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4日，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将军，在自己的阵中日记中写道：上午政治部各正副部长到此，谈情况及沿途情形，“501”等已到达，痔疮发作，“502”骑马跌伤，催促崔、齐来诊治。这里面最核心的历史记载其实是：新四军的501、502首长均有伤疾，急需两位医疗专家到来，注意了，这里的“502”还真不是粟裕将军！（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时间回到1941年1月20日，延安电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彼时主要首长名单是：代理军长陈毅、政委“胡服”同志、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而新四军的首长代号，有文字记录的始见于1942年年底，此间胡服同志已奉命返回延安。所以新四军军部首长的排名，临时更改为陈毅、张云逸、饶代政委、赖传珠、邓子恢，其保密代号分别为501、502、503、504、505（后来还有变动）。也就是说，此刻“501”的代号确实是陈毅军长不假，而“502”的代号却属于新四军副军长、开国大将张云逸，因为粟裕当时还只是第1师的师长，并非军部首长。这里首先就要破题，简单地认为“502”的首长代号，即是粟裕将军战争年代的专属，显然是错误的。（张云逸副军长）一、首长代号的重要作用。战争年代，电台通讯其实很难做到完全保密，尤其是我军主要军政首长的姓名，若在电文中反复出现，极易被敌人破解和掌握。另外，各级军区、各野战部队的司令部，又经常驻扎于军民混杂的村镇中，加之敌特的无孔不入，如何保密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因此各部都给主要首长起了“代号”，有时首长也会使用“化名”，这两个名词一定要区分清楚，比如前面提到的“胡服同志”，当然就是刘政委的化名。（刘政委）而“代号”其实是军事术语，主要用于作战部队和首长们的战时保密所需，“8341部队”、“101”首长等等数字，才是真正的代号。不妨举个例子，新四军军部驻扎某个村庄，干部战士互相交谈提及军长时，如果纷纷直呼“陈毅”的大名，不仅周围百姓听得见，也一定会引起暗藏特务的注意，自然会给首长的安全带来隐患。反之，如果称为501、502等等代号，局外人当然听得云里雾里，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助于部队机关和首长的保密。颠覆一个习惯性的认知错误，实际上，首长代号多用于某部的“内部称谓”，或者是某部的内部通讯和行文，而并非用来与上级正式电联。比如辽沈战役期间，军委的许多四A级急电，抬头都是“林、罗、刘”，哪里有什么101、102、103的的写法？而且代号也并非某位首长的专属，原因很简单：各部队的军政首长名单和顺序，在多年的战争期间，难免会有所变动。新四军重建初期，张云逸是军部二号首长，当然要使用502的代号，而到了华东野战军正式组建时，粟裕已经成为了野司二号首长。因为华野的司令员和政委是陈毅元帅一肩挑，饶政委已不在华野兼职，而粟裕又是主要负责作战指挥的副司令员，因此才“继承”了502的代号，503则由副政委谭震林继承，因为开国上将赖传珠，在抗战胜利后已调往东北工作。（邓子恢）二、关于粟裕的“502”代号在某本关于粟裕传记的书中，发现过如下的段落：“华野参谋处给华野首长编了代号，陈毅是501、粟裕是502、谭震林是503，粟裕对这个办法很欣赏，连连称赞说很好，又顺口，又保密，又好写，以后就叫我502好了”。如今看来，这段记叙明显是不准确的，首先，“502”的代号在新四军内部早就存在，而非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成立后，才由参谋处发明和编排出来的。前面介绍过了，粟裕只是因为晋升为华野二号首长，才得以继承了“502”的代号。其次，除了陈毅始终稳坐“501”的位置外，其他野战军首长的名单和排名，以及代号的继承都是有所变动的。须知抗战胜利之初，罗荣桓、赖传珠等首长调往东北后，陈毅曾率新四军军部接手了罗帅留下来的山东军区。（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新任的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已经换成了开国上将陈士榘，所以继承“503”代号的其实是陈士榘参谋长。此时粟裕出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所部仍然隶属于新四军作战序列，还是没有首长代号。华中野战军以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刘先胜任参谋长，而山东军区则成立了“山东野战军”。所以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我军是存在两支野战军的，但均接受陈毅之军部领导，包括新四军番号和军部的撤销，实际已经是在1947年初。在新四军番号撤销的同时，再以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成立了“华东野战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华野”。既然两支野战军合编了，那么野司首长的名单和排序当然会出现变化。唯一没发生变化的，只有原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开国元帅陈毅，代号501。（钟期光上将）有看过一位新四军老干部的回忆谈话，言及华东野战军首长代号是从501排到507，那也就是华野领导班子的全部名单和排序了，于是问题来了，除了我们已知的陈粟谭之外，从504到507，都应该是哪几位首长的代号呢？华野正式成立时，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这总共才五位首长啊？应该还有两位呢。其实另设有一名副参谋长和一名政治部副主任，那就是副参谋长刘先胜（原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这样就很清楚了，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成立时的首长代号分别是：501陈毅，开国元帅；502粟裕，开国大将；503谭震林，未授衔；504陈士榘，开国上将；505唐亮，开国上将；506钟期光，开国上将；507刘先胜，开国中将。三、关于东野的首长代号。既然在战争年代我军使用首长代号是个惯例，东北我军自然也不例外。历史爱好者大多看过小说《林海雪原》，或者是电影《智取威虎山》等等，其中的剿匪小分队指挥员少剑波，代号就是“203”，那么显然，东北我军早在1947年4月之前就已经使用过首长代号。要知道，东北的大规模剿匪作战，在这个时间点已基本结束，比较有名的几股巨匪全部被歼。一个小分队的指挥员凭啥也有代号呢？因为这个小分队是牡丹江军区从各部队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的，少剑波的原任职务是军区独立二团的参谋长，妥妥的“团首长”。理论上说，团参谋长应该是团部四号首长，前面还有团长、政委、副团长等职务，因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该团的团长政委“一肩挑”了，或者没有设置副团长职务，总之少剑波排序到了“203”.。（东野101）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总的代号，读者几乎都知道是“101”，然而这一代号究竟何时启用，却鲜有人认真考证过。翻遍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由林总署名的电文，也没有落款是101的，而是清晰的林总大名，说明首长代号的使用范围其实并不很大。但是有一个事件可以用来佐证，那就是“东北人民解放军”正式改称的时间，是为1948年1月1日，尽管东北人民解放军此时明确分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所属地方部队”两大版块，却没有组建专门的野战军司令部，而是以原民主联军领导机关兼野战军司令部。此时的东北我军首长名单是：司令员兼政委林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高岗、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陈云和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东野102）注意细节，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含东北军区部队和东野）司令部组建之初，罗荣桓并不是二号首长、刘亚楼也不是三号首长，所以他们不可能有102和103的代号。而这个排序是1948年8月14日以后出现的，就在这一天，为准备实施辽沈战役，单独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正式组建起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首长名单是：司令员林总、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其中罗帅不再是兼“副政委”，而是正式出任野战军政委。在野司成立初期，军委致东野的电文抬头经常为“林罗谭刘”，毕竟谭政大将的资历和党内职务要高于刘亚楼，但是个性鲜明的开国上将刘亚楼，每每坚持在回电时署名“林罗刘”，后来军委也就含笑默认了。主要原因嘛，首长代号毕竟是作战保密所需，而谭大将基本不参与东野的战役指挥，至此才真正形成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在战争年代的真正首长排序。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东北野战军的首长代号，一定是在1948年8月以后启用的，林总是当仁不让的101、罗政委为102、刘参谋长为103，至于谭政104的首长代号，其实战史资料中几乎罕见，应该是军事爱好者推论出来的。（东野103）四、其他野战军的首长代号。综合来看，新四军是使用首长代号最早的作战单位，抗战时期我军的普及率并不高。解放战争爆发后，由于敌人频繁的电台侦测和特务活动，多个高级指挥机关曾遭敌人轰炸或破坏，加强保密工作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来。1947年7月在陕北的小河村会议上，周公特别谈及这个问题，并在总结大家意见之后，确定了“三字八言”的保密办法：分系统、调人员、改设备、变手法、多呼波、严纪律、强保密、巧伪装。从这一时间点开始，我军各部进一步加强了战时保密措施，首长代号也得以普及，包括不久以后组建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也必然贯彻了这个指示。（张云逸曾经是502）再看一段第二野战军老干部的回忆：“按照三兵团的老规矩，为保密起见依职务大小给每位军政首长编有代号，张蕴钰副参谋长被编为7号，升任正职后改称为5号，机关人员当面或背后都习惯性地称他为5号首长，人们也往往把首长二字直接省略”。这就充分说明第一个问题，战争年代的首长代号，不仅存在于各大野战军司令部，也曾经使用到了兵团一级，以及更多有需要的下级单位。解释一下，开国少将张蕴钰原任二野第15军副军长，后升任二野第三兵团副参谋长、参谋长，所以其首长代号从副参谋长的“7号”，后来升至参谋长的“5号”，这也是代号会发生变动的另一个实例。现在也应该知道，前面华东野战军首长名单的排序，为什么是副参谋长位列第七了吧？通常情况下，政治部副主任确实要高于副参谋长。（开国少将张蕴钰）说明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各野战军、各兵团（其实也包括以下各单位）的首长代号，并非军委统一规定的，而是由各部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拟定。比如有的单位是司令员政委一肩挑、有的单位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总之情况各异，排名方式也未必相同。说明的第三个问题，即除了东野和华野之外，其他野战军不一定都使用“三位数”的数字代号。比如中原野战军的首长代号即为：刘司令员为“一号”、邓政委为“二号”，而李达参谋长则是“五号”。关于刘邓首长一号、二号的称谓，如果认真看过《大转折挺进大别山》等电影，是应该有所耳闻的，当时刘邓首长决定分开活动时，互相之间很是挂念，询问对方情况时用的就是代号。李达参谋长为什么是“五号”首长呢？因为中原野战军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原来的主要军政首长名单是：刘司令员、邓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然后才排到李达参谋长，所以是五号首长。（唐亮上将）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主体组建中原野战军时，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属于兼职，仍然保留其华野的职务，所以李达参谋长的排序基本没有变化。而中野改称第二野战军时，尽管陈毅和李先念已经调离，李达参谋长仍然谦虚地将代号保留下来，毕竟也叫习惯了。巧合的是，李达参谋长在二野的前委名单中，也是排名第五，总之首长代号从晋冀鲁豫野战军时期开始，就没有再变动过。因此建国以后，许多二野老兵仍然习惯称呼李达上将为“老五号首长”。西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的情况差不许多，也是以简单的首长排名为代号排序，只是因为鲜有宣传和介绍，大家不太熟悉罢了。五、注意区分代号和化名我党我军的领导人，战争年代大都使用过“化名”，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特殊环境下，出于隐蔽身份的目的。比如周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期间，曾经使用过多个化名，最出名的应该就是“伍豪”了吧？那是早期在天津参加进步团体时，因编号为“五号”而取的谐音。同样，朱老总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蛰伏在滇军范石生所部时，曾化名“王锴”，以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而陈赓大将在上海特科工作期间，也曾经化名“王庸”，身处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使用两个阵营都如雷贯耳的“陈赓”之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再比如1947年3月，胡宗南率军进犯延安，我党中央（中央前委）在陕北转战期间，遭到敌人重兵的不断追击，几度面临极其危险的形势。（华野副政委谭震林）中央机关为此不得不经常转移驻地，出于保密的需要，周公提议主要领导都起个“化名”，主席表示很赞同并脱口而出：“那我就叫李得胜，我们一定得胜”！周公则早已胸有成竹：“我叫胡必成，革命事业必定成功” ！任弼时见他们都有了代号，笑着说：“那我叫什么呢？” 主席才思敏捷：“你是支队（中央机关代号“三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吧”！所以说，中央首长在转战陕北期间，确实也都起了“化名”，这样互相之间、上下级之间称呼起来时，避免隔墙有耳，起到了一定的保密作用。虽然目的相同，但是代号和化名在内涵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化名”仍然是一个姓名，是首长们在地下工作中、在敌占区、在危险环境下的隐蔽手段，并不用于作战相关，且经常可以更换。而“代号”的名词解释，是对部队番号、指挥员职称、通信联络和军事行动的真实名称进行保密，而特别规定的代称，可用数码、单词、单字有规律地编成，也可混合编成。代号是专门的作战保密所需，没有特殊情况出现，或者没有发现泄密时，一般不会轻易改变。道理明摆着，下级单位和各部队好容易掌握了代号所指，如果随便就改了，那不乱套啦？

1943年1月4日，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将军，在自己的阵中日记中写道：上午政治部各正副部长到此，谈情况及沿途情形，“501”等已到达，痔疮发作，“502”骑马跌伤，催促崔、齐来诊治。这里面最核心的历史记载其实是：新四军的501、502首长均有伤疾，急需两位医疗专家到来，注意了，这里的“502”还真不是粟裕将军！时间回到1941年1月20日，延安电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彼时主要首长名单是：代理军长陈毅、政委“胡服”同志、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而新四军的首长代号，有文字记录的始见于1942年年底，此间胡服同志已奉命返回延安。所以新四军军部首长的排名，临时更改为陈毅、张云逸、饶代政委、赖传珠、邓子恢，其保密代号分别为501、502、503、504、505（后来还有变动）。也就是说，此刻“501”的代号确实是陈毅军长不假，而“502”的代号却属于新四军副军长、开国大将张云逸，因为粟裕当时还只是第1师的师长，并非军部首长。这里首先就要破题，简单地认为“502”的首长代号，即是粟裕将军战争年代的专属，显然是错误的。一、首长代号的重要作用。战争年代，电台通讯其实很难做到完全保密，尤其是我军主要军政首长的姓名，若在电文中反复出现，极易被敌人破解和掌握。另外，各级军区、各野战部队的司令部，又经常驻扎于军民混杂的村镇中，加之敌特的无孔不入，如何保密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因此各部都给主要首长起了“代号”，有时首长也会使用“化名”，这两个名词一定要区分清楚，比如前面提到的“胡服同志”，当然就是刘政委的化名。而“代号”其实是军事术语，主要用于作战部队和首长们的战时保密所需，“8341部队”、“101”首长等等数字，才是真正的代号。不妨举个例子，新四军军部驻扎某个村庄，干部战士互相交谈提及军长时，如果纷纷直呼“陈毅”的大名，不仅周围百姓听得见，也一定会引起暗藏特务的注意，自然会给首长的安全带来隐患。反之，如果称为501、502等等代号，局外人当然听得云里雾里，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助于部队机关和首长的保密。颠覆一个习惯性的认知错误，实际上，首长代号多用于某部的“内部称谓”，或者是某部的内部通讯和行文，而并非用来与上级正式电联。比如辽沈战役期间，军委的许多四A级急电，抬头都是“林、罗、刘”，哪里有什么101、102、103的的写法？而且代号也并非某位首长的专属，原因很简单：各部队的军政首长名单和顺序，在多年的战争期间，难免会有所变动。新四军重建初期，张云逸是军部二号首长，当然要使用502的代号，而到了华东野战军正式组建时，粟裕已经成为了野司二号首长。因为华野的司令员和政委是陈毅元帅一肩挑，饶政委已不在华野兼职，而粟裕又是主要负责作战指挥的副司令员，因此才“继承”了502的代号，503则由副政委谭震林继承，因为开国上将赖传珠，在抗战胜利后已调往东北工作。二、关于粟裕的“502”代号在某本关于粟裕传记的书中，发现过如下的段落：“华野参谋处给华野首长编了代号，陈毅是501、粟裕是502、谭震林是503，粟裕对这个办法很欣赏，连连称赞说很好，又顺口，又保密，又好写，以后就叫我502好了”。如今看来，这段记叙明显是不准确的，首先，“502”的代号在新四军内部早就存在，而非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成立后，才由参谋处发明和编排出来的。前面介绍过了，粟裕只是因为晋升为华野二号首长，才得以继承了“502”的代号。其次，除了陈毅始终稳坐“501”的位置外，其他野战军首长的名单和排名，以及代号的继承都是有所变动的。须知抗战胜利之初，罗荣桓、赖传珠等首长调往东北后，陈毅曾率新四军军部接手了罗帅留下来的山东军区。新任的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已经换成了开国上将陈士榘，所以继承“503”代号的其实是陈士榘参谋长。此时粟裕出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所部仍然隶属于新四军作战序列，还是没有首长代号。华中野战军以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刘先胜任参谋长，而山东军区则成立了“山东野战军”。所以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我军是存在两支野战军的，但均接受陈毅之军部领导，包括新四军番号和军部的撤销，实际已经是在1947年初。在新四军番号撤销的同时，再以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成立了“华东野战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华野”。既然两支野战军合编了，那么野司首长的名单和排序当然会出现变化。唯一没发生变化的，只有原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开国元帅陈毅，代号501。有看过一位新四军老干部的回忆谈话，言及华东野战军首长代号是从501排到507，那也就是华野领导班子的全部名单和排序了，于是问题来了，除了我们已知的陈粟谭之外，从504到507，都应该是哪几位首长的代号呢？华野正式成立时，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这总共才五位首长啊？应该还有两位呢。其实另设有一名副参谋长和一名政治部副主任，那就是副参谋长刘先胜（原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这样就很清楚了，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成立时的首长代号分别是：501陈毅，开国元帅；502粟裕，开国大将；503谭震林，未授衔；504陈士榘，开国上将；505唐亮，开国上将；506钟期光，开国上将；507刘先胜，开国中将。三、关于东野的首长代号。既然在战争年代我军使用首长代号是个惯例，东北我军自然也不例外。历史爱好者大多看过小说《林海雪原》，或者是电影《智取威虎山》等等，其中的剿匪小分队指挥员少剑波，代号就是“203”，那么显然，东北我军早在1947年4月之前就已经使用过首长代号。要知道，东北的大规模剿匪作战，在这个时间点已基本结束，比较有名的几股巨匪全部被歼。一个小分队的指挥员凭啥也有代号呢？因为这个小分队是牡丹江军区从各部队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的，少剑波的原任职务是军区独立二团的参谋长，妥妥的“团首长”。理论上说，团参谋长应该是团部四号首长，前面还有团长、政委、副团长等职务，因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该团的团长政委“一肩挑”了，或者没有设置副团长职务，总之少剑波排序到了“203”.。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总的代号，读者几乎都知道是“101”，然而这一代号究竟何时启用，却鲜有人认真考证过。翻遍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由林总署名的电文，也没有落款是101的，而是清晰的林总大名，说明首长代号的使用范围其实并不很大。但是有一个事件可以用来佐证，那就是“东北人民解放军”正式改称的时间，是为1948年1月1日，尽管东北人民解放军此时明确分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所属地方部队”两大版块，却没有组建专门的野战军司令部，而是以原民主联军领导机关兼野战军司令部。此时的东北我军首长名单是：司令员兼政委林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高岗、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陈云和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注意细节，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含东北军区部队和东野）司令部组建之初，罗荣桓并不是二号首长、刘亚楼也不是三号首长，所以他们不可能有102和103的代号。而这个排序是1948年8月14日以后出现的，就在这一天，为准备实施辽沈战役，单独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正式组建起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首长名单是：司令员林总、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其中罗帅不再是兼“副政委”，而是正式出任野战军政委。在野司成立初期，军委致东野的电文抬头经常为“林罗谭刘”，毕竟谭政大将的资历和党内职务要高于刘亚楼，但是个性鲜明的开国上将刘亚楼，每每坚持在回电时署名“林罗刘”，后来军委也就含笑默认了。主要原因嘛，首长代号毕竟是作战保密所需，而谭大将基本不参与东野的战役指挥，至此才真正形成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在战争年代的真正首长排序。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东北野战军的首长代号，一定是在1948年8月以后启用的，林总是当仁不让的101、罗政委为102、刘参谋长为103，至于谭政104的首长代号，其实战史资料中几乎罕见，应该是军事爱好者推论出来的。四、其他野战军的首长代号。综合来看，新四军是使用首长代号最早的作战单位，抗战时期我军的普及率并不高。解放战争爆发后，由于敌人频繁的电台侦测和特务活动，多个高级指挥机关曾遭敌人轰炸或破坏，加强保密工作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来。1947年7月在陕北的小河村会议上，周公特别谈及这个问题，并在总结大家意见之后，确定了“三字八言”的保密办法：分系统、调人员、改设备、变手法、多呼波、严纪律、强保密、巧伪装。从这一时间点开始，我军各部进一步加强了战时保密措施，首长代号也得以普及，包括不久以后组建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也必然贯彻了这个指示。再看一段第二野战军老干部的回忆：“按照三兵团的老规矩，为保密起见依职务大小给每位军政首长编有代号，张蕴钰副参谋长被编为7号，升任正职后改称为5号，机关人员当面或背后都习惯性地称他为5号首长，人们也往往把首长二字直接省略”。这就充分说明第一个问题，战争年代的首长代号，不仅存在于各大野战军司令部，也曾经使用到了兵团一级，以及更多有需要的下级单位。解释一下，开国少将张蕴钰原任二野第15军副军长，后升任二野第三兵团副参谋长、参谋长，所以其首长代号从副参谋长的“7号”，后来升至参谋长的“5号”，这也是代号会发生变动的另一个实例。现在也应该知道，前面华东野战军首长名单的排序，为什么是副参谋长位列第七了吧？通常情况下，政治部副主任确实要高于副参谋长。说明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各野战军、各兵团（其实也包括以下各单位）的首长代号，并非军委统一规定的，而是由各部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拟定。比如有的单位是司令员政委一肩挑、有的单位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总之情况各异，排名方式也未必相同。说明的第三个问题，即除了东野和华野之外，其他野战军不一定都使用“三位数”的数字代号。比如中原野战军的首长代号即为：刘司令员为“一号”、邓政委为“二号”，而李达参谋长则是“五号”。关于刘邓首长一号、二号的称谓，如果认真看过《大转折挺进大别山》等电影，是应该有所耳闻的，当时刘邓首长决定分开活动时，互相之间很是挂念，询问对方情况时用的就是代号。李达参谋长为什么是“五号”首长呢？因为中原野战军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原来的主要军政首长名单是：刘司令员、邓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然后才排到李达参谋长，所以是五号首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主体组建中原野战军时，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属于兼职，仍然保留其华野的职务，所以李达参谋长的排序基本没有变化。而中野改称第二野战军时，尽管陈毅和李先念已经调离，李达参谋长仍然谦虚地将代号保留下来，毕竟也叫习惯了。巧合的是，李达参谋长在二野的前委名单中，也是排名第五，总之首长代号从晋冀鲁豫野战军时期开始，就没有再变动过。因此建国以后，许多二野老兵仍然习惯称呼李达上将为“老五号首长”。西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的情况差不许多，也是以简单的首长排名为代号排序，只是因为鲜有宣传和介绍，大家不太熟悉罢了。五、注意区分代号和化名我党我军的领导人，战争年代大都使用过“化名”，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特殊环境下，出于隐蔽身份的目的。比如周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期间，曾经使用过多个化名，最出名的应该就是“伍豪”了吧？那是早期在天津参加进步团体时，因编号为“五号”而取的谐音。同样，朱老总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蛰伏在滇军范石生所部时，曾化名“王锴”，以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而陈赓大将在上海特科工作期间，也曾经化名“王庸”，身处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使用两个阵营都如雷贯耳的“陈赓”之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再比如1947年3月，胡宗南率军进犯延安，我党中央（中央前委）在陕北转战期间，遭到敌人重兵的不断追击，几度面临极其危险的形势。中央机关为此不得不经常转移驻地，出于保密的需要，周公提议主要领导都起个“化名”，主席表示很赞同并脱口而出：“那我就叫李得胜，我们一定得胜”！周公则早已胸有成竹：“我叫胡必成，革命事业必定成功” ！任弼时见他们都有了代号，笑着说：“那我叫什么呢？” 主席才思敏捷：“你是支队（中央机关代号“三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吧”！所以说，中央首长在转战陕北期间，确实也都起了“化名”，这样互相之间、上下级之间称呼起来时，避免隔墙有耳，起到了一定的保密作用。虽然目的相同，但是代号和化名在内涵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化名”仍然是一个姓名，是首长们在地下工作中、在敌占区、在危险环境下的隐蔽手段，并不用于作战相关，且经常可以更换。而“代号”的名词解释，是对部队番号、指挥员职称、通信联络和军事行动的真实名称进行保密，而特别规定的代称，可用数码、单词、单字有规律地编成，也可混合编成。代号是专门的作战保密所需，没有特殊情况出现，或者没有发现泄密时，一般不会轻易改变。道理明摆着，下级单位和各部队好容易掌握了代号所指，如果随便就改了，那不乱套啦？

1943年1月4日，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将军，在自己的阵中日记中写道：上午政治部各正副部长到此，谈情况及沿途情形，“501”等已到达，痔疮发作，“502”骑马跌伤，催促崔、齐来诊治。这里面最核心的历史记载其实是：新四军的501、502首长均有伤疾，急需两位医疗专家到来，注意了，这里的“502”还真不是粟裕将军！时间回到1941年1月20日，延安电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彼时主要首长名单是：代理军长陈毅、政委“胡服”同志、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而新四军的首长代号，有文字记录的始见于1942年年底，此间胡服同志已奉命返回延安。所以新四军军部首长的排名，临时更改为陈毅、张云逸、饶代政委、赖传珠、邓子恢，其保密代号分别为501、502、503、504、505（后来还有变动）。也就是说，此刻“501”的代号确实是陈毅军长不假，而“502”的代号却属于新四军副军长、开国大将张云逸，因为粟裕当时还只是第1师的师长，并非军部首长。这里首先就要破题，简单地认为“502”的首长代号，即是粟裕将军战争年代的专属，显然是错误的。一、首长代号的重要作用。战争年代，电台通讯其实很难做到完全保密，尤其是我军主要军政首长的姓名，若在电文中反复出现，极易被敌人破解和掌握。另外，各级军区、各野战部队的司令部，又经常驻扎于军民混杂的村镇中，加之敌特的无孔不入，如何保密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因此各部都给主要首长起了“代号”，有时首长也会使用“化名”，这两个名词一定要区分清楚，比如前面提到的“胡服同志”，当然就是刘政委的化名。而“代号”其实是军事术语，主要用于作战部队和首长们的战时保密所需，“8341部队”、“101”首长等等数字，才是真正的代号。不妨举个例子，新四军军部驻扎某个村庄，干部战士互相交谈提及军长时，如果纷纷直呼“陈毅”的大名，不仅周围百姓听得见，也一定会引起暗藏特务的注意，自然会给首长的安全带来隐患。反之，如果称为501、502等等代号，局外人当然听得云里雾里，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助于部队机关和首长的保密。颠覆一个习惯性的认知错误，实际上，首长代号多用于某部的“内部称谓”，或者是某部的内部通讯和行文，而并非用来与上级正式电联。比如辽沈战役期间，军委的许多四A级急电，抬头都是“林、罗、刘”，哪里有什么101、102、103的的写法？而且代号也并非某位首长的专属，原因很简单：各部队的军政首长名单和顺序，在多年的战争期间，难免会有所变动。新四军重建初期，张云逸是军部二号首长，当然要使用502的代号，而到了华东野战军正式组建时，粟裕已经成为了野司二号首长。因为华野的司令员和政委是陈毅元帅一肩挑，饶政委已不在华野兼职，而粟裕又是主要负责作战指挥的副司令员，因此才“继承”了502的代号，503则由副政委谭震林继承，因为开国上将赖传珠，在抗战胜利后已调往东北工作。二、关于粟裕的“502”代号在某本关于粟裕传记的书中，发现过如下的段落：“华野参谋处给华野首长编了代号，陈毅是501、粟裕是502、谭震林是503，粟裕对这个办法很欣赏，连连称赞说很好，又顺口，又保密，又好写，以后就叫我502好了”。如今看来，这段记叙明显是不准确的，首先，“502”的代号在新四军内部早就存在，而非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成立后，才由参谋处发明和编排出来的。前面介绍过了，粟裕只是因为晋升为华野二号首长，才得以继承了“502”的代号。其次，除了陈毅始终稳坐“501”的位置外，其他野战军首长的名单和排名，以及代号的继承都是有所变动的。须知抗战胜利之初，罗荣桓、赖传珠等首长调往东北后，陈毅曾率新四军军部接手了罗帅留下来的山东军区。新任的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已经换成了开国上将陈士榘，所以继承“503”代号的其实是陈士榘参谋长。此时粟裕出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所部仍然隶属于新四军作战序列，还是没有首长代号。华中野战军以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刘先胜任参谋长，而山东军区则成立了“山东野战军”。所以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我军是存在两支野战军的，但均接受陈毅之军部领导，包括新四军番号和军部的撤销，实际已经是在1947年初。在新四军番号撤销的同时，再以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成立了“华东野战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华野”。既然两支野战军合编了，那么野司首长的名单和排序当然会出现变化。唯一没发生变化的，只有原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开国元帅陈毅，代号501。有看过一位新四军老干部的回忆谈话，言及华东野战军首长代号是从501排到507，那也就是华野领导班子的全部名单和排序了，于是问题来了，除了我们已知的陈粟谭之外，从504到507，都应该是哪几位首长的代号呢？华野正式成立时，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这总共才五位首长啊？应该还有两位呢。其实另设有一名副参谋长和一名政治部副主任，那就是副参谋长刘先胜（原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这样就很清楚了，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成立时的首长代号分别是：501陈毅，开国元帅；502粟裕，开国大将；503谭震林，未授衔；504陈士榘，开国上将；505唐亮，开国上将；506钟期光，开国上将；507刘先胜，开国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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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东野的首长代号。既然在战争年代我军使用首长代号是个惯例，东北我军自然也不例外。历史爱好者大多看过小说《林海雪原》，或者是电影《智取威虎山》等等，其中的剿匪小分队指挥员少剑波，代号就是“203”，那么显然，东北我军早在1947年4月之前就已经使用过首长代号。要知道，东北的大规模剿匪作战，在这个时间点已基本结束，比较有名的几股巨匪全部被歼。一个小分队的指挥员凭啥也有代号呢？因为这个小分队是牡丹江军区从各部队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的，少剑波的原任职务是军区独立二团的参谋长，妥妥的“团首长”。理论上说，团参谋长应该是团部四号首长，前面还有团长、政委、副团长等职务，因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该团的团长政委“一肩挑”了，或者没有设置副团长职务，总之少剑波排序到了“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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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总的代号，读者几乎都知道是“101”，然而这一代号究竟何时启用，却鲜有人认真考证过。翻遍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由林总署名的电文，也没有落款是101的，而是清晰的林总大名，说明首长代号的使用范围其实并不很大。但是有一个事件可以用来佐证，那就是“东北人民解放军”正式改称的时间，是为1948年1月1日，尽管东北人民解放军此时明确分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所属地方部队”两大版块，却没有组建专门的野战军司令部，而是以原民主联军领导机关兼野战军司令部。此时的东北我军首长名单是：司令员兼政委林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高岗、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陈云和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注意细节，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含东北军区部队和东野）司令部组建之初，罗荣桓并不是二号首长、刘亚楼也不是三号首长，所以他们不可能有102和103的代号。而这个排序是1948年8月14日以后出现的，就在这一天，为准备实施辽沈战役，单独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正式组建起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首长名单是：司令员林总、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其中罗帅不再是兼“副政委”，而是正式出任野战军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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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司成立初期，军委致东野的电文抬头经常为“林罗谭刘”，毕竟谭政大将的资历和党内职务要高于刘亚楼，但是个性鲜明的开国上将刘亚楼，每每坚持在回电时署名“林罗刘”，后来军委也就含笑默认了。主要原因嘛，首长代号毕竟是作战保密所需，而谭大将基本不参与东野的战役指挥，至此才真正形成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在战争年代的真正首长排序。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东北野战军的首长代号，一定是在1948年8月以后启用的，林总是当仁不让的101、罗政委为102、刘参谋长为103，至于谭政104的首长代号，其实战史资料中几乎罕见，应该是军事爱好者推论出来的。四、其他野战军的首长代号。综合来看，新四军是使用首长代号最早的作战单位，抗战时期我军的普及率并不高。解放战争爆发后，由于敌人频繁的电台侦测和特务活动，多个高级指挥机关曾遭敌人轰炸或破坏，加强保密工作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来。1947年7月在陕北的小河村会议上，周公特别谈及这个问题，并在总结大家意见之后，确定了“三字八言”的保密办法：分系统、调人员、改设备、变手法、多呼波、严纪律、强保密、巧伪装。从这一时间点开始，我军各部进一步加强了战时保密措施，首长代号也得以普及，包括不久以后组建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也必然贯彻了这个指示。再看一段第二野战军老干部的回忆：“按照三兵团的老规矩，为保密起见依职务大小给每位军政首长编有代号，张蕴钰副参谋长被编为7号，升任正职后改称为5号，机关人员当面或背后都习惯性地称他为5号首长，人们也往往把首长二字直接省略”。这就充分说明第一个问题，战争年代的首长代号，不仅存在于各大野战军司令部，也曾经使用到了兵团一级，以及更多有需要的下级单位。解释一下，开国少将张蕴钰原任二野第15军副军长，后升任二野第三兵团副参谋长、参谋长，所以其首长代号从副参谋长的“7号”，后来升至参谋长的“5号”，这也是代号会发生变动的另一个实例。现在也应该知道，前面华东野战军首长名单的排序，为什么是副参谋长位列第七了吧？通常情况下，政治部副主任确实要高于副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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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各野战军、各兵团（其实也包括以下各单位）的首长代号，并非军委统一规定的，而是由各部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拟定。比如有的单位是司令员政委一肩挑、有的单位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总之情况各异，排名方式也未必相同。说明的第三个问题，即除了东野和华野之外，其他野战军不一定都使用“三位数”的数字代号。比如中原野战军的首长代号即为：刘司令员为“一号”、邓政委为“二号”，而李达参谋长则是“五号”。关于刘邓首长一号、二号的称谓，如果认真看过《大转折挺进大别山》等电影，是应该有所耳闻的，当时刘邓首长决定分开活动时，互相之间很是挂念，询问对方情况时用的就是代号。李达参谋长为什么是“五号”首长呢？因为中原野战军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原来的主要军政首长名单是：刘司令员、邓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然后才排到李达参谋长，所以是五号首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主体组建中原野战军时，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属于兼职，仍然保留其华野的职务，所以李达参谋长的排序基本没有变化。而中野改称第二野战军时，尽管陈毅和李先念已经调离，李达参谋长仍然谦虚地将代号保留下来，毕竟也叫习惯了。巧合的是，李达参谋长在二野的前委名单中，也是排名第五，总之首长代号从晋冀鲁豫野战军时期开始，就没有再变动过。因此建国以后，许多二野老兵仍然习惯称呼李达上将为“老五号首长”。西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的情况差不许多，也是以简单的首长排名为代号排序，只是因为鲜有宣传和介绍，大家不太熟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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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区分代号和化名我党我军的领导人，战争年代大都使用过“化名”，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特殊环境下，出于隐蔽身份的目的。比如周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期间，曾经使用过多个化名，最出名的应该就是“伍豪”了吧？那是早期在天津参加进步团体时，因编号为“五号”而取的谐音。同样，朱老总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蛰伏在滇军范石生所部时，曾化名“王锴”，以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而陈赓大将在上海特科工作期间，也曾经化名“王庸”，身处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使用两个阵营都如雷贯耳的“陈赓”之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再比如1947年3月，胡宗南率军进犯延安，我党中央（中央前委）在陕北转战期间，遭到敌人重兵的不断追击，几度面临极其危险的形势。中央机关为此不得不经常转移驻地，出于保密的需要，周公提议主要领导都起个“化名”，主席表示很赞同并脱口而出：“那我就叫李得胜，我们一定得胜”！周公则早已胸有成竹：“我叫胡必成，革命事业必定成功” ！任弼时见他们都有了代号，笑着说：“那我叫什么呢？” 主席才思敏捷：“你是支队（中央机关代号“三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吧”！所以说，中央首长在转战陕北期间，确实也都起了“化名”，这样互相之间、上下级之间称呼起来时，避免隔墙有耳，起到了一定的保密作用。虽然目的相同，但是代号和化名在内涵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化名”仍然是一个姓名，是首长们在地下工作中、在敌占区、在危险环境下的隐蔽手段，并不用于作战相关，且经常可以更换。而“代号”的名词解释，是对部队番号、指挥员职称、通信联络和军事行动的真实名称进行保密，而特别规定的代称，可用数码、单词、单字有规律地编成，也可混合编成。代号是专门的作战保密所需，没有特殊情况出现，或者没有发现泄密时，一般不会轻易改变。道理明摆着，下级单位和各部队好容易掌握了代号所指，如果随便就改了，那不乱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