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如何评价拉贝拉贝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像纪录胶片拷贝在今天是文物吗？有收藏价值吗？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11-12 00:02 标签： 德国人如何评价拉贝

中新网8月14日电(孙莹)14日，南京大屠杀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工作再次启动，这次“申遗”的5组档案分为纸质、照片和胶片三类。其中，由当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原始胶片和摄影机，是5组档案中的唯一第三方旁证。

这次“申遗”的5组珍贵档案在2010年时就已选定，而且已被列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5组档案分别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京字第一号证据的16幅日军暴行的照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女士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原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南京市档案馆珍藏的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江东门纪念馆)珍藏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原始胶片及摄影机。

“在近些年的研究当中，第三方证据的重要性已经日益显现出来，其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及摄影机就是这种类型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郭必强称：“由日方和中方提供的证据，虽然很重要，但由战争之外的第三方提供的资料会让证据显得更加全面。”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他与德国友人约翰 拉贝等共同筹设了南京国际安全区，救助了20万以上的南京难民。

这段拍摄于1937年到1938年之间的影像，是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长度达105分钟的日军烧杀淫掠的血腥场面。1938年初，这部影像在上海美国租界经柯达公司剪辑为15分钟，胶片中的近百个画面被翻拍成照片。其中有10幅刊登在1938年5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与关注。

作为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母片加上其3套拷贝共有4套，其中母片由马吉的儿子捐赠给了南京江东门纪念馆。当年另外3套拷贝，其中一套由三个信奉基督教的日本人带回到东京，在东京的大使馆内放映；还有一套被带到欧洲去放映；最后一套则是在中国国内进行放映。但是，这三个拷贝已不知所终，目前仅存于世的就是约翰 马吉保存的这套胶片母片。

“这个能让世界看到1937年南京所遭受的苦难的影片，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仇恨。就像这次‘申遗’的目的一样，是让全世界人民对当时的历史有真实的认识，从而更加珍视现在的和平，远离战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郭必强说。(完)

12月12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人们在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公祭活动上献花。新华社发

12月12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人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也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作为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之一，南京大屠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不为世界所知，国际社会也鲜有大规模纪念活动。然而，在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下，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穿越80年的“时空对话”

在1937年12月人间炼狱般的南京城中，有一批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甘冒风险在日寇屠刀下救助我同胞，并向国际社会披露侵略军暴行的国际友人。在80年后的今天，他们的义举仍为中国人民所感怀，而他们的事迹，更成为跨越国界、唤醒历史的共同记忆。

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担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北京、天津、南京代表处代表的约翰·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

1938年，西门子公司受到日方施压，将拉贝召回国内。临行前，躲藏在他南京家中防空洞里的中国难民们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回到德国后，拉贝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然而这些举动触怒了德国法西斯当局，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出狱后，拉贝的行动也遭到限制。

在救助中国难民的同时，拉贝在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今年年初，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将2000多页的《拉贝日记》影印本及高清电子版，独家授权给中国国家档案局，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影印出版的《拉贝日记》共6册，内容既包括拉贝的日记，也有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递交的公函60余件和暴行报告400余件、拉贝收集的世界各国对日军侵占南京后大屠杀暴行的新闻报道，以及拉贝回国后向德国政府呈送的关于南京沦陷的报告等。

与《拉贝日记》相辉映的，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秘密拍下的105分钟画面，这也是那场浩劫中唯一留存至今的动态影像。1946年，约翰·马吉带着这部影片，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约翰·马吉使用的摄影机和电影胶片拷贝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80年后，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重走“祖父路”，用镜头记录今日的南京。祖孙二人，在这座城市展开了一场穿越80年的“时空对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待克里斯·马吉拍摄完成后，纪念馆计划于明年在国内外出版他的摄影集，并在馆内举办摄影作品展，通过其视角，让更多人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13日，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史上首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境外首个为纪念南京大屠杀而设定的官方纪念日。在4天前的12月9日，安省各界华人举办主题为“铭记历史，祈愿和平”的“南京大屠杀80周年追思会”，现场2米多高、6米长的签名板上，签满了名字。

对于这样一个纪念日的设立，加拿大华裔女议员黄素梅功不可没。

2016年，黄素梅在安省议会提出了这项编号“79”的议案。黄素梅向议会指出，安大略省居民熟悉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历史，却对日军在中国的暴行闻所未闻，对于他们来说，“学习和反思南京大屠杀所带来的深刻教训非常重要”。

尽管在去年12月8日79号议案就全票通过了议会二读，但由于私人提案数量太多，且受到来自包括日裔加拿大人、乃至日本国会议员等各方势力的阻挠，最终能够决定79号议案命运的三读始终没有机会重新走进议会接受辩论投票。由于担心议案无法通过从而自动失效，黄素梅退而求其次，先在议会推动通过了同样内容的动议。对黄素梅以及她的支持者们来说，尽管动议缺乏议案那样的法律效力，但阶段性的胜利还是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

11月30日，另一位加拿大华裔女性议员关慧贞在加联邦国会发表声明，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并呼吁加拿大联邦政府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以悼念死难者。

“我要尽最大努力，让所有加拿大人都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关慧贞的一席话，赢得众多议员鼓掌起立。

在此之前，关慧贞已经关注南京大屠杀、并为将其历史真相呈现给加拿大社会奔走许久。上世纪90年代，她担任省政府部长时就为把“南京大屠杀”列入中学历史教材奔走呼吁。200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部出版了《年之亚洲太平洋战争人权浩劫———世界公民与社会责任》的教材。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以二战亚洲遭受日本侵略蹂躏为题材的英文教材。

其实，向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惨案真相早在20年前就有人开始做了。20年前，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让西方世界部分民众首次知晓这场人类惨剧。20年后，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日本人道歉、赔偿、建碑、立馆”——这位老人，就像千千万万为维护史实、捍卫真相的人们一样，正沿着13年前受抑郁症困扰离世的女儿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日本，同样有很多人，为坚守和宣扬历史真相不懈奔走着。

“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名士兵，对日军的暴行感到耻辱”。今年9月9日，98岁的日本老兵三谷翔在家中去世。就在去世前几天，这位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仍在费力地诉说，自己年少时被日本军国主义毒害的历史。

1937年，南京沦陷后，时年18岁的三谷随海军舰队抵达这座中国城市。在一部纪录片中，三谷回忆：他抵达南京时，街头已看不到当地人，下关和挹江门附近到处是尸体堆成的小山。尸体太多，就像垃圾一样随便扔进江里。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他27日踏上归国航程。在返程当中，三谷的上级下令：回国后不许泄露所见所闻。

纪录片结尾处，这位老人说：“（日本）陆军当时的行径太过残忍，上层对士兵的残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曾经的小学历史老师松冈环女士，便是三谷的一位倾听者。

从1988年开始，为了寻访真相、传播史实，松冈环奔波于中日两国之间，走访了300余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250位侵华日军老兵，出版证言、摄制纪实电影、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举行证言集会……2002年，松冈环编著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一书在日本出版，她还制作了基于各方证言的纪录片《南京——被撕裂的记忆》。

今年已经70岁的她说：“为了让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真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然而，这条路并不容易。松冈环说，她的研究遭到了“右翼势力的阻挠”“的确有很多困难”。虽然日本有不少人支持她，但松冈环承认，“这个力量还不够强”。

同样的担忧也萦绕在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学者森正孝的心头。“现在我们打开日本的网站搜索‘南京大屠杀’时，就会搜出不少类似‘这是中国人捏造的流言’‘是虚假的’等内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森正孝面带忧虑地说，“我深感日本的现状值得警惕，因此更加希望能够充分揭露这段历史真相。”

Magee)（），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个律师家庭，毕业于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后，一直在南京下关挹江门外的道胜堂教堂传教，直到1941年回国，时间长达29年左右。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为了占领上海，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投降，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驻上海陆战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滕要藏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并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卫兵。中国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当场将二人击毙。日本以此为借口，发动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开始。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对中国军人和南京百姓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据载，日军对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军警人员、和平居民进行了28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人数达19万多人，手段极其残忍，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

南京，这座已经“无抵抗的都市”沉没在血海中。

随着战火逼近南京，美国驻南京使馆工作人员开始劝说本国公民离开，约翰·马吉不但选择留了下来，而且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不顾生命危险，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并用一架16毫米的贝尔牌摄影机拍下了留存至今的唯一的真实记录日军暴行的影像资料。与20多位坚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人道主义乐章。

1937年11月22日，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德商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主任拉贝等人，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始着手准备难民救济工作。实际上，从日机轰炸南京开始，作为委员的马吉已经投入救助被炸伤的南京市民和从上海方向逃过来的受伤难民。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全力救助难民与士兵，但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挠。马吉随时跟着救护车，因为一旦没有外国人在场，汽车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抢走。马吉所在的道胜堂教堂因属于美国财产，日军不敢肆意胡为，这里住满了来寻求庇护和从日军魔爪下拯救出来的中国妇女，成了她们的避难所。

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曾经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写了400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强烈要求停止暴行。与此同时，马吉还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写了很多封信，内容全是他对日军暴行的记录。不仅如此，马吉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

1937年12月16日，马吉进行第一次拍摄，他小心翼翼，防止被日军发现。他听到枪声，透过窗户，看到几个男人被日军拉出去，一位中国妇女跪地祈求，似乎是让放过自己的儿子和丈夫。然而，一切都是徒劳。马吉气愤地浑身发抖，当他决定走出去救人时，那些人早已没了踪影。他愤怒、自责，连续三天，马吉都没有再给妻子写信，直到12月19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描述：“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军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

马吉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镜头中有日军对南京城的狂轰滥炸、机关枪对成群结对市民的疯狂扫射、日军奸淫中国妇女的兽性、被蹂躏后痛苦万分的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以及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等等。“重复这些令人恶心，但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这样，这些真相才能有一天公诸于众”。

12月21日，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残害的市民，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他拍摄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当年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强暴，她身中37刀。幸存下来的李秀英曾在战后多次赴日本参加和平集会，控诉日军暴行。

当时，日军为了封锁消息，掩盖自己的暴行，严格控制外籍人士的行动，绝对禁止摄影、摄像。12月16日，当最后一位西方新闻记者、美联社的叶兹·麦丹尼尔在日方的强制要求下离开南京时，南京变成了一座黑暗的信息孤岛。12月23日，马吉在信中写到：“日本人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南京，因此我们现在与世隔绝。”他在影片的引言中说:“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文化电影部的摄影师白井茂一行抵达南京，开始拍摄所谓的“纪录片”《南京》。里面充斥着中国人挥手欢迎日军、日本人给中国孩子发糖之类的画面，以此来美化日军的暴行，在虚假宣传中粉饰太平。当30万中国人在沦陷后的南京城内惨遭屠戮时，世界看到的却是一个“祥和”、“平静”的南京。于是马吉拍摄的这些真实的历史镜头，就成为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的真实的动态画面，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1946年，马吉本人也曾经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

2007年11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一件重要的证据就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它为夏淑琴讨回了公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吉回到美国，继续从事牧师的工作。1953年，马吉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临死前留下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讲话中特别提到约翰·马吉。这位国际友人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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