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时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多万人。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抗战熔炼出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该薪火相传，在七七事变78周年之际，让我们去倾听老兵的抗战故事。

2015年06月22日，安徽，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八里镇候桥村拍摄的，94岁抗战老兵房学金老人。

　　房学金：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 为保家卫国拼尽最后一滴血

2015年6月22日，安徽亳州。

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八里镇侯桥行政村房瓦村口一棵500多年的古黄连树下，常常会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他就是抗战老兵房学金。曾任第一野战军19兵团64军191师573团1营二连二排排长。

1921年出生的房学金，十多岁就离开家乡，曾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但是如今，由于年事已高，老人的思绪已经有些凌乱，与他交谈，长征路上过草地的事情还没有说完，一下子就会转到张家口如何夜袭鬼子的营地，然后又一下子跳到了抗美援朝……

2015年06月22日，安徽，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八里镇候桥村拍摄的，94岁抗战老兵房学金老人。

尽管老人的讲述已经凌乱，但是，老人腿上、脖子上和胳膊上的几处伤疤却在向我们默默诉说着这位老兵当年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勇敢。

当记者问他，受了这么多伤后悔吗？老人的声音激动，颤抖，高昂：“我不后悔，我为了保卫祖国，我不后悔，我没死在战场上，我现在还活着呢，我不后悔。”

交谈中，老人忽然提到了钓鱼岛问题，老人说，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谁也不能侵犯。他说，如果祖国需要，他还会义无反顾的冲到最前线，为保家卫国拼尽最后一滴血。

2014年的时候，老人还写了一封拜望信，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再去北京一趟，见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2014年9月12日，李太，1922年8月27日出生，现居住于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潘村。李太右臂膀上的枪伤见证着过去的历史。李太，1922年8月27日出生，现居住于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潘村，当时部队番号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卫立煌所属93军10师30团3营7连。

　　李太：冻成雪人也要誓死捍卫国土

2014年9月12日，李太，1922年8月27日出生，现居住于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潘村，当时部队番号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卫立煌所属93军10师30团3营7连。

老兵档案自白，我叫李太，原名李振义。17岁那年，我就当了兵。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当时想着哥哥能帮家里种地，弟弟年龄太小，而军队年满18岁才可以当兵，所以17岁的我就谎报自己18岁，加入了当时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卫立煌所属93军10师30团3营7连。我的军长叫刘戡，师长叫王进修。

为了阻拦日本人攻上中条山，我们在山西侯马还跟日本人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当时部队收到情报，日本人要途径山西侯马前往中条山。我和战友立刻赶往山西侯马，在上级的指挥下，我们破坏了敌军的必经之路，然后悄悄埋伏在山的两侧，架好枪支，随时等待敌军的出现，将他们一举歼灭。当时天上下着大雪，我们就埋伏在那里，那时候当兵的哪有被子，身上就披着自己的大衣，天气冷的雪都不会化，大衣上的积雪多了，我们就把上面的雪抖抖重新盖上。那时候年轻，一心想着歼灭日本人，要是现在早都冻死了。日本的大部队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趁他们在修路的时候，围剿敌军的战斗打响了。日本人来了一个师团，汽车来了百十辆，坦克装甲车都有，最终还是被我们全部消灭。

2014年9月12日，李太，1922年8月27日出生，现居住于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潘村。在屋里时间长了闷得慌，李太每天都开着改装后的电动车到外面转转。

东坞岭战役，整整下了三天三夜的雨，我们跟日本人打了三天三夜，我们在山上不让他们上来。飞机从头上掠过不断扫射，大炮也不断往这里打，“咣”，“咚咚”的巨响感觉外面的大地都在震动，地上被炮弹打的坑一个挨着一个。战壕里的泥水有一丈多深，我们身上，脸上，枪上到处都是泥。打不成了我们就出来，坑里面的水比较清，我们就把枪洗洗，上点油，接着打。手榴弹的盖子扭下来，线抽出来，等日本人一上来，我们就一个劲的扔。身后，部队过来补充子弹，说“报告连长，快点领子弹”。子弹都是一箱一箱的打，一箱一千多，一箱一千多，手榴弹也是，摆的满满的。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刮了点风把雾气吹跑了，日本人全都暴露了出来，我们又是手榴弹，又是机关枪地对他们不停射击，那次把日本人都打死完了。

后来我去了八路军，在一次小战役上，我的腿和右上臂被打伤，当时在贺龙野战医院治疗。以前我总喜欢跟孩子们讲我打日本人的故事，村里现在跟日本人拼过刺刀的就我一个人了。我今年已经92岁了，家里四世同堂。耳朵聋，腿因为旧伤加上风湿病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每天就坐在孩子们给我改装的电动车上出去转，我不喜欢呆在家里，我想趁自己身体还不错，多出去转转看看。

2014年9月14日，河南洛阳，抗日老兵刘守文。“民国28年，因为家里穷，我就去当了兵，当时我只有17岁，当的是步兵。当兵后，我所在的部队在傅作义的带领下，坐火车到西安，然后走了一个多月到大西北一带打仗。现在我还记得在包头和五原的战斗。

　　刘守文：坦克碾压下活命 活着的河南人只有我一个了

姓名：刘守文，又名刘六夫，部队番号：暂三军31师92团1营3连。

　　在日本人的坦克碾压下活命

我还记得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团长王雷震的讲话。他说，他每天练习写字，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等抗战胜利了，给每个人都写一个“抗战英雄”的大字。现在，我还活着，我家里也有志愿者们送来的“抗战英雄”大字。

民国28年，因为家里穷，我就去当了兵，当时我只有17岁，当的是步兵。当兵后，我所在的部队在傅作义的带领下，坐火车到西安，然后走了一个多月到大西北一带打仗。现在我还记得在包头和五原的战斗。

在包头的战场，我军跟日本人打得火热，后来日本人把铁路修好了，战备物资供给及时。他们有坦克，就用坦克碾人。第一轮我们上了170多人，就剩下14个活着，第二轮又上了140多人，打完就剩了11个活着。那坦克把人碾得血肉模糊，大地都染成了血红色，特别惨烈。我记得我当时是在那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一战，活着的河南人就剩下我一个了。

撤退时，部队被打散了。那时我有好多天没有吃饭了，还跟主力部队走散了。独自一人来到一个村里，找村民讨饭吃。好不容易村民做好饭，正想着可以吃到嘴里，外面有村民说日本人追来了。可是太饿了怎么办？当时是冬天，我带的有棉帽子，逃命的时候，也顾不上脏了，就用帽子盛了一碗饭，跑着吃着，吃完后又把帽子扣在头上继续跑。

在包头的战场，我军跟日本人打得火热，后来日本人把铁路修好了，战备物资供给及时。他们有坦克，就用坦克碾人。第一轮我们上了170多人，就剩下14个活着，第二轮又上了140多人，打完就剩了11个活着。那坦克把人碾得血肉模糊，大地都染成了血红色，特别惨烈。我记得我当时是在那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一战，活着的河南人就剩下我一个了。”

　　利用自然条件 把敌军围起来打

在五原的时候，正好是冬天，那时天冷的黄河都冻上了，800辆车过去，那河床都没事。二三月的时候，河开了，日本人过不来了。我们就把已经过河的日本人围起来打，最后把他们全歼，对面的日本人只能干着急。

当时我是代理3排排长，这一仗打完后，我庆幸自己还活着，可是去掉背包一看，才真觉得自己命大，因为我的背包、背包里的鞋子等物品，都已经被打烂了。要不是这大背包，我还不一定怎么样了呢！这一战还收了敌人的3门野炮做战利品。

　　9月3日 有特殊的意义

后来我们的部队起义以后，我还保护过毛主席进京。1949年，主席进京的时候，我在北京前门大街指挥保卫工作。现在，我还有一枚奋虎奖章和一个以前的指南针。指南针是在北京的时候发的，画战略图的时候，把指南针放在上面看方位。

我还记得当时有个跟我关系很要好的甘肃兵，叫梁邓仁。他当兵晚，我经常照顾他，有一个馒头我俩都是掰开吃。打完仗后，他就回家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

建国以后，我负责送一批老兵，途中到家中看望老父亲。父亲见到我还活着，非常激动，只是不肯再让我离开他，就这样，我没能回去再当兵。虽然没再当兵，但是，9月3日这个日子，我每年都惦记着。因为这一天，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天对我，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2015年4月19日，辽宁鞍山市的一个普通老旧小区，寻找鞍山最后一位苏联红军张正恩。曾经当过放牛娃，可为了能打跑鬼子，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张正恩参加了抗联队伍。在一次任务中，他为炸毁日军飞机场化装侦察，提供情报，立下一等功。老人最珍贵的就是满身的抗战勋章，别在军装上，穿上立即有了军人的精神。

　　苏联红军张正恩：看抗战剧仍生气不能原谅日本罪行

2015年4月19日，辽宁鞍山市的一个普通老旧小区，寻找鞍山最后一位苏联红军张正恩。

张正恩住在一楼，楼内略显潮湿阴冷，他的卧室不大，一张床占了大半。90岁高龄的张正恩看起来很瘦，总是标准的军人坐姿，皮鞋擦得锃亮。他说话语速很快，激动了会大声喊出来。

“我是一个伤兵，脑袋里还有弹片，有些事情记不清了。”张正恩指了指自己的右眼。原来他在战争时期右眼受伤，弹片跟了他一辈子。

小时候穷，做放牛娃。有一天，张正恩放牛的时候，碰见了抗联游击队。张正恩一听，能打鬼子，还能吃饱饭，高兴坏了，把牛扔到山坡上就参军了。

参加抗联不久，张正恩就随部队来到苏联，成为苏联远东红旗军88独立旅的一名战士，也参加了各种特种兵培训。张正恩渴望能打回东北老家。

后来苏军反攻东北关东军，根据他的情报，成功炸毁几架飞机，张正恩因此荣立一等功。

2015年4月19日，辽宁鞍山市的一个普通老旧小区，寻找鞍山最后一位苏联红军张正恩。曾经当过放牛娃，可为了能打跑鬼子，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张正恩参加了抗联队伍。在一次任务中，他为炸毁日军飞机场化装侦察，提供情报，立下一等功。老人最珍贵的就是满身的抗战勋章，别在军装上，穿上立即有了军人的精神。

军装上身，张正恩立即有了精神，还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采访间隙，儿子给他送来“雪碧”。他爱喝饮料，尤其爱喝碳酸饮料，说到高兴处要喝一点。

“我就看不了那些小日本嚣张。”除了喝饮料，张正恩还喜欢看电视，新闻和抗战片都非常喜欢。

几十年过去了，他和过去一样，对日本不能原谅，看到电视剧里的日本人打胜仗，张正恩就气得哇哇叫。

“我们家三代从军。”在他的坚持下，儿子和一个孙子都去参了军。孙子在内蒙古当消防兵，老人的孙子说：“他是家里的老英雄，我们崇拜他。”

东北抗联战士、苏联远东红旗军88独立旅战士。

1925年11月8日生于辽宁省盖县。

1942年5月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二支队，后过界到苏联成为苏联红旗军88独立旅战士。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随苏军反攻东北。

1945年9月回国在吉林省长春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41军154师46团3营机炮连连长、副营长。

1949年在广西负伤致残定为二等甲级伤残。

1950年10月参加志愿军，后因伤口恶化回国休养。

1955年转业到辽宁省鞍山市工作。

1985年7月在鞍山市石化局系统离休。

2015年4月28日，北京，朝鲜籍女战士，97岁的李在德老人现在居住在通州的一个普通住宅小区。满头白发，下楼散步，跟谁都微笑。李在德老人曾撰写了一部回忆录，封皮上的老照片中，年轻时的她意气风发。

　　李在德：朝鲜籍女战士抗日13年 为周总理“掌印”

2015年4月28日，北京，朝鲜籍女战士，97岁的李在德老人现在居住在通州的一个普通住宅小区。满头白发，下楼散步，跟谁都微笑。

她出生于朝鲜，自幼来到中国黑龙江参加抗日，成为一名抗联女战士；战争结束后，她曾是周总理身边的“掌印”秘书，还是朝鲜领袖金日成特别邀请的“贵宾”。

李在德原籍朝鲜，姥姥、姥爷都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先后被捕牺牲。随后李在德与父母逃到黑龙江省朝鲜族聚集区。1932年，只有14岁的李在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随后成为被服厂战士。

随抗联队伍进入苏联后，在苏联远东红旗军88独立旅，除了常规军事训练外，李在德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学习收发电报。李在德却总是能出色完成任务，返回苏联的野营地，苏联的教官表扬她：“马露霞（李在德的苏联名字）最棒。”88独立旅的旅长周保中也以这个战士自豪：“干得不错，应该受到表扬。”

当年的88独立旅是一支国际旅，后来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当时曾在第一营担任营长，李在德与金日成的夫人金正淑在那里结下了深厚友谊。

1945年，李在德随苏军反攻打回东北，后又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她追随爱人来到中国，并申请加入中国国籍。1953年，时任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亲自签字批准她入籍。

新中国成立后，李在德到政务院（后来改名国务院）秘书厅工作，担任周恩来总理的机要秘书，负责管理政务院公章和周恩来印章，她的办公室与周恩来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她也被戏称为周总理的“掌玺大臣”。

2015年4月28日，北京，朝鲜籍女战士，97岁的李在德老人现在居住在通州的一个普通住宅小区。满头白发，下楼散步，跟谁都微笑。老人一生获得多次奖章。

1960年后，金日成多次邀请李在德到朝鲜参观访问，并且充分信任她：“她想上哪里去就去。”1992年，李在德前往朝鲜，金日成亲自赠送给她一条真丝锦缎朝鲜裙服。1993年7月，李在德再次访问平壤，金日成再次与她会见，其间，一直拉着她的手，直至照相结束。

金日成去世后，她也是获得朝鲜大使馆邀请前往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

抗战时期的信仰并没有因时光而流逝。如今的李在德老人仍然很关心国家大事，“要相信国家”这句话一直挂在嘴边。她爱看电视，但极少评论，看到高兴的事儿会心一笑，只有看到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时，才会说上一句：“那不是共产党员的做派。”

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功臣。2005年，俄罗斯军人与老战士协会为她颁发自由战士和斯大林勋章证书。2010年，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亲自为她授勋。今年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专门向她颁发了“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

东北抗联战士、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旅战士。

1918年2月，生于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因日本人侵占了朝鲜，举家迁往黑龙江。

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区团委委员。

1933年，参加汤原抗日游击队，担任护理员。

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东北抗联六军、三军和东北抗联司令部工作。

1938年，去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后被编为苏联远东红旗军88旅战士。

1940年至1942年，随东北抗联第三支队，多次潜回东北从事侦察工作。

1945年，随苏军回国在吉辽军区、吉林省军区工作，随大军南下。

1950年，调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负责管理政务院公章和周恩来总理印章及机要文件。

1955年，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副科长、幼儿园园长、图书馆主任。

1982年，任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局长，同年9月离休。现居北京。

2014年9月2日，广西桂林，虽然已经94岁了，余国清的军礼依然庄重而有力，深邃的目光仿佛在诉说着抗战年代的故事。

　　余国清：为了打日本鬼子 我们是一家人

七七事变后，余国清还是个热血青年，抱着“要去杀日本鬼子”的信念，他报名参军，并随部队移师四川、贵州。1942年3月，余国清所在部队奉命从昆明开赴缅甸腊戌作战。但此时仰光沦陷，远征军已失去战机。

一天夜里，日军奇袭腊戌城，黑暗中，机枪的火光从四面八方射来。当时作为班长的余国清迅速召集战友，沿路阻击，边打边退。但即便这样，牺牲仍越来越多，很多受伤战友只能被“狠心”抛弃。

5月，余国清所在的部队在滇缅公路咽喉———保山县边界的惠通桥头参加阻击战。阻击十分激烈，余国清和战友打退了日军一次次进攻，河水都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和所有的战友一样，余国清誓死血战到底。战斗中，他腿上被刺了6个窟窿。当刺刀再次逼近，他拉响胸前的手榴弹，却见日本人惊慌逃窜，他顺势将手榴弹扔出，滚到了树林边，“捡了一条命”。 

2014年9月2日，广西桂林，在布置简单的屋里，老人换上他最喜欢的一件衣服，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后来，惠通桥被炸，撤退的路被断了。余国清就在那个尸横遍野的地方，靠吃树叶整整待了15天。直到枪声渐渐平息，他才在一位老船工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对岸。

他拖着残腿，忍饥挨饿。一路乞讨北上，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昆明，被送到宜良县军医院治疗，直至三个月后痊愈。

在路途中，他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助，每次说声谢谢，总会听到一样的回答：“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一家人。”

说起往事，老人泪眼朦胧。

1948年，余国清随军来到桂林，在这里一呆就是66年，他也深深爱上了这座曾经的抗战名城。

“小QQ能走吗？我尽量踩足了油门过！”

“哪个城市啊？我要去偶遇。”

不久前，一段道路指示牌的短视频在网络上火出了圈，指示牌上除标明了常见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以外，还标示了一条“坦克专用道”。这引起网友们热烈讨论，大家惊讶之余，纷纷直呼“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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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画面来自位于包头市青山区的坦克路。与一般的城市道路不同，坦克路以110国道为界分为两段，一部分在内蒙古一机集团厂区之内，一部分在厂区之外，画面中正是厂区外的部分路段。厂区外路段南起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北门与110国道交叉口，北抵一机靶场门口，全长3083米。“轰隆隆”，一辆辆崭新威武的坦克驶出一机厂区，碾过碎石路驶向靶场……这是当地群众经常可以看到的场景，“坦克路”的叫法由此传开。

说起这条路，那就不得不先提一下包头市的坦克制造史了。

诞生于20世纪初的坦克是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至今仍是各国地面作战的中坚力量。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家底”一穷二白，自主制造坦克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只能是梦想。当时，毛泽东同志这样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敌人的铁甲战车，志愿军战士只有手榴弹、爆破筒这样的轻武器。于是，一种“坦克情结”，萦绕在国人心间，挥之不去。

617厂，正是从这样满怀期待的历史目光中走来，碾出闪光的路迹。工农业生产经过几年恢复性建设与发展后，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推进156项重点工程建设，其中，建设我国第一家坦克制造厂617厂（现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

从此开始，伴随中国陆军的成长足迹，无数坦克从这里送往部队、驶向疆场，我国坦克工业迈出了走向现代化的铿锵步伐。

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机集团

探寻坦克路背后的“造梦”故事

（图片来源：魅力一机）

伴着《草原晨曲》激昂的旋律，时间拨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外国专家断言：新中国造出自己的主战坦克需要20年。不过，这样的“预言”很快就被国庆十周年阅兵式上59式坦克的滚滚铁流踏碎。

时间紧、任务重，第一代一机人怀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炼红心扎根边疆”的雄心壮志，踊跃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包头，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汇成了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坦克基地的兵工大军。在苏联的支持下，科研人员与技术工人争分夺秒抢进度，攻克重重难关，用最快的速度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坦克制造厂，拉开了我国自主研制坦克的大幕。

1956年4月动工建设厂区；1958年12月25日第一台坦克（后定型为59式坦克）试制成功；1959年，实现完全独立生产坦克，首批国产的32辆59式坦克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阅兵，中国产坦克首次向公众亮相……装甲厚、火炮强的59式坦克的问世，宣告了中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彻底终结，也让我国主战坦克的技术水平赶上了世界装甲装备的发展步伐。

此后，一机集团一路高歌奋进，实现了国产坦克由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的重大转折。中国坦克从59式发展到99式，中国的坦克工业迅猛发展，走出一条成功的发展之路。一机生产的各种新式装备在国庆10周年、35周年、50周年、60周年阅兵式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上屡次“亮剑”，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从59式到99式，这些让国人为之自豪的国之重器，都曾从坦克路驶过。这条不平凡的坦克路，也见证了包头为共和国“铸盾砺剑”的非凡历程。

这是段值得回味和骄傲的历史。要知道，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一机集团要成功地生产出坦克，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随着浸润着军工人智慧与心血的武器装备研制成功列装部队，这些守卫国土的钢铁战车，也见证了中国军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奋斗史。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新中国坦克传奇的背后，是一代代一机人的挥洒热血、接续奋斗，是一项项重大自主科技创新突破，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军工精神。

克服左手伤残和病痛，用一只手始终战斗在军工一线，并一次次突破自己技术峰值的“独手焊侠”卢仁峰；把四十年美好年华和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坦克科研事业的第三代坦克副总设计师杜惠昌；祖孙三代七口人、军工报国脉脉传的全国劳动模范、8X8轮式战车总体系统设计师邢晓红……正是一代代一机人传承“把一切献给党”的军工精神，执着坚韧地接续奋斗，才有了一机集团今天的荣光。

数十年来，一代代一机人将个人理想和爱国情怀融入国防军工事业，把为国砺剑、锻造国之重器的使命牢牢刻进心间。一条3公里的坦克路，记录着他们的青春和梦想，也见证着他们不断攀登科技高峰、打造尖端武器装备的精神。

与新中国坦克工业一同成长的，是包头这座不平凡的城市。

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国家根据发展工业的需要和包头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将156个重点项目中的6个放在了包头。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从此横空出世。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建设者，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来到包头。不管是哪里人，来了就是包头人。曾经的塞外荒原到处都是红红火火的建设现场，到处都是豪情万丈的青春力量。

包钢一号高炉建成出铁，一机、二机等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包头工业重镇的基石由此奠定。包头恰如《草原晨曲》中的双翼神马，钢铁工业、机械工业比翼齐飞、齐头并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坦克路应运而生。

2017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与坦克路相交的兵工路带状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这条东起赛罕路，西至民族东路，全长约7.2公里的带状公园，串联起北方兵器城、天鹅湖、太阳湖等公园，形成了独具包头特色的军事文化主题景区。

迷彩绿道，摆放着飞机、大炮、坦克和装甲车的公园，还有那醒目的坦克路标识和偶尔驶过的坦克，让这座北方城市散发着独特的气质，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们慕名而来。

坦克路的成长史，折射的是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是兵工人的奋斗历程，更是包头的辉煌与荣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百年奋斗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奋斗历史。”在党的二十大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新一代包头人必将带着对这座光荣城市的新期待，“爱包头、作贡献”，用奋斗激情创造新的传奇，续写崭新的新时代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