本省大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过于保守的决定，我的分数进北大绰 绰有余。不过，由于饥饿给人留下的印象过于强烈，“考户口”的动机已经压倒了一切，犯一点保守主义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为社会最底层社会打开了一扇大门，经过这扇门，那群从山里走出的孩子最终成了局长、院长、老总、教授等。可是，眼下 的乡村，考到重点大学的学生日益减少，有的农民还感叹：农民的儿子上了大学，还是当农民，我也在乡下看到过这样的实例。有时难免回忆起当年的高考。与今天
的高考相比，它显得纯朴、简单、干净，没有那么多的加分等。儿子高考时，我突然发现，在儿子那所不错的学校里，如果没有各种名目的加分，单靠裸分已经很难 考入北大清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