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各个诸侯之所亡翻译国不能灭秦反而是秦灭六国？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3-10-22 03:55 标签： 诸侯之所亡翻译
大约在公元前265年左右，荀子来到秦国，见到了应侯范睢和秦昭襄王嬴稷，留下著名的对话被后人津津乐道。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篇第十六）有的人认为荀子从自然地理、民众生活、官吏素质、朝廷治理等方面夸赞了秦国的强大，秦国能够经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世取胜，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即便荀子又指出秦国的不足，也被认为此指责和前面的夸赞相比是苍白无力的。还有人认为，尽管荀子给秦国点赞，但他的未竟之意则是暗示秦国能够取得的成就也就是这些了，已经达到极限，不可能再更进一步，如果不及时改弦易辙、调整路线，这个强大又欣欣向荣的国家很快就会坍塌的，而后来的历史则证明了荀子是对的。纪录片《中国》第三集《统一的中国蓄势待发》中，就对荀子入秦有所描写，也从荀子的话中肯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必然性。其必然性都有什么呢？秦国地势险要牢固，境内民风淳朴，民众对官府敬畏听话，官吏奉公守法，不拉帮结派、营私舞弊，官府办事效率高，不积压公事，一切都显得安然有序，所以，能够击败六国胜出是必然的。秦国既然是安然有序的，那必然意味着东方六国是官吏贪腐、君王腐朽、民不聊生、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吧？所以才有后人说灭六国者，六国也！但事实上，六国真有那么不堪吗？和秦国相比，六国多数地区都是富裕、文明、不落后，商业发达，各类人才济济，各国政府也做不到独裁，怎么就被又穷又野蛮的秦国给挨个突突了呢？换句话说，穷鬼秦国凭什么消灭了富裕的六国呢？对这个问题，大概稍微有点历史基础的人都能扯上几句，秦国凭什么能消灭六国？凭借商鞅变法打击贵族政治强化了君权啊！凭借对驯服的民众采取震慑和引诱的手段，把他们打造成国家机器为国家征战啊！除了这些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吗？有！猴格想，或许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有两个儿子的必须分家，不分家的就加倍纳赋，简单说就是官府单方面、强迫性的废除以往盛行的大家族模式。这个大家族和贵族并不相等，可以把他和后来势力庞大的士族划等号。中国自古都是大家族制度，每个大家族都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在这样的制度下，家族观念自然是超越国家观念，普通民众对国家、对君王都是漠不关心，未曾因为失去他们而悲恸，国家政令的推行也会因为大家族的阻挠变得很不顺利，甚至推行不动。所以，大家族对君主集权独裁来说就是最大的掣肘，大家族的存在对国家、对君王都是弊大于利。在战国时期，虽然其他诸国也有变法，但不管是李悝相魏，还是吴起在楚，目前都没有看到他们有废除大家族的记录，商鞅大概是第一个正式提出废除大家族模式的人。在君王的支持下，商鞅成功了，秦国打破了大家族模式，提倡小家庭生活，使全国的壮丁都完全独立起来，直接暴露在国家的眼皮底下，不再有大家族把他们和国家隔离开，因而家族意识开始削弱，国家意识开始提高增强，国家组织也得到强化，君王集权自然也得到实现。这样，商鞅实现了君王独裁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训练民众，“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简单说，就是禁止民众私斗，提倡为国征战，并支持民众去违背礼仪、抛弃伦理，勇于告奸，直接让每个民众都向国家负责，你的父母、妻儿皆可告奸，你只需要为国家负责即可。在这样的提倡引导下，民众成为国家手中的利器，他们只重视武力，为了争夺人头甚至相互残杀，“嗜利而轻简父母”，没有思维没有感情，自然是所向披靡，集权的君王指挥着全国的力量，去大杀四方，再没有其他掣肘。荀子入秦时，秦国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睿智的荀子就从强秦的繁荣中看出了他的虚弱不足，既而为秦国问诊，建议秦王从道德的教化去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以礼乐为本，刑法为辅，重法也要爱民，不要盲目的、单一的信奉武力，这样是不能长久的。然而，沉迷武力的秦国君臣并不能像智者荀子一般清醒，所以，并没有用武之地的荀子只能远离秦国。不管是目前热播的《嫪毐和赵姬的爱情故事》（大雾划掉应该是）《大秦赋》，还是好评一片的纪录片《中国》，对统一的秦国都是肯定又赞誉的，但对秦法的不足之处都没有做到正视，特别是《中国》，对秦法的缺点以及荀子的问诊太过泛泛而谈了。当然，主角是正面又完美无缺、所有的阴暗行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也是本国片片的一贯作风，既然大标题都是《统一的中国蓄势待发》，怎么能过于批评秦法的过错呢？但我为纪录片《中国》感到惋惜，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你既然要以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为讲述对象、以个体的经历和思想为切入点、去刻画时代群像、串联历史脉络，你总要在历史人物的思想内容上给多给一些展示吧？光去展示历史人物的经历、渲染宏大的场面又有什么用呢？只会让内容显得更空洞吧！如果秦法得人心，为何人心不思秦？为何六国百姓都不愿做秦民？在这儿要说一下热播剧《嫪毐传》里楚人高呼宁为秦人不做楚人的话纯属撤单，从来没有六国百姓逃入秦国自愿为秦人的记载，只有归属秦国土地上的民众越境逃亡他国的案例。长平之战为何打起来？不就是变成秦国土地上的老百姓拒绝当秦国人改投赵国才打起来的？鲁仲连说过，秦国抛弃礼仪，以权术驱策士人，以虏囚对待民众，他宁可跳海也不会做秦人。苏代也说过“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就连秦国人自己也说秦能攻取其地，却不能夺其民，足见秦法的不得人心，怎么会是长久之策呢？其实，秦国至少有两次改弦易辙的机会，第一次就是荀子入秦，第二次是始皇帝统一后。但很可惜，秦国君王自始至终都在贯彻商鞅的疲民政策，把民众变成生产机器和战争机器，把他们绑在国家的战车上，实在是舍本逐末。秦王为何不采纳荀子的主张呢？其实不过是嫌其见效速度太慢了，没有法家政策容易在短时间内奏效。如果秦王采纳了荀子开出的方子，以礼乐为本，刑法为辅，以政府为后盾强制执行的刑法，去弥补道德教化的不足，何至于让后来约法三章、尽废秦法的刘三儿捡个大便宜？而此后发现小家庭盛行、反而引起多子观念淡薄的又是汉朝皇帝，诚然，汉朝时人口稀少有战乱的缘故，但还有商鞅废除大家族引起的不良后遗症，小家庭不愿意多生，生了要么遗弃、要么溺死，这才是两汉人口始终没有超过六千万的主要原因。汉朝皇帝意识到这一切，才一边鼓励生育，一边设法恢复昔日的大家族制度，因为只有恢复大家族，大家族盛行的多子多孙理念才能重出江湖，人口的恐慌才可以免除，后来的士族能够盛行就是因此啊！就是这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真相，以史为论，诉说个人见解，谢绝脱离人文环境的过度解读和阴谋论。有喜欢辽夏金元以及宗庙迁祧、后宫八卦的朋友可以关注猴格。
战国末期，秦王嬴政先后扫灭关东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称“始皇帝”。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去世的前一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六国的旧贵族、士人、官吏等纷纷响应，拉起反秦势力，复辟故国。楚国贵族后裔项羽和沛县小吏刘邦最终成为反秦中坚力量，并最终推翻秦朝统治。秦亡之后，楚汉相争历时四年，最终刘邦胜，并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西汉建立之初，主要的政治军事动荡均为分封的异姓王谋反。西汉朝廷出手迅捷，手段狠辣，逐个将这些异姓王剪除，并代之以同姓王。这些异动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以前的关东六国区域几乎再也没有出现复辟旧国的事情，西汉于是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在这段历史里，关东六国对秦汉两朝的态度差异鲜明。倘若关东六国因灭国而仇恨秦国，与此同时怀恋故国，一心想要复辟，为何却能坦然接受汉朝的统治？这里的原因较为复杂，论述六国对秦汉的态度实在过于抽象与笼统。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六国之恨，当为六国人之恨；六国接受，也当为六国人接受。六国人为什么憎恨秦朝1、灭国之仇关东六国中，建国时间长的，如齐、楚、燕，建于周朝伊始，延袭几百年；即便建国时间短的，如韩、赵、魏，也有两百余年历史。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各个诸侯国上下形成了很强的独立国家意识。六国贵族自不必说。士人阶层忠于自己国家的事例在先秦典籍里俯拾皆是，如楚人申包胥，齐人王蠋。秦灭韩后，张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并且，《左传》里记载了“弦高犒师”的故事。此事尚发生在春秋时期，一位普通商人便已经具有了“以身犯险，救国家于危难”的意识。到了几百年后的战国末期，六国一朝为秦所灭，从上至下必然弥漫着一种亡国之恨。然而对这种亡国之恨体会最深刻的必然是六国的旧贵族们了。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除诸侯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这意味着关东六国彻底没有了。不仅如此，秦灭六国后，六国王室大都没有得到善待，而是被流放、软禁或者被杀。六国其他贵族有些失去了以往特权，因宗法继承，转变为“宗法性地主”，有些被迫迁徙至咸阳、南阳、巴蜀等地，连土地财产也一并丧失。秦始皇建立的是一个封建国家，代表的应该是地主的利益。但是由于秦朝的专制高压统治，残酷手段等，并没有把原来六国的地主富豪等变成自己的支持者，反而使他们在感念故国中不断积累着对秦国的仇恨。2、文化专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制曰：“可。这就是秦朝的“焚书”之举，其初衷仍是为了真正做到天下一统，长治久安。“天下无异议，安宁之术也。”他们明白，统一并不只是在疆域、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上，最根本的是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只是秦人治国遵循法家，手段暴力，严刑峻法。他们以为这种方法在思想文化上同样有效。那些所谓“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并且有其“私学”的人是谁呢？正是士人阶层，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从正面角度来说，这些人往往有着独立人格、批判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又加剧了士人同秦朝文化专制之间的矛盾。六国士人本来就对秦心怀灭国之恨，此时又填禁学禁言之苦，旧恨未销，又填新仇。也难怪，大泽乡起义后，最先跳出来响应的是士人。3、赋税徭役，严刑峻法我们有时容易忽略一点，那就是反秦大起义最初是由关东农民发起的。陈涉，阳城人，战国时属韩国，“少时，尝与人拥耕”，出身是在农民阶层中更低一等的雇农。吴广，阳夏人，战国时属楚国，大泽乡也在楚地。对于以农民为主的六国底层人民来说，即使亡国意识可能相对淡漠一些，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兄弟丈夫死于秦人之手，这是他们仇恨的最初来源。但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都会产生这样的仇恨。只要执政者予民活路，予民休息，农民起义或者动乱便不容易爆发。这样的仇恨也就会慢慢变淡。况且，秦时的农民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国仇家恨他们见的太多了。然而秦统一后，六国农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更加变本加厉的压榨，高额的地租、沉重的赋税以及永无止息的徭役。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始皇的对外政策所致。秦始皇希望把力所能及的范围都划入大秦的版图，对于鞭长莫及的，便在中间建立起一道防线。于是北逐匈奴、筑长城，南收两越。另一方面就是秦始皇的穷奢极欲。按照吕思勉先生的说法，就是“虐民以自奉”。下令建造阿房宫，在骊山建造皇陵，生前死后都要穷极奢华，还要四处巡游，以彰天威。这些都既需要人又需要钱。人和钱从哪里来？最终都会落到社会底层的人民头上。《汉书·食货志》载：“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尤未足以澹其欲。”除此以外，又加之以严刑峻法，兴连坐，赏告奸。人们生活必须小心谨慎，默默忍受，一旦不能按要求纳税赋，服徭役，很容易就变为刑徒，失去人身自由，优先去服最重的苦役。农民如若不想成邢徒，就只能“亡逃山林，转为盗贼”了，可这也是死路。现在失期当死、戍边死、“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于是，农民们就只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把自己的愤怒和仇怨发泄出来了。六国人为什么接受汉朝1、秦汉徙豪政策对比秦汉实际上都很在意甚至忌惮六国旧贵族的势力和社会号召力，都在自己当权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来削弱旧贵族，防范其反叛。比如，秦汉当政时都采取了迁徙六国豪族的政策，简称徙豪政策。《汉书·高帝纪下》载：“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汉朝虽承秦制，但是又注意借鉴秦之教训，因此汉政和秦政有很大不同。秦朝的徙豪，带有更多的强制和剥夺性质。秦“迁卓氏”，“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秦徙豪之后，又会把他们强硬地纳入秦朝原有的法律和风俗之下，而六国同秦在文化、法律、生活习惯等方面有极大的不同，这些势必会加大他们的不满和怨恨。而汉朝会给被迁徙的贵族很多政策上的优待，鼓励他们发展生产，“与利田宅”，并且在生活上予以一定程度的自由。除此以外，汉在推动徙豪政策上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从高帝始，至汉第十一代皇帝元帝结束。这样随着时间推移，汉渐趋稳定强大，旧贵族复国无望，转而依附汉王朝，成为利益共同体，共同拱卫汉家江山。2、士人阶层复兴《史记·儒林列传》载：“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从中我们能很直观地看出秦汉士人境遇的转变。汉初盛行黄老之风，从中央到诸侯国都推崇“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在社会文化上体现为，士人阶层大振，社会思想活跃，迥异于秦时文化专制。当时，战国诸子思想除法家外，经过多年压制，重又盛行。法家虽暂时遭到批判，但也未被排弃。诸子百家，六国故地，讲学者辈出。申培公于鲁，辕固生于齐，韩太傅于燕，将《诗》；董仲舒于赵讲《春秋》；乐臣公，“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田叔从乐臣公学，后出为相。汉廷对诸子经典也十分重视，“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3、重农减税休养生息经历了战国几百年战乱，底层人民内心期盼着能够结束战争，安居乐业。但是秦王朝没有满足这一点。其实秦始皇对内对外的政治战略眼光不可谓不高远。这也是“汉承秦制”的主要原因之一。统一初期，秦始皇也曾认识到安抚民心的重要性，“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曾制定一些重农政策，但最终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个人贪欲，这些政策都没有执行下去。汉初，黄老之风、民本思想开始盛行。刘邦在经济上主张休养生息，制定了“重农、轻赋、以俭治国”三大政策，可谓件件都是在“惩秦之失”。刘邦初登基便规定，农民租税“什五而税一”，至文帝时，发布《劝农诏》，在此基础上再减一半。除此之外，汉初几位皇帝在生活上都极为节俭。文帝的陵墓皆以瓦器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结语关东六国对秦汉的不同态度，体现在六国各个阶层身上。对六国旧贵族来说，秦的灭国之仇尤深，且在统一之后，剥夺其权力和财产，强制迁徙异地；汉虽也有此政策，但手段更为缓和，易于接受。对于士人来说，秦实行文化专制；汉初鼓励学术自由，士人境遇显著提升。对于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人民来说，秦赋税徭役繁重；汉主张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发展农业。正是在秦汉两朝，关东六国之人的不同处境，使得他们仇恨秦国，却能够接受汉的统治。参考文献：《左传》《汉书》《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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