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的税警总团 36回复/ 21亮65854 浏览全部回帖收起猩猩喜欢假读书2023-03-22 19:57:47发布于广东点灭只看此人举报21楼回复查看评论(1)武威张掖2023-03-22 22:07:53点灭只看此人举报22楼武威张掖2023-03-22 22:10:29点灭只看此人举报23楼贡嘎山大侠2023-03-23 01:34:50发布于四川点灭只看此人举报25楼曾厚卜2023-03-23 10:11:51发布于浙江点灭只看此人举报27楼三哥牛顿2023-03-23 16:37:52发布于河北点灭只看此人举报28楼有鬼电车2023-03-23 17:04:10发布于内蒙古点灭只看此人举报29楼回复查看评论(1)辣口吹花2023-03-24 17:16:19发布于广东点灭只看此人举报30楼亮了(-1)回复辣口吹花2023-03-24 17:17:01发布于广东点灭只看此人举报31楼回复查看评论(1)你真教条啊啊2023-03-25 00:46:11发布于河南点灭只看此人举报33楼多嘴一句2023-03-25 02:11:34发布于广东点灭只看此人举报34楼回复查看评论(1)多嘴一句2023-03-25 02:25:57发布于广东点灭只看此人举报35楼回复查看评论(1)你真教条啊啊2023-03-25 11:57:30发布于河南点灭只看此人举报36楼欧的夫2023-03-25 14:20:58发布于上海点灭只看此人举报37楼Re：宋子文的税警总团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以“国运”相搏的大战。只可惜，当一方积心处虑、倾其全力的时候，而另一方却仍旧是懵然无知。回头看来，日本的战略意图清晰明显：先割朝鲜台湾，后取满洲，进而侵占全中国。毫不夸张的说，这场战争的结果，决定了东亚这两个主要国家后来五十年的命运。　　清廷的那些大员们太小看日本了，甚至在战争中被彻底打败后，仍旧身处险境而不自知。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就像一只强壮的蚂蚁，在不断蚕食中国这头迟钝的大象。但蚂蚁毕竟是蚂蚁，大象有一天终究会痛醒。日本它并不可惧，但危害巨大的是军国主义。如果不彻底铲除军国主义，中国不得安生，亚洲永不宁日，而日本也将自取灭亡。 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但决不因为朝鲜而结束。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极为密切。公元三世纪至七世纪，朝鲜分为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战乱频繁，后来新罗得到唐朝的帮助，在公元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朝鲜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关系较其他国家要更加紧密。　　譬如，如果现在韩国人要研究古代朝鲜历史的话，就必须要精通汉文，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朝鲜一直是使用中国的汉字，他们古代的典籍文章，大都是汉文书写记载。事实上，日本的文字何尝不是由中国的汉字演化过去的？　　朝鲜由于和日本靠得近，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于曾派兵大肆入侵朝鲜，几乎让朝鲜亡国。危急之时，明朝应朝鲜的请求派兵入援，苦战一场，方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取得了“壬辰战争”的胜利。从此，朝鲜便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在明清时期，朝鲜就一直是头等的朝贡国，每年都要派三到四次贡使前来进贡，很受天朝重视。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不简单。唐朝时，众多的日本遣唐使前来取经学习，搬回中国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书法，成就了大化革新，至今日本人取名都多用中国汉字，以为典雅高贵。明朝时，倒有日本浪人伙同中国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是为倭寇之患。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人甚多，日本仿照广州十三行之例，于长崎设立三名商业官员管理华商，长崎也是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开口通商，但日本不在开放互市的国家之列。　　同治元年（1862年），日本长崎商业官派下属跟随荷兰船载货来到上海，并请荷兰领事给上海道吴煦递话，请求按照西洋的小国待遇，让日本商人专到上海贸易。慑于天朝威势，日本当时还不敢请求和天朝直接立约。　　同治三年（1864年），日本胃口大了，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给予西方列强同等待遇，和天朝缔约通商。总理衙门听到后，很是诧异------这小小日本竟然也想和西方列强一样，和天朝平起平坐？　　总理衙门很生气，答复日本只许通商不准立约。但后来小日本纠缠不休，总理衙门被烦不过，答应与之缔约，这就是1871年的中日修约：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等。这些让西方人笑掉大牙的条款，其实是互不平等条约啊。　　1871年底，琉球船民因飓风而漂流到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台湾生番（土著，高山族等）杀掉。另外又有日本商民也因为飓风漂至，其中四人遇害。日本人跑到总理衙门告状，大臣毛昶熙、董恂说：“这些生番，都是些化外之民，就像贵国的虾夷，不服王化，随意杀人，这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吧？”日本人说：“生番杀人，你们要是不管的话，我们招呼打在前头，我国可就要问罪于生番了。”这个无知的毛昶熙说：“生番既然是我化外之民，伐与不伐，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说起这琉球国，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就开始称臣于明朝，一直受明朝册封并定期朝贡，五百年间从未间断。但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506年），日本岛津藩入侵琉球，强迫其称臣，由此琉球形成既向中国纳贡又向日本称臣的两属局面。但对日本称臣的事情，琉球一直隐瞒不报。　　由于总理衙门对琉球事件处置不当，反给了日本人征台的借口。1874年5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日军三千人在台湾琅桥登陆，征讨台湾生番。当时的台湾土著，被清朝官员按关系和文化远近，分为生番和熟番，有如贵州之生苗和熟苗。而台湾的生番和熟番，世代为仇，日军登陆后，台湾的熟番前去迎降，并引导日本人大败生番。生番不甘失败，经常埋伏丛林之间，时而暴起狙击。日本人焚烧了生番的村落后，退守龟山，随后竟然设立都督府，开荒屯田，打算久驻不走了。　　清廷听说日本人兴师动众的前去台湾征讨生番并赖着不走，立刻心头一惊，感到大事不好，赶紧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福州水师赶往出事现场。日本人说，“我国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清朝官员说，“要是你们立刻退兵的话，可以赏你们点军费。”当时日本人见清朝军队不是很多，便不肯退兵，谈判陷入困境。　　于是清廷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福建巡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人渡台。日本人听说清朝大军将至，赶紧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约，最后清廷答应赔偿日本人的抚恤费和辛苦费合计五十万白银，让日本人赶紧从台湾撤军走人。　　这个小小的胜利，让日本这个小帝国知道清朝不足畏矣！1879年4月，日本进而吞并琉球，并将之更名为冲绳县。清廷限于自己的海军实力不足，加上因伊犁问题和沙俄局势紧张，难以应付两场战争，只能置琉球国王的“泣血求助”于不顾，甩手不管。从此，琉球便永为日有，为现在的冲绳。受此刺激，清廷开始在欧洲采购铁甲舰以建设北洋舰队，此是后话。　　台湾的事情刚完，日本人又在朝鲜惹下事端。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秋，日本兵舰闯入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约。当时，日本人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派人到总理衙门问朝鲜是否中国属国，若为属国，则由中国来主持朝鲜通商之事。 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大都是些土包子，一没学过国际关系，二不懂国际法，三是为了省事，居然答说，“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本人听后，冷笑而去。1876年春，日本和朝鲜签订条约，认定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在仁川、元山两地开埠通商。对此，清廷视之漠然。　　当时的朝鲜却也有新旧党之分。1863年朝鲜国王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后代，由旁系大院君的次子李熙继任。由于李熙的年龄尚小，便由其生父大院君摄政十年。大院君是个排外守旧的人，看不惯新事务，极其讨厌和洋人打交道。十年后，国王李熙亲政，娶了个王妃闵氏。闵氏是个喜好新鲜事务的亲日派，国王李熙很是受她影响。但由于大院君执政时间较长，朝鲜小朝廷就形成了新旧两党。这一点，和后来戊戌变法时的帝后两党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日本人趁着两党相争的机会，在朝鲜内部竭力培植亲日势力。这些举动，引起了大院君等守旧派的警觉，结果在1882年的夏天，朝鲜兵士因为军饷问题向大院君投诉的时候，大院君便煽动说，造成你们停发军饷的原因是闵王妃和日本人，你们去杀了他们，我到时自然给你们做主。　　这些朝鲜士兵本来就讨厌日本人平时的飞扬跋扈，有大院君替他们撑腰后，便开始冲击日本大使馆和闵王妃的家族场所，一时间局势难以收拾，即所谓的“壬午兵变”。这个“壬午兵变”，和庚子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倒是几近雷同。　　“壬午兵变”中，日本使馆被毁，馆员被杀，日本天皇得知后便派出兵舰和陆军一千多人前去报复。清廷听说日本人出兵朝鲜，也赶紧派兵前往朝鲜去控制局面，结果罪魁祸首大院君被清军捉拿，后被送到天津软禁了三年。朝鲜向日本赔罪并答应赔偿日本抚恤费后，“壬午兵变”才告结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策动并帮助朝鲜亲日势力开化党突然发动“甲申政变”，一夜间扑杀了多名守旧派大臣，并入宫胁迫国王下诏革新。事变发生后，朝鲜臣民恳求中国出兵平乱。于是，袁世凯率兵二千，随同朝鲜勤王兵攻入王宫解救了国王。日本公使竹添见势不可为，赶紧自焚使馆，连夜潜逃。结果这个短命的政变不到一周就宣告失败。动乱中，开化党人或被杀、或逃亡日本。　　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派了军队到朝鲜，双方相持不下。对峙中，日本人看到清军实力比较强大，且朝鲜国王已经控制了清军手中，权衡再三后决定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1885年春，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使来到天津谈判并签订了《天津条约》，日本取得了和中国同时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个重大纰漏，为后来的中日战争埋下祸根。　　据说，李鸿章接待伊藤博文很是倨傲，伊藤博文后来屡屡提及受此屈辱，深以为恨。但谁又知道，十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在马关条约的谈判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却完全换了个位置，轮到李鸿章被日本人羞辱了。　　此后的几年中，东亚地区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日本却开始加速发展军事力量，要和天朝争夺东亚霸权。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每年将本国百分之六十的财政收入用来发展海陆军，连明治天皇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节省出三十万元，并要求文武百官拿出百分之十的薪金，用来购买海军战舰，一时间日本人被鼓噪得狼血沸腾，俨然成为一个极为凶悍危险的军国主义国家。　　反观当时的清廷，虽然也搞了数十年的洋务运动，但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的覆没，让国人极为震惊。慈禧太后狠狠心，决定花血本来打造新的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后，拥有了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七艘，特别是定远和镇远两艘海上巨无霸，威风赫赫，清廷也就暗自得意，以为北洋舰队真是世界排名第八，后来就再没有增添过任何舰只，舰龄逐渐老化不说，后来连枪炮弹药都不买了。反观日益壮大的日本舰队，差距每日俱增。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其关注点主要在西方列强，对近邻日本往往视而不见。譬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两版（五十卷本和六十卷本）均无日本的介绍，直到1852年的一百卷本才增加了日本岛国录，但内容却只是大部分抄录徐继畲《灜环志略》里错误颇多的描述。　　在清廷大员中，李鸿章算是认识日本比较清醒的人了，1874年他在奏折中提到：“该国（日本）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哄，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接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　　只可惜，老李还是低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对日本研究最为深入的要数首任驻日使团参赞黄遵宪，他花了八年的时间（1879年到1887年）写成了40卷50万字的巨著《日本国志》，从各个角度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近代日本的制度变革。只可惜，此书1890年在广州付刊后，却迟迟没有刻成，一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问世。后有人说，假如这本书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为人所知的话，战争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近代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黄遵宪曾说，“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如今国人对日本的感觉，何尝不是如此？目前网络上一些仇日粪青的过激言论，更是一种既羡又惧的无知变态之心理表现。最让人担忧的是，在一种群体不理性思维的氛围下，认识和了解我们的近邻竟成不易之事，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如果国人继续无知的愤怒下去，谁又能保证一百年前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一次？　　知识就是力量，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光绪十二年（1886年），驻英、法、德、俄的四国使臣刘瑞芬曾经上书李鸿章说，朝鲜毗连我东三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目前朝鲜内政不修，日本又存觊觎之心，一旦朝鲜有乱，可能会震撼边疆，倒不如现在未雨绸缪，将之收为国土，改建行省；如果朝廷觉得朝鲜久修职贡，不忍心削其土地的话，就干脆约同英、美、俄等列强共同保护，辟为通商之地，这样也可以保住朝鲜，稳定地区的安全。　　李鸿章收到后交给总理衙门讨论，但那些大臣们纷纷摇头反对，说朝鲜乃我大清第一藩属，五百年不变，岂能随意改动？刘瑞芬的提议只能按下不提。　　1894年，也就是中国的农历甲午年，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东学党起义。东学党是个打着宗教名义的组织，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以儒家佛老学说为本原，对抗当时的西学西教，但在盲目排外方面，和义和团倒有几分相似之处。不管是东学党、拜上帝教还是义和团，在造反这个问题上，三者是基本相通的。　　当时的朝鲜小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民怨沸腾，朝不保夕。正如当时民谣所说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这时的朝鲜，何尝不是内忧外患，时刻坐在火山口上？　　果不其然，东学党人起事后，在国内一呼百应，很快占领全州，并扬言直捣王京。朝鲜小王朝被弄得大为惊恐，只好又厚着脸皮前来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驻朝鲜总代表袁世凯接到朝鲜的“借兵”申请后，便请示上级领导李鸿章是否出兵，李鸿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带兵两千多人开赴朝鲜。同时，按照《天津条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之事告知日本政府，理由是中国顾念藩服，又因朝鲜请兵，故而派兵代平其乱，待乱收自然收兵回国。日本人对局势的发展早就了如指掌，盼的就是中国出兵。按照《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可以出兵。但请神容易送神难，日本人去了可就不想走了。在接到中国的照会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先派八百日军进入朝鲜，随后大队人马继续跟进，兵力一下子升到八千多人，远远超过了在朝清军的数量。　　日本此时急于出兵，并非为帮助朝鲜平定叛乱，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另外，当时日本国内爆发经济危机，伊藤博文内阁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此时出兵海外正好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以度过危机。这种事情，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做得好的，可以稳固国内政局，但万一弄巧成拙，就可能反过来及国内安全，当年拿破仑三世就栽在这个问题上。　　而此时东学党听说中国大兵赶到，加上朝鲜小朝廷的招抚政策，起义已基本偃旗息鼓，局势也日趋平静。朝鲜小王朝便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双方撤军。中国不想生事，便满口答应，并约日本一起退兵。　　但日本却心怀鬼胎。当时日本在朝鲜的海陆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到嘴的肥肉哪能轻易放弃，于是日本不但以各种借口不肯退兵，反而不断制造事端，抛出朝鲜内政改革方案，说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把朝鲜变成共同的保护国。这个方案如同“一女同侍二夫”，目的就是要激怒天朝，制造决裂的机会。　　对于日本人的蓄意挑衅，清廷大吃一惊，没想到日本这蕞尔小国，竟然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孰不知，此时的日本已经不是从前的倭国，靠十年前的几句外交恫吓是打发不走的。由此，清廷内部也分化为主战和主和两派，而其中又纠杂着帝党、后党之争。　　这帝后两党之争，说来话长。1875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载淳（同治帝）贪图玩乐，年纪轻轻就得天花死了，没有留下子嗣，这就给皇位继承上出了个难题。按理，同治是载字辈，下面应该立溥子辈入嗣继位，但这样的话，慈禧太后就变成了皇老太后，没法再搞垂帘听政了。而当时的皇族里溥子辈已无近亲，慈禧太后也不可能把权力轻易让人，于是便强行立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恬为皇上，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为什么立载恬为皇位继承人，道理很简单，因为载恬的老爸是慈禧太后老公咸丰的弟弟，老妈则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立了载恬之后，载恬管慈禧叫妈，慈禧太后便也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当时的载恬只有四岁，慈禧太后便将他抢进宫，可怜奕譞夫妇一年到头都不能见上自己的儿子几面，即使见面，也不得以父子相认。这专制社会的权力斗争，连皇帝有时候都是道具。　　光绪很小的时候就脱离亲生父母进了皇宫，一直在一个孤苦伶仃的状态下长大。据很多野史上说，慈禧太后不允许别人过分接近光绪，而慈禧本人又是一个严厉而不懂爱护儿童的人，当年肃顺八大臣在热和行宫咆哮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吓得尿裤子，哇哇哭着投进了------慈安太后的怀里，而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怀抱！　　在这样一个孤独而没有母爱的环境里长大，光绪从小就胆小懦弱，听到天上打雷，往往都两腿发抖战栗。当时能够时时接触并真正给予小皇帝温暖的，只有他的老师翁同龢，后者在生活和学习等各方面都给予了光绪帝悉心的指导和照顾，但也让小皇帝过分依赖于自己的老师。　　1886年，光绪帝满了十六岁，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于理不合，便在次年改为“训政”。光绪帝十九岁结婚成人，慈禧太后宣布“撤帘归政”，改由光绪帝亲政。但是，多年的后党已成气候，加上慈禧太后退休后时时干涉朝政，这就和小皇帝身边力图振兴的帝党一派形成尖锐矛盾，这个矛盾的总爆发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最后帝党一败涂地，连光绪帝本人也被软禁，这是后话。　　翁师傅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的状元，文才没得说，又是皇帝的老师，历任各部尚书及军机大臣，乃当时著名的清流派领袖。当然，清流也许人品高尚、文才飞扬，但是实践中未必真正管用，像张佩伦之流，祸害大了去了。　　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据说是这么回事：当年剿灭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在定远之役中临阵脱逃，被人弹劾后朝廷命其戴罪立功。后来翁同书为了招抚割据势力苗沛霖，被其欺骗错杀了地方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但苗沛霖叛乱如常，翁同书处置失当，激成大变。　　曾国藩对翁同书在定远之战弃城逃走本就极为愤慨，这次忍无可忍，决定上书弹劾。但是，曾国藩为人厚道，又忌讳翁同书的老爸翁心存是同治帝的师傅，一下难以下笔。这时，李鸿章便代他写了篇漂亮的弹劾词，弄得朝廷也不好意思包庇，便判了翁同书“斩监候”（相当于死缓），老爸翁心存听到消息，气得立刻翘了鞭子。后来，翁同书被改判充军新疆，这可不是“父死兄徙”？　　《蜷庐随笔》里说，翁同龢好客，客至无不接见，但他的世交好友潘祖荫（字伯寅）却笑道：“叔平（翁同龢的字）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他还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将来必以巧妙败”。荣禄也曾经说，李鸿章是甘做小人，而翁同龢爱作伪君子。读书人好耍小聪明，是万万做不得大事的。　　台湾庄练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里说：“他（翁同龢）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如此看来，翁同龢的主战，颇有挟嫌报复、以私害公的嫌疑。　　个人恩怨事小，但无知加自私那就祸害大了。翁同龢是不是真的想利用甲午战争置李鸿章于死地不好讲，但翁师傅终身与李鸿章为仇，那是人人皆知，连光绪帝都知道这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等事，就处处遭到翁同龢的反对和掣肘。　　抛掉个人恩怨不谈，翁师傅的主战言论更有点像愤青（清流派本就大都是愤青嘛）。大敌当前，主张对敌出击当然能赢得一片掌声，但在自己的实力状况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逼迫前线将士去拼命，未必不是祸国殃民。翁师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纠集自己的门生张謇（也是状元郎）等人，逼迫李鸿章开战，倒很是有点这个味道。　　当时光绪帝毕竟只有二十出头，被他的翁师傅一鼓噪，便和他同年龄的愤青小朋友一样，要大力主张开战了。但是，光绪帝当时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慈禧太后开始并不想开战，老太太当时正忙着操办自己的六十“万寿”大典，只是后来觉得这小日本太猖狂了，面子上挂不住，又不知道自己和日本的实力对比，脑子一热，就决定要教训一下这个小小倭国了。　　战有战法，和有和法，本都无大错，但世界上的大错小错，都是错在无知上。老祖宗告诉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让这些人忘到爪洼岛上去了。　　当时被派往朝鲜的太原总兵聂士成，看到大批日军开进朝鲜，兵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便赶紧上书李鸿章，问朝廷之计到底是平定朝鲜之乱还是和日本一争雌雄，如果是平定叛乱，现在军队就可以撤回；如果是要和日本决战，就请立刻调派大军入朝，不然事情会变得不可收拾！ 李鸿章是了解日本和自己实力的，不到准备充分，断不可贸然宣战。很多人以为李鸿章是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的主和派，但事实并非如此，帝党偏激无知，后党昏庸无能，李鸿章有点超然脱身于帝后两党之外。但是，李鸿章想搞“以夷制夷”，希望英国、沙俄等列强来调停保住和平局面，只是他过分相信当时的超级大国了。当时的大英帝国已经日薄西山，充其量也就是李顿调查团的水准，和如今想打谁就打谁的美国比，差得远了！　　而日本在战争爆发前，抢先和英国签订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并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取得了西方列强的中立。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7月19日向朝鲜小王朝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允许日本架设汉城至釜山的军用电线；二是为日军修建兵营；三是让朝鲜令清军自牙山撤兵；四是废除中朝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22日前答复。　　正当朝鲜小朝廷茫然失措的时候，日本军队于7月23日清晨突然闯入王宫，劫持了朝鲜国王李熙，然后找来国王的老爸大院君来组织亲日傀儡政权，在日本人的胁迫下，朝鲜亲日政府于7月25日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　　至此，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日本人处心积虑，要的不就是一场战争吗？ 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小皇帝光绪气恼不已，多次谕令李鸿章立刻备战，“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李鸿章慑于小皇帝的严责，加上日本人完全关闭了外交谈判大门，只得在7月中旬派兵入朝增援。　　像朝鲜战争中美军仁川登陆拦腰切断北朝鲜部队一样，当时日军也经仁川登陆并已占领汉城，把北边平壤和南边牙山的清军隔为两段。当时牙山的清军由叶志超统率，在日军之前已经登陆后并驻扎在成欢一线，兵力远少于日军，形势不容乐观。　　考虑到朝鲜北部山多崎岖，进军速度太慢，李鸿章便决定在陆路进军平壤的同时，再从海路运兵，一路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驰援平壤；另一路在天津登船后到牙山增援成欢一线的叶志超部。　　入援平壤的计划还比较顺利，记名提督卫汝贵率盛军六千人由大沽口登船、提督宋庆和总兵马玉昆率毅军二千名由旅顺登船，分别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另外，总兵左宝贵率奉军三千五百人、副都统丰升阿率练军一千五百人也渡鸭绿江入朝，四路大军于8月上旬分别进驻平壤。　　在陆路进发的同时，为增援牙山的叶志超部，李鸿章派总兵江自康率天津练军二千五百人，雇用英轮高升、爱仁、飞鲸三船运兵前往牙山。为防不测，又调派北洋舰队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由于牙山登陆困难，三船同时到达的话，一时间难以同时上岸，于是三船分批出发，爱仁号最先，飞鲸号次之，高升号最后。　　殊不知，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早已潜藏在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芬家中，通过贿赂获得了大量的情报，高升号出发时间的情报即被石川伍一提前告知了日军。案发后，石川伍一和刘树芬两人被一起斩首。　　日军大本营获得情报后，立即派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开始寻找清军运兵船的踪迹。7月25日的清晨，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到达牙山湾外的丰岛海面，这一天正好晴朗无云，海上能见度高，突然间，日舰见丰岛方向有两艘军舰喷烟而来，不一会，便看清迎面而来的乃是中国的济远和广乙两艘军舰。　　原来，济远、广乙和威远三舰完成护送运兵任务后，由于威远是木甲船且速度慢，舰队小队长方伯谦便让威远当晚返航，自己则率广乙在次日出发，没想到刚一出牙山湾，就和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三舰迎头撞上。　　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吉野号气势汹汹的奔上前去，首先向济远发炮。济远见来者不善，不甘示弱，也奋勇发炮回击吉野。听到炮声后，秋津洲立刻赶来参战，于七点五十五分开始向济远开炮。此时浪速也迅速靠近，三舰同时炮击济远，战争打响了。　　当时双方的实力差距太悬殊了。日本三舰共拥有三十门炮，其中速射炮二十二门，而济远和广乙只有旧后膛炮共五门，速射炮一门都没有；敌舰速度都在十八节以上，吉野速度甚至达到二十二节，而济远只有十五节，广乙是旧式巡洋舰，速度更慢；从吨位上看，日舰均在三千以上，吉野达到四千两百吨，而济远是两千三百吨，广乙只有一千多吨。　　刚一接战，日本三舰聚攻济远，炮弹密如雨下，济远将士以一敌三，沉着迎战，频频发炮还击，并击中吉野右舷侧，击毁舢板数只并贯穿其钢甲，只可惜炮弹没能爆炸（质量问题？），吉野侥幸逃过一难。　　随行的广乙见济远形势危急，也赶上前来助战，但广乙既小且旧，火力又弱，在浪速和秋津洲的合击下，很快就身中两弹，船身歪斜，幸好当时战斗激烈，海面上硝烟弥漫，广乙借机转舵向东躲避，并回击了追赶的浪速一炮，击穿其左舷钢甲后坏其锚机。日舰见广乙已经丧失战斗力，便停止追击，三舰再度围攻济远。　　广乙撤退后，驰到朝鲜西海岸搁浅，管带林国祥令放火焚船，率残部登陆到牙山，但到了牙山后发现叶志超部已经撤往平壤，后来广乙剩下的十七人乘英舰“亚细亚”号回国。　　广乙撤出战斗后，济远更加势单力薄，人员伤亡非常严重，已有五十七人死伤，包括大副、二副都已经英勇阵亡。无奈之下，济远在方伯谦的指挥下全速向中国方向撤退，日本三舰则在后猛追，力图要打沉济远。管带方伯谦突发奇想，命令挂出白旗，以示投降，但仍令济远疾驶不已。日舰浪速超过吉野后，在距离济远三千米处用舰首炮攻击，济远居然又加挂日本海军旗，浪速见状便挂出信号，命“立即停轮，否则炮击！”　　济远虽挂出停航标示，但仍旧在全速撤退，可惜吉野的速度比济远快得多，很快又要追上。当两舰相距两千米的时候，吉野用右舷炮猛击济远。济远则突然用尾炮对准吉野连发四炮，其中三炮打中，特别第四炮击中吉野要害，使其舰头下沉，吉野一慌张，便不敢继续追击，转而掉头回航，济远这才逃过一劫，以受伤之船回到了威海卫。发炮者，水手王国成是也。　　有人也许要问，不是还有两艘日本军舰吗？原来在日本三舰追击济远的时候，西方海面突然又来了两艘船。原来，各国听说中日要爆发大战，都纷纷派军舰前来观战。日舰当时不知是何国船只，便决定分开行事，秋津洲转舵追击广乙，吉野、浪速继续尾追济远。只可惜，这次并非是西方军舰，而是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和炮舰操江号。　　高升号即为李鸿章雇用的第三艘运兵船，当时从塘沽起航后前往牙山，在驶近丰岛时，正好与运输武器饷银的操江号不期而遇，于是二船便临时结伴同行。让人吃惊的是，在当时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这两艘船居然没有军舰护航，也许这才是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　　当济远正同日本舰队激战的时候，高升和操江不巧经过作战海域。当浪速在追击济远的时候，高升正好从浪速右舷通过，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见此船虽然挂英国国旗，但看起来很是蹊跷，根据情报推测船内定装有中国军队，便挂出信号命令高升号下锚停驶。英国船长高惠悌见势不妙，赶紧将船停下，浪速见后又挂出第二次信号：“原地不动，否则承担一切后果”！　　浪速迫近高升后，将舰上所有的二十一门大炮都露出来，并用右舷炮对准高升船身，高升号本就不是战斗船只，立刻落如浪速的完全控制之下。随后，浪速放下一只小艇驶近高升，几名带枪的日本海军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检查高升号的执照。高惠悌赶忙出示执照，并提醒日本军官说高升号乃英国商船，日本人不予理睬，命令高升号必须跟浪速而去，意思就是高升号已经被俘虏了。 高惠悌无可奈何的说：“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日本军官听到后便离开高升回到浪速，第四次挂出信号：“立刻斩断绳缆或者起锚，随我前进！”　　因为语言不通，船上的官兵也隐隐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日本人离船后，清军士兵忽然发现高升号准备随浪速而去，船上顿时一片骚动。在仁字军营务处帮带高善继的带领下，清军将士们冲到船长室，拔刀怒喝：“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全船顿时一片鼎沸。　　船长高惠悌无奈的摊开手，叽里咕噜的说着洋文，大概意思是局势危险，不照日本人的要求整个船都会被击毁。后来清兵找来当时受雇于北洋海军的外国专家德国人汉纳根，让他告诉船长高惠悌说，“中国士兵宁愿死，也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这时，双方展开了一场辩论：　　船长：“抵抗是无用的，因为一颗炮弹能在短时间内使船沉没。”　　帮带：“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船长：“请再考虑，投降实为上策。”　　帮带：“除非日本人同意退回大沽口，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　　船长：“倘使你们决计要打，外国船员必须离船。”　　由于高惠悌不肯合作，清军士兵便将他扣押，不准任何人离船。日本人见高升号半天没有动静，便又派艇过来，汉纳根赶紧对日本人说：“船上的士兵不许船长服从你们的命令，他们要坚持回原来出发的海口去。船长没办法说服他们。”这时高惠悌也过来说：“请告诉你们的舰长，说中国人拒绝高升船当作俘虏，他们要求退回大沽口。我们高升号是一艘英国船，离开中国海港时中日并未宣战，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是和平时期，就算已经宣战，让这些中国人返回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　　日本人哼哼了两声，便驾艇回舰。此时双方交涉已有三个小时，到了中午十二点半，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悍然命手下挂出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可当时清军士兵已经将船上小艇全部看管，船上的洋人也不能走脱。　　这时，浪速开始向前迫近高升号，并树起红旗，绕巡一周，在下午一点左右，突然用六门右舷炮对准高升猛轰。在日舰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清军将士只能用步枪进行还击，不到半小时，高升号全部沉没。　　当时正好另一艘中国雇佣的运兵船飞鲸号从牙山返航后经过，目击了浪速击沉高升号的全过程。据飞鲸船主瓦连的描述说：“当午后一点钟时，该兵船即向商船开炮，该商船上汤气烟即滚上。此时，本船与该商船相离约五英里，当即转舵向南行，以避炮火。日本兵船向该商船放炮约十五、六响，其船即开始下沉。当沉时系船头先沉，船尾向上，该船忽翻转四十五度，即全沉下，桅杆复直立出水四十英尺，时潮水甚小，至一点半钟时即全不见。”　　让人震惊的是，对于那些已经落水的中国士兵，日本人竟然也不放过，一直用快炮射击了很长时间，这完全是一场极为野蛮的屠杀！当时高升号总共装有北塘防军官兵一千一百一十六人，另有七十四名船上工作人员。其中，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大车、二车、三车七名是英国人；舵工三名是菲律宾人；其余船员六十四名，多为广东、福建、浙江籍人和少数菲律宾人，这些人全部落入水中。　　高升沉没后，附近观战的法舰利安门号救出四十二人，德舰伊力达斯号救出一百一十二人，英舰播布斯号救回八十七人。此外，通永练军左营士兵李裕发、冯玉山二人，被日军俘虏。另有两士兵靠凫水漂到孤岛，像鲁滨逊一样在岛上呆了四十多日才获救。如此看来，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除二百四十五人遇救获生外，其余的八百七十一名江淮子弟，全部壮烈殉国。　　高升号的船上工作人员中，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大副田泼林及舵工泽里斯塔三人被日舰浪速放小船救起；舵工欧利爱脱及水手二人被法舰利安门号捞起；德舰伊里达斯也救回了水手六人。德国专家汉纳根大概练过铁人三项，居然自己游到了岸边，后来被德舰救走。如此算来，高升号七十四名工作人员中，只有十二人得救，二副韦尔什、大车戈尔顿等五名英国人，以及舵工一名和船员五十六名，全部葬身海底。　　再说操江号。日舰秋津洲于下午一点五十分追上操江号，放空炮一响，命操江号立刻停驰。操江并不理会，仍旧加速西驶。秋津洲猛追到距操江四千公尺的时候，发实弹警告立刻停船。操江本是一艘木质的旧式炮船，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造的国产货，舰龄超过二十年，航速慢，火力弱，当时已经被改作运输舰使用，基本没有战斗力。船上官兵包括管带王永发在内共82人，当时主要是为朝鲜的清军运送枪械和粮饷等。　　管带王永发见逃无可逃，慌乱间正准备自尽殉国，被外国专家丹麦人弥伦斯劝住，在弥伦斯的建议下，王永发便先后在樯头上悬挂白旗和日本国旗，表示投降。随后，王永发又将一些重要文件投入炉中焚毁，正准备将船上的二十万两饷银投到海中时，秋津洲已经派船靠近，二十多个日本兵手持枪械，悍然登船。　　日本兵上船后，立刻将船上所有人拘禁在后舱，并把王永发押上秋津洲。随后，操江在秋津洲的胁迫下随行，并于七月二十八日早上转由日舰八重山押送到佐世保港。非常恶劣的是，被俘虏的清军官兵在上岸后受到严重的凌辱。日本人在码头放气钟摇铃、吹号筒，吆喝着让当地居民全来观看，并将这些被俘的清军官兵分作二排并行，押着游街后才收入监牢。可怜那些清军官兵，惟有落泪伤心和屈辱！　　操江号被俘的八十三人中，除丹麦人弥伦斯在当年8月5日被释放外，其余的清军官兵，包括管带王永发在内，一直关押到1895年8月才被遣返回国。另外，操江的被掳导致船内二十万两饷银及大炮二十门、步枪三千支和大量弹药，全部为日军所得。　　在丰岛海战爆发后的不到50年，日本人又故伎重演，对美国的珍珠港进行了一次更为成功的偷袭。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在丰岛海战的偷袭和不宣而战，事实上就是1941年偷袭珍珠港的原始版本。 甲午年的夏天，注定是个多事之秋。　　在得知日军冲进王宫拘拿朝鲜国王和丰岛发生海战的消息后，清廷于7月30日宣布日本首先开衅，撤回所有驻日使馆和领事署，并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和领事馆。而在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向驻东京各国公使发出通告：“本大臣荣幸地通知阁下：帝国与清国现进入战争状态”，其盼望战争的急切心情，昭然若揭！　　8月1日，清廷下诏正式对日本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睦仁也宣布对大清帝国宣战，两国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随后，欧美列强除俄国外，都先后声明局外中立，想看看东亚两个大国相争的热闹。　　中国当时的作战计划稍显简单，即调派陆军于平壤，再南下驱逐日军；同时，以北洋海军扼守渤海湾口，对陆军进驻朝鲜起到掩护作用，作战计划以陆军为主。　　而日本大本营制订的作战计划则要复杂得多，但战略重点却和清军反其道而行之，以海战为基础，再决定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在中日两国海军实力未明、胜负难测的前提下，其计划分为三个选择：　　一、假如海战失败，中国取得制海权的话，则增派陆军固守已占朝鲜地区，尽可能的击退清军的进攻。　　二、如果海战胜败未分，则由陆军将清军驱逐出朝鲜，以实现完全控制朝鲜的目的。　　三、如果日本舰队在海战中获得胜利，则由海军护送陆军在中国登陆，寻求与清军主力的决战，最终迫使清廷投降。 从双方的战略计划来看，日本人的考虑要更加周全，从后来的战争进程来看，黄海海战虽说算是胜败未分，但北洋舰队主动退出制海权的争夺，其实是给了日本实施第三个方案的极好机会，而清廷所仰仗的淮军等，却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在日本近代陆军的打击下，这些军队在朝鲜和辽东战场上是一败再败，后人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就在丰岛海战打响的当天，日本陆军四千人由汉城出发，对牙山的清军发动了悍然进攻。当时在爱仁号和飞鲸号运送的援军到后，牙山的清军总兵力达到近四千人，只可惜高升号运兵船被日舰击沉，这不仅让牙山的清军损失了近千人的劲旅，而且士气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当时在牙山清军一分为二，太原总兵聂士成率二千人进驻牙山东北二十公里的成欢进行布防，以防止日军南下偷袭。7月29日凌晨，南下日军气势汹汹的杀到成欢附近的安城渡，由于地形不熟，误入一片沼泽地，遭到了清军的伏击，结果日军猝不及防，被打死打伤不少。但是，由于日军在人数和武器上占据优势，激战两小时后还是突破了清军防卫前沿，进而攻到成欢的主防线。　　日本陆军在大炮上的优势很明显，当他们看到聂士成的右翼阵地未配备大炮的时候，便集中自己的大炮猛轰清军右翼。双方激战两小时后，清军抵抗不住，右翼防线宣告失守。结果日军两路夹攻，清军支持不住，聂士成只得放弃成欢防线，率众突围与牙山的叶志超部会合。　　叶志超见清军的实力不足以和日军对抗，便和聂士成率主力从朝鲜东海岸绕道北上，渡过汉江和大同江后，在酷暑中行军二十多天，行程两千多里，最终于8月21日和28日到达平壤和左保贵、马玉昆、卫汝贵等路大军会合。　　成欢、牙山之战是中日陆军的首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通过这个战役，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鲜南部，解除了南部的后顾之忧，由此可以放心大胆的进攻平壤。在此役中，中国军队伤亡二百多人，日军伤亡八十多人，总体来说，日军要占据一定的优势。　　随后，日军开始进军平壤。当时的平壤，已有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开阿四路大军驻守，平壤之战几乎就是两国陆军在朝鲜的决战，谁取胜即可以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叶志超、聂士成部大约有三千五百人抵达平壤后，清军在平壤大概有一万五千多人。而日军也不断向朝鲜增派部队，9月上旬，进入朝鲜的日军接近两万，在第五师团长野津贯道的率领下，先锋部队一万六千人已经进抵平壤城外。9月15日，日军分四路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　　再说守卫平壤的清军，平时间各将领却互不统属，在日军的大举进攻前，才最后推叶志超为统帅。叶志超当年的确是淮军猛将，当年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上阵凶猛，个性暴烈，但因为多年不打仗，如今和大多数宿将一样，早已是吃得膘肥体壮，时人称“叶大呆子”。　　叶大呆子听说日军来攻，害怕平壤的后路被日军从海上登陆后切断，便又分兵数千驻守在安州、肃州和义州三地。想法固然不错，但这样使得驻守平壤的清军人数减少到不足一万人，在日军的优势兵力面前，平壤的防守又增加了困难。话说回来，日军后来果然在元山登陆，抄袭平壤后路。　　平壤城的三面是石头城墙，一面临着大同江，本是易守难攻。9月15日，日军分四路进逼平壤，并于当天凌晨发动了总攻击。战役首先在平壤南战场进行，凌晨4点左右，日军前队进至大同江南岸名叫船桥里的清军桥头堡阵地时，双方立刻枪炮齐鸣，展开激战。　　进攻船桥里的日军有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大约三千六百人；而防守的清军是马玉昆的毅军和卫汝贵的盛军各一个营共计二千人左右，虽然在人数上大大低于进攻的日军，但好在清军早有准备，让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　　据桥本海关的《清日战争实记》对船桥里之战的记载说，“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将领早即闻马玉昆骠悍之名，今日始知果不虚传。”　　船桥里之战从凌晨打到下午2点半，日军将校以下战死140名，伤290名，可谓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指挥官大岛见日军弹药用尽，全军饥肠辘辘，只得下令撤离战场。　　同天上午8点，日军中将野津道贯率日军第五师团约五千四百人，在大同江上游渡江后，到达城西的普通江，开始发动进攻。防守的清军依据坚固的堡垒，枪炮对射，硝烟弥漫，日军的进攻大都无功而返。而清军骑兵的反攻也在日军炮步兵的配合射击下，损失很大，便退回堡垒固守，而日军也不敢贸然渡江，当天双方在此形成胶着状态。　　平壤城北则集结了日军总兵力的近一半，分元山支队和朔宁支队，兵力约七千八百人，是日军进攻的主战场。守卫在此的清军有左宝贵的奉军三个营约一千五百人，江自康的仁字两营四哨约一千四百人，人数上远低于进攻的日军。　　15日拂晓，日军两支队分成东西两路，向平壤城北玄武门发动钳形攻势。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清军发动了猛攻。广大清军将士虽然奋不顾身，顽强抵抗，但在日军的十二门山炮轰击下，城外堡垒一一被破。　　日军随后又兵分三路，攻击牡丹台。在日军炮火的猛轰下，牡丹台宣告失守。在玄武门上督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不可挽，决心以死报国。为鼓舞士气，左宝贵换上御赐朝服，亲燃大炮，连发三十六颗榴弹。日军对玄武门发动三次突击，但都被清兵击退，随后双方在壁垒中展开了白刃战。激战中，左宝贵身中两弹，但仍旧坚持指挥作战。后来日军的攻击更加的猛烈，霰弹对准玄武门连发，左宝贵不幸被霰弹击中，当胸而亡。　　“本期痛饮黄龙府，不意难回落日戈！”（王蕲新《为左忠壮公书衣冠墓门坊》）　　左宝贵乃回中将领，多年战功升为总兵，平壤之战朝服捐躯于玄武门上，壮哉！后来，光绪皇帝作《御制祭文》悼念说，“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　　此时，清军仍旧固守平壤内城，而平壤西、南两处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但玄武门的失守和左宝贵的战死，让叶志超丧失了继续抵抗的信心。当晚，叶志超召集各统领商议放弃平壤时，只有马玉昆提出反对，叶志超便下令清军撤离平壤。　　当天夜晚，大雨突然倾盆而至。在滂沱大雨中，清军结队成群，“或自七星门、静海门蜂拥而出，或由城墙攀越而去；或取甑山大道而走海岸，或由义州大道而向北奔”。整个撤退过程毫无秩序，乱成一团。虽然叶志超先前已经密传各营，要求轻装持械，乘夜北退，但命令过于匆忙，又没有任何的组织性，加上天气的突然变化，清军在撤退过程中，遭到了比守卫平壤时远大得多的损失！ 亲历此役的盛军官员栾述善记述当时的惨状，说当晚“阴云密布，大两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各山口把守严密，势如地网天罗，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击，只好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奔前。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土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号，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人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　　日军料到清军必将北撤，于是派元山支队埋伏于义州大道，第五师团主力埋伏于甑山大道，以截击撤逃的清军。十五日晚到翌日拂晓，漫无秩序的清兵络绎不绝冲出平壤内城，向北奔去。茫茫夜色中，刺耳的枪炮声时时响起，既有日军的伏击，也有清军自己的误击，甚至黑夜中不分敌友，自相残杀。　　夜色终于退去，天色渐亮，第二天日军巡阅战场，只见二三百步间，清兵的人马尸体，“累累如山，埋没道路，溪流为红。其尸体最为密集堆积者，在五十步以内伏尸百二十，毙马三十头，互相枕藉”，其状惨不可言。　　据统计，在这个可怕的夜晚，清军死亡竟高达一千五百人之多，另外还有六百多人被俘。一个轻率的命令，一次无组织的撤退，清军近五个营的兵力就这样白白葬送了。　　9月16日清晨，日军进入平壤的时候后，发现城内清军已经消失得一干二静，而城内丢弃的武器、弹药、粮饷等，遍地狼藉，全部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在整个撤退过程中负有重大责任的叶大呆子，带领残兵败将，草木皆兵，雨夜狂奔三百里，退回中国境内。平壤失守后，朝廷震怒，叶大呆子后来被械送京师，定斩监候。卫汝贵也因没有反对叶志超撤兵，加上其所部军纪败坏纵兵抢掠，被斩决。　　卫汝贵是淮军宿将，多年不打仗，援朝时已经年过六十，早已吃得浑身上下肥嘟嘟的。据说，其妻曾寄信给他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 卫汝贵诚守妇诫，言听计从，遇敌则逃。后来日本人获得此信，一时传为笑柄，并在教科书上引用，以戒国人。　　后人作诗《悲平壤》，曰：“三十六计莫如走，人马奔腾相践蹂。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 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朝鲜由此完全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 对于这场黄海海战，无论用多么浓厚的笔墨来描述都不过分。这场为世界所瞩目的大海战，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战争。笔者的意思是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场战争能像1894年的黄海海战那样具有真正的现代意义。那场罕见的海上大决战，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但在世界海军战史留下重要的一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世界海军发展的理论。　　这场改变中日两国乃至东亚格局的大海战，无疑要从北洋海军说起。在吃尽了洋人船坚炮利之苦后，当时人想到的却是搞炮不搞船，搞海防不搞海军，结果是弄得沿海岸防大炮成群，在很多地方这些开花大炮还发挥旅游资源的作用，譬如广州的虎门、上海吴淞口等。　　大清帝国的第一支海军，是清廷委托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买回的八艘炮舰。谁知买来后，曾国藩想把它们编入湘军而清廷怕其做大不肯答应；派去助攻天京，曾国荃又恐其争功而拒绝其帮助，结果弄得这八艘大洋轮英雄无用武之地，最后还是委托李泰国拍卖了事，倒是便宜了李泰国这小子，光来回佣金就捞了不少。　　第一支海军就这样夭折，这也不奇怪，大清帝国反正有的是钱，别说八艘炮舰，八十艘也买得起，就是后来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和小火车，不也是给撬了扔海里去了吗？　　真正触动清廷决心搞海军的，是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杀竟敢悍然出兵台湾。这个刺激太大了，李鸿章由此料定中日必然有一战，海军建设也就提上了日程。此时恰好赶上同治中兴的好时候，总理衙门决定每年将海关收入中的百分之四十约400万两白银，拨款打造帝国的海军，这就是后来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和福建（闽粤）水师了。　　福建水师大都船轻炮少，很多还是国产货，马尾之战已损失殆尽，不足为论；由于经费的问题，南洋大臣沈褒帧发扬风格，让北洋舰队优先发展，南洋海军等北洋舰队建成后再行建设。由此，帝国海军主要实力基本在北洋舰队。　　拘于官场的陈规陋习，北洋舰队初建时期每年大概也只能拿到120万两。但这120万两的国防预算也算是巨款了。毕竟，当时向英德各国订购战舰，也不过是50万两上下，最开始在英国Armstrong船厂买的六艘炮舰（500吨级不到），每舰不过15万两白银。后来李鸿章的胃口大了，1881年花200万两的巨款向德国Vulcan船厂订购了两艘7400吨级的主力舰，即后来的定远和镇远。　　这两舰，14英寸的装甲，12英寸的巨炮（各四尊），在万吨级战舰出现前，绝对是海上的巨无霸。后来定远和镇远在黄海海战的中弹数百而不沉的卓越表现，让各国海军大受启发，升级赶造万吨铁甲舰的竞赛也愈演愈烈。但定远和镇远的致命弱点是，因为装甲过厚，影响了其速度（大概只有14节）。鉴于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的轻快速度，各国后来又向快速同时发展。所以说，黄海之战的确具有了教科书式的意义。　　光有定远和镇远是不够的，北洋舰队后来又分别向英国和德国购买了五艘次轻量级（两千吨到三千吨之间）的巡洋舰，即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五舰，加上早前购买的千吨级超勇、扬威和其他国产的木甲战舰（平远为2100吨级，其他的不足为论），阵容也算是整齐了。　　定远和镇远两艘主力舰，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加上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平远六艘2000吨级别以上的六舰，是北洋舰队的主力阵容；再加上超勇、扬威千吨级的老舰和其他国产木甲战舰、炮舰和鱼雷艇，这支北洋舰队出海操练时，也称得上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在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排名，北洋舰队也是前八呢。（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作为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李鸿章深知北洋舰队的致命弱点在于整体速度不够快，但1888年北洋舰队初具规模后，海军衙门被权贵们占据，北洋舰队也未购一舰一炮。朝廷官员的短视和倾轧，李鸿章也是无可奈何，而政治对头掌握的户部甚至在1892中日局势已经相当紧张的时候，宣布为慈僖太后万寿筹款，停购舰艇两年，而此时正是日本全力推进其海军建设的时候。　　据说甲午战争前夕，英国Armstrong船厂找到李鸿章，将一艘新造下水的4000吨级巡洋舰，当时世界最快（22节）的军舰，要卖给老主顾。英国人知道李鸿章识货，北洋舰队正需要这样的巡洋舰，非买不可；但朝廷大员们是外行，偏来个不懂装懂，非不让买，李鸿章也只能徒呼奈何。　　结果，此舰被日本买去，这就是后来横行一时的吉野号。　　光有船，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些气势恢弘的铁甲大兵舰，决不是小米加步枪那么简单，也远胜于那些进口的开花大炮。当时的北洋舰队，可以说是帝国当时最现代化的部队，也是最具有技术含量的兵种。　　铁舰易买，一将难求。要操纵那些大洋轮，决不是那些剿灭长毛、捻子的旧派军官和科举出身的文官所能掌控的。所幸当年沈褒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相当于现在的海军舰艇指挥学院），苦心孤诣十几年，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海军人才，虽然后来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被法国人几近摧毁，但李鸿章收拾残局的时候，正好网罗了这些闽粤人才。北洋舰队的中坚力量，就主要来自于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 要说学习经历和素质，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恐怕要远远胜过黄埔军校那些短期培训的毕业生。北洋舰队的管带（舰长），几乎是清一色的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如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曾、致远管带邓世昌、济远管带方伯谦等。福州船政学堂学生的培养，是非常严格而系统的，他们学制五年，科目除了数理化基础学科外，还要学习古典汉语和英法文------因为当时世界通用的轮机术语是法语，而驾驶用语是英语。五年学习期满后，还要上船实习三年，经过八年的学习，方可具备船长资格。　　这批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完全是国际化下的产品。大清帝国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所有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购买洋轮、聘请外国教习和技师也在情理当中。当年福州船政学堂的总教习是法国人日意格，他手下有一大批的外教，而后来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和两大主力舰管带刘步蟾和林泰曾及方伯谦及其他同学数人，还曾经公派到英国的格林威治皇家海校留学过数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者各大船厂实习，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都是些标标准准的海归派。　　当然，在英国留学的，也不只是中国学生。浪速号的舰长，后来在日俄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东乡平八郎，也是出身于格林威治皇家海校，算是严复、刘步蟾、林永升等人的同学，而其他舰长，也大都有留学欧洲的经验。日本的军舰，和北洋舰队大同小异，主力舰也大都是购自英法德国。这个日本舰队，其实也是国际化的产物。　　但令人扼腕的是，北洋舰队停止购新舰在昆明湖里大办“海军学堂”的时候，却是日本舰队高速发展的时期，光1889年后就购买了九艘英德制的最新型快速战舰，并都配备了大量先进的速射炮。当时日本人为了搞海军，国防预算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军舰，甚至全民捐款，连明治天皇的老妈阿巴桑都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这小日本的太后比中国的太后比，太穷了。我们的太后，当时正在不惜万金的搞她的六十寿诞呢！　　再来看一下两国海军的实力对比。北洋舰队最核心部分是定远和镇远两艘七千吨级的海上巨无霸，在吨位和巨炮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定远和镇远速度虽然慢了点，但装甲厚，任小日本的舰炮轰击数百上千发，愣是打不沉，而一旦其巨炮发威，打中一下就不得了，不报销也得退出战斗。　　但北洋舰队有三个要命的弱点，一则是老，二则是慢，三则是缺乏速射炮。从平均吨位上来看，北洋舰队要吃亏不少，除了定远镇远，其他都是三千吨级以下，而日本虽无巨舰，但其中接近或者超过四千吨级的就有八艘。十九世纪末的海军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速度方面，北洋舰队的军舰因舰龄长，速度慢；而日本舰队多是新舰，在速度上占了不少便宜。而在速射炮方面，日本舰队有九十三门，而北洋舰队一门都没有。　　这大概就是唐德刚先生说的“乌龟对鲨鱼”、“五分钟一发对一分钟五发”吧！　　对于这些情况，北洋舰队的总司令丁汝昌和刘步蟾等将领们岂能不知？他们看着对手的急速发展，何尝不是忧心如焚？只可叹朝廷政治的复杂性和腐朽性，连上司李鸿章都搞不定，更不是这些海军将领所能了解和掌控的了。　　附：以下是黄海海战时中日双方的配置情况：　　日本舰队的配备情况：　　第一游击队：　　舰名舰长排水量速度（节）主要火炮（门）鱼雷　　吉野河原要一422522.515公分速射4512公分速射8　　高千穗野村贞370918.026公分2415公分速射6　　秋津洲上村彦之丞315019.015公分速射4412公分速射6　　浪速东乡平八郎370918.026公分2415公分 速射6　　本队第一群阵：　　舰名舰长排水量速度（节）主要火炮（门）鱼雷　　松岛尾本知道427816.032公分1412公分速射12　　千代田田内正敏243919.012公分速射103　　严岛横尾道立427816.032公分1412公分速射11　　本队第二群阵：　　舰名舰长排水量速度（节）主要火炮（门）鱼雷　　桥立日高壮之承427816.032公分1412公分速射12　　比睿樱井规矩之228413.517公分22左右15公分速射6　　扶桑新井有贯37771 3.028公分4215公分速射4　　本队右侧：　　舰名舰长排水量速度（节）主要火炮（门）　　西京丸鹿野勇之进410015.012公分速射4　　赤城坂元八郎太62210.312公分速射4　　北洋舰队的配备情况：　　舰名舰长 排水量速度（节）主要火炮（门）鱼雷　　定远刘步蟾733514.530.5公分 4 315公分2　　镇远林泰曾733514.530.5公分4315公分2　　经远林永升290015.521公分2415公分2　　来远丘宝仁290015.521公分2415公分2　　致远　　邓世昌　　230018.021公分 3415公分 2　　靖远叶祖圭230018.021公分3415公分2　　济远方伯谦230015.021公分2415公分1　　平远李和210011.026公分1115公分2　　超勇黄建勋135015.025公分2　　扬威林履中135015.025公分2　　广甲吴敬荣129614.015公分2　　广丙程璧光103015.012公分3　　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　　在日军逼近平壤的同时，日本舰队集中了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12艘主力舰和巡洋舰，也在极力寻求与北洋海军主力决战。而丰岛海战后，北洋舰队上下也时刻警惕，据当时舰上的美国专家马吉芬说，“舰员中，水兵等尤为活泼，渴欲与敌决一快战，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士气旺盛，莫可名状。”　　　9月17日上午，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任务完成后开始返航时，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了望后判定为来袭的日本舰队。丁汝昌立即下令各舰准备战斗，为了发挥各舰舰首主炮的威力，北洋舰队以犄角雁行小队阵迎敌，其中以旗舰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居中，致远、靖远、济远、广甲在左；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在右，舰队形成一个扁Ｖ字形，向日舰的一字阵拦腰冲去。　　　中午12时50分，双方舰队接近至5300米时，定远为震慑敌舰，首开巨炮，落在吉野舷左一百米处，海水四溅，声势惊人。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向敌舰开炮。三分钟后，日舰也开始发炮还击，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轰鸣，大东沟海面一时间硝烟弥漫，海水都为之沸腾。　　　这场规模巨大、时间持久并为世界所震惊的海上鏖战，终于正式打响了。　　速度最快的日舰第一游击队本是攻击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舰，但见两舰来势凶猛，便突然向左大转弯，以斜线加速从定远、镇远二舰之前夺路而进，直扑北洋舰队的右翼超勇、扬威二舰。超勇、扬威二舰奋勇抵抗，并击中吉野和高千穗数炮，击毙击伤敌人数十人，但两舰本是小舰，船龄长，速度慢，火力与防御能力都很差，最终不敌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四舰。　　半小时后，超勇、扬威都已中弹累累，船上燃起大火，超勇不久便沉入海中。超勇管带黄建勋坠水后，我方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以援之，黄建勋推绳不就，自沉于海。扬威在敌舰的轮番轰击下，全船尽毁，船上65人被己方的鱼雷艇救起，管带林履中在弃船时，奋然蹈海，以身殉国。　　与此同时，北洋舰队的其他诸舰也和日本各舰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开战不久，在飞桥上督战的总指挥丁汝昌摔成重伤，但其为鼓舞士气，坚拒不退，仍坐在甲板过道之侧，督战到底。定远管带刘步蟾随后代为指挥，表现极为英勇出色。没多久，定远便击中日本旗舰松岛一炮塔，毁其大炮，伤其炮手，日舰畏惧定远镇远，不敢继续正面对峙，便急转舵向左逃避。　　此时，日舰比睿因老旧速慢，脱离了日本本队，正好与定远和靖远正面相遇，逃无可逃，被左右攻击，其间被定远巨炮击中，下甲板后部全部毁坏，差点被俘虏，后在其速射炮连射的掩护下，侥幸逃脱，但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只得挂出“本舰退出战列”的信号，逃离战场。 小号的日本炮舰赤城也遭到同样命运，在北洋舰队左翼诸舰猛击下，赤城中弹累累，死伤甚众。又是定远巨炮击中赤城舰桥右侧，当场打死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赤城见状慌忙转舵驶逃，但又被尾追的来远屡屡击中，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也被击伤。赤城最后勉强逃出作战海域，也宣布报销。　　由此看来，开战后的第一阶段，双方势均力敌，北洋舰队沉两艘、日本舰队重伤两艘，损失情况相当。从损失情况来看，都是因为船龄、吨位和速度的问题所导致，和指挥及队型无关。　　此时，在大东沟港口停泊的平远、广丙两舰闻讯后，召集港内的鱼雷艇也赶来参战。进入作战海域后，平远恰好经过松岛的左侧，发炮击中了松岛的中央水雷室，当场击毙敌发射手四名。但松岛很快发炮还击平远，并引起平远船上火灾。平远为扑灭大火，便暂时驰离战场，广丙也随之驶避。　　随后，北洋舰队又击中日舰西京丸，导致其甲板渗水，舵机损坏，西京丸用人力舵才勉强得以航行。不久北洋舰队的福龙鱼雷艇迫近向其发射鱼雷，西京丸躲避不及，船上桦山资纪中将惊呼：“我事毕矣！”以为就此完蛋，但谁知因相距过近，鱼雷从舰下穿水而过，西京丸这才侥幸逃脱。　　但日舰第一游击队依旧凶猛。激战中，定远忽中一炮并引起大火，火势极为猛烈。日舰见机便群起向定远扑来。为给定远争取扑灭大火的时间，镇远、致远急忙上前掩护。当时致远以一舰对四舰，结果枪炮几尽，身受重伤。致远管带邓世昌见吉野横行无忌，危害巨大，便下令直冲吉野，准备与之同归于尽，挫灭敌焰。正当两舰迫近，敌人惊呼逃避时，致远不幸被敌方鱼雷击中，全舰沉没。邓世昌落海后，其爱犬凫到身边，“衔其臂不令溺”，邓世昌用力按爱犬入水，与舰同沉，意在殉国。　　后人吊唁邓世昌说，“炮石攻击乱如雨，血肉激射波涛红，呜呼人生谁不死，死亦要贵得其所”。（缪钟渭吊邓世昌诗）　　致远沉没后，左翼的济远、广甲二舰处境孤危，济远也是累中敌炮，伤亡惨重，管带方伯谦见致远被击沉，便挂“本舰已受重伤之旗”，脱离战场，广甲也随之而逃。济远后来半夜遁回旅顺。广甲则驶至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管带吴敬荣下令纵火，船员全部登岸（包括后来的大总统黎元洪在内）。两天后，广甲被日舰发现并开炮击毁。　　济远撤出后，吉野等四艘日舰死死咬住经远不放，在管带林永升的率领下，经远以一敌四，顽强抵抗。由于敌众我寡，林永升在炮战中“突中敌弹，脑裂阵亡”，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也先后阵亡。经远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士兵们仍旧坚守岗位，继续开炮击敌，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二百多人，除十六人外，全部壮烈殉国。　　此时，北洋舰队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舰，而日本舰队尚有九艘战舰，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双方舰队开始分为两拨厮杀，日舰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五舰死缠定远和镇远；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则专攻靖远和来远两舰，力图击沉两舰后全军合力围攻定远和镇远，全歼北洋舰队。此时，北洋舰队形势相当危急！　　面对日本四舰的围攻，靖远、来远二舰临时结成姊妹舰，彼此互相依持，虽然都已经中弹数百，但仍旧顽强作战，后为了修补漏洞和扑灭烈火，两舰冲出包围，驶至大鹿岛附近占据有利地势，背靠浅滩，并用舰首重炮对准尾追而的日本四舰，敌舰也无可奈何。　　在最开始的作战海域，北洋舰队只剩下定远和镇远两舰还在同日舰本队五舰激战。定远和镇远配合默契，在定远管带刘步蟾和镇远管带林泰曾的指挥下，两舰官兵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终于顶住了日本五舰的猖狂进攻。战至下午三点半，定远一炮击中松岛右舷下甲板，轰然爆炸，松岛舰体倾斜，烈焰冲天，当场杀死杀伤八十四人。松岛被击中后，已经丧失了指挥和战斗能力。　　下午五时，靖远和来远扑灭大火并恢复战斗力后，并召集广丙诸舰及鱼雷艇归队，北洋舰队的声势益振，战至下午五点半，海面上落日将沉，浓烟四起，日舰司令伊东祐亨见本队各舰多已受伤，又怕北洋舰队的鱼雷艇袭击，便下令向南驶逃。北洋舰队尾追数海里后，因日舰开足马力逃走，一时难以追赶，便也转舵回航。　　鏖战了近五个小时后，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海战，终于以日军先撤出战场而宣告结束。　　此时，海面上已是暮色苍茫，残阳如血，海风吹来的，尽是刺鼻的硝烟和死亡的气息。　　此役，北洋舰队被击沉五艘，日本舰队则被重创五艘，北洋舰队的损失要大于日本舰队，主要原因是器不如人，而非技艺和精神不如。最可叹，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在李鸿章的命令下，保船避战，虽说也是无奈之举，但客观上将海上主动权拱手让人，但这到底是李鸿章之错呢，还是五年不备战之错，后人自有公论。

很多人一提到国军，会想到战斗力差、军纪败坏等不好的词汇，但是，国军也有优秀的战士，只看谁来领导、谁来指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可以说是国军中为数不多的聪明人，这个人就是邱清泉，他曾经故意打败仗，引诱日军入彀，最后杀得日军尸堆如山。邱清泉，浙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曾经上过上海大学，是当时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毅然投笔从戎，转考了黄埔军校，成了黄埔二期的学生。毕业后他参加了东征和北伐，经过战争的洗礼后，邱清泉完成了从书生到军人的转变。后来，邱清泉又去了德国柏林陆军大学留学，成了国军的海归派。邱清泉回国的时间是1937年5月，这个时间离抗战全面爆发已经很近了。回国后，他被任命为教训总队的参谋长。当时这个总队兵力三万，全都装备了德械装备，是名副其实的国军精锐。国军一个军的兵力也不过如此，可想而知，邱清泉的起点有多高。没多久，就爆发了淞沪会战，紧接着就是南京保卫战，邱清泉全都带病参战，只是很遗憾全都打输了。南京保卫战，让杜聿明认识到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于是组建了第200师，国军第一个机械化师。邱清泉因为曾经在德国留学，就被杜聿明要了过来，后来的第五军就是以200师为基础扩建的，第五军下辖三个师，邱清泉担任新编22师的师长。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就发生在邱清泉担任师长之后。1939年，日军第21旅团为了切断中国南方交通线，决定进攻南宁，昆仑关是广西的战略要点，日军在北海湾登陆后就向南宁进犯，在12月4日占领了昆仑关。为了反攻昆仑关，蒋介石调派了大批精锐部队参战，其中就包括当时唯一的机械化军第五军。第五军担任主攻任务，按照军长杜聿明的布置，邱清泉应该带着新编第22师从右翼绕过昆仑关，占据五塘、六塘，阻断昆仑关与南宁方向的联系，让南宁的日军不能增援，昆仑关的日军无法撤退。当时，担任主攻的是郑洞国的第一师，第200师作为预备队。邱清泉率军赶到五塘等地，很快就等来了日本陆军派到昆仑关的援军日本第21联队，第22师虽然开始阻击，却打的不是很卖力，第21联队很快就通过了五塘，向九塘方向赶去。难道邱清泉就败了吗？当然不是，当时邱清泉故意放水，早已经在九塘附近的公路两侧埋伏好了坦克，就等着日军钻进圈套。等到日军到了九塘后，邱清泉马上命令坦克部队出击，把日军分割包围起来，打得日军溃不成军，只能丢下武器纷纷逃窜。此战日军丢下二百多台车辆和无数尸体，第五军随后发动的反攻昆仑关也一举成功，第五军一举成名，邱清泉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