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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14日，随着当日《新民报》的发行，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山城重庆，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重庆总统府内，蒋介石一脸阴郁地看着办公桌上摆放的《新民报》，只见报纸上赫然印着一个加粗标题《沁园春·雪》。

蒋介石随即下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紧急会议，一场举世瞩目的笔仗即将拉开帷幕。

蒋介石为什么要为了一首词摆开如此大的阵仗？这背后又有什么来由？

1935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历时两年的万里长征落下帷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虽然在长征过程中，无数优秀的红军将领与士兵先后牺牲，但党最精锐的力量却被保留了下来，中国革命的火焰并未熄灭。

而长征过程中的一切，都被毛主席深深镌刻在心中，创作的欲望已然默默酝酿。

次年2月，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从陕北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此时正值冬季，磅礴大雪将黄土高原层层覆盖，天地间一片苍茫。

毛主席立于山塬之上，此情此景令他动容。

主席索性以这山河为卷，胸中万丈豪情为墨，以大手笔挥洒其间，气势雄浑横亘天地的《沁园春·雪》应运而生。

不过或许由于时局动荡，这篇诗词一直被他雪藏，并未发表。

时间一转眼来到抗战结束。

1945年8月，在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毛主席到重庆“商量和平”事宜后，毛主席以弥天大勇接受这份邀请。

亲赴鸿门宴，打算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对于这个决定，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同仁解释道：

“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毛主席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他向中央建议，他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确保党政机关在缺少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后能够正常运转。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主席这是在安排后事了。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与周恩来等人飞抵重庆，在九龙坡机场无数中外记者的亲眼见证下，一场载入史册的谈判拉开帷幕。

9月6日，应老友柳亚子相邀，毛主席来到重庆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故友柳亚子的寓所作客。

当时柳亚子正在编撰一本《民国诗选》，在他看来，这本诗选倘若没有毛泽东的七律诗《长征》是万万不能的。

在抄录当时民间流传的版本后，柳亚子当面请主席进行校正，主席也兴致勃勃地答应了下来，承诺几日后将校正版送到柳亚子的住处。

但几日后，柳亚子拆开主席的信封，收到的却不是心心念念的《长征》，而是另一首闻所未闻的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柳亚子在疑惑中细细品读这首新词，不觉间便被其展现出的磅礴气势所折服，仿佛看见一道伟岸的身影横亘天地间挥斥方遒。

柳亚子欣喜若狂，随即将《沁园春·雪》抄录给《新民报》副刊编辑吴祖光。

1945年11月4日，《沁园春·雪》得以面世，公开发表到杂志的副刊《西方夜谭》上。

一时间山城轰动，当时重庆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和词50多篇，对《沁园春·雪》赞不绝口。

柳亚子甚至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称“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问题来了，为什么毛主席的作品不在中共的官方报刊《新华日报》上发布，反而转投民间的《新民报》呢？

多年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

当年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在一档节目上揭秘。

阻止《沁园春·雪》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人，其实是周恩来，而他正是新华日报的实际负责人。

那么周总理为什么要阻止《沁园春·雪》的发表呢？

实际上，当周总理读到这首词后，也为其深深折服。

但同样的，周总理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清楚地认识到，这首词气势太过宏大。

倘若发表定是好评如潮，但也会招来国民党的特别关注。

此时的毛主席和周恩来一行人仍处在重庆谈判的旋涡中，作为国民党大本营，山城重庆内暗流涌动。

想对毛主席图谋不轨的势力数不胜数。而周总理此行的任务，正是为此次谈判保驾护航，对期间可能存在的危险进行一一规避。

所以，此时的毛主席一行人就好比是在悬崖峭壁上徘徊，危机重重，只有小心翼翼才能维持局势的平衡。

权衡利弊后，周总理决定低调行事，将发表事宜延后。

1945年10月10日，重庆谈判结束，次日毛主席回到延安。

在主席虎口脱险后，《沁园春·雪》公开发表，果不其然，蒋介石大发雷霆，一场围绕《沁园春·雪》的史无前例的笔仗就此展开。

凭借周总理对局势的把握以及对蒋人性的了解，这次危机才能够有惊无险。

不仅如此，在重庆谈判的过程中，周总理的智慧不止一次发挥了作用。

在毛主席决定前往重庆后，乘坐飞机前往重庆，周总理对安全问题极不放心。

于是，周总理联系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让他与毛主席一行人一同乘坐飞机前往重庆。

这位张治中将军身份十分特殊，一方面他是黄埔系将领中的中流砥柱，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爱将；

但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位没有与我党部队打过仗的国军将领，甚至多次参与到国共双方的和平谈判中，被誉为“和平将军”。

所以面对周总理的要求，张治中欣然接受。

有这么一位国方高层同乘飞机，飞机“失事”的概率大大降低。

到达重庆后，本来是由蒋安排毛主席的住处。

但周总理听说后，认为这无异于将安保事宜拱手让人，自然是觉得这个安排极为不妥。

于是，周总理立刻联系张治中将军，诚恳地向他道明实情：

“我觉得不应该住进蒋先生安排的地方，你看能不能将住处安排到你们家去？”

毛主席在张治中家中的会客厅

张治中通达事理，自然知道周总理此举的含义。

自家宅邸当然比蒋介石安排的住处更安全，且军统特务大概率也不敢来监视。张治中立刻答应下来：

“可以，那我们现在就立刻搬吧。”

寄居张治中家后，周总理没有让张治中为难。

原本张治中派了两个排的兵力守卫宅邸，但周总理看了之后对张治中直言道：

“不行，站岗的卫兵不能用你的保卫，如果站岗用你的人，万一期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你得负责，所以站岗得用宪兵。”

张治中警卫与毛主席警卫合影

什么是宪兵？宪兵就是政府的部队，是负责维持军队纪律，保障军队命令的执行的部队，是名副其实的军队中的警察。

周总理的提议张治中心领神会，连忙将自家守卫全撤了，换成国民党派来的宪兵，这样出了事就是国民政府负责。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十分细致且情商极高。

他既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问题，也顾及张治中的情况，努力不将张治中拉进这滩浑水。

周总理的政治斡旋能力可见一斑，正因如此，他才无愧于新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这一美誉。

这位在重庆谈判中表现活跃的张治中将军，最后也并没有跟老蒋逃到台湾去。

反而是在机缘巧合下投诚我党，留在了大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言归正传，毛主席的一首词，为何让蒋介石如此愤怒？原因如下。

在经过几千年的文化变迁后，“文人为尊”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主流观念，比较经典的一句话便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诗词创作自然成为了统治者的加分项。

而这，正是蒋介石的短板，他只是一个振武学堂毕业的军校生，平时写写日记还行，但让他去吟诗作对可真就难为他了。

可作为他对手的毛主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文化领域同样有极高的成就，轻而易举就把蒋介石比下去了。

毛主席凭借《沁园春·雪》大出风头，蒋自然是无能狂怒。

仔细观察这一事件的始末，其实还有一个疑点。

当初毛主席答应寄给柳亚子的是《长征》，但后来又为什么被替换成《沁园春·雪》呢？

这正是毛主席超强的宣传敏感让他做出的判断。

“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而作为中共在政治宣传上当仁不让的主将，主席非常重视宣传统战工作，也特别善于运用当时有限的宣传手段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直都对新闻媒体进行严格管控。

用特务、驯服的御用文人牢牢控制着人民的口舌，层层武装、戒备森严。

在他们的宣传下，中共被恶意抹黑，被诬陷为“山沟里的土匪”。

所以，当时在国际上，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宣传，加之中共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于农村，对外沟通的管道比较闭塞，外界对于中共的认识还停留在“土匪”这一层面上。

但重庆谈判开始后，这种刻板印象便开始发生逆转。

首先，毛主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力排众议赶赴重庆，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实现全国和平的期待。

这无疑赢得了绝大多数国统区人民群众的好感。

其次，在重庆谈判期间，面对中外记者的采访，毛主席没有怯场，而是展现出领袖风范，谈笑间大气豪迈、挥斥方遒。

而最后一把薪火，则是主席亲自添上，那便是《沁园春·雪》。

相比于诗，词同样是文人喜欢用于表达自身情感、抱负的文学形式。

与《长征》相比，《沁园春·雪》更能表现出毛主席的胸襟与气魄，那种睥睨天下的领袖风范无疑更受广大读者的青睐。

尤其是对于历经十数年抗战洗礼的中国人民，内心无比渴望一位能够重整山河的领袖带领民族走出困境。

当是时，毛主席用一首词，展现了自己的雄心与气概，这么一位文治武功完美结合的领袖，舍他其谁？

不出所料，《沁园春·雪》迎来了好评如潮。

而蒋介石的一番操作，实际上是帮助《沁园春·雪》进行宣传，将这股文化热推向高潮。

在蒋介石的号召下，国民党文人陈布雷组织同僚，以“和词”为借口对《沁园春·雪》进行暗贬。

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宣部还下令到各级党组织，要求人人都以《沁园春》为词牌名进行填词。

试图以数量取胜，将《沁园春·雪》比下去。

当然，中共及民间进步人士方面也毫不示弱。

例如陈毅、郭沫若等人，同样以“和词”为由，在褒扬《沁园春·雪》的同时，对国民党御用文人辛辣讽刺，斥责他们为“为五斗米折腰”的走狗。

陈毅更是直接在和词中直言这些御用文人“尽阿谀独夫 ”、“真根深奴性 ”，“流长蜚短 ，作怪兴妖”。

令人贻笑大方的是，挑来挑去，国民党人写出来的尽是一些平庸之作，萤火之光哪能与皓月争辉？

最终，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以国民党一方的大败而告终。

事后，蒋介石怒骂己方文人：“你们的声音是从腐朽的棺材里发出来的，比打一个大败仗还丢脸！”

经此一役，国统区的中立知识分子对毛主席和共产党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评述道：

“毛泽东写的这首词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清代文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云：

“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

艺术风格是创作者人格的外放。

主席一生潇洒豪放，又有背负山河之志，因而他的作品中总能体现出一种豪放大方、气吞山河的壮阔之美。

一首词的作用能够远超数十篇政治社论带来的效果，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直到今天，《沁园春·雪》这一政治宣传史上奇迹仍值得我们现在人学习。

正如主席在词中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面对外来势力层出不穷的文化渗透，我们更应该追随伟人的足迹，高举文化自信的大旗，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春风化雨般寓教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