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泽平　　导读
本专题系列将教科书式地研究“货币创造”，包括货币流动性、货币流通速度、新货币政策框架、央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等。我们致力于专业扎实的深度研究，建立框架性的研究体系，恪守独立客观的研究立场，坚持追求事实和真相的研究态度。
本文从国内外货币层次划分对比、中国货币层次的结构分析、货币结构变化的原因等角度解读我们货币供给情况，分析我国的M1、M2。
　　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作为交易媒介，还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我国的货币范围经历了由现金扩大到存款、金融资产等转变。货币范围不断扩大、货币量日益增多。面对如此庞大的货币规模，有必要将其进行分解、划分层次、分别研究。一方面，可以为央行的金融决策提供一个清晰的货币供应结构图，掌握不同货币走势，采取不同措施进行调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变动进行观察，掌握经济状态，分析预测及变化趋势。　　货币创造、流动性分析不仅是政策执行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为此，我们撰写关于货币创造的系列专题文章。主要研究货币流动性、货币流通速度、新货币政策框架、央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等，探索货币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首篇将从国内外货币层次划分对比、中国货币层次的结构分析、货币结构变化的原因查找、重要指标的解读等角度解读我们货币层次，读懂我国的M1、M2。　　1 货币层次的划分　　所谓货币层次，是根据流动性对货币进行分层，不同层次的货币具有不同的流动性。八十年代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议各国将货币供应量分为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两个层次，并按照不同层次提供统计资料。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划分到M2，有些金融工具发达的国家甚至将货币层次增加至M7，扩大货币的外延。1994年，我国颁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供应量统计和公布暂行办法》，正式确定并按季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并对货币进行分层。　　1.1 国际货币层次的划分　　一般来说，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货币的变现能力将货币分为以下4个层次。M1=现金+活期存款；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M3=M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M4=M3+金融机构外的短期金融工具。但是各国有各自的划分标准，不同时期的货币层次划分也可能不相同，基本思路都是按照货币的流动性进行划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0年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中取消了对货币和货币分层的定义，从属于广义货币的金融资产、货币持有部门和货币发行部门来定义货币。　　M0=现金，包括流通于居民手中的现金和企业单位的备用金；狭义货币M1=M0+活存+邮政汇划资金+国库接受的私人活期存款；广义货币M2=M1+准货币，准货币包括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外币存款、各种通知放款及各种短期信用工具，比如政府短期债券、银行承兑汇票。　　美国：美联储从1960年开始公布货币统计数据。早期只有M1，且把M1当做货币政策目标；1971年开始公布M2、M3；1993年美联储放弃货币供应量，调整以利率为宏观调控的手段；美联储认为M3不能提供更多的经济信息，且在货币政策操作中M3不发挥作用，2006年3月开始不公布M3。　　M1=国库、联邦储备系统和存款机构以外的现金+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不包括存款机构、美国政府、外国银行和官方机构在商业银行的存款）+非银行发行的旅行支票+其他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性质相近的存款（比如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NOW、自动转账服务ATS等）。　　M2=M1+储蓄存款+存款机构发行的隔夜回购协议+美国银行向美国居民发行的隔夜欧洲美元+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小额定期存款+零售市场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合并调整。　　M3=M2+大额定期存款+机构持有的MMMF+存款机构发行的定期回购协议+定期欧洲美元+合并调整。　　L=M3+储蓄债券+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短期政府债券等短期流动资产。　　　　欧盟：狭义货币M1=流通中的现金+隔夜存款；中间货币M2=M1+两年以下的定期存款+三个月以内的通知存款；广义货币M3=M2+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市场票据+两年以内的债券。　　　　英国：1970年开始公布M1、M2、M3。在之后的40年内进行18次的调整，增加到M5。在调整中，英格兰银行认为M1、M2、M3重要性在下降，故1992年开始只公布M0、M4。2006年5月不再公布M0，取而代之的是现钞和硬币。目前英国主要公布现钞和硬币、M4。　　NIBM1=流通中的纸币与硬币+非银行私人部门NBPS不含利息收益的银行活期存款；M1=NIBM1+NBPS有利息收益的活期存款；M2=M1+非银行非建筑协会私人部门NBNBSPS可签支票（数额小于1万）+1个月以内建筑协会存款：英镑M3=流通中的纸币与硬币+银行对NBPS的英镑债务；M4=流通中的纸币与硬币+银行和建筑协会对NBNBSPS的英镑债务；M5=M4+NBNBSPS持有的国债、银行债和其他短期金融工具。　　　　日本：1949年之前就开始货币统计，主要包括货币流通量和银行券；1949年纳入活期存款；1955年扩大到即付存款；1967年增加定期存款；后多次对货币进行调整，在2008年4月将证券公司、短期资本公司和非常住居民排除在货币持有者的统计口径中，同时流动性L不再包括回购协议和现金抵押证券,增加了投资信托和银行发行的固定利率债券。　　M1=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可转让性存款+CDs；M3=M2+邮政、农协、渔协、信用组合和劳动金库的存款+货币信托和贷方信托存款；L=M3+除货币信托外的财产信托+投资信托+金融债券+银行发行的固定利率债券+金融机构签发的商业票据+本国政府债券+国外政府在日本发行的债券。　　　　印度：1935年7月开始公布货币统计。1961、1977、1998年对其进行调整。其中1998年构建了新的货币统计NM2、NM3。目前主要包括7个层次的货币统计，其中最重要的四个层次的货币统计分别为：　　NM0=基础货币=公众持有的现金+银行在印度储备银行的存款+印度储备银行的其他存款；NM1=公众持有的现金+企业的活期存款+印度储备银行的其他存款；NM2=M1+1年以内的定期存款；广义货币NM3=NM2+大于1年的定期存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银行系统的通知或定期存款。　　　　1.2 我国货币层次划分　　200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修订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方案的研究报告》提出我国货币供应量统计的六项原则，即相关性增强原则、可测性原则和成本效益比较原则、连续性原则、流动性原则、价值储藏手段原则和与国际接轨原则。　　1.2.1 三次统计口径的调整　　我国1994年10月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机构体系的规模增长、外资金融机构境内的日趋活跃，央行多次进行相关的调整。　　1）2001年6月：货币供应量产生结构性变化，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纳入M2。　　1999年到2000年，股票上涨，大量资金流入股市，货币供给严重低估。1999年指数从5月18日的1060点上涨到6月30日的1756点，增长65.66%。2000年增长55.56%。再加上1996年的7次降息，2000年1年期存款利率已降至2.25%。存款收益率下降，股市迅猛发展，大量存款流入保证金账户。2001年6月，将保证金纳入M2。调整后，2000年10月M2同比增速从12.3%增长至14%，11月从12.4%增长至15%。　　2）2002年3月：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增加我国外资、合资的人民币存款。　　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2002年2月1日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结构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大大扩展，可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贴现、外汇买卖等业务。因此，2002年3月将外资公司关于人民币存款业务纳入不同的货币层次。　　3）2011年：非存款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将其存款和住房公积金纳入M2。　　非存款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信托公司、租赁公司、证券机构、保险机构。随着其存款和住房公积金规模的扩大，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增长。纳入口径之后，2011年10月M2同比增长12.9%。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等焦点指标目前仍未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　　1.2.2 当前货币层次的划分　　目前我国公布的货币层次有M0、M1、M2。　　1）流通中的现金M0　　M0指的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发行减去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里的库存现金，包括境外流通的人民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贸易与投资的增加，境外人民币占比会逐渐提高。　　2）狭义货币供应量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存款　　随着银行卡功能的不断完善，个人的银行卡活期储蓄支付金额越来越多、用途越来越广，接近于现金的流动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M1只包括个人的信用卡存款，并不包括个人银行卡的活期存款，这一成分目前仍是计入M2。2003年曾提出将其划入M1，但后并未做出调整。　　3）广义货币供应量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　　其他存款包括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保证金、财政预算外存款、租赁保证金、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90%）、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及住房公积金存款等。　　4）未计入M2的主要成分　　外币存款：规模逐渐上升。外币存款曾被纳入M2，但实际统计中一直未包括。考虑到目前方便的结售汇，功能相对于人民币准货币，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影响，外币存款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上升。目前我国外汇存款已突破7000亿元。　　　　财政存款：计入M2的财政预算外只占极小比例。财政存款，指财政金库款项和政府财政拨给机关单位的经费以及其他特种公款等，包括中央财政存款、地方财政存款、财政预算外存款和国库定期存款，除财政预算外存款，其它均不计入M2。目前我国有接近5万亿元的财政存款。　　　　银行表外理财产品：迅速增长的理财产品。自2011年以来，信贷收紧，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迅速扩张。引起市场关注，而理财产品很多投向债市，资金紧张，银行赎回资金，部分引发了近期的债市的大幅调整。目前我国有20多万亿元的理财产品。　　　　2 货币供给结构分析　　根据经济主体持有货币的不同目的，持有不同形式的资产，从而货币被划分为不同层次类型。经典理论中认为货币供给主要受规模因素（收入、生产规模）和机会成本因素（替代产品的收益率）影响。在我国制度变量的影响不容忽视，主要指经济市场化、金融市场化、货币化进程等因素。故主要从这几个因素分析我国M1、准货币、M2的结构变化。　　2.1 呈倒U型的狭义货币M1结构分析　　1） 流通中的现金M0的变化：M0在M1中的比例逐步下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现金的持有量不断增加。2017年曾突破80000万亿元。但是得益于非现金结算的广泛发展及近期崛起的第三方支付，经济主体无需持有过多的现金即可满足交易需求，M0在M1的比重逐步下降。从1996年的31%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16%，稳定到2015年之后，得益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2017年下降到13%，且还处于下降趋势。　　　　2） 活期存款D的变化：活期存款的规模及其占M1的比重不断上升。　　目前活期存款已突破40000万亿元，且随着转账结算的方便使用，及占M1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比重突破86%。　　　　3） M0/D的变化：呈倒U型变化后逐步下降。　　由于居民和企业对货币的异质性需求，我国的M1结构呈现明显的倒U型结构特征，这在发达国家前所未见。从1978年的0.288上升到1990年的0.614，后下降到2015年的0.209。现金M0主要是居民持有的是居民的货币需求，而活期存款D主要是企业持有是企业的货币需求，居民和企业的异质性需求导致M1结构呈现这样的变化。主要是由制度变量因素引起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调拨分配、统制统收，企业并不需要出于交易动机的货币；我国价格自由化先是最终产品部门，后是生产资料部门，也对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居民分工的细化促进了经济交换活动，也促进了企业间的交换。　　　　2.2 居民储蓄快速下降的准货币QM结构分析　　准货币QM的变化主要取决于M1中漏出货币的多少，主要指的是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及资本市场方面的货币。截止到2017年，我国准货币存量为112万亿元，2010年约为43万亿元，7年时间2.6倍。　　　　1）居民储蓄存款占比最高，但回落明显。　　受益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剩余的闲置资金日益增多。且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特别是关于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个人所需要负担的费用增多，加剧了居民的储蓄意愿，储蓄存款不断增加。与居民储蓄存款长期上升趋势不同，居民储蓄存款占准货币的比重回落明显，2017年平均占比57.24%。说明我国居民理财意识增强，对闲置资金不再局限于储蓄存款，而是集多种金融产品于一体，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2）企业定期存款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在准货币中的比重也逐步上升。　　2006年在存款货币银行的统计口径中增加了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导致比重由2005年四季度的17.29%上升到到2006年一季度的24.07%。总体上看随着我国企业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国际化经营加深，企业在产销等环节的不确定性加大，不规律的资金支出最多，企业定期存款规模持续增加，占比也在稳步上升，2017年平均占比28.43%。　　　　3）口径的调整导致其他存款波动较为剧烈，比重在提高。　　2001年7月，我国把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纳入M2，导致之后数据波动剧烈。2006年其他存款数据来与央行编制的《存款性公司概览》，与原《银行概览》相比，不含信托存款和租赁保证金，导致2006年一季度占比只有0.92%，大幅下降。由于我国不断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其他存款占比波动幅度最大。2011年10月，我国重新调整M2口径，导致2011年四季度比重升至7.54%。不过在这些时点之间，其他存款的规模及比重也在明显波动，说明受证券市场行情的影响，证券公司保证金不稳定。不过随着口径的完善，会有更多种类资产被纳入，比例将会继续提高，2017年平均占比14.33%。　　2.3 长期向下的广义货币M2结构分析　　M2包含交易需要的M1，也包含用于预防和投资需要的准货币，其结构更加复杂和多变。　　1） M1、QM规模不断提高，M1在M2的比重长期下降后有所回升，QM则相反。　　整体上看，M1在不断提高，但其在M2的比重呈现震荡中下降的趋势。从1985年的64.26%一路下滑到1997年的39.14%。到2009年在波动中大致保持稳定，后从2010年的36.70%下降到2015年7月的26.10%。目前有所回升，到2017年8月，占比31.49%。说明满足交易需求的货币量在不断下降，更多货币以其他形式持有，货币需求更多向预防性和投机性需求倾斜。　　　　2） M2的进一步结构分析。　　储蓄存款经商业银行货币创造方式的信贷扩张，在M2的比重最大，2005年后占比有所回落，2017年占比平均39.61%。活期存款在M2的比重仅次于储蓄存款占比，除2014、2015年回落到20.80%外，相比较为平稳，保持在26%-30%之间。少数年小幅突破30%。其实，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本该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资本市场活跃和通胀预期上升下，储蓄存款比重下降，转化为活期存款，存款活期化。目前受到金融深化进程制度因素影响，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的总和呈现下降趋势。现金占M2的比重明显下降，更多的现金以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其他存款占M2的比重波动明显，比重不断上升。　　　　3 我国货币供给结构变化分析　　我国货币供给M2处于快速上升阶段，但由于M1、QM增长速度的不同，使得我国货币供给结构，及M1与QM的比值发生着变化。受经济基本面变化、资本市场收益率波动及金融深化进程等变量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结构短期波动剧烈，M1/QM长期处于下降趋势。　　　　3.1 货币供给结构长期向下的原因分析　　我国货币结构长期处于下降趋势，主要由以下几点因素造成：　　第一，支付工具的改善、金融产品的创新节约了经济主体对现金类资产的需求。随着非现金结算的普及，居民和企业有更多的资金以储蓄或定期的形式持有。　　第二，交易性需求和储蓄投资性需求弹性不一致。M1对应的是交易性货币需求，QM则主要对应的是储藏、投资性货币需求。交易性货币需求的边际收入弹性要小于后者，长期以来，就会导致M1的增长速度小于QM。　　第三，市场经济改革增加不确定性，预防性需求增大。自1998年的房产改革及其后的教育、医疗改革，居民需要承担的费用增加，伴随着物价、房价的上涨，居民需要囤积更多的储蓄资产，同时医疗和教育也要求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对于企业来说，我国经济与外国越来越接轨，风险不确定性因素加大，不得不加大自身积累。　　第四，财富不均，边际消费倾向下降，QM上升幅度大于M1。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均是货币供给结构长期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来源《货币结构变化和宏观经济变化的实证分析》）。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贫富差距扩大，消费整体减少，储蓄增加。　　3.2 货币供给结构短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从2000年开始至今，我国货币供给结构变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000年至2004年相对稳定阶段；2005年至2010年大幅波动阶段；2010年至2015年快速下降阶段；2015年至今的回升阶段。　　1）相对稳定阶段：2000年-2004年　　从2000年到2004年M1和QM保持着同步增长，其比值也相对稳定在60%左右。M1与QM增速的剪刀差维持在4%左右，甚至在2004年二季度达到0.06%。　　这主要与我国稳定的GDP增速和持续上升的物价相关。这一阶段我国GDP增速没有发生大幅变化，收入水平平稳增长。CPI同比增速不断向上，经济主体不得不保持较高的现金或活期。同时，当时对个人存款利息征收20%的利息税，减少了储蓄欲望，准货币并没有快速增长。　　　　2）大幅波动阶段：2005年-2010年　　在这一阶段我国货币结构经历了好几次大的波动起伏，M1与QM的剪刀差也较大。M1与QM的比值由2004年Q4的61.98%下降到2006年Q1的52.39%，后上升到2007年Q4的60.79%，随后下降到2009年Q1的49.86%，其后又上升到2010年Q2的58.06%。在M1与QM比值的底部时，M1与QM增速的剪刀差达到-10.13%和-14.09%；在M1与QM比值的顶部时，M1与QM增速的剪刀差达到6.74%和11.17%。说明，当剪刀差扩大时，比值会上升，反之亦然。　　这主要与我国大幅波动的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及剧烈波动的资产结构相关。2005年至2006年一季度，GDP增速从9%上升至12.4%，收入提高，物价却在回落，导致QM增速大幅超过M1。2006年后，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GDP增速从2006年的14.4%下滑到2009年Q1的6.52%。政府为了阻止经济的下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速回升。同时，2006年后股权分置改革全面推行，上证指数不断攀升，吸引了大量的储蓄，伴随着股票的波动，M1与QM频繁转化，比值剧烈波动。　　　　3）快速下降阶段：2010年-2015年　　在这一阶段中我国货币结构主要呈现下降趋势，M1与QM的比值大幅下降，M1与QM的剪刀差在2010年至2012年初出现回落。2010年初M1与QM增速的剪刀差为19.29%，而到2012年初M1与QM增速的剪刀差跌至-20.95%，跌幅近40个百分点。2012年初至2014年末，M1与QM增速的剪刀差小幅回升后逐步稳定，在-10%附近波动。　　这主要与我国GDP增速出现回落、物价水平下降有关。在这一阶段，我国GDP增速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至2012年第四季度的8.1%，2013年至2014年稳定在7.5%附近。CPI增速自2011年7月达峰值6.45%后出现回落，2013年开始在2%附近波动；同时PPI增速在2011年7月达峰值7.54%后出现大幅下跌，2012年9月跌至-3.55%。　　　　4）回升阶段：2015年至今　　在这一阶段中，我国货币结构出现回升，M1与QM的比值呈现上升趋势。M1与QM的剪刀差以上升为主，其中2015年初至3月出现小幅下降，随后在短期保持稳定后出现回升，2016年7月达该阶段峰值20.58%。　　这主要与我国该阶段内GDP增速稳定、物价水平上升有关。2015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我国季度GDP增速仅下降0.3个百分点，总体保持稳定。CPI增速在2.0附近波动，而PPI增速出现较大回升。2016年1月至11月，PPI同比增速上涨8.6个百分点，且PPI指数于9月回归正值。这导致现金与活期储蓄保持高位，M1同比增速呈现上涨趋势。　　　　3.3 货币供给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受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波动、制度改革、市场收益率等因素影响，民众将会相应改变其货币持有形式，进而导致M1与准货币QM之间的相互转换，使得货币供给结构发生变化。　　经济增长将使得经济主体选择以更多M1的形式持有货币，由此导致M1增加，准货币QM减少。当国内GDP增速保持较高水平时，企业的投资机会增加，企业对于信用货币M1需求增加；同时，企业会选择将定期存款取出，用于进一步的资本扩张，由此使得定期存款向现金、活期存款转化，M1快速上升。　　物价水平上升将使得M1持有量上升，而准货币QM持有量随之减少。狭义货币M1主要用于现实消费，当物价水平上涨时，消费性货币的需求量随之上升，导致M1增加；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消费性货币的增加必然导致储蓄性货币相应减少，由此带来准货币QM的余量逐渐减少。　　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金融深化、资金转换成本降低等因素，对我国货币结构产生一定影响。网络信息传播日益高速、货币替代品日渐增加、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渐发展，使得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量下降，M1/QM的比重随之下降；随着证券市场、多元投资环境的发展，民众的投资选择日益增加，资金转换成本日益降低，使得人们对于储蓄性货币需求减少，导致准货币QM减少。　　就股票市场而言，股价的变动将对货币结构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进而导致货币结构的变化。当股市向好时，民众对于股票的投资热情加大，M1加速向准货币QM转化，使得准货币存量增加；而对于企业来说，这也会使得企业上市融资变得容易，又使得准货币向M1转化，M1存量随之增加。　　4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读　　M2/GDP常用来衡量经济货币化程度，而我国存在着M2/GDP数值异常偏高的情况，这与我国M2长期过高密不可分；M1与M2剪刀差、M1/M2常用来衡量市场流动性偏好，而我国M1/M2指标持续下降，M1与M2剪刀差的高位，反映出民众对货币交易性需求减弱、储蓄型需求偏高的情况；CPI与M1/QM呈现出正向变动关系，而M2变动对CPI影响并不明显。　　4.1 经济货币化程度指标M2/GDP过高　　M2/GDP是指广义货币占GDP的比值，通常用该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一般来说，经济货币化比率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表现为正相关，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货币化比率越高。改革开放后，我国M2/GDP数值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突破100%，超越了大部分欧美国家。　　M2/GDP数值的持续上升，一方面展现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状；但另一方面，M2/GDP异常偏高的数值却难以客观准确的反映我国货币化进程。M2/GDP数值异常偏高，反映出我国经济存在经济结构失衡、市场预防性储蓄意愿过强等问题。2000年我国国民总储蓄率为35.63%，而至2015年总储蓄率升至47.9%，尽管自2010年起我国国民储蓄率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但长期来看总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导致M2/GDP占比持续上升。　　客观来看，M2/GDP比值持续偏高，主要是由于国内M2增长速度超过了GDP增长增速。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处于过剩的阶段，融资比例失调、储蓄率偏高进一步导致M2过快增加。自1986年以来至2017年4月，M2同比增长始终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最近才略有下降在9%左右。M2增长过快，将导致M2/GDP比率偏高，使得我国每增加一定量的GDP都必须投入更多的货币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4.2 流动性指标M1/M2 及M1、M2同比差　　M1与M2剪刀差、M1/M2指标通常用来衡量市场的流动性偏好，而M1/M2指标数值逐年下降，M1与M2剪刀差在不断扩大，尽管最近有收窄趋势但仍处高点。2015年3月M1与M2剪刀差为-8.7%，而至2016年11月该数值已达11.3%，增幅20个百分点；1985年我国M1/M2指标为64.26%，而到2015年该指标仅剩28.8%，20年间下降了约35个百分点。其间，准货币QM所占比重逐步超过M1所占比重，2015年QM所占比重已达71.2%，准货币逐步占据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M1与M2剪刀差的变化主要以M1快速增长为主导，期间广义货币M2并未出现较大波动。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M1同比增长近20个百分点，而同期M2却下降了0.2个百分点。M1呈现增长趋势，主要是由于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债券以及企业信用类债券的大量发行，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改善明显；而2013年末同业存单的快速增长，减少了银行存款量，使得M2未出现同步增长，剪刀差逐步扩大。　　我国M1与M2剪刀差维持高位、M1/M2指标下降，反映出国内民众对货币的交易性需求逐步减弱，存款定期化比重较高。相比而言，准货币QM所占比例日益上升，反映出国内民众较高的储蓄倾向。受我国传统社会观念、有待完善的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影响，居民对购房、医疗、养老等预期支出加大，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准货币比重日益提高。　　长期来看，货币结构中准货币比重不断上升，流动性货币比重下降，将导致货币对物价的影响力降低。在货币结构中，准货币主要执行资产职能，常用于资产增值与财富累积；而现金、活期存款等用于执行媒介职能，常作为交易媒介购买商品，对物价具有直接影响。因此，M1/M2数值进一步下降，将导致货币对价格影响力降低，使得国内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　　　　4.3 CPI与M1、M2关联性减弱　　CPI上涨将导致狭义货币M1增加、准货币QM减少，因此CPI同比与M1/QM呈现正向变动关系。狭义货币M1主要行使现实消费的职能，因此物价水平会对M1产生直接影响。一般来说，物价水平越高，市场所需要的交易性货币量需求越大，此时，用于执行交易媒介职能的狭义货币M1将随之增加，而用于执行资产职能的准货币则随之减少，导致了CPI与货币供给结构间的正向联系。　　理论上来看，M2的持续增加将导致我国CPI指数上涨；但就实际来看，近年来M2对CPI影响并不明显。首先，由于CPI指数并不包括资本市场与大宗资产价格，而近年来大量的M2流入房产与股票市场，导致M2变动没有在CPI上得到很好的反映；其次，我国货币政策的落实具有一定滞后性，政策的形成、改进、落实将经历很长的过程，因此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不能及时而准确的表现在物价水平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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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连平：中国为什么要搞财政赤字货币化？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作者简介：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邓志超 植信投资研究院秘书长、资深研究员近日来，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持中国财政赤字应该货币化的观点认为：近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频发，各国执行货币大宽松的环境下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这样的状态已经超越了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解释范畴，应该用现代货币理论（MMT）来指导货币政策实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各国财政异常困难，应该考虑非常时期的非常应对；特别是对于我国而言，本不富裕的财政在抗疫的同时，还要支持“六保”任务，这使得中国有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此，我们持不同观点。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较强、财政政策可拓展资源较多、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仍有良好的空间等方面来看，当前中国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危害，从长期看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十分慎重。一、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含义需要厘清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之间不能划上等号。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满足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有条件地配合财政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此投放货币流动性，帮助财政融资；再如中央银行的货币工具中，有些以国债为抵押品，通过调节这些货币工具的使用规模，可以间接调控金融市场对国债需求；央行压低市场利率，降低财政融资的成本，等等。而财政赤字货币化，特指的是中央银行在上述业务开展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为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或者政府向中央银行透支，或者以零利率发行永续国债，等等。这可以看做是广义层面上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几乎是无底线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极端的。两者的区别在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常规政策，其围绕的核心点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前提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财政赤字货币化常常出现在危机应对之中，其直接目标是不受限制地提供财政融资，其实质是财政政策无偿占用货币政策资源，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本丧失，对经济体具有系统性的危害。因此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为法律所禁止。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别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还在于不按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中央银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国债、降准并指导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以及各种以国债抵押为载体的工具都是对财政融资的支持。这些货币政策操作是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市场机构共同完成的，目的是对财政融资形成必要的市场约束。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走向极端的话，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同属于政府部门，一个发债一个直接印钞买债，财政和货币当局“左手倒右手”，既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也脱离了市场定价。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趋势性和“无成本”两个特点。从前文的分析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政府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拿钱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国债在一级市场融资，也可能是直接透支，并且是零利率。从字面上理解，“化”字代表的是一种长期趋势。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趋势性的财政向央行直接拿钱行为才可以被认定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因为趋势性的变化会持续产生影响经济且形成新的规则，而偶然因为巨大外部冲击而需要采取的措施，其影响可能是一次性的。从这一点上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常规支持，如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不能与财政赤字货币化划上等号。人类历史上严格杜绝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间并不长，之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历史都以悲剧告终，在沉重教训和实践经验下有关国家痛定思痛，才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为政府融资。另一方面，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趋势形成，财政融资就基本上是“无成本”的。这是因为既然政府可以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没有偿还的约束，那还有什么必要付息呢？因此，往往通过“借新还旧”、有期限债务转化成永续债、让中央银行核销等方式逃避债务偿还，最终实现“无成本”。然而，这看似无成本的操作，实际上却是以通胀或资产价格猛涨的方式让整个社会来为财政赤字货币化行为买单。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通常需要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针对于不同时期，政府采用的政策手段是不同的。理论上，在没有发生外生冲击的情况下，经济体内生的周期性变化应该以常规政策手段进行调节，其主导思想是“削峰填谷”的逆周期思维。经济上升期，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经济下行期，加大财政支出和投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而当经济体遭受较大的外部冲击，常规的逆周期政策已经不管用、经济体无法自行恢复或者自行恢复时期过于漫长时，政府就有可能突破常规政策规则、采取大力度的较为极端的手段，进行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但是，危机应对往往容易产生扰乱原有市场规则、经济恢复后难以退出、政府行为失范和失控的道德风险等负作用。所以，各国政府在不到万不得已时都不会轻易启动危机应对。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始终未能解决精英阶层占据绝大部分资源进而使得收入分配越发不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一再加码、政客为当选许诺过高福利而导致财政赤字一再高企等问题，使得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长期运行在一个日渐削弱的财政基础上，以至于当危机再度来临时，欧美国家可以采用的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都较为有限。加之一次次的危机冲击，一步步地压缩了这些国家本已不多的政策空间，同时也耗尽了本就不富裕的财政资源。这使得欧美等发达国家即便在面对正常的经济下行周期而非危机冲击时，财政政策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常常需要动用危机应对手段来刺激经济。在此背景下，事实上也是被逼无奈，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开始考虑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见，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体内固有的矛盾和一次次的危机冲击，导致其危机应对行为常态化，才使其走上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条“不归之路”。二、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尚不成熟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几乎无所作为，放任了危机持续发酵，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严重挑战。凯恩斯以当时的宏观背景为鉴写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为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基石，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思想。上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良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一步稳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影响和地位。七十年代后，爆发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亚洲金融(港股00662)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和本次新冠疫情等多次危机冲击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发现，财政赤字越陷越深。理论上，危机消耗财政资源，财政资源不足由赤字来补，赤字刺激经济恢复，经济好转后再弥补过去的赤字。但经济增长本就处于下行周期，同时危机频发，从上一次危机中走出来的经济可能刚刚好转，还未来得及弥补上次的赤字，就形成了“旧债还未还完又欠新债”，最后只能“借更大的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使得经济体一再无奈地拖着越来越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前行。据IMF估计，疫情过去之后，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可能从105%提高到122%，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将达到GDP的15%，抑或更高。在此背景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急需为其行为找到理论的支撑，于是现代货币理论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现代货币理论重点讨论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该理论认为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货币承担记账的职能，政府可以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支出先于收入；在主权货币制度不破产的情况下，可将国债发行与货币政策有条件地打通。现代货币理论强调，财政政策应该执行“功能财政”，实现经济体的充分就业。这就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危机时期，政府需要权衡的是到底道德风险重要还是经济稳定重要？而在大多数场合，政府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后者。同时，上世纪金本位制度的彻底瓦解也为政府“无限度印钞”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纸币本位下货币政策改以通货膨胀为锚，极大地便利了货币的扩张。而巧的是，近年来发生的危机中，通货膨胀都较为稳定，已有证据表明大量流动性进入资产领域。“功能财政+通胀稳定”使得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推崇现代货币理论。当前，全球范围的各国央行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危机，然而对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而言，其危机可能是常态化的，这就使得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开始考虑无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并已经走在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上。然而，现代货币理论始终没有解决“量化退出”问题。理论上退出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高通胀，但这会激起民众的不满；二是通过推高资产价格，而这又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市场大幅震荡，可能重演次贷危机。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流的经济学家大都不赞成现代货币理论。总体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熟。三、当前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无必要面对罕见的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国际经济挑战，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但却不能轻易盲目跟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目前日渐明朗的是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的确定性较大。政策制定有其前提条件，而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危机迫不得已时刻才可以动用极端的政策手段进行“抢救”。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GDP增速为-6.8%，为改革开放以来单季最低。市场对新冠疫情的冲击的预期也由最初的与非典时期相比较，调整为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足以说明疫情造成损失的严重性。然而，从3月和4月的各项经济数据强劲复苏的情况来看，经济韧性已经开始显现，走出疫情影响的确定性逐步增加。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些表述都未提及要采用非常规手段应对，表明即使疫情对中国经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依然在常规政策可以应对的范围内。五月中旬，我国疫情已经基本走入尾声，经济重启状况较好。4月末，97.5%的工业企业已经复工复产；5月，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宣布了复学通知。从短中期来看，似乎没有必要紧急启用大力度的危机应对的货币政策来支持财政政策，更何况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通常，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两个暗含的前提，一是财政资源存量不足以应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财政支出，二是财政融资遇到困难。综合考虑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状况，很明显，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方面，中国财政的举债空间依然不小，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政府债务率水平不足60%，长期以来执行3%的年度一般预算赤字率。财政负债的基本情况使得我国在面对疫情冲击时有足够的应对空间，也给予了财政后续融资以足够的信用。另一方面，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拥有的资产看，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除了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持有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份，未来随着进一步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企业中保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国有持股比例，在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的同时可以为未来财政带来可观的资金来源。当下还可以进一步盘活政府存款类资金的使用，截止到今年2月，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商业银行存款中国库定存以及机关团体存款合计为33.9万亿，且还在不断增加。这说明财政类存款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如适度加以盘活，则可以在短期内为财政政策提供可观的财务资源。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市场处于流动性陷阱中和市场利率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无效且几乎没有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而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践来看，尽管银行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个政策传导基本是正常的且效率正在改善，例如改进LPR报价机制，通过多次调降MLF利率切实引导了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下行。而货币政策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当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为9.5%，银行业的综合加权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0.4%。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每普降一个百分点，约可投放长期资金约2万亿。这意味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对于经济的刺激力度较大，也有助于以较大力度支持财政融资。同时我国的利率水平也远未接近于零，当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5%，三年期为2.75%；一年期贷款LPR报价为3.85%，五年期及以上贷款利率为4.65%，且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迹象。由此看来，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政策无效这一条件也不成立。当前我国债券市场经济运行状态良好，规则并未受到破坏。这里所谓的破坏指的是国债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扭曲，供给远远高于需求，导致国债利率走高，财政融资成本高企，财政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行国债，而这一点正是现代货币理论所强调的理论适用前提之一。疫情之前，我国债券市场一直对利率债“钟爱有加”。当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下行压力凸显，国债受到青睐。疫情发生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资金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这使得债券市场对国债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加大。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疫情进入尾声而全球疫情肆虐、中外国债收益率利差将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和中国金融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未来国际资本对国债的需求可能也会显著上升。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基本可以判断我国当前不存在国债市场无需求的可能，那又为什么要用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极端手段呢？相反，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央银行直接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发行零利率国债，反而会破坏债券市场的利率定价机制，使得整个市场的利率中枢受到破坏，价格信号出现紊乱。既然中国经济走出疫情确定性明显、现有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资源都较为充足、货币传导通畅且尚有政策空间、债券市场依然稳健有效，那么我国有什么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呢？四、清醒认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上述分析主要是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前中国不但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同时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本就有支持财政融资的功能，其采用的方式是以市场主体购买国债，而央行对市场主体释放流动性；通过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降低财政融资成本；直接进入国债二级市场，通过买卖调节国债市场。这一做法使财政赤字融资加上一个市场机制的约束，这个约束是由金融历史上多年累积的经验和教训转化而来，其意义深刻。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地方政府债券。第三十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暂且不论法律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仅就中央银行的法定货币信用而言，不通过市场主体而进行“左右手互倒”凭空创造货币信用的行为，就足以让市场主体对于法定货币失去信心，信用更是无从谈起，以及由此引发央行的各项货币政策、货币工具和预期管理的失灵。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会严重伤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功能。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对经济系统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和财政支出效率较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缓冲危机冲击和重启经济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口子一旦开启就会为为所欲为开方便之门；赤字规模就会不断扩张，“借新还旧”的螺旋式循环会一再上演。由此产生的危害并不只是政府行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失范，更是政府刺激经济行为的失控。扩张的赤字最终又会转化为货币流动性进入到社会，其出口或是通货膨胀或是资产价格猛涨，从而损害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从历史上多次恶性的通货膨胀事件的起因来看，无不是由政府利用货币为财政融资，初期纪律失范，后期行为失控所造成的。近年来，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的事件似乎减少，但资产价格猛涨，导致收入分配不平问题进一步发展，经济风险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对经济体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财政赤字货币化对市场化经济体制构建是一种倒退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预算软约束都广受各界诟病。因为在财政预算软约束下，资源使用效率低，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且政府挤占社会资源情况严重。同时，预算软约束支撑了各种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又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定价体系迟迟得不到发展。经过多年的行政治理和财政规范，特别是中央下决心打破“刚性兑付”后，预算软约束问题才得到明显改善。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相当于中央政府开始重走预算软约束的路，这将会出现比预算软约束更糟的状态，与市场配置资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南辕北辙。在现阶段人民币发行之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发行纪律受损。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脚步不断加快，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挑战将加大。人民币尚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无法像美元、欧元一样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财政赤字货币化必然削弱和损害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只会让投资者降低对人民币的信心，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与资本外流相互加强、抑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可能性。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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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连平：当前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无必要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近日来，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持中国财政赤字应该货币化的观点认为：近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频发，各国执行货币大宽松的环境下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这样的状态已经超越了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解释范畴，应该用现代货币理论（MMT）来指导货币政策实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各国财政异常困难，应该考虑非常时期的非常应对；特别是对于我国而言，本不富裕的财政在抗疫的同时，还要支持“六保”任务，这使得中国有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此，我们持不同观点。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较强、财政政策可拓展资源较多、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仍有良好的空间等方面来看，当前中国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危害，从长期看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十分慎重。一、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含义需要厘清　　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之间不能划上等号。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满足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有条件地配合财政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此投放货币流动性，帮助财政融资；再如中央银行的货币工具中，有些以国债为抵押品，通过调节这些货币工具的使用规模，可以间接调控金融市场对国债需求；央行压低市场利率，降低财政融资的成本，等等。而财政赤字货币化，特指的是中央银行在上述业务开展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为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或者政府向中央银行透支，或者以零利率发行永续国债，等等。这可以看做是广义层面上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几乎是无底线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极端的。两者的区别在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常规政策，其围绕的核心点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前提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财政赤字货币化常常出现在危机应对之中，其直接目标是不受限制地提供财政融资，其实质是财政政策无偿占用货币政策资源，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本丧失，对经济体具有系统性的危害。因此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为法律所禁止。　　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别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还在于不按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中央银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国债、降准并指导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以及各种以国债抵押为载体的工具都是对财政融资的支持。这些货币政策操作是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市场机构共同完成的，目的是对财政融资形成必要的市场约束。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走向极端的话，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同属于政府部门，一个发债一个直接印钞买债，财政和货币当局“左手倒右手”，既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也脱离了市场定价。　　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趋势性和“无成本”两个特点。从前文的分析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政府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拿钱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国债在一级市场融资，也可能是直接透支，并且是零利率。从字面上理解，“化”字代表的是一种长期趋势。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趋势性的财政向央行直接拿钱行为才可以被认定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因为趋势性的变化会持续产生影响经济且形成新的规则，而偶然因为巨大外部冲击而需要采取的措施，其影响可能是一次性的。从这一点上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常规支持，如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不能与财政赤字货币化划上等号。人类历史上严格杜绝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间并不长，之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历史都以悲剧告终，在沉重教训和实践经验下有关国家痛定思痛，才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为政府融资。另一方面，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趋势形成，财政融资就基本上是“无成本”的。这是因为既然政府可以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没有偿还的约束，那还有什么必要付息呢？因此，往往通过“借新还旧”、有期限债务转化成永续债、让中央银行核销等方式逃避债务偿还，最终实现“无成本”。然而，这看似无成本的操作，实际上却是以通胀或资产价格猛涨的方式让整个社会来为财政赤字货币化行为买单。　　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通常需要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针对于不同时期，政府采用的政策手段是不同的。理论上，在没有发生外生冲击的情况下，经济体内生的周期性变化应该以常规政策手段进行调节，其主导思想是“削峰填谷”的逆周期思维。经济上升期，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经济下行期，加大财政支出和投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而当经济体遭受较大的外部冲击，常规的逆周期政策已经不管用、经济体无法自行恢复或者自行恢复时期过于漫长时，政府就有可能突破常规政策规则、采取大力度的较为极端的手段，进行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但是，危机应对往往容易产生扰乱原有市场规则、经济恢复后难以退出、政府行为失范和失控的道德风险等负作用。所以，各国政府在不到万不得已时都不会轻易启动危机应对。　　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始终未能解决精英阶层占据绝大部分资源进而使得收入分配越发不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一再加码、政客为当选许诺过高福利而导致财政赤字一再高企等问题，使得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长期运行在一个日渐削弱的财政基础上，以至于当危机再度来临时，欧美国家可以采用的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都较为有限。加之一次次的危机冲击，一步步地压缩了这些国家本已不多的政策空间，同时也耗尽了本就不富裕的财政资源。这使得欧美等发达国家即便在面对正常的经济下行周期而非危机冲击时，财政政策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常常需要动用危机应对手段来刺激经济。在此背景下，事实上也是被逼无奈，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开始考虑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见，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体内固有的矛盾和一次次的危机冲击，导致其危机应对行为常态化，才使其走上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条“不归之路”。二、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尚不成熟　　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几乎无所作为，放任了危机持续发酵，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严重挑战。凯恩斯以当时的宏观背景为鉴写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为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基石，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思想。上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良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一步稳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影响和地位。七十年代后，爆发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和本次新冠疫情等多次危机冲击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发现，财政赤字越陷越深。理论上，危机消耗财政资源，财政资源不足由赤字来补，赤字刺激经济恢复，经济好转后再弥补过去的赤字。但经济增长本就处于下行周期，同时危机频发，从上一次危机中走出来的经济可能刚刚好转，还未来得及弥补上次的赤字，就形成了“旧债还未还完又欠新债”，最后只能“借更大的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使得经济体一再无奈地拖着越来越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前行。据IMF估计，疫情过去之后，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可能从105%提高到122%，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将达到GDP的15%，抑或更高。　　在此背景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急需为其行为找到理论的支撑，于是现代货币理论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现代货币理论重点讨论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该理论认为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货币承担记账的职能，政府可以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支出先于收入；在主权货币制度不破产的情况下，可将国债发行与货币政策有条件地打通。现代货币理论强调，财政政策应该执行“功能财政”，实现经济体的充分就业。这就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危机时期，政府需要权衡的是到底道德风险重要还是经济稳定重要？而在大多数场合，政府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后者。同时，上世纪金本位制度的彻底瓦解也为政府“无限度印钞”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纸币本位下货币政策改以通货膨胀为锚，极大地便利了货币的扩张。而巧的是，近年来发生的危机中，通货膨胀都较为稳定，已有证据表明大量流动性进入资产领域。　　“功能财政+通胀稳定”使得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推崇现代货币理论。当前，全球范围的各国央行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危机，然而对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而言，其危机可能是常态化的，这就使得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开始考虑无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并已经走在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上。然而，现代货币理论始终没有解决“量化退出”问题。理论上退出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高通胀，但这会激起民众的不满；二是通过推高资产价格，而这又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市场大幅震荡，可能重演次贷危机。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流的经济学家大都不赞成现代货币理论。总体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熟。三、当前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无必要　　面对罕见的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国际经济挑战，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但却不能轻易盲目跟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目前日渐明朗的是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的确定性较大。政策制定有其前提条件，而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危机迫不得已时刻才可以动用极端的政策手段进行“抢救”。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GDP增速为-6.8%，为改革开放以来单季最低。市场对新冠疫情的冲击的预期也由最初的与非典时期相比较，调整为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足以说明疫情造成损失的严重性。然而，从3月和4月的各项经济数据强劲复苏的情况来看，经济韧性已经开始显现，走出疫情影响的确定性逐步增加。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些表述都未提及要采用非常规手段应对，表明即使疫情对中国经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依然在常规政策可以应对的范围内。五月中旬，我国疫情已经基本走入尾声，经济重启状况较好。4月末，97.5%的工业企业已经复工复产；5月，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宣布了复学通知。从短中期来看，似乎没有必要紧急启用大力度的危机应对的货币政策来支持财政政策，更何况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通常，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两个暗含的前提，一是财政资源存量不足以应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财政支出，二是财政融资遇到困难。综合考虑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状况，很明显，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方面，中国财政的举债空间依然不小，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政府债务率水平不足60%，长期以来执行3%的年度一般预算赤字率。财政负债的基本情况使得我国在面对疫情冲击时有足够的应对空间，也给予了财政后续融资以足够的信用。另一方面，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拥有的资产看，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除了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持有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份，未来随着进一步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企业中保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国有持股比例，在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的同时可以为未来财政带来可观的资金来源。当下还可以进一步盘活政府存款类资金的使用，截止到今年2月，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商业银行存款中国库定存以及机关团体存款合计为33.9万亿，且还在不断增加。这说明财政类存款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如适度加以盘活，则可以在短期内为财政政策提供可观的财务资源。　　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市场处于流动性陷阱中和市场利率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无效且几乎没有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而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践来看，尽管银行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个政策传导基本是正常的且效率正在改善，例如改进LPR报价机制，通过多次调降MLF利率切实引导了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下行。而货币政策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当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为9.5%，银行业的综合加权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0.4%。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每普降一个百分点，约可投放长期资金约2万亿。这意味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对于经济的刺激力度较大，也有助于以较大力度支持财政融资。同时我国的利率水平也远未接近于零，当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5%，三年期为2.75%；一年期贷款LPR报价为3.85%，五年期及以上贷款利率为4.65%，且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迹象。由此看来，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政策无效这一条件也不成立。　　当前我国债券市场经济运行状态良好，规则并未受到破坏。这里所谓的破坏指的是国债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扭曲，供给远远高于需求，导致国债利率走高，财政融资成本高企，财政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行国债，而这一点正是现代货币理论所强调的理论适用前提之一。疫情之前，我国债券市场一直对利率债“钟爱有加”。当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下行压力凸显，国债受到青睐。疫情发生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资金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这使得债券市场对国债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加大。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疫情进入尾声而全球疫情肆虐、中外国债收益率利差将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和中国金融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未来国际资本对国债的需求可能也会显著上升。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基本可以判断我国当前不存在国债市场无需求的可能，那又为什么要用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极端手段呢？相反，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央银行直接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发行零利率国债，反而会破坏债券市场的利率定价机制，使得整个市场的利率中枢受到破坏，价格信号出现紊乱。　　既然中国经济走出疫情确定性明显、现有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资源都较为充足、货币传导通畅且尚有政策空间、债券市场依然稳健有效，那么我国有什么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呢？　四、清醒认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　　上述分析主要是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前中国不但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同时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本就有支持财政融资的功能，其采用的方式是以市场主体购买国债，而央行对市场主体释放流动性；通过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降低财政融资成本；直接进入国债二级市场，通过买卖调节国债市场。这一做法使财政赤字融资加上一个市场机制的约束，这个约束是由金融历史上多年累积的经验和教训转化而来，其意义深刻。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地方政府债券。第三十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暂且不论法律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仅就中央银行的法定货币信用而言，不通过市场主体而进行“左右手互倒”凭空创造货币信用的行为，就足以让市场主体对于法定货币失去信心，信用更是无从谈起，以及由此引发央行的各项货币政策、货币工具和预期管理的失灵。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会严重伤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功能。　　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对经济系统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和财政支出效率较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缓冲危机冲击和重启经济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口子一旦开启就会为为所欲为开方便之门；赤字规模就会不断扩张，“借新还旧”的螺旋式循环会一再上演。由此产生的危害并不只是政府行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失范，更是政府刺激经济行为的失控。扩张的赤字最终又会转化为货币流动性进入到社会，其出口或是通货膨胀或是资产价格猛涨，从而损害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从历史上多次恶性的通货膨胀事件的起因来看，无不是由政府利用货币为财政融资，初期纪律失范，后期行为失控所造成的。近年来，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的事件似乎减少，但资产价格猛涨，导致收入分配不平问题进一步发展，经济风险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对经济体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　　财政赤字货币化对市场化经济体制构建是一种倒退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预算软约束都广受各界诟病。因为在财政预算软约束下，资源使用效率低，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且政府挤占社会资源情况严重。同时，预算软约束支撑了各种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又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定价体系迟迟得不到发展。经过多年的行政治理和财政规范，特别是中央下决心打破“刚性兑付”后，预算软约束问题才得到明显改善。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相当于中央政府开始重走预算软约束的路，这将会出现比预算软约束更糟的状态，与市场配置资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南辕北辙。　　在现阶段人民币发行之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发行纪律受损。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脚步不断加快，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挑战将加大。人民币尚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无法像美元、欧元一样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财政赤字货币化必然削弱和损害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只会让投资者降低对人民币的信心，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与资本外流相互加强、抑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可能性。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植信投资研究院秘书长、资深研究员邓志超）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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