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去世三十年了，人们还在深情地怀念他，还在谈论他的作品，这本身就是对一个作家最高的奖励。
路遥的伟大和崇高，是因为路遥的作品能给人们带来希望，激励人坚毅向前。今天，我们再“读”路遥，愿生在这个平凡世界的人们深深热爱生活，勇敢面对生活，这是对路遥最诚挚的纪念！
——读《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废都里的贾平凹》有感
早在三十多年前，成名的路遥和平凹就成为人们议论的人物，记得有一次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胥真理先生谈及路遥和平凹及其作品，老胥预言性地说：路遥身体比平凹好，要比平凹长寿，但路遥的作品不一定有平凹的生命力长久。不幸的老胥已去世，他的预言也不幸未言中。曾经壮如牛的路遥早已作古，著名病人平凹仍健在，二人的作品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皆受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提及很久前的往事，无意苛求古人，不是说老胥预言的失准，而是讲路遥和平凹的大象破相和难以预测。不过读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废都里的贾平凹》，对二人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首先知人论世。路遥生长于陕北，有匈奴人的血统和游牧民族的基因，充满英雄气概，敢作敢为；而平凹生长于陕南，有楚湘文化的熏陶，为人低调，伏低伏小。比如近40年前，在陕北召开长篇小说促进会，会后组织游览镇北台，当地驻军的士兵要没收相机中的胶卷，路遥大怒，与辩理交涉；而平凹见势不妙，就知难而退。再说二人对待疾病，从不示弱的路遥发现肝癌后一直保密，也不积极治疗，以致耽误，铸成无法弥补挽回的遗憾；而以弱示人的平凹多病，但不讳医忌疾，一直是著名病人，却积极设法治疗，至今康健。
其次说创作规律。路遥曾写过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说的是他常常创作到凌晨，休息到中午才起床；而平凹基本按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规律运行，上午下午写作，晚上写字绘画或会客。路遥绝对按照既定计划写作，《平凡的世界》计划春节前夕要写完，哪怕很不舒适也要撑着写完；而平凹随遇而安，写作《废都》时受路遥去世的刺激，先到户县朋友单位写作，鉴于住处窗户为寒风所破，又迁到大荔县朋友家写作，终于完成安妥灵魂之书。在路遥纪念馆，笔者看到平凹致路遥的一封信，大意是为某杂志或出版社，路遥约平凹写书稿，但平凹因故爽约，路遥动怒，平凹写信解释一番后，感谢路遥的认真负责，认为“确实也是对我爱的一种，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拼死拼活为小李写吧。”
再次说创作态度。路遥和平凹都非常敬业，以创作为生命，但路遥走向极端。那次，刚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到京夫的房间，京夫看到的不是兴高采烈的路遥，而是满面痛苦的路遥，并且听到惊世骇俗的话：我想自杀！京夫呆看路遥半天无语，而路遥再无二话，抽完烟就默默地走了，路遥就是这样的人，不断在寻求突破，追求新的目标，一旦受阻，就会痛不欲生。而平凹呢，也有受到误解或创作受阻时，他抱着默雷止谤、圣贤庸行、大人小心的态度，继续顽强创作，以更好的作品回答人们质疑，在创作中得到解放和自由。
我曾经拥有一幅照片，是路遥、平凹和金铮的合照。正值夏季，路遥穿着黑色体恤，平凹穿着红色体恤，金铮穿着白色体恤。黑色太沉重，路遥活的太沉重，加之超负荷甚至透支生命的创作，使他过早陨落。金铮是原《喜剧世界》杂志主编，人如其名，是一个刚板硬正的硬汉，刚则易折，英年早逝；平凹则如其名，正视人生之路的坎坎坷坷，活像当代的苏东坡，随遇而安，随物赋形，行于当行之时，止于当止之际，在不适应中求适应，在适应中寻求新的突破，在创作中实现生命价值和做人的尊严。
路遥虽逝，但其“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将与世长存；平凹仍健，正如孙犁先生所言：“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濛濛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种不已的农民”，继续为读者奉献着精神的“麦粒”。一个在天堂，一个在人间，或在冥冥之中，或在作品之中，都在激励着我们在生活中消除“浮躁”寻找“带灯”获得高兴，在“平凡世界”里笑看惊心动魄的一幕，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路遥（图源：百度百科）
路遥是那种内向、深沉、严肃的作家。他具有一个真正的作家具备的气质和素质。他不像有些文人那样，有很多的逸闻趣事甚至是荒唐事。大音稀声，大美无言，他常常是默默的，有一种雨中白桦林般的忧郁。名声、地位都已显著，但不喜欢广于交游。正午的阳光下，他爱在空落落的院子里独坐。夜里常常一个人在树下转悠，或久久地仰望深邃的夜空。获茅盾文学奖后，他请作协的青年人到“太阳神”酒家喝酒。那一天下着雨，百叶窗外雨中的街景有一种凄迷的美。柔曼沉郁的音乐声中，一群青年朋友喝得淋漓酣畅，笑语喧哗，路遥则坐在一旁，微笑着默默无语。大家向他敬酒表示祝贺时，他对弟兄们只说了一句话：“以后要靠自己。”
路遥喜欢吃冷馍就大葱，也喜欢喝高级的咖啡，饮食爱好，一个极土，一个又很洋，似乎不太协调。但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他的文化人格。冷馍就大葱，这反映了路遥作为农民的儿子的饮食习惯，极为质朴实在。喝咖啡是现代中国人的爱好，营养而且提神。中国文人喜欢品茶，特别是品味淡茶，苦茶，这种品味反映了中国文人恬淡、超脱的胸怀和玩赏物事、品味人生的传统文化心理，透出一种文人雅士气。路遥当然可以说是文人，但他更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浓浓的咖啡既富营养又能振奋精神，这种爱好似乎能见出一种知识分子的特点。现代知识分子与旧式文人的区别，可能在于一个对社会有一种承担精神，对历史有一种使命感；一个则更多的是一种玩赏的人生态度，洁身自好，清高脱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只注重个人人格的完善与完整。路遥对社会的承担也是一种信念。与一些不问世事的文人不同，路遥极其关注社会的发展，特别注重与时代、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在获茅盾文学奖致词时说：“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这种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就是作品具有宏阔的历史眼光和文化意识，在当代城乡社会广阔的艺术画卷中，展现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嬗变，在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痛苦中把握历史前进的足音，触摸社会发展的脉搏，同时又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性。在他的作品中，既熔铸了他对社会历史、对人生的深沉思考，也投入了他浓烈的甚至是全部的感情。因此，路遥的作品总有大草原一样的辽阔、黄土高原一样的深厚、冰山一样的冷峻和荒原上阳光一样的热烈感。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后，路遥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休息、调整、读书、思考。早晚可以看到路遥两手插在裤兜里，在院子里悠来转去。有时久久地站在一棵大树下，有时静静地仰头看天上云起云飞，有时候，常常在午后，独自坐在一根横卧地上的粗木上，默默地瞧着地上，瞧着面前的旧屋破砖，仿佛在研读这所老旧院落的历史。
有一天，是中央电视台播放《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的时候，谈起摄制这部电视剧的种种曲折及其他，路遥感慨万端，说他将来要写一部书，名字就取沙俄时期的诗人涅克拉索夫等人主办的一份杂志的名字——《祖国纪事》，把他的一些所见所闻写下来。我听后想了想，特别赞赏这个名字，认为意味深沉。但遗憾的是，这个《祖国纪事》未见面世。可能他没有来得及写，就远离祖国而去了。
路遥是个体育爱好者。但在世界杯足球赛和亚运会之间，他似乎更热衷于前者。像大多数男子汉一样，他无疑是个球迷。足球赛，特别是世界杯赛是当今世界最有魅力的体育比赛。它不仅水平高，使人大开眼界，而且，球场上的风云变幻，对机会的把握以及力量与技术的角斗，更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世界杯赛期间，路遥差不多每场球都看，看完后仍然激动不已，和作协大院里的球迷议论、评判一番，俨然专业评球员。当然，他的这个专业球评更多地带着作家看球的特点，球与社会，球与人生，球与生命，往往有着特别多的联系。
晚上，路遥常喜欢到院子里一些同志屋里闲聊。海阔天空，天南海北，神聊到夜静更深，或议论国际局势，海湾危机，或说一些身边琐事和笑话。有天晚上，在诗人晓雷房子闲聊读书情况，路遥说他正在读《圣经》、《古兰经》，读《莎士比亚全集》。他说，像《圣经》这些书，说的都很深刻的道理，但文字浅显、质朴、简单，像小孩说的话。他很仰慕这种境界。又说，读了《圣经》，再听一些将很平常的道理却讲得很玄虚的理论家的话，就觉得可羞、可笑。由此可以看出路遥的审美理想。他追求平凡、质朴中的深刻和博大。他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取名既很普通又很阔大，在这些作品中，他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写平凡的世界中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力求写出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人的心理世界的深度和广度，社会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路遥追求一种博大感，这从他的作品的体裁也可以看出。他很少有短小的作品，别人写短篇时他喜欢写中篇，而一写长篇，就是三部曲。有人说，路遥的作品中渗透着一种来自作家主体的宗教的或儒家的仁爱思想和感情。路遥认为，仁爱本身并不是坏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种胸怀，是人类的一种目标和理想。世界局势的演变，东西方关系由冷战到缓和，都可以看出，战争不是目的，和平、友谊、进步才是人类的目标。路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胸怀整个人类、放眼世界看问题的眼光。这并不影响反而有助于他对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他认为，亚细亚是秩序中有混乱、混乱中又有秩序。
小说作家王观胜新疆之行，回来后带了不少新疆的音乐磁带。雪后的一个夜晚，王观胜敲我家门借录音机，说路遥要听新疆歌曲。在王观胜温暖的小屋里，路遥、王观胜和我，围着火炉，一边喝着苦茶，一边欣赏歌曲。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歌，《新疆好》、《高原之歌》、《冰山雪莲》、《塔里木河》、《草原之夜》等，距离现在很遥远，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点，但听起来既熟悉又亲切。路遥靠着椅背，仰着头，沉浸在歌曲的旋律中，不时随着歌曲低声唱起来。这里或许有怀旧的意思，但更多的，是这些旋律符合他的心理、气质。他说他特别喜爱新疆和蒙古歌曲，那里边有一种深沉的感情。
这个来自陕北黄土地的北方汉子，对雪山、大漠、草原这些能给人以严峻、辽阔的审美感受的自然景观，有一种来自天性的爱好。他从严峻、忧郁、深沉而辽阔的旋律中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回声。子夜已过，《塔里木河》的歌声分外深沉动人：“塔里木河呀故乡的河，多少回你在我梦中流过，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我都向你倾诉我心中的歌……”
第一次听说路遥，应该是1984年。那时《人生》电影在全国如火如荼，我高考落榜，惶惶如热锅蚂蚁，到处乱撞。县文化馆推荐我去乡文化站工作，奈何人还未报到，便被人顶替了。失魂落魄之时，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姑娘很贤惠，不嫌我家穷，我们便匆匆地订婚了。
那天我正躺在炕上发呆，未过门的媳妇骑着自行车来了。她带来了一些苹果并副食，邀请我跟她一起去镇上看电影。我说工作的事泡汤了，你还愿意嫁给我吗？媳妇愣了愣，咯咯咯地笑了。她说我是看上你这个人，又不是那份工作。农村也挺好的，有一茬人呢。
那晚的电影正是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回来的路上，她坐在后面问了一句话：“茂才，你跟高加林一样有才，农村是拴不住你的。到时候你是否也会不要我了？”“哪能啊！”我随口安慰道。风像把刀，一绺一绺地割着人的脸。媳妇紧紧地揽着我的腰。我感觉得到她流泪了。此后的三年时间，这个未过门的媳妇完全把我家当成了她的家，做到了刘巧珍所能做的一切。而我真如她所预料，没多久便离开家乡了。
电影《人生》之后，我开始喜欢上了路遥，到处找他的作品看。我觉得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就是我们村的，甚至有些故事就是写我自己：饥饿、贫穷，自强不息。后来，我与媳妇之间，确实相继发生了许多曲曲折折的故事，如果写成小说，一定很动人，但我当时的职业是工人，没有创作欲望和写作技巧。直到2000年之后，我离开了企业，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下，才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2005年，我开始在网上讲自己的故事，讲了大概半年时间，吸引了无数看客。随着点击量的增大，各种不同的声音参合进来，说得最多的，就是感觉我的小说跟路遥一个风格。是啊，想想我们都是陕北人，又生活在几乎相同的年代，想不相同都难。网友跟我提的最多的，不是高加林刘巧珍，而是孙少平、孙少安兄弟，说我小说的主人公跟他们是一个血统。孙少平兄弟我知道，是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小说没读过，但看过连环画，没他们说的那样感人。后来《平凡的世界》拍电视连续剧，剧组就在我们家门口拍戏，我亲眼看见他们给饰演孙少平的演员脸上抹油彩，可惜这部电视剧当时家里没电视，一直未看。
有网友站出来指责《沉重的房子》完全是《平凡的世界》的摹写，我觉得必须好好拜读一下这部作品了。找到书一口气读完，自己沉浸在故事里不能自拔。我想，如果我先前看过这本书，就不会再写《沉重的房子》了。争论归争论，我的小说在网上迅速火了起来，点击率数千万次，评论数万条，颂扬和批评俱有，两者相持不下，居然吵了起来。接着便有图书公司找上门来，要求出版。《沉重的房子》起印数3万册，不久，满大街都是盗版书。图书公司为了防伪，用我的画做封面，用以防御。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高建群、赵熙及评论家李星、李建军、仵埂等撰写评论，给小说以较高的肯定，说我是继路遥之后，又一位“极富才情的陕北作家，并寄予厚望”。2008年，我应邀参加陕西青创会，此后，我便跌跌撞撞地进入陕西文坛。——这个时候，路遥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
成为作家以后，经常会有人问：你和路遥熟悉吗？我尴尬地摇摇头。岂止不熟悉，我是连他本人也没见过的呀。路遥辉煌的那些年，我正在工厂忙活，学的是陶瓷工艺，与文学几乎绝缘。如今，陕西的著名作家我都熟悉，甚至成为朋友，而路遥，则成为我心中无法弥补的缺憾。
↑路遥（图源：百度百科）
1973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就陆续结识了延安文艺界的人士。1976年延大毕业以后，分配到《陕西文艺》担任编辑。路遥把《延安文学》杂志社看作自己的半个家，他来杂志社的次数，要比回清涧老家和延川老家合起来还要多。他的几个弟弟，也把杂志社作为寻找路遥、联系路遥的一个点。
路遥的三弟弟王天乐在延安打工期间，路遥把他带到杂志社与大家认识，从此，天乐有空就会到《延安文学》来。因为天乐是路遥的弟弟，他每到杂志社来，单位的人都对他很热情、友好。天乐的个性比路遥活泼，有见面熟的优点，加上人勤快、口又甜，把比他大点的叫哥，比他大多的叫叔，叫的自然、亲切，单位的人很快就和他熟悉了。天乐遇到饭时，单位的几个年轻人就会凑到一起做饭吃。那时不太讲求吃喝，很少下馆子。开始做饭时，天乐是积极的帮手，但做着做着，他就成了主角，说你们拉话去，我来做。吃过饭，也不要我们收拾碗筷，很麻利地就拾掇了，而且井井有条，生活能力很强。所以只要天乐在场，大家就想在一起做着吃饭。但路遥不同。路遥从不插手别人做饭的事。这可能与小时候生活环境和忌俗有关。
在陕北，男人是不管家务的，特别是对期望很高的男孩，不让他们做女人们做的事，恐怕影响他们以后做大事情。在大伯家，有最疼路遥的俩个女人，一个是养母，一个是奶奶。她们两个人做家务，供一个下苦的，一个上学的。路遥应该属于那种穷人家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子”。
家务活也许不是路遥不想做，而是不让做。这导致路遥的自主生活能力差，在后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艰难时期，全靠天乐照顾。路遥曾有把天乐安排在《延安文学》的想法，天乐也有此想法，但后来安排在《延安日报》社，又调到《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
1986年，路遥已是全国著名作家，《延安文学》也筹备在全国公开发行。那年夏天，路遥、天乐南下广州体验生活，回来后又一同去了一趟柳青墓地，7月份去吴起，在吴起武装部的一孔窑洞里，路遥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创作。下午三、四点开始写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睡下。中午一点后起床，很是劳累。他感到自已的身体有些不适，秋天还在延安宾馆写作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延安文学》想在公开发行的第一期上选发《平凡的世界》里一、两章。当时《平凡的世界》还没有在任何刊物上露过面，所以选哪一章亮相，路遥考虑得很多。因为这是他第一部重要的长篇著作，发表其中的一两章，对整个长篇影响很大。在他多方考虑、认真选定后交给我，就又匆匆赶往吴起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了。
另外，我们还想请他担任《延安文学》公开发行后的编委，不知他愿意不愿意。一个省作协的副主席和著名作家，担任一个地方刊物的编委，有点不合适。只能担任名誉上的职务，比如顾问。但当时《延安文学》请的几个顾问，都是革命老前辈延泽民、李若冰、贺敬之、胡采、肖军。路遥年龄太小，放在一起不太合适。但担任个虚职编委，是不是合适呢？当时路遥与《延安文学》的关系很好，我们也把路遥当自己人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路遥完全同意，他不计较在名分，乐意成为《延安文学》的一份子。
那时路遥心情不太好，加上创作的劳累和琐事的干扰，还有准备去德国访问等，可以说，整个身心都比较疲惫。但路遥对《延安文学》公开发行首发式的事，还是很热心，很积极，他不仅自已积极参加，并准备了发言，还帮我在西安请省上文艺界的领导和名家。记得在李若冰家时，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因为路遥说我是米脂人，贺抒玉一听很高兴，很热情，她爱打听家乡的事，爱说家乡的事，而我对家乡的事又知之甚少，又怕耽误路遥的时间，干扰李若冰和贺抒玉的工作，在他们答应参加《延安文学》公开发行首发的会后，就离开了。
1987年1月18日下午2时，《延安文学》公开发行出版了第一期以后，在陕西省委宣传部会议室召开了首发式茶话会，我省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胡采、李若冰、贺抒玉、路遥、贾平凹、修军、刘成章、肖云儒等30多位作家、艺术家，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多年来陕西文艺界名人聚会人数最多的一次。路遥作为《延安文学》的编委第一个发言。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艺评论家权海帆在发言中还提到首刊号选载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一章，说：“从选载的路遥同志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鸿篇巨制的端倪。”文艺处长秦天行、副部长李沙铃也讲了话。最后，李若冰、胡采讲话给《延安文学》以指导和鼓励。
以后一段时间，路遥进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创作的攻坚阶段，身体也出了毛病，来延安的时间少了，但只要来延安或路过延安，总要和《延安文学》的同仁们见上一面，拉上几句。
1992年，路遥把自已亲手编定的《路遥文集》后记在文集未出版前，放在《延安文学》1992年第三期发表，前面还加了一段编者按。后记不长。这也是路遥在《延安文学》上发表的最后一篇稿子。
路遥老师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抬头看着书房“驰风轩”里墙面上和路遥老师的大幅合影，我从内心里老是感觉到：他仿佛没有走，仍静静地抽着烟，摇动着手中的笔，专注地抒写着“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人生，仍继续着“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岁月……
我崇敬路遥老师。路遥老师是一代文学巨匠，是我心目中挺立的大山，是我文学之路上跋涉前行的楷模与榜样。
上中学时，我就读过《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与《姐姐》等小说。我喜欢路遥老师笔下那些描述悲欢离合的故事；喜欢那如黄土一样质朴纯粹的语言，喜欢那厚重深沉的现实主义手法。1982年，路遥老师发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后，我读了又读。《人生》拍摄成电影，我看了好几遍。每一次，我都被深深地感动着。路遥老师以朴实的感情，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关注，使我与其作品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同哭同笑。
这是上帝赐赠给我的缘份，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之幸事，我在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工作的第二年，路遥老师挂职铜川矿务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离焦坪煤矿不远，同是矿务局下属单位的陈家山煤矿职工医院写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为一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我多次想去拜访路遥老师，但敬畏和自卑之感最终未能成行。后来才得知，路遥老师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以生命做赌注，在陈家山煤矿写作改变了千百万青年命运的不朽经典，也就是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平凡的世界》巨著。
“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是路遥的人生信条。后来，我进入了《铜川矿工报》工作，李祥云社长和路遥老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路遥老师多次来报社，我见到了我敬仰的著名作家，激动异常。他每次来报社，我去社长办公室给他沏了茶，都要恭敬地向问好。他都谦和地点点头，微笑着应答，并问我最近写啥呢，末了，还忘不了鼓励我：好好写，多写多思考，就会出好的作品。
每次送走路遥老师，李祥云社长都要说起路遥老师的情况，说起他在陈家山煤矿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的一些细节：路遥老师忍受着寂寞，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之中。他时而坐着写，有时站着写，累得实在受不了，就把几本书叠在一起，歪着头枕着写。手麻握不住笔，用热水浸泡浸泡再写。也说不清是哪一天，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突然感觉心口灼痛，两眼发黑，吐出了鲜血，血滴在稿纸上，人晕倒于桌前。那时，他似乎看到死神从遥远的地方向他逼来，他祈祷老天，能给他生命的力量，哪怕他宏愿完成之后倒下去，也无憾了。
经过艰苦的创作，《平凡的世界》杀青付梓，一时洛阳纸贵。1988年，《平凡的世界》以榜首位置荣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为路遥老师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路遥老师对铜川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他的弟弟王天乐先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工作，后调《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当驻站记者。路遥也把他的生活体验地选择在了铜川，挂职在铜川矿务局党委做宣传部副部长。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创作手记《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首发权交给了《铜川矿工报》，在报社时，我看到了那部书手稿，连载的每期报纸，至今我都完好地保存着。
1991年11月13日，铜川市文联召开文学创作研讨会，路遥老师应邀前来。他满心欢喜地走进了他非常熟悉，别有一番深厚情感的铜川煤矿。那天上午的大会上，我负责大会摄影，给主席台上的路遥老师单独照相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右鼻孔里塞着棉球，他是带病出席这次会议的。大会讲话时，路遥老师情绪特别好。他说，他对《平凡的世界》的诞生地，对这部小说里煤矿生活的背景地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特殊感情，他相信铜川能出熊熊燃烧、温暖人间的煤炭，同样也能出大手笔的作家，他看好铜川文学创作的未来。也许那天的心情特别好，他讲得很有激情，很有感染力，博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午间休息时，我去路遥老师的住地宾馆看望他，他弟弟王天乐恰好也在房间。天乐跟我是要好的朋友，他给路遥老师介绍了我，路遥老师说：“不用介绍啦，早都认识哩，腾驰是《矿工报》的，我在祥云社长那里见过好多回！”路遥老师的话让天乐笑了起来，也让我一下子话多了起来。天乐问起我所在铜川市铝厂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的事时，路遥老师站在一旁，双手插在上衣左右兜里，右小腿曲起来顶在席梦思床边，平和地笑着，静静听我俩说话，如同一位敦厚的兄长，看着两个兄弟说话。
我惴惴不安地把我的第一部杂文集送给路遥老师，请他批评指教。他翻看着书，嘴里说
：“好，好，好好努力，铜川出人才呢，我听祥云社长说你不光文章好，字也写的漂亮”。我连忙说，李社长是在鼓励我，在您面前，我只是个小学生。一番谈话后，我请他给我题个字，他高兴地接过我递过去的采访本（这个绿皮的采访本，作为珍贵的资料，我一直精心地珍藏着），题写了“勤奋——题马腾驰同志。”八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署上潇洒签名。当听说我调入《铜川铝厂报》任厂报编辑时，又给厂报题写了“站在时代的前列。”我提出和他合影留念时，他给一旁的天乐说：“好！天乐，你给我跟腾驰照，跟腾驰认识几年了，还没照过一张像，今儿照一张，留个纪念！”
1992年11月17日，路遥老师病逝了！我不相信这是现实！但是，报纸上的新闻已经证明了这一残酷的现实！我以悲痛的心情写了怀念路遥的文章《怀念路遥》，发表在我供职企业的《中国有色金属报》上，我出版散文集《山的呼唤》时，将我和路遥老师在铜川的珍贵合影印在了书前，并将《怀念路遥》一文收入书中。
这么多年，我在写点文章之余，着迷于书法的学习。我把路遥老师的“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段名言不知写了多少遍，每幅字上都要署上“路遥名言”四个字。每有人要我题字时，我都把这幅字送给他们，以作为对这位文学大家的真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