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霍元甲生于1868年（同治七年），于1910年遇害去世。他是霍家“迷踪拳”第七代传人。

霍元甲，字俊卿，家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祖籍是河北东光县。霍元甲出生时，霍家已经搬到河北静海县小南河村。父亲霍恩第“迷踪拳”第六代传人，是一位有名的镖师。

霍恩第也是兄弟三人，共有10个儿子，人称“霍家十兄弟”，霍元甲在家族大排行中排老四，从体质就不好，身体素质不行，所以父亲也不让他习武，以免学的不好，有损霍家名声。但是霍元甲没事就偷着学。

在家看父亲教人练武的动作，记住后，就偷偷跑到小树林里练习，霍元甲进步很快，不过没多久就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再次禁止他习武，但是霍元甲只答应父亲不与人比试，不给霍家人丢脸。

1890年，小南河村来了一位武师，寻求切磋技艺，结果弟弟霍元卿不是人家的对手，父亲霍恩第正准备亲自上阵，就在这时，霍元甲跳了出来，父亲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已经与人打了起来。

步步为营、拳拳生风，霍元甲把来人击败，令父亲和师兄弟们刮目相看，从此霍恩第悉心指导霍元甲。

二十多岁的霍元甲在家已娶妻生子，日子过得不算富裕。

1895年，快过年了，霍元甲挑着柴进城卖，结果刚到天津卫，就遇到要收“地皮钱”的街头小混混。霍元甲三下两下就把人撂倒，后面叫来的几十个人一样不是霍元甲的对手。霍元甲的表现被脚行冯老板看在眼里，他买下了所有柴，还邀请霍元甲到脚行工作。

那时候的脚行，实际上就是代替官府管理市面和码头的霸主，脚行里的行头打着管理的名义盘剥脚夫。

来年，霍元甲到脚行工作，他取消了很多勒索百姓的款项，因而得罪了脚行和官府，工作也干不下去了。在天津，他还结识了药栈掌柜农劲荪，农劲荪实际上是被孙中山派到天津活动的，以药铺作为掩护，结交革命志士。

失业后的霍元甲接受农劲荪的邀请，来到怀庆药栈。1900年，霍元甲因不满押解皇粮的镖师李刚欺压小商贩，与其发生争执被捕。李刚实际上是“大刀王五”王子斌北京源顺镖局的人。“大刀王五”由此结识霍元甲，两人都是侠肝义胆之人，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大刀王五”被八国联军枪杀，霍元甲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偷偷将其掩埋，刘鹗撰写碑文。

义和团兴起，他们杀侵略者时，也杀了很多信仰天主教的中国人，霍元甲出面说明，信天主教是“信仰问题”，不一定“叛国”。1901年，俄国大力士来天津挑衅，霍元甲出面不战而胜，从此名声大震，获得了“黄面虎”、“霍大力士”的称号。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霍元甲回到小南河村，他打破祖上“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把“迷踪拳”传授给每一个想学的人，无论男女，无论姓氏，以御外侮。

这其中就有霍元甲的大弟子刘振声，被誉为“铁胳膊”，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到小南河村。由此，刘振声拜霍元甲为师。

1909年，英国大力士奥皮音来上海，扬言要与华人角逐，口气十分轻蔑，第二天见诸报端，舆论甚嚣尘上。陈其美、农劲荪等人准备邀请技击名家，登台与赛，以显黄魂。

霍元甲接到邀请，带着刘振声赶赴上海商讨比武事宜。因为各家拳法都有自己的路数，比如奥皮音他不用足踢，而按照中国人打擂台习惯，手足并用。来回协商，报纸也不时报道。最后商定用摔跤的方式比试，“以身跌于地分胜负”。

上海静安寺路张氏味莼园（张园）内搭建了擂台，到了比武那天，奥皮音爽约没有来，霍元甲、刘振声师徒，以点到为止，与台下观众来了场比武切磋，由此霍元甲名扬上海。之后，他们又与日本人以不损伤为原则进行了切磋。

同年，霍元甲的上海精武体操学校建立，刘振声任助教。霍家“迷踪拳”也开始毫无保留地向社会传播。可惜学校还没有走向正规，霍元甲就于1910年9月去世了，归葬小南河村。

霍元甲去世后，次子霍东阁以及霍元甲的追随者继续发扬“精武”精神。在霍元甲的老家天津成立精武体育会一直是他们的愿望，但是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一直到改革开放后，1990年6月30日，在霍元甲故乡小南河的天津精武体育会才宣告成立。

霍元甲去世的时候才42岁，怎么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影视剧里呈现过，霍元甲与日本人比武，日本人打不过，下毒将其毒死。

还有说霍元甲从小体弱多病，偷学武艺时可能不得其法，落下肺病、咳血。日本人向其推荐了秋野医生，霍元甲服用了秋野的药，结果病情恶化，吐血而亡。精武会的弟子们拿着剩下的药去化验，发现有烂肺成份，要求官府调查，但是官府惧怕日本人不敢出手。

1989年，霍元甲陵园重修，遗骨被拿去化验，查出有砷的成份，证实霍元甲是被毒死的。至于被谁、怎么下的毒？细节已很难查证。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愿意担保，霍元甲就是被日本人毒死的。

英雄霍元甲死因成谜，是一种遗憾，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和弟子们把精武会发扬光大，精神得以传承。

妻子王氏是邻村人，与奔走在外的霍元甲聚少离多，霍元甲又英年早逝，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坚守住一个家，1960年去世，享年91岁。

霍元甲去世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武也许不是无坚不摧的利器，侠却是无往不胜的精神，大侠霍元甲的爱国精神，令人敬佩。霍元甲后人中不少改行行医，后人中玄孙女霍静虹以武术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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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节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

1912年5月，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不久，便设立了农林部，主管全国林业行政事务。

1915年7月，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北洋政府正式下令，规定了以清明节为植树节，指定地点，选择树种，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参加，举行植树节典礼，进行植树活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国民政府举行了植树式。同年4月7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嗣旧历清明植树节应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

以后每年的孙中山逝世纪念日——3月12日即为我国的植树节，以纪念一贯倡导植树造林的孙中山先生。

1979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将每年3月12日定为中国植树节的决议。

植树节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

1912年5月，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不久，便设立了农林部，主管全国林业行政事务。

1915年7月，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北洋政府正式下令，规定了以清明节为植树节，指定地点，选择树种，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参加，举行植树节典礼，进行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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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历史中的蔡元培是怎样的一个人？

　　蔡元培在如今，有着非常光辉的形象，素为世人所敬重。但是，真实历史中的他，像近代史大多数名人一样，还是有着比较复杂的面目的。

　　后世给蔡元培的“人设”，是革命者、教育家、北大校长，是现代学术的守护神，这些定位大体都无问题。我以为，有问题的是，他绝不仅仅只有这些面相。

　　这里面，充满了偶然，也不乏一些黑料。特意提及这点，毫无用心要否定他，而是意在提醒说，社会与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很复杂。我们吹捧一个人，恨不得将人的所有优点都加诸其上，显得多少有点不对头。

　　从其履迹看，蔡元培走上读书之途、革命之路，乃至成为北大校长等等，都有很多偶然因素。他本色是一读书人，是时代的洪流冲击着他一步步前行，一次次“转型”。

　　他出身绍兴，与周作人、秋瑾等同道世代文宦家庭背景不同的是，他出身比较卑微的商人之家。他的祖父是当铺经理，其父只是钱庄老板，兄弟三人数他自小就聪慧好学，其父始有意让他走读书人之路。他以此，5岁入私塾，12岁习八股，17岁中秀才，在给有钱人家做陪读“勤工俭学”的同时，勤奋读书，终于在21岁中举，25岁中进士，并很快被点为翰林。他改变命运的奋斗历程，是非常顺利的，也一度是绍兴乡人口中的励志典范——从知堂日记中，我们得知，小他17岁的周作人，自小就对他大名耳目能详。

　　他是俗称的体制内中人，也是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不是国事的激变，他也不会走上反政府的自送死地之途。1895年，他还在翰林院钻研古诗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他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虽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极度失望，他以请假回乡为由，开始秘密联系同志，逐渐走上推翻满清的志业。

　　虽然，直到民国政府成立，他其实还一直挂着清政府的职衔，领着他们的工资。他实是满清政府内部的“带路党”。

　　而后，因为革命党内部的纷争，他一度很厌倦，“带薪留职”到德、法等国留学，是想安心回到读书人本位，作一名学者的。

　　所以在民元前后，他既以革命家著称，也以学者闻名，写出了中国的第一部伦理学史，开始了最早的红楼梦研究，等等。后来北洋政府邀请他担任北大校长，他私心并非愿意，但是出于和对手争人才的考量，他又义不容辞上任。

　　所以，蔡元培的一生，是勤奋而精进，但在重大的选择上，基本都是被时代催逼而成。看《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他的本意，是想认真而安静地作一名书斋内的读书人的。就个人现实处境而言，他也完全有条件就此安享富贵。

　　他后开走入刀光血影的乱局，实是出于不得已，出自内心的不安，出自良知的驱使，出自救国理想的感召。这其实也是当时大多数革命党人的共同历程。他们这些人，蔡元培也好，鲁迅也好，徐锡麟也好，秋瑾也好，章太炎也要，和太平天国那些人为了不饿死而揭竿而起不同，本身都是出身很好，多“高学历”，多有较好的社会地位之人，完全可以安稳做大老爷，但为了家国民生，就此走上了亡命生涯。

　　大概也因此之故，辛亥革命党人，至少在民国建立以前，大家一起推动革命的心态是比较单纯的，也敢死敢斗，可歌可泣，虽也纷争不断，但多是理念之争，少有权力之斗。

　　历史上的蔡元培，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一副忠厚长者、温文读书人的形象，其实这多少有点误读，或者至少是片面的。

　　在晚清的革命党人之中，蔡元培其实是素以果敢、好斗著称的，邹鲁写同盟会史时直接说他“心狠手辣”。严格说来，蔡元培在作北大校长之前，他的主要身份，其实是国民党早期的特务头子，“黑社会”暗杀团体领袖，杀伐果决，刀口舔血，根本不是儒雅的、温吞的读书人那么简单——他这种形象的反差，倒总让我想起后来的周公。

　　起初，他并非没有想过改良道路，但自从1903年6月的《苏报》以后，他对于满清政府是彻底绝望，自此走向了比多数革命党人还要坚决的武力与暗杀之路。他亲力亲为，成立以江浙人为主体的暗杀组织光复会，并实际参与暗杀与暴动活动。

　　他一直以为，中国革命只有两种道路，一是暴动，一是暗杀。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同盟会内部，作为浙派首领，他的声望和力量，其实是可以与孙中山为首的粤系分庭抗礼的，但他并无权力欲，所以往往功成身退，居身幕后。

　　尽管如此，1925年，孙文病逝以后，在国民党内，他的幕后影响力还是寥寥少数几个人可比的。 比如说，后来蒋中正的上台，就离不开他的扶持。以至于在民国期间，一直有一种较真的说法，说汪精卫民国政府的国父是孙中山，而蒋介石民国政府的国父实质是蔡元培。呵呵。

　　蔡元培一生，并非没有污点。他此生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在于所谓清党，手上沾满上了鲜血。这是他偶也有狰狞残忍的另一个面目。

　　他是史上412清党大杀的主要策划与发起人，相当于行动的领导小组组长。他与彼时的著名文人吴稚晖一起，以国民党元老身份起草了清党决议，发出清党通电，并亲身主持江浙区的清党工作，将该处的基层人员、国民党中的我党、及其国民党左派，一扫而空，杀得人头滚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他疑似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在这起滥杀之中，无数无辜的、相关的两党精英死于非命。比如，他的老友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就是在这次行动中被用尽酷刑，然后被乱刀残忍地砍死的。在最激烈的时候，蔡元培甚至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同僚的柳亚子，也列入了清理的名单。

　　这场杀人行动，在当时，是备受谴责的。周作人是很温和之人，也在1927年4月12日接连发文，抨击“清党”中的残暴行径，以为“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蔡元培最难却其责。

　　所以，从这个行动来看，蔡元培真是一个很矛盾之人。他在历史上，以舍身保护学生著称，但是同时，正如后来他自己也感叹的，曾经的这份清党令，几乎杀完了他所有的好学生。

　　1940年春，矢志抗日、决不妥协的蔡元培，在避居的香港中道病故。

　　他病逝时，烽火连天，抗战方酣，国共的分歧也此起彼伏，但双方都对蔡的去世，极其惋惜，一致给予最高的评价，誉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那时，兵荒马乱，他是灵柩无法回大陆安葬，只好就地暂且安息，下葬在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他在此处的坟墓，我前些年曾专程前往凭吊。傍晚，僻处高坡上，站在千陇万畸的乱坟堆中，心情无比复杂。

　　自1980年代以后，社会各界一直呼吁让蔡先生归骨北大，甚至都计划好了，如所需经费出现困难，有很多校友愿意无偿捐献以助成美事。但北大校方，以燕园范围为文物之由，有倡则拒，是以蔡元培尸骨至今还寂寞孑遗在香港乱坟岗之上。

　　由此，我也常想，蔡元培是否归骨北大，定然无损于蔡先生令名一丝一毫，倒是愈见今日北大精神之褊狭：一个连蔡氏骸骨都容不下的北大，还是一个由蔡先生开创出来的的兼容并包的北大吗？

　　不过，再想想，古人有所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之语，他到底葬身何处，也许真的不是特别重要吧。不管他的尸骨落在哪里，中国人都知道有个蔡元培。而他的精神遗产，也必是无尽之灯，足以代代相续，增益一切善法因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