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福份的皇帝，他一生掌权六十多年掌管着统一富强的大清王朝享受这历代帝王无法享受到了富足和和平。然而在乾隆的晚年，他的大清王朝开始腐化，贪腐弊案屡禁不止最终让贪官慢慢掏空大清王朝，那么为什么乾隆后期的贪腐弊案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原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皇帝。　　从客观来说乾隆皇帝早期对于反腐斗争是非常重视，乾隆前期他在父亲雍正反腐的基础上更加强力度反腐，因此在乾隆前期尽管清朝还存在腐败官员，但也都是凤毛麟角而且很快便被乾隆查获。然而到了乾隆晚年，经过励精图治的乾隆王朝国力达到顶峰志得意满的乾隆开始走向腐化，他的腐化最终导致整个大清王朝的腐化。那么乾隆是怎样带动整个大清朝的腐化了呢?　　首先是卖官鬻爵，应该来说卖官鬻爵在整个清朝都是存在了，不仅存在与乾隆时期，在康熙雍正时期也存在。雍正的宠臣李卫也是捐官出身。然而到了乾隆后期，卖官鬻爵开始成为腐败的根源，那些捐钱所得的官员开始无休止地搜刮百姓最终导致整个清朝吏治开始腐化。　　卖官鬻爵虽然导致腐败但这只是最表层的腐败，最深层的腐败在于皇帝本身。乾隆早年对于纳贡送礼这样的事情多有抵触，认为只要心意到就行了。然而到了晚年却热衷于精致器物，对于贡品的要求可以说是精益求精，对于自己的物质享受达到极点，在晚年如国泰、李侍尧、王亶望等都是进贡的能手。而这些进贡能手都无一意外地卷入贪腐弊案，最终王亶望被抄家问斩、国泰被杀而李侍尧被撤职。李侍尧因有大功又进贡为优，而且在抄家的时候发现李侍尧家中除了给皇帝的贡品就是皇帝退还给他的贡品，乾隆见他办贡用心便赦免了他。　　为皇帝办贡历朝历代都有但每次进贡对于普通老百姓都是噩梦，皇帝作为九五之尊在用品的质量考究无不达到极致，办贡的官员都无不打着为皇帝办贡的旗号借机搜刮民脂民膏，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乾隆皇帝不仅要官员纳贡，还经常借机向官员索要贡品。乾隆在位六十年，多次下江南而每次下江南都是几乎空手而去满载而归。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第四次东巡山东刚一起程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就进贡“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让乾隆一路赏赐之用，到了河南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数车衣料，更为厉害的是就连远在南方的湖北巡抚陈辉祖也在宝家营进攻：“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檐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因此山东一行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山东之行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乾隆六下江南。　　　　收受贡品固然是皇帝的一种权力，但是这毕竟会让皇帝留下贪财好物穷奢极欲的恶名。因此乾隆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行驶权力并承担骂名，于是他开始信任和珅。令人讽刺的是乾隆皇帝的三个最得力的办贡能手国泰、李侍尧、王亶望无一不是被和珅给扳倒了，最后这个反贪能手成为了他们的总代理成为内务府总管。　　和珅得势后更加助长了乾隆的腐败，和珅作为中国第一贪官也是一个理财能手，他提出的议罪银制度，最终将内务府转亏为盈。但这所谓的议罪银制度本事就是以权谋私的做法。国家法令权力本来属于国家并不属于皇帝个人，但是和珅的议罪银制度就是公然将国家法律作为出售，而且出售后的钱并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皇帝个人，这和贪官收钱办事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国家机器成为个人发财的工具，而最终受益者便是乾隆。　　　　最为可怕的所以的议罪银制度其实并不是议罪制度，最后演变成为一种行贿手段。根据清朝历史的记载，所谓的议罪中的“罪行”往往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失误，很多都是官员“自首”了，目的无非就是想送钱给皇帝，比如说奏折中有错别字自行交上十万两银子，奏折中字迹不清楚自行交上二十万两，其实都是变相向皇帝行贿，而有些从来不会犯错的官员怎么办，这时候和珅就出马调查他的得失，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主动犯错交钱。因此所谓的议罪银议罪是手段交钱才是目的。　　除了议罪银外，乾隆皇帝还利用和珅通过经营商业房地产等大肆敛财，和珅被抄家的时候他的房产无数，基本上垄断了京城的金融，这不仅在于和珅善于经营，也在于这些房产当铺钱庄的幕后老板可能涉及到乾隆。乾隆的内务府的收入主要来自贡品和皇家庄园的经营，但贡品不稳定而皇家庄园经营盈利有限甚至于亏本。乾隆为了长期保持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就必须要有一个巨额稳定的收入，而商业收入便是最直接的手段，但是乾隆作为一国之君与民争利总是不合适，还好他有个代理人，这也是和珅抄家的时候有那么多不动产业的原因，这些产业的幕后老板其实就是乾隆，是乾隆内务府的灰色收入。　　　　由此可见乾隆朝晚期的腐败其根本根源在于乾隆本身的腐败，乾隆晚年为了自己的享受不断地索取才最终导致地方的腐败，而后期利用和珅作为代理人才最终建立起一个从头到脚都腐败的大帝国。　　

来源|《文史博览》2009年第7期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发生了一件清朝建立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牧县令，被判处死刑的多达100 多人，其中56 名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轰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的大案。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王亶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 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甘肃地瘠民贫，是全国最穷的省份，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购买粮食，以抚恤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清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内外商民赴甘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进京入国子监读书肆业，但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富裕商民子弟入仕的捷径。加之甘肃开捐定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趋之若鹜。不料，行之数年，诸弊丛生。大抵是经手的地方官借机贪污，挪用捐监粮，甚至干脆折收银两，以便于中饱囊。清政府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户部仍旧每年拨银百多万两解往甘肃采买粮食，而甘肃大小官员仍为缺粮叫苦不迭，所以当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恢复捐监旧例时，经户部遵旨会议以为可行，乾隆皇帝也就很快允准了。鉴于以往积弊多端，乾隆皇帝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王亶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而暗地里，王亶望却和总督勒尔锦狼狈为奸，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无须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他和兰州知府蒋全迪那里。这样一来，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仓储空空如也，又将如何交待？王亶望自有妙计，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合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王亶望如此胆大妄为，也无不群起效尤。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 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10 两，共贪污银两4万有余。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这些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结络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给王亶望银18000 余两，“ 馈送” 蒋全迪6000 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又花去银6000 余两。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干得更荒唐离奇，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亶望、蒋全迪各8000 两银。麦当时手中无钱，应允冒办夏灾得银后，如数奉送。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大办“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串通一气，上下相蒙，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王亶望还因收捐监生卓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百数十多万两，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 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如法炮制，且花样翻新，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 两，除办公费4 两外，再加2 两所谓“心红纸张费”。王亶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在4 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 两计， 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 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虽然有一小部分是用来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少于白银1000 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连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联想起不久前王亶望情愿捐银50 万两( 此数相当于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 倍) 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亶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要求他们“根究到底，务令水落石出”。阿桂和李侍尧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突破口，使他和盘托出了自王亶望以来通省官员如何玩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亶望分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这年七月，乾隆帝已有充足证据对这个贪污集团的首犯作出判决：王亶望处斩，立即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12 岁的幼子则暂时监禁刑部大狱，待年满12 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原来就因平定回民起事不力问成死罪监禁在狱，这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刑，本年秋审时处决。至于对其他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尧也根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 的律文， 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66 员斩刑，待秋审处决。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绞首就戮”，特命凡贪污2 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1 万两以上、2 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赶入本年秋审处决；1 万两以下者亦问斩监候，待来年秋审请旨办理。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结。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所以到这一年年底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数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监狱由于羁押这么多特殊身份的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将已问成死罪的74 人分批解往北京。后这74 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所以到第二年办理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前后共56 人， 免死发遣者46 人，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革职的更不烦细说了。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办理一件贪污案而杀掉56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员3 人，这在清朝建立140 余年以来确实是空前的。所以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

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的台湾岛，即将进入一年中最酷热潮湿的季节。外地人来到台湾，完全适应不了这里的气候，往往手足无措，坐立不安。在岛上办事的闽浙总督伍拉纳更像热锅上的蚂蚁，难受得团团转。不过，他烦心的不是天气，而是来自乾隆皇帝带有训斥的圣旨。伍拉纳，满洲正黄旗人，乾隆远亲，蒙皇上天恩，从抄写翻译的笔帖式起步，迅速升迁，深受乾隆信任。但是最近一两年，伍拉纳感觉乾隆不信任自己了，君臣关系迅速紧张起来。先是乾隆五十八年，浙江巡抚福崧因贪腐被处斩，伍拉纳作为闽浙总督，因没有及时参奏弹劾，遭到乾隆皇帝的申斥，最后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并罚了三年养廉银。接着是乾隆五十九年，福建发生了水灾，漳州、泉州等地被淹严重，很快引发了饥荒。进入乾隆六十年后，水灾、饥荒的后遗症进一步显现，米价飞涨，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伍拉纳不得不出巡各地弹压。三月初，伍拉纳出驻泉州，遇见饥民聚集哄闹，饥肠辘辘的百姓强烈要求官府赈济。对此，伍拉纳的处理是：对上，瞒着乾隆皇帝，不能让皇上知道；对下，饥民不能得罪，免得进一步激化矛盾。他就私下与巡抚浦霖商量，挪银子来赈灾。浦霖曾是伍拉纳上司，伍拉纳步步高升，浦霖的职位原地踏步，此时成了伍拉纳的下属。接到赈灾要求后，浦霖完全同意伍拉纳对泉州事件的处理方案，他告诉伍拉纳，有一笔原本要赈济漳州的专款，六万两银子，可以挪用到泉州去放赈。伍拉纳同意了。屋漏偏逢连夜雨，伍拉纳在泉州放赈救灾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台湾的紧急军报：台湾爆发了起义！之前的灾荒蔓延到了台湾，当年三月十日，陈周全聚集民众起义，攻陷了鹿仔港，几天后攻占了彰化县，杀死知县、副将等人。这一回，伍拉纳不敢隐匿不报，只好硬着头皮飞奏乾隆。军情传到北京，乾隆对造反极为敏感，于是迅速下令伍拉纳前往台湾镇压。伍拉纳的判断与乾隆不同，他认为彰化起义仅仅是饥民暴动，远远不如福建的大面积饥荒严重。而且，虽然派兵遣将就能将饥民镇压下去，但救济地方、稳定秩序需要做大量繁重的工作。所以，伍拉纳选择留在泉州，派兵前往台湾。果然，台湾道杨廷理得到大陆兵力支持后，很快就击败陈周全，基本镇压了起义。乾隆皇帝得到报告后，非但没有表扬，反而斥责伍拉纳抗旨。他认为扫清残余起义军和稳定台湾治安事关重大，遂多次下诏催促伍拉纳亲赴台湾。伍拉纳这才从泉州启程，于四月二十八日入海前往台湾。作为起义的善后官员，伍拉纳在五月上奏弹劾鹿仔港巡检朱继功。巡检是正九品的小官，清朝在重要市镇、关隘设置巡检作为弹压力量。鹿仔港是起义的爆发处，朱继功在起义前夕服丧离职，起义时已带着家眷内渡。伍拉纳请旨将他革职，发遣至新疆。同时，伍拉纳上奏说缉拿到海盗多名，请旨正法。奏折递上去后，伍拉纳希望就此了结台湾的差使，返回福建。很快，他就收到了紫禁城加急发来的圣旨。那圣旨如同晴天霹雳，劈头盖脸地砸向伍拉纳！乾隆皇帝对伍拉纳的奏折批了八个字：“不知羞耻，可笑之至！”乾隆认为朱继功只是一个“微末小官”，况且起义爆发时已经服丧离职，伍拉纳能推出一个像样一点的官员作为替罪羊吗？朱继功永不录用就是了，那么谁该为台湾民变负责呢？乾隆皇帝又直接指出福建省的现状是饥荒遍地、盗匪横行，伍拉纳竟然还敢说抓获海盗多名，向朝廷邀功。乾隆质问道：“既然你伍拉纳屡次报告抓获海盗，为什么福建治安还是混乱，就连省城附近的闽江入海口五虎门周遭都有海盗公然游弋抢劫？”乾隆皇帝最后直接指出，闽浙总督伍拉纳“平日于地方公务种种废弛贻误，及至贼匪滋事，又复在内地逗留，着立即革职，交福州将军魁伦严加审讯。”来人同时透露，伍拉纳的政治盟友、福建巡抚浦霖也已被革职拿问。伍拉纳顿时瘫倒在地。他明明把福建的情况做了隐瞒，乾隆皇帝却了如指掌，到底是谁打的小报告？又是谁趁着他人在台湾的时候动手，在背后向伍拉纳捅刀子？这个人就是奉旨审问伍拉纳的福州将军魁伦。魁伦，满洲正黄旗人，从乾隆五十三年起一直担任福州将军。他和伍拉纳、浦霖两位督抚共事时间也不短了，但关系很不好。伍拉纳、浦霖走的是文官仕途，魁伦则是行伍出身，双方共同语言不多。而且，魁伦有一个不良嗜好：喜欢逛花街柳巷。魁伦好声色，喜冶游，有时不顾官体狎妓玩乐。朝廷严禁官员嫖娼。伍拉纳对魁伦忍无可忍，决心弹劾魁伦。魁伦得知后，决定先下手为强。乾隆六十年三月，魁伦瞅准伍拉纳、浦霖二人都因公事离开福州的机会，发动突袭，上奏揭发福建吏治废弛、仓库亏空。魁伦先说福建从去年冬天开始就米价昂贵、强盗抢劫传闻四起，尤其是沿海地区，海盗出没，甚至省会福州附近的五虎门，盗船都敢停泊行劫。闰二月初，福建省采购粮食准备海运接济漳泉地区灾民，粮食已经装船，却因惧怕海盗抢劫，至今没有运到。接着，魁伦检举福建各州县仓库严重亏空，钱粮数目停留在账面上。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那么，问题来了：魁伦身为福州将军，位居省级大员行列，为什么不及早报告，反而要在这个时候揭发呢？魁伦在奏折中自我辩解说，之前几年听说伍拉纳、浦霖在设法弥补亏空，自己如揭发的话，可能干扰督抚的正常工作，谁料情况越来越糟。势已至此，再不据实陈明，即是背负天恩，丧尽良心之至。魁伦在撇清自己责任的同时，顺便强调了伍拉纳、浦霖二人多年来无所作为，导致亏空问题越发严重。果然，乾隆皇帝内心积压的对伍拉纳的不满，被这道奏折激发了出来。乾隆立即下旨：“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皆由该督抚等平日漫无整顿所致。”伍拉纳因为在台湾办差，不方便立即处置，浦霖则立即卸任福建巡抚，进京候旨，所遗福建巡抚一缺，令姚棻调补。魁伦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满意，他的目的是扳倒伍拉纳。虽然浦霖调离了，但是伍拉纳却安然无恙，如果伍拉纳回来后知道是他检举揭发的，还不旧账新账一起算？所以，魁伦决定再次背后捅刀子，于五月初上了第二道揭发奏折。魁伦拿漳泉地区的饥荒说事，揭发浦霖办理不善，以致贫民流为匪党。伍拉纳在泉州，饥民围绕乞食，浦霖从布政使伊辙布那里提取朝廷下发的赈灾款六万两银子，解往泉州。魁伦询问伊辙布此举是否妥当，伊辙布回答：“此项银两，原系督抚商同机存，尚未提用。”魁伦又揭发伍拉纳性情急躁，按察使钱受椿、德泰等人怂恿迎合，办理司法刑狱多有不妥之处。此奏牵连福建布政使伊辙布、按察使钱受椿，大有把福建省级文官一锅端的架势。而“贫民流为匪党”“此项银两，尚未提用”等语，隐含“官通民反”、克打掷用朝廷赈灾款的意思。乾隆阅奏后，意识到福建问题严重，于是下旨将伍拉纳、浦霖、伊辙布、钱受椿四人革职，交魁伦审讯；调两广总督长麟署理闽浙总督、浙江布政使田凤仪为福建布政使，着二人会同审理此案。新任闽浙总督长麟，满洲正蓝旗人，和新任福建巡抚姚棻一样，都是地方经验丰富之人，被乾隆委以整顿重任。乾隆整肃福建政务的意图，从福建督抚藩臬全部被革职的圣旨中，一目了然。魁伦揭发的诸多弊政中，乾隆最关注的是亏空问题。钱粮是政务的基础，福建到底亏空了多少钱粮呢？福建大案的突破口和主要调查问题，聚焦在了“钱”字上。乾隆给调任福建布政使的田凤仪发了一道专旨，要求他会同魁伦“将该省各处仓储何处亏缺若干，是否系州县任意侵挪舞弊抑或上司通同弊混之处，逐一查明，据实联衔具奏”。田凤仪，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从刑部开始仕途，后来外放地方，两司道府履历完备。这次平调福建布政使，田凤仪既肩负皇上期望，又面临人生重大机遇，自然不敢怠慢。田凤仪当月就进到福州上任，会同魁伦清查仓库，果然发现了巨额亏空。单单藩库就查出亏空二百五十多万两，而且缺口不断扩大！如果彻底查清，那将会是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乾隆异常震惊，朱批：“此事大奇，省城两厅二县已如此，其余各处，不问可知。”遂命令魁伦等严讯有关官员，抓紧奏报。福建的问题很严重！六月，新任闽浙总督长麟抵达福州，顶着乾隆皇帝严查的命令，不敢拖延，立刻会同魁伦清查亏空案。原本躲藏在黑幕后面的贪官污吏纷纷现身：福州知府邓廷辑、闽县知县张映斗、侯官知县严峻，亏空视重、协同徇私，请旨革职；泉州知府张大干，贪鄙成性，辖区受灾却不知体恤灾民，反而倒填日期、报价短开数目，请旨革职；同知李振文，知县李堂、路钊、郭廷魁、姚鹤龄、李廷彩、牛世显、汪光绪，县丞史恒岱等亏空严重，请旨革职；前任知县王僧额、吴慕曾等均有亏损，押解监禁；台湾道杨廷理、候补知府徐梦龄也有亏空，因在台湾，等办妥后再归案查办；已经离开福建的同知方继宪等十二名官员，也涉嫌亏空，押解回福州受审，并查封家产，追还欠款。最令人惊掉下巴的是新任福建巡抚姚棻，下车伊始，就被相关官员揭发十余年前在福建漳州任职时挪用、亏空官银。姚棻这个级别的官员如何处置，长麟、魁伦两人不敢做主，一并奏报乾隆，请旨定夺。乾隆皇帝得报，朱笔一挥，所有请旨革职官员全部批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押解福州候审，就连姚棻也难逃惩罚，到任之时就是免职之日，所遗福建巡抚一职由魁伦兼署。已遭革职的浦霖伊辙布、钱受椿三人，原本奉旨押解进京，乾隆下令“截解回闽”，与涉案官员当面对质。看来，皇上是要痛下杀手，不得到真相誓不罢休！长麟、魁伦二人奉旨后，面面相觑。他俩心里不断叫苦：“这可怎么办好啊？”且不说随着调查深入，福建官员能有几人幸免，也不说查明的巨额亏空，日后应该如何填补，实际上，二人各有自己的苦衷。魁伦参劾伍拉纳的本意是为了自保，希望把伍拉纳扳倒，可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牵涉面越来越广，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了。这匹野马会闯出什么祸来，会不会引火烧身呢？魁伦越想越害怕。长麟担心的是另外一点。他深知，案情迟早会牵涉自己的前任伍拉纳，难免开刀问斩。伍拉纳并不可怕，可伍拉纳有一个姻亲，长麟不得不忌讳，这个人就是军机大臣和珅。和珅和伍拉纳是亲家，两人互相引为奥援。福建的问题是否与和珅有关，暂且不说。和珅大权在握，年迈的乾隆皇帝对他言听计从，不论长麟如何办理此案，，最后都要经过乾隆这一关，也就是和珅这一关。和珅的精明强悍、党同伐异，长麟是深有体会的。之前在山西巡抚任上，长麟不忍心无辜者受害，推翻过一桩和珅拟定的逆党案，得罪过和珅，如果再次与和珅硬碰硬，长麟不知道后果如何。长麟和魁伦都是政坛老手了，寒暄了几个回合，就都知道此案深究下去，暗礁重重，危机四伏。两人都“意存袒护”，接下去的办案原则就是“大事化小”。长麟等人的对策是，集中精力办理乾隆关注的亏空问题，办得认认真真、轰轰烈烈，而搁置其他方面不问，把福建的问题简化为府库亏空这一件事。布政使掌管一省钱粮赋税，负责收存奏销，要为亏空问题负责。福建布政使伊辙布，出身正蓝旗，蒙古人，也是福建官场的老人了。伊辙布和伍拉纳，浦霖共事多年，关系亲近。对于府库亏空，伊辙布承认福建全省仓储都有短亏，自己到任后就禀明督抚，多方催追，希望能够弥补完整。伊辙布也承认没有及时参劾亏空官员，这是自己的失误，但自己绝对没有染指贪污挪用。伍拉纳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福建各州县仓库亏空，是离任官员造成。我曾经咨文他们的原籍地查抵，因为时间太久，咨追无着。十分之六七的亏空都是这种情况。”浦霖也推脱说：“州县仓储亏缺，历任相沿，相关官员大多已经离闽。我曾经命令布政使一面咨追，一面令现任各员设法弥补。至于新产生的亏空，则是管理不善导致的。”分析三人的供词，大同小异，他们将责任推给前任，将续亏归于管理不善，而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如果说伊辙布等人有责任，就是失察的领导责任和没有及时参奏亏空官员的监管责任。至于贪污、挪用等罪行，三人绝对是不会认的。亏空调查的焦点，是漳州赈灾专款六万两挪到泉州的事。魁伦参奏此款可能没有发放。伊辙布供认，漳州赈灾款本来想动用藩库存银，但他考虑到之前赈灾发放的是铜钱，如果现在改发银子，“恐先钱后银，数目多寡不同致滋事端”，就把库银一律换成铜钱发放。清朝的货币是银两和铜钱（制钱）并用，两者之间存在兑换比例。官方的兑换标准长期维持在一两白银兑换一千文铜钱，但在社会生活中白银要值钱得多。一两白银可以兑换两千文铜钱甚至更多。官价和实价的差额，就给官吏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伊辙布按照一千四百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的标准提取官银，却以一千文铜钱折合一两银子的标准发放赈灾款。即便是按照后者的标准，伊辙布也没有全部发放，只拨发了价值两万两白银的赈灾款给贫民，把剩余的四万两银子挂在账外作为“小金库”。这笔钱去了哪里呢？在长麟等人的审问之下，伊辙布供认将四万两银子借给了一个叫周经的银店店主。周经在福州城里开了几家银铺，生意越做越大，算是省城的一个人物。但在开银铺之前，周经是福建藩库的书吏，具体来说，他是伍拉纳担任福建布政使期间的库吏，专门负责库银的收储核销。伊辙布上任时，周经已经“报满”，离开了藩库。书吏在清朝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极大。清人有“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一说。书吏是在官府中抄抄写写、处理具体事务的小吏。他们的身份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在法律上算是在官府义务服役之人。书吏绝对是肥差，重要岗位的书吏，年收入数以千计都是有可能的。清朝也多次曝出书吏舞弊案件，金额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周经曾经就是多少人羡慕的福建藩库的库吏，可是他却在期满后主动退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到了比书吏的收入更高、来钱更快的项目。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藩库的银子，很多是散碎银两，需要熔铸成标准的官银。福建省的做法是由布政司找市面上的银铺熔铸。周经退职后，开设银铺揽下了这活儿。周经或者一月一次，或者一月数次，频繁从藩库领定银子，每次数千两至数万两不等，前后共领定官银超过五十万两。按说。布政司要做好流出和交回的记录，做好对周经的督促管理，但是藩库明显管理不严，缺乏严格精确的记录。伊辙布身为布政使，也没有认真审查藩库收支账目。总督、巡抚定期审计藩库时，只核查已经入库归款的银两，周经领出的银两并不在审计的账册之内。所以，周经长期占用巨额官银，如果藩库催促，他就交回一部分，以新还旧，把大量银子挪作他用。这种罪行在四五年时间里，竟然一直未被查处。伊辙布遭革职后，知道新任布政使上任后必然核查藩库，便抓紧自查，结果发现周经尚有未交官银八万余两，当即勒令周经归还。周经拿不出那么多现银，只归还了四万余两，剩余部分用田契、房契抵押。伊辙布把周经的田契、房契交给福州知府收存变卖，可短期内不能变现，怎么办呢？他就想到自己挪用的泉州赈灾银刚好剩余四万两，就用这笔钱替周经把窟窿给补上了。此外，长麟等人查明，福建许多州县向藩库交纳税银时，不能足额上交。伊辙布以这些州县为“滨海重地”，若因粮钱未完而使州县官受到撤职处分，“恐离任州县官太多”不利于安定为由，历年来代为州县官员虚报白银十三万两。这又造成了新的亏空。六月末，长麟、魁伦复奏了福建亏空问题，把伊辙布当作核心罪犯推了出去。乾隆皇帝对此极为不满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伊辙布造成了巨额亏空，替人还债，替人虚报金额，“岂有舍命为人之理？”那么多的亏空到底哪里去了，难道福建官员就不存在贪污腐败行为吗？长麟、魁伦二人纠结于核查亏空，而不调查在此过程中的贪污受贿问题，压下不办，化大为小。为此，乾隆申斥长麟、魁伦，务必严讯周经，四万两库银到底用到何处去了。如果再“意存袒护，代为消弭，伊二人自思，当得何罪”。长麟、魁伦的小心思，被乾隆皇帝看穿了。长麟奏报的是现象，乾隆追求的是原因；魁伦纠结的是亏空，乾隆关注的是贪腐。而原因和贪腐，恰恰是长麟和魁伦不愿意深究的。可是乾隆已下严旨申斥，长麟、魁伦不得不有所回复。八月末，长麟、魁伦合奏，说遵旨严讯伊辙布，逼问有无贪腐罪行，伊辙布拒不承认。严刑拷打周经，周经一口咬定挪用的四万两官银，因为自己经营不善亏掉了。长麟和魁伦判断：“周经屡受严刑夹炼，仍坚执原供。似知身负重罪，有宁死于刑夹，而不肯死于刑戮之意。”案件审理没有进展。乾隆皇帝也不是好对付的。既然福建方面审讯不积极，乾隆决定亲自审讯。他下令将伊辙布押解来京审问。长麟等遵旨行事。蹊跷的是，福建方面很快奏报，九月十六日，伊辙布行至浦城石岐时，突患急病死了！伊辙布一死，最重要的当事人没有了，他替下属官员隐瞒虚报的事情也没法查问了。听到伊辙布的死讯，很多人会松一口气。但是，伊辙布真的是病死的吗？负责押解的官员的报告是：“伊辙布染受风寒，由疟变痢，并无畏罪自尽情弊。”但这不能排除伊辙布做贼心虚、畏罪自尽的可能，也不能排除有慕后黑手暗杀的可能。伊辙布死在押解进京的途中，不得不让入怀疑。乾隆的过人之处是，他没有纠缠于伊辙布的死因，而是迅速寻找其他突破口。伊辙布死了，他的财富不会死，况且伍拉纳、浦霖等人还活着。乾隆严旨催促审讯其他人犯，同时申饬福建周边各省地方官，截留人犯及其家属的船只、行李，还派官员查抄人犯原籍地的家产。乾隆准备从调查人犯的财富入手，深挖下去。长麟、魁伦不得不动起来，追究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赃款，很快查出福建盐务衙门长期向闽浙总督馈送陋规的事情。自乾隆四十四年起，历任总督每年都收受白银两万两至五万两不等，伍拉纳任内共收过十五万两银子，浦霖则在乾隆五十七年向盐商索取贿赂两万两白银。此外，伍拉纳、浦霖分两次各接受厦门同知黄奠邦白银九千二百两。两人对福建盐务、厦门同知的两笔赃款供认不讳，但不承认有其他贪腐行为。伍拉纳、浦霖那边还在“挤牙育”，朝廷对他们的财产查抄之后却收获颇丰。伍拉纳等人在案发之时就开始有意识地转移财户。并安排隐藏在原籍地的部分财产。但是，乾隆明显对抄家之事已是老手了，对这些转移财产的伎俩非常熟悉，终究还是在七八月间查获了人犯的大量家产。督抚的年俸不到两百两银子，养廉银不到两万两，那么伍拉纳等人积攒了多少家产呢？伍拉纳财产如下：九月十九日，苏州知府截获伍拉纳家人船只两艘，从中抄出元丝银五百五十两，嵌玉如意一百一十二柄，洋灰里羊皮四百九十四张，绸缎纱罗衣等五百六十七件，铜锡等项器具四百一十七件，其他小件不计。《清史稿》记载，在他家抄出存银四十万两有余，如意一百余柄。浦霖财产如下：住房九所，田三千二百二十六亩，金锭、金叶共重五百二十六两六钱，金如意首饰重二百五十八两，银二十八万四千三百一十四两，元宝五万一千二百两，纹银十九万三千两，盐匹银两万七千四百两，元丝银两千七百二十九两，洋钱一万三千八百元，银首饰重六百三十两，珠两千零七十四粒，三镶玉如意一百五十七柄。浦霖似乎酷爱皮草，在其家中抄出狐皮等三千一百一十四张。此外，朝珠、玉器、珊瑚、宝石、绸缎等不计其数。他的财产也明显超出了正常收入。伊辙布财产如下：北京东单附近胡同的住房一所，共八十六间，取租房二十一间，关东地一百六十亩，古北口外沈家屯处地六顷七十一亩，涿州、香河等处圈地三顷三十四亩。除房地现银以外，伊辙布并没有多少金银财宝。负责清查的大臣伊龄阿认为“实非情理，必有隐匿寄顿之处”，奏请继续查抄，随时具奏。钱受椿财产如下：在江西境内截获转移的财产，计有金叶、金锭共两千七百七十八两，纹银六千七百两，洋钱八万两千元，小洋钱一千元，金如意九柄，重一百四十九两，大小珠七百七十粒，嵌梅花珠二百七十二粒，珊瑚朝珠五十一盘等。在江苏查抄家产，计有住房一所，共计四十五间，田一百一十四亩，市平银三万八千两，洋钱三万三千四百元等，此外还有沉香山一座，上有金人一百二十个，共重三百五十八两。钱受椿似乎也酷爱皮草，在江西截获海鼠皮等二千一百二十三张，在常熟抄出洋灰鼠皮等一千四百三十四张。伍拉纳四人的巨额财产，明显超出了正常收入。那么，这些财富是哪儿来的呢？伍拉纳等人没说，但根据同时期的礼亲王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记载，伍拉纳在福建搜刮民财，勒索州县官员，“有不纳者，锁锢逼勒”，以致上行下效。福建州县官员挪用公款，贿赂公行，贪腐成风，声名狼藉。昭梿的记载也得到了民谣的佐证。福州有民谣说：“五老冠不正，双狮死要钱。两台乌暗暗，唯有烛光明。”“五老”指的是伍拉纳，“双狮”指布政使、按察使；“两台”指的是督抚二人，清朝尊称总督为“制台”，尊称巡抚为“抚台”。民谣的前三句说的是伍拉纳、浦霖等人自身不正，贪婪污浊，败坏了福建社会风气，只剩下蜡烛的微弱光亮了。可恨伍拉纳等人长期盘踞福建，最终形成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无官不贪”的官场黑暗局面，清白官员反而难以立足。为什么会形成督抚藩臬沆瀣一气的黑暗局面呢？在制度上，所有官员，不管是一品总督，还是不入流的典吏，都是朝廷命官。各人只是职位不同，品级有高下之分，却没有人格高低，更没有命令与依从关系。事实上，皇帝也不允许地方大员挟权自重，如果下级都对上司言听计从，督抚就会掌握地方实权，尾大不掉，甚至出现割据一方的局面。因此，朝廷设置了一系列分权制衡和监察制度。且不说监察官员可以随时弹劾不法官员，也不说地方八旗军队直辖于中央，单就人事权来看，所有人事任免权都集中在朝廷的吏部，吏部掌握天下官员的档案、调动、遴选和奖惩，皇帝可以否决任何一项人事命令。同时，朝廷定期考核所有官员，发布进退命令。从纸面上看，天下官员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而不在地方督抚或者部门长官的手中。现实情况却是，下级官员逢迎攀附长官的现象比比皆是，一切政务唯长官马首是瞻。朝廷礼制规定官员相见行作揖礼，现实却是知县见督抚要行跪拜之礼，手举名帖过头禀报。更严重的，部分地区或者部门甚至形成了上下级依附关系，官员们共进退同荣辱，一朝天子一朝臣。清朝把地方和部门主官称为“正印官”。正印官的清廉与否和能力高低，似乎决定了所在衙门的风气与政绩。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是因为正印官在实践中掌握着下属的福祸荣辱。首先，正印官在实践中掌握了人事任兔、调动的实权。他们往往借口“人地相宜”或者工作需要等，举荐官员，掌握了重要职位的推荐权。朝廷通常会批准高官大员的举荐。这部分的职位总数大概占地方官缺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其他职位，督抚、尚书也可以借口办差、管案等事由，调离在岗官员，甚至干临成立临时机构安括官员，这就造成官员和实际职位脱离，任由长官支配的局面。朝廷任命的官员，上司有种种办法不让他实际到任。清朝中后期，有很多官员由吏部分发到地方任知县，却辗转多年，没有一年实任。其次，官员的考核权也落入了督抚等高官手中。每到京察、大计年份，皇帝只有精力亲自考核大学士、督抚、尚侍等高官，绝大多数官员的考核工作就由所在衙门的正印官负责。乾隆说：“夫用人之柄操之于联，而察史之责则不得不委之督抚。”具体到地方，就是督抚考核藩桌，藩桌再考核道府州县官员。一个知县三年干得好坏，是升迁还是斥革，事实上由总督、巡抚说了算。至于钱粮赋税、司法刑狱、科举文教等日常工作是否称职，更是由长官来评定。这两项实权相互叠加，督抚高官已经牢牢掌握了下属的进退祸福。那如果上司的指令是错误的，或者有违法违规的风险呢？下级官员肯定知道什么事合法、什么事非法，但还是会冒着风险甚至昧着良心去做。因为抗命的后果立竿见影，而执行上司指令产生的风险，却是不确定的，到时候先由上司顶着，再由普遍性的现象作为挡箭牌。最终，衙门成了正印官的“一言堂”，正印官为所欲为，畅通无阻，长官意志决定了衙门的行为。具体到福建，伍拉纳、浦霖久居高位，有足够的时间把全省官员塑造成同党。官员贪腐案件之所以一查就是窝案，原因就在于此。话说，伍拉纳、浦霖等人抄家抄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如果不是历年贪腐所得，又是哪儿来的呢？他二人都推说是多年俸禄、养廉剩余所得，部分财宝是下属所送年节礼品，具体情况因年久记不清了。乾隆认为伍拉纳是避重就轻，遂下令把伍拉纳、浦霖押解进京，交军机处严审。当时的军机大臣是满族人阿桂、和珅和汉族人王杰、董诰四个人。阿桂常年外出办差，而王杰、董诰两个老臣不管事，实权操于和珅的手中。和珅是伍拉纳的姻亲，有心救他一命。乾隆命令提伍拉纳、浦霖进京，和珅先是故意拖延时日，他知道乾隆皇帝决心禅位，所以打算拖到明年新皇帝登基大赦，可以恩赦伍拉纳死罪。想不到，乾隆时刻惦记着人犯，眼看拖延不至，直接派遣一名侍卫半路拿人，将人犯押解到丰泽园亲讯。至此，和珅也无能为力了。伍拉纳的命运，只能看运气了。当长麟、魁伦奉旨严审伍拉纳、浦霖时，还真发现了两人有其他劣迹，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泰县械斗命案。此案积压已久，省里拖延不办。案件原本就死亡十数人，又硬生生在监狱里关死了十个人。此案案情并不复杂，但放入福建官场省政以贿成风、拖沓成性的黑暗风气中，就变得复杂了。伍拉纳主导的福建政治风气，不以高效、公正地处理政务为标准，而是以一团和气、保持现有局面为准。长泰县械斗案不幸产生于这样的政治风气之中，最终拖延成一桩惨剧。伍拉纳、浦霖负有领导责任。伍拉纳抵京后，乾隆在丰泽园亲自审讯伍拉纳。伍拉纳一开始百般狡辩，直至乾隆下令用刑，伍拉纳这才认罪，但只承认收受过厦门同知黄奠邦的贿赂，其他的推脱不知。乾隆已经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哪里有精力和伍拉纳耗下去，便转交军机处严审。十月初七，军机处各位大臣会审伍拉纳、浦霖。我们来看看当日的审讯记录。军机大臣问浦霖：“浦霖，现在浙江查出你家产二十八万余两白银，此外还有金器、田产、房屋等。这些财物都是哪儿来的，是不是贪污勒索而来？另外，你的儿子浦煌供认，你还于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在他的房子地下埋了十万两白银。当时你尚未到福建巡抚任上，这些银子又是哪里来的？你如果没有做亏心事，为什么预先在儿子家埋藏银两？”浦霖回答：“蒙皇上天恩，我担任巡抚十年，养廉银有十余万两，在司道任内多年，还有数万两银子。这些收入除了正常开支外，剩余了十万两左右。我做秀才的时候，在扬州给富商教书十年，积攒了上万两银子。后来续娶了胡氏，得到五千两嫁妆。我岳父岳母只有这一个女儿，所以把所有家产都给了我们，变卖后有五万余两银子。我将这些银子用来投资，这些年来收益有二十余万两银子。至于为什么在家里埋银子，那是我老婆做的事，我完全不知情。”军机大臣问伍拉纳：“伍拉纳，黄奠邦供认送给你九千二百两银子，你收下了。此外你必有其他贪腐行为。浦霖供认曾受过知府、知县一两千元花边银，你是总督，比巡抚的职分大，那些官员难道没有给你送过银子？”伍拉纳回答：“黄奠邦是厦门同知，缺分较好，所以送我银子。我是收了。我平时略有积蓄，又知道其他属员都有亏空，怕进京后蒙皇上天恩又有任用，我不能回归本任，他们亏空败露都推到我身上，所以我在任和进京都没有叫他们帮过银两。至于我现在的家产，是我历任官职收到的俸禄和养廉银积攒的，我又在总督任内得过盐务陋规共十四五万两。”伍拉纳和浦霖都把巨额财产说成主要靠正常收入结余，只承认了一两笔贿赂。军机大臣又问两人：“长泰县械斗一案，按察使钱受椿替地方向你们禀请抽卷。你们如果没有接受钱受椿的馈送，为什么答应将案卷发还？”两人回答：“长泰县械斗一案，我们是因为案情重大，拖延了很久没法结案，正凶又迟迟没有抓获，担心一经参奏，显得地方司法废弛，心里实在害怕，导致一时糊涂，就答应钱受椿，把案卷发还了。如果真有串通分赃的事，钱受椿、全士潮等人岂肯替我们隐瞒？”总之，伍拉纳、浦霖坚决不承认平日有串通舞弊的问题，时把巨额财产说成是省吃俭用所得。如果说，他们两个人当官几十年不吃不喝，把所有收入都积攒下来，再加以经营，且年年都盈利，的确能形成如此巨大的资产规模，但是这可能吗？君臣上下都不相信伍拉纳、浦霖的诡辩。事实上，乾隆早在九月初就下旨：“此案续行查出，于其罪亦无可加，即使未能得实，其罪亦无可减。”这既可以解读为，乾隆认为现有的犯罪事实就足够治伍拉纳等人重罪，也可以解读为乾隆皇帝有意结案，放弃彻底追究真相了。毕竟，当时乾隆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并确定在第二年禅让。他对伍拉纳的行径深恶痛绝。乾隆希望自己创建的盛世能够成为一个传奇，被千古传颂，谁知道在即将闭幕之时暴露出福建贪腐窝案，这是给“乾隆盛世”抹黑！既然是抹黑，乾隆就希望在退位前彻底了结它，把坏事做成反腐倡廉的好事。他也不希望伍拉纳案拖到明年，赶上新皇登基的大赦。所以，从十月初起，乾隆皇帝陆续下旨，亲自做出最后宣判。乾隆对此案的总结性陈词是：“福建地方近年以来，自督抚司道以及各府州县通同一气，分肥饱素，玩法营私，以致通省仓库钱粮亏空累累、盗风日炽，甚至人命重案，藐法徇情，殊出情理之外。”首犯伍拉纳、浦霖立即处斩；子孙发遣至伊犁。布政使伊辙布按“凡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监侯。”伊辙布已经死亡，故追究子孙责任，将其全部发遣至伊犁。伊辙布的管账师爷吴义添，帮着雇主胡作非为，判处在福州枷号示众三个月，再发给厄鲁待为奴，其家产抄没入官。福建藩库前任库吏周经以微未员吏，侵亏帑项至八万余两，立即处斩；书吏罗嘉信等人目睹周经的不法行为，不力阻，不揭发，发遣至新疆为奴。按察使钱受椿与督抚串通，贪污妄为，民怨极大。乾隆原本想把钱受椿提解至北京亲自审问，大臣们劝阻说钱受椿品级不够皇上御审。乾隆对他愤恨难平，下令将钱受椿公开斩首，斩首之前由督抚亲自监视，先刑夹两次、重打四十大板，再传集福州的所有官员观斩。向浦霖行贿的史恒岱、石永福，向钱受椿行贿的全士潮、顾掞，以及其他行贿但没有贪污的官员，革职，发遣至伊犁。知县彭良谡、胡启文亏空过万，处斩。其余亏空在一千两以上的官员，处罚依次递减。前任闽浙总督富勒浑，索取盐商贿赂五万五千两，之前因为在两广总督任内犯案革职，且已老迈，开恩发往热河效力赎罪；前任闽浙总督雅德，索取盐商贿赂四万五千两，革职，发遣至伊犁。现任闽浙总督长麟查办此案，意存化大为小，沽名取巧，革职，抄没家产入官，发遣新疆效力赎罪。现任福州将军魁伦查办案件，“思做好人”，本应治罪，念在此案是他揭发的，且最终审出真相，免予处罚。所遗闽浙总督空缺，由魁伦兼署。现任福建巡抚姚棻，被举报有贪污挪用问题，查无实证，仍任福建巡抚。禅让大典在即，乾隆的意思是除已经暴露的线索外，“不必辗韩根究”，迅速结案。但是，伍拉纳、浦霖盘踞福建多年，关系盘根错节，案情繁复错杂，要想结案，福建省后续工作就会很繁重。魁伦署理闽浙总督后，因为办案不力受到申斥，故加重惩处涉案官员。受命善后财政的新任布政使田凤仪查账时不论动态支出，只以现存银两为断，追求迅速结案，上奏将亏空一万两以上官员全部处斩，李堂、胡启文、彭良谡等十名官员因此被杀。其余案犯分别受到革职、流放等处分。福建地方官场几乎为之一空。十二月十日，案件终于赶在乾隆末年的最后时刻了结，正式成为乾隆时期的最后一桩贪腐案件。二十天后，“乾隆盛世”正式谢幕。乾隆为了博取盛名，对福建贪腐窝案的处理显得草率了。事后再认真核计各州县的库存银两时，竟然发现比清查数额多出了数十万两银子，可见当时为了追求迅速结案，冤枉了部分官员，甚至可能冤杀了个别官员。再看几位办案人员的命运：布政使田凤仪在嘉庆二年升任福建巡抚，同年病逝。嘉庆五年，魁伦在四川总督任内，因为在剿灭白莲教起义中贻误军机，嘉庆皇帝赐他自尽。长麟则东山再起，再任总督、尚书、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升内阁大学士，嘉庆十六年病逝，谥号“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