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海一号02星在轨道发生碎裂三号都有哪些人上去了

昨天(11月16日),谷神星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搭载的5颗吉林一号高分03D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谷神星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是由民营企业研制的商业火箭。在此之前,低轨卫星星座发射任务大多由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执行,而此次执行的一箭五星发射任务,是谷神星一号执行的首次卫星星座组网发射任务。

谷神星一号火箭研发总监 刘百奇:这次发射任务验证了采用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发射低轨卫星星座的可行性,通过这种模式可以降低国内低轨星座建设的成本,提升星座建设效率,对整个商业航天产业形成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发射的5颗卫星为高分辨遥感卫星,入轨后将与在轨的70颗吉林一号卫星组网。卫星星座提供的遥感影像,可以广泛应用在农业、林业、城市建设等多个领域。

此外,本次发射任务还首次采用了车载发射模式,可以将发射准备时间由4小时压缩到1小时,进一步优化了发射流程,为后续执行高频次发射任务节省大量时间。

谷神星一号火箭研发总监 刘百奇:所采用的转运发射车具备火箭环境温度控制、转场运输、起竖发射的功能,大幅缩短了发射准备时间。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里,聚集了中国科教圈最顶级的大佬们。

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科院……都来了人。校长副校长就有好几位。

他们在举行一场会谈,主持人是邓公。

至于谈什么,这些大佬还不知道。直到邓公开口说:科技、教育荒芜一片,希望大家提点建议和要求。

刚经历了一个十年,大家都体验过话多的下场。现场30多人,没一个敢吭声。

相互推让一番后,大家一致同意,谁年龄大谁先说。

已经80岁的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一开口就是一番检讨:

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有人看到邓公皱了皱眉,知道这么说不对。

第二个发言的是数学家苏步青。他站起来,略带委屈地说,自己手下原来有“十八条罗汉”(助手和博士),现在被下放得一个都不剩。

邓公当即说,给苏老配备助手。

大家明白了,这个会是解决问题的。

接下来的四天里,这个会开成了诉苦会。

这场会议,以邓公的一句话收尾。它改变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人的命运。

今年恢复高考,否则又耽误一代人。

全体代表听到这句话,纷纷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务员一起鼓起了掌。掌声长达五分钟。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这一年恢复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个全国考试,而是先选了个试点。在广西的百色,搞了个单独高考。

理由是,这里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暴露问题更加彻底。反正跟百色起义没关系。

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试卷,百色的一个镇上,44名考生数学加起来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有考生实在做不出数学题,直接在试卷上写:

这给了其他省份一个启示:出卷的时候,要考虑到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状况,出的题要让大家都能写上两笔。

于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题出炉了。

我大河南省的语文试卷,出了个命题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题。

但大河南的老乡也是真实在。有位学生写道:

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也读不到报纸,连毛主席纪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就写得很好,提笔即答,一气呵成,把自己都给写哭了。果然有当诗人的气质。

这篇作文在当时被当作全地区的范文,但没有得到高分,理由是:

在“飞”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对华主席歌颂得不够。

结果,郭小林报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没考上。原本分数线只有150,但2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分数线要250,他考了240多。从此与大学无缘。

这也许是几十年来最早的一次年龄歧视。似乎在说,人到中年,就只配个250。

弗兰的作文标题是《心中有话对党说》。一位考生真情实感地把她爱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对方未作响应,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进医院的过程,写了下来。

而另一位考生,在这道作文里freestyle了一首诗:

如此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诗,想必判卷老师拍案叫绝。就这样,他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后来学院升大学,他成了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

同样是弗兰,数学考试,有考生做不出来,就给老师留言:

敬爱的老师,我是江家桥(不是江大桥)学校毕业的,我们那里从没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数学(sin cos)。

辽宁语文试卷的一道古文翻译题,选自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语文题还能胡诌,到了英语就真不行了。

那年,北京市英语题的最后一道题是汉译英:

我是红星公社的一个新社员。两年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会了各种农活......

不知道出题老师是不是照着毛选英文版出的。

有个姓易的考生,此时正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插队。凌晨四点,他爬起来给生产队做好饭后才出发去考场。这段话说的简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过写出来也没用,这一年除非报考外语专业,不然英语不计入总成绩。最后他考进了北大经济系,去年当上了中国人民很行的行长。

在混乱和慌忙中恢复的中国高考,第一年录取率只有4.8%。

为了把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来,当年招生办法中规定:录取学生时,重点院校有资格先挑。不管他们第一志愿填的是啥。

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的一位考生,原本想着读师范不要钱,第一志愿填了安徽师范学院,结果却被第二志愿的北大录取了,读了法律系。

这位考生姓李,后来当过俺河南的省长。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开始实行统一考试。

这时,我大河南的学霸属性还没有表现出来,在统一命题的条件下,河南文科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比北京低了34分,理科更是整整低了一百分。

当时的河南考生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幸福。时至今日,河南的985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N,一本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M。

N和M分别是多少,我不敢说,怕自己哭出来。

这年河南的文科状元姓刘,考进了北大,后来写了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

他曾经这么大言不惭地描述自己考试时,往大腿上写小抄的场景:

我因为当时从部队回来,穿的是军裤,然后我把裤子扒起来,有多少东西都可以,整个的世界,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还是什么其他都可以,一个腿难道还承受不了?

刘状元被录取的中文系,是当时最火的专业。

那两年,文史哲堪称文科状元的收割机,享受优先录取的特权。中文系里的文学和新闻这两个专业的学生,走在校园里脸都朝天看。

相反,最后一批挑档案的,是财经院校。

有个姓肖的湖南考生,当年高考志愿报的也是中文系,结果被数学拖后腿,调剂到了金融专业。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都不知道金融是什么。

毕竟,这时距离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还有12年。离他当上证监会主席,被编排进各种段子和漫画,还有足足35年。

鉴于当时大学生是稀缺人才,加上包分配的制度,没有一点就业压力。77级北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70多个学生,一个人可以填8个志愿,横扫央广到纪委。

被分配到某工厂的一个同学,报到第一天被组织部负责人单独留下来,对方拿出一沓彩色照片,冲他说:

这是中层以上干部的女儿,你觉得谁合适我去给你约。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英语从此在高考中的角色不一样了。

这年的高考,英语开始计入其他专业的总成绩,先是按10%算,之后30%、50%、70%,逐年增加。

外语专业英语的分数线也一年比一年高,有个倒霉蛋就正赶上了这个过程,竟连续考了三年。

第一次高考,他报考了常熟师专英语系。英语考了33分,结果分数线是38分。

第二次,他英语考了55分,刚要大喜过望,一看分数线涨到了60分。

1980年,他第三次高考,英语考了95分,终于过了,被北大西语系录取。

不过此时的他还想不到:

英语不是坑,是风口,而自己就是马上要起飞的那头猪。

他大三这年,英语按100%计入高考总成绩,自费留学政策完全放开,托福考试被引入了中国。

而他,淘到了教中国人考托福的第一桶金。

和俞敏洪一样高考了三次的,还有一位看不上钱只想当老师的马同学,后来被尊称为马爸爸。

他第三次考的1984年,因为待遇太低,教师专业相当被冷落,好多都降分录取,仍然没有招满。这挽救了他。要不然,他可能连老师都当不了,只能数钱了。

因为这事,山东一位高中老师给人民日报寄了一封信,被刊登在教育专版上,题目叫《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

师范院校的招生名额,几乎总占招生名额的一半,而第一志愿报考的人数却是零。这个现象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吗?这说明,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的提高。

这封信被一位领导人看到,做出批示:

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住房问题。

后四个字请自行重复一遍。

于是,当年就有规定,师范类学校可以提前调档。它们突然就有了当年北大那样的特权。

于是,这一年一大批考生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比如北京55中有个女生,高考时填了十个专业,第一个是北大中文系,最后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

结果,这所她最不想去的学校直接跳过了前九个志愿,把她择走了。开学第一天她就要求退学,未果。

后来,她不甘心地当了多年教师,终于进央视当了主持人。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工商银行的成立,外加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形成,让整个银行业突然变成了一片人才洼地。

只要是财经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会被银行、审计等行业迅速瓜分。既有编制,又有高薪。

有学生为了进财经专业,宁愿读专科。一些财经类专科学校的分数线最后比本科都高。

一所叫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专科学校,在它的《北京杰出校友名录》上写着: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中信银行副行长、华夏银行副行长、成都农商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副司长……等。

最霸气的就是这个字:等。

只要能考上大学,上学不要钱,毕业包分配,还能拿城镇户口。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

1985年,国家推出了接受分数偏低自费生的双轨制,开始琢磨起收费办学的路子来。

这时还没多少人愿意报自费生,因为尽管降低了分数线,但待遇差别相当大:

不安排住宿,不享受公费医疗,不享受假期火车票减价待遇,毕业不包分配。

一共四条,比吴老师的泡妞原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还多一条。就毕业不包分配这一条,大学就没法安心谈恋爱。

1987年,公费生的分配也出现了寒潮,当年有5500多名毕业生被用人单位退回。

北大被退回的就有58人,人大50人,复旦62人。专业不对口,名校也不行。

武汉一名读师范的大学生,被退回的理由是:

大家明白了,这个国家已经过了大面积缺人,是个大学生就要的时期,从包介绍对象的乙方升级成了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甲方爸爸。

高考能选个好志愿,直接决定了你未来在鄙视链的哪一层。

跟“外”沾边的专业火到了后来的整个90年代初。因为入世谈判、外汇改革带来的新风口,这些专业的学生还能搭上分配的最后一班车,轻松进到正缺人的对外经贸系统。

有个西安男生,1987年考上的大学。他从小父亲去世,经常被哥哥打得满脸是血,想逃到南方去。为了读外贸专业,他报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他们班是那一级里的最高分,全是重点分数线录取进去的学霸。进他们班还得要求颜值,形象都得是大城市去的。一个班就给他们配了7个班主任。

有一个学生英语入学时就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另一个背过最厚的那本《英汉大词典》。

(毕业)绝对是派出,出国、电子工业部、大企业,全部是派出,当时牛逼的不行。

我们班女生特牛逼,脑袋往上看,别的男生看不上。

上大学前他哥哥找他谈了一次话,说:

上了大学,我不再打你了。但你要在大三之前搞对象,我打断你的腿。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没坚持住。大一就开始搞对象,跟隔壁班的一个女诗人。

那不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但是他的第一次。

后来又搞了摇滚乐。他叫郑钧。

郑钧上大二那年,国家本来计划招收1.7万自费生,结果收了10万。其中80%读的都是财经、外贸、外语等热门专业。

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那是你们还没看到明年。

1990年,北京一位考生考进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入学之前要先在北大读两年预科。

结果,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报到地点那一栏写着:信阳陆军学院。

这年,考进北大和复旦的学生有一项特殊优待,军训一年。

因为这场军训,这位考生的身体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身高180,体重108。一年后,身高没变,体重150斤。

基于这一年的经历,他后来写了本小说,叫《北京,北京》。小说又被拍成了电视剧,起了个特别文艺的名字,《春风十里,不如你》。

如果实事求是,应该叫《信阳 信阳》。

1992年高考,北大、复旦的招生直接扑街。

特别是北大,在浙江、湖北等9个省足足少招了170个人,最后把分数线降得跟一本分数线都持平了,往年不高个三五十分门都没有。

北大和复旦立刻就坐不住了,一起向国家教委报送了《关于调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新生军政训练的请示》。

以后,军训就从一年改为了一个月。

郑钧到底是大城市来的,对自己将来去哪里、报什么专业都门儿清。那些农村小地方来的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就吃亏了。

也是这一年高考,一个江苏宿迁的农村考生考了个全市状元。他的成绩,清华北大随便报,但最后报了人大社会学系。

因为他想当官。以为社会学就是管理社会的,肯定能当官。

上了大学他才知道,社会学研究的是一个村子多少男的多少女的,跟当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专业特别不好找工作。他本科毕业就开始创业,搞了个企业……

当然,这个故事你听过。这就是大强子和他的京东。

但你一定不知道大强子一位同班同学的故事。

这位同学比他有韧性,从本科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都是社会学专业。

现在,这位同学在京东担任副总裁。

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

大部分普通高中,可以通过分流,办成兼有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为主的学校。

在学好普通高中基本文化课程的前提下,有侧重地为学生就业做好思想、心理、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准备,为各行各业培养具有较高文化基础知识的劳动后备力量。 

这一下,学校就有权力让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变相退学了。

虽然强调了分流必须本着学生和家长自愿的原则,但自愿的定义是什么就另说了。特别是一些本来就想方设法追求高考入学率的地方,这下算是拿到批示了。

一个县城里的高校,为了把个别难缠的、非认为自己有可能超常发挥的学生分流出高考之列,直接让医院给他们开了一张弱智和“神经有问题”的诊断证明。

2000年,一个北京女孩直接把她的高中告到了法院,因为分流。

在高二升高三时,学校怕一部分学生考不上大学,影响高考升学率,就故意出高难度试题,包括她在内的几十名学生因不及格无法升入高三……

这时候,其实她已经通过转到别的学校,考上了大学。

就在这前一年,因为一封信,分流政策被取消了。

写信的人叫汤敏,他的title十分高大上,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这封信上,他列举了5个理由,句句戳到当时领导的痛点,什么工人下岗、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方向只有一个:让大学扩招。

后来,汤敏有了一个新外号:

高考扩招,很快引起了一系列连带反应。

1997年,北京颁布了一项政策。

这项政策,今天看来,比西二环的房子4000一平米还要不可思议。然而它们都是真的。

外地人员在京郊指定的小城镇试点投资25万元至50万元不等,再在当地购买一套住宅,便可获得北京市城镇户口。

这时的北京,还没有按五环划分鄙视链,因为四环还没修完。唱五环之歌的岳云鹏还要再过两年,才从我大河南来石景山当保安。

这一年,北京的高考也没有开始自主命题,用的还是全国卷,但录取分数早已不比当初。

北大这年在北京的理科录取分数线是562分,但在湖北是613分。

湖北人先别哭,你们不是最惨的。

宋喆,也就是王宝强前妻的前情夫,是个北京人,毕业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多年之后,这所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依然昭示着什么叫生在哪里就是一个阶级。

不过,要是生在河北,估计他也当不上王宝强的经纪人,不用去牢里再复读6年了。

北京的这项政策很实在。所谓买房办户口其实办的是小城镇户口,要经过五年才能变成北京市正式居民,但在这五年里,不影响孩子以北京生源的身份报名高考。

这个办法,很快就流传到了天涯海角。

1999年,海南正面对着房市崩盘带来的一地鸡毛,光满地的烂尾楼就有1000多万平方米。

看到出了户口政策的北京,排队买楼的人都排到3年后了,海南想出了一个主意,出台了《海南省挤压商品房转化为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凡购买25平米积压商品房的给予1人入户指标......在校学生从入户之日起在普通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中小学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同等待遇。

虽然海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没法跟北京比,但跟河南山东比起来还是能差出个作文分的。

果然,5年时间海南就处理了80%的积压商品房。

这个方式屡试不爽,天津后来也学会了,还直接把广告打到了北京,广告语赤裸裸的:

北漂的孩子永远考不过北京的孩子?错!……

没有这么多血本的家长,盯上了另一个高考洼地:西部。

2003年,教育部收到一个举报:

山东东营某中学,一个班75名考生,有70名都转到了新疆和西藏,以当地生源的身份参加高考。

这些省份的录取分数线,比山东要低100到200分。就连山东隔壁的安徽,录取分数线也要低50-60分。

当时从山东济南到西藏林芝,要先飞到重庆,再飞到拉萨,最后坐大巴再到林芝,整整耗时3天,到了还有高原反应。

但即使这样,也挡不住滚滚而去的山东学生。

前一段时间,武汉、西安等城市疯狂抢人,恨不得上街看到个大学生就拉去派出所办户口的时候,济南、青岛却是一片沉默。

很多山东人,在朋友圈转发相关消息的时候会加一句评论:

1999年高考语文结束后,出题人被考生骂惨了。

因为,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科学家又对记忆移植进行了研究。据报载,国外有些科学家在小动物身上移植记忆已获得成功......

假如人的记忆可以移植的话,它将引发你想些什么呢?

这跟平时训练的套路完全不一样,光纠结是写议论文还是记叙文就够考生痛苦了。

但有一个山东考生,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因为,他经常看《科幻世界》,提笔就写了一个有反转的爱情故事,差2分满分。

一周前,《科幻世界》杂志上,卷首文章讲的就是通过记忆移植来实现人类长生不老。同时,在“每期一星”栏目发表的《心歌魅影》,也是以记忆移植为题材的科幻小说。

《科幻世界》就这样号称押中了高考作文题,销量从不到10万册一下增加到36万册。

这位山东考生最后考进了海南大学读法律,他的理想是北京电影学院,但这年北电在山东干脆不招生。

至少在高考这个事上,山东人是没有资格鄙视我们河南人的。

20年后,他拍了部跟科幻有关的电影,票房逼近50亿。怪不得我的同事,学哲学出身的令孤老师经常说,人生就是一个8字。

这篇作文题在当年反响很大,被好多提高记忆力的保健品蹭热点打广告,救活了很多濒临倒闭的养殖场。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称:

命题之新奇,之“异类”,虽属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这是高考改革的必然突破,更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一次战略性突围。

但中青报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

2000年,高考语文出了一道常识题:巴金原名叫什么?

标准答案上写的是李芾甘,巴金的字。

这题就算让巴金来也做不对。

最后,教育部考试中心不得不公布:有两个正确答案。

关于高考语文试卷的争议,一直没有断过。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做高考语文试卷说:

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做题后说:

连大学者蔡元培都可以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你有什么理由把对某篇作品的理解“定于一尊”?

莫言指导他女儿写作文,结果被老师在评语里写:

后来莫言的女儿给老爹当了经纪人,估计改老爹作品里那些病句就够她忙活的。

更坑的是,有一年福建高考语文卷中一道阅读题用了老乡,前中青报记者林天宏的文章。结果本尊亲自出面做了一遍,发现只拿了一半分。

作者为什么两次提到6月13日那场大雨?请谈谈你的看法。

参考答案是:开头用雨中正阳门的箭楼修缮,引出下面文中的话题;结尾雨引出朱启钤故居的杂乱;二者通过“雨”联系在一起,抚今追昔,深化了主题。

林天宏老师公布了官方答案:

真正的原因是,我写稿时窗外正好在下雨。

2019年,河南的高考人数第一次突破了100万。

要是今年参加高考,刘震云别说北大了,连河大都考不上。就凭他那两条腿上的小抄,监考摄像头一抓一个准。

如果时间统统错一年,只有一年,俞敏洪可能就真的上了常熟师专。

或许,他后来能再抓一把时代的缰绳,去了“新北方”当英语老师,因为只会上课不会讲段子,一直默默无闻。

李同学很可能被安徽师范学院录取,毕业后当了一名光荣的乡村教师。因为你就是牛顿转世,北大也不会招一个非第一志愿的考生。

肖同学真的读了第一志愿中文系,后来因为炒股赔了钱,整天骂证监会的领导,还把他们编进各种网络小说。

马同学第三次高考还是没考上,后来开了个杂货店,时不时跑义乌进进货,嘟囔着天下的生意怎么这么难做。

大强子没读社会学系,后来拿全额奖学金出国念书,期间参加了一个学校的项目,整天带女学妹陪商业大佬吃饭。

郭同学作文写跑题了,海南大学也没考上,一心放不下电影梦,后来在电影《流浪月球》里当了个群众演员。

那场考试,改变了一切,也塑造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

每一次高考,都是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都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稍稍改变一下某些要素,就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

时代这趟列车,当时没挤上去,车门一关就真的开走了。

前不久,这样一则新闻从各色花边新闻中脱颖而出,成功吸引了局座我的全部注意力——

这“深水炸弹”可是直戳局座心窝——毕竟本座可是个最多可以点四顿外卖、配送费都能赶上一顿饭钱的人啊……二话不说,直接将这新闻甩进了群里,果然一石惊起千层浪,我局那些个一年到头靠外卖续命的探员们,像是唤醒了压抑已久的痛苦记忆似的,争先恐后出来“加油添醋” ▼

虽然探员们纷纷群起而吐槽之,但一到了饭点,大伙儿还是只能掏手机出来点外卖,就因身在没有最快、只有更快的生活节奏上,纵然对外卖又爱又恨,但也只能和其同生共死。既然不吃外卖是不现实的,那么外卖是不是比堂吃“缺斤少两”这件事,局座倒是想一探究竟。

趁着315这档口,我局就来当一次挑剔而苛刻的消费者吧。本着丧心病狂的食鉴精神,发起了本次外卖与堂吃的分量的实测PK。

食鉴开始前,我局研究了一下网上流传较广的,发现它的研究方法还是有比较大的缺陷的:

问题一 只比较了单次外卖和单次堂吃的分量差别

做菜这件事,特别是中餐,并不如科学实验那么精准,本来就不太可能做到每份餐点的分量完全一致。文章只比较了单次外卖和堂吃的分量差别,并没有比较不同批次的堂吃和不同批次的外卖的分量差别。即便每份餐点之间分量有差别,也应该允许商家有一定误差。只看一次外卖和一次堂吃的数据,就说外卖分量少于堂吃,很可能冤枉了商家了。

问题二 只称了每份外卖的总重,没有区分干物质和汤汁。

中餐里有很多汤汤水水的东西。比如一份汤面,或者其它汤汁比较多的菜(比如上汤娃娃菜之类),主要吃的应该是里面干物质(面条和娃娃菜),而不是汤汁,汤汁多一口少一口,对消费体验的影响并不太大。

因此,我局针对以上两大问题,做出了如下改进:

1 探员分两次点同一商家的同一菜品的堂吃和外卖,测量4份餐品的数据。每份堂吃和每份外卖间的重量差距在10%以内,视为可以允许的误差。

2 针对汤水较多的菜品,我局探员重操旧业、丧心病狂的对外卖进行干湿分离、挖出所有配料、进行分类清点或称重,这一次涉猎甚广,除了我局拿手活——清点沙拉叶子之外▼

经我局结合各方提供的“线索情报”、多方探讨,确定了参与本次PK测试的13家商家。它们中有食其家、味千此类名气响当当、快餐业界屹立不倒的扛把子,有、云海肴此类在外卖平台总是排名靠前、猛刷存在感的连锁品牌餐厅,还有米有沙拉、鲜芋仙此类多一片叶子、少一颗芋圆都会影响赛事发展的轻食甜品,以及椒麻鸡、龙门花甲此类外卖里流量小生...

食其家 | | 避风塘

桂满陇 | 云海肴 | 鹿港小镇

鲜芋仙 | 来个椒麻鸡 | 龙门花甲

探员们兵分两路,一路探员一前一后进入所要测试的餐厅,点单后直接将餐品回局里,另一路探员留守局里、负责点到相同门店和餐品的外卖

负责到店打包堂食的探员左手一箩筐右手一推车的带回了战利品...

将同家餐厅的堂食、外卖分别进行对比称重。

还有一队探员负责捞汤里面的各种干物质,数芋圆、清点菜叶子什么的……

第三步 统计数据、得出结论。

54份菜品,几百个数据,把局里的某些文科生搞得人仰马翻的……

注:以下所有堂吃和外卖的数据,均为两份堂吃和外卖的平均数。

食其家(118广场店)

点单:招牌牛丼(超大碗)

◆ 出餐量误差小,发挥稳定

虽然从数据上来看食其家的堂食分量以7.5g略多于外卖,但实际上两者差距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换算到感官上可能也就是半片肥牛、一口米饭的差异。

不仅总重没有太大差距,分别称量了和米饭之后,结果也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相对其他餐厅来说,无论是堂食还是外卖,食其家出餐量的误差也比较小,可以说发挥很是稳定,堂吃和外卖的客人都一视同仁。

鹿港小镇(西郊百联店)

◆ 外卖分量(居然)多于堂吃

◆ 出餐分量误差率略高,可能动不动就能差个鸡腿哦……

鹿港小镇的外卖我局也没少点,一直对它家外卖抱有“又贵量又少”的印象,所以在本次食鉴前,鹿港小镇被好些探员主观判定成“外卖一定比堂食少”。然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真相,点到的两份三杯鸡外卖,在分量上都碾压了堂吃,震惊全局。

这么对比完,局座打消了之前对鹿港小镇外卖分量的疑虑,反倒开始为堂吃的客人打抱不平了...

鲜芋仙是我局Y探员点名要求鉴定的店家,据她描述点鲜芋仙家的外卖是最不划算的,因为堂吃是一大盆,外卖点回来就只有一小碗,很是气不过。不过实测下来,“分量差很多”恐怕是她的心理作用。

不过,待局座把配料一一挖出来盘了盘,发现这芋圆4号的各种配料的占比很是不稳定,以下是总分量上只相差7g的堂食与外卖的配料对比:

由此看来,虽然鲜芋仙4份餐品的出餐总重量误差很小,但从配料占比上还是不难看出,这碗甜品的构成相当随性。局座猜测,芋圆4号就是“一勺芋头、一勺黄芋圆、一勺白芋圆、一勺珍珠”这种组装方式完成的餐品,每种配料多点少点大概看店员心情或者那一勺挖的深浅,所以,即便吃出“诶今天怎么芋圆这么少”或“这次珍珠怎么这么少”,也完全不奇怪┑( ̄Д  ̄)┍

小锅米线是云海肴外卖里点单率很高的餐品,外卖出餐为了防止米线泡胀做了干湿分离。我局首次去打包堂食时,因为缺乏经验,把上桌的整锅米线往打包盒里哗啦一倒就开始往回搬运,哪知回到局里,小锅米线变成了干拌米线

吸取经验后的探员,第二次再去店里做堂食打包,在服务员错愕的注视下,要了两个打包盒,把刚上桌的米线一筷子一筷子从汤里捞出来分开打包,这才拿到了相对准确一些的数据。可以看到,堂吃和外卖的总重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我们分别称量米线和汤的重量之后,会进一步揭示原因:

虽然总的分量上,堂食仅比外卖多了12g,但拆解配料后发现、堂吃的汤少米线多,而外卖的汤多米线少,外卖的米线比堂吃的少了50g,相当于外卖一份米线总重的17%了。对此,局座的推测是,云海肴这种干湿分离的外卖打包盒,本身给米线所留的“空间”就比较扁平、局限,虽然已经塞得满满的,但仍然比不上堂吃时候用的小锅的容量大。

来个椒麻鸡(环球港店)

点单:大当家椒麻鸡+米饭

首先,局座想掰扯一下的是,在我局摸着来个椒麻鸡在饿了么上的商户地址寻到门店之后,我真觉得椒麻鸡可以不参加本次PK了,因为我们都一致认为,应该没有人会来堂吃椒麻鸡...

它的门店位于环球港背后一个类似超市大卖场里的美食广场最尽头的角落里,这里铺面集中又迷你,大多都是以外卖为主营业务的商户,在这里我们还有幸遇到了深受我局女探员喜爱的轻水厨房——

怎么讲呢,看到这样的环境,连点这两家外卖的欲望都大大降低了……

为了缓解午市大批订单齐刷刷涌入带来的紧张和压力,厨房早早就开始预备出餐,把做好的沙拉堆放在店外的桌椅上,等着外卖小哥接单后可以快速取走订餐。

放眼望去,尽都是在繁忙午市开始前、在此处休息的外卖小哥,凸显得局座这一桌过来堂食的客人格格不入,椒麻鸡上桌后,我们以飞快的速度打包完逃离现场。

◆ 堂吃多于外卖,但...应该没有人去堂吃吧...

单纯从总分量上来看,堂食的椒麻鸡明显要比外卖分量多一些,但本着深挖到底的精神,我局把椒麻鸡也给拆解了,分别称了一称鸡的重量、配菜的重量、汤水的重量和米饭的重量。

因为堂食的米饭是可以免费添的,所以总得来说,这家“来个椒麻鸡”,从头到脚都是堂吃取胜。但你们也看到了,估摸着能去到那个“美食广场”堂食的人应该不多。最后,看这个店的环境,恐怕以后我们是再也不会点了……

点单:龙门锡纸秘制花甲

◆ 稳定,靠谱,放心点

龙门花甲也是以外卖为主营业务,所以门店大多都是苍蝇铺子大小。从堂食和外卖对比来看,龙门花甲估计做一份花甲用多少水、多少调料、放多少分量的花甲都是搭配好的,所以4份花甲在克重和个数上的误差都比较小,堪称中餐里标准化程度很高的了……

wagas(缤谷广场)

◆堂吃和外卖的分量基本稳定

为了测量Wagas的分量,我局可算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了,故事还得从头说...

头一次去Wagas要求将沙拉原封不动打包带走时,服务员不容分说、直接将沙拉端回了后厨,所以探员压根没看见到底是怎么打包的,只觉得沙拉这么一进一出,再拿到手里时明显轻了很多(当然从厚瓷碗变成外卖盒,本身就会轻很多)。

回来称重的结果,倒是验证了探员的直觉,两份堂吃打包回来都只有240g左右,比外卖的260g左右要少了一把叶子呢。

“放在碗里看着比我脸都大一圈呢,打包出来就那么小、轻飘飘一盒,我就不信这个邪了,”负责去Wagas打包的探员满腹狐疑,“难道是盒子装不下,给拿掉了一些?”

又派人跑了一趟Wagas,这次可不敢“任人宰割”了,必须有备而去,比如自带打包盒。果然,第三次“自助打包”回来的沙拉,分量蹭蹭蹭就上了一个台阶,净重达到了272g,成功和外卖拉开了一丢丢差距。

可是这也说不通啊,明明wagas堂吃和外卖的打包盒都一样,为啥外卖的就塞得下,堂吃的先装进盘子里再给店员拿去打包,分量就少了呢?咱还就不信了……

于是乎,探员又在这家Wagas同时下单了两份凯撒色拉,一份用自己的打包盒打包,一份交给店员打包。这回店员倒是爽气,在收银台的地方就把沙拉一股脑儿倒进外卖盒里,并不存在先前揣测的装不下拿走几片叶子的可能。回局子里一称,分别的打包的这两份色拉,重量也很稳,分别是250g和253g。

好吧,只能说Wagas的出餐分量略不稳定,但如果以7份色拉的平均重量为参考的话,每次出餐误差还算落在10%以内。不放心的我们,也清点了外卖和堂吃的每种配料的数量,发现除了生菜叶子有多有少有大有小之外,其它配料是差不多的。

所以,视觉上觉得每份沙拉有多有少,只是可能生菜叶子体积比较大,又或者空隙比较多,导致看上体积差异比较明显吧……

米有沙拉(天山百盛店)

◆ 堂食、外卖,没啥区别!

◆ 出餐量非常稳,放心大胆的点,放心大胆的吃!

两份外卖在分量上均多于堂食,但出餐量误差并不大,差距相当于多3口粥少3口粥的程度。局座推测堂吃少于外卖,很大可能是因为受到容器限制——装太满真的很难拿啊。反正无论是堂食还是外卖,无论用多大容器,御品粥坊都把粥盛得满满的,生怕你喝不饱,感觉还是挺良心的商家。

避风塘...可能是这13家商家里,外卖分量多于堂食最多的,两份外卖在称重中的成绩都在500g上下,而打包回来的堂食版本则都不足400g,差距有20%呢。如果排除探员们在护送米粉回局路上偷吃的可能性,那么只能说明吃避风塘还是点外卖划算啊,可是多了一把米粉呢!

从结果看,味千的堂吃分量是多于外卖的,但这数据里头其实大有内涵——随机邂逅的这4份味千的炒饭,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佛系炒饭”——随便炒炒就好了。

4份炒饭,最丰满的有474g,最骨感的只有350g,无论是堂食还是外卖,出餐误差率都比较高,尤其是外卖,忽上忽下如坐云霄飞车,两份外卖在分量上的差距也多达110g,相当于家用普通小碗一碗的量,差了一整碗啊!

不光是炒饭的量忽上忽下,就连汤也是大勺一挥、看心情给...要给味千下结论也真是让局座很为难。餐厅如此佛系,我却无法淡定...这么飘忽不定的出餐量,为了不让自己走上饿一顿撑一顿的道路,反正局座是不打算再点了。

月销1270份外卖的塔哈尔大盘鸡汁拌面,似乎也是更体贴照顾点外卖的客人,虽然看起来一个分层的塑料打包盒远远比不上店里两口比脑袋还大两圈儿的陶瓷盘子气派,但一测就发现还是外卖在分量上取胜。

从称重数据可以看到,塔哈尔外卖的大盘鸡以200+g的差距狠狠碾压了堂食,而堂食的面条又以100g的优势扳回了一局...简单来说就是外卖的料比堂食多、外卖的面比堂食少。不过,从局座个人喜好来说,我更倾向于点“料比面多”的外卖,好过鸡块也没了、土豆也没了、干吃一碗拌面咯。

桂满陇(近铁诚实广场店)

◆ 汤食的出餐量误差大

金汤杭三鲜的分量对比,一张图就可以说明。

你也看到了,堂吃的容器有盆那么大,打包要两个打包盒才装得下,而外卖只有一个碗。所以杭三鲜的外卖的总重大大少于堂食,非常明确是受到了餐盒的限制,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店家需要换一个更大的外卖盒吧。

外卖量少,如果只是少几口汤就算了,若是里面的料也少了的话,局座要不开心的。于是,我们清点了“金汤杭三鲜”里的所有配料——

放眼望去,基本上都是偏贵一点的料相对稳定——虾,就给3个,不能多了,肉丸,平均6颗,像粉皮、白菜这种便宜的料么就随便放放。从配料上看,金汤杭三鲜的堂食和外卖没有拉开明显差距,无非是汤多汤少的差别。如果你不纠结这口汤,那么它的外卖也是可以放心点的。

如果说杭三鲜的外卖是因为餐盒小、兜不住那么多汤而输给了堂食,那么干锅小炒类的餐点的表现又如何?

干锅花菜也没比杭三鲜“靠谱”多少,平均下来堂食的花菜要比外卖多50g左右,最多的一份堂食和最少的一份外卖能差出75g,相当于差了一杯合味道的杯面。网红餐厅的外卖,就不能水准更稳定一点吗?

13家店,54份餐,洋洋洒洒花了近3千大洋,前前后后沾油了3件衣服,涂涂画画砸塌了27张草稿纸,按坏了2个计算机...在一堆数字中熬了一个星期,总算是把这篇315食鉴给完成了...数学不好可真要人命呀!

测了这么多份餐点,这里是最终结果:

外卖分量与堂吃基本一致、出餐稳定的店家

米有沙拉 | 龙门花甲

外卖分量略大于堂吃的店家

鹿港小镇 | 御品粥坊

外卖分量略少于堂吃的店家

来个椒麻鸡 | 云海肴 | 桂满陇

虽然过程很痛苦,但好在还是获得了有价值的信息。从食鉴结果来看,“10份外卖8份比堂食少”的指控并没有坐实——至少我们测试的13家魔都外卖大部分没有亏待我们,甚至有时候还多过堂吃的量,只是有些店家每次的出餐量确实不太稳定。如果你感觉某家餐厅的堂食和外卖在分量上好像差很多,先别急着在心里MMP,有很大的可能是两者容器不同带来的视觉差异,又或者是汤多汤少让人掂在手里的分量差异。

至于那些外卖分量少于堂食的商家,局座也有以下一些看法:

1 外卖在分量上只要少得不太过分,食客一般都不会苛求必须吃到和堂吃一模一样的量,但也请端正一下态度,麻烦不要像味千拉面一样忽上忽下、忽多忽少、飘忽不定...

2 中餐炒菜可能在烹饪过程中多放一勺水,都有可能影响测试结果,因此更容易在出餐量上有较大误差,但不代表着所有人都会原谅一道菜的原材料都是“随手一抓”...每份餐点该放多少原材料,餐厅内部还是应该有一定的标准。

3 如果外卖盒的大小限制了店家的发挥,那么就换一个尺寸合适的餐盒吧,这也应该不难。

虽然“外卖和堂吃分量是否一致”这个问题,经过食鉴并不是那么严重,但在我局点外卖的过程中,还是发现许多商家存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平台公示地址不存在或与实际发餐地址不一致、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具体在外卖平台上怎么查证商家资质,我们在中有演示过,请大家点餐的时候多留个心眼看看。

如果发现以上问题,请随手举报以造福广大吃货,或者拨打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12331,,毕竟自己的权利,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来好好维护。

好了,本次315食鉴到这里圆满结束,局座也想问问你们,在吃外卖这件事上,你还遇过什么糟心事儿吗?

本文系我局综合探员个人观点形成,不能代表广大消费者自身对产品的理解和个人意见,请看官老爷们理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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