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恐怖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表现形式有哪些?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2022 年 09 期

  关键词:康德/ 目的论/ 判断力/ 二律背反/ 有机体/

  摘要:康德目的论判断力二律背反既参与了前两《批判》的过渡,又涉及了机械论与目的论之争,但“判断力二律背反是什么”却围绕着两个构成性的原则和两个调节性的准则,组合了四种不同的解读,其解决策略同样众说纷纭,成为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的论述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回顾评论者们在解读该二律背反中的各种立场;第二,根据康德,确立了五个“什么是判断力二律背反”的可能的条件;第三,基于这些条件重述该二律背反的四个命题,并通过分析这些命题的主词及相关原理来澄清该二律背反的冲突。

  有两样东西曾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一是大卫·休谟的怀疑论(4:260)①,二则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②(12:257)。后者的重要意义被解释为既构成了批判哲学的基本拱石,也开启了康德从处女作之思到批判哲学的完竣。③

  令人困惑的是,康德在第三《批判》目的论(§61-68)提出了有机体的机械论和目的论的双重解释后,发现用更高的原则统一这两种解释,就会形成相互冲突的二律背反(§69-78),但康德并未直接指明它是什么及何以导致。这接近批判尾声的二律背反的界定及其解决竟更富争议,并在学界形成了以下四种典型的解读:

  1)早期的大多数评论者认为是两个构成性原则之间的冲突;

  2)后来的“新正统派”则解读为两个调节性准则之间的冲突;

  3)这一冲突源于人们对主观的调节性准则与客观的构成性原则的混淆;

  4)它是判断力的一个构成性原则与一个调节性准则之间的冲突。④

  我们把康德文本与康德研究之间形成的犬牙交错的解读称为“判断力二律背反之谜”。

  我们在限定并重述判断力的二律背反之后,倾向于解读2)的结论,但在两个方面进行可能的纠正和推进:第一,解读2)认为,该二律背反发生于康德的两个调节性准则的原命题之间;我们认为,若不对这两个原命题加以修改,它们将不会产生直接冲突,甚至还无法构成二律背反。第二,上述几种解读并未明确回答为何康德这一对二律背反有着两种表现形式。我们指出,两个稍加修改的构成性的原则和调节性的准则,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两个语义相似、能够产生真正冲突的调节性准则。我们在区分原命题主词的不同涵义后,有望揭晓判断力的二律背反之谜。

  一、判断力二律背反之谜

  康德在此之前提出并解决了多种二律背反,而判断力二律背反连界定(遑论解决)也充满疑谜。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围绕着§70中判断力的两个调节性的准则(正题与反题)和构成性的原则(正题与反题)展开:

  :物质性事物及其形式的一切产生都必须被评判为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就可能的。

  :物质性自然的一些产品不能被评判为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就可能的(它们的评判要求一个完全不同的因果性法则,亦即终极因的法则)。

  :物质性事物的一切产生都是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就可能的。

  :物质性事物的一些产生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是不可能的。(5:387)

  问题在于:一方面,康德指出,和是理性立法的冲突,而非判断力的二律背反;另一方面,康德又断言和“事实上根本不包含任何矛盾”(5:387),似乎也一同否认了它们的背反性。康德的模棱两可的表述,造成了判断力二律背反的下述四种分歧。

  1.它是两个构成性原则之间的冲突。“构成性解读”的早期代表E.卡西尔(Ernst Cassirer)、E.阿迪克斯(Erich Adickes)等人认为,康德主张的两个调节性准则之间只有判断力二律背反的“表面现象”(Anschein)(5:389),而不存在真正的冲突,便由此推定该二律背反出自构成性的原则之间。⑤H.E.阿利森(Henry Edward Allison)为此辩护,认为这些冲突的准则涉及了本体论承诺,即把机械解释视为单一而充分的解释策略,预设了自然的所有现象既可用机械论术语来解释,且实际上也都机械地产生;与之相应,若某些现象(如有机体)需要采取不同的评判方式,则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只是出于我们的信念。这两种情况若无先验批判的指引,就易于发生从方法论向本体论层面的滑动,而滑向本体论层面就会产生冲突(在“可能性”的两种解释之间)。因此,该二律背反被表述为:(独断的)机械论者和(独断的)目的论者在自然研究策略上的冲突。⑥虽然“调节性解读”从上世纪90年代就逐渐成为了“新正统派”,但最近N.哈密德(Nabeel Hamid)仍支持老派观点,认为目的论判断力二律背反乃是在判断有机体时,认识能力的相互矛盾的主张参与到经验法则的探索而发生了冲突。虽然(知性对自然的关切)和(理性对自然的关切)以不同的认识能力为依据时,会产生自然的辩证论和不可避免的幻相,但只要揭示反思性与规定性判断的混乱,则不会发生冲突。真正的二律背反发生于和之间,因为它即便是理性立法的冲突,但却是判断力在追求客观知识的过程中便发挥了规定性的作用而引起的。⑦

  2.它是与上述针锋相对的“调节性解读”。开启该主张的P.麦克劳克林(Peter McLaughlin)提出了“构成性解读”的三个反对意见,其中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意见表明,被康德认为不存在冲突的两个准则(和)根本没有得到调和,反而被表述为一种直接的冲突。⑧他也反对以K.费舍尔(Kuno Fischer)为代表的评论者把该二律背反视为规定性判断与反思性判断之间的冲突,因为这种让和符合康德对二律背反描述的做法纯属是人为的,而且还把“机械论”错误地等同于“纯然机械法则”。他还反对一些评论者为了解释从《纯粹理性批判》以来似乎改变了含义的因果性,将因果性范畴降级为仅仅是调节性的准则。他通过区分康德的“机械论”和“因果性”的含义,分析了和中包含的所谓“必要准则”,主张和不能产生二律背反所包含的两个准则和,从而认为仅当两个相互冲突的调节性的准则“不可或缺”时,才会造成判断力的二律背反。⑨E.沃特金斯(Eric Watkins)通过回应两种挑战(其一是§70的文本措辞,其二是对调节性原则的可能的证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捍卫了“调节性解读”。⑩A.哈佩尔(Aaron Halper)进一步探究了造成这对二律背反的原因,即和中不能被还原为理性对系统性的关切(因目的论不是合规律性的,故不能还原为理性的关切),所以造成了二律背反。(11)贺磊通过分析和中“可能性”的歧义,将之分别修改为“解释”和“可理解的”,澄清了该二律背反,(12)但却是在忽视主词的差异下达成的(见本文第三部分)。

  3.它是对判断力的调节性准则与构成性原则的混淆。M.匡福德(Marcel Quarfood)持有一种中间立场,认为上述解读1和解读2均有一定道理。他建议通过采纳两种解释的优点并避免其缺陷的方式,承认二律背反产生于两个调节性的准则之间,但他把准则限定为具有辩证论倾向的构成性的(本体论的)原则,即认为该二律背反发生在具有构成性的调节性准则的RC(regulative as constitutive)之间。所以目的论判断力的二律背反是混淆了真正的调节性准则与虚假的构成性原则所致。(13)

  4.它是规定性判断力的构成性原则和反思判断力的调节性准则之间的冲突。这种解读有两个层面:(1)上述的一种原则与一种准则之间的冲突,即机械论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被解释为构成性原则,而在《判断力批判》中却被作为调节性准则,认为两种解释形成了二律背反。(2)上述的两种原则与两种准则之间的冲突,即当人们试图统一自然的经验规律的差异时,将两种主观的反思判断力的调节性准则与两种客观的规定性判断力的构成性原则相混淆,从而出现了二律背反。虽然学者们更支持后者(即M.匡福德的路线),但又认为即便区分了混淆,也不足以解决上述“构成性解读”和“调节性解读”现有的冲突。(14)

  显然,上述无一观点可为终结性的解读,而且还使“判断力二律背反是什么”卷入了更大的谜团之中。为此,有必要转换一条提问和解释的思路,首先通过康德的文本与解释者们提供的线索,澄清“判断力二律背反”所是的可能性条件,而后再来看它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解决。

  二、什么是判断力的二律背反?

  在本应给出明确答复的§69(标题为“什么是判断力的二律背反”),康德虽排除规定性的判断力,却未直接采纳反思性的判断力,在§70中似乎还否定了这两种判断力。面对模棱两可的康德文本,以及如此错综复杂的康德文本解读,与其预估“判断力的二律背反是什么”,不如确立“什么是判断力二律背反”。(15)因此,我们拟从后者探寻判定该二律背反的接近于充分条件的若干准绳。

  首先,判断力二律背反真的存在吗?因为康德先后给出、但又随即否认了全部两对二律背反,这似乎表明根本就没有什么判断力的二律背反。自黑格尔和叔本华的批评之后,康德哲学的论述形式常被认为是一种“知识体系均齐论”(16),或康德本人干脆就是“建筑术的精神病患者”(17)。若考虑康德在第三《批判》§57附释2中仅仅列出了纯粹理性的全部三种、但却不含判断力二律背反的论述,似乎还能支持上述论断。然而,康德在表面上否认两种二律背反之后的§71,又开始了“解决的准备”,且有8节(§71-78)之多。若该二律背反并不存在,康德既无理由枉费他年近七旬的年齿,更无理由把本是批判的目的论变成一种独断的目的论。

  根据康德,心灵的三种能力会发生三种二律背反。他首先明确了审美判断力会在感性应用中发生“鉴赏的二律背反”(§56-57),我们本可类比,目的论判断力就会在知性和理性应用中发生一种“目的论的二律背反”,结果却是“判断力的二律背反”。这最后的二律背反回答的是“某物(如有机体)应当如何被我们判断”的问题,尽管这只作为“自律”(Autonomie)而发生在自己主观的考虑之中;换言之,这类判断力不是把某物通过范畴“归摄”(subsumieren)到普遍的客观规律之下的能力,而只是在主观上“寻求”(finden)概念或理念的能力。于是,康德不得不接续始于1755年的“幼虫之间”(1:230),以及前批判晚期的“生命”的两种原则之思。彼时康德虽更认同生物的有机体研究方式(2:329-332),但为避免走向物活论和唯物论,他只是匆匆地划开了物质与非物质原则的界限。当康德在第三《批判》论及“鸟的身体”(5:360)、“一棵树”(5:371)、“一根草茎”(5:378,400)、“一条蛆虫”(5:411)时,可能会被误以为是含混了机械论与目的论的批判的界限。实际上,康德是想通过生物的机械与目的的双重解释,来揭示这些特殊的自然对象被还原为某种单一的解释后,而必然面临的理性的不同关切的解释准则之间的冲突。因为另外两种高级认识能力(知性和理性)都会提供各自的准则,但这两者又都可作研究生物的经验性法则之用。(18)此外,目的论中包含的冲突还被认为既可划清生物学和各种形而上学的界限,又避免生物学落入唯物论的窠臼。(19)由此可见,判断力的二律背反不但应该存在,还确实在批判哲学与生物学的诞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次,判断力二律背反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贺磊列出了三个条件:1)判断力没有可用的客观原则,而必须按自己的准则反思对象;2)判断力在此情形下拥有两条必然的准则;3)这两条准则互相矛盾。(20)但通过已被康德表面上否认的和表明,上述条件并不充分或仍成问题。现在,我们继续考察关键的§69及以下几节。

  康德先解释了“判断力的二律背反不是什么”,即因规定性的判断力不是“自律”(Autonomie),在原则上“不可能与自身陷入不一致”(5:385),他在§78中也承认,客观有效的“他律”反而能无冲突地协调两种原则(5:413),所以不会发生二律背反。反之,他又肯定地解释,反思性的判断力是基于主观原则(准则)的自律,即自己充当自己的原则(5:385)。由于康德认为只有两类判断力(规定的、反思的),则该二律背反就只能属于反思性的判断力(兼及机械论原理和目的论原理)。(21)根据上述康德的限定,我们可以推定一个重要条件:(a)判断力二律背反仅发生于反思判断力的准则之间。

  接着,康德进一步界说了在反思性的判断力中发生二律背反的特征:

  反思性的判断力有自己的准则,确切地说是为了认识经验中的自然法则所必要的准则,以便凭借这些准则来达到概念,……在反思性的判断力的这些必要的准则之间,就有可能发生一种冲突,因而发生一种二律背反,在它之上就建立起一种辩证论,当两个相互冲突的准则中的每一个都在认识能力的本性中有自己的根据时,这种辩证论就可以被称为一种自然的辩证论和一种不可避免的幻相……(5:385-386)

  虽然,康德并不明确承认上述解释指涉判断力的二律背反,但他表明这“有可能”发生冲突并造成二律背反,却无论如何都基于这一前提条件:(b)它是为了认识经验中的自然法则所必要的准则。换言之,它排除了仅仅运用规定性的判断力,通过普遍的先天法则去归摄特殊的自然对象,即否认仅仅通过纯粹知性概念去先天地认识自然。

  此外,由于它是借助反思判断力(由特殊寻求普遍的能力),这些特殊的自然对象不是为了达到知性概念,因为知性概念无需通过反思就能够先天地去归摄对象;与之相对,它们是为了达到理性概念。但这些经验对象毕竟又作为显象,因而必须设想它们同时也受制于知性概念。于是,两种准则都不可或缺地成为“必要准则”,进而构成这样一个条件:(c)它在知性和理性中都有一个必要的准则。

  康德在§70中指出,发生二律背反的形式当且仅当“这两种准则看起来不能相互并存,因而就凸显出一种辩证论”(5:386-387)。如何既要使两种准则“不能相互并存”而形成真正的冲突,又要使它们只是“看起来”如此以便可以解决?这两个背反的准则凸显的是辩证论,而辩证论是用无条件者的必然的理性把两者结合成一致性(Bxx),表示它还涉及一种超出逻辑对立的统一性,为此康德专门区分了“辩证的对立”和“逻辑的对立”,指出前者比后者表述了更多的东西(B532)。通过这些区分,我们就可厘清并给定一个条件:(d)两命题之间只是“看起来”的辩证的冲突,而非逻辑上的矛盾。

  康德在§69-70中,并未直接表述二律背反与有机体的关系。直到“解决的准备”(§71)及之后,康德才指出,引发反思判断力冲突的经验对象是有机体(5:388-391)。此外,沃特金斯甚至认为,正是有机体促使了康德写成“目的论判断力”。(22)一些评论者也指出,康德在评判特殊的有机体时,才会产生二律背反,它表达为一种机械解释方式与目的论解释方式的冲突形式。(23)因此,康德及其研究者表明,有机体的评判自身就包含着判断力的二律背反。这使原文颇有争议的命题的主词取得了一个限制性的条件:(e)这些命题的主词都指涉有机体。

  综上,我们首先论证了判断力二律背反真实存在;其次,根据康德文本得出了发生判断力二律背反的五个可能的条件。根据上述条件,判断力的二律背反可表述为:我们在评判特殊的有机体时,知性和理性同时要求我们从一个看似独断的认识准则出发,而就在这两种必要准则之间形成的辩证的冲突。应该说,康德的四个原命题并没有完全涵盖上述限定性条件,这为我们穿透判断力二律背反之谜,修改其暧昧不明的原命题,并最终澄清或解决该二律背反带来了契机。

  三、判断力二律背反的解决

  康德在前两《批判》中提出的二律背反,都给予了“解决”或“消除”,第三《批判》的鉴赏的二律背反也仅在§57中就得到了解决,我们本可相信,凭借康德丰富的解决经验,此二律背反必将以更短的篇幅得到解决。然而,康德不但提出了它的两种二律背反,还只做出了“解决的准备”(§71)。这要么暗示它们并未真正解决,要么其“解决”绝非一节所能完成。条件(d)表明,它只是“看起来”的冲突,即意味着必能得到解决。

  康德对这“似乎不能并存”的和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他认为中“按照纯然(bloβ)机械的法则”,并不是“惟有(allein)按照机械论法则”,表明了还可以按照目的因法则进行反思。接着,康德又弱化了判断的模态,把中的“必须被评判为”修改成“应当尽我所能……来反思”,也为中的目的因的法则留下了余地(5:387-388)。于是,根据康德和就可以是和:

  :物质性事物及其形式的一切产生都应该尽我所能地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来反思。

  :物质性自然的一些产品还不得不按照终极因的法则来反思。

  经过康德的修改,他认为和没有真正的冲突,但它毕竟又形成了有待解决的二律背反。既然二律背反存在,且是调节性准则之间的冲突,它是如何看似不是二律背反的呢?

  实际上,中“物质性自然的一些产品”和中“物质性事物及其形式的一切产生”本就是不同的主词。首先,“物质性事物”(materielle Dinge)指涉外感官对象的具体的经验对象(2:320-327)。而“物质性自然”(materielle Natur)则是一切有广延的、外感官的事物的原则或总体(4:467;8:159)。其中前者是具体(部分)的自然事物,后者则是自然事物的总称(整体)。有机体恰好具有这种二元性,它既是部分通过整体才可能的,又是整体规定所有部分才可能的(5:373)。它既可被评判为偶然的物质性事物,又可以被评判为有意起作用的自然整体。由此,“有机体”就因涵盖两者的特征而成为它们共同的主词,并满足条件(e),当我们以两个准则来反思特殊的有机体时,就会发生真正的二律背反:

  :有机体应该尽我所能地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来反思。

  :有机体不得不按照终极因的法则来反思。

  关于和之冲突的解决,潜在于有机体的概念中。这可通过区分其主词属性的“产生”(Erzeugung)和“产品”(Producte)得到消解。因为当被问及“某物产生如何可能”时,仅涉及某物“产生”过程的表象。在经验的第二类比中,继起的B发生于先行的知觉状态A之后,康德虽肯定存在(并悬置)某个A,不问“必然的A是什么”(无涉本体论承诺),而只问“偶然的B如何被产生”,其回答也仅仅涉及知性在应用于感官对象上的纯然机械法则。然而,“产品”则涉及物自身的可能性(本体论承诺),就自然整体而言仿佛是有意的存在者,必须通过理性上溯终极因的联结(5:372),所以单独一种机械因果解释“根本不够”(5:413),还须诉诸目的因。在中,有机体虽是在更高的原则下被视为必然的,但毕竟基于经验性法则,因而对知性来说是“偶然的”(5:179-180),就认识而言,它被牢牢限制在知性范围内。但在中,知性涉及了本体论承诺,诉诸“秩序”和“统一性”,并“有意地引向知性的一个必然的目的”(5:187),即是诉诸理性的原则。由于它们满足了条件(c),则可反过来,通过区分上述主词的不同属性而消除冲突:

  :有机体(一切偶然产生)应该尽我所能地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来反思。

  :有机体(作为仿佛有意的产品)还不得不按照终极因的法则来反思。

  其次,由于和的两个命题相互矛盾而必有一错(5:387),因不满足条件(d),就不能是判断力二律背反。但它毕竟又具有一些二律背反的表现,则依据条件(a),和必然包含着反思判断力的要素。于是,这些规定性原则的命题可重述为真正的判断力二律背反:

  :有机体的一切产生是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来反思的。

  :有机体的一些产生不是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来反思的。

  和拥有恰好满足其互否的谓词,凭借主词中“一切”和“一些”的差异就可澄清这一冲突。由于它们看起来是真包含关系(因而会部分地发生冲突),可以推定“一切”和“一些”必非同一属性。因而要解决冲突,只需要区分它们指代的不同属性。

  根据康德在正式版“导言”中的区分,为了知性在自然认识中具有统一性,必须假定有两种知性:一是涉及普遍的自然法则所根据的“我们的知性”,二是涉及特殊经验法则通过类比而假定的“直观知性”(5:180,401-402)。康德认为,在自然研究中,特殊的经验性法则只是偶然的,但一种“直观的知性”又需要将之反思为必然的(5:183-184)。通过这一区分,它们则是已包含调节性特征的构成性原则(实为调节性准则):

  :有机体的一切(被我们的知性评判为偶然的)产生都是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来反思的。

  :有机体的一些(被直观知性评判为必然的)产生都不是按照纯然机械的法则反思的。

  至此,和的冲突就得到了澄清,且在语义上与和已相差无几。此时,我们已经通过两组命题澄清了有机体何以既可能、又不可能被评判为按照机械法则来反思。现在,除了区分这些命题的主词,还可通过澄清目的论与机械论的关系来进一步解决该二律背反的冲突。

  首先,康德排除了用机械解释替代目的解释(5:374),继而又排除了仅仅根据意图起作用而取代机械作用(5:414),以表示任何一者不可被另一者替代。康德虽将其机械因果性、作用因、“效果的联系”的解释评判为偶然的、盲目的、不够的,但也并不拒斥有机体的机械解释。事实上,康德只反对“纯然”、“仅仅”用机械法则做解释,比如除了躯体的“原因”(Ursache)(5:377)或“起源(Ursprung)的因果性”(5:369),其余的情形“反倒是要求尽人们所能去遵循它”(5:369)。这表明,目的论只能在机械论的不逮之域范导地提供纯机械解释所缺失的必然、有意的解释。康德在“辩证论”的最后一节(§78)也表明,最终的解决策略是两种自然观的“结合”(Vereinigung)。

  其次,康德又在结合的策略中排除了规定性的判断力的结合。按照规定性的判断力的要求,以纯然机械论来解释,就不允许目的论推导;反之,以目的论做解释,也不能再以机械论推导。归根结底,这种判断力的结合方式是做出“解释”(Erklrung),而“解释”就要求根据一个原则进行推导及清晰地陈述。康德发现,对于包含两个异质原则的自然事物,最多能被指明,而不能有确定的认识(5:411-413)。因为无法对两种原则做出一种“解释”,也就无法通过规定的判断力来结合。

  最后,康德只剩下一种反思性判断力的结合方式。他用于推导机械论和目的论的一个共同原则——超感性的东西——虽无法“解释”,但毕竟可在反思判断力中做“讨论”(Errterung),使其推导是“可理解的”(verstndlich)。康德假定了“超感性基底—目的—手段”的完整的自然认识序列,即先由“超感性基底”这一更高引导原则作保障,再将机械论作为手段而隶属于目的论,这样不仅多出了一条目的论的原则,也并未剥夺机械论的本真的解释效力。康德认为这一策略消除了机械论和目的论准则之间的冲突。反思判断力通过“自律”去规约它自身(为它自己立法),把两种本来在客观上异质的原则变为在主观上同质的准则,从而启发、引导我们保留不同的认识特殊的自然的准则。于是,该二律背反的表面冲突,就在我们自由协调的评判准则及主观的完整认识序列中得到了结合。

  虽然沃特金斯认为,以往通过诉诸直观知性概念、主张并非一切事物都能被客观解释、使得机械论从属于目的论的三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该二律背反。(24)有学者也为该二律背反的彻底解决提供了三个充分的标准(须将自然产物的目的论判断解释为必然判断、非经验判断和特殊判断),(25)无疑提出了比“澄清”更为艰深的任务。然而,正如麦克劳克林看到的,除黑格尔外,其他评论者都认为“澄清”即是解决。(26)而且根据上文第二部分的分析,以及康德认为的它只是有待解开的辩证的幻相和骗术(5:386),都表明“澄清”与康德的解决计划更加吻合。

  就判断力而言,它与知性和理性虽同为高级认识能力,却不像知性和理性分别拥有自己的领地(自然和自由);但是,只有这无领地的判断力,作为两个领地的沟通者,才使它同时诉诸知性和理性,并同时做好审视二者的必要准备,防止一种判断力的独断和僭妄,进而获得对特殊自然的完整认识。

  关于有机体,怀特海将之视为17世纪以降统治西方的“精神一物质”二元论思想体系的致命弱点。(27)康德的有机体概念本就具有多重二元性(5:370,372,376),其判断力的二律背反的提出和澄清,可能为这“致命弱点”找到了一个常被忽视但却异常重要的突破口。康德通过一种独特的“目的机械论”(teleomechanism)(28),既揭示了有机体和生命现象(区别于一般物理现象)的独特性,为一门自主的生物科学提供了前景,也坚持生命原则超越于自然法则(而是目的论原则),赋予了生命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意义。

  感谢《世界哲学》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几处论证和细节给出的中肯建议。

  ①康德引文格式除《纯粹理性批判》用第一、二版边码(A/B)表示,其余均以科学院版《康德全集》(Akademie-Ausgabe:Kants Gesammelte Schrifien)分卷及页码(m:n)表示。康德译文参见:《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为了统一术语,本文将中译的“二论背反”(Antinomie)均作“二律背反”。

  ③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235—245页。

  (12)参见贺磊:《论目的论判断力的二律背反》,《哲学动态》2019年第5期。

  (15)这两种提问方式可做如下区分:当问及“X是什么”,乃是问“X事实上是什么”;当问及“什么是X”,则是问“X应该是什么”。(参见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3页)

  (16)卡斯拉:《康德〈判断力批判〉解义》,韦卓民:《韦卓民全集(第四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517页。

  (20)参见贺磊:《论目的论判断力的二律背反》,《哲学动态》2019年第5期。

  (27)参见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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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英语课程(8-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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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梦幻未来(Fantastic Futures!)”课程可为8-9岁学生提供在厄平汉姆学校生活和学习的机会。在为期一周的课程期间,学生们从不同的角度详细研究一个关键问题,包括各种人文学科和科学观点。

对于对历史、文学或其他艺术感兴趣的学生,这门课程将帮助他们了解复杂的思维模式,并介绍批判性思维学习方法。这将与学生们所希望的所有课外活动趣味保持完美平衡!

科学往往是各个学校要求很高的科目,所以,对于希望巩固自身理解或在同龄人中领先一步的学生来说,STEM探索(Discover STEM)课程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课程。

为期一周的课程费用为1495英镑起。报名参加数周课程可享受折扣。

学生须缴付定金,以预定初级暑期学校的入学资格;每周课程定金为395英镑。我们欢迎学生报名参加1周、2周、3周、4周、5周或6周的课程。平均课程参与时间为2至3周。

剩余费用应在开课前90天内缴清。

此外,我们很高兴以的形式为2022年暑期课程提供更多灵活性。

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课程信息,并在线申请:

13-18岁的暑期学校

我们的牛津暑期学校是我们开办时间最长的暑期学校,并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了在牛津生活和学习的机会。我们的剑桥暑期学校和美国耶鲁暑期学校也同样开放报名;这两所学校都可提供同样卓越的ORA学习体验。

我们的课程主要专注于学术发展,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课外活动和短途旅行。我们的课程将安排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院住宿——给学生们真正真实的名校体验,并激励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每年暑假,我们都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前来参加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暑期学校拥有来自170多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因此,我们的暑期学校拥有全球最多样化的学习环境!

学生们可以选择英语课程来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或者选择职业体验课程来获得未来的洞察体验,学习如何在商业、医学、法律、工程等领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事业,此外,还可以选择其他学术课程,从而在他们可能会特别喜欢或希望深入了解的领域获得更多经验。

每门课程为期两周;同时,我们也欢迎学生延长课程时间,以充分利用牛津、剑桥或耶鲁的优质学习条件。

我们面向13-18岁学生的暑期学校在9个不同的暑期中心举报。其中包括:

–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

– 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院

– 牛津大学乔维特·沃克学院

– 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

– 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

– 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

如希望进一步了解各个中心,请访问:

请观看我们学校的视频,听一听我们暑期学校以前学生的心声:

物种拯救(Racing Extinction):气候、政治和全球领导力峰会(牛津)

保护地球上的生命,以代表小组的形式开展合作,针对人类所面临的一些最具挑战性问题制定各种解决方案。“峰会”将向学生展示如何在气候科学、政治、法律和领导力等领域携手合作,避免物种灭绝。

电影学院(Film Academy) – 镜头下的牛津(牛津)

在牛津大学拍摄、编辑和放映学生自己制作的短片。牛津大学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几个场景的取景地;学生们将可亲身体验电影制作过程,进一步加深对电影制作和数字的了解。

13-15岁学生的课程

商业、创新和创业精神探索(牛津和剑桥)

“商业探索”课程将为学生提供商业、金融和市场营销的广泛介绍。这个课程可让学生获得创新和成功启动和管理自己企业的技能。最重要的是,学生可培养成为一名具有开创性的企业家的必要思维。

 工程技术探索(牛津和剑桥)

 “工程技术探索”课程课程将全面介绍工程和技术领域令人兴奋的各种职业机会。学生将可探索民用、机械、生物医学和航空航天工程领域,同时还可调查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太空旅行等新兴技术应用。

 医学和实验心理学探索(牛津和剑桥)

 “医学和实验心理学探索”课程可为学生提供关于人体和心理的广泛知识。通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专注探索,学生将可发现成为一名成功医生、护士或心理学家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英语非母语课程(牛津和剑桥)

 培养强大的英语语法、句法、发音和口语运用技能,精通英语的听说读写。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并建立基础,以支持卓越的英语阅读和写作技能,为申请英语大学做好充分准备。

 创意艺术探索(牛津和剑桥)

 加入这个充满趣味且令人兴奋的旅程,进入社会媒体和创意艺术的世界。在实践创作技巧的过程中,学生将探索写作、摄影和新闻报道,并通过博客、社交媒体和播客等新兴技术找到自己的“声音”,进而表达自己,影响读者。

16-18岁学生的课程

 “未来医疗(Curing the Future)”课程可让学生接触医学领域的众多职业,获取独特的简介,了解医学院的申请过程。

 法律、政治和经济课程(牛津)

 研究法律、政治和经济三者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在其法律事业上迈出第一步。此课程以相关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为重点,通过法律案例研究及其对人权、全球化、恐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源获取等问题的伦理影响,促进讨论和辩论。

 设计未来(Designing Tomorrow):工程、机器人和技术(牛津、剑桥和耶鲁)

 “设计未来(Designing Tomorrow)”课程将向学生介绍正在塑造未来的新兴技术。本课程可帮助学生在工程原理和相关领域打下良好的基础,激励学生迎接未来的重大挑战;课程内容涵盖从替代能源到先进的机器人等领域。16-18岁学生的课程安排牛津和剑桥;15-18岁学生的课程安排在耶鲁。

 哲学、文学和现代史(牛津)

 学生可参与辩论和分析存在、真、美和伦理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深入了解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观念,探索最著名的文学作品。

 发明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商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牛津、剑桥和耶鲁)

 “发明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课程可让学生获得各种技能、工具和思维,以进行未来的创新和创造。学生将全面沉浸在商业原则,创新方法和创业思维中,从而孵化出新的想法,并加速将其发展成为可创造价值的业务。16-18岁学生的课程安排牛津和剑桥;15-18岁学生的课程安排在耶鲁。

 创意艺术(牛津、剑桥和耶鲁)

 学生将探索充满活力和引人入胜的创意艺术世界,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写作、摄影和新闻技能。这门独特的课程可将经典的创意写作技能与新兴技术相结合,大幅提升学生在博客、播客和数字设计方面的能力。16-18岁学生的课程安排牛津和剑桥;15-18岁学生的课程安排在耶鲁。

英语非母语课程(牛津和剑桥)

 培养强大的英语语法、句法、发音和口语运用技能,精通英语的听说读写。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并夯实基础,以支持卓越的英语阅读和写作技能,为申请英语大学做好充分准备。

 雅思考试准备课程(牛津)

 我们在牛津的雅思考试准备课程暑期学校可帮助学生在雅思考试的每个部分都发挥最大潜能!通过我们的雅思考试准备课程,学生可获得应试所需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以高分通过各个考试部分。

 实验心理学(牛津)

 加入我们的实验心理学课程,成为人类心理方面的专家。深入研究大脑的运作,探索心理障碍和童年依恋等问题如何影响个人未来等各种课程。学生可设计自己的调查,与专家建立人际联系,探索人类心理学实验的伦理。

 建筑与设计(牛津)

 在世界上最丰富的艺术和建筑场所实现自己的设计理念。学生将学习应用建筑学的核心原则,包括规划、设计和空间制图,快速成为世界级的建筑师。

 SAT考试准备课程(牛津)

我们为期两周的SAT考试准备暑期学校课程将在牛津大学校园内举办,帮助学生充分备考,脱颖而出。学生们将了解SAT考试的结构和设计,以及数学和基于证据的阅读和写作等核心原则,获得至关重要的高分技巧。

 数学课程(牛津)

通过介绍现代数学的几个不同方面来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和对数字的好奇心。学生将学习算术、几何、图论、逻辑、计算机科学和博弈论等重要但又失趣味的思想。

法律与审判辩护学院(耶鲁)

 全面介绍法律理论和实践。本课程将通过法律案例研究和模拟审判模拟来培养学生,使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和论证能力。课程面向15-18岁学生;课程地点在耶鲁。

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课程设置信息,并在线申请:

我们面向13-18岁学生开设的暑期学校为期两周。具体日期如下。

 牛津和剑桥暑期学校:

第1期课程:2022年7月31日 – 8月13日(仅限牛津)

所有为期两周课程的价格为5495英镑;而为期两周的英语非母语课程的价格为2995英镑。报名参加更长期限的课程可享受折扣。

为了确认注册,每两周课程需要缴纳995英镑不可退款的预付款。

其余费用应在所预定课程开始前90天内缴清。欢迎学生参加Oxford Royale Academy两周以上的课程——许多学生会预定两期或更多的连续课程,并参加Oxford Royale Academy四周或更长时间的课程。

最受欢迎的选择是在牛津和剑桥分别参与两周的课程,体验这两个英国城市的独特文化。

点击以下链接查阅我们面向13-18岁学生的课程的完整列表:/courses/

牛津成人暑期学校(19岁及以上)

在我们屡获殊荣的牛津成人暑期学校参加我们2022年暑期课程。走进牛津举世闻名的大学学府,将这里作为您的新家,并开始一段即将改变您的职业生涯的旅程。

您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建立人际联系,并有机会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牛津大学学习、就餐和体验校园生活与文化。

在著名的牛津大学图书馆阅读和工作,仰望万灵学院的哥特式塔,追随历史上最杰出思想家的脚步。沉浸在牛津的历史氛围中,并从这座有着800年学习传统的顶尖城市中获得灵感。

这个独特的经历将改变您的一生。在Oxford Royale Academy,您将接受专业导师的指导;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处于领军地位,并且将以他们的经验和对学科的热情激励您前行。本课程所有活动都在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大学的环境中进行。

全球商业、管理和金融课程

在这个充满颠覆性且影响深远的全球变革时期,要成为推动创新的新一代商业领袖,就必须培养所需的技能,拓展视野。通过与思想领袖和实践家的互动,学生将可重新评估金融、运营和营销方面的新兴趋势,构建未来可持续的全球业务。

现代世界和职场通用英语课程

培养强大的英语语法、句法、发音和口语运用技能,精通英语的听说读写。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并夯实基础,以支持卓越的英语阅读和写作技能,为申请英语大学做好充分准备。

国际医学研究与实践I:基础课程

参加医学暑期学校,为成功申请医学院做充分准备,同时探索各种极具吸引力的职业道路。学生将可身临其境并动手操作,获得对前沿医学研究的深刻见解,同时通过医学模拟活动来实践临床和实验室技能。

通过浸入式和动手操作的课程,探索机械、电气、化学、土木和结构工程领域的全新发展,帮助学生启动其工程职业生涯。这不仅是一门技术课程,还将帮助学生实践各种创新和创造性方法,使学生能够创建工程解决方案,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心理与行为科学

在令人神往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领域找到您的职业道路,进行原始研究,设计调查,辩论伦理问题,并探索社会心理学的新发展。您可以选择“心理研究模块”和“认知模块”这两个沉浸式模块中的一个或两个模块,以获得个性化体验,强化您的技能,促进您的未来发展。

国际医学研究与实践II: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Practitioner)”课程专为有志于提高临床技能和增长知识的严谨型医学专业学生而设计,帮助学生了解影响医学研究和实践的前沿创新。课程重点评估和介绍临床研究、医学伦理和生物技术的新趋势,探索人工智能、机器人手术和远程医疗的发展,为帮助学生为未来的医学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21世纪的国际法与政治

学生可沉浸在充满挑战和激动人心的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世界中,培养技能,以领导有意义的变革。本课程聚焦于国际政治如何影响各个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实体,提供具有启发性的介绍,涵盖人权、武装冲突、资源获取、环境和经济事务。

沉浸在引人入胜的故事创作艺术中,重点专注于为小说、思辨小说、戏剧和诗歌。“创意写作”不仅是一门技术性课程,还能通过接触现代反乌托邦小说、科幻小说、莎士比亚戏剧以及济慈、柯勒律治和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自信心。

发现“英语诗人”,深入其中,沉浸在全球最伟大的剧作家和人类状态思想家的思想和作品世界之中。学生将可深入了解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十四行诗,提高自己的文学和表演分析技能,体验“我命由我不由天(It is not in the stars to hold our destiny but in ourselves”)的豪情(“恺撒大帝”)。

富丽堂皇的宅邸和乡村花园

回顾英国5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分析乡村住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同时探索各种艺术、建筑和花园。学生们将以历史悠久的庄园、宅邸和花园为课堂,完成自己的研究,调查乡村住宅的多学科历史。

为期两周的课程费用为2995英镑起。申请者须缴纳预付款,以确保课程席位;课程费用为995英镑起。

如希望了解更多关于19岁以上学生课程的信息并在线申请,请点击此处:

在线牛津暑期学校(13-18岁)

您现在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在线牛津暑期学校,在舒适的家中体验ORA暑期学校的魔力。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建立联系,畅享我们在国际上富有盛名的卓越学习体验。学生可从一系列的课程中选择,为他们的未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一些专为当今年轻人量身定制的最具竞争力领域课程。

13-15岁学生的课程:

16-18岁学生的课程:

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全球领导力

第1周:2022年6月6日星期一

第2周:2022年6月13日星期一

第3周: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

第4周:2022年6月27日星期一

第5周:2022年7月4日星期一

第6周:2022年7月11日星期一

第7周:2022年7月18日星期一

第8周: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

第9周:2022年8月1日星期一

第10周:2022年8月8日星期一

 请注意,并非所有课程都在所有课程周内开放;请查看每个课程的具体日期。

为期一周的课程费用为1095英镑起,在报名时全额支付,以确认课程预定。

 如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在线牛津暑期学校的信息,请点击:

外交部网站5日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通过列举事实和专家观点,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希望美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

外交部发布的双语全文如下:
二、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
(一)制度痼疾积重难返
1、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
2、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
3、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
4、选举规则缺陷损害公平正义
5、民主制度失灵引发信任危机
(二)民主实践乱象丛
5、“言论自由”名不副实
(三)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
1、“颜色革命”危害地区和国家稳定
2、强推所谓民主造成人道悲剧
3、滥用制裁破坏国际规则
4、“民主灯塔”招致全球批评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
美国民主制度是美国一国实践的结果,具有独特性,不具普遍性,更远非尽善尽美。但长期以来,美国无视自身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民主实践的不足,自诩为“民主样板”,频频打着民主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发动对外战争,引发地区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
本报告旨在通过列举事实和专家观点,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希望美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这既有利于美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如果没有哪个国家试图垄断民主标准,没有哪个国家试图把本国政治制度强加于人,没有哪个国家试图把民主当作工具打压别国,各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民主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本意是“人民统治”、“主权在民”。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民主迄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涵盖了从古代雅典公民直接民主政府到现代代议制政府等多种形式,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宣传品,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做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要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能够做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相统一。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绝不是真正的民主。
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是由外部少数人来指手画脚。
世界上没有哪一套民主制度是完美的,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进程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性和民族性,都有自身独特价值。国际社会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就民主问题进行交流对话,共同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二、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
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有其进步性,政党制、代议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定和革新。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对此予以积极评价。《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废奴运动、民权运动、平权运动等成为了美国民主进程中的亮点。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更是脍炙人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变,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金钱政治、身份政治、政党对立、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愈演愈烈,民主制度的功能出现衰退。
美国还以民主为名频频干涉他国内政,引发地区国家政局动荡和民不聊生,破坏世界和平稳定和各国社会安定。美国和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在问,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吗?世界需要对美国的民主情况作深入检视,美国自己也需要好好反躬自省。
(一)制度痼疾积重难返
美国一贯以“山巅之城”、“民主灯塔”自称,标榜其自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一套为保障民主自由而生的政治体制。然而,民主这一理念同今天的美国已经貌合神离。从金钱政治到精英统治,从政治极化到制度失灵,美式民主已身染沉疴。
1、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
美式民主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富人游戏”,与人民民主有着本质区别。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克·汉纳这样形容美国政治:“在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后再看,金钱依旧是美国政治的“硬通货”,而且作用更无可替代。以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为例,此次选举总支出高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2倍和2008年的3倍,被称为“史上最烧钱的大选”。其中,总统选举花费再创历史纪录,达到66亿美元;国会选举花销超过70亿美元。
美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金钱政治贯穿美国选举、立法、施政的所有环节,实际上限制了民众的参政权利,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已经转变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口袋里有足够多资本的人才能享受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金钱政治越来越成为美国社会难以根除的一颗“毒瘤”,成为美国民主的莫大讽刺。
一位美国联邦参议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认为美国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美国国会”。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而大企业、少数富人以及利益集团出手更加阔绰,成为选举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些所谓“民意代表”成功当选后,往往为其背后的金主服务,化身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为普通民众发声。
2020年3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出版《系统:谁操纵它,我们如何修复它》一书。该书认为,过去40多年,美国的政治系统被极少一部分人操控。政治献金几乎被视为“合法的贿赂”,让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2018年中期选举中,巨额政治献金占到了竞选资金的40%以上,这些巨额资金主要来自占美国总人口0.01%的富豪。金钱政治和游说团体正在扭曲美国普通民众发声的渠道,绝大多数人表达真实意愿的声音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盖过了。这些寡头又用手中的权力来充实自己的财富,而普通民众的利益则被抛诸脑后。
2020年9月23日,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修·史蒂芬森在接受“今日哈佛法律”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廉政方面绝不是世界领袖,游说、政治献金等做法在其他国家被认为是腐败,但在美国不仅被允许,还受宪法法律保护。
2、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国家,“多元政治”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精英们把持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统治地位,操控国家机器,制定规章制度,把握舆论风向,主导商业公司,行使各种特权,等等。特别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共和两党轮流“坐庄”分享国家权力,多党制名存实亡。普通选民把选票投给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等于浪费投票机会,只能在两党推出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驴象之争”背景下,两党始终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狭小范围。对于普通选民而言,选举时召之即来,选举后挥之即去,大多数人都只是选举游戏的“群众演员”,“民治”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很难有所体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美国是“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民主”,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贾拉拉贾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表示,美国目前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总统选举的全国范围初选完全受富人、名人、媒体和利益集团的操纵,民众投票支持的总统参选人往往不真正代表民意。
3、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专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中指出,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现象,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有太多的制衡,以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时甚至寸步难行。这是一种可被称为“否决制”的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否决制”变成了通往政治僵局的“灵丹妙药”。
美国民主程序分散、冗长,存在大量否决点,个别否决行为即可影响体系行动,所谓“相互制衡蕴涵纠偏能力”的预设在实际操作中日益走样。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两党诉求大相径庭,共识不断压缩,甚至出现“最自由的共和党人也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大大右倾”的极端状况,对立制约已成家常便饭,“否决政治”成为政治生态,“我办不成事也不能让你办成”蔚然成风。
华盛顿的政客关注的是保住党派利益,国家发展的宏图伟略早已抛诸脑后。否决对手会加强自身阵营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加强又迅速巩固自身阵营支持力量,美国两党痴迷于“否决”,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政府效能被弱化、公正法治被践踏、发展进步被迟滞、社会分裂被放大。当今美国,“我是美国人”正渐次被“我是共和党人”“我是民主党人”所替代,“身份政治”“部落政治”向美社会各层面恶性传导加剧“否决政治”。
2021年10月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德国、韩国等17个发达经济体所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被视为政治极化最严重国家,9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不同党派的支持者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近六成美国受访者认为民众不仅在政策领域意见相左,在基本事实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
韩国庆熙大学政治学教授徐正健指出,美国政治两极化愈演愈烈,依靠选举推进改革的民主主义自净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美国国会参议院陷入“冗长辩论”议事程序陷阱,不能发挥立法应对社会变化的代议机构作用。
4、选举规则缺陷损害公平正义
美国总统选举遵循古老的选举人团制度,总统和副总统并非由选民直接选出,而是由选举人团投票决定。美国现有选举人票538张,赢得超过一半选举人票(270张)的候选人即当选总统。这种选举制度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当选总统可能无法赢得多数普选票,代表性不足;二是具体选举规则由各州自行决定,易发生乱象;三是“赢者通吃”制度加剧各州地位不平等、各党地位不平等,造成巨大选票浪费并抑制投票率,深蓝州、深红州选民往往遭忽视,摇摆州获得相对非对称重要性,成为两党竞相拉拢的对象。
美国历史出现过5次赢得了全国普选票却输掉总统选举的情况。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获得6298万多张普选票,得票率45.9%。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6585万多张普选票,得票率48%。特朗普虽然输掉普选票,但赢得304张选举人票,希拉里仅获得227张选举人票,特朗普以选举人票数优势当选总统。
美国民众公认的选举制度另一大弊病是“杰利蝾螈”。1812年,马萨诸塞州州长杰利为谋求本党利益,签署法案将州内一个选区划成类似蝾螈的极不规则形状。这种做法后被称为“杰利蝾螈”,即指通过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帮助本党赢得尽可能多的议席,巩固优势地位。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后按“各选区人口大致相等”原则并结合人口变化情况重新划分选区。美国宪法将划分选区的权力赋予各州立法机构,为州议会多数党“杰利蝾螈”提供操作空间。“杰利蝾螈”主要靠两种操作,一是“集中”,即尽可能将反对党选民集中划入少数特定选区,牺牲这些选区以换取其他选区绝对安全;二是“打散”,即将反对党选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拆分划入周边不同选区,从而稀释反对党选票。
民主党主政的俄勒冈州于2021年9月27日在全美率先完成选区重新划分,民主党牢牢控制的选区由原来的2个增至4个,“摇摆选区”由2个减至1个,这意味着该党可凭借57%的实际选民占比,控制该州83%的国会选区。反之,共和党控制的得克萨斯州于今年10月25日确定新的选区划分,牢牢控制的选区由原来的22个增至24个,“摇摆选区”由原来的6个减为1个,共和党可凭借52.1%的实际选民占比,占据该州65%的国会众议院席位。
2021年8月YouGov舆观调查网民调显示,仅16%选民认为本州能够公平划分选区,44%认为不能,其余40%表示不确定。随着美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均竭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杰利蝾螈”成为不二选择。
民主党的“超级代表”制度也阻碍选举公平。“超级代表”由民主党主要领袖、全国委员会成员、参议院和众议院所有民主党议员、民主党现任州长组成,提前“内定”产生,其投票意向完全根据个人喜好和党内高层意志,无法反映民意。《国会山报》政治专家马克·普洛特金撰文表示,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党内初选中的“超级代表”制度既不公正也非民主。这样的“精英做法”应该立即被废除。
5、民主制度失灵引发信任危机
美式民主如同好莱坞刻意布置的场景,展现的都是精心打造的人设,台前大喊人民、背后大搞交易,党同伐异、金钱政治、否决政治根本不能带来民众所希望的高质量治理。美国民众对美国政治愈发反感,对美式民主愈发消极。
2020年10月,美国盖洛普民调公司调查显示,对总统选举非常有信心的美国受访者比例仅有19%,创下自2004年以来该调查的最低纪录。11月,《华尔街日报》网站指出,在2020年大选中,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到20年来最低点。
根据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只有16%的美国人表示民主运作良好或非常好,45%的美国人认为民主运作不正常,而另外38%的美国人认为民主运作得不太良好。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仅有20%的美国人一直或多数时候都信任联邦政府。
2021年5月,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撰文指出,在2020年大选结束后,美国全部50个州认证选举结果,但仍有77%的共和党选民以选票欺诈为由质疑拜登当选总统的合法性。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9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民调显示,5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正在遭受攻击”,52%认为选举没有或很少反映民意,51%认为未来几年美国官员可能因本党败选而推翻选举结果。
2021年,皮尤对16个发达经济体的1.6万人和2500名美国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7%的国际受访者和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
(二)民主实践乱象丛生
美国民主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制度设计等结构性层面,更体现在其实践中。美国不是民主的优等生,更遑论“民主典范”。国会山的枪声与闹剧彻底揭开美式民主的华丽外衣。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揭露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激起全美乃至全世界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新冠疫情持续失控,是否戴口罩、打疫苗成为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新导火索。经济发展红利分配不均,普通民众收入长期停滞。美式民主难以有效维护公序良俗,无法充分提供公共福祉。
2021年1月6日下午,数千名美国民众聚集在华盛顿国会山并强行闯入国会大厦,以阻止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确认美国新当选总统。事件导致美总统权力过渡进程中断并造成5人死亡,140多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1814年白宫遭英军纵火焚烧以来华盛顿最严重的暴力事件,200余年来国会大厦首次被占领。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将这一事件称为“失败的叛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惊呼,美国不像许多美国人想的那样与众不同,国会暴乱事件应给“美国例外论”和“山巅之城”的说法画上句号。
冲闯国会事件动摇了美式民主制度三大基石。一是所谓“民主”并不民主。美国一些政客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其支持者暴力冲闯国会大厦,重挫美国民主“公信力”。二是所谓“自由”并不自由。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冻结美国一些政客的个人账号,宣布其“社交性死亡”,戳破美“言论自由”的假象。三是所谓“法治”并不法治。美执法部门对待“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抗议和冲闯国会事件态度一严一宽,不同执法尺度再次暴露美“法治”的双标本性。
冲闯国会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英国首相约翰逊发推特表示,美国国会发生的事件非常可耻。法国总统马克龙讲话称,在世界最古老民主国家之一的美国,“一人一票”的普世价值正遭受重创。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这动摇了美国民主的基础。印尼前总统苏西洛发推特表示,美国政治闹剧值得深思,没有完美的民主制度,民主实践更不完美。
种族主义问题是美国民主无法磨灭的耻辱烙印。美国的开国元勋一边说着“人人生而平等”,一边却在1789年施行的宪法中保留了蓄奴制度。时至今日,美国虽然表面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歧视依然系统性存在。
美国的种族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弗洛伊德不治身亡。弗洛伊德死前“我无法呼吸”的绝望哀求点燃了汹涌民愤,全美50个州上百个城市随后爆发游行示威,为弗洛伊德伸张正义,抗议种族歧视问题。直到事件发生百余天后,有关游行仍在持续。
弗洛伊德的遭遇只是美国黑人百年来悲惨境遇的缩影。正如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舒尔曼所说,美国始终处于一场种族主义的大流行病中,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至今并未实现。印度主流媒体《印度快报》发表社论称,美国的种族主义颠覆了美民主制度。
2021年2月,斯坦福大学新闻网发表文章检视美各领域系统性种族歧视:在教育领域,有色人种儿童在学校受到更为密切的监视;在司法领域,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更容易成为被针对的目标;在经济和就业领域,从应聘职位到获取贷款,黑人等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在职场和整体经济环境中受到歧视。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至2018年间,美国约有30800人因警察暴力死亡,这一数字比官方公布的人数多出约17100人,其中非洲裔因警察暴力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5倍。
美各地爆发的愤怒不只来自黑人,已跨越种族界限。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网站刊文指出,美国犹太人对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驱动的右翼反犹主义和暴力行为感到担忧。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年度民调显示,2020年43%的在美犹太人认为其安全感比上一年更低,2017年有41%的人认为反犹主义在美国是一个严重问题,该比率远高于2016年的21%、2015年的21%和2013年的14%。
美国国内对亚裔群体的欺凌也在不断加剧。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亚裔美国人在公共场合遭受羞辱甚至攻击的事件此起彼伏。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上升76%。从2020年3月到2021年6月,“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组织接到了9000多起投诉报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一项针对美国亚裔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在过去1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国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欺凌目标,近一半受访者对自身所处境遇表示悲观,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己及家人所处的境遇表示恐惧。
美国号称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却一片混乱,成为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截至2021年11月底,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800万例,累计死亡逾77万例,两项数据均名列世界第一。今年1月8日,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0777例,达到疫情在美暴发以来最高;1月13日,4170名美国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远超“9·11”恐怖袭击事件丧生人数。11月末,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量超过7万例,新增死亡病例逾700例,美国平均每500人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截至目前,美国新冠病亡人数已超越1919年大流感病亡人数,也超过美在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死亡人数之和。如果美国能够科学应对,很多人不必付出生命代价。美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负责人威廉·福格认为“这是一场屠杀”。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美国企业倒闭和失业潮发生速度及规模超乎想象,大量民众长期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加剧了美国人的焦虑感和无力感。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2021年7月29日的《新冠困境报告》显示,尽管情况比2020年12月有所改善,但2021年上半年美国人生活困难情况依旧十分普遍,仍有2000万成年人所在家庭没有足够食物,1140万成年租房者无法按时交纳房租,面临被赶出租屋的风险。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5日,有未成年人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去收入来源的比例仍高达22%。美民众消费信心大幅下滑,就业市场复苏放缓。高盛、摩根士丹利、牛津经济研究院等机构纷纷显著下调美经济增长预期。同时,疫情、三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等因素叠加导致美港口拥堵和供应短缺,进而推升美通货膨胀率。今年10月,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连续6个月同比上涨幅度达到或超过5%,创2008年来最大涨幅。
疫情在美延宕,症结并非在于美国没有科学,而是不信科学、不用科学。美国一些政客为了选举,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将抗疫问题政治化,一门心思对外“甩锅”推责。美联邦与各州一盘散沙,不仅形不成合力,反而彼此争斗。在这个大背景下,抗疫举措已被严重政治化,疫苗打与不打、口罩戴与不戴都成为了政党、民众争执的焦点,反智主义甚嚣尘上。
法国《世界报》报道指出,新冠疫情危机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性。美国把昂贵的医疗卫生体系留给富人,放任贫穷者被剥夺社会保障,使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因社会不公而变得落伍,这是民主偏差导致无法有效管控疫情的经典案例。斯坦福大学新闻网指出,在医疗卫生领域,新冠疫情对有色人种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凸显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健康水平差距。
美国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2021年美国基尼系数升至0.48,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美国智库政策研究院报告称,1990年至2021年,美国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19倍,而同期美国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5.37%。这揭示了美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残酷现实。
美联储2021年10月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美国收入在中间60%的“中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在国家总财富中占比已经跌至26.6%,创过去30年来新低,而收入前1%的富人却拥有27%的国家财富,超过了“中产阶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努尔·萨兹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前10%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9倍多,前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40倍,而前0.1%富人人均年收入是后90%人口的196倍之多。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实施“大水漫灌”政策,在推高股市的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美国亿万富翁拥有的总资产增加了1.763万亿美元,涨幅高达59.8%。排名前10%的美国富人持有89%的美国股票,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由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政府所代表的资本利益所决定的。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近期的“大猩猩”对视华尔街铜牛事件,美国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声讨从未停止,但现状毫无改变。美国治理者放任贫富差距扩大,疫情之下,资本优先、富人先行的社会规则更加横行。
5、“言论自由”名不副实
在美国,媒体被称为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立的“第四权力”,记者更是被誉为“无冕之王”。美国媒体虽然标榜独立于政治、为自由和真相服务,但早已服务于金钱和党派政治。
少数传媒集团垄断美国新闻业,成为一手遮天的政治力量。1996年美国颁布了《电信法》,要求联邦政府放松媒体所有权监管,由此掀起史无前例的兼并狂潮,对美国媒体的多样性和独立性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美国媒体数量锐减,少数几家公司不断做大,形成垄断巨头。今天的美国,少数几家企业控制90%以上的媒体,年收益甚至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这些媒体“巨无霸”一边大肆扩张商业版图,一边将触手伸向美国政坛,通过游说公关和竞选献金左右政治进程。
被垄断的美国媒体成为公民政治权利的“隐形杀手”。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指出,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媒体公司将民众封锁在娱乐节目的世界中,使民众失去获取多元化信息的渠道、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渐失声。民主政治文化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变得极度萎缩,“政治疏离”导致民主成为一种“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迈阿密《新先驱报》报道称,在精英和财团控制的媒体诱导下,民众已无法辨别哪些是事实真相,哪些是政治宣传。
美国媒体不再是民主的“守门员”。媒体行业的“左右之争”无形中加深了美国两党之间、精英与平民之间的隔阂与分歧,造成“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并导致极端思想和民粹主义在美国登堂入室。
韩国智库世宗研究所刊文指出,超过80%的美国保守派选民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视为虚假消息,对媒体的信任呈偏向性。选民只听信特定媒体,无视国家层面沟通,大喊大叫、消极党争代替了冷静讨论和共识。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发布《2021全球数字新闻洞察报告》指出,在对46个国家的92000名新闻消费者调查后发现,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排名垫底,受调查人群中仅有29%的民众信任媒体。
在传统媒体衰落的信息时代,社交媒体一跃成为公众“新宠”,但也免不了复制传统媒体被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的老路。社交媒体公司为了赚取流量,利用算法为用户编织起“信息茧房”,对提供的极端内容不加管控,从而导致使用者日益自我固化,身份政治和民意撕裂更加严重。
2021年10月,前脸书公司员工豪根公布了数万份关于脸书公司内部运作的爆炸性文件。豪根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脸书公司为了保持用户粘度,不惜牺牲公众利益而攫取利润。脸书平台是社会极端分子的主要阵地,充斥着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而只有3%至5%的仇恨以及约0.6%的暴力和煽动性言论得到管控。
(三)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
美国政府不顾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推行“民主改造”,策划“颜色革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其他国家、“输出民主”的行为本身就不民主,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美式民主嫁接之地,不但没有产生“化学反应”,反而引发“水土不服”,导致许多地区和国家深陷动荡、冲突和战争泥潭。
1、“颜色革命”危害地区和国家稳定
美国惯于打着所谓“民主价值”的旗号,大肆干涉别国内政、甚至策动政权更迭、扶持亲美政府。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官曾宣称“把人们塑造成为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公开表示:“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美国已形成了一整套实施“和平演变”的套路:首先借所谓“文化交流”、经济援助、控制舆论等方式,为发动“颜色革命”制造舆论氛围,尽量夸大现政权的错误、弊端,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政府情绪;同时,向民众灌输美国的价值观,使人们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培养大量非政府组织,全方位培训反对派领导人,抓住重要选举或突发事件的时机,通过各种街头政治活动,推翻当地政权。
历史上,美国借“推广民主”之名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欧亚地区煽动“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国家遥控“阿拉伯之春”,给多国带来混乱和灾难,严重损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美式民主”的美颜滤镜早已破碎,美国“民主典范”的自我表演充满了尴尬。1823年,美国发表“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鼓噪“泛美主义”。此后,美国无数次打着“传播民主”的旗号,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进行政治干涉、军事介入和政权颠覆。无论是敌视封锁社会主义古巴近60年,还是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等,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行径。
2003年起,东欧、中亚地区接连发生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在这些“政权更迭”中发挥了“中心作用”。2020年10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披露美国计划在摩尔多瓦掀起“颜色革命”。
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整个中东地区的强烈震荡,而美国在其中扮演着幕后“操盘手”的重要角色。2011年《纽约时报》披露,少数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核心组织正在“专制的”阿拉伯国家推广民主。参与“阿拉伯之春”的若干组织和个人曾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和“自由之家”获得培训和资助。埃塞俄比亚非洲和国际事务专家穆斯塔法·阿哈马迪在“金字塔在线”网站发表文章《应许之地》指出,埃及人民在奥巴马“现在就意味着现在”的口号煽动下推翻了穆巴拉克,但埃及人民也因政局变动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国的所作所为使阿拉伯人民认识到,美国希望将一种刻板的民主模式强加于阿拉伯人,而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
环顾被美国强行“推销”价值观的国家,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不见踪迹,持久混乱、发展停滞和人道主义灾难却随处可见。美国对多国的价值观输出,阻断了这些国家正常的发展进程,阻碍了这些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给当地带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强烈动荡,毁灭了一个个曾经美好的家园,滋生恐怖主义等长期后患,威胁和破坏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正如法国《大晚报》所指出的,“民主”在美国手中早已成为对异见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在评价国内外民主方面秉持不同标准,是褒是贬由美国自说自话、随心所欲。2021年1月6日,美国发生冲闯国会山事件后,有位美国政客将其比作“9·11”恐怖袭击,声称这是对美国国会、宪法和民主“可耻的攻击”。但讽刺的是,2019年6月,此人却将发生在香港立法会的暴力示威活动描绘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并对暴徒展现出的“勇气”大加赞赏,暴露出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2、强推所谓民主造成人道悲剧
美国强制输出所谓民主,酿成多国人道灾难。美国发动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让阿富汗满目疮痍,民生凋敝。据统计,总共47245名阿富汗平民以及6.6万至6.9万名与“9·11”事件无关的阿富汗军人和警察在美军行动中丧生,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阿富汗战争毁坏阿经济发展基础,让阿富汗人民一贫如洗。
2003年,美国以所谓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战争导致的平民死亡人数有20万至25万人,其中美军直接致死的超过16000人,并造成100多万人无家可归。美军还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原则,频频制造“虐囚”事件。时至今日,美国也拿不出所谓“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2016年至2019年,叙利亚有记载死于战乱的平民达33584人。其中,美国领导的联军轰炸直接致死3833人,有半数是妇女和儿童。美国公共电视网2018年11月9日报道,仅美军对拉卡市发动的所谓“史上最精确的空袭”,就导致1600名叙平民被炸死。
2018年,美国以“阻止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再次对叙展开空中打击。但后来所谓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被证明只不过是美国等国情报部门资助的“白头盔”组织自编自演的摆拍视频而已。
3、滥用制裁破坏国际规则
单边制裁是美国的对外大棒。长期以来,美国滥用自身金融霸权和技术优势,频频采取单边霸凌行径。美国制订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国内恶法并炮制了一系列行政令直接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进行制裁,以“最低联系原则”“效果原则”等模棱两可的规则任意扩大美国内法管辖范围,还滥用国内司法诉讼渠道对其他国家实体和个人搞“长臂管辖”,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尔斯通案”和“孟晚舟案”。据统计,特朗普政府累计实施逾3900项制裁措施,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财年,美净制裁实体和个人高达9421个,较2000财年增长933%。美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安全,严重影响有关国家国计民生,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2021年以来,美对外制裁没有收手。美国政府联合欧洲盟国加大对俄罗斯遏制打压,以纳瓦尔内事件、俄对美网络攻击、干预美大选等为由对俄实施全面制裁,并发动外交战,驱逐俄外交人员。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和数字税等问题上,美国制裁欧洲盟友也毫不客气。自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生效以来,美国不断对华采取打压遏制措施,将94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类限制清单。根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数据,截至10月19日,美制裁含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实体和个人数量达391个。
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德雷兹纳今年9月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方案,非但起不到效果,还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称“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制裁合众国”。
美国实施单方面制裁,持续严重侵犯本国及他国人民的人权。其中最恶劣的例子就是对古巴持续实施封锁。60多年来,美国罔顾联合国大会的多项决议,基于通过禁运政策和《托里切利法》《赫尔姆斯-伯顿法》等国内法构筑起针对古巴的全面封锁体系,实施了现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严厉的系统性贸易禁运、经济封锁和金融制裁,严重损害古经济社会发展,令古蒙受直接经济损失逾千亿美元。
自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对伊朗开始了长期封锁和制裁。40多年来,美单边制裁力度和频度不断加大,逐步形成以金融、贸易、能源和实体个人等多领域制裁为主要手段的严密体系,对伊朗施加全方位、多管齐下的制裁压力。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许多国家和相关实体被迫放弃与伊合作,大批国外石油企业陆续撤出伊,伊制造业难以正常运行,经济增速下滑,同时造成通胀高企、货币大幅贬值。
美国还对白俄罗斯、叙利亚、津巴布韦等国实施多年制裁,加大对朝鲜、委内瑞拉等国“极限施压”。
4、“民主灯塔”招致全球批评
全球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美国民主存在的种种缺陷、美国输出“民主价值观”的虚伪性以及美借民主之名在全球横行霸道看得一清二楚。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美国早已习惯于自诩为“世界民主灯塔”,要求别国人道对待和平请愿,但在自己国内却采取截然相反的做法,美国根本不是照亮民主的灯塔。美国政府首先应倾听本国民众呼声,不要一边在国内搞“猎巫行动”,一边还道貌岸然地大谈别国人权问题。美国在人权和公民自由问题上根本没资格对别国指手画脚。
2021年5月,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和由北约前秘书长、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创建的民主国家联盟基金会在53个国家对5万多人进行的“2021年民主认知指数”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访者担心美国对本国民主构成威胁,50%的美国受访者担心美国是非民主国家,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只代表少数集团利益。
2021年6月,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克拉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美国民主失灵令世界震惊》。文章援引的皮尤民调显示,美国不再是“山巅之城”,美多数盟友将美国民主视为“破碎的过往”,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荷兰和英国分别有69%、65%、60%、59%、56%和53%的民众认为美国政治体制运行得不太好或者很不好。法国、德国、新西兰、希腊、比利时、瑞典等国均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民众认为“美国从来都不是民主典范”。
民调机构“欧盟观点”发布的报告显示,欧盟对美国制度的信心下滑,52%的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无效,这一比例在法国和德国分别为65%和61%。
2021年9月,英国知名学者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美国民主的奇异消亡》指出,美国的政治环境已走到快无法挽回的程度,民主共和国进一步向专制主义转变。
2021年11月,瑞典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发布年度报告《2021年全球民主现状》,将美国首次列入“退步的民主国家名单”。该组织秘书长表示,美国民主状况明显恶化,体现为对可信的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趋势愈发明显、对参与选举的压制以及日益严重的极化现象。
印度政治活动家亚达夫指出,美国并非“民主典范”,世界认识到美式民主急需自我反思,美国需向其他民主国家学习。墨西哥《进程》杂志评论称,在看似民主自由的表象下,美国民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姆贝特在《邮卫报》上撰文称,自由和公平选举的许多标志,比如普遍的选民名册、集中的选举管理、统一的规则和条例,其实在美国系统中是缺失的。非洲人所接受民主培训中的良好选举行为在美国从未存在。
山巅之城的美国,灯塔效应不再。——《以色列时报》
当下的美国,对内应切实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对外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对内只讲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而忽视实质民主和结果民主,对外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以价值观为手段划分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
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危机等全球性紧迫挑战。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把民主一元化、绝对化、工具化、武器化,人为制造集团政治和阵营对立,这与同舟共济的精神背道而驰。
各国应该超越不同制度分歧,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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