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行，名孟宣，字伯行。1892年10月出生在潍县城里的一个没落地主的家庭里。1911年，宋伯行在潍县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同年考入济南趵突泉前的山东省立模范染织讲习所读书。1915年，他在讲习所毕业后被招聘到济南民生工厂当染织技师。1916年，孙中山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遂令在鲁举兵讨袁，宋伯行参加了反袁斗争，并曾随军克复潍县。

积极投身革命 领导工人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宋伯行在济南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受山东党组织的创建者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同志的影响，思想日趋进步。

1923年春，宋伯行由王尽美介绍，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二·七”大罢工后，他在济南铁路工人中积极开展后援活动。由于他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被济南民生工厂开除，后又转到省立模范染织讲习所任教。他居住的济南城郊阎千户庄，是济南津浦铁路大厂工人的主要居住区之一。他经常在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刻印、散发党的宣传品。在他的影响下，其在济南津浦大厂当机车钳工的三弟宋叔宣，于1924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四弟宋季宣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于1926年被派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伯行积极深入工厂演讲宣传，组织募捐。他在济南鲁丰纱厂积极开展工人斗争。在他和鲁伯峻、李子真等同志的组织指导下，1925年6月25日，济南鲁丰纱厂成立了工会，由本厂细纱保全工人朱锡庚任工会委员长，同时建起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工人夜校的学员除鲁丰纱厂的工人外，还有津浦大厂的工人，宋伯行兼任夜校教员。他亲自给工人学员讲课，对工人进行政治、文化教育。他给工人介绍1923年“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五卅”惨案的情况，介绍上海市工人领袖、上海市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同志的革命事迹，号召大家学习刘华同志的革命精神。他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说：“当你们看到带有斧头、镰刀的红旗高举的时候，工人的工作就能实行八小时，工资也能提高了，生活也会改善了。”他还教育青年工人唱少年先锋队歌：“走上前去呀！进攻在前，同志们奋斗……”。当鲁丰纱厂工会领导的大罢工处在和厂方谈判僵持的时候，宋伯行和鲁伯峻等同志亲自召集朱锡庚、石得金等工会领导人商量对策，终于使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推动国共合作 发展党的组织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国共合作，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宋伯行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7月，国民党济南市党部成立，我党组织派宋伯行担任了国民党济南市党部的第一届委员。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致力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当时济南组织了鲁丰纱厂工会、新城兵工厂工会、津浦铁路大厂工会、印刷业工会、理发业工会、洋车夫工会等工会组织，工会会员达1500多人。

1925年8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潍县廿里堡师范讲习所召开全省各地党组织代表会议，宋伯行出席了会议。同年冬，中共中央派张昆弟来山东重新组建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宋伯行被选为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宋伯行在此工作期间，曾亲自带领济南津浦铁路大厂和鲁丰纱厂的工人党员，到长清县崮山一带破坏北洋军阀政府的军用列车，并亲自领导破坏军阀兵工厂的军火生产的斗争，配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

宋伯行在济南西郊阎千户庄居住时，经常在家里召开党的会议，刘子久、田厚琪等同志也常在这里一块研究党的工作，党在这里具有较大的影响。1926年前后，该村成立了济南的第一个党的乡村支部。1926年下半年，宋伯行代表省地执委赴青州地区组织青州、寿光、广饶、潍县、昌乐等县的党团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声援和准备迎接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组织群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北伐的重大意义。

领导六县工作 代行区委职权

1926年8月，宋伯行作为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到寿光巡视，看到寿光党组织发展较快，规模较大，提议成立中国寿光地方执行委员会，得到寿光党支部的一致同意。随后成立了以张玉山为书记的中共寿光地方执行委员会。此后两个月，寿光建立党支部达到13个。

1926年10月，宋伯行根据中共山东区执委的指示，到益都县东圣水村，代表山东区执委领导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临朐、昌乐六县的党、团组织。经过努力工作，建立起益都城关、涝洼、东圣水三个村党支部。在此基础上，组织成立了中共益都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宋伯行任书记。

由于宋伯行等同志的积极努力，益都党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就有了很大发展。鉴于以益都为核心的昌乐、临淄、临朐、广饶、寿光等县党的活动更加活跃，党组织不断壮大，中共山东区执委决定在青州建立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区委职权，统一领导益都、寿光、临朐、昌乐、临淄、广饶6县的党组织。1927年4月，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宋伯行任书记，执委机关设在青州涝洼村。青州地执委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各县党组织的发展。

1927年5月下旬，宋伯行在青州东圣水村共产党员魏复中家中，主持召开了青州地区党团工作会议，中共山东区委和团山东区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宋伯行和山东党团组织的领导同志分别讲了当前形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党抱的态度及所采取的措施，发展党团员和发动群众等问题。这次工作会实际是一次青州地区的党团负责人训练班。通过学习，各县党团负责人提高了认识水平，进一步认识到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1927年农历7月，宋伯行与青州女子师范共产党员魏玉生结婚，住在济南中大槐树街。婚后魏玉生留做党的地下交通员。魏玉生是青州东圣水村人，其祖父魏嵋是老同盟会员，其父亲魏复中1925年就在本村建立了党的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其叔父魏复庄、姑母魏复丽、弟弟魏玉成也都是共产党员。魏玉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熏陶下，对革命怀有极端的热忱，她常不避艰险来往于济南和青州之间，为党传送秘密文件。宋伯行婚后，仍常来往于济南、青州之间，从事党的活动。

刑场从容淡定 英勇慷慨就义

1928年初的一个黄昏，宋伯行在青州突然获悉青州地执委组织部长杜华梓已叛变投敌的消息，立即召集了执委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全部疏散，各自潜伏，以后等候组织通知。会后宋伯行立即回济南向省委汇报。宋伯行回到济南后，为躲避军阀当局的盘查，迁往北大槐树街居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山东仍在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之下，陈独秀指示山东省委仍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然而，山东的国民党已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命令，在山东开始了秘密清党，专门调查、监视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共产党组织，为在山东大肆反共积极进行准备。他们利用国共合作的名义，秘密从事出卖共产党的勾当。他们将我党的活动情况和我党员同志的住所，暗中通报张宗昌军阀当局，利用反动军阀来破坏我党组织，捕杀我党同志。宋伯行从青州回济南不久就被国民党出卖，4月17日即遭张宗昌军阀当局逮捕。

宋伯行被捕后，军阀反动当局对他进行了严刑审讯，但他始终未泄露党的一点机密。敌人问他关于青州党组织的情况，他说：“我没有到青州去。”敌人让他指认已被拘捕的济南津浦大厂工人党员张吉平和王澄汝同志，他也拒不指认。张吉平和王澄汝两同志在宋伯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鼓舞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也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毫无办法，后来只好让张吉平和王澄汝取保获释。

1928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初八日），宋伯行被敌人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在刑场上，他表现了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慨。他说：“我是为主义而死，死得有价值。”他在行刑前泰然自若，威风凛凛，并从容不迫地向敌人索取纸笔，挥毫疾书，简述了参加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而战、为革命而死的生平。临刑时，宋伯行又向敌人要了椅子，他坐在椅子上，面对着端枪射击的刽子手，慷慨就义，终年36岁。

原标题：《【潍坊记忆】潍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宋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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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良才，1890年4月18日生于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念了两年私塾即辍学务农，后做木工并串乡打磨，冬闲时也做点小买卖，靠劳动为生。

刘良才的堂弟刘俊才(即刘子久)在济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农民运动工作，春节回家探亲期间见刘良才追求光明、向往革命，就对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信仰。刘良才全神贯注地聆听，字字句句都记在心中。他思想亮堂了，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奋起革命是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惟一出路。经刘俊才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新的路途。

刘良才入党后，勤奋好学，积极上进，工作大胆机警，作风朴实深入。1925年，他先后介绍本村刘英才、刘宏才(后叛变)、刘春山等人入党，并建立了刘集村党支部，他被选为支部书记。苦难深重的农村，有了共产党的组织，犹如干柴中引来了火种，春风一吹，立即会燃起燎原烈火。从这年起到1927年，连续三个冬天，刘集村举办了平民夜校。党支部利用合法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每天吃过晚饭，村里的贫苦农民就集合到刘良才场院的小北屋里，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课、教歌。当时念的书叫《平民千字课》，还补充《新文选》和《红旗报》上的文章。刘良才虽然文化不高，但他能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讲得透彻而且生动。例如，他针对农民中当时普遍存在的“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等封建思想，反复讲解“什么叫剥削”、“谁养活谁”等道理，讲得人们心里热乎乎的，感到不能再信什么天命，应该起来斗争，这样穷苦人才有盼头。

夜校越办越红火，参加学习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这时刘良才认为组织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开展斗争的条件已经具备，便首先在刘集村成立了长工会、短工会、互济会等群众组织，开展了“增资”活动，帮助附近村庄穷苦农民解决最急需最实际的生活问题。一天晚上，刘集、刘铺、河沟、六股路等村的80多名长工，集合到刘良才的场院里，刘良才动员开展增加长工工钱的斗争，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并约定一齐行动。刘良才趁机提出，假若地主有意刁难，大家就用怠工、罢工的手段来对付他。

第二天，刘集村和附近各村就开始了步调一致的要求增资斗争。长工会的负责人刘万众、刘仁信，都在地主谢清玉家干活。谢对待长工百般苛刻，平时一毛不拔，长工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增资斗争刚开始，谢清玉就一口拒绝，长工们决心跟他斗一斗。他们在水车斗子上钻上眼儿，叫它光转悠就是不上水；锄地时只锄地头，锄到地里面就睡大觉……谢清玉发觉之后破口大骂，嚷嚷着要扣长工们的工钱。刘万众、刘仁信连忙向刘良才汇报了情况。刘良才说：“不理他，要斗咱就和他斗到底!”晚上，刘良才带领附近村庄120多名长工，呼呼隆隆闯进了谢清玉家，站了一院子，和地主辩理。谢清玉想耍横，大家一声吆喝，把他架起来就要往猪圈里扔，吓得谢清玉和他老婆连连告饶。最后，刘良才出面讲和，谢家答应增加工资，才算了事。

通过这场斗争，当年长工的年工资一般由原定的30元(银元)增长到四五十元，短工的日工资，也从一吊五增长到两吊，甚至三吊。增资斗争的胜利，使穷苦农民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大大提高了与地主豪绅斗争的勇气。

刘良才在积极发展本村党组织的同时，还经常以串亲访友、外出揽活为名，到周围各村活动，很快与延集、耿集、黄址的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并在菜园村发展了王清梅、王兆梅等入党，建立了村党小组。1927年，中共广饶县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刘良才同志负责特支的领导工作。

1928年秋，省委指示各地要开展“吃坡”斗争。刘良才立即主持召开广饶县特支会议，经研究决定，为帮助贫苦群众度过当时的生活难关，先在刘集村开展“掐谷穗”活动。刘良才提出：本村地主刘林蛟，家有好地300多亩，雇着几个长工，还开着“万增成”银号，经常放高利贷，是广饶县“四大家”(尹、朱、张、刘)之一，是有名的吸血鬼，民愤很大。他那20多亩谷子正好熟了还没收，“吃坡”斗争就先从他下手。耿贞元和大伙一致同意这个意见。于是，就对“掐谷穗”的具体办法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部署。

刚过中秋节的一个晚上，刘集附近各村的党团员和贫雇农约200人，手持镰刀、麻袋，聚集到刘集村东场园里，刘良才站在众人面前压低嗓子做了简短的动员：“……这地是咱穷人开的，这谷是咱穷人种的。咱们今晚上并不偷，也不是抢，是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乡亲们，四周有咱们自己人站岗，不用怕，大胆地干吧!”他一说完，人们就扑进谷地里，有的用镰刀割下上半截装进麻袋，有的用钎刀子钎下谷穗，塞到包袱里。大家干得麻利快当，秩序井然，不长时间，20多亩谷子就只剩了光杆。地主刘林蛟当时发现了动静，但见手持刀枪的岗哨在警戒，没敢去制止。这场“掐谷穗”斗争的胜利，震慑了地主豪绅，鼓舞了农民群众。

1928年底，中共广饶县委成立，刘英才任县委书记。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山东，苛捐杂税越来越多越重，省委根据群众要求，指示各地党组织领导开展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

1930年9月，广饶县委领导举行了砸“木行”反官税的斗争。离刘集村八里路有个韩桥村，每年9月14至16日赶庙会，方圆几十里都很闻名。庙会前，县委分析：税局肯定要利用庙会大搞税收，搜刮民财，可以趁此时机开一次反捐税斗争，借以鼓舞群众斗志，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大家意见是先查清情况，再作决策。

9月14日是庙会的第一天，刘良才和县委其他同志一同到会上查看了收税情况，发现税收率比估计的还严重。当天晚上，县委决定以共产党员、赤卫队员为骨干，以“红枪会”(带迷信色彩的农民组织)作掩护，以“木行”为中心，在庙会上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捐税斗争。

9月15日，韩桥庙会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各村的共产党员、赤卫队员，或化装成赶会的、做买卖的，或打扮成头裹白包头、肩扛红缨枪的“红枪会”会员，陆续来到会上。当“木行”里收税正紧、怨声四起的时候，刘良才跳到桌子上，大声讲话：“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榨干了咱穷人的血汗，逼得咱卖木料卖家具，可是他们还不放过，又逼着缴这么重的税。这叫害人税、吃人税、苛捐杂税!咱穷人不砸烂这‘木行’还有活路吗?”这时，共产党员带领群众一齐高喊：“砸烂木货税!砸烂一切苛捐杂税!”刘良才一马当先，带领着怒吼的人群，高举着大刀、红缨枪和腊条杆子，呐喊着向收税桌子冲去。刘良才的警卫刘义山手持花枪，“乓”的一声就把收税官韩振德打翻在地。几乎在这同时，所有收税用具都被捣毁砸烂了，算盘珠子满地乱滚，税收单子满天乱飞……负责弹压庙会的保安队，慑于群众的威力，狼狈逃窜，一切税收活动都被迫停止了。事先组织的几千名群众手举五色纸旗，汇合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党员们的指挥下，围着韩桥村游行一周，然后登上河坝，振臂高呼：“取消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砸“木行”之后，广饶县党的组织已经暴露。特别是刘良才更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已不适合再留本地工作。1931年2月，山东省委调他到中共潍县中心县委任书记，负责开辟胶济铁路第二、第三两段(潍县附近)和坊子煤矿的工作，并领导潍县、高密、寿光、广饶、青州、临淄6个县的党组织。

当时，潍县反动当局进行几次大搜捕，县委主要负责人都惨遭杀害，党的基层组织大部分被破坏。刘良才到潍县后，首要的任务是恢复整顿党组织，发展农民群众团体，积极扩大革命力量。刘良才先在南乡庄家、郭家等村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为一批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接着，又到东北乡组织起农民协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经过半年的努力，牟家、温庄等二十几个村子都恢复和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这一地区的革命力量又蓬勃发展起来。

党组织进行了整顿之后，刘良才和县委成员牟铭勋(字竹轩)、耿维新积极领导农民开展新的斗争。一方面利用农民夜校、农民协会等组织，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罢粮、罢税、“吃坡”、“刨桑界”等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筹款买枪，建立革命武装。1932年秋天，中共潍县县委决定举行“固堤暴动”，以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四次“围剿”。

暴动前，县委利用运柿子作掩护，从青州调来一部分枪支，组织发动了固堤、小官庄、柳疃等村群众300多人。同时，也做了寒亭、高里警备队、盐务队的策反工作，准备时机一到，他们就倒戈相向，举起义旗。农历十月初五，在固堤开会，刘良才传达了县委关于固堤暴动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于十月初七在高家、柳疃的山会上夺下高里警备队的枪支举行起义；尔后再组织起义群众和士兵，建立革命武装。尽管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可是由于叛徒告密，十月初六，反动军队突然包围了固堤和温庄，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暴动计划暂遭破坏。刘良才转移到坊子四马路一家烧饼铺里。之后，他重点抓了煤矿工人的工作，出色地领导了两次较大的罢工斗争。

坊子煤矿的资本家，只知自己赚钱，不顾工人死活，长期拖欠工人工资，造成工人生活严重困难，怨声载道。刘良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后，与煤矿党组织领导人陈金声多次研究，成立了“坊子煤矿工人罢工委员会”，领导开展罢工斗争。

10月中旬一天晚上10点整，三个矿井的1000多名煤矿工人全部罢工。拉煤车、卷扬机一齐停止转动，愤怒的人群呼喊着，包围了经理室，要与经理辩理。经理看势不妙，偷偷逃走，委托工头李五与工人交涉，要求工人复工。工人们齐声说：“归还拖欠的工资就复工，不答应就不复工!”资本家请来商会团，妄想用武力镇压。但由于刘良才早已派人做好兵运工作，士兵们不但不开枪，反而与工人站在一起。商会团长目睹此情此景，故作姿态，骂了资方一通，乘机溜走。罢工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资本家服了输，连忙答应工人的要求，乖乖地发还了拖欠的工资。

这次罢工后，资本家怀恨在心，不时地在寻机报复。不久，便采用“釜底抽薪”的方法，借故裁人，将罢工的积极分子一一解雇。刘良才发现这一情况，便再一次组织罢工，并与罢工委员会研究了巧妙的方式。

一天，工人们来到井底，都蹲在铁道两旁声明不干了。资本家来追问原因，工人们就点着被解雇工人的名字反问：“他们怎么不来干呢?”“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呢?”“他们不干，我们也不干!”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把被解雇的工人积极分子全点出来了。资本家一听话中有话，看样子来头不小，不能再惹是非，自找苦吃。当晚就把原解雇的工人全部请回来，罢工的工人才复了工。就这样，资本家解雇罢工积极分子、破坏工人运动的诡计被粉碎，罢工取得了新胜利。

在中共潍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潍坊一带工人、农民如火如荼的斗争，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惧和仇恨。刘良才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敌人在各车站、路口都挂起他的画像，明令通缉；还派出大量特务密探，明察暗访，到处侦捕刘良才。但是，刘良才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避艰险，忘我地进行工作。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刘良才不幸在坊子集上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利诱面前，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刑场上，他面对死亡，痛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暴统治。在潍县白浪河畔小铁牛处，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43岁。他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誓死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奋斗终生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