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可追溯至1889年7月14日，当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国巴黎隆重召开了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法国代表拉文提议：把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通过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从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便诞生了。百余年后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日益发展与深入的时代背景之下，劳动与劳动者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如何让劳动者重新获得支配劳动的自主、自在与自由，如何设想一种新的社会联合方式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这些都是生活于当下的我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实践与文本公众号将持续推出“劳动特辑”系列文章，以飨读者。本文节选自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部分章节。（[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9-37页、第45-52页、第63-82页。）01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Scotland in the 18th century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第29-37页）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对于已得此物但愿用以交换他物的人来说，它的真正价值，等于因占有它而能自己省免并转加到别人身上去的辛苦和麻烦。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此等货币或货物，使我们能够免除相当的劳动。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霍布斯说：财富就是权力。但获得或承继大宗财产的人，未必就获得或承继了民政上或军政上的政治权力。他的财产，也许可以提供他一种获得政权的手段，但单有财产未必就能给他政权。财产对他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他的财产的大小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恰成比例，换言之，财产的大小，与他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生产物数量的大小恰成比例。一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恰等于这物品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劳动支配权。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们的不同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须加以考虑。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劳动最；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月所含劳动量也可能较多。但是，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的准确尺度不容易找到。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加之，商品多与商品交换，因而多与商品比较，商品少与劳动交换，因而少与劳动比较。所以，以一种商品所能购得的另一种商品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比以这商品所能购得的劳动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较为自然。而且，我们说一定分量的特定商品，比说一定分量的劳动，也更容易使人理解。因为，前者是一个可以看得到和接触得到的物体，后者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纵能使人充分理解，也不像具体物那样明显、那样自然。但是，在物物交换已经停止，货币已成为商业上一般媒介的时候，商品就多与货币交换，少与别种商品交换。屠户需要面包或麦酒，不是把牛肉或羊肉直接拿到面包店或酒店去交换，却是先把牛肉或羊肉拿到市场去换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交换面包或麦酒。他售卖牛羊肉所得的货币量，决定他后来所能购买的面包量和麦酒量。因此，屠户估计牛羊肉价值，自然多用牛羊肉直接换来的物品量即货币量，少用牛羊肉间接换来的物品量即面包和麦酒量。说家畜肉一磅值三便士或四便士，比说肉一磅值面包三斤或四斤，或值麦酒三夸脱或四夸脱，也更合宜。所以，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多按货币量计算，少按这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或其他商品量计算。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金银的价值时有变动，时有高低，其购买也时有难易。一定金银量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他种商品量，往往取决于当时已发现的著名金银矿山出产量的大小。十六世纪美洲金银矿山的发现，使欧洲金银的价值几乎减低为原价的三分之一。此等金属由矿山上市所需劳动既较少，故上市后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也按同一程度减少。而且，在金银价值上，这虽是最大的一次变革，但不能说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变革。我们知道，本身数量会不断变动的尺度，如人足一步、人手一握或两臂合抱，绝不是测定他物数量的正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会不断变动的商品，也绝不是计量他种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但是，劳动却当别论。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那么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他所购得的货物不论多少，总是等于他所付出的代价。诚然，他的劳动，虽有时能购得多量货物，有时只能购得少量货物，但这是货物价值变动，不是购买货物的劳动价值变动。不论何时何地，凡是难于购得或在取得时需花多量劳动的货物，价必昂贵；凡是易于购得或在取得时只需少量劳动的货物，价必低廉。所以，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可是，等量劳动，对于劳动者，虽常有等量价值，但在雇用劳动者的人看来，它的价值却时高时低。雇主购买劳动，有时需用多量货物，有时只需用少量货物；因而，在他看来，劳动价格与其他一切物品一样常在变动。在他看来，以多量货物购得的劳动价昂，以少量货物购得的劳动价廉。其实，在前一场合，是货物价廉；在后一场合，是货物价昂。所以，按照通俗的说法，劳动也像商品一样可以说有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者是贫是富，其劳动报酬是坏是好，不与其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与其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就商品与劳动说，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别，不仅仅是纯理论问题，在实用上，也非常重要。同一真实价格的价值，往往相等；但同一名义价格的价值，却往往因金银价值变动而产生极大的差异。所以，假设一个人，要以永久租佃为条件而售卖地产，如果他真要使地租的价值永久不变，那就不可把地租定为一定数额的货币。一定数额的货币的价值难免有两种变动：第一，由于同一名称铸币各时代所含不同金银分量而产生的变动；第二，由于同一分量金银价值各时代各不相同而产生的变动。君王和国家往往认为，减少铸币内所含的纯金属的量对他们眼前有利。但他们很少认为，增加铸币内所含纯金属量于已有利。我相信，各国铸币内所含的纯金属量都在不断减少，从来没有增加，所以，这种变动常使货币地租的价值降低。美洲矿山的发现，降低了欧洲金银的价值。据一般人推测，金银价值还会逐渐下降，而且在长时期内大概会继续下降（但我认为这没有确实论据）。所以，在这种推测下，即使地租不规定为铸币若干镑，而规定为纯银或某种成色的白银若干盎斯，这种变动多半会降低而不是增加货币地租的价值。Scotland in the 18th century谷物地租却不如此。谷物地租，即使在铸币名实一致的时候，也比货币地租更能保持原有价值。伊丽莎白第十八年规定，国内各学院地租，三分之二纳货币，其余三分之一要纳谷物，或按照当时最近市场上的谷价折合货币。由谷物折合货币的部分，原不过占全部地租的三分之一，但现在据布勒克斯顿博士说，却已二倍于其他三分之二了。依此算来，各学院的货币地租，一定几乎已经减到原值的四分之一或其原值谷物的四分之一了。但是，自腓力普和玛利朝代迄今，英国铸币单位几乎无变化；同一数量的镑、先令或便士，几乎含有同一分量纯银。由此可见，各学院货币地租价值的跌落完全是由于银价的下降。设若银价下落，而铸币内所含的纯银量又同时减少，货币地租的损失就会更大。苏格兰铸币含银量的变动比英格兰大得多，而法兰西又比苏格兰大得更多。所以，这两国昔日很有价值的地租，现在几乎全无价值可言。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等量谷物（即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比等量金银或其他货物，似更可能购买等量劳动。所以，等量谷物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更可能保持几乎相同的真实价格，换言之，使有谷物者，更可能以等量谷物购买或支配他人的等量劳动。我只说，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商品更可能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因为等量谷物不可能丝毫不差地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换言之，劳动的真实价格，如后章所要说明的，在不同时期是大不相同的。劳动者所享有的生活资料，在进步社会，多于静止社会，在静止社会，又多于退步社会。在一定时间内，谷物以外其他任何商品所能购得的劳动量，必定相当于这商品当时所能购得的生活资料量。所以，谷物地租，只受一定分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上的变动的影响。但以其他任何物品计算的地租，不但要受一定分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上的变动的影响，同时还要受一定分量这物品所能购换的谷物量上的变动的影响。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虽比货币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少得多，但就一年一年来说，却比货币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多得多。如后章所要说明的，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逐年随谷物的货币价格涨落而变动。它似乎不和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相适应，而和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相适应。而且，我们以后会知道，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受银价的支配，受银矿山出产额大小的支配，受运银到市场所必须使用的劳动量的支配，因而也受所必须消费的谷物量的支配。银价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有时虽有很大变动，但就一年一年来说，却很少有很大变动，往往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内，具有相同或大约相同的价值。因此，也在这么长久的一个时期内，具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平均或普通货币价格。而劳动也保持有同样的货币价格，至少在社会其他情况全无变动或几乎无变动的场合是这样。不过，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今年比去年高一倍是常会发生的事，例如，今年每夸特二十五先令，明年涨至五十先令。可是，当谷物涨至每夸特五十先令时，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和真实价值就比从前高一倍，或者说所支配的劳动量或其他货物量比从前大一倍，但在这些变动中，劳动和大多数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却仍旧不变。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我们不能用一种物品所能换得的银量来估定这物品的真实价值；就一年一年来说，我们不能用一种物品所能换得的谷物量来估定这物品的真实价值。但无论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或就一年一年来说，我们都可极其准确地用一种物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来估定这物品的真实价值。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谷物比银更适合于作为尺度，因为在这场合，等量谷物比等量白银更有支配等量劳动的可能。反之，就一年一年来说，以银为尺度又胜于谷物，因为在这场合，等量的银比等量谷物更有支配等量劳动的可能。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分，对订定永久地租或缔结长期租地契约，可能还有用处，但对日常生活中比较普通的买卖，却没有用处。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一切物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都成正比例。例如，在伦敦市场上售卖一种商品，所得货币愈多，那么在那个时间，它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亦愈多；所得货币愈少，它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亦愈少。所以，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货币乃是一切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但只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才是这样。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不成正比例，而往来贩运货物的商人只考虑商品的货币价格，换言之，他所考虑的，只是购买商品所用的银数和出卖商品可换得的银数之间的差额。在中国广州地方，半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所以，对于各该地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在广州以半盎斯白银出售，比在伦敦以一盎斯白银出售，实际上也许更有价值，更为重要。不过，如果伦敦商人能在广州以半盎斯白银购买的某一商品，后来能在伦敦以一盎斯白银的价格出卖，他这趟买卖，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利益，好像伦敦和广州的银价完全相同一样。至于广州半盎斯白银，比伦敦一盎斯白银，能够支配更多劳动或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对这个商人来说，是不重要的。在伦敦，一盎斯白银使他能够支配的劳动拭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量，总是两倍于半盎斯白银，而这正是他所希求的。由于一切买卖行为的适当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商品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而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交易也受其支配，所以，人们大都注意名义价格而不注意真实价格，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就本书说，有时也必须比较特定商品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的不同真实价值，换言之，有时也必须比较特定商品在不同时期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不同的支配他人劳动的能力。这样，我们所要比较的，与其说是出售特定商品通常可得的不同银量，无宁说是不同银量所能买得的不同劳动量。但是，时间隔远了，地方隔远了，劳动的时价如何，往往无从正确知道。正式记录谷物时价的地方虽然不多，但对于谷物时价，人们一般知道得比较清楚，而历史家和著述家也更常注意谷物时价。所以，一般地说，我们得心满意足地用谷物时价来作比较，这并不是因为它和劳动时价总是恰恰以同一比例涨落，而是因为二者一般总是以最近似的比例涨落。02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第45-52页）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更为艰苦，对于这较大的艰苦，自然要加以考虑。一点钟艰苦程度较高的劳动的生产物，往往可交换两点钟艰苦程度较低的劳动的生产物。如果某种劳动需要非凡的技巧和智能，那么为尊重具有这种技能的人，对于他的生产物自然要给予较高的价值，即超过他劳动时间所应得的价值。这种技能的获得，常须经过多年苦练，对有技能的人的生产物给予较高的价值，只不过是对获得技能所需费去的劳动与时间，给以合理的报酬。进步社会，对特别艰苦的工作和特别熟练的劳动，一般都在劳动工资上加以考虑。在初期蒙昧社会，可能也作过这种考虑。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物品通常应可购换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与货币、劳动或其他货物交换的完全制造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代价和劳动工资外，还须剩有一部分，给予企业家，作为他把资本投在这企业而得的利润。所以，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假若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所得，不能多于他所垫付的资本，他便不会有雇用工人的兴趣；而且，如果他所得的利润不能和他所垫付的资本额保待相当的比例，他就不会进行大投资而只进行小投资。也许有人说，资本的利润只是特种劳动工资的别名，换言之，不外是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工资。但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它们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利润完全受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假定某处有两种不同的制造业，各雇用劳动者二十人，工资每人每年十五镑，即每年各需支工资三百镑，而该处制造业资本的普通年利润为百分之十。又假定一方每年所加工的粗糙原料只值七百镑；另一方所加工的精细原料值七千镑。合计起来，前者每年投下的资本不过一千镑；而后者却有七千三百镑。因此，按百分之十年利计，前一企业家每年预期可得一百镑的利润；后一企业家每年却预期得到七百三十镑的利润。他们的利润额，虽那么不相同，他们的监督指挥却无甚差别，甚或全然一样。在许多大工厂里，此类工作大抵托由一个重要职员经管。这个职员的工资，正确地表示了监督指挥那一类劳动的价值。在决定这职员的工资时，通常不仅考虑他的劳动和技巧，而且考虑他所负的责任；不过，他的工资和他所管理监督的资本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而这资本所有者，虽几乎没有劳动，却希望其利润与其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所以，在商品价格中，资本利润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劳动工资绝不相同，而且受完全不相同原则的支配。在这种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须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给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在大多数商品价格中，于是有了第三个组成部分。必须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注：这里所说的“劳动”，与“工资”同义。斯密常把这两个名词混起来用。——译者）的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在进步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以谷物价格为例。其中，一部分付给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付给生产上所雇用的劳动者的工资及耕畜的维持费，第三部分付给农业家的利润。谷物的全部价格，或直接由这三部分构成，或最后由这三部分构成。也许有人认为，农业家资本的补充，即耕畜或他种农具消耗的补充，应作为第四个组成部分。但农业上一切用具的价格，本身就由上述那三个部分构成。就耕马说，就是饲马土地的地租，牧马劳动的工资，再加上农业家垫付地租和工资的资本的利润。因此，在谷物价格中，虽必须以一部分支付耕马的代价及其维持费，但其全部价格仍直接或最后由地租、劳动及利润这三部分组成。就面粉价格说，我们必须在谷物价格上，加上面粉厂主的利润及其雇工的工资；就面包价格说，我们须加上面包师的利润及其雇工的工资。但由农家那里运谷物到面粉厂，由面粉厂运面粉到面包师，又需若干劳动；垫付这种劳动的工资，又需若干资本。这种劳动的工资，和这种资本的利润，亦须加在这两种物品的价格内。亚麻价格，与谷物价格同样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麻布的织成，既须理麻工、纺工、织工、漂白工等的劳动，而分途雇用这些工人的雇主，又须分途投下资本，所以，这种种劳动的工资，这种种资本的利润，亦须加在麻布价格内。物品制造，越接近于完成，其价格中工资利润部分，和地租部分比较，便越大。随着制造的进展，不仅利润的项目增加，而且后一阶段制造者，比前一阶段制造者得到更多利润。因为，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多资本。例如，雇用织工的资本，必须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雇用织工的资本，除了要付还雇用纺工的资本及其利润，还要支付织工的工资。利润对资本总保持着一定的比例。然而，即在最进步社会，也有少数商品的价格，只能分为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两个部分，且有更少数商品的价格，单由劳动工资构成。例如，海产鱼类的价格，通常只有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支付渔夫的劳动，其二支付渔业资本的利润。有时，在此种价格中也含有地租，但极少见，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要说明。河上渔业却往往与海上渔业不同，至少就欧洲大部分说，它们的情况是截然两样的。欧洲的鲤鱼业大体上都要支付地租。这种地租，虽严格地说不能称为土地地租，但无疑和工资与利润一起成为鲤鱼价格的构成部分。苏格兰某些地方，有少数穷人在海岸拾集通常叫做苏格兰玛瑙的斑色小石。雕石业者付给他们的价格，只是他们的劳动工资，其中没有地租部分，也没有利润部分。总之，无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在商品价格中，除去土地的地租以及商品生产、制造乃至搬运所需要的全部劳动的价格外，剩余的部分必然归作利润。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全数或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然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社会上年年由劳动采集或生产的全部物品，或者说，它的全部价格，本来就是照这样分给社会不同成员中某些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不论是谁，只要自己的收入来自自己的资源，他的收入就一定来自他的劳动、资本或土地。来自劳动的收入称为工资。来自运用资本的收人称为利润。有资本不自用，而转借他人，借以取得收入，这种收入，称为货币的利息或利益。出借人既给借用人以获取利润的机会，借用人就付给利息作为报酬。由借款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当然属于冒险投资的借用人，另一部分，则当然属于使借用人有获取利润机会的出借人。利息总是一种派生的收入，借用人只要不是为还债而借债的浪子，那么，他偿还利息所用的款项，如果不是来自运用借款而得到的利润，一定是来自他种收入源泉。完全来自土地的收入，称为地租，属于地主。农业家的收入，有一部分得自劳动，另一部分则得自资本。在他看来，土地不过是使他能够借以获得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的工具。一切赋税，一切以赋税为来源的收入，一切俸金、恩恤金和各种年金，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个根本的收入源泉，都直接间接从劳动工资、资本利润或土地地租支出。这三种不同的收入，当它们属于各别的个人时，容易区别；但在属于同一个人时，往往互相混淆，至少按通常说法是如此。耕种自己一部分土地的乡绅，在支付耕作费用以后，当然要以地主资格获得地租，并以农业家资格获得利润。可是，他往往把这全部收益笼统地叫做利润，这样就把地租和利润混淆了，至少按通常说法是如此。我国在北美和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大部分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农业，因此，我们常听他们说到种植园的利润，很少听人们说到种植园的地租。一般农业家，很少雇用监工来指导农场的一般工作。他们通常也自己劳作，如犁耕、耙掘等等。所以，在全部收获中，除去地租，剩余的部分就不仅包含农业资本及其普通利润，而且含有他们自己作为劳动者和监工所应得的工资。但是，在收回资本和支付地租以后所剩余的一切，统称为利润。这所谓利润，明明含有工资在内。所以，在这场合，工资又与利润混为一谈了。假若一个独立工作的制造业者，拥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原材料并维待生活直到货物上市，那么，他所获得的收益便应有两项：其一，以工人资格领取的工资；其二，以老板资格从售卖工人出品所获得的利润。但他这两项收益，普通也统称为利润。在这场合，工资也和利润混淆了。一个亲自动手栽培植物的种园家，一身兼有地主、农业家和劳动者三种资格。所以，他的生产物自应对他一个人支给地主的地租、农业家的利润和劳动者的工资。但通常却把他的全部收入看做他的劳动所得。在这一场合，地租和利润这二者，又和工资混为一谈了。由于在文明国家内，交换价值单由劳动构成的商品极不常见，大部分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含有大量的利润和地租，所以，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远远超过这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假若社会每年所能购买的全劳动量，每年都被社会雇用，那么，因为劳动量将年年大大增加的缘故，后一年度的生产物将比前一年度的生产物具有更大的价值。可是，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是用全部年产物来维待勤劳阶级。无论哪一个国家，每年都有大部分生产物归游惰阶级消费。一国年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是逐年减少，还是不增不减，要取决于这一国家的年产物每年是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给这两个阶级的人民。03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八章“论劳动工资”（第63-82页）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在土地尚未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既无地主也无雇主来同他分享。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但一切物品却将日渐低廉，因为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变小了。在这种状态下，等量劳动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自然可以互相交换，所以，要购买各种商品，只需较少数最的劳动生产物。可是一切物品，尽管实际上变得低廉，但表面上却有些物品似比从前昂贵，换句话说，可交换较多数量的其他货物。假定大多数产业的劳动生产力增加十倍，即现今一天劳动的生产量十倍于从前一天的劳动，而某一种产业的劳动生产力却只增加一倍，即这产业现今一天劳动的生产量只二倍于从前一天的劳动。在这场合，这大多数产业一天劳动生产物，如果与那产业一天劳动生产物交换，那么前者以原工作量的十倍，不过购入后者原工作量的二倍。因此，后者的一定分量，例如一磅，就似乎比从前贵了五倍。但其实却是比从前低廉了二分之一。购买这一磅货物所需的其他货物量虽五倍于从前，但生产或购买这一磅货物所需的劳动量却不过等于从前的二分之一。所以，现今获得此物比从前容易了两倍。但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累积，就宣告终结了。所以，在劳动生产力尚未有显著改善以前，这种原始状态早已不复存在了；要就此种状态对劳动报酬或劳动工资所可能有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那是徒劳无功的。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生产出来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份额。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为要从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一般耕作者大都没有维持生活到庄稼收割的资料。他们的生活费通常是由雇用他们的农业家从他的资本项下垫付的。除非他能分享劳动者的生产物，换言之，除非他在收回资本时得到相当的利润，否则他就不愿雇用劳动者。因此，利润成为要从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二个项目。其实，利润的扣除，不仅农业生产物为然，一切其他劳动的生产物亦莫不如是。在一切工艺或制造业中，大部分劳动者在作业完成以前都需要雇主给他们垫付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雇主分享他们的劳动生产物，换言之，分享劳动对原材料所增加的价值，而这一分享的份额便是他的利润。一个独立工作的工人，有时也有资力，足以自行购买原材料，并维持自己生活，一直到作业完成。他兼有劳动者及雇主的身分，享有全部劳动生产物，即享有劳动所加于原材料的全部价值。因此，他的利得包含通常属于两个不同身分的人所有的两种不同收入，即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可是，这种实例不很多。就全欧洲说，其比例是，在老板下面工作的工人有二十个，自己独立工作的工人只有一个。而且，劳动工资一语，都普遍理解为，在劳动者为一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但在一般的争议情况下，要预知劳资两方谁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绝非难事。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有许多议会的法令取缔为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团体，但没有一个法令取缔为减低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况且，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待久。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纵使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亦往往能靠既经蓄得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已不多见，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待一年的简直没有。就长时期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据说，工人的结合常常听到，而雇主的结合却很少听到。可是，谁要是因此认为雇主实际很少结合，那就未免昧于世故，不了解这问题的真相了。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工资率，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的结合。破坏团结，随时随地都是最不名誉的行动，都为近邻和同业者所耻笑。我们所以不常听到这种结合，正因为那是一种不被人知道的普通结合，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结合。此外，雇主们为要把劳动工资减低到其实际工资率以下，有时也组织特殊的结合。此种结合，直到达到目的为止，总是保待极度的沉默与秘密。劳动者这时虽痛切感到资方的这种秘密结合，却往往无抵抗地屈服，其他人因此都不知道。不过，对于雇主的这种结合，工人们往往也组织对抗的防御性结合。而且，即在没有这种雇主结合的时候，工人们为提高劳动价格，有时也自动结合起来。他们所持的理由，有时是食粮腾贵，有时是雇主从他们的劳动得到过多的利润。他们的结合，无论是防御性的或是攻击性的，总是声闻遐迩。为求争点迅速解决，他们老是狂呼呐喊，有时甚至用极可怕的暴力。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铤而走险，如果不让自己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工人结合的严峻法规。因此，工人很少能从那些愤激的结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一败涂地而告终。不过，在争议中，雇主虽常居于有利地位，但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待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坎梯隆似乎因此推测，最下级普通劳动者，为供养儿女二人，至少须取得倍于自身所需的生活费，而其妻子，由于需要照料儿女，其劳动所得，只够维持自己。但据一般计算，常有半数儿童在未成年以前死去。因此，最贫穷的劳动者按照上述计算，一般都想至少养育四个孩子，以便能有两个孩子活到成人年龄。但坎梯隆认为，四个孩子的必要扶养费也许和一个成年人的生活费几乎相等。他还说，一个强壮奴隶劳动的价值，算来倍于其生活费，一个最低级劳动者劳动的价值，不可能低于一个强壮奴隶劳动的价值。因此，至少这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为赡养家属，即使最低级普通劳动者夫妇二人劳动所得，也必须能稍稍超过维持他俩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但是，这种超过额，是按什么比例，是按上述比例，或是按其他比例，我不想加以确定。可是，有某些情况，有时也使劳动者立于有利地位，并使他们能够得到大大超过上述工资的工资。很明显，上述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不论何国，如果对那些靠工资过活的人，即工人、散工、各种佣人等的需求不断地增加，换言之，如果每年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比前一年多，劳动者就没有为着提高工资而结合的必要。劳动者不够，自会导致雇主间的竞争；雇主们竞相出高价雇用劳动者，这样他们就自动冲破了防止工资提高的自然结合。很明显，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定随着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这种资金有两种：一，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入；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财。地主、年金领受者、有钱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收入除维持身家外还有剩余，他们一定会把剩余额的全部或一部分，用来雇用若干家仆。这剩余额增加，他们所雇用的家仆自然也随之而增加。织工、鞋匠这一类独立工作的劳动者所持的资本，如果除了购买供自己使用的原材料并维持他在货品出售以前的生活外，还有剩余，他自然也会以这剩余额雇用一个乃至数个帮工，以便靠他们的劳作获利。这剩余增加，他所雇帮工的人数自然也随之而增加。因此，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绝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随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绝不会增加。然而，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今日英格兰确比北美各地富，然北美各地的劳动工资却比英格兰各地高。纽约地方，普通劳动者一日的工资为美币三先令六便士，合英币二先令；造船木匠为美币十先令六便士，外加值英币六便士的糖酒一品脱，全部合英币六先令六便士；泥水匠及建筑木匠为美币八先令，合英币四先令六便士；裁缝帮工为美币五先令，合英币二先令十便士。这些价格都在伦敦价格之上。据说，其他殖民地的工资也和纽约同样高。食品的价格，北美各地都比英格兰低得多。北美从来没有饥荒现象。即在歉收的年度，只不过减少输出，没感到自己供给不足。所以，北美劳动的货币价格如果比母国各地高，那么其真实价格，即其货币价格对劳动者提供的支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能力，在比例上必定比母国更高。北美虽没有英格兰那样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英格兰以及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居民，在大约五百年内，不敢说有一倍的增加，但在北美英属各殖民地，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就现在说，这种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据说，当地高龄居民往往能亲眼看到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个以上的直系子孙。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多子女不但不成为室家之累，反而成为家庭富盛的源泉。在离去双亲家庭以前，每个儿女的劳动，推算起来，足有纯收益一百镑的价值。一个有四五个孩子的青年寡妇，在欧洲中等及下等人民间，很少能找到第二丈夫，但在北美地方，那些儿女常是诱使男子向她求婚的财产。儿童的价值是结婚的最大鼓励。所以，北美人的早婚是毫不足怪的。可是，尽管早婚招致了人口很大的增加，但北美人民却仍不断发出劳动者不足的诉苦声。对劳动者需求的增加，和维持劳动者资金的增加，似乎比劳动供给的增加快得多。一国尽管非常富有，如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换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达到极大的数额。但这数额如果数世纪不变，或几乎不变，那么每年所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劳动者人数，甚或还有剩余。这样，劳动者既不缺少，雇主也不会为要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在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增加却自然会超过需要雇用的人数。就业机会常感不足，于是劳动者为要获得工作，不得不互相竞争。假如，该国劳动者的工资，本来足够养活他们各自的身家而且还有剩余，那么劳动者间的竞争和雇主们的利害关系，不久就会使工资减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千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杀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不过，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所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待着原有的人数。在指定用来维待劳动的资金显著减少的国家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每年各等职业所需要的雇工和劳动者，都比前一年少。许多不能在上等职业中找得工作的上等阶级人民，也想在最下等的职业中找工作。这样，在最下等职业中，就不但有了超过需要的最下级劳动者，而且还有过多的从其他各阶级纷纷拥入的人。结果，职业的竞争变得非常剧烈，以致把劳动工资减低到极悲惨、极贫困的生活水准。而且，即使忍受这些苛刻条件，还有许多人找不到职业。这些人，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乞丐，不然也许只有搞罪大恶极的勾当才能取得生活资料。接着，穷乏、饥饿和死亡等灾祸就落到最下级的劳动者身上，后来波及所有上等阶级，终至国内居民减少到经过苛政或灾祸而硕果仅存的收入和资本所能容易维持的人数。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领殖民地的现状，也许几乎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土地肥沃，人口又经大大减少，因而生活资料并不十分困难，可是年年仍不免有三四十万人因饥饿而濒于死亡，我们就可以断言，那是因为该国指定用来维待贫困劳动者的资金正在迅速减少。英国保护和统治北美的政治机构和压迫与压制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不同性质，用这两地的不同情况来说明，也许是再好不过的。所以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待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看来，不列颠现今的劳动工资，显然超过了维待劳动者一家生活所需的数额。为证明这一点，我们无须作烦琐或未必有结果的计算，来推定劳动者至少需多少工资，才能养活一家。有很多明显征象表明，不列颠各地劳动工资，不是以符合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为准则的。第一，不列颠几乎所有地方，甚至最低级劳动也有夏季工资与冬季工资的区别。夏季工资总是最高工资。但冬季有薪炭临时开支，故冬季家庭生活费在一年中为最大。生活费最低时，工资反而最高，这就表明，劳动工资不受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数额的支配，而受工作的数量及其假定价值的支配。也许有人说，劳动者应贮藏夏季工资的一部分，来支付冬季费用，而他全年的工资，并不超过他一年中维持身家所需要的数额。可是，奴隶或绝对仰赖他人为活的人所得到的待遇，却不是这样。他的日常生活资料，都和他的日常需要相称。第二，不列颠的劳动工资，不随食品价格变动而变动。食品价格，到处都年年变动，常常月月变动。但有许多地方的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经过半世纪，还仍旧不变。因此，假若这些地方的贫穷劳动者，在食品最昂贵的年岁，能够维持他的身家，那么，在食品价格一般而供给又很充足的年岁，必能过舒适生活；在食品异常低廉的年岁，就过着优裕生活。在过去十年中，不列颠有许多地方食物昂贵，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随着显著提高。固然，确有些地方的劳动的货币价格提高了，但那与其说起因于食物的昂贵，倒不如说起因于劳动需求的增加。第三，就不同年度说，食品价格的变动，大于劳动工资的变动，而就不同地方说，劳动工资的变动，却大于食品价格的变动。面包和家畜肉的价格，在不列颠几乎所有地方一般相同，或大约相同。这两种商品以及大多数其他零售商品（贫穷劳动者零购的一切物品），在大都市和在僻远地方，价格是同样低廉，或者，大都市方面还比较低廉，其原因我以后说明。但大都市与其附近地带的劳动工资，往往比数哩以外地方的劳动工资，高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即高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伦敦及其附近劳动的普通价格，可以说是每日十八便士。数哩以外，即减低到十四便士或十五便士。爱丁堡及其附近劳动的普通价格，可以说是每日十便士，数哩以外，就低落到八便士。八便士是苏格兰低地一带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劳动的普通价格，在那里，这价格的变动比英格兰少得多。劳动价格上的差异，虽未必会驱使一个人由一教区移到另一教区去，但货物价格这样的差异，却必然使许多容积巨大的货物，从一教区到另一教区，从国内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可以说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运输，变得非常频繁，不久就使它们趋于均衡。人性见异思迁，虽早有定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却显然又是安土重迁，最不爱移动的。贫苦劳动者，在不列颠劳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要是能够维持家属，那么在不列颠工资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过优裕的生活。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动，无论就时间说或就地方说，不但不与食品价格的变动一致，而且往往正相反。一般人常食谷物的价格，苏格兰比英格兰高，苏格兰几乎每年都由英格兰输入大宗谷物。英格兰谷物，在输入谷物的苏格兰售卖的价格，必须高于在输出谷物的英格兰售卖的价格，但英格兰谷物在苏格兰市场售卖的价格，不能高于和它相竞争的同质量苏格兰本地谷物的价格。谷物品质的良否，主要要看它可磨得的粉量多寡而定。就这一点说，英格兰谷物，远胜于苏格兰谷物，所以，从外表说，或从其体积说，英格兰谷物的价格，虽高于苏格兰谷物的价格，但就其实质即品质或重量说，一般却比苏格兰低廉得多。可是，劳动价格，在苏格兰却比英格兰低。因此，贫苦劳动者，在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即苏格兰，如能维持其家属，那么在联合王国的另一部分即英格兰，就必能过丰裕的生活。现今，苏格兰普通人民，以燕麦片为最常食和最好食物，这和英格兰同阶级人民最常食的食物比较，一般是坏得多。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是两地人民工资差异的原因，而是工资差异的结果，可是许多人却往往不可思议地倒果为因。甲富而乙贫，并不是因为甲有马，乙却步行，而是因为甲富能备有马车，乙贫不能不步行。各年度计算，前世纪英格兰、苏格兰两地谷物价格，比现世纪高。现在，这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必欲加以可能有的实证，那么苏格兰，比英格兰更为明确。因为苏格兰每年的公定谷价可作证明，苏格兰每年按市场实际状况，依宣誓手续，评定所属各地种种谷物的价格。如果这种直接证据还需要间接证据作为旁证，那么我说，法国甚或欧洲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也是这样。就法国说，我们有了最明确的证明。不过，前世纪英格兰、苏格兰两地谷物价格，略高于现世纪，虽无可置疑，但前世纪两地劳动价格，比现世纪低得多，亦同样无可置疑。因此，假如贫穷劳动者，在前世纪能够维持他的家属，那么，他现在必定能过着舒适得多的生活。前世纪，在苏格兰大多数地方，普通劳动的最普通日工资，夏天为六便士，冬天为五便士。在苏格兰高地及西部各岛若干地方，工资还是一星期三先令或大约三先令。现在，在苏格兰低地，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一天为八便士。在爱丁堡附近，在邻近英格兰因而可能受英格兰影响的各州，在劳动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朗和爱州等附近，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一天为十便士，有时或为－先令。英格兰农工商业的改进，远较苏格兰为早。劳动的需求以及劳动的价格，必随此等改良而增加。因此，在前世纪和现世纪，英格兰的劳动工资高于苏格兰。而且从那时以来，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大大增加，但由于英格兰各地支付的工资，在种类上比苏格兰多，所以，要确定英格兰工资的增加率，比苏格兰困难。1614年，一名步兵一日的饷银，与现今同为八便士。当初规定这种饷额时，必然是以普通劳动者普通工资为标准，因为步兵大都征自这个阶级。查理二世时代，高等法院院长黑尔斯，推算劳动者六口（父亲母亲，略能工作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工作子女二人）之家的用费，一星期为十先令，即一年需二十六镑。他认为，如果他们不能靠劳动来赚得此数，他们就得靠乞讨或盗窃来凑成此数。黑尔斯对于这问题，似曾下了一番研究气以熟习政治数学博得德维南博士的格里戈里·金，也曾于1688 年推算一般劳动者及外佣工的普通收入，以为平均由三个半人合成的家庭，一年需费十五镑。从表面上看，金的计算，似与黑尔斯的计算有出入，但实则大体一致。他们都认为，这种家庭一星期的用费，每人约二十便士。从那时以来，王国多数地方，这种家庭的货币收入与货币费用，都有大的增加，不过有的地方增加多些，有的地方增加少些，而且所增加的，没有像最近刊布的关于现今劳动工资增高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那么多。必须指出，任何地方的劳动价格，都不能极正确地确定。因为，就是同一地方同一种类的劳动，也往往依照劳动者的巧拙以及雇主的宽吝，给付不同的价格。在工资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想要确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资。而且，经验似乎告诉我们，法律虽屡次企图规定工资，但实际上，却从未作出适当的规定。现世纪，劳动的真实报酬，即劳动使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的增加，可能在比例上大于劳动货币价格的增加。不仅谷物的价格，比从前稍稍低廉，而且那些成为贫穷劳动者适意和卫生食料的许多其他东西的价格，也大大跌落。例如，现今王国大多数地方马铃薯价格，只有三四十年前的一半。从前用揪而今日普通用犁种植的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的价格，也可以说和马铃薯同样低廉。一切蔬果，也变得低廉。我们知道，前一世纪英国消费的大部分苹果和洋葱，都是由弗兰德输入的。麻布制造和呢绒制造的大改良，给劳动者提供了质更好价更廉的衣服。贱金属制造的大改良，不仅给劳动者提供了更精良的职业用具，而且提供了许多快意的和便利的家具。诚然，肥皂、食盐、蜡烛、皮革及发酵酒，由于课税而抬高了价格，但其中，为贫穷劳动者所必须消费的分量，却极其有限。这小部分商品价格的昂贵，并不抵消其他多数物品价格的下落。世人往往说，奢侈之风，波及下等阶级，连贫穷劳动者现在也对从前的衣食住条件感到不满足，他们这样说，使我们确信，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其真实价格增大了。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已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贫困无疑会使人不想结婚，但未必会使人不结婚。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苏格兰高地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生子女二十人以上，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往往不能生育，一般只能生两三个。不妊症，虽为上等社会所常患，但在下等社会，却极少有。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看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贫困虽不能阻止生育，但极不利于子女的抚养。柔嫩植物长出来了，但在土地寒洌和气候严酷的环境中，不久就枯死。我常听说，苏格兰高地常有一母产子二十个而活的只有一个的实例。几个富有经验的军官告诉我说，士兵在联队内生的全部儿童，漫说后来用以补充联队的缺额，即用以充当联队的吹鼓手，亦嫌不够。但是，在兵营附近看到的可爱孩子，却比其他地方多。这些孩子很少长到十三四岁。有些地方生出来的儿童，在四岁前，死去一半；有许多地方，在七岁前死去一半；在九、十岁前死去一半，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样大的死亡率，在各地方下等人民间都可看到。他们不能像上等人民那么注意养育子女。一般地说，他们的结婚，虽比上流社会的人更为多产，但他们的儿童中，这到成年的却比较少。与普通人民的儿童比较，育婴堂及教区慈善会内收养的儿童，死亡率还要大。各种动物的增殖，自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要限制进一步的增殖，除了杀死他们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丰厚的劳动报酬，由于它使劳动者能够改善他们儿童的给养，从而使他们能够养大较多的儿童，势必会放宽和扩大上述限度。应该指出，上述限度扩大的程度，也必然尽可能和劳动需求所需要的程度相称。如果劳动需求继续增加，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能够不断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过多不久就使劳动的报酬减到其应有的程度。在前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如此不足，在后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又如此过剩，结果都迫使劳动价格，不久又回到社会所需要有的适当程度。因此，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生产过于迟缓，则加以促进；生产过于迅速，则加以抑制。世界各地，不论在北美，在欧洲，或是在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繁殖程度的正是这一需求。这需求在北美，成为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在欧洲，成为人口缓慢而逐渐增加的原因，在中国，就成为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据说，奴隶的损耗，其损失在雇主，自由佣工的损耗，其损失却在他自身。其实，后者的损耗，与前者的损耗一样都是雇主的损失。各种职工和佣工，都必须给付这样的工资，使他们能够按照社会对他们的需求的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等情况，而维持其种类。不过，自由佣工的损耗，虽同是雇主的损失，但与奴隶的损耗比较，则雇主所受损失又少得多。要是我可这样说，用作补充或修补奴隶损耗的资金，通常都由不留心的雇主或疏忽的监工管理。但修补自由佣工损耗的资金却由自由佣工自己管理。一由钱财通常管理得漫无秩序的富人管理，所以管理上自亦漫无秩序；一由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的穷人自己管理，所以管理上亦是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在这样不同的管理下，相同的目的，却需要有大不相同的费用。所以，征之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经验，我相信，由自由人作成的作品，归根到底比由奴隶作成的作品低廉。即在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也是这样。所以，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充足的劳动报酬发出怨言，就是对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发出悲叹。也许值得指出，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增殖，因而鼓励他们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使劳动者体力增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使他们益加努力。所以，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例如，英格兰劳动者比苏格兰劳动者强；大都会附近的劳动者比僻远农村的劳动者强。诚然，有些劳动者如能在四天中挣得足以维待一星期生活的生活资料，将无所事事地虚度过其余三天，但就大多数劳动者说，并不如此。反之，在工资按件计算时，许多劳动者往往没几年就把身体搞垮了。据说，伦敦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木匠，不能保持最精壮气力到八年以上。此种现象，在工资按件计算的许多其他行业，常有发生。制造业一般是按件计算工资，连农村劳动在工资较通常为高的地方，也是按件计资。几乎各种技工，在特殊业务上，往往因操劳过度而生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马齐尼，关于这类疾病，曾著有专书。我们不把我们的士兵看做勤劳人民，但在他们从事某项特殊工程而按件领受工资时，军官常须与领工者约定，他们每日报酬，按他们的报酬率，不得超过一定数额。在这条件订定之前，士兵常因相互竞争希望得到较大报酬而操劳过度，损害健康。一星期中四天过度的操劳，乃是其余三天闲散的真正原因，而世人对于这三天的闲散，却大发牢骚并大声叫嚣。大多数人在连续数天紧张的脑力或体力劳动之后，自然会强烈地想要休息。这欲望，除非受到暴力或某种强烈需要的抑制，否则是几乎压制不住的。天性要求，在紧张劳动之后，有一定程度的纵情快乐，有时只是悠闲自在一会儿，有时却是闲游浪荡和消遣娱乐。如不依从这要求，其结果常是很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不然，迟早亦会产生职业上的特殊疾病。如果雇主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鼓励劳动者勤勉，应当要他们适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个行业，一个能工作适度的人，能够继续不断工作，不仅长期保待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有人说，在物价低廉的年度，劳动者大抵较平常懒惰；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则较平常勤勉。他们由此得到结论：生活资料丰富，劳动者的工作，就弛缓起来；生活资料不足，劳动者的工作就紧张起来。说生活资料略较平常丰富，也许使一部分劳动者偷闲，那是无可置疑的，但若说大多数劳动者，都会因此怠于作业，或者说，一般人在吃得不好时，比吃得好时工作更好，在意志消沉时，比兴致勃勃时工作更好，在疾病时，比健康时工作更好，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说法。应该指出，对一般人民说，饥僅的年岁，往往是疾病死亡的年岁，而疾病和死亡，势必减低他们的劳动产物。在物资丰厚的年度，佣工往往离开主人，靠自己劳动生活。但食品价格的低廉，由于增加用来维持佣工的资金，也鼓励雇主，尤其是农业家，雇用更多的佣工。因为在这时期，衣业家与其以低廉市价出卖谷物，倒不如以谷物维持较多佣工，以期得到较大的利润。对佣工的需求增加，而供应这需求的人数却减少。所以劳动价格往往在物价低廉时上升。在物资缺乏的年度，生计的困难与不安定，使这些佣工切望复得旧有的工作。但食品的高价，由于减少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使雇主倾向于减少现有的雇工，而不倾向于增加。况且，在物价高昂的年度，贫穷独立劳动者往往把从前用以购置材料的少额资本全部提出来消费，这样就不得不变为雇工。求职的人数，既然超过了就职的机会，许多人就只好接受比通常低的条件，来获取职业。所以在物价昂贵的年度，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低落。因此，各种雇主，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和劳动者订结契约，比在物价低廉的年度更为有利，而且觉得，劳动者在前一场合，比在后一场合，更为恭顺，更愿依靠他们，所以，雇主们认为，物价高昂的年度，对他们的事业更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此外，地主和农业家喜欢物价高昂的年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的地租和利润，大部分决定于粮食的价格。不过，若说一般人在为自己工作时，工作较少，在为他人工作时，工作较多，那是再荒谬不过的。贫穷的独立劳动者，一般都比按件计资的帮工勤勉，因为前者享有自身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后者则须与雇主分享。大制造厂中的雇工，容易受恶友诱惑，往往道德沦丧；独立劳动者却不易受此影响。工资以年或月计的雇工，不论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和津贴，就这一点说，独立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比这些雇工更大得多。物价高昂的年岁，倾向于增高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而物价低廉的年岁，则倾向于减低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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