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

　　编者按：本文根据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2019年9月12日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70年 · 道路与经验”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上的特邀报告整理而成。论坛以“中国科技70年·道路与经验”为主题，探讨了中国科技70年发展的重要成就和经验，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建言献策。

　　70年前，党中央作出成立中国科学院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光辉历程，承载起几代中国人科技兴国、强国的期待。这70年，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历史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科学院也从最初的17个研究机构发展到今天的100多个研究机构，从千余人科研人员发展到今天近7万人的创新队伍。中国科学院的70年，是共和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重要见证，是我国科技事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本文简要介绍过去70年中国科学院的主要发展历程，将中国科学院70年的发展分为4个主要阶段，并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谈一点体会和认识。

　　1 中国科学院建院70年来的主要发展历程

　　1.1 从1949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到1965年：起步建设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科技基础非常薄弱，党中央作出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的重大决策（图1），以集中力量加快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当时中央就决定，调集国内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和海外归国的科学家，支持中国科学院加快发展。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怀仁堂听取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国内外科技发展的报告，之后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同志要求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这一时期，在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老一辈科学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迅速建立起较为齐全的学科体系，组建了一批科研机构，凝聚了一大批科研队伍（图2）。中国科学院还相继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图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图4），基本形成了科研机构、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这些都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1 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中国科学院印信的政府令（a）和中国科学院成立大会（b）

图2 新中国初期主要学科科研队伍代表人物

图3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合影

图4 1958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

　　中关村“特楼”，就是这段奋斗年代的历史见证。这3座三层住宅楼，是20世纪50年代初建设的，当时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赵忠尧、郭永怀、贝时璋等60多位科学家都住在这里（图5）。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新中国主要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32人是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6位是“两弹一星”元勋。他们以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为新中国科技事业起步建设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成为科技界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祥地，中关村“特楼”记载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史，因而于2019年被列入了北京市首批历史建筑，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基地，将激励更多的青年一代投身科技、奋勇攀登。

　　1.2 从1978年到1994年：改革探索阶段

　　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作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大会闭幕的书面讲话中，宣告“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中国科学院率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率先恢复正常科研秩序，率先开展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科学院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实行了“一院两种运行机制”，在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的同时，把全院的主要科技力量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大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中关村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中关村的崛起不是偶然的，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两个重要决策就已经埋下了伏笔。①决定将北京的研究所选址在中关村，主要考虑到这里靠近清华大学等高校，便于科研方面的交流合作；② 除了最早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力学研究所等外，又通过“四大紧急措施”成立了电子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和计算技术研究所。现在来看，这两个决策对后来中关村发展高科技产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0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春先创办了我国内地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1984年，柳传志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0位职工，用20万元创办了计算机公司（图6），在中关村这块创新创业的沃土上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后来的联想集团。此后，一大批研究所和科研人员在中关村创办企业，包括当时最有影响的“两通”（四通和信通）、“两海”（科海和京海）等，在我国掀起了科研人员“下海”创业的第一波热潮。如今的中关村，成了中国科学院的代名词，也成了我国创新创业的地标，一批新生代科技企业在这里不断孵化、成长，继续书写着中关村的传奇。

图6 “联想”创立之初在中关村的办公地点

　　1.3 从1995年到2011年：发展提高阶段

　　面对世纪之交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1997年，中国科学院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研究报告。江泽民同志对此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中国科学院“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1998年，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试点。2004年，胡锦涛同志视察了知识创新成就展，明确要求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仅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中，中国科学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和部署，进行了全面的科技布局调整，全面实施了“百人计划”，率先实行了全员合同聘用制和体现绩效优先的三元结构工资，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1994年，为解决当时科技人才断层、新兴学科薄弱等问题，中国科学院决定从院内紧张的经费中筹措一笔人才专项经费，实施了我国第一个面向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百人计划”（图7），培养跨世纪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并制定了在当时来看非常有力度的一些特殊政策。1998年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后，“百人计划”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专项支持。通过“百人计划”，中国科学院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优秀科技人才回国。这批队伍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国一些重要学科领域迅速走到世界前沿，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也培育出一大批重要的新兴交叉前沿方向。这批人才中大部分成长为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和学术带头人。“百人计划”为之后我国实施的各类人才计划进行了先行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图7 首批“百人计划”入选者中期考核后在中国科学院合影留念

　　1.4 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体跃升、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视察的首个科教机构。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中国科学院“是一支党、国家、人民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勉励中国科学院要“发挥集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于一体的优势，不断出创新成果、出创新人才、出创新思想，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为贯彻落实总书记的“四个率先”要求，中国科学院实施了“率先行动”计划，全面推进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以下简称“先导专项”），实行研究所分类改革，加强科研战略布局，推进机关科研管理改革，深入实施人才培养与引进系统工程，开展国家高端智库试点等。中国科学院还深入推进科教融合，将其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开始招收少而精的本科生。中国科学院各项事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呈现出崭新气象。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的先导专项和四类机构建设，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当时竞争性经费比例过高、建制化和多学科综合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突出问题，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于2011年开始启动实施先导专项，并分为A、B两类。A类先导专项侧重于突破战略高技术、重大公益性关键核心科技问题，B类先导专项侧重于瞄准新科技革命可能发生的方向和发展迅速的新兴交叉前沿方向。2019年，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家“卡脖子”问题的紧迫需求，又启动了C类先导专项。通过组织实施先导专项，中国科学院在若干重大创新领域和重要前沿方向取得了一批具有引领性、标志性的重大成果，比如“墨子”号、“悟空”号等空间科学系列卫星（图8）、万米深海深渊探测、量子纠缠、中微子振荡等，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制化、多学科综合优势，进一步提升了解决重大战略性科技问题的能力。

图8 系列空间科学卫星

　　为巩固、深化先导专项打下的基础、形成的优势，201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了研究所分类改革，全面推进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四类机构”建设。中国科学院对标国家实验室建设，组建了空间科学、深海、空天信息、量子科学、药物等一批创新研究院，进一步强化了在相关重大创新领域、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总体和系统能力。择优遴选了一批重要前沿方向和优秀科研团队，建设了一批卓越创新中心，打造“基础研究特区”，目前已经产出克隆猴、单染色体真核细胞等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中国科学院以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为依托，在重点区域布局建设若干大科学研究中心，力争打造成国家在相关领域的重大创新平台。同时，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建设了一批特色研究所，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迫切需求。通过四类机构建设，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科学院科研布局的结构性、功能性和灵活性、可塑性，形成了对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快速响应和有效支撑。

　　2 中国科学院70年来的建设经验

　　中国科学院过去70年的进展和成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奋发努力下取得的。这些成就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回顾总结这段发展历程，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高瞻远瞩、英明决策的重大战略意义，更加深刻认识到在中国国情下建设一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也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2.1 能够充分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有限资源重点突破，引领带动和加速提升我国的科技综合实力

　　建设一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既是现代化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体现国家战略意图、提升和发展科技实力的关键途径。在科技发展起点不高、基础薄弱的现实国情下，建设和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尤为迫切、尤为关键。比如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再到系列空间科学卫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使我国的空间科技领域研究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入到世界前列，有力保障了国家安全，也为大幅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2.2 能够发挥多学科交叉和大科学装置集聚的综合优势，加速提升带动我国的重大原创能力和水平

　　建制化、多学科综合优势和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是作出重大原创成果的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充分发挥这些有利条件，开展重大前沿交叉研究，为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提供高水平的研究平台，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创成果。自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科学院在1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获得了8项（包括与清华大学共同获得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连续7年在国际自然指数排名中位居全球科教机构首位。这些重大进展引领、带动了我国若干重要学科方向迅速走到世界前沿。

　　2.3 能够发挥改革试验田的作用，先行先试、积累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作为国家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立足国情，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很多积极探索。例如，充分发挥独具特色的“三位一体”优势，深化科教融合，使得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做到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们在人才培养、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打破原有体制机制束缚，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改革探索，有效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走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前列，也为国家推动科研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试点经验。

　　2.4 能够有效畅通创新价值链，搭建开放合作的创新平台，示范带动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长期以来，中国科学院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有关部门和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开展了广泛的实质性科技战略合作。一方面，通过共建研发和转移转化平台、共同承担重大科技任务、开放共享科技资源和大科学装置等，有力支持了相关区域和企业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加强与研究型大学合作，共同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实行人员兼职互聘，以及联合培养研究生等。例如，与教育部共同实施了“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62个研究所、54所高校参加，开设了163个菁英班。这一系列举措，使国家科研机构与其他创新主体形成了开放合作、协同互补的良性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进一步集聚优势力量，全面参与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3个科创中心和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并且与北京市共建怀柔科学城，与上海市共建张江实验室，与安徽省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广州市、深圳市共同深化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启动建设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等。这些重点科研战略布局也为国家实验室建设做好了前期准备，打下了坚实基础。

　　2.5 作为我国科技界的主要代表，全面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科技影响力和话语权

　　1979年，邓小平同志访美，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率先开启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包括在高能物理、空间科学等领域的合作，以及选派留学生等。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全面参与国际重大科技计划，如人类基因组测序、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平方公里射电阵（SKA）等，积极牵头发起“三极”“脑科学”“子午工程”等国际大科学计划；率先在海外建立了11个科教机构，实现海外科教机构零的突破；在国际科技组织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如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国际科学院组织等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牵头发起“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等。

　　3 中国科学院未来发展展望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格局的关键变量。我国经济已进入到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加迫切、更高的要求。如何准确研判大势、找准定位，更好地聚焦国家使命和国家目标，真正成为推动我国创新发展不可替代的关键力量，这是国家科研机构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根本性问题。在各方面创新力量加速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攻坚阶段，如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找准问题、率先破题，这是国家科研机构在深化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随着5G技术和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好地顺应社会大变革的趋势、跟上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对国家科研机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对科技创新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最近又明确提出“思路、政策、重点”的六字方针、作出九项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和战略任务。2019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国科学院下一步改革发展也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

　　当前，中国科学院正在谋划进一步深化改革，研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定位，继续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努力在创新产出、科研布局、创新生态、人才队伍、治理体系和开放合作等方面实现根本转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作出重大贡献。

　　（1）在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方面努力实现“三个大幅提升”。中国科学院将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突出“从0到1”的原始创新，从而大幅提升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力争产出一批能够达到国际重要奖项水平的重大原创成果；大幅提升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有效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燃眉之急”和长远发展的“心腹之患”；大幅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贡献，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更多的绿色普惠技术产品。

　　（2）在科研战略布局方面加快建设三个板块。我们将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合肥为战略重点，全面参与科创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建设，力争形成一个体现中国科学院优势特色与核心竞争力的国家实验室板块；进一步择优支持一批创新水平高、学科优势特色明显、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研究机构、研究方向，深入推进四类机构建设，形成中国科学院科研布局基础和骨干力量的四类机构板块；以国科大和中国科大为主体，深入推进科教融合战略，推动区域空间集聚、一体化发展，形成科教融合板块。

　　（3）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加快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科学院将加快打造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深化科技评价、分配制度改革，形成正向激励、有序流动的用人机制，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自主权，切实提高科研人员的归属感、获得感。加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深化与各创新主体的科技合作，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倡导正确的价值导向，弘扬科学家精神，形成优良作风和学风。

　　白春礼 化学家和纳米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欧洲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等多个国家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或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刊》主编，若干化学和纳米科技领域重要国际学术刊物的共同主编或国际顾问编委。

（长安讲坛总第388期）

论坛成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大家晚上好！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全球变局下中国科技创新战略和路径选择”，我想讲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第二，新发展阶段我国科技创新的使命任务；第三，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和路径选择。

一、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前所未有，正在改变原有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结构，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大国博弈角逐的主战场。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向纵深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以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为主体，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空天海洋等领域协同推进的“一主多翼”的发展态势，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催生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

1．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信息网络技术各细分领域纵向升级与交叉融合，呈现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和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代际跃升，以及信息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发展。移动互联技术向物联网快速拓展，计算技术向高性能、量子计算发展，大数据技术促使人类活动全面数据化。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人-网-物”互联体系和泛在智能信息网络，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等方向发展，带来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

2．制造技术向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促进以人机协作为特征的新一代机器人能力不断增强。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大大提升制造系统的柔性和敏捷性，推动工业生产向分布式、定制化制造模式转变，制造业生产流程、研发设计、企业管理，乃至用户关系都出现了智能化趋势。广泛采用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生产工艺和智能化控制，建立工业生态链，引领制造方式的绿色转型。

3．能源技术向绿色低碳和智能化方向转型

信息网络技术与能源技术融合，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和能源服务智能化。节能技术不断突破，促进能源结构从高碳向低碳转变，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生态适应型转变。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存储和传输技术的进步，深刻改变现有能源结构。氢能、天然水合物和聚变能等新一代能源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能源需求开辟新途径。

4．生物技术向精准医疗和再生医学方向发展

新型基因技术不断涌现，合成生物学快速发展，基因编辑技术日新月异，为医疗健康技术发展带来新动力。以基因组为核心的集成研发、以生物标志物验证为关键的临床技术研究，以基因数据库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以及精准医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靶向治疗、移动健康监测等快速演进推广，医学模块加快从临床医学向健康医学扩展，催生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兴起，呈现出巨大发展潜力。

5．空天海洋技术向纵深化方向发展

国际空间技术聚焦空间信息应用和建立更强大的空间探索能力，致力于建立体系融合、高性能、低成本、广覆盖的空间信息与服务系统，推进大推力火箭、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新型推进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应用，力求在高效率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近地空间站应用、月球与火星探测等领域取得突破。海洋科技由浅海向深海、由区域向全球拓展，围绕深海开发、全球变化等领域展开布局，并向“星—空—海”“海面—海中—海底”空间海洋立体观测网拓展，载人深潜器、海底资源探测和开发、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洋生态工程等，正在催生新型海洋经济。

综上所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进入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新阶段，各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成为重塑全球创新和产业版图的主导因素。

（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重塑世界经济和国际竞争格局。

1．传统生产要素和新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显著变化

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使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相对下降，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成为产业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迅猛发展，推动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互联网金融、网上研发平台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广泛兴起。产业结构高端化的内涵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越来越难以衡量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现代化将更多体现为信息数据要素投入而带来的边际效率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据规模、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加工能力、数据治理体系，正在成为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2．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加快重塑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弱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凭借智能制造优势弥补劳动力成本劣势和不足，加之拥有对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原有的竞争优势地位得以巩固和强化。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涌现出大量平台型企业，依托自身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拥有广泛连接的生产、供需和市场资源的网络优势，对传统商业模式带来颠覆性冲击和重构性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并重，将重构全球产业竞争格局。

3．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

与以往工业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不同，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对简单脑力劳动和程序化工作的替代加快，人与智能机器人将形成替代关系。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智能交通、分布式能源等新兴服务模式的兴起，使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更加便捷。与此同时，从事简单脑力劳动和程序化工作的群体收入增长放慢，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态势加剧，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结构将日益由“橄榄型”转向“哑铃型”，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全球争夺科技创新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从全球范围看，争夺科技创新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成为影响国家力量对比变化的重要因素。

1．美国加快推进与我国的“技术脱钩”

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惜成本和代价对我国进行围堵和打压，甚至在部分领域推进与我国的“技术脱钩”。拜登政府推出“小院高墙”战略，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划定明确的战略边界，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的对华科技封锁措施。“小院高墙”重点关注三类技术：包括军事科学技术、中国相对落后的技术和美国处于领先的前沿技术，以确保美国在关键战略技术领域“超前两代”的竞争优势。这对中美双方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效应，也将增大我国产业技术路线选择的成本和风险。

2．美国推出《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

2021年6月8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多数党领袖舒默提交的《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这是《无尽前沿法案》的替代修正案，并融入其他多项法案的涉华内容。该法案主要涉及四个立法目标：（1）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新的技术和创新理事会（DTI），重点关注与美国地缘战略相关的关键技术领域基础研究、商业化及技术创新。（2）创设区域技术中心。（3）针对经济安全、科学、研究、创新、制造和就业建立一个战略报告体系。（4）设立供应链韧性和危机应对计划项目。该法案提出将划拨超过2000亿美元的开支，其中520亿美元用于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补贴，五年内将为DTI拨款超过1000亿美元，以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其他先进软件开发，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机器自动化与先进制造等十个关键科技领域寻求突破，以重新构筑美国强大的科技优势。

二、新发展阶段我国科技创新的新使命和新任务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迅速提升，但科技创新仍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面临新挑战。在日趋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我们只有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打破西方的高技术垄断，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才能建立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向适应的科技创新体系。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明确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新使命和新任务。

（一）我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迅速提升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科技正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1．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和第二大知识产出大国。2021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2.7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44%（图1），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增强，企业在全社会研发投入、研究人员和发明专利的占比均超过70%。我国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缩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价的全球141个国家中，中国的综合排名继2016年首次进入前25名之后，快速跃升至2020的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图1  年中国历年研发经费支出和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基础前沿和战略高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超级计算、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战略性成果。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海斗一号”完成万米海试，“奋斗者”号成功坐底，“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首次实现千万核心并行第一性原理计算模拟，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和62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成功问世，“墨子号”实现无中继千公里级量子密钥分发。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对地观测卫星、电动汽车、核电、大飞机等重大装备和战略产品取得重要进展，部分产品和技术开始走向世界。战略高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3．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持续改善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立一批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逐步完善，政策工具从财税支持为主逐步转向更多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普惠性政策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在智能终端、无人机、电子商务、云计算、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崛起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创新型企业。2021年在全球上榜的1058家独角兽企业中，我国有301家上榜，排名第二，占全球独角兽公司数量的28%，仅次于美国的46%（图2）。2020年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2500家企业中，中国597家，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的779家。

图2  全球独角兽公司数量分布占比

数据来源：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单，截至2021年底

4．全社会创新生态不断优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近40%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研发项目中以开发全新产品或者改进产品功能质量为目标的项目超过80%，创新能力已成为各类企业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创客等多方协同，打造专业化众创空间和创新平台，形成从产品创意到产品生产全服务的生态体系，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创新合作的平台。

（二）科技创新仍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尽管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

1．原始创新能力仍然不足

从我国创新投入现状来看，研发投入结构明显存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比重低、试验发展比重高的特点，如2019年我国三大研发活动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分别为6.0%、11.3%和82.7%，基础研究占比远低于OECD国家15%～25%的水平（图3）。科研成果评价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利益、轻长期效果，整体质量不高，尚不具备引领国际前沿技术发展的能力。随着我国进入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等创新链前端环节的投入，构筑创新先发优势。

图3  2010、2015、2019年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

在一些人的理解中，推动创新就等于加大研发（R&D）投入，只要舍得“砸钱”，自然就能推动创新。但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牵头撰写的新著《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指出：“创新并不等于在某个给定时刻投资于研发活动，然后就能以给定概率在将来收获成果。”创新是一系列前后衔接的活动组合，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商业化，形成一个创造性破坏范式，创新者进行应用研究及商业化是为了获取新的创新租金。根据阿吉翁的理论，知识积累、对财产权利或者说知识产权的保护、竞争性环境，构成了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个基本原则。

那么，人们为什么愿意做基础研究，动力来自何方？阿吉翁给出的答案是学术自由。学术界的研究者比企业中同等研究人员的待遇更低，他们之所以愿意放弃本可以在企业获得更高薪酬的机会，而选择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看重的恰恰是学术自由，包括自由制订研究计划，选择未必有市场化前景的研究项目，以及与同行自由交流等。所以，创新不仅仅是增加投入，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有吸引力的环境。

2．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由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明显不足，支撑产业升级、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储备缺乏，关键核心技术供给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要求，一些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高端芯片、航空发动力、机器人核心部件、储能技术、高端医疗设备、生物制药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我国芯片对进口依赖都较高，其中高端芯片更为突出。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缺乏重大突破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使得不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发达国家。

3．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

尽管近年来科技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创新绩效依然较低，产出效率不高。先后部署了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任务，但重大突破不如预期。从反映专利质量水平的三方专利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通常，在美国、日本、欧盟同时申请的三方专利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经济价值，反映一个国家技术发明的整体水平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根据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发布的《2021技术聚焦》报告，近年来中国三方专利量在世界上排名上升较快，目前位居世界第四位，但与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相比，在专利量、技术方向覆盖面和领域内均衡性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而排名第1位的日本和第3位的德国，R&D支出仅相当于中国的33.5%、25.6%，排名第2位的美国R&D支出也仅为中国的119.0%。

4．人才激励机制仍不健全

人才激励不足、结构失衡是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因素。各种人才计划层次多、交叉重复，政策措施落实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科研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激励措施不到位。对科研人员创造的价值体现不足，创新难以获得相应回报，抑制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重人才引进数量，轻人才环境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科研氛围、可持续的科研设施保障，以及一些大城市难以回避的户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仍有较大差距。尽管我国科技人员总量居世界前列，但高端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匮乏。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2018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国大陆入榜人数较去年大幅提高，达482人次，但仍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

（三）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仍面临挑战

通常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观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化。横向维度主要指生产和供给的集中度，全球制成品生产主要集中在中国、德国和美国三大制造中心。纵向维度主要指上下游关系，具有自然资源和不可替代技术的国家处在上游。中国作为处在下游的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既面临关税壁垒对产品出口的影响，更面临来自上游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关键零部件“断供”的风险。

1．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明显增强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已达到27%，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数超过美国，已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世界多数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明显提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中国与世界》报告指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随着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加速扩大，并与美欧等最终消费市场形成此长彼消关系，正在改变既有的全球市场和经济格局。

2、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主要在中间品

改革开放后，我国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即通过国外公司的技术授权、合作合资、反向工程等多种方式，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在创新，实现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国产化，推动产业技术进步。这个模式迅速缩小了我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使得我国终端产品领域逐步形成国际竞争力，比如核电、水轮机、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但与此同时，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中间品仍是短板。中间品技术迭代快、科技投入大、产业生态复杂、对基础研究、底层技术依赖度较高，创新难度远大于终端产品，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3、我国短板产品进口集中度风险偏高

我国产业链整体上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过去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进口，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面临的风险逐步暴露出来。如果把进口商品目录清单中资源性产品排除掉，剩下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大约有8000多种，我们将“只有少数发达经济体才能生产且中国进口量较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确定为我国制造业短板产品。具体筛选标准是：该产品前五大供货方都为发达经济体；前五大供货方该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60%；中国2018年该产品进口额超过1亿美元。依照上述标准，可以得到一份涵盖86种核心资本品和中间品的短板产品，其中有68种是中间品，有18种是资本品。在这86种产品中，美国、德国和日本进入到我国供给方五强的产品分别达到71种、69种和61种，美国还是唯一在所有短板产品上对华均有出口的国家，但有15种产品没有进入供给方前5位。由此可见，美德日是我国短板产品的主要供给国，我国短板产品进口集中度风险偏高。

三、我国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战略和路径选择

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使命，中国科技创新在战略上要从“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优势，在路径上要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在政策上要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

（一）在创新战略上，从“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领先优势”

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国科技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海外，创新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面向未来，我国科技创新要从“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领先优势”，形成非对称反制能力，增强在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动权。

跟随先进国家后面追赶，可以大大降低技术路线选择的成本。但这种模式只能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难以实现对国外的技术超越。如今，一方面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利用后发优势的空间日益缩小，我国部分科技领域已进入国际前沿地带，难以再引进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美国对我国围堵打压，实行“技术脱钩”，已难以像过去那样跟随追赶，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形成局部领先优势。与美国科技全面领先战略不同，我国现在还不具备系统性超越能力，现有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只能形成局部领先优势而不是全面领先优势。而构建局部领先优势的领域应是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具有较强战略价值的战略性前沿技术加大投入。

2．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要形成局部领先优势，就不可能是国外先进技术的简单替代，而必须要有原始创新，这就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更好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强化国家战略力量，增强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聚焦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加快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多出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发挥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作用，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加快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3．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坚持问题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在基础原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农作物种子等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前瞻部署一批战略性、储备性技术研发项目。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推进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二）在创新路径上，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

我国部分终端产品已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中间品，仍主要依靠进口。要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1．强化中间品的科技创新

中间品不同于终端产品，产品迭代更快、技术含量更高、专业化分工更细，隐含了很多科学原理和隐性知识，需要长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创新难度比终端产品更大更复杂，必须整合优势科技资源，持续下更大的功夫，才能实现技术突破。中间品采购方是千千万万市场主体，其市场竞争力不仅在于技术创新性，还要有商业可行性。这就要求强化创新过程的市场需求导向，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市场、企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提升创新的供给质量。

2．发挥龙头企业的领军作用。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发挥龙头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形成强大的创新生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建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形成跨领域、大协作、高强度的创新基地，开展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提升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3.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中间品创新需要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软件等短板。要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加强“四基”技术和重要产品的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应用，并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加强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工程化产业化突破，推动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示范应用。

（三）在创新政策上，要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

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要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1．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无论是构筑局部优势，还是形成中间品创新能力，都需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原始创新要从源头做起，就要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要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力度，增加研发经费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比例，“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的比重要提高到8%。鼓励社会各界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对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实行税收优惠，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优化科学研究支出结构，增加面向需求的基础研究支出，提高基础研究对创新的支撑作用。改进科学研究项目的决策机制，实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实行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相结合。改进科学研究的评价机制，实行分类评价和分类管理，对自由探索的研究项目以同行评议为主，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项目以目标评价为主。

2、加大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力度

基础研究要突破，最关键的是人才。我国高水平科技人才仍然不足，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匮乏。要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要强化研究型大学建设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对接，培养更多杰出人才。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改变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人才“帽子”满天飞的现状，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3．探索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

加快科技成果的产权激励等体制机制创新，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是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力、推动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有效途径。要继续探索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在科研项目立项之初或立项之前，由科研团队与单位之间以及科研团队内部之间签订协议，明确研发团队和所在单位、科研团队内部的知识产权处置办法和和科技成果股权分配比例，在收益分配上充分体现知识和创新的价值，让科技成果产出与科技人员受益直接挂钩。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扩大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实施范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职务发明法律制度，释放科技人员创新潜力，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