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在中国西部科学院

建于鞍子坝上的峡防局少年义勇队营房，正面墙上的字为卢作孚题的训词。（1929 年）

卢作孚（右）与其弟卢子英（右）合影（1947 年）

卢作孚：丰厚遗产泽被后人

卢作孚，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1893年4月14日出生，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他于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38年秋，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宜昌大撤退也因此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几方面都各有成就。

文星湾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陈列馆，曾经是卢先生产业报国实践中最神圣的所在，他使北碚在抗战最困难时期，成为“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

90年前，也就是1930年，卢作孚先生将火焰山东岳庙上殿改建为博物馆，同年九月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这一系列的倾力相投，正是源于卢先生对科学的崇敬，也因此在城市的建设中，卢先生高屋建瓴地将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等人文机构纳入规划中。在抗战大爆发民族危亡的年代，卢先生的伟大创举，使得文化、精神、科学这些人类发展史上物质文明之外的精神依托，在北碚迎来了复兴之路。“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皆有现代化生活设施”，北碚这座城市，正因为有了卢先生，才会从现代化建设雏形始，便弥漫开文化的味道，科学的底蕴，精神的内涵。

卢先生用他的精神和行动感动和鼓舞着后世继承者。缙云山麓如常对外开放的重庆自然博物馆新馆，承续着许多人的心血。因为，它的前身——中国西部科学院，有着太高的盛誉，11万余件藏品中饱含战火，纷飞时代的科研及征集结晶。施白南、方文培等老一辈科学家亲手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制作精细，一丝不苟犹历历在目。尽管大多数标本只是静默地存放在库房里，任窗外时光如烟。但当我们每一次翻阅，总是对严谨的科学精神肃然起敬。历史与未来的衔接中，重庆自然博物馆新馆如今已经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陈列馆也已经对外开放，接过先辈手中的科学接力棒，继续将科学精神传播出去。

艰难世道中传播科学之光

西部博物馆建立之时举步维艰，正是有了北碚的全部力量，社会团体及个人鼎力相助方能前行：“本馆承各方协助始能成立生长，今后工作犹望多予指示。惟经费来源过于枯竭，值兹经济艰难，百业凋疲，募化匪易，本馆将来能否顺序发展，有待于社会各界人士之维护扶助也。”其一切支出、标本收藏几乎都来源于社会捐赠，甚至还包括诸如铁厂、煤矿等实业模型。而西部博物馆一直致力于社会服务教育，它创办浅显易懂图文结合的“博物”手绘壁报，每每吸引众多市民、学生驻足阅览;设立化学生物实验室，供北碚当时的六所中学自由使用;采集标本除陈列外均提供给其他机关学校;经常展览便利民众参观，遇节假日还延长开放时间，解答民众咨询。

90年前的中国何其不幸，但国家在不幸中愈加坚强;在战火纷飞年代，北碚小城何其有幸，因为一个人——卢作孚，让科学通过博物馆和民众产生了一次如此动人的邂逅，因为一群人——科学家，让科学之舟逆水前行。

时至今日，我们来到位于北碚文星湾的西部科学院旧址陈列馆，还能看到九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里留下的印迹。回想那个时局动乱的年代，科学家们何其艰苦地进行着科学研究，同时还在民众中大力宣扬科学文化，让饱受战乱的人民有一方慰藉心灵的净土。

重庆自然博物馆广场上的施白南雕塑

施白南：与重庆自然博物馆结缘

施白南，字怀仁，河北正定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曾任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动物部主任，国立兰州西北师范学院、省立北碚乡村建设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为开创我国鱼类学研究和动物学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贡献。主编《长江鲟鱼类研究》《四川资源动物志》（ 第一、四卷），合编《中国鱼类图谱》（ 第三册）。

在重庆自然博物馆的广场上矗立着著名动物学家施白南的塑像，落成于施白南先生110周年诞辰追思会。为何在重庆自然博物馆要建造施白南先生的塑像，那就要从施白南先生和重庆自然博物馆的前身——中国西部科学院以及中国西部博物馆说起。

1930年，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于重庆北碚，“从事于科学之探讨，以开发宝藏，富裕民生”，先后成立理化、生物、农林、地质四个研究所。生物研究所于1931年正式成立，设立之初因为人才短缺只设立有植物部和昆虫部，1933年2月聘请施白南先生到所内工作，秋天增设动物部，聘请他担任研究员兼任动物部主任。

施白南先生在惠宇楼前的合影

工作期间，施白南先生作为领队于1934年组织了雷波、马边、屏山、峨边考察队，深入大小凉山彝族地区作生物科学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其中包括在马边采集到的大熊猫标本，施白南先生将标本陈列作自然环境布置，拉开国内博物馆标本自然生活环境布置的新序幕。同时组织开展了四川第一次大规模的鱼类等动物标本的采集工作。出版有《四川嘉陵江下游鱼类调查》《四川嘉定峨眉鱼类调查》等丛刊，并发表《四川省之食用鱼类》《峨山生物调查记》等论文，为国内鱼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1935年，施白南先生离开中国西部科学院前往静生生物研究所工作。而因四川省受天灾匪祸影响，中国西部科学院经费异常拮据，生物研究所于1937年春停办。同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陆续内迁北碚，施白南先生于1939年随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重返北碚，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内办公。当时中国西部科学院作为中国第一家民办科学院，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界捐款，研究人员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还在努力投身科研。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迁回南京，受中国西部博物馆邀请，施白南先生于1946年重返北碚，担任中国西部博物馆研究组主任兼生物学研究员。直到1949年他离开该馆后，也仍然十分关心这座博物馆的发展。

“让鱼类造福于人类”是施白南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标。他长期在重庆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于1978年春发表的《嘉陵江水系鱼类资源调查报告》更是嘉陵江水系最为丰富翔实的鱼类学资料。他主持完成我国第一部鲟鱼类研究著作——《长江鲟鱼类生物学及人工繁殖研究》，有关鲟鱼类的研究更是为长江鱼类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

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欧阳辉在纪念施白南先生110周年诞辰追思会上发言：“我们之所以在新馆前广场塑了施先生的像，一是永久纪念施先生为本馆业务工作发端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二是宣示我们的态度，在未来征程中，将更加重视博物馆文化建设，不忘历史，珍视传统，敬重先辈，永远以先辈为榜样，不断激励自身。”

常隆庆（1979年5月中旬摄于双水井2870米高山上）照片背后题字：山一带水一脉，流水白云常自在。

常隆庆：被写进史诗里的中国地质学先驱

常隆庆（），四川江安人，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4岁即在其父常兴华所创办的泥溪高等小学就读，他自小天资聪颖。1922年夏天，17岁的常隆庆考入北京大学，后因家境窘迫，休学回家，直到1928年才又凑足学费，踏上复学之路。北大的学习生活为常隆庆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坚定了他为祖国开发矿藏，富国强兵的人生理想和目标。1936年，常隆庆用了半年时间，风餐露宿，勘踏了攀西地区七个县，对包括攀枝花在内的50余处矿区进行了地质调查，并与刘之祥一起首先发现了攀枝花大铁矿。他在攀枝花开拓性的工作，为攀枝花的地质研究普查奠定了基础。1949年后，常隆庆长期在成都地质学院任教，他曾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地质学》教材。

赴川边进行动植物标本采集的指导专家和队员在雷波留影。前排右1 为施白南，后排右1 为常隆庆，右3 为罗正远。（1934 年）

拉开我国西南地区地质调查事业的序幕

1930年，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在北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其中，地质研究所是当时中国西部唯一的地质调查机构。卢作孚先生秉持着“大才找，小才考”的理念，经我国地质学界泰斗、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的推荐，向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常隆庆发出约请，希望其协助组建地质研究所，并出任研究所主任。常隆庆欣然接收邀请，来到北碚。从此，他与川渝地区的地质、矿产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32年开始，常隆庆带领着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陆续在四川各地开展了地质调查，先后勘测了川东、川南和川西的大量地质矿产资源，测绘了川东第一张地质图。攀西地区山脉连绵不绝，交通阻塞，鲜有人前往，因此当时我国对这里的矿产资源知之甚少。1934年，常隆庆一行数人进入凉山，对今日的攀枝花等地进行地质勘探，与施怀仁、俞德浚共同写出了著名的《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这是常隆庆在攀西现代科学史上一次具有开拓意义的综合科学考察活动。1935年，他开展綦江铁矿调查，更是为重庆钢铁厂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0年發现攀枝花铁矿之旅 ，左为刘之祥先生，中为常隆庆先生，其余为护卫士兵。

打开攀西地区的矿藏大门

常隆庆先后6次进入攀西地区，怀着“以应用为目的，以科学为依归，庶能得宁属矿藏之真相，而能在福国裕民之大业上放一异彩”的远大目标，跋山涉水。其间频遭土匪抢劫，更曾被土司绑架险遭杀害，但他仍不顾危险，奔波不息。不仅勘测了沿途地质构造、岩石、矿物等内容，还对矿山开采、冶炼技术和地方矿业开发现状，及其交通运输、劳动力资源、经营效益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1936年，常隆庆在调查因“金沙江断流”问题的时候，与助手溯江而上，发现了攀枝花地区的大型矿脉。次年常隆庆在《宁属七县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中，第一个向世人披露了整个攀西地区无比丰富的矿藏资源。

1940年他又再次勘测，发现了攀枝花丰富的钒钛磁铁矿矿藏。钒钛磁铁矿的发现为攀枝花特区（今攀枝花市）的设立、攀枝花矿产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科考基础。20世纪60年代，为了保障国家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与建设，三线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攀枝花工业基地正式开始了它的使命。“举全国之力，使宁属成为一重工业区，斯可养精蓄锐，藉钢铁之力，以发挥国力，而图复兴之大业也”常隆庆的希望终得以实现。

“山河破碎，没有钢铁支撑的山河，从东北开始破碎，从华北开始破碎，从华东开始破碎……一直破碎到常隆庆流着眼泪的中国西部。这种破碎的声音，被常隆庆默默地装进背包。一柄贴着常字标记的地质锤，开始轻轻敲醒中国大地。这声崭新的敲击，成为1936年整个中国关于钢铁的绝望中，最清脆的鸟鸣，沾着露水，轻轻掀开了1936年那页毛边纸做成的矿产封面。”

“ 一棵叫作常隆庆的树，把春天里的第一枝芽，萌发在金沙江古老的鸟鸣中。”当诗人龚学敏的诗歌在攀枝花这座钢铁之城的上空回响时，没有人会忘记攀枝花之父，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先生曾踏遍攀西青山，历经磨难为他深爱的祖国做出的重要贡献。

　　2017年1月12日凌晨，“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遗孀、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教授李佩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2019年1月12日，时隔先生离开两周年的日子，我们却感觉李老师从未走远，像始终伴在身边。师恩永续，是这所学校绵延的故事，也是流淌在师生心间的情谊。2018年10月14日，在国科大建校40周年之际，校园里多了一座李佩先生的雕像，它是爱戴和感恩的敬仰，是缅怀和纪念的情思，更是鼓舞和奋进的力量。这座塑像也成为继郭沫若、严济慈、刘东生、成思危四位师者之后的第五尊校园雕像。这五座雕像，是恩师的形象，更是激励我们不断向上的精神力量。

　　2018年10月14日，国科大建校40周年纪念大会的明媚午后，李佩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雁栖湖校区教一楼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国科大名誉校长、李佩曾经的学生白春礼院士在揭幕式上说，“我们将李佩先生的塑像安放在雁栖湖校园的教学楼内，让李佩先生永远陪伴着她所热爱的学校、学生，让国科大的每一位师生永远铭记她为学校、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永远传承她的不朽精神，使之成为国科大办学立校的育人之魂。”是的，大师的精神就是这所大学的育人之魂。在国科大玉泉路校区、中关村校区和雁栖湖校区伫立着五座雕像，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原院长郭沫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即今的中国科学院大学)首任院长严济慈、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国科大经济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成思危以及国科大外语系教授李佩。他们是学校和学科建设的开拓者，是学术造诣精深的前辈长者，更是学生心目中永受爱戴的恩师。

恩师的形象，敬仰的情思

　　玉泉路校区是国科大京区四大校区里最“年长”的，在这里有两座花岗岩像身的雕塑，他们用期待的目光和慈祥的微笑关注着这所学校的发展变化，见证着数代学子成长成才。他们就是中科院原院长郭沫若先生和研究生院首任院长严济慈先生。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一生对“科教融合”式的教育贡献巨大。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经由中科院批准，决定在玉泉路校园设立郭沫若塑像。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颜基义曾在《国科大，她那鲜明的改革开放“胎记”》中回忆了这尊雕像背后的故事。郭沫若像为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刻系主任曾竹韶先生及其弟子雕刻完成，塑像底座背面的文字，由学校时任常务副院长的理论物理学家汤拒非先生书写。

1992年，郭沫若像落成揭幕仪式：郭沫若女儿郭庶英（左三）、谷超豪（左四）、周光召（左五）、郁文（左七）、刘达（坐姿）、马西林（右一）、李佩（右二）、张学彦（右三）、李侠（右四）、张莫棠（右六），致辞者为颜基义

　　严济慈先生为研究生院首任院长。1977年10月20日，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时年76岁的他向全国人民作出承诺：“我虽已古稀之年……决心为培养我国年轻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而竭尽全力。”为了培养研究生院首批千余名研究生及后来的众多学子，严济慈、马西林等校领导也当真“竭尽全力”。没有教学楼，就先租了北京林学院的4层教学楼供教学和学生住宿，学校领导和老师则在操场上搭起的一栋栋组合式木板房里办公。“冬天木板房没有暖气，要在里面烧煤取暖，满屋子浓烟弥漫，但大家一点都不在乎。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学校把相对好的楼房首先安排给了学生。”颜基义曾回忆说。

1977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

　　玉泉路校区，每年7月都会走出一批批学有所成的毕业生，他们会在戴上学位帽的时候不忘和郭沫若、严济慈两位老校长合张影，是致谢师者，也是对两位长者在中科院和国科大建成之初所做的贡献表达敬佩与感激之情。

2018年7月，国科大首届本科毕业生在严济慈塑像前合影

　　在中关村校区的教学楼里，也有这样一位长者雕像。他是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也被称作“中国创业板之父”的成思危先生。200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应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之邀，担任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国科大经管学院前身）院长，并于2007年创立了中科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2015年7月12日，成思危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2017年4月3日，由其家人及学生捐建的雕像落成仪式在中关村校区举行。

坐落于中关村校区教学楼内的成思危雕像

　　在雁栖湖校区学园四楼内，有一座1:1等身铜像，他是中国“黄土之父”刘东生先生。他头戴鸭舌帽，手持笔和本，像在记录科考数据一般逼真。2008年3月6日，刘东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2017年是先生诞辰100周年，3月6日，由国科大1993级地学研究生捐赠，刘东生的学生、中科院副院长、时任国科大校长丁仲礼院士题写“黄土研究之父”的铜像，在雁栖湖校区举行了落成揭幕仪式。

位于雁栖湖校区学园四楼内的刘东生雕塑

　　2018年，是李佩先生诞辰100年。在李佩先生逝世时由国科大学生会发起，国科大师生和社会人士共同捐赠的李佩雕像，终于在国科大建校40周年之际落成于雁栖湖校区教学楼内。雕像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作完成，他用独特的“写意雕塑”手法着重表现了李佩先生一心为学生，为理想，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教育事业的大爱，将李佩先生的神采和精神熔铸在塑像中。只要你仔细端详，会很快被一种气场所吸引：她眉头轻皱、嘴角抿笑，目光炯炯，既温柔又坚定，眼神中是慈祥并着严厉的爱意。

位于雁栖湖校区教一楼大厅的李佩雕像

　　五尊塑像，虽然落成时间不同，身形面貌各异，但却有个同一个名字：老师。在这座校园里，他们的形象化为榜样的力量、精神的财富，更寄托着后人敬仰和怀念的情思。

他们是赤诚报国的爱国志士

　　白春礼在李佩塑像落成仪式上曾用“赤诚报国的家国情怀”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标记以李佩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及教育工作者。

　　历史的洪流总是把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脉紧紧相连。在这五位老师心中，国为重、家为轻。漂泊半生，肩负多重责任，他们用敬业、专业报效国家，更让教师二字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国深陷战乱，饱受欺凌。一时间，无数热血青年立志报国，做出人生抉择，一代人的命运因此改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远渡重洋，寻求救国之法；又在学成之后，毅然归国，支持国家建设。

　　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学医的郭沫若和远在法国研究科学的严济慈都做出了回国的决定。之后，他们一位弃医从文，将爱国热忱诉诸笔端；一位仅在一年后，放弃国内高薪工作，再次赴法留学，只为“在回国以后，让科技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让我们的后代不用再到其他国家去留学，而是让外国人到中国求学。”

青年郭沫若（左）青年严济慈（右）

　　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即将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刘东生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放弃赴美留学的机会，留在中国参军报国。为了国家需求，他三易专业，放弃学医梦想，与黄土山川为伴，只为开发国土资源。

　　历经多年战乱，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和平的局势下，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格外迫切。面对祖国的需要，大批海外科学家举家归国。这其中，就包括郭永怀、李佩夫妇。面对美国当局的阻拦，他们与钱学森夫妇多番密谈，立志要回到祖国。为了避免美方纠缠，郭永怀先生更将多年笔记、资料付之一炬。

2009年钱学森去世时李佩先生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做报告追忆钱学森的往事

　　而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父亲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事实上，成思危的一生，也充满了选择与转折。从香港到广州、从化工专业转向管理专业、从学者到政坛，他的三次选择皆为报国。

　　无论何时，面对国家需求，老一辈知识分子从未犹疑，用青春与热血报效国家。

成思危在国科大做学术报告

成思危参加国科大学位授予仪式，并为博士生扶正流苏  

他们是德高望重的盛名良师

　　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颜基义曾用米兰·昆德拉的名言形容李佩先生，“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对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作出了贴切的诠释。更是形象比喻着李佩一生倔强坚毅的性格。

　　回国后，郭永怀先生投身于“两弹一星”国防事业，并也为此付出了宝贵生命。李佩相继经历了丈夫、女儿的去世，却以非凡的刚毅顽强面对生活，无怨无悔地奉献于教育事业。作为国科大外语系的创建者，李佩为研究生英语教学做了很多勇敢的尝试。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由她亲自编写的全国第一套研究生英语教材，荣获了当时声誉极高的国家优秀图书奖。李佩主持的外语系，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成为全国研究生外语教学最强的单位，她也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李佩先生主编的系列教材，也是“文革”后第一套研究生英语教材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她支持并承担了由严济慈、李政道举办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留学生”（CUSPEA）招考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开启和引领了“自费留学潮”，她还率领同事们创建了非英语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英语培训班。“没有标准的时候她就是标准，有标准的时候她又超越标准。原来托福、GRE没进中国的时候，她一封推荐信，国外就认可。”校友们这样回忆。

2007年9月李佩先生参加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

　　“国家百废待兴”是一个年代的标签，也是时代吹响的集结号。无数学者前辈勇于成为先行者、开拓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人攀登。“黄土之父”刘东生也是这样一位领路人。

　　作为黄土学的创立者，刘东生参与组织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综合考察，调查了黄土高原10条大断面，论证了黄土的“风成学说”。他确立了全球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建立了26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气候记录，使中国黄土成为与深海沉积和极地冰芯并列的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三大自然档案和国际对比标准。刘东生院士一生与科学为伴，他七次登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古稀之年抵达南、北极，88岁仍深入“死亡之谷”罗布泊考察。2002年，他荣获环境科学中的“诺贝尔奖”泰勒奖，成为首位中国大陆获得该奖的科学家；2003年，他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严济慈，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为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194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找到严济慈，希望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一起做好中科院管理工作。对于严济慈来说，“一个科学家离开他的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就结束了”，他犹豫了。然而，郭沫若随后的一句话深深打动并说服了他：“假如能够使千万人进入实验室，那么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他随后出任中科院办公室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为中科院的建设及新中国高级科技人才培养，铺造着一条越走越平坦的道路。严济慈之子严陆光院士做客国科大院士大讲堂谈到父亲时曾说，“让科学研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是严济慈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1978年，严济慈（左二）与杨承宗（右一）、马大猷（左一）、吴文俊（右二）在一起

他们的挚爱是讲台和学生

　　在李佩眼里，给学生上课责任大于天。哪怕是在1996年她的女儿不幸因病去世的时候，她也没有缺席一次课。因为在她的心中，有对教育事业、对学生的大爱。正是因为这种大爱，在她的身后一片桃李芬芳，中国科学院众多科学家皆是她的学生。所谓言传身教，李佩教给学生的不止是英语知识，更是“为师”该有的模样和力量。

　　李佩先生博士英语班的学生，国科大原党委副书记马石庄回忆说：“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如今，马石庄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

　　李佩先生的学生，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杨佳教授29岁突然失明。她表示，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是李佩先生的崇高信念和人格规范给予她力量。

　　1987年，李佩先生离休了，但她没有一天休息，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81岁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2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讲坛”。

　　据刘东生的学生、国科大研究生导师吴文祥介绍，刘东生上课时讲义更新很快，而且备课时会反复修改，他追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对幻灯片引用的图片，字体的大小、颜色、搭配都要一一精心挑选。吴文祥在《细微之处见伟大——纪念导师刘先生》文中写道：“至今，每当我回忆教室内坐满了学生，甚至走道上也站着许多学生，来听刘先生讲这门在当今社会极为冷门的专业课时；当我听见先生讲课后学生全体起立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响彻整个教室，以及课后学生像追逐时尚大腕流行歌星一样簇拥在瘦小佝偻的老头周围久久不愿离开的场面，心灵不免一次又一次受到震撼。”

　　刘东生在国科大任教的30年中，未缺席过一次课，甚至在89岁高龄时，仍站上讲台授课。他讲授的《第四纪地质》《近代第四纪地质与环境学》《环境与文明》三门课，累计授课时长2500学时，共计听课人数约3000名。国科大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退休教师林秋雁曾表示，“这是我们现在也很难打破的。”

　　成思危从2002年担任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现国科大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以来，即使公务繁忙，也坚持走上讲台亲自为学生授课。他的博士后龙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心疼地忆起老师：“有时就是生病了也坚持来授课，说给学生上课比什么都重要。”

　　李佩雕像揭幕那天，是国科大建校40周年，很多老校友返校。参加仪式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校友轻声感叹，“李佩先生，好老师啊，慈祥但严厉。”好老师就是这样，对学生无私热爱，对教育倾情奉献，对国家负责担当。

　　除了这五座塑像，这所学校还有他们留下的代代学生和绵绵情怀。国科大图书馆有成思危、刘东生捐赠的图书数万册；国科大经管学院每年会评选优秀师生获得“成思危基金”奖励；国科大在建校40年之际，10名优秀教师获得“李佩教师奉献奖”……先生们留给这所学校的是无价的情谊和无尽的精神财富。

　　师恩永续，永远难忘！

2016年4月，成思危先生夫人舒允宜与国科大党委常务副书记董军社为成思危捐赠阅览室揭牌

2018年10月，刘东生女儿刘丽与国科大副校长郭正堂院士为刘东生图书捐赠揭牌

10月14日校庆纪念大会上为“李佩教师奉献奖”获奖教师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