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沉思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是什么意思?

  今天,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坝村的杨大毛起了个大早,像往常一样挑着木桶来到村口的红井边。但他没有像平时那样,急着从红井里打水,忙于挑水回家,而是坐在红井边,对着那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石碑沉思起来。

  当记者在红井边见到杨大毛时,他已在井边坐了近一个小时。沙洲坝迎来了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红井、田野、池塘、苏区旧居群,完全笼罩在金色的阳光中。红井边的水泥地、石碑、井台、护栏都被井水冲洗干净。杨大毛与记者席地而坐,谈起了红井。

  沙洲坝原来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方,“有女莫嫁沙洲坝,无食无水洗手帕”是当年沙洲坝的真实写照。

  1933年4月,毛主席为解决沙洲坝人民的吃水、用水问题,亲自找水源,带头挖了一口井,使沙洲坝人民吃上了干净卫生的井水。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要把井填掉,群众几次把井挖开,几填几挖,激怒了反动派,便下了一道挖井禁令:“谁挖井,谁杀头。”1950年,沙洲坝人民为了迎接毛主席派来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将这口井进行了全面维修,并尊称为“红井”,在井旁立了一块木牌,上书“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14个大字,后来又将木牌改为石碑,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14个大字涂上赤金,使它永远在人们的心中闪烁。

  杨大毛说:“从我懂事起,母亲就告诉我,我的名字是毛主席起的,几十年来,我对毛主席一直充满了感激之情。今天我格外想念毛主席。”

  在红井边,杨大毛向记者讲述了当年毛主席给他起名的故事: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村长抱着杨大毛在村头的大樟树下玩,警卫员也抱着毛主席的儿子小毛来到大樟树下,毛主席问村长:“这是谁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多大啦?”村长回答说:“是一个红军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名字,大家暂时叫他杨石发生,出生还不到一年。”毛主席说:“中国人的名字一般是三个字,没有四个字的,他与我的小毛同年,他大一点,就叫大毛吧!”

  红井边的游人多了起来,杨大毛在红井边,开始给游客讲述红井和他自己的故事。

  (新华网 刘文杰)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10月毛泽东韶山旧居对外开放时起到2001年底,到这里来追寻伟人足迹、瞻仰伟人家居的人数达3000万。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毛泽东故居题匾曾有4次变更。

第一块门匾: “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

1878年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买下上屋场东边的五间茅草屋,1888年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携儿子毛顺生、儿媳妇文氏迁居于此。后来毛家几代人历经几十年的改建和扩建,到1918年房屋架构基本定型。1919年10月、1920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

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故乡,动员弟弟妹妹“舍小家为大家”,参加革命。不久,毛泽民和发妻王淑兰处理了家产,离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后,上屋场由当地农民居住。

1949年8月22日,湘潭县人民政府成立,韶山上屋场毛泽东故居由县人民政府收回。当月,政府安排韶山村老党员毛月秋(毛泽东族叔)负责故居管理和接待来访者的工作。

1949年10月17日,长沙专区代表团一行45人,在地委委员郭固邦、湘潭县委委员毛华初带领下,到毛泽东故居来参观。那时候毛泽东故居还没有收集文物,门口没有门匾,屋里也没有毛泽东家人的照片,只有大大小小十三间半房屋。18日上午参观完毕时,毛华初对毛月秋说:“老书记,以后到这里参观的人会越来越多,您看屋前是不是该写个门匾?”毛月秋深以为然。

匾上写什么内容呢?代表团成员和村民讨论起来。有人说写“毛主席的故居”,有人说写“毛泽东的老家”。大家认为这些内容都不错,但似乎没有完全表达出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人民的心声。毛月秋请毛华初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毛华初沉吟片刻,不好意思地说:“我肚子里没有什么墨水,说不好。随军南下到处都见解放了的老百姓扛着毛主席的像游行。上面都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上屋场的门匾就写‘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不知行不行?”大家都表示赞同。

没有多久,韶山毛泽东故居第一块门匾“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挂了起来。门匾是由“韶山一支笔”毛宇居(毛泽东的老师)书写的。

第二块门匾:“毛泽东同志故居”

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故居接待了第一批国际友人——苏联电影代表团。同年5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代表毛泽东回到韶山,参观父辈的旧居。1952年韶山乡政府自作主张对毛泽东故居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整修,本来还准备再修条路,毛泽东知道后坚决阻止。

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来自家乡的亲友时,毛月秋提起了三年前苏联摄影师参观故居的事情,毛月秋告诉毛泽东,苏联和民主德国客人看到上屋场上挂的“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的匾,都说好。“这个不妥,不妥。‘伟大’两字不是封的,哪里会一写伟大就伟大呢?我建议换一个门匾。”毛泽东说。

其时,华国锋已调到湘潭县任县委书记,他召集县委开了几次会,根据毛主席的“批评”,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建议。决定把第一块门匾撤换掉。1955年3月,在上屋场挂起了第二块门匾“毛泽东同志故居”。第二块门匾换上后,毛月秋总是觉得没有第一块好,直到1955年5月,他听了老朋友徐特立访韶山时的一席话后,才豁然开朗,改变了看法。说:“毛主席又走在我们前面了。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伟大也不能天天挂在嘴里、贴在墙上,这个不能靠宣传,要靠人民的拥护、历史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故居现在的门匾好。人民把主席尊为伟大领袖,主席却始终认定自己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名同志。这既尊重了毛主席本人的意愿,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而‘故居’两字也是古人说的旧居的意思,典雅朴实,平凡中体现了伟大。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实现民族解放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旗手。”

第三块门匾:“毛泽东同志旧居”

1961年3月14日至2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村六十条》)。会后,中央将条例草案印发到各省讨论试行。归途中,刘少奇决定顺便到家乡附近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了解农民对《农村六十条》的意见,然后参观韶山毛泽东故居。

4月9日清晨,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从韶山招待所步行到毛泽东故居。故居的工作人员汪久成、毛干吉等人闻讯后,飞快地跑出来迎接他们。刘少奇笑着与大家一一握手,很快他的眼睛凝视着“毛泽东同志故居”几个大字,沉思起来。刘少奇指了指这块门匾,轻轻地问:“知道这个门匾是谁提议写的吗?”汪久成摇摇头,他确实不知道。毛干吉想了想,他是知道一点,但不确切,也摇摇头。刘少奇缓缓说道:“毛泽东同志故居的‘故’字有‘过去’和‘去世’两种意思。我们的毛主席身体很健康,应当把‘故’字改为‘旧’字。”

刘少奇的话一说完,第一个吃惊的是毛干吉。那么多领导人看过“毛泽东同志故居”的门匾都没有说什么,毛主席1959年回来亲眼看过,也没有说什么,听说这个门匾的意思还是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极力赞同的,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故居管理人员认真地把刘少奇的意思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并逐层向上级汇报。不久,湖南省委办公厅下文同意将“毛泽东同志故居”改为“毛泽东同志旧居”。196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为故居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旧居”的匾额。从此,“故居”改为了“旧居”,此名称一直沿用到1983年。

1973年10月,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结束了陪同加拿大总理访问郑州、桂林等地的工作任务后,取道长沙,决定到仰慕已久的韶山看看。

他一来到毛泽东故居,还没进门,就高兴地对韶山的同志说:“我老早就想来。1965年有这个念头,当时太忙了,1966年我想来也来不了。”邓小平诙谐地一笑,没有什么难堪,也没有什么不平。

随后,邓小平非常仔细地参观陈列馆的各个展室。从陈列馆出来,午饭时间已经过了。按常规,中央来人韶山宾馆都要热情招待,可对这位复出的副总理待以什么规格呢?宾馆请示接待办,接待办也拿不了主意,叫“看着办”。韶山宾馆也就准备了一桌以麻辣为主的便宴,等着邓小平发话开席。邓小平满面春风地来到一号小餐厅。宴会开始了,邓小平说:“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

有的同志觉得邓小平平易近人,便旁敲侧击打听一些风云人物的情况。邓小平听后,脸上顿起乌云,宴席未散就独自离开餐厅,坐在餐厅旁的小休息室抽起烟来。直至饭后韶山的同志前来解释,说陈列馆想修改陈列内容,过去夸大了林彪的作用,去年修改了,不满意,想请他谈谈看法。邓小平听了解释,脸色有所好转,但仍然不想谈这方面的问题,他只是说,“都过去啦,还说什么”,“记不清啦”。几分钟后,邓小平便对随行人员说了声“走”,就此结束了他的韶山之行。1983年,韶山管理局派人到北京,请邓小平题写故居和纪念馆的匾额。邓小平并没有把1973年访问故居时的不愉快事情放在心上,4月2日他几易其稿,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故居”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两块匾额。现今,故居和纪念馆用的就是这两块匾。1

(摘自《中老年时报》)

毛主席称父亲为“枣园的老朋友”

“枣园的老朋友”是毛主席对父亲的称谓,也被父亲视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父亲这一生,曾多次接触毛主席。

第一次是在陕北的保安,1937年元旦过后,担任作战科长的父亲带着四五个参谋,给毛主席清文件。那是父亲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们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对话。

父亲心很细,在准备要烧毁的毛主席书稿里,他发现了五张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两张是毛主席和周恩来在长征中拍摄的。1959年,父亲把他珍藏的这五张照片,还有左权的佩枪,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1944年底,西北局共评出74名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父亲是其中之一。在颁奖大会上,毛主席把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自己织的毛毯奖励给了父亲,并对父亲说:“要再接再厉,不要骄傲。”父亲回答:“我一定继续努力!”这个毛毯后来被父母送到了麻城鄂豫皖根据地革命纪念馆。

1945年4月23日,父亲出席了七大,并在第二天聆听了毛主席作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最令父亲难忘的就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

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东北,战局变化特别快。毛主席要求中央军委每天向他和书记处汇报军情战况。父亲白天在王家坪处理军务,把发生的情况记下来。晚饭后,他赶到枣园,向书记处汇报后,又被毛主席叫到窑洞里单独询问情况。

毛主席要到重庆跟蒋介石谈判,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在毛主席去重庆前的近二十天里,父亲经常在毛主席的窑洞里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

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仍点名让父亲去汇报。1945年11月初,中央军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由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的父亲兼任主任。

父亲带五六名参谋进驻枣园,我们一家人被安排在毛主席窑洞西侧二十多米的另一个窑洞住下。这样,习惯夜间工作的毛主席叫父亲时,他能随叫随到。

王政柱在枣园作战室使用的军事技术便览。

1946年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当天晚上,父亲在窑洞里向毛主席报告延安军民的损失情况。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对父亲说,看来我们是要放弃延安了。

父亲不解,拼命解释,我们能守得住,我们已从贺龙的晋绥军区司令部调兵遣将。毛主席对父亲讲了16个字,父亲记的原话是:“人存地失,人地皆存;人失地存,人地皆失。”

父亲听后茅塞顿开,正如俗话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父亲连夜把毛主席的指示向朱德和彭德怀报告。

1956年6月11日,父亲最后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海军军官,看到穿着白色礼服的父亲,毛主席没有认出来。周恩来总理马上介绍,他就是枣园作战室的主任。毛主席立刻紧握着父亲的手,笑着说:“就是王政柱,枣园的老朋友,又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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