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重要转变, 最突出的表现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农村发展不充分, 这是制约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使命下, 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动力。以城乡融合实现互利共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 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突破点。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温州的城乡融合状况在全国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温州的城乡融合要面对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 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壁垒, 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 促使城乡经济社会生活协调发展, 缩小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 最终目标是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达成这一目标的难点在于消除城乡间制度性障碍, 突破点是深入推进“三权分置”改革, 宅基地制度改革等, 打通温州城乡要素市场, 使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形成对流, 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着力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并将“乡村振兴战略”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 同时还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是党中央在深刻认识我国城乡关系变化特征、总结中外城乡发展经验基础上, 依照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乡村振兴的清晰脉络, 着眼于当前城乡关系发展实际以及未来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趋势做出的新的顶层设计和重大战略部署, 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清晰的目标和路线。同时, 这也是基于我国当前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这种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模式最突出体现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当前我国农业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 农村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必须加快速度补齐。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就是要按照十九大“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部署,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发展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 使广大乡村最终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目标。

一、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以平均每年上升1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在快速推进,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 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1]。据统计资料显示, 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7.4%, 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1.2%。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掀起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城镇化浪潮, 但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给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城市内部新出现的新的二元结构带来了新的矛盾和挑战。鉴于此,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一) 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是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出路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 城乡差距仍在逐渐加大, 如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仍高达2.72,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倍差也高达2.27。[2]按照2016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8.5%、39.8%、51.6%, [3]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逐年下降, 城乡差距逐步拉大, 落后地区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农村常住人口逐年减少。持续三十多年的农村人口外流使得我国农村大量房屋闲置, 家庭空巢率持续上升, 农村空心化引发的村落凋敝甚至走向消亡令人震惊, 据有关民俗专家指出, 中国“每天有300个村落消失”[4], 传统乡村衰落问题日趋严重;二是农民老龄化问题严重。农村青壮年绝大多数都外出打工, 许多农村地区支撑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全部由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妇女组成, 农村留守人员被形象地描绘为所谓的“386199”部队, 将来农村“谁来种地”的矛盾发人深醒;三是农业副业化现象突出。从全国范围看, 近年来, 除东南沿海及中部一些区位条件好、资源优势突出的局部空间及点位的现代农业发展较快, 西部广大地区更多地存在着小规模面积、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区大量土地无人无力耕种而大面积抛荒现象, 农业更多地变成老人农业和外出打工人员的兼业农业;四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及公共服务提供程度普遍偏低。特别是落后山区农村的基础设施、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 再加上农民的法制意识比较薄弱, 乡村治理滞后, 导致落后地区农村现代文明程度普遍较低;五是农村生态环境严重退化。不少地方的土壤退化、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森林、草地退化导致荒漠化加速发展;乡镇企业监管不严, 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使农村水污染较为严重;农膜、农药、化肥超量使大量农田土壤结构破坏。总之,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已成为“四化”同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

追溯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 一方面受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工农及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格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城乡要素的单向流动和不平等交换机制, 使农业和农村长期以来不间断地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了要素支撑;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农村要素单向度地向城市流动更加突出, 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因此, 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 是解决当前城乡差距大、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出路。

新世纪以来, 从2004年始连续14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三农”, 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城乡统筹, 十八大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 通过各种强农惠农支农富农政策, 加大了城市和工业对农村的反哺和扶持力度, 对推动农村发展、农业增收、农民收入增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近年来, 部分地区农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一些农村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农村服务业, 一些地区开发出农村电子商务、农产品冷链物流业新产业新业态,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 全国大部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明显改善, 精准扶贫使得落后地区贫困农户增强脱贫致富能力, 这表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和条件。但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 当前我国乡村仍处于被动地接受城市发展的带动和辐射的地位, 缺乏从内在激发乡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动力。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并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立足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 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资源要素配置要继续向“三农”倾斜, 通过建立乡村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这就从城乡融合视角把城市、乡村视作一个有机整体, 把乡村与城市都放在平等的发展地位上, 着力于以城乡融合促进和带动乡村振兴,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 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

十九大报告对2020年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两步走”的伟大战略构想, 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指出, 从现在到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就是为了使农业农村现代化能够跟上国家现代化步伐。改革开放以来, 党领导全国人民脱贫致富, 让中国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农村仍然有约一亿贫困人口, 党中央提出了要打赢脱贫攻坚战, 各地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要求, 五年来共稳定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六千多万,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但目前我国农村仍然有约四千万贫困人口, 且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深度贫困农村地区。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脱贫攻坚任务更加艰巨。针对这项艰巨任务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就是通过城乡融合、以城带乡, 敢于打破一切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 助力农村脱贫攻坚,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赋予贫困农民及其从事的产业自主的“造血”功能,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通过推动城乡融合来带动乡村振兴,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三) 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是克服乡村衰退衰落困局的有力举措

站在人类发展历程的高度, 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伴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在现代社会中比重逐步降低的过程, 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乡村凋敝是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 现代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显示, 乡村凋敝不尽然是现代化、城市化的必然代价, 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也曾引发大量人口从乡村的逃离, 致使乡愁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共同情感。一旦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达到一定阶段后, 就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向, 富人下乡、穷人进城成为时代潮流。我国如何能够打破迈向城市化进程所必然导致乡村衰退这一“铁律”, 考量着党和国家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智慧。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我国传统村庄渐趋衰败, 乡村环境破败、人口流出不流入, 乡村一定程度上已被边缘化。城乡发展中涌现出“融不进城市, 回不去的乡村”、无法安放的乡愁等心态和能力双重不平衡下的无奈与彷徨。当前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显示出再继续搞牺牲农村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已不可取。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心。实质上, “振兴”一词, 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乡村的地位与作用, 说明我国乡村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辉煌与成就。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历史上乡村在国家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乡村的繁华与富庶是我国历史上盛世的典型标志, 史书典籍中流传着描写乡村优美田园生活的浪漫诗篇。以城乡融合来促进乡村振兴, 就是要寻找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现实路径, 除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凝聚乡村重建的社会力量, 破解乡村“空心化”的体制性障碍等自身造血功能外, 同时要注重城乡要素在市场化条件下的自由流动和双向互动关系,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进一步推进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融合, 以及城乡在产业、要素和生态保护等方面融合发展, 补短板, 强弱项, 鼓励更多资金、技术和人才向农村地区流动, 最终通过城乡融合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城乡融合状况的实证分析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 温州的城乡融合状况在全国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温州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由于便利的交通和信息现代化手段的普及, 加强了温州各城镇间的相互联系, 使得温州逐渐出现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具有一定范围的城镇群联动发展态势, 温州城乡融合取得一定成效, 在全国具有典型性。但另一方面, 温州农村面积大、地域广, 农业农村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冲刺阶段的难点、短板和关键所在。

(一) 温州城乡融合状况

温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底, 温州市常住人口为917.5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633.1万人[5], 城镇化率达69.0%,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 居全省第三位, 仅次于杭州、宁波之后。在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 温州农村人口继续向城镇转移, 据统计, 2016年全市农村常住户数比上年下降1.0%, 农村常住人口数也下降了0.9%, 农村从业人员397.34万人, 下降2.4%。从数据可以看出, 温州的城镇化水平正在不断提升, 而且这种趋势还将随着城乡融合步伐的加快继续延续下去。

1. 城乡经济实力稳步增强, 城乡收入比相对均衡

2016年温州GDP相比2015年增长了8.4%, 达到5045.40亿元[6], 增速创五年来新高, 综合经济实力仅次于杭州市和宁波市, 连续多年稳居浙江省第三位。据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公布的《2016年温州市城乡居民收支情况》显示, 温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785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5元, 城乡收入比为2.08。这个数字从全国范围来看, 温州的城乡均衡发展程度领跑全国 (2.72) , 但落后于全省 (2.07) , 因为就浙江省内而言, 温州的城乡收入比排名倒数第三, 仅好于丽水 (2.19) 和金华 (2.13) 。

2. 城乡人居环境逐步改善, 城乡社会事业发展迅速

温州近年来推出多项举措, 不断完善城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如在绿化建设方面成效明显, 近年来温州相继获得省级园林城市、省级森林城市、省环保模范城市等称号, 洞头县和泰顺县创成国家级生态县。与此同时, 温州积极开展“三改一拆”工作, 加大对城中村、旧住宅区、旧厂房进行改造, 以及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 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五水共治”工程的开展, 更是拉开了美丽浙南水乡建设的序幕, 近年来完成了对温瑞塘河沿河10个片区污水管网的整治工作, 对中心城区垃圾河、黑臭河的治理取得了明显进展, 促进了城乡人居环境的改善。温州的城乡教育均衡化工程和农民健康工程也在加快推进, 基础教育普及率广泛提高, 广大农民群众基本参加了新型农民合作医疗, 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很大缓解, 城乡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村社保工程也在稳步推进, 建立健全了城乡低保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动态物价补贴等制度, 使得低收入家庭生活有了很大保障。城乡的体育文化基础设施也趋于完善, 多县市区完成了“两馆一中心”建设, 乡镇文化中心、村 (社区) 文化活动室、还有各类公共体育设施和健身点的建成, 满足了城乡居民的基本文化需求。

(二) 温州城乡融合过程中面临的难点与困境

随着温州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与省内其他城市相比, 温州城乡发展的均衡程度在浙江省内的比拼中位居后列, 这与温州自身情况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不无关系, 严重阻碍着城乡融合步伐的加快。

1. 城乡一体规划缺乏, 社区、村镇布局不合理

温州城镇社区的布局设计存在一些问题。据统计, 温州有700多个城乡社区, 其中常住人口数量最多的社区人口数量达到6万余人, 而常住人口数量最少的社区人口只有400多人。[7]社区人口数量的差别太大, 意味着短期内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难度较大。此外, 社区与社区的区域面积的规模也存在较大反差, 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的要素融合和自身发展。此外, 温州村镇布局也存在问题, 土地利用率不高。当前温州村镇建设缺乏规划, 农户多分散居住, 一方面有违一体化目标, 另一方面浪费了优质土地。

2. 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 城市化水平“虚高”

温州是浙江省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 流动人口一个鲜明的特征即不稳定性, 大量不稳定的外来人口支撑起温州所谓的“高城市化水平”, 即城市化水平“虚高”。据统计, 温州2016年城镇化率达到69.0%[5], 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却远低于此, 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相差甚远。目前, 温州城市人口夹杂着大量的农村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 户籍身份上的差异和不稳定, 严重制约了城市消费水平提升和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的发挥。此外,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别, 人口市民化任务艰巨。

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 消费水平亦存在差异

依托于温州的地域经济特点及相应的农村改革、扶贫措施, 温州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一定提升, 达到22985元, 而同期2016年温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785元, 温州城乡收入比2.08, 城乡均衡发展程度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温州人口基数大, 户籍人口有810多万, 其中80%左右为农民, 温州城乡发展差异性依然存在, 大幅度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太容易, 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为明显。此外, 温州地貌山区多、平原少, 发展水平不平衡, 也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 相应地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数据显示, 2016年温州全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0965元,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627元[8], 城乡消费水平仍存在不小差距。

4. 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 人居环境改善有限

多年来, 温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建设力度不足, 政府对于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使得温州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相比较低, 这已然成为温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瓶颈。不尽合理的体制导致了城乡公共资源分配的极不平衡,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足尤其表现在山区农村, 例如文成、泰顺等山区县依旧缺乏优质医疗和教育设施, 存在看病难、教育水平低下等情况。此外, 中心城区居民生产生活环境现状不容乐观。温州的“城中村”现象非常突出, 主城区呈现城乡高度混合的模糊状态, 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混杂, 这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等现实问题。

5. 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城乡就业压力增大

城镇的盲目扩张的代价就是牺牲大量的耕地。温州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 由于大面积征用土地, 导致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形地貌, 导致历史上土地资源紧缺的问题就非常严峻, 加上人口数量大, 温州就业压力明显加大。近年来温州的社会闲置人员日益增多, 闲置人员除每年的应届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军人等, 还包括一部分的农村失地农民。另一方面, 由于每年大量涌入的外来务工人员, 更是抢占了温州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 使得本地居民就业受到一定限制。应届毕业生、失地农民、外来人员这三类人员使得温州的就业岗位明显不足。加之部分人员的劳动技能较低, 文化素质不高, 这类人群的就业更是艰难。

6. 生态环境污染, 可持续发展难度加大

温州是著名的浙南水乡, 以山水秀丽和发达的民营经济闻名国内外。但近几十年来, 随着工业污水的违法排放, 以及居民生活垃圾的不良处理, 主城区及部分乡镇有数条供水河道、湖泊水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目前市区内河水质一直以“劣V类” (即污染程度已超过V类的水) 为主, 近年来没有明显得到改善, 塘河水系也不容乐观。位于温州飞云江干流中游河段的珊溪水库, 总库容为18.24亿立方米, 被称为温州“大水缸”, 是当前温州居民的主要生活用水来源。生活用水来源的单一也存在很大隐患, 一旦珊溪水库这个水源被破坏亦或是干旱缺水, 温州人民的用水问题将受到极大挑战。另外,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 私营小企业以及家庭小作坊居多的发展模式, 再加上经过几十年城镇化的迅猛发展, 温州成为浙江省城市人口以及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 也使得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排放量随之增加, 对家庭手工作坊的监管不到位更是使得生态环境被肆意破坏, 给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一些工厂直接将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气污水直接排入生态系统, 同时居民的生活垃圾也直接进入生态系统, 诸如此类的现象层出不穷, 造成了当地的河水、空气与土地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 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严重影响了温州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以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城乡发展关系上强调城乡融合, 是基于“城乡融合”发展更加强调城乡地位平等下的互惠共生关系, 更加强调城乡空间上的共融关系, 更加强调城乡要素在市场化条件下的自由流动和双向互动关系, 比之前的“城乡统筹”发展层次更高, 最终目标是要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强力支撑,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本保证,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这二十字方针是相互联系、互相统一的有机整体, 系统概括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总要求, 统一于乡村振兴的整个过程。目前温州在向城乡融合迈进过程中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但仍没打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格局, 城乡居民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层面依旧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 在社会地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依旧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以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当务之急是要打破城乡户籍壁垒, 深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 深入推进“三权分置”改革, 推动制度改革以消除城乡间制度性障碍, 促进城乡要素融合, 从城乡两端全面激活资源, 进一步释放出制度潜能。

(一) 继续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消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

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时期, 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社会格局的最深烙印, 现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 亟待进行改革。针对当前温州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尚不平衡的现状, 为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的瓶颈性障碍, 统筹温州城乡均衡发展, 亟需温州地方政府先行先试, 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根据国务院于2014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国发[2014]25号) [9], 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2015]42号) 等文件精神, 温州于2016年正式出台了《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规定在2016年11月30日前, 全市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划分以及由此派生的自理口粮户口等各种户口类型, 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并全面放开温州两市五县落户限制。下一步还需要加快居住证制度全覆盖, 推进相关领域配套改革, 加快解决依附在二元户籍制度上的城乡差别和政策限制, 基本消除因农业、非农业等户口性质原因产生的待遇差距, 还原户籍本来的社会管理功能[10], 从而提升户籍制度改革效果。

(二) 深化农村土地及要素市场改革, 促进城乡要素的融合

2011年底, 温州市正式被批准成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在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多个重要领域进行了试验探索, 为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提供了实践基础。2016年, 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定下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强调要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新时代要继续围绕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及产权制度改革, 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尽快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新一轮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保护农户的承包权,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非法剥夺或限制农户的土地承包权, 同时放活土地经营权, 保障农民有稳定的经营预期, 从而实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通过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承包地退出改革、宅基地退出改革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动力机制, 为乡村区域从城市带来动力强劲的社会资本, 激活农村要素与城市资本下乡间的高效对接, 通过土地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同时, 全面深化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和抵 (质) 押融资平台和交易品种, 推进股权质押融资平台实质性运行, 扩大信用贷款、政银保合作贷款和农房抵押贷款业务规模, 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村集体股权抵押质押贷款, 有效解决农村资金总体短缺、金融抑制的矛盾, 盘活农村集体资产, 进一步扭转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基本生产要素持续大规模由乡到城单向流动趋势, 促进城乡资源平等公平地自由交换。

(三)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及新业态

农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也是逐步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就近就业的核心因素, 乡村振兴必需依托于产业兴旺, 这样乡村发展才能有动力、有载体。实现农业产业兴旺就要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 不能让农业成为依靠高补贴存活的产业部门。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就需要加快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和区位环境等综合因素,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围绕“合作社+企业”“公司+合作社”“公司+农户”及“互联网+农业”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及新业态, 一是要大力发展大中型农业机械为主的劳动替代型农业技术以及水肥药节约型的转基因育种农业技术;二要大力发展与当地资源相一致的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及乡村旅游业等;三要大力发展以村域经济和乡域经济为基础的县域经济, 扶持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 集体经济、土地信托等, 加强联合体建设, 延长农产品为主的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真正使农村产业兴旺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有学者指出:“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有更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要有基于适度规模的新的产业构成和经营方式, 要有效培育成长乡村旅游、康养农业、创意农业、农业电商等新的业态;要打造更优美的乡村空间形态和更高质量的社会公共服务, 要创建更优质的生态环境和实现更好的文化传承”。[11]只有充分利用农村各类资源,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层面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进一步促进农业转型及乡村产业升级, 使农民生活富裕, 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农民生活富裕的标志是货币收入增长带来的购买力强大, 而其支撑力则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 即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归根结底还需要产业带动, 才能最终促进乡村振兴。

(四) 加强绿色生态环境保护, 强化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本质上并不冲突,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生态宜居内涵着环境、村容、设施建设等在内的乡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宜居的综合表现, 农村生态宜居包括排放减量、景观怡人、密度适宜、交通便捷等要素, 其衡量指标应该包括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公共安全度、资源承载度、环境优美度、生活便宜度等在内的理想模式。这就要求保护与合理利用乡村一切自然和技术资源, 切实推进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使人、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本地生产力, 充分保护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 最大化体现居民的幸福感, 把乡村建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生的宜居宜业田园综合体。因此, 切实改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短期化增长模式, 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中的突出矛盾, 切实开展乡村生态环境治理,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的长效机制, 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构建绿色生态环境新的发展引擎, 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这就需要在保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基础上, 环保部门要高频率、不定时开展乡村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乡镇企业要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低污染、少能源消耗的产业, 对排污净化设施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同时要发挥NGO组织致力于保护乡村环境的的作用;乡村居民也应树立环境保护意识,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只有政府导向、自主参与和社会合作三位一体共同携手形成合力, 推进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融合发展, 从而使乡村生态文明得到有效保护。从具体举措来看, 要加大“五水共治”投入力度, 针对温州水污染现状, 要深入推进污水治理, 重点整治黑臭河和垃圾河, 深入推进大气防治, 保护生态湿地, 从而创建宜居的美丽浙南水乡。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基于对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重大战略判断, 是指导今后“三农”工作发展的重大方针。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城镇化发展的助力推动,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也必须以乡村振兴为前提条件。基于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的不充分, 除上述路径外, 还需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 进一步整合和合理优化村庄布局, 以县为基本单元, 根据产业和人口趋势变化, 大力推进我国“空心村”、传统民居及老旧院落改造提升, 加快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和空间重塑, 合理配置村庄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此外, 秉持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因素, 乡风是维系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和载体, 要强调乡村的教化价值, 保留乡土文化的根, 构建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模式, 最终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作者简介： 付翠莲, 女,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 政治学博士,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乡村治理。 (浙江温州325035) ;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利益博弈的农民集体行动及乡村治理研究” (15BSH072);

来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