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6年，拓跋跬在众多鲜卑贵族的拥护之下宣布即位为代王，在这同年四月，拓跋跬将国号改为“魏”，北魏王朝的历史也由此开始。
不过纵使拓跋跬能够成功复国，此时他面临的挑战也不小：
外部北魏周边强敌林立，北有贺兰部、东有匈奴铁弗部等部族，而在太行山以东更是有慕容垂建立的强大的后燕；而内部其叔父不满拓跋跬的统治，时时刻刻有欲取而代之的野心，从而导致彼时的北魏内部政局极为不稳。不过这些困难都没有打击到雄才大略的拓跋跬，其对内任用贤能、励精图治，使农业恢复了生产；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的方法依次消灭周边的残敌，为称雄中原做基础。公元395年，北魏和后燕参合陂之战更是奠定了北魏统一北方的基础。
随着拓跋跬深入中原腹地，充分认识到了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同时他也意识到要稳固自己的统治根基必须得有北方汉族士人的支持，因而北魏拓跋跬和之前所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仿照中原政权建立起了一套中原王朝的百官系统，同时为了维护官吏的清正廉洁以及国家的稳定，建立起了一套监察系统。
不过之前我们也有一篇文章讲述过，北魏的监察系统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北魏监察大多是由候官曹所担当，后期随着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才以“御史台”取代了其监察地位，那么这中间有何过程导致北魏的监察体系有着这显著的变化呢？今天我们试着来分析北魏监察制度的变化：
道武帝拓跋跬建立“候官曹”，北魏监察制度正式确立
北魏前期监察职能大多是由多个机构或职官予以执行的，如御史台、内侍长等等，不过这些机构或职官或是恒置不废，或是监察职能较为有限，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稳定并且具有监察职能的就是“候官曹”。
拓跋跬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清楚的知道要想在逐鹿中原的战斗过程之中取胜，就必须学习与模仿比自己现今很多的汉族文明，故而在公元396年，北魏开国十年之后拓跋跬“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开始针对国家制度进行建设。
当然，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建设总是有难度的，纵使拓跋跬堪称雄才大略在实际的建设方面当时的北魏还是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难题：
首先是此时北魏鲜卑贵族的势力极为强大，全面汉化无异于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全盘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是明显不可能的。其次北魏入主中原才刚刚十年，适应能力还很弱，学习与模仿的过程还很短暂，故而要想一蹴而就的学习先进的汉文化也明显是不可能的。所以北魏前期的一系列制度明显有着胡汉混杂的特点，监察制度也不例外，道武帝拓跋跬运用“法古纯质”的方法，在汉化的同时又仿效鲜卑族的一些传统来设置官职，“候官”由此设立。
初,道武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亮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咸有比况。
从《魏书.庚业延传》：“候官告岳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拟仪人君。太祖时既不豫,多所猜恶,遂诛之。”再到“文太安四年,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可以明显的看出候官曹的职能等同于御史台，负责弹劾违法、失职之官员。
随着国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政事的多方面建设，候官曹官员出现了紧缺，文成帝于太安四年大量的增置候官，这次扩大候官规模的改革使得北魏的监察机制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他们的职权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候官曹”到“御史台”，北魏的监察制度因何而变？
《魏书.刑法志》“太和三年,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赎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在北魏前期承担着重要监察职能的“候官”经冯太后和孝文帝开始逐步废除。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改制,颁布前《职员令》,北魏始正式设置了御史台,并改御史台台主御史中承为御史中尉,御史台属吏有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检校御史等，由此北魏的监察体系由“候官曹”正式变更为“御史台”。那么在北魏前期承担着重要监察职能的御史台因何被废除呢？
候官具有鲜明的“鲜卑特色”，不利于汉化改革上文我们就讲过在拓跋跬刚入主中原之时，由于彼时北魏国内的鲜卑贵族的势力强大不利于进行全面深化的汉化改革;而北魏进入中原的时间又太过于短暂，还没有完全适应汉人的风俗习惯，故而汉化的事不能一蹴而就。而到了孝文帝时期，此时拓跋鲜卑所面临的局势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
首先经过拓跋跬、拓跋嗣、拓跋焘等五代君主的努力，国内的鲜卑贵族的势力已经不再具备威胁性了。同时由于他们循序渐进的汉化改革以及用人问题上偏向汉人，彼时北魏国内有众多的汉族官员成为了北魏朝堂的主体，从形势上来说恢复中原王朝的全面汉化改革也已经势在必行。其次彼时的北魏入主中原已经数十年了，潜移默化之下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向农耕文化靠齐，同样经过之前历代君王的努力，彼时的鲜卑民众早已经习惯了中原文化的特色。而在这种种形势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全面的汉化改革已经是必然趋势了，冯太后和孝文帝开始对北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他们不但从文化上、思想上全盘接受了汉化，也从“官制”上的统一开始向农耕文化靠齐，而“候官”这一具有鲜卑特色的职官终究会因为这场浩浩荡荡的“孝文帝改革”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
“候官”监察的弊端性每一项制度的诞生都是随当时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道武帝拓跋跬建立“候官”监察体系有没有帮助整个北魏带来良好的实际效应呢？我们从各方面角度来分析，其实是有的：
庾业延之死在现今看来历来是一场冤案，然而在古人看来，一旦一个大臣对其统治地位产生了威胁，那么必然会遭到君主的猜忌，庾业延之死只是拓跋跬借候官之手除去心腹的一个手段，可从这点上来说候官监察体系保障了君主维护自己的统治。北魏前期实行“无俸制”，而想要保障日常的生活开销，只能靠着皇帝的赏赐，随着北朝的统一，战争越来越少，赏赐也就越来越少，大多数官员的清苦不言而喻，这种局面之下必然会导致诸多的官吏开始破法，史称“时官无傣禄,唯取给于民”。而北魏诸帝利用候官监察百官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吏治的改善。从这两点上来说，候官监察体系在北魏前期确实取得了比较奇效，然而随着北魏诸帝的大规模扩大候官的队伍，我们也看到了诸多的弊端，从这几点上来说都促使开始裁撤“候官曹”反以“御史台”取而代之：
规模过于庞大：北魏前期北魏诸帝的几次大规模的扩大“候官”的队伍，至孝文帝刚登基之时候官的规模已经到达千人，规模的庞大必然会导致朝廷经济上的负担，因而为了削弱其经济上的负担削减其规模已经成了一种必然趋势。候官滥用职权失去了其监察职能：北魏前期候官的职权是相当大的，由于此时的北魏监察机构还相当不完善，所以候官在监察过程之中往往会有滥用职权、擅作威褔的现象，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大量发生，由此来看“候官”已经失去了其监察职能。盘整过细，做事吹毛求疵：“候官”弊端的另一大弊端也体现在候官盘整过细之上，从孝文帝的诏书之中就可以看到候官的职权范围相当大。然而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当中却是大罪不报，小事吹毛求疵，而这些小事或许也往往会成为别有用心之徒的要挟朝臣的工具。故而在种种弊端之下，孝文帝开始对候官队伍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当然由于其规模的庞大，一开始孝文帝只是削减其规模，直至后期诸事都完毕之后才开始进一步的罢置其职权范围。
北魏监察体系混乱之前笔者有提到过，北魏前期具有监察职能的职官和机构是相当多的，北魏前期“御史台”虽然被道武帝拓跋跬等废置，然而还是常有御史台的一些属吏时常承担着监察工作，同时还有内侍长、中散、司隶校尉等同样承担着监察的职权，虽然其范围并没有候官的职权范围广。这种种局面之下就造成了两个后果：
责任分工不明确，多部门同时运行会造成机构上的混乱。而行政机构混乱的局面无疑会导致实际办事效率低下。每一级官吏的增加也无疑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而这些负担又会承担在百姓头上。
所以在深刻认识到了候官监察体系的弊端性以及局限性之后，孝文帝大胆改革将北魏的各方面都开始向农耕文化靠齐，而影响北魏前期数十年的“候官”监察制度在孝文帝改革之后由其亲手废置。
“御史台”的废而后立标志着北魏全面汉化的开始，北魏由此进入了其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虽然我们常说孝文帝改革对于北魏来说也是极为不全面的，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是非常深远的。“御史台”的废而后立更是为之后的唐宋元的监察体系提供了完美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