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韩愈,杜甫写了很多诗给李白会不会就此埋没?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因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誉。

韩愈早孤,由其嫂郑氏抚育长大,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因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再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唐顺宗即位后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始终不得志。后来韩愈随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乱平,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上疏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回朝后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直至去世。

韩愈作文,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并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韩愈更与柳宗元等并列“唐宋古文八大家”。韩愈的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他还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山石荦确 [1] 行径微,

芭蕉叶大栀子 [2] 肥。

铺床拂席置羹饭 [3]

疏粝 [4] 亦足饱我饥。

时见松枥 [5] 皆十围。

水声激激风生衣 [6]

嗟哉吾党二三子 [9]

安得至老不更归 [10]

[1]荦(luò)确:险峻不平貌。[2]栀(zhī)子:常绿灌水,夏季开白花,香气浓郁。[3]羹(gēng)饭:羹的本义为菜汤,这里指菜,羹饭即饭菜之意。[4]疏粝(lì):糙米饭,这里是指简陋的饭食。别本作“粗粝”。[5]枥(lì):通栎,落叶乔木,花黄褐色,果实叫橡子。[6]风生衣:别本作“风吹衣”。[7]局束:局促拘束,不自由。[8](jī):缰绳在马口者为靰,这里用如动词,指羁绊、牵制。[9]吾党二三子:志趣相投者为党,这是指和自己知心的几位好友。[10]不更归:“更不归”的倒装,这里的归是指辞官回乡。

山石险峻,道路狭窄,我循路而上,黄昏时分才到寺中,身边有蝙蝠在盘旋。登上大堂,坐在台阶上,因为刚刚下足了雨,所以芭蕉叶涨大、栀子花也肥硕。僧人说墙壁上有古老的佛画,画得实在很好,我举着烛火照看,所见倒确实很稀有。僧人帮忙整理好床铺、擦干净枕席,还置办了饭菜,虽然只是些蔬菜和糙米,也足够饱我饥肠了。

当夜我静静地躺卧着,直至四周虫鸣都已停息,清亮的明月从山岭中升起,光芒透入了门窗。天亮以后,我独自归去,因为烟雾弥漫而忽高忽低地找不到路径。山花红艳、涧水碧绿,景致是如此烂漫啊,时不时能够见到的松树、橡树,都有十人怀抱那么粗。我光着脚踩进流水,踏着涧底的卵石,水声激越,凉风似从衣内生出。人生如此,便自见欢乐,又何必局促拘束,被他人所牵绊呢?可叹啊,与我志同道合的那几位先生,为什么一直等到老去也不肯抽身呢?

韩愈善以散文入诗,开拓了诗歌崭新的局面,此诗便是例证。全诗前半段都是记游,末四句才抒情并托出主题,就记游部分来说,结构简单、条理清晰,娓娓道来,除七言到底并且押韵外,与普通游记文似乎并无两样。从登山、入寺、看画、暮食、就寝,直到翌晨出寺入谷、涉涧,似乎无所不言,并无重点,但实际上句句都有用意、字字精雕细琢,似散文而实为诗,是诗而又得散文趣味,现在的所谓“散文诗”,都未必有他将此两种文体相结合、糅杂,手法运用得更为纯熟。

开篇先以“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总写山势,“黄昏到寺蝙蝠飞”,则可见山之深,而寺之远,直待黄昏方才抵达,而夜行的蝙蝠纷飞,一则更突出“黄昏”二字,同时也为静景抹上一丝动态。韩愈素不佞佛,所以不写参拜佛寺,“升堂”后反又“坐阶”,只关注寺内自然之景,新雨过后“芭蕉叶大栀子肥”。寺僧偏来凑趣,说“古壁佛画好”,故而“以火来照所见稀”。点起烛火照画,更见黄昏已至,天色将暗,前后呼应,毫无破绽。

游记一般不会言及饭食,此诗却别出心裁,偏说寺僧来“置羹饭”,继而再言“疏粝亦足饱我饥”。看似无意义的一笔,其实承上启下,透露出很多信息来。首先,可见山之深而寺之贫,所供奉的有限,唯“疏粝”而已;其次,可见诗人游山竟日,黄昏入寺,已极饥饿了,侧面反映出山景之美,使人流连不舍;再次,粗食足饱,可见诗人志在山林之趣,而并不贪恋俗世的荣华,直接导向结句的抒情。用最短小、简明的语句,来表现最深邃、复杂的主题,这是诗歌的特色和优势,倘若真是散文,恐怕非此区区十四字即能烘托出如此深意来吧。

时光流转,饭后即夜,诗人静卧直至夜深,四外“百虫绝”,一片静谧,在此氛围中独有“清月出岭光入扉”,以此来说明诗人内心的澄静,并且有灵光洞彻。其实全诗用意、主题,至此即可托出,但诗人仍嫌不足,转而再写翌晨。开篇即言游山,却并不明说山景,而放诸翌日,手法也极高明,这是将所历所见,重新排序,逐步描出,使情感积淀逐渐浓厚,然后主题之托出,也便自然水到渠成。翌日出寺再入深山,但见晨雾霏霏,山谷忽高忽下,竟然迷失道路,但身周山花烂漫,涧水淙淙,又有巨树参天,这种种无污染、无渣滓的自然之趣,使诗人乐而忘归,故而“当流赤足踏涧石”,甚至觉得“风生衣”,凉风似非外来,而是衣内生出。换言之,这般清凉舒适,并非外来景物所生,而是外来景物落于诗人心中,心中有感,故自心而生出。

言及至此,则情感自然生发,诗人不禁慨叹道:如此美景,如此舒适,都来自于身心的自由啊,为人又何必为俗世所累,使我不得开心颜呢?我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伴啊,他们仍然在红尘中辗转,仍然受绊于坎坷的宦途,又何必“至老不更归”呢?还是赶紧辞官隐居,去体味自然之趣为好吧。

关于此诗背景,向来众说纷纭,一说时间是在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有李景兴、侯喜、尉迟汾,然而诗中并无言及同游之事,翌晨出寺更云“独去”,这种判断恐怕不确。私以为当为韩愈宦途不顺之时,被贬离京,独自游山,念及京中友人而作。汪佑南评此诗,说:“通体写景处句多浓丽,即事写怀,以淡语出之。浓淡相间,纯任自然,似不经意,而实极经意之作也。”其实诗中写景,亦颇清雅,虽非素淡,也谈不上浓丽,全篇的特色只在“纯任自然,似不经意,而实极经意”上。

苏轼见王晋卿所藏山水画,为题二诗,此即其二。诗中词句、用意,都从韩愈《山石》中化出,由此也可见苏轼对这首韩诗的喜爱,对此诗评价之高。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1]

一杯相属 [2] 君当歌。

洞庭连天九疑 [3] 高,

蛟龙出没猩鼯 [4] 号。

幽居默默如藏逃 [5]

下床畏蛇食畏药 [6]

海气湿蛰 [7] 熏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 [8]

嗣皇继圣登夔皋 [9]

罪从大辟 [10] 皆除死。

判司 [15] 卑官不堪说,

未免捶楚 [16] 尘埃间。

同时辈流 [17] 多上道,

天路 [18] 幽险难追攀。

我歌今与君殊科 [19]

有酒不饮奈明 [20] 何?

[1]张功曹:即张署。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时韩愈与张署皆任监察御史,因天旱向德宗进言,极论宫市之弊,结果韩愈被贬为阳山(今广东省阳山县)县令,张署被贬为临武(今湖南省临武县)县令。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顺宗即位,二月甲子日大赦天下,八月宪宗又即位,再大赦天下。这两次大赦均由于湖南观察使杨凭从中作梗,二人未能调回京城,而只改官江陵。[2]属(zhǔ):劝酒。[3]九疑:山名,又名苍梧山,在今天湖南省宁远县境内。[4]猩鼯(wú):猩猩和鼯鼠。鼯鼠是一种哺乳动物,形似松鼠,能从树上飞降下来,住在树洞中,昼伏夜出。[5]藏逃:指到处躲藏的逃犯。[6]药:这里是指蛊毒,传说南方蛮夷能将多种毒虫放在一起饲养,使之互噬,最后剩下的毒虫便叫作蛊,可用以杀人。[7]湿蛰(zhé):虫豸藏于土中名为蛰,这里是指蛰虫所放出的潮湿毒气。[8]搥大鼓:指擂鼓聚集官民,宣布大赦令。[9]登夔皋:登是进用之意,夔和皋(指皋陶)都是传说中虞舜的臣子,代指贤臣。[10]大辟:斩首之刑。[11]州家:州郡的刺史。[12]使家:观察使,这里是指湖南观察使杨凭。[13]坎轲:即坎坷。[14]荆蛮:指江陵,江陵于春秋时属于楚国,楚又名荆,当时中原人蔑称其国为荆蛮。[15]判司:唐代对诸曹参军的统称。当时因杨凭作梗,最终韩愈改官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张署改官为江陵府功曹参军。[16]捶楚:捶和楚都是古代刑具,并称用作动词,指鞭打。[17]同时辈流:指曾和韩愈、张署相同遭际,先后遭到流放之人。[18]天路:登天之路,这里是指进身于朝廷的途径。[19]殊科:不同类。[20]明:明月的简称,或即为“月”字之讹误。

纤细的云彩向四方舒卷,银河逐渐隐没,清风吹向空中,月亮展开波浪般的光芒。沙滩平细,水声静息,各种声与影都已消失,我举杯相劝,请你高歌一曲。你的歌声是如此酸楚啊,歌词也正愁苦,我还没能听完,就自然泪如雨下。

你唱道:“洞庭湖直连长天,九嶷山如此高峻,到处都有蛟龙出没,有猩猩和鼯鼠在嘶叫。历经千辛万苦,死中求生,才来到这任所啊,默默地幽居着,如同躲避追捕的犯人一般。下地畏惧被蛇咬啊,饮食害怕被下蛊,海风和蛰虫都带来湿热的腥臊臭气。昨天州衙前擂起大鼓,宣告说新皇登基,进用贤才,所以颁发下的赦书一日能行千里远,从斩刑以上,所有生罪、死罪尽皆免除。被贬官的官复原职,被流放的返回家乡,要涤除玉上瑕疵,要扫荡一切污垢,要排斥奸佞,清明政治。可谁想到刺史奏上我等的姓名,却遭到观察使的阻碍,遭此厄运,我们只能改官到江陵去。在江陵担任卑微的参军且不必说了,还可能遭迫害、鞭笞,伏倒在尘埃之中。当时一起被贬的同僚大多已经上路返京了吧,这条道路是如此幽暗、艰险啊,真是难以攀登。”

你的歌声且停歇,听我来唱一曲吧,我如今要唱的和你完全不同啊。我要唱:“一年之中,只有今天的月光最好,反正人生的际遇不因别故,只由命运注定,既然有酒,为什么不肯痛饮呢?怎能辜负了这明亮的月光啊!”

韩愈、张署被贬出外官,遇上大赦,本来应该返回朝中的,却被杨凭所阻,只是改官荆州而已,内心自然愤懑不平,而又兼具沮丧失望。唐代以中央官职为重,地方官职为轻,况且二人原任监察御史,《新唐书·百官志》记载:“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品秩虽不高,权力却颇重,他们能够直接上奏德宗论宫室之弊,请减免关中税、役,由此即可见其一斑。后来两人被贬为县令,一在广东、一在湖南,在当时都属晚开发的“蛮荒之地”,再改官荆州,虽然相对接近都城,也不再“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但仅为法曹参军和功曹参军而已,正如诗中所说“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总体而言,境况可能还要低过偏远地区的县令。由此观知,两人的心情当极不佳,这在诗中也有很直白的反映。

但是韩愈却并未直接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烦恼,而是借张署之口说出。所谓“君歌声酸辞正苦”,未必张署真有作歌或作诗,可能是正当八月十五月圆之夜,一对失意人对坐愁饮,互发牢骚,因而韩愈写诗相赠,将张署言中之意以诗歌的形式表述出来。张署官湖南,韩愈官广东,地更偏远,则张署之言,也正是韩愈内心所想要倾诉的。

开篇两句极空灵澄澈,气魄也大,显见宗师手笔。然后即在万籁俱寂的夜深“声影绝”之时,引出所谓张署之歌。“洞庭连天九疑高”是点出湖南之地,“蛟龙出没猩鼯号”指蛮荒僻远,野兽成群,“十生九死”指路途艰险而遥远,“如藏逃”指被贬时心境的凄惨,“下床畏蛇”两句更极言为官僻壤的艰辛。好不容易“州前搥大鼓”,朝廷发下大赦令来,于是两人都幻想新帝会“登蘷皋”,会“涤瑕荡垢清朝班”——当然,这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现实的残酷很快打碎这个大梦,而在梦醒后再作此语,却分明隐含着浓厚的讽刺,可见朝班未清,污垢仍重。此为一扬,随即便收抑,因为“使家”的阻挠,两人改官江陵,以“荆蛮”二字指代江陵,是指此亦蛮荒之地也,比湖南、广东好不到哪儿去,而不仅改官仍在蛮荒之地,而且“判司卑官不堪说”,则更见凄楚无望。继而再与“同时辈流”相比,他们都遇赦回朝了,为何我们的“天路”会如此“幽险”,竟“难追攀”呢?至此牢骚发完,怨恨吐毕,韩愈所虚构的张署之歌也就唱罢了。

诗的结尾,又将此前种种愤懑重新一翻,韩愈说他的想法和张署不同,他只觉得不能浪费这大好月明之夜,反正“人生由命非由他”。表面上看来,此结局充满了及时行乐的颓唐气息,是诗人在无可奈何下的自我麻醉,故将一切坎坷都归于命运,但倘若真是如此,前面就不必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写所谓张署之歌了。这一结尾,其实是诗人苦之极处反言乐,怒之极处反以笑面对之,是愤懑到了极点的表现,所谓“人生由命”云云,都可以看作是反话,是对时局最激烈的控诉。而且全诗以明月为始,再以明月而终,遥相呼应,章法浑然天成,也足见韩愈的大家手笔。

最后再说说此诗的平仄和用韵。无论诗歌还是文章,最早都从民间而来,重内容和轻形式,后来文人产生,逐渐地注重形式而往往内容空洞无物,韩愈所主张的古文运动,就是要革除这一流弊,对此,他在诗上也有其独到创新。格律诗严谨的句式、平仄和韵脚,是在唐代完善的,唐代种种古诗也受其影响,为了追求声调的谐美,偶尔也会采用律句(与格律诗的平仄运用相同),如前所述,在韵脚的采用上,也会形成某些独特的规则,比如平仄韵交替互换。但是韩愈的诗,包括这首《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也包括上一首《山石》,却似乎故意剔除律句,换韵也毫无规律,特意要形成一种重拙而古朴的风格。这种特色倘若走向极端,也会产生佶屈聱牙的弊病,但以韩愈的古诗来说,并无这种现象存在,不过不失——韩文也是如此,古文运动八大家的文章,大抵如此。

谒衡岳庙 [1] 遂宿岳寺题门楼

火维 [4] 地荒足妖怪,

天假 [5] 神柄专其雄。

阴气晦昧 [6] 无清风。

紫盖 [7] 连延接天柱,

石廪腾掷 [8] 堆祝融。

升阶伛偻 [9] 荐脯酒,

庙令 [10] 老人识神意,

睢盱 [11] 侦伺能鞠躬。

手持杯珓 [12] 导我掷,

衣食才足甘长终 [13]

星月掩映云曈昽 [14]

杲杲 [15] 寒日生于东。

[1]谒衡岳庙:衡岳即南岳衡山,衡岳庙在今天湖南衡山县西三十里处,谒即拜见。[2]祭秩:指朝廷祭祀山川神灵的等级。[3]三公:周有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秦、西汉以左右丞相、御史大夫为三公,东汉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都居人臣禄位之极,后世即以三公来指代朝廷最高官职。[4]火维:古人以五行应五方,南方属火,维是指边隅之地,所以说衡山所在之地为火维。[5]假:授予,给予。[6]晦昧:阴暗无光。[7]紫盖:衡山有五大高峰,即紫盖峰、天柱峰、石廪峰、祝融峰、芙蓉峰,此与下句共举其四峰。[8]腾掷:形容山势起伏不平。[9]伛偻(yǔ lǚ):驼背,这里是指屈身以示恭敬。[10]庙令:官职名,唐代五岳诸庙各设庙令一人,掌祭神及祠庙事务。[11]睢盱(suī xū):指抬起头来,睁大眼睛看。东汉张衡《西京赋》有“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缇衣韎韐,睢盱拔扈”句。[12]杯珓(jiào):古时的一种卜具,用两块蚌壳或形似蚌壳的竹木片做成,抛掷于地,观其俯仰向背以占吉凶。[13]甘长终:甘愿就此度过余生。[14]曈昽(tóng lóng):也写作膧胧,泛指光线微弱、不明貌,略近似于朦胧。[15]杲杲(ɡǎo):形容日光明亮。

五岳的祭祀等级都等同于三公,东西南北四岳环形坐镇,而嵩岳在正当中。想那南方之地偏远荒僻,满是妖怪,所以上天授予衡岳权柄来镇压。山的半腰喷泻出云雾,就算有高峻绝顶,谁又能够攀登呢?我来此山正是秋雨绵绵的季节,阴气浓郁而昏暗,没有清风吹拂。于是专心一意地默默祈祷,衡岳似乎有所回应,难道不是我的虔诚感动了神灵的缘故吗?顷刻间云雾静静消散,群峰就此显露出来,仰头观看,高峻的山峰好像直撑青空似的。连绵的紫盖峰接着天柱峰,起伏的石廪峰拥出祝融峰。

于是我不禁神魂摇动,急忙下马叩拜,沿着松柏之路前往衡岳庙。庙中粉墙红柱,光彩飞动,墙上绘神画鬼,色彩斑斓。登上阶梯,恭敬地屈身献上肉干和美酒,想用这菲薄的祭品来表明自己的衷心。庙令老人明白神灵之意,瞪着双眼观察我的动作,指点我鞠躬进退。他手持杯珓,引导我抛掷占卜,说这里最为灵验,别处难以相比。

我被贬逐到这蛮荒之地,幸得不死,衣食才刚充足,甘愿就此而终老。早就已经断绝了成为王侯将相的愿望啊,神灵就算想要赐福也难以建功了。当夜我投宿在佛寺之中,登上高楼,只见星月掩映,浮云朦胧。猿猴鸣叫,晨钟敲响,不知不觉就破晓了,只见一轮明亮而寒冷的白日在东方升起。

格律诗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则,部分规则可以偶尔变通,部分规则则不允许破坏。比如说,一句末三字不可同平仄,尤其是均为平声,被称为“三平尾”或“三平足”、“三平脚”,最是大忌。而某些古诗为了避免律句,却往往刻意营造三平尾,比如韩愈此诗,皆三公、嵩当中、专其雄、谁能穷……十七个平尾的押韵句中,就有十四句用三平尾。

此诗与前一首《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背景基本相同,都作于永贞元年(805年),韩愈于阳山县令任上遇赦,改官江陵法曹参军,他在赴任江陵途中,路经衡山,作下此诗。既然背景相同,那么诗中所含愤懑之气,作不平之鸣,也都很容易理解了。

全诗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起首四句,由大处着眼,从容不迫地点出衡山,此四句气魄雄浑,所谓“足妖怪”、“假权柄”云云,更引出后文谒衡岳庙事——正因为朝中魑魅魍魉纵横,正人君子不用,韩愈本人也被贬谪,又遭陷害,内心愤慨,故而欲将此一腔忠悃述之于神灵,乃有登山之事。第二部分从“喷云泄雾藏半腹”开始,直到“松柏一径趋灵宫”,描摹山景,并述登山事。“喷云”两句就逻辑而言应在“阴气晦昧”之后,乃“我来正逢秋雨节”时所见,放置在前,紧接首四句便不觉突兀,转折自然。其实衡山上云雾缭绕、阴霾密布,这既是眼前实景,也是暗喻乌烟瘴气的时局。韩愈“潜心默祷”,而衡岳感其“正直”,须臾之间便云开雾散、诸峰显露,是诗人自诩问心而无愧,此诚唯天可表。然而神灵能够明其忠诚,开启云雾,朝廷却反不明,抛其蛮荒,这也是非常鲜明的对比。

第三部分是参拜衡岳祠,从“粉墙丹柱动光彩”,直到“云此最吉余难同”。韩愈进庙以后,“升阶伛偻荐脯酒”,但他并不是为了得到神灵的庇佑、赐福,而是为了“明其衷”,申明自己的一片衷心,自己本无愧于国家社稷,不应当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第四部分是抒情喟叹,韩愈说自己“幸不死”,“甘长终”,已经放弃了对高官厚禄的期望,“神纵欲福难为功”。一方面,这是表示自己申明衷心,并非为了高官厚禄,而只是希望为国效力,别无私欲;另一方面,也是以退为进,用看似极失望、极颓唐,只求衣食能足的诗句来曲折地重申自己满腔愤懑之情。最后一部分为结尾四句,夜宿登阁,只见“星月掩映云曈昽”,前途渺茫,难以释怀,故而终夜不眠,直至“杲杲寒日生于冬”。太阳本应暖热而反谓之“寒”,其实这寒并非日所生,而是诗人内心凄寒的投射。由此亦可见韩愈并非“甘长终”,他内心的忧思仍然绵绵不绝。

张生 [2] 手持石鼓文,

宣王 [7] 愤起挥天戈。

[8] 于岐阳骋雄俊,

万里禽兽皆遮罗 [9]

镌功勒成 [10] 告万世,

凿石作鼓隳嵯峨 [11]

鬼物守护烦撝呵 [12]

字体不类隶与蝌 [13]

快剑斫断生蛟鼍 [14]

鸾翔凤翥 [15] 众仙下,

忆昔初蒙博士 [21] 征,

故人从军在右辅 [22]

濯冠沐浴告祭酒 [25]

荐诸太庙比郜鼎 [26]

观经鸿都 [27] 尚填咽,

安置妥帖平不颇 [28]

经历久远期无佗 [29]

数纸尚可博白鹅 [32]

继周八代 [33] 争战罢,

无人收拾理则那 [34]

柄任儒术崇丘轲 [35]

安能以此尚论列 [36]

[1]石鼓:指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北宋欧阳修《集古录》中记载:“石鼓文在岐阳(今陕西省岐山县),初不见称于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尔,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然其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为信耳。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但据近人考证,当为秦昭王时代的刻石。[2]张生:指张彻,韩愈弟子、侄孙女婿。[3]少陵:指杜甫,他曾自称“少陵野老”。[4]谪仙:指李白。李白在《对酒忆贺监》序中说:“太子宾客贺公(贺知章),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5]周纲:周朝的纲纪、法度。[6]陵迟:也写作凌迟,在这里是衰败、败坏之意。[7]宣王:即周宣王。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推翻周厉王的统治,建立共和行政,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继位,就是周宣王。宣王在位时西周国势略有起色,他也曾多次对猃狁、西戎、淮夷等少数民族用兵,但胜少败多。[8]蒐(sōu):春猎。[9]遮罗:遮是拦截之意,罗是包围之意,指野兽都被围住。[10]镌(juān)功勒成:镌、勒都是刻画意,功、成同义,指在石上刻下功勋以纪念。[11]隳(huī)嵯峨:隳即毁败,嵯峨本指山势险峻突兀,这里指代高山,隳嵯峨即破坏山岭。[12]撝(huī)呵:“撝”同“挥”,呵是吆喝,两字合用,在这里有呵护之意。[13]蝌:指蝌蚪文,为书体的一种,因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此书体先秦时偶可得见,蝌蚪之名则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14]鼍(tuó):即鼍龙,爬行动物,吻短,体长二米多,背部、尾部均有麟甲,穴居江河岸边,皮可以蒙鼓,今称“扬子鳄”。[15]翥(zhù):指禽鸟高飞。《楚辞·远游》有“鸾鸟轩翥而翔飞”句。[16]二雅:指《诗经》中的《大雅》和《小雅》。[17]褊(biǎn)迫:褊意为狭小、狭隘,迫意为局促,两字合用指心胸偏狭、目光短浅。[18]委蛇:委蛇有多义,这里是指雍容自得貌,《诗·召南·羔羊》有“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句,郑玄注为:“委蛇,委曲自得之貌。”[19]掎摭:采拾。[20]羲娥:指羲和与嫦娥,是传说中的日神、月神,代指日月。[21]博士:官名,唐代有太学博士和国子监博士,负责管理和教学。韩愈是元和元年(806年)在江陵法曹参军任上被征入朝担任国子监博士的。[22]右辅:指汉代的右扶风郡,唐代为凤翔府,所言故人不详,当在凤翔府任职。[23]量度(duó):本意为测量、计算,这里指计划。[24]臼科:坑坎,这里指安放石鼓之处。[25]祭酒:官名,唐代国子监有祭酒一人,掌邦国儒学训导。[26]郜(gào)鼎:春秋时郜国所铸的宗庙祭器,以为国宝,后被宋国取去,宋又将此鼎赂鲁桓公,桓公献于太庙,亦称“郜大鼎”。[27]观经鸿都:观经是指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奏请正定六经文字,并刻石碑,立于太学门外,即熹平石经,从此,每天前来观看和摹写的人很多,十分拥挤,阻塞街道。鸿都是指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置鸿都门学士,鸿都门为藏书的处所。[28]颇:偏。[29]佗(tuō):通“他”。[30]讵(jù):岂、怎。[31]媕婀(àn ē):敷衍推诿无主见。[32]数纸尚可博白鹅:《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羲之好鹅,尝以字换鹅。[33]继周八代:指周朝到唐朝之间的八个朝代,说法不一,可能包括秦、汉、魏、晋、宋、齐、梁、陈、元魏、隋。[34]理则那:哪有此理。[35]丘轲:指孔丘和孟轲,都是儒家宗师。[36]论列:议论,建议。

张彻手持着石鼓文的拓片,劝我尝试着作一首《石鼓歌》。可惜杜甫、李白都已经不在了呀,我的文采如此微薄,又该怎样应对这石鼓文呢?

想当初周朝纲纪紊乱,导致四海沸腾,直到周宣王愤怒而起,挥舞长戈讨伐蛮夷。宣王大开朝堂,接受朝贺,诸侯们多得宝剑的佩饰都相互碰撞、鸣响。宣王跨着骏马在岐阳驰骋、春猎,万里内的禽兽啊,全都遭到包围。于是打算将功绩铭刻下来,向万世宣告,首先毁坏山岭,把石头凿成石鼓,然后臣子们的才艺全都可数第一,挑选好文好字镌刻,留在山上。虽经日晒雨淋、野火焚烧,幸亏有鬼神守卫呵护,才得以保全。

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的石鼓文纸本,竟然拓得毫发不差,没有错讹。文辞严谨、义理细密,可惜难以读懂,字体既不像隶书,也不像蝌蚪文。年深日久,也难免会有缺笔漏画,那缺漏处却似快剑斩断了活的蛟龙、鼍龙。文字又像骑着鸾凤飞翔的众仙人降临凡间,像珊瑚树、碧玉树枝杈交错。好像那挣脱了系结的金绳、上锁的铁索,古鼎跃入水中,蛟龙腾空而起。古时鄙陋的儒生编纂《诗经》啊,竟然褊狭无知,目光短浅,不将其收录进《大雅》、《小雅》当中去。孔子西行却没有进入秦国,所以也如同采集了满天星辰,却偏偏遗漏掉日月一般,遗漏了石鼓文。可叹我虽然喜爱古物,却实在生得太晚啦,面对此情,不禁双眼垂泣,涕泪滂沱。

想起当初蒙朝廷征我做博士的时候,那一年刚改为元和年号。有位故人在凤翔府担任军职,相助我计划着掘出石鼓来。我拭净冠帽、虔诚沐浴,将此事禀报给祭酒,说这般宝物世间留存的难道还很多吗?用毛毡或者草席一卷就能运到京城来了,十面石鼓也不过耗费几匹骆驼载运而已。应当将石鼓像郜鼎那样奉献给太庙,但它的光彩超过郜鼎又岂止一百倍呢?倘蒙圣上恩准,把石鼓留在太学里的话,就可以向学生们讲解,让他们互相切磋。东汉时太学门外观经的人尚且塞满了街道,肯定全国士人都会奔波而来观赏石鼓的。到时候剔除石鼓上的苔藓,露出清晰笔画,将其平稳地安置妥当,以大厦深深的屋檐来覆盖,就算经历很长时间也不会有任何意外。然而朝廷里的重臣却老于世故,不求有功,丝毫不为我的激情所影响而只是敷衍推诿。于是石鼓就任由牧童敲打取火,任由耕牛在上面磨角,有谁再轻轻地拂拭来爱护它呢?石鼓埋没在那里,枉受岁月销蚀,六年过去了,我只能向西而望,空自喟叹。

王羲之那世俗的书法因为姿态妩媚,花费几张还能换来白鹅,可是石鼓自从周朝灭亡直到今天,历经战乱却始终无人收拾,世间焉有此理啊!如今是太平时节,也无大事,朝廷独尊儒术崇拜孔丘、孟轲。谁能够把此事交与朝堂商议呢?我希望能够借来口若悬河的辩舌利口啊。石鼓之歌也就吟到这里罢了,可叹啊,我的心愿竟会如此蹉跎。

观诗中“其年始改称元和”和“六年西顾空吟哦”两句意,此诗约写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开篇四句点明缘起,张彻拿着石鼓文的拓片,请韩愈写诗为记,韩愈谦逊说“才薄将奈石鼓何”,然后下面就是正式的《石鼓歌》。石鼓约在唐初被发现,但并未受到多大重视,现存唐诗中,此前只有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然后韦应物也写过一首《石鼓歌》,正是在韦诗中,初判此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时所制,而文字“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韩愈基本沿用了这一说法。虽然“辞严义密读难晓”,但韩愈认为这是难得的古物,对历史、文字、书法和儒学的研究都能起到很大作用,所以在元和元年(806年)向国子监祭酒提出将石鼓运回京城,妥善保护并加深研究的建议,可惜此事层层上报,最后却不了了之。韩愈整整等待了六年,内心遗憾、愤懑,因此才作了这首诗。

诗的主体是叙事,间以抒情,其实就内容和章法来看,很像一篇叙事文而非普通诗歌。就表面而言,此诗不过是为古物得不到保护而喟叹,其实皮里阳秋,别有深意。倒未必是诗人故意借题发挥,但这件事情的始末,对社会现实也存在着曲折的反映,韩愈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并将其完美地融入诗中。

首先,第一重深意,是韩愈沿用韦应物的判断,将石鼓制造的年代定为周宣王时期,从而加深他对石鼓之喜爱。西周鼎盛于成、康两代,昭、穆承其遗绪,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到周厉王时代酿成了国人暴动,厉王之后宣王登基,国势略有所回升,然后幽王误国,遂使国灭。周宣王在位时“不籍千亩”,多次出兵征讨蛮夷却胜少败多,实在说不上有多么辉煌,但韩愈在诗中却对其大加赞颂——“宣王愤起挥天戈”、“诸侯剑佩鸣相磨”,颂其为中兴之英主。其实这是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唐宪宗自即位以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取得了削藩的重大成果,他在位十五年,被后世誉为“元和中兴”,也即诗中所写“方今太平日无事”。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看,唐宪宗之比周宣王,其实国势都并无太大起色,只是延后了败亡的时间而已,但身在局中,韩愈难免要对宪宗寄予更深的期望,所以他美化周宣王,其实也是在歌颂唐宪宗。正因如此,韩愈才接受了石鼓产生于周宣王时代的说法,并且才会如此喜爱石鼓。

第二重深意,韩愈反对六朝以来靡丽而空洞的文风,反对重形式超过内容,提倡学古文,习古道,这也是和他重视古物、热爱石鼓分不开的。诗中把石鼓文抬到绝高的位置,慨叹“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认为就文而言,石鼓文足以列入大小雅,并且《诗经》中其他篇章与其相比,就如同群星之比日月一般。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这是把诗歌当论文来看了,诗歌允许夸张,更允许以夸张的手法借物咏事,韩愈不过是用崇石鼓来崇古,再用崇古来推动古文运动而已。他对石鼓文书法的哄抬就更明显,竟然说“羲之俗书趁姿媚”,仿佛对比石鼓文书法,就连“书圣”王羲之都要甘拜下风,王羲之的字不仅“俗”而且媚俗。其实韩愈之意是说今不如古,王羲之的字写得再好,都是今字(楷书),而非“不类隶与蝌”(应该算大篆)的石鼓文。倘若真以为韩愈因爱好而双眼蒙蔽,认为那些“读难晓”的文字强过诗三百,那些“有缺画”的书体强过“书圣”所写,那真是不理解诗歌为何物、夸张又为何意了。

第三重深意,是痛斥“中朝大官”的因循苟且,“老于事”就字面来看,是指经验丰富,做事严谨,但结合上下文便可明白,这不过是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和行为处事的嘲讽罢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内有宦官弄权,外有藩镇割据,囯势每况愈下,宪宗稍一振作,就定四川、平淮西,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也对桀骜不驯地藩镇造成了沉重打击。可见韩愈认为,只要肯任事,肯做事,国家定有起色,所以元和之前国势不振,元和之后恢复速度也不够快的病根,就在那些“中朝大官”身上。虽然这样理解整个社会局势,未免有些简单、天真,但对于胸怀大志却沉沦于下僚,在广东、湖北做了多年小官,好不容易回朝却只做国子博士,无法进入中枢、无法施展抱负的韩愈来说,有这种认识和牢骚,也是非常正常和自然的事情。

所以,诗人其实是把石鼓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结合了起来,结句“呜呼吾意其蹉跎”就是明证,他最痛恨的不是石鼓不受重视,而是自己要求保护石鼓的建议不受重视。石鼓是难得的古物,韩愈认为可比“郜鼎”,但却“牧童敲火牛砺角”、“日销月铄就埋没”,他自己的遭际难道不是与此很相似吗?

全诗一韵到底,铿锵激越,朗吟上口,尤其描写石鼓文风采的一些比喻句,比如“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等等,想象力丰富,语言生动骏逸,更见笔力不凡。然而吟咏古物,故求古意,也偶尔怪险生僻,乃至佶屈聱牙,比如“遮罗”、“呵”、“委蛇”、“臼科”、“填咽”、“节角”、“媕婀”等词汇的运用,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全诗的流畅性,甚至有凑韵之嫌,可谓是此诗的白璧微瑕。

韩愈,唐代杰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唐代大历三年出生,是唐代中后期的文人代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唐代中后期文坛作品平庸无奇,韩愈无疑是当时文坛的一枚强心剂,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影响至宋朝,被誉为“”之首。

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国势愈渐衰落,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强大,宦官专权,政坛的萎靡之风深深影响着当时的文坛风气。由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蓄势待发。

这一场见证时代的革新运动,在复古的口号下,主要针对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中国唐朝所掀起的这场思想文化革命比欧洲早了近十世纪。

韩愈等人举着“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一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并在社会上兴起了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盛行一世的骈文,这无疑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

中唐后,由于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运动自晚唐至宋,逐渐衰微,骈体文又死灰复燃。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骈文又成为文坛主流。于是又开始了古文和骈文的新一轮的斗争。到宋代中叶,由于的创导,又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文革新运动。

《晚春》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诗作,为《游十六首》中的一首,此时韩愈已年近半百,描写晚春之景无半点百花稀落、暮春凋零的伤感之情,却是一番草木留春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生机面。

从韩愈生平为人来看,他既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师,又是力矫元和轻熟诗风的奇险诗派的开山人物,颇具胆力。他能欣赏“杨花榆荚”的勇气。此处或并非存心托讽,而是观杨花飞舞而忽有所感触,随寄一点幽默的情趣。诗的妙处也在这里,韩愈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反一般文人晚春迟暮之感,募花草灿烂之情状,展晚春满目之风采。寥寥几笔,向世人展现了满目春光,令人耳目一新。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有情有趣,草树知春将不久而归,百花争艳,各呈芳菲,运用拟人手法,揉花与人于一体,将人的惜春之情附加于草木之上。“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凑热闹的还有朴素无华的杨花榆荚,像飞雪一般漫天遍野地飘舞。人言草木无情,诗偏说它们有知,能“知”能“解”还能“斗”,而且还有“才思”高下有无之分。想象之奇,实为诗中所罕见。这是此诗明白有趣之处,堪称平中翻新,颇富奇趣。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是什么意思

韩愈奋不顾俗流,是于韩愈处于同一时期而且也是声名显赫的柳宗元对他的评价,这句话源自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在柳宗元眼里,韩愈当时不顾世俗的看法和嘲弄,毅然选择了做会遭受社会讥笑的事,广招门徒教学为师。于是社会上那些庸俗之人果然聚起来说骂韩愈,韩愈也因此得了个狂人的称号。

柳宗元之所以借“韩愈不顾俗流”的事情,写在他给韦中立的书信中,是为了探讨师道一说。所以当时的两大文人对于师道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柳宗元更是赞赏韩愈这样不顾世人的眼光,广招学徒践行自己思想理念的行为。

韩愈之所以能够做到不顾俗流,犯众人的笑侮,和他那刚正的性格分不开。韩愈在政治上就是那种有话直说,直言不讳,也不会忌惮说出的话会给自己带了什么麻烦,甚至是生命危险也不顾。那么韩愈在平时的社会观念上的看法自然也是有话必说的性子,他必定会践行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要反驳他人错误的观念。

韩愈曾经给自己的门生李幡写过一篇文章《》,文章可以说是韩愈对于自己分不顾俗流的一种回顾。韩愈用深刻有利和极为严谨的语言反驳了当时士大夫们耻于师道的现象,以求学的例子证明了古时就有的求师的做法。韩愈批评了当时社上那些自认为身份高贵,不肯拜师学习的人,并指出应该不因为对方年龄、地位的差别,而耻于求学,真正的学识是要虚心求教才会有的。

《初春小雨》又名《》,作者韩愈,这是一首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首句点出初春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特点。造句清新优美。与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绝句。第一句写初春的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十分准确地写出了它的特点,遣词用句十分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句紧承首句,写草沾雨后的景色。以远看似青,近看却无,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可与的“青霭入看无”、“山色有无中”相媲美。诗中的三、四两句对初春景色大加赞美:“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春光中最美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烟柳满城的衰落的晚春景色。

写春景的诗,在中,多取明媚的晚春,这首诗却取早春咏叹,认为早春比晚春景色优胜,别出新意。这首诗咏早春,能摄早春之魂,给读者以无穷的美感趣味,甚至是绘画所不能及的。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如果没有锐利深细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诗笔,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美。

唐贞元十八年,韩愈出任四门博士,为他的学生李蟠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师说》。这是韩愈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议论文,有着卓越的见解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当时的韩愈官从七品,官阶不高,但其在文坛上的名气早已建立,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在当时的社会,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在其创作背景下,著写《师说》,其内容旨在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的原则。同时抨击了当时士大夫阶层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良师而学的社会风气,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些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在文中,作者运用流利畅达的笔触,通过反复辩论,申明了为师的性质和作用,论述了从师的重要意义与正确原则,并且批判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重师道的不良习俗。韩愈借教导李蟠为由,却意不在此,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抨击那些自恃门第高贵、不肯从师学习甚至讥笑别人从师的士大夫,有着明显的针砭时弊的作用。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文章体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推动了乐于从师善于学习的社会风气。

《马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篇借物寓意的杂文,属论说文体,原为韩愈所作《韩愈文选》中《杂说》的第四篇,“马说”这个标题为后人所加。

此文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说”是“谈谈”的意思,是古代一种议论文体裁。这篇文章以马为喻,谈的是人才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不重视人才、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慨。

《马说》写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年—800年)之间。当时韩愈初登仕途,不得志。曾经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但结果是“待命”40余日,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尽管如此,韩愈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终未被采纳。后来又相继依附于一些节度使幕下,再加上朝中奸佞当权,政治黑暗,才能之士不受重视,郁郁不得志。

《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均有写道千里马难遇伯乐,借物言志,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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