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意味着什么？上海人意味着什么？昔日之上海又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今日之上海？这些问题在各种有关上海的学术研究中都曾有过讨论，它们不只是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本身的疑问，也是关于近现代中国的疑问。只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问题总是更加扑朔迷离。

上海追求摩登，上海也追求革命。自1843年开埠以来，它如同一架巨大的文明机器，搅乱了传统秩序，也将传统本身搅入其中。1949年后，跑马厅成了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外滩公园竖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大世界成了上海青年宫。昔日一切渐渐消逝，但关于上海的故事始终处于“过去完成时”与“现在进行时”双重时态的共振中。

虽然上海一直与种种历史新变联系在一起，但它天然地具有一种回溯特质。可以说，上海是由一个个岩石般的故事层垒堆积而成的，其中民国时期的上海尤其占据了岩层最为深厚的部分。从张爱玲的《海上花列传》，到王安忆的《长恨歌》，再到金宇澄的《繁花》，充满了对旧上海的缅怀与反思。

今年，几部关于民国上海的著作相继问世，连玲玲的《打造消费天堂》，卢汉超的《霓虹灯外》，胡悦晗的《生活的逻辑》，还有《口岸往事》、《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等。它们从各自的回路中返景，组成了一条关于近现代上海的独特光谱。对上海个案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城市化的整体面貌，了解对外开放、租界、日本侵华等因素在这一进程中的影响。对民国上海平民、知识分子、海外侨民等不同群体日常生活图景的再现，也正是深入挖掘这种影响过程和作用方式，鉴往知来。

上海作为最早的开放口岸，从一片几乎被遗弃的沼泽一跃发展为远东最大都市，其兴起和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缩影，是中国从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从农业走向工业、从内需走向外贸发展的最重要代表。

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既有所谓大人物的风云与荣耀，也有小人物的粗粝与感动。霓虹灯下与霓虹灯外共同组成了上海的繁华世界。不管是投机商人、政客权贵、知识分子、海外侨民，还是苏北农民、街头乞丐、黄包车夫，他们的杂居状态本身就体现了上海的现代化。

1856年的一个春天，葛元煦，一位离家逃难到上海的苏州贵族，在靠近南市的一个集市上闲逛。他看到了并置混杂在一起的许多陌生或者熟悉的事物，笼中的鹿豹、白鹤、孔雀与鹦鹉，菜摊上的椰枣、荔枝、蜜柑与葡萄，进口的草木虫鱼与巧克力，土生的人参与干果，还有钟表与印章，玻璃球与佛珠，解剖图与针灸图……市场上看起来什么都有，且大多有着音节繁多的外国名字，令人目不暇接。这番“奇观”对一位传统的乡绅文人来说，无疑构成了巨大的震惊体验。20年后，葛元煦凭着牢固的记忆写下了一本影响深远的《沪游杂记》。

《沪游杂记》，作者：葛元煦，版本: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0月

上海，一向以奇观闻名。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总是得风气之先，煤气、自来水、电话、电车、空调等西方新事物时时让初来上海的人感到晕眩。但在宋代以前，在我国数不清的地方志名录中是找不到“上海”这两个字的，直到元代，作为蕞尔渔村的上海才作为一个县设立起来。转折发生在1843年，这一年的11月17日，清政府正式施行《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开埠。短短半个世纪，上海成为近代发展最快的城市，并一跃成为“东方巴黎”，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葛元煦就是上海进入民国黄金岁月之前的奇迹见证者。这或许也要“归功”于太平天国运动和小刀会起义，要不是战争，生于苏州的葛元煦是不会来到上海的。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苏州。许多苏州权贵涌入上海避难。紧随其后，发源于福建的小刀会在广东人刘丽川的领导下于上海发动起义，建立“大明国”，此番动乱使得上海附近数千难民涌入外国租界。对此英国领事阿礼国采取强硬手段阻止。就在难民的抗外情绪急速升温之时，一名英国商人找到阿礼国，向他陈述了不同的看法：接受难民无疑会造成一定的混乱，但如果抛开传统的隔离制度，未来的利益将不可限量。阿礼国被说服了，这为上海带来了一次关键性的转折：华洋分居时代到此终结。从此，上海更加大胆地投入了现代化的大潮中。

可以说，上海是靠着移民繁荣起来的。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人中有85%是非本地人。人们因为利益的驱动和纷繁的战争来到上海，这一景象到1927年北伐后更盛。民国时期的上海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从流浪汉、农民、妓女到暴发户、外交官、知识分子，成群结队，杂居一处。来到上海的新移民为自己不仅做了“城里人”，而且成了“上海人”感到自豪。随着上海渐渐发展成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人也渐渐有了不同的意味。整个20世纪，“上海人”和“精明”差不多成了同义词。

但这飞跃发展的背后是巨大的断裂。在穆时英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中，开篇一句就是“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在上海，街头分为富人的街头与穷人的街头，居所分为高贵的公寓和拥塞的陋巷，霓虹灯下的繁华与霓虹灯外的模糊不清共同织成了这个城市的经纬。

关于民国上海，最为著名的描述恐怕要数茅盾的《子夜》开篇：“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大肆铺叙了长驱直入的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象征，从内地农村来到上海的吴老太爷，面对摩天楼、霓虹灯以及“一切颤动着的飞舞着的乳房像乱箭一般射到他胸前”的景象，由生理刺激到心理刺激，竟眩晕猝死，惊悚而亡。

《子夜》，作者：茅盾，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9月北京第1版

吴老太爷之死是一个现代化的隐喻。它所折射的，是上海这架巨大的近代文明机器，对传统秩序的切割与重组。而在这其中起到重要推手作用的，是商业利益。

1914年6月14日，七名来自广东香山的男人每人拎着一个坛子和一个麻袋悄悄来到车流滚滚的上海租界。他们各自挑取了一个通向外滩的路口守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过往行人，每过五个路人，就从麻袋里掏出一颗黄豆，扔进坛子。这是广州先施公司独创的黄豆选址法，领头的是经理黄焕南，他受老板马应彪委派来上海考察地段，筹建第一家百货公司。最终他们选定了一处宝地，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南京路。

有意思的是，为上海带来战乱的是广东人，带来繁荣的也是广东人。先施百货公司三年后正式开张，紧接着它的老对手、同是出身广东香山的永安公司也循着金钱的味道而来，在南京路买了一块地皮与先施隔路较劲。后来，黄焕南等人自立门户，联合朋友又筹资创办新新百货，1926年开业。又过10年，广东的大新百货也进军上海。自此，南京路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足鼎立，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京路现象，形塑了民国上海的商业文明。

上海文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建立了发达的市民大众文化，而这种文化则是建立在近代商业化的基础之上。连玲玲在她的《打造消费天堂》中对此着意提了浓重一笔。四大公司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扩张它们的商业影响，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广告方式，乃至占据夜的领地，霓虹灯便是突出的代表。1926年，南京路上首次出现“皇家牌打字机”吊灯广告后，先施公司马上跟进，将霓虹店牌悬挂到了公司大楼的顶端。霓虹灯勾起人的欲望，使人迷醉，使人不由自主地倾囊消费。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作者：连玲玲，版本：启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

有位作者曾对霓虹灯有过如此描述：“还有一家百货商店，大新公司，是在日夜的赶建中，在路的西端的第一家。从那在赶建中的大新公司向东望去，就看到它的竞争者，新新、先施和永安三公司，相对地站在那里向它逼视着，尤其在晚上，那三家公司不但在向那未来的小弟弟示威，甚至似乎还在同太阳争胜，那样地从屋子的每一角都在放着强大的光线，仿佛在说就是太阳从此以后不再来临，也可从它们照明大地似的。”

现代杂志和画报也是四大百货公司商业广告的重要部分。比如《生活周刊》5卷1期的封底就是“三星牙膏”的整版广告。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画报类综合刊物《良友》在创刊伊始

就把封底版面全部卖给了“白金龙”香烟。最特殊的广告形式或许是月份牌广告和画片，民国上海的特色之一便是商业与中西画风联姻的“月份牌画派”的诞生。

《良友》杂志上的自来水笔广告

在商品展示上，百货公司也是用尽巧思。它们借鉴西方现代商业模式，在20世纪10年代开始普遍采用橱窗陈列延揽顾客。橱窗作为“商店的眼睛”，和霓虹灯一样，诱惑着有钱与无钱之人的目光。据1930年3月《申报》刊登的一则趣事记载：一位丈夫走进新装店，请求店伙帮忙把沿街橱窗内的时髦衣服暂时取下，因为等一会儿他和太太会经过那家商店。

那时的许多上海市民，虽支付不起南京路的巨额花费，却也将逛百货公司作为日常重要的消遣。“逛公司”与“看电影”并列，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摩登生活的重要表征。上海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街头马路的革命：跑马场、舞厅、回力球场、影剧院、咖啡馆、股票交易所、不断翻新的汽车、现代百货大楼……没有一个中国城市曾面对如此众多的新事物以及如此强烈的感官刺激。对于缺乏心理准备的人来说，上海街道有如迷宫，引发的是迷失与震惊的复杂体验。无怪乎，作为视觉消费的“荡马路”成为上海市民最普遍的日常活动。

对此，金宇澄的《繁花》里有典型的描述。曾经处于恋爱中的梅瑞和沪生，他们的日常就是看电影、喝咖啡、逛公园、荡马路。荡马路尤其具有代表性。荡完马路后，沪生会先送梅瑞回新闸路的弄堂，自己再回到茂名路的洋房家中。这是当时几乎所有上海小市民情侣的恋爱活动。

《繁花》，作者：金宇澄，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

《繁花》里梅瑞家所在的弄堂是那种新式弄堂，比较安静，上海称“钢窗蜡地”。而如果是老式石库门前厢房，则吵闹得多，“弹簧地板，一步三摇，板壁上方，有镂空隔栅，邻居骂小囡，唱绍兴戏，处于这种环境，除非两人关灭电灯，一声不响，用太极静功。”所以沪生有时会想，梅瑞无所顾忌的性格，或许是房子结构的原因。

的确，上海的住房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上海人的性格与邻里关系。上海住宅一般分为三个等级：西式洋房、里弄住宅、棚户。吴趼人在《新石头记》中借薛蟠之口说，在上海，“除却跑马车、逛花园、听戏、逛窑子，没有第五件事。”但这是富人的日常，真正的上海众生相不在霓虹灯下，而是集中在霓虹灯外的里弄街巷中。

弄堂房子始终是上海市民社会的微观呈现，其雏形是太平天国时期成排建造的二层楼房。最具代表性的是石库门里弄。根据最初的设计，一幢弄堂房子仅供一户人家居住，但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和房价的飙升，许多二房东为了分摊房租负担，会将房子拆租给不同背景的人群。所以一个道学先生很可能发现自己楼上住着个舞女，而一个左翼作家也可能和亲政府的保守分子栖息在同一屋檐下。在夏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

和郑君里的电影《乌鸦与麻雀》

中，都体现了这种杂居性。

里弄设计源于中国传统，特别是庭院设计和四合院，其特点是没有单门独院，而是一连串的复合建筑。里弄里有各种各样的公司、算命店铺、餐馆、诊所、律师事务所、学校，甚至一些政府机构也设在弄堂里。上海有句俗语“螺蛳壳里做道场”，便是用来形容石库门房子的拥挤和多样用途。滑稽演员杨华生和绿杨出演的戏剧“七十二家房客”，也是描述上海石库门房子拥挤程度的同义词。弄堂的房间都有一些美丽的名称，比如前厢、后厢、阁楼、亭子间，但那些美的名称正给人以相反的印象。卢汉超在他的著作《霓虹灯外》中写道：“新的一天伴随着两轮粪车沿着弄堂滚动的隆隆声开始。”

大多数时间，里弄邻居之间是隔膜的，所谓“隔重楼板隔重山”，逃难上海的丰子恺常常觉得邻居们的脸上有一种“不可侵犯的颜色”和一种“拒人的力”。不过，虽然拥挤的鸽子笼似的弄堂房子使得齐整的空间变得杂乱无章，却也创造了一个共享的公共空间，不同社会地位和价值观的人得以发生各种关系，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学会了对异质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最低限度的宽容。在电影《新旧上海》

中，这种宽容的习得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新旧上海》剧照。电影讲述了弄堂房里住着的六户底层人家的愁郁生活。

夏夜在弄堂中乘凉是上海小市民的一大风俗。晚饭后走出酷热窒闷的房间，带着小凳子、扇子、席子、饮料瓜果，大家坐在弄堂里一起聊天，这是里弄中的“沙龙时光”，也往往是关系疏远的邻居相互交谈的唯一机会。据说鲁迅的《门外文谈》就是1934年他住在上海里弄时夏夜闲聊的产物。文章这样写道：“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阁楼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的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

里弄里有许多叫卖谋生的小商贩。在经常的定时交易的基础上，居民与商贩之间也会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小贩们每天准时在弄堂出现，已成为许多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几乎所有卖馄饨小贩的经营时间都是晚上8点到深夜1点，他们沿着确定的路线从一条弄堂走到另一条弄堂。当听到“噗噗噗”或“笃笃笃”的声音，老顾客准备好盛器和钱钞在门口等着，或从窗口吊下一只装着钱的器皿。顾客和小贩之间的交易已不需要任何语言，甚至整年都不用打照面。小贩收好钱，几分钟便盛好一碗热腾腾的馄饨。对许多人来说，这已成为无法抗拒的夜间美味。

卢汉超在他的书里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住在石库门亭子间里的年轻夫妇习惯在家里度过夜晚时光，丈夫在灯下阅读，妻子在一旁织绒线。当馄饨的叫卖声在弄堂里响起，妻子便会将两只长筒袜系在一起从窗口吊下竹篮，里面放着锅子和钱款。这是他们每天夜生活的固定项目。不幸的是，丈夫英年早逝，妻子在随后的两年里仍一如既往地买着馄饨以怀念她的丈夫，同时也不想让小贩失望。后来小贩知道了这一情况，就再也不忍心做这笔买卖了。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作者：（美）卢汉超，译者：段炼、吴敏、子羽，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在1937的影片《马路天使》中，开头有一连串纷繁变换的蒙太奇镜头，在极短的时间内呈现了上海都市的摩登性：霓虹灯、舞厅、广告、大上海影戏院、远东饭店、跑马场、南京路百货商厦、上海邮政大楼、沙逊饭店、兆丰公园、外白渡桥、海关大楼、中国银行大厦、基督教堂、英人赫德爵士的铜像等等。在这段令人目不暇接的镜头后，摄影机先将焦点对准位于福州路和江西路路口的汉密尔顿公寓大楼，然后慢慢垂直下移，一直移到被沉重的建筑压得不见天日的下层，然后跳出影片的主题字幕：“上海地下层，1935年”。这是关于上海的一个绝妙隐喻。在城市繁华投射出的令人眩晕的光影映照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显得模糊不清。然而，正是这些为数众多地位普通的人们构成了上海最为耐人寻味之处。

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上海的日常生活遍布着矛盾的情绪。这种矛盾体现在方方面面，既有灵与肉的折磨，也有激进与退让的冲突，更有现代与传统的交织。

上海的中元节说明了这点。根据传说，饥饿的鬼会在阴历七月出现，为了确保世界和平，鬼理应受到尊重。围绕这一节日的活动通常要持续两三个星期，上海各阶层都会参与其中，以致到处都有一种“幽灵般的喧嚣”。在街道的拐角处，弄堂的入口处，随处可见写着“天下太平”等字样的招贴纸。这一活动被称为“太平公醮”或者“盂兰盆会”。其目的在于补偿饿鬼，让它们的灵魂从地狱和炼狱中解放，让和平降临地球。

与此构成有趣呼应的是上海小报。民国时期，上海曾发行小报千种以上。在各种旋生旋灭的小报中，游戏场小报处于尤为特殊的地位，其繁荣与上海近代娱乐业的兴替密切相关。周瘦鹃为先施公司主编的《先施乐园日报》就颇具代表性，亦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处世观。该报为四开四版日刊，除小说、翻译、诗词、剧本、游记等文学艺术作品外，还会登载大量话体批评著作。这些诙谐之笔、游戏之文为读者所呈现的，不是作为教化工具的娱乐，而是被改造为娱乐的“世界”。永安公司推出的《永安月刊》也是上海商业文化的一个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永安月刊》出版期间，历经兵荒马乱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但在这份以培养生活品位为宗旨的杂志，却几乎嗅不到硝烟味，以致遭到部分爱国分子的挞伐。

这些或许会使人想到“海派”。作为一种时代现象，海派早已超出了文化上的意义，进而指称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而该词与文学联系起来，也不过是民国才有的事。“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最早的“海派文学”，它们讲求娱乐性，以爱情故事为主线，虽然头脑清醒一点的读者也能从中发现某种社会和道德价值。这些大受鞭挞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在民国早期的上海文学界几乎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上海左翼文化背后的鸳鸯蝴蝶心态与上海市民在现代化改造背后对民间传统的暗暗传承有着某种精神的一致性，与这个城市的今夕过往也密切相关。对于和平的深层渴望与日常生活的志趣紧紧联结在一起，构成了摩登上海的另一层底色。上海是革命的，也是改良的。

1926年，曾经周游世界的作家赫胥黎见到上海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从未见过任何一座城市像上海那样具有如此丰富的人性化内涵，上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旧上海具有柏格森所说的那种蓬勃生机，并用一种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活力。上海就代表了生活本身。”

编辑：李妍、安安、徐悦东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