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这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调控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宏观调控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新方位，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效引领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在这一进程中，宏观调控工作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党中央经济政策框架，不断创新、持续完善，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把认识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宏观调控的大逻辑，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宏观调控牢牢把握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三大特征，不断调适理念、调适政策、调适方法，强化经济形势监测预测和政策措施预研储备，加强宏观政策组合运用，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预期，宏观调控各项指标符合预期。坚持把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根本遵循和工作主线，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针对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针对性，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而是紧紧围绕补短板、调结构、促升级，持之以恒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实现了三产超二产，需求结构实现了消费超投资。坚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巩固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把该稳的稳住，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市场预期稳定；推动该进的取得明显成效，“三去一降一补”和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进，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积累的丰富经验，为持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奠定了坚实基础。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宏观调控提出的新要求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历史性变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提炼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牢牢把握我们所处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牢牢把握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要求宏观调控紧紧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宏观调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推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同时应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不动摇，努力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切实增强宏观调控的战略定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布署。宏观调控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进行。一是紧紧咬定目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强化风险防控，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二是优化目标路径，既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为促改革、调结构创造良好条件；又要抓住时机持续推进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夯实根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健全宏观调控目标体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宏观调控工作思路必须更多聚焦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调控目标之间的衔接平衡。一是加强总量性指标和结构性指标的统筹。既防止经济运行大幅波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又有效引导各方面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二是加强全国指标和地方指标的统筹。全国指标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地方指标要加强与国家规划计划、宏观政策的衔接，确保国家战略有效实施。三是加强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的统筹。强化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生态环保指标的刚性约束，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发挥预期性指标的导向作用，有效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和市场预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手段。坚持宏观调控有度，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起来，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一是遵循市场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更多运用价格、税收、利率等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实现调控目标、优化资源配置。二是积极主动作为，近期要围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充分整合各方面资源力量重点突破。三是创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快统计体系改革，推动信息资源共享，为宏观调控提供支撑和保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持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紧围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创新思路、完善方式方法，努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国家发展规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必须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进实施。一是强化规划引导约束。增强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对公共预算、国土开发、资源配置等政策措施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有机结合，提高规划的引领性、指导性和约束性。二是健全规划体系。加强规划统筹管理，构建层次分明、功能清晰、相互协调的发展规划体系，强化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对总体规划、地方规划对国家规划的支撑，提升规划的系统性。三是创新规划实施机制。在对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实施进行中期评估和终结评估基础上，再组织开展年度监测评估，强化国家战略在各层面的统一落实，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健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把握我国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更好发挥财政、货币、消费、投资、产业、区域等政策工具的支撑作用，构建更加有效有力的宏观政策体系。一是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对平衡发展的积极作用。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健全地方税体系。加大财政支出优化整合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障调结构、促改革、补短板、惠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需要。持续推进减税降费，降低实体经济企业负担。二是提高货币政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优化促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政策组合。把握消费转型升级的新趋势，努力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四是强化投融资政策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好政府资金的撬动作用，促进政银企社结合，扩大有效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进一步放宽准入、提升服务、改善环境、强化监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五是精准实施产业政策。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统筹存量调整和增量优化，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人力资本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等方面加大投入支持和制度政策保障力度，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六是创新完善区域政策。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为引领，持续推进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优化“四大板块”和城乡协调发展，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国家级新区等创新发展龙头的引领示范效应，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前瞻性、灵活性和协同性，促进多重目标、多种政策、多项改革平衡协调联动。一是部门层面的协调。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加强对政策时序、边界、方向、目标的协调，实现财政、货币、产业、区域、投资等政策的优化组合，形成调控合力。二是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协调。中央层面要搞好顶层设计，充分考虑地方实际，最大限度调动地方积极性；地方层面要强化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解、执行和传导，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响应和实现宏观政策意图。三是国际层面的沟通协调。以更加宽广的全球视野，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及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和构建，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预期。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一是加强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强化底线思维，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和监测预警体系，重点提高财政、金融、房地产、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坚决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二是提升服务监管水平。密切关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主动优化服务、创新监管，明规矩于前、寓严管于中、施重惩于后、存包容于严，为新兴生产力成长开辟更大空间。三是强化社会预期管理。把预期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住市场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责任编辑:王小义]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中央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金融系统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切实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实力不断上升，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提高，多层次金融市场逐步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金融体系防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金融发展一般规律与我国金融改革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科学部署，是指导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行动指南，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一、主动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靠加快金融改革开放
　　在今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重要决策和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防范，关键是主动。改革开放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
　　（一）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一是基本金融制度逐步健全。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制度立足国情，与国际标准接轨，探索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控系统性风险冲击的能力增强。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四梁八柱”都已搭建完成，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了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地位显著提升。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参与我国金融业，促进了金融市场竞争，提升了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金融体系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着力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积极稳妥鼓励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系统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引进并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2011年的76.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万亿元，直接融资比例从15.9%提高到23.8%。当前存贷汇、债券交易等传统业务合规稳健，与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存在的账外经营、挪用客户资金、乱集资等混乱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金融业已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一）准确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风险点多面广，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点，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
　　一是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推动泡沫在多个市场积聚。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等也使我国面临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风险。
　　二是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国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
　　三是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理财业务多层嵌套，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存在隐性刚性兑付，责权利扭曲。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快速发展，部分实业企业热衷投资金融业，通过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赚快钱。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
　　（二）科学分析金融风险的成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具体而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一是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体制问题引致风险的系统性。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在监管体制机制上，在新业态新机构新产品快速发展，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跨境传递更为频繁的形势下，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更加突出。监管定位不准，偏重行业发展，忽视风险防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方式，导致同类金融业务监管规则不一致，助长监管套利行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少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监管真空。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尚未集中统一，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动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
　　二是治理和开放的机制缺陷引致风险的易发多发性。在公司治理上，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仍未完全理顺，资本对风险的覆盖作用未充分体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仍不健全，股东越位、缺位或者内部人控制现象较普遍，发展战略、风险文化和激励机制扭曲。在开放程度上，部分行业保护主义仍较流行，金融监管规制较国际通行标准相对落后，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风险定价能力弱，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平抑羊群效应、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境内外市场不对接，内外价差也造成套戥机会，一些机构倾向跨境投机而非扎实经营。
　　三、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主动攻防和积极应对兼备
　　科学防控风险，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辩证关系，要把握4个基本原则：一是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避免金融脱实向虚和自我循环滋生、放大和扩散风险。二是优化结构，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体系，夯实防控风险的微观基础。三是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将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冲击降至最低。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各种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一）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一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立业之本，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要着力加强和改进金融调控，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抓手，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协调配合，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形成调控合力。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金融业要专注主业，注重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既要塑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也要促进公司治理、内控体系、复杂金融产品交易清算的健康。要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金融机构股东资质管理，防止利益输送、内部交易、干预金融机构经营等行为。建立健全金融控股公司规制和监管，严格限制和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遏制大案要案滋生的主体责任。
　　二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道，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减少市场价格（指数）干预，从根上消除利益输送和腐败滋生土壤。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完善市场化并购重组机制。用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利器，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等多元化投资主体，切实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推动“僵尸企业”市场出清。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债券融资规模，丰富债券市场品种，统一监管标准，更好满足不同企业的发债融资需求。深化市场互联互通，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拓展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功能，引导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三是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以竞争促进优化与繁荣。从更高层面认识对外开放的意义，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断推动有关政策改革，更好实现“三驾马车”的对外开放：一是贸易投资的对外开放。二是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既要积极有为，扎实推进，又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三是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便利对外经济活动，稳妥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境外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市场规制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和提高。
　　（二）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金融管理制度。一是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关联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要更好地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着力减缓因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统筹协调。中央监管部门要统筹协调。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切实落实部门监管职责。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机构和力量，统筹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明确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全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管。统筹政策力度和节奏，防止叠加共振。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要统筹协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统一监管指导，制定统一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监管规则，对地方金融监管有效监督，纠偏问责。地方负责地方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处置，维护属地金融稳定，不得干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严格监管持牌机构和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要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坚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稳妥有序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监管权力和责任要统筹协调。建立层层负责的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制度。
　　（三）加强党的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党的十九大对金融改革开放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明确了顶层设计。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一是按照党中央决策落实各项工作部署。树立全局观念，相互配合支持，坚决贯彻落实金融领域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改革开放战略及规划，精心组织实施金融监管改革、金融机构改革、金融市场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各项措施。
　　二是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审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原则》，我们有条件推进改革与创新，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三是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发挥党管人才优势。金融业是人才和智力密集的行业。有优秀的经营人才队伍，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效率就可以提高。有优秀的监管人才队伍，金融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建设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融系统要坚定贯彻党的十九大部署，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遵循金融发展规律，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着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22日 06 版）(责编：白宇)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