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历史新知网)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问题一：货币政策是什么意思?

狭义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
广义货币政策：指 *** 、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
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后者的政策制定者包括 *** 及其他有关部门，他们往往影响金融体制中的外生变量，改变游戏规则，如硬性限制信贷规模，信贷方向，开放和开发金融市场。前者则是中央银行在稳定的体制中利用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达到改变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目标。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它是通过 *** 对国家的货币、信贷及银行体制的管理来实施的。
货币政策的性质（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以及货币、产出和通货膨胀三者之间联系的方式）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吸引人、最重要、也最富争议的领域之一。
一国 *** 拥有多种政策工具可用来实现其宏观经济目标。其中主要包括：
1.由 *** 支出和税收所组成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用途是：通过影响国民储蓄以及对工作和储蓄的激励，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2.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执行，它骇响货币供给。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指中央银行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反映了社会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客观要求。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有四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等。

问题二：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什么

货币政策可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达到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的调节，使经济达到均衡。当总需求膨胀导致供求失衡时，可通过控制货币量达到对总需求的抑制；当总需求不足时，可通过增力呛币供应量，提高社会总需求，使经济继续发展。同时，货币供给的增加有利于贷款利率的降低，可减少投资成本， *** 投资增长和生产扩大，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反之，货币供给的减少将促使贷款利率上升，从而抑制社会总供给的增加。(2)通过调控利率和货币总量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无论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多么复杂，从总量上看，都表现为流通中的货币超过社会在不变价格下所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总量。提高利率可使现有货币购买力推迟，减少即期社会需求，同时也使银行贷款需求减少；降低利率的作用则相反。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3)调节国民收入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货币政策通过对利率的调节能够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低利率鼓励消费，高利率则有利于吸收储蓄。(4)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储蓄是投资的来源，但储蓄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依赖于一定的市场条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利率的变化影响投资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效率，提高储蓄转化的比重，并通过金融市场有效运作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问题三：宽松货币政策是什么意思

宽松货币政策总的来说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具体政策工具有:1.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减少上缴的存款准备金,增加可贷资金.2.降低再贴现率.使商业银行将票据贴现给中央银行时,可获得的资金,增加可贷资金3.中央银行在市场上购买有价证券.货币投放市场.4.放松信贷条件和规模.宽松货币政策下,市场货币供应量增加,使企业资金使用成本减少,利润增加.增加货币供应量,使人们货币收入增加,促进消费.宽松货币政策是在国内经济不够景气的情况下使用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

问题四：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财政政策的政策工具有： *** 购买支出，转移支付和税收。 *** 购买支出是购买物品和服务的支出，比如购买办公设施，购买军人、警察和法官等服务的支出，兴建基础设施的支出等。转移支付主要包括失业救济、养老金和扶贫支出等。税收是指增加或者降低税率，对什么征税或免税等。
1、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将财政政策分为自动稳定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来划分的。
（1）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制度本身存在一种内在的、不需要的 *** 采取其他干预行为就可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动调节经济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也被称为财政自动稳定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所得税自动稳定作用。在经济萧条时，个人和企业利润降低，符合纳税条件的个人和企业数量减少，因而税基相对缩小，使 财政政策----加息用的累进税率将对下降，税收自动减少。因税收的减少幅度大于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的下降幅度，税收便会产生一种推力，防止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的过度下降，从而起到反经济衰退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期，其作用机理正好相反。另一方面，是 *** 福利支出的自动稳定作用。如果经济出现衰退，符合领取失业救济和各种福利标准的人数增加，失业救济和各种福利的发放趋于自动增加，从而有利于抑制消费支出的持续下降，防止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在经济繁荣时期，其作用机理正好相反。
（2）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是指 *** 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主动灵活选择不同类型的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工具，干预经济运行行为，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具体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是指经济萧条时期进行公共投资，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使经济恢复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第一，它是以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自发机制为前提，是一种诱导经济恢复的政策；第二，它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为手段，启动和活跃社会投资；第三，财政投资规模具有有限性，即只要社会投资恢复活力，经济实现自主增长， *** 就不再投资或缩小投资规模。补偿政策是指 *** 有意识的从当时经济状况反方向上调节经济景气变动的财政政策，以实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在经济萧条时期，为缓解通货紧缩影响， *** 通过增加支出，减少收入政策来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社会有效需求， *** 经济增长；反之，经济繁荣时期，为抑制通货膨胀， *** 通过财政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等政策来抑制和减少社会过剩需求，稳定经济波动。
2、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是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来划分的.
（1）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 *** 社会的总需求；增加国债、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
（2）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
（3）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问题五：积极的货币政策是什么意思？

问题六：宽松货币政策是什么意思

问题七：货币政策是指什么

货币政策是指 *** 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比如，抑制通胀、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设置银行最低准备金（最低储备金）。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一个是从经济理论角度讲，一个是从政策措施讲。 狭义货币政策 　　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广义货币政策 　　指 *** 、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

问题八：紧的货币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分别指的是什么?

紧的货币政策:货币的供应量货币的实际需求量.

　　全球降息潮来袭，为什么危机政策会常态化

　　宏观货币系列深度报告三

　　文 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 伍超明 胡文艳

危机政策常态化的一些典型事实：后危机时期全球的货币宽松从未离席，各主要经济体几度尝试退出但均遇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美、欧、日央行纷纷执行“不同配方但相同味道”的宽松货币政策。如中国启动“四万亿”刺激政策直面危机，美联储快速出击将目标利率降至零附近并搭配三轮QE，欧、日央行一路将目标利率降至零以下并组合使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上述政策的刺激下，2008至2018年期间，中、美、欧、日货币供应量M2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4.4%、5.8%、3.8%和3.2%，较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高出3.5、2.5、1.8和2.6个百分点，同时各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持续震荡下行。宽松刺激政策的推出，本是为了应对经济短期冲击，待经济复苏稳定后，就应择机退出，这是以往政策松紧周期变化的正常演绎路径。因此，近十年来，各主要经济体也曾几度尝试退出量宽政策，但囿于经济下行压力，很快又不得不重回宽松路径。如年中、欧央行分别提高贷款利率125和50BP，但2011年四季度又重启降息，中国2014年再度降息；2015年美联储进入周期，缩减量宽规模，中国央行4次提高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共30BP，欧日央行虽未跟随加息，但边际收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收紧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同时，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加大，2018年中国央行多次降准和定向降息，欧日央行退出量宽时间一再推后，美联储加息政策戛然而止，降息预期迎面而来；2019年上半年，全球已有15家央行宣布降息，7月美联储也将大概率降息，新一轮全球“降息潮”已经来袭。危机政策常态化的后果，导致中、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不降反升，金融脆弱性增加。

为什么全球危机政策会常态化：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源于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应对危机政策刺激虚拟经济发展，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加上货币政策目标长期只盯住实体经济而执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导致虚拟经济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不断膨胀，分流和挤占社会货币信贷资源，不利于实体经济复苏和结构调整升级，反而加大金融风险。为刺激实体经济增长和实现通胀目标，同时不刺破高企的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迫使央行货币政策长期执行低利率和宽流动性的危机应对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程序，利率的提高和流动性的收缩，实体经济增长动能就会下降，资产价格将会大幅下跌，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显现，再次倒逼央行恢复到危机应对模式，最终危机政策无法正常退出，逐步变成常态化。

全球危机政策常态化的后果：或滋生新一轮危机。危机政策的常态化，新增货币信贷资金必然会流入虚拟经济领域，一方面购买现存资产，尤其是，导致现存资产贷款尤其是房地产贷款在全部银行信贷中的比重提高，房地产在居民财富中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导致新增的货币信贷资金并未用于为新资本投资提供资金，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上述机制作用下，资产价格提高，虚拟经济规模扩大，抵押品价值提高，产生更多的货币信贷需求，银行也愿意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同时金融结构之间的交易也会增加，结果导致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债务负担加重，杠杆率继续提高。在实体经济领域，由于社会资金分流进入虚拟经济，宽松货币环境下并没有出现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实物商品的现象，通胀水平依然处于低位，低劳动生产率下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出现过热迹象。因此，通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政策的执行效果，必然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一方面是虚拟经济的膨胀速度明显快于实体经济规模，两个经济系统失衡加剧，实体投资效率和金融中介效率下降，社会生产效率降低；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债务负担加重，杠杆率提高，金融风险加大。没有实体经济支撑下的虚拟经济膨胀，最终会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抵押品价值降低，信贷需求萎缩，流动性枯竭，资产价格继续降低的负反馈循环，实体经济中居民财富大幅缩水而无法偿还债务、企业利润降低甚至亏损而导致破产，最终实体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和通货紧缩。因此，危机政策的常态化，往往孕育着下一轮危机的种子。

中国已面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挤占的挑战。年间，中国金融业、房地产业及与房地产密切关联的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6.2%增长至21.2%，制造业占比则由32.7%降至29.4%，国内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占已有迹可循，不利于经济增长潜能的恢复：第一，国内房价攀升对资金要素的虹吸效应，导致实体信用已现收缩压力，如2019年上半年，国内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已同比转负；第二，2016年以来，国内房地产对制造业和消费的挤占效应已替代拉动效应占居主导低位，房地产稳增长、稳就业效用在弱化；第三，201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债券违约快速攀升，国内风险溢价居高不下，变相推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背后根源在于实体经济杠杆率高企，已无法支撑依附于其上的资产价格。

当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面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发展的挑战，中国应做好以下四件事：第一，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事，提高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是根本；第二，稳住中国潜在的最大灰犀牛即房地产市场；第三，继续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促进虚实经济良性循环；第四，加大财政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在加力提效的基础上，在必要时可考虑提高赤字率水平，同时加快开放政策落地，进一步加大金融、医疗、教育等垄断性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发挥其高生产率的优势，拉动国民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可持续增长。

　　一、危机政策常态化的一些典型事实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均遭重创。为稳定金融市场、保证居民就业、刺激经济复苏，各经济体央行坚定执行了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但因各经济体财政政策及其他经济制度改革进展缓慢，经济结构调整未能尽如人意，因此后危机时期的经济复苏，越来越依赖于货币政策的宽松。

　　（一）后危机时期全球范围内的宽松货币政策从未离席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美联储率先开启降息通道，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美联储分十次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由5.25%降至0.25%。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发酵，其他主要经济体亦跟随大幅降息，如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欧央行将基准利率由4.25%降至1%，其后又在2011年11月再次启动降息，并将基准利率降至零、将存款便利利率降至-0.4%，2008年10月至12月央行停止此前的加息进程，转而将政策目标利率由0.5%降至0.1%，2008年9月至12月中国央行下调6个月至1年的贷款基准利率216BP至5.31%。然而，危机期间全球信用体系严重受损，金融市场风险溢价居高不下，各国实际利率水平仍非常高，超额存款出现快速提升，这意味着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更多地淤积在金融体系内部，并未进入实体经济。

　　基于上述背景，叠加“零利率下限”的约束，随后几年美、日、欧央行进一步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央行直接购买债券实现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的目的。美联储于2008年11月开始开启三轮QE；日本央行亦于2008年开始逐步推出更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资金支持操作（FSO）、无上限的贷款支持计划（LSP）和量化质化宽松（QQE）政策；欧央行于2015年才正式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相比之下，中国央行选取的是以“四万亿”为代表的系列刺激政策，2011年至今央行继续累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率900BP，下调不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200BP左右，以应对经济硬着陆风险。

　　在上述政策的刺激下，2008至2018年期间，中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M2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4.4%、5.8%、3.8%和3.2%，较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分别高出3.5、2.5、1.8和2.6个百分点（见图1）；同时中、美、欧、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震荡下行（见图2），全球主要经济体延续了长达十年以上的宽松货币环境。

　　（二）各主要经济体几经尝试退出危机政策但均遇挫

　　宽松刺激政策的推出，本是为了应对经济短期冲击，待经济复苏稳定后，就应择机退出，这是以往政策松紧周期变化的正常演绎路径。因此，近十年来，各主要经济体也曾几度尝试退出应对危机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控制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最终囿于经济下行压力，很快又不得不重回宽松路径。

　　年，以中国和欧元区为代表，在经济出现好转后，首次尝试退出危机政策。期间，中国央行提高贷款基准利率125BP，欧央行提高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50BP，美联储和日央行则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见图3），受此影响，中、美、欧、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上行（见图2）。但收紧货币的直接结果，导致年中国和欧元区GDP增速均出现明显回落（见图4）。同时，随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发酵，2011年四季度开始，欧央行和中国央行陆续重启降息周期。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监管，推出限制理财资金投资非标等系列监管举措，再次收紧国内货币，受其影响，同期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回升（见图2）。2013年6月中国金融市场开始出现“钱荒”，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及时有效应对，释放了充裕的流动性，但年中国GDP增速仍再下台阶（见图4）。迫于稳增长的诉求，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11月再度降息，直至2015年10月才结束。

　　2015年底至今，在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背景下，美联储率先进入加息周期，发起第三轮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尝试。期间，美联储累计9次共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25BP（见图3），欧元区和日本虽未跟随加息，但整体上其货币政策均趋于边际收紧，中国人民银行则分4次上调MLF和OMO利率共计30BP。这导致2016下半年至2018年，中、美、欧、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整体步入较长的回升期。但2018年以来，除美国以外的主要经济体GDP增速均持续回落，美、欧、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于2019年初开始下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在2018年初便开始下行（见图2）。2018年开始，中国央行多次降准和定向降息释放流动性，欧央行和日央行退出量化宽松的时间亦一再推后；截至2019年6月，全球已有15家央行宣布降息，市场预期美联储下半年降息的概率亦明显提升。在全球经济回落压力加大背景下，新一轮全球降息周期呼之欲出。

　　（三）危机政策常态化导致实体杠杆率频创新高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范围内的“量化宽松”、降息等刺激政策，在应对系统性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危机政策常态化的负面影响亦随之凸显。2008年至2018年，中、美、欧、日实体经济杠杆率分别增长74%、9%、18%和22%，达到254%、249.8%、258.2%和375.3%的历史高位区间，危机后经济系统的杠杆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见图5）。

　　债务水平的上升，意味着各主要经济体仍将负重前行，财政政策空间日益逼仄，只有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经济效率，才能破解债务负担加重的困局，这是其一；其二，高债务率意味着高金融风险，全球金融脆弱性明显提升，货币政策重回正常化的空间和概率在缩小，应对下一次危机的政策空间也在缩小，只能以时间换空间，争取金融风险化解的“软着陆”。

　　二、为什么全球危机政策会常态化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之所以无法退出危机应对模式，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源于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应对危机政策刺激虚拟经济发展，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加上货币政策目标长期只盯住实体经济而执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导致虚拟经济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不断膨胀，分流和挤占社会货币信贷资源，不利于实体经济复苏和结构调整升级，反而加大金融风险。为刺激实体经济增长和实现通胀目标，同时不刺破高企的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迫使央行货币政策长期执行低利率和宽流动性的危机应对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程序，利率的提高和流动性的收缩，实体经济增长动能就会下降，资产价格将会大幅下跌，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显现，再次倒逼央行恢复到危机应对模式，最终危机政策无法正常退出，逐步变成常态化。

　　（一）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稳物价就能稳金融的前提假设，有违现实且忽视了虚拟经济的影响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蓬勃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越来越深度参与融合到实体经济活动中，一方面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价格发现、风险规避等功能，润滑和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活动也日益金融化，实物资产通过金融市场实行资本化定价，将未来预期收益折现，导致预期因素和金融因素如利率、汇率、流动性等也影响到资产价格的变化，这样在经济活动中就产生了《资本论》中提到“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的集合，则变成了资本市场，各种资本市场的统一体，就衍化形成为实行资本化定价的虚拟经济，与实行成本加成定价方式的实体经济形成对应。两个经济系统相互支撑和相互依存，但又存在各自的运行机制。

　　在经济系统中，如果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子系统能相互协调发展，那么整个经济系统就处于良性健康发展状态，即实体经济创造新的利润和价值，为依附于其上的虚拟经济提供价值支撑，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资金融通、价格发现等服务功能。但是，这样一种良性互助状态并不是一种稳态，时常会被打破，打破后要经过漫长和痛苦的资产负债表调整过程才会逐步恢复到平衡状态。其中原因在于虚拟经济虽然依附于实体经济，但短期内能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且该系统实行资本化定价，资产价格波动较大，在预期的引导下，导致虚拟经济规模大幅膨胀或大幅收缩，极端情况下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和随后的大幅下跌，引发金融危机。如2008年美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后下跌引发的次贷危机，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漫长而痛苦的“失去的三十年”等。

　　既然虚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和随后的下跌可能会引发危机，那么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为什么不进行事前干预？实际上，不是各国央行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在理论层面存在较大争议，在实操层面面临较大难度。一是如何界定资产价格是否有泡沫，如果有，那么泡沫程度多大才会伤及实体经济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二是如何捅破泡沫才能使资产价格实现“软着陆”，是采取事前干预措施抑制泡沫膨胀，还是泡沫破灭后再采取补救措施；三是如果央行采取干预措施，即央行货币政策同时盯住实体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以实现综合价格水平的稳定，那么两种不同的价格水平应该占多大的权重，才能起到较佳的干预效果等等。上述问题都对央行货币政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没有经验可循。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央行货币政策，基本上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即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实体经济中的物价稳定。

　　也正是这样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导致货币政策只盯住实体经济中的实物资产价格，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其价格水平是否达到目标值（如2%）而采取相应的扩张或紧缩政策，至于虚拟资产价格和虚拟经济规模的膨胀或收缩，不在货币政策考虑范围之内，只有在特殊时期如爆发危机或资产价格持续异常波动影响到系统性风险，才会考虑采取干预措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操作背后的隐含前提假设，是实现稳定的低通胀水平，就足以融和宏观经济稳定，货币信贷供应增加的任何风险，都会反馈在当前或预期的通胀水平中，因此虚拟经济会围绕实体经济波动，正如实体经济中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一样，并且价格大幅波动对价值没有破坏性影响。这种假设在长期可能是成立的，但在短期内忽视了虚拟经济的自我独立运行特点，以及其规模的膨胀和收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导致事后被动接受虚拟资产价格下跌后对实体经济的灾难性冲击。

　　（二）虚拟经济膨胀下的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宽松似乎总是的“合理”选项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和世界银行数据，包括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在内的全球资产余额，与全球实体经济名义GDP规模之比，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呈整体提高趋势，期间在2000年泡沫破灭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经历过大幅调整，但2018年又提高到120%（见图6）。从国别历史经验看，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的房地产市值、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与名义GDP的比值，也呈整体提高趋势，只有在历次危机期间才会缩小两者的比值，2017年分别达到350%和485%（见图7）。

　　在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余额已超过名义GDP，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值也超过其本国名义GDP的背景下，实行通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与当前全球危机政策常态化有密切联系。我们认为，正是这两者的组合，才使金融危机时期的特殊应对政策，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无法正常退出，使危机时期低利率和宽流动性政策成为常态化。

　　由于货币政策只盯住实体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水平，当实体经济需求不足，物价水平低于通胀目标水平时，央行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水平或提供更多流动性，甚至两者同时采用。这种政策的效果，首先会在虚拟资产价格上反映出来，然后经过一定的政策时滞后才会在实体经济中得到体现。由于预期未来实体经济向好，虚拟经济在这种乐观预期刺激下，进入“以钱生钱”的自我独立运行模式，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虚拟经济规模不断膨胀，挣钱效应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存量和新增资金进入虚拟经济，出现所谓“脱实向虚”过程。此时，如果实体经济结构较为合理，投资回报率较高，社会资金除了流入虚拟经济外，还会有相当部分资金投资实体经济项目，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会同时向好发展。但是，如果实体经济结构不合理，投资回报率低，此时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的社会资金，会更多地进入虚拟经济，刺激资产价格上涨，导致货币政策目标达不到，政策刺激效果不理想，反而会加大金融风险。此时恰恰是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基于物价没有达到目标水平，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经济结构调整下的宽货币环境，只会刺激虚拟经济进一步偏离实体经济。当虚拟经济规模膨胀到足够大，央行货币政策开始担心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对实体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时，央行又不敢主动捅破资产泡沫，加上实体经济通胀水平没有达到目标值，宽松货币政策就不会轻易退出。此时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变小，金融风险加大，央行再一次面临化解金融风险，甚至应对下一次金融危机的考验，如当前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的处境正是如此。

　　除了上面这种较为严重的失衡情况外，还有另一种较为缓和的情景，即危机应对政策实施后，虽然虚拟经济有所膨胀，但在政策的有效引导下，实体经济也逐渐恢复增长，如GDP增速提高，物价水平达到或超过通胀目标值，如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的表现（见图8）。此时央行可以考虑退出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进入正常化过程。但央行紧缩性措施的采取，如加息和缩减流动性投放等，一方面亦可能会冲击过高的资产价格，引发资本市场大幅波动，财富效应减弱或消失，无疑会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尤其是对美国这类以直接融资为主、居民财富主要投资股票市场的国家；另一方面危机政策实施后实体经济虽然逐步恢复正常，但劳动生产效率下降，虚拟经济规模庞大，宽货币释放的流动性被分流入虚拟经济，这导致实体经济恢复时间延长，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经济结构调整质量欠佳，同时也导致宽松货币政策时间延长，实体经济规模的复苏速度无法和虚拟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还是处于不协调状态。央行此时采取的紧缩性措施，在上述两方面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可能使实体经济增长动能很快转差，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再次降到目标值以下，导致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暂缓或停止，货币政策面临再次进入危机化模式，虚拟经济有望继续得到其赖以发展的低利率和宽流动性养分，临时性危机政策变成了常态化。

　　三、全球危机政策常态化的后果：或滋生新一轮危机

　　危机政策的常态化，往往会为下一轮危机埋下伏笔。如前所述，为实现物价稳定，当前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实行通胀目标制，利率调整和流动性供给唯通胀是瞻。与此同时，全球资本市场不断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对货币信贷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因此，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的制定，既要考虑实体经济目标，也要顾及虚拟经济的发展。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的实行，是以如下假设或经验为前提的，即实现稳定的低通胀水平，足以保证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货币信贷供应增加的任何风险，都会反馈在当前或预期的通胀水平中。可惜的是，过去的经验尤其是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告诉世人，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宽松政策下的过度信贷增长，可能使经济体系不出现高通胀，但会引发债务积压、危机爆发以及后危机时期的通货紧缩。

　　危机政策的常态化，新增货币信贷资金必然会流入虚拟经济领域，一方面购买现存资产，尤其是房地产，导致现存资产贷款尤其是房地产贷款在全部银行信贷中的比重提高（见图9），房地产在居民财富中的重要性上升。如托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