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金星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中央医院的故事、延安的故事都不应该被忘记，我们的父辈付出毕生精力去奋斗、牺牲的事业，在今天依然值得一代代中国人传承和发扬。”——金星|口述：金星|采访整理：尹洁人物简介：金星，1941年出生于延安中央医院，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北京世纪坛医院副主任医师。中共党员。我父亲金茂岳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从小信奉伊斯兰教。从泰安萃英中学毕业后，父亲考取了齐鲁大学医学院。这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创立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以及加拿大的多个基督教会联合开办。全盛时期的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并称“南齐北燕”，学费也是相当昂贵的。父亲为了获得减免学费的资格，在大学里加入了基督教会。在他看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源，学习前者的教义也能更好地理解后者。毕业后，父亲被聘任到齐鲁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的妇产科主任是英国人，送了父亲一本《圣经》。后来，父亲就是带着这本《圣经》去延安的，但他的信仰乃至整个生命，都在延安彻底改变了。“延安就是圣经上说的天堂”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父亲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认为中国人决不能当亡国奴。怀着一颗朴素的爱国之心，他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1938年1月3日，父亲所在的23医疗队被派到西安，要求到国民政府军医署所辖的伤病医院工作，却遭到拒绝。
·金茂岳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当晚，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伍云甫来到医疗队慰问。在得知有21名正式队员、其中6名是医学博士等情况后，他说：“这里不要，你们是不是可以到延安去？延安有伤病员，还有群众，缺医少药，欢迎你们去。”两天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又亲自找医疗队成员谈话，鼓励大家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到延安去也是抗战。”父亲之前亲眼见到、亲身体会了国统区军医院的混乱管理和派系斗争，于是拿定主意，几天后就跟随医疗队来到了延安。当时的延安条件很艰苦，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更是宝贵。父亲他们一到延安城门外，就受到群众、机关和学校工作人员的夹道欢迎，敲锣打鼓地把医疗队接到住的地方。晚上又专门开了一个欢迎大会，不仅各单位代表都来了，就连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来了，亲切地跟大家握手、问候，欢迎大家到延安参加抗战。父亲很受鼓舞。那时奔赴延安的人，绝大部分在去之前就接受过革命思想的教育，甚至已经是共产党员了，父亲却从未接触过这些，他最初的目的只是抗日救国。延安为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干部、群众是平等的，官兵一致，军民关系融洽，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父亲看来，这就是圣经上说的“天堂”。抵达延安后，医疗队被派遣到甘谷驿二兵站医院。给八路军伤员做手术时，有时需要进行全身麻醉，在即将失去意识或即将恢复意识时，人的大脑中哪种思想最强烈往往就会表现出来，伤员们在这种时刻总是喊：“同志们冲啊！杀啊！” “消灭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父亲被深深触动，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军队，是真正抗日救国的。所有这些经历，都对他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刻影响。结识白求恩大夫父亲到延安后不久，1938年春天，白求恩大夫也来到了延安，因为工作关系与父亲很快熟悉起来。白求恩对病人极其认真负责，查房时把所有情况都详细地记在本子上，然后再诊断。在陪同他查房的过程中，父亲一边做翻译，一边学习他的临床经验。
·在前线做手术的白求恩。一次，萧劲光司令员的孩子因扁桃腺肥大引起了关节炎，父亲检查后认为必须摘除扁桃腺，但考虑到自己不是耳鼻喉科大夫，医院里也没有相关器械，所以决定请白求恩来做手术，因为他是外科大夫，应该有专门的器械。第二天，白求恩做手术时，父亲在场观摩。只见护士给孩子做了麻醉，白求恩用开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撑，用纱布把舌头一拉，刀子两边一划，用手指把扁桃腺抠了出来。前后不过两三分钟。孩子清醒过来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父亲说：“白大夫，我还以为你会带着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白求恩用手指着头说：“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大脑）和这个（手）就行了。有了这个（大脑）去想一想，去解决问题嘛！有了这个（手），还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吗？一个大夫只要想到病人，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就会费尽脑子去想办法。”父亲深受启发，不仅按照白求恩的办法学会了做扁桃腺摘除术，还自己设计了摘除扁桃腺的小勺。白求恩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但他的思想一直激励着父亲：一切为病人着想，就会动脑筋去想办法。
·金茂岳在妇产科门诊工作。中央医院的奇迹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封锁，延安的物质条件极端艰苦，医疗设备短缺、药品极度匮乏，消炎药、输液设备、高压消毒锅等都没有。当时陕北的生育率很高，每家都是七个、八个的生，但很多没能活下来，因为都是土办法接生：没有产房就到柴房里生，身子底下垫的是草木灰或沙子；剪脐带用农家剪刀，甚至用碎瓷片；产妇的营养也跟不上，只能喝点小米汤……各种问题导致婴儿死亡率达到60%以上，妇女感染、得病的也特别多。在这种困境中，中央医院建立起来了。1939年11月7日，医院举办了成立仪式。
·1939年11月，中央医院成立，毛主席题写院名。医护人员把汽油桶打造成便盆；用沙漏当秒表用；用旧纱布做成垫子，使用完再清洗消毒；注射器针头用一次打磨一次，有的针头甚至被磨去了一半，实在不能用了才扔掉。妇产科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检查床，父亲就设计了一个架子，做检查时，用架子把产妇的腿支起来。就连产床、手术台也是他们自己设计，请木工师傅做的。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中央医院在延安接生了3800多个孩子。这是有据可查的数字，但不是全部。父亲说本来一共有6个接生登记本，撤离延安时只带出来4个。据此推算，那段时间在延安出生的孩子总数应该有四五千人。
·中央医院妇产科医护人员合影。当时中国的产妇死亡率是每千人死亡15人。中央医院妇产科在1940—1941年期间共收治产妇565人，死亡2人，死亡率0.36%；1942—1943年收治产妇893人，无一死亡。此外，中央医院产后染菌率是1.2%，同期北京协和医院是4.8%。以延安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来说，可以说是医学奇迹。延安的老百姓发现在中央医院生孩子，生一个活一个，于是来住院的产妇一年比一年多。有位老乡之前生了三胎都没保住孩子，生第四胎时来了中央医院，孩子活了。于是她所在的小山村之后相继来了5名产妇，每个人最后都笑嘻嘻地抱了一个胖娃娃回去。在没有输液设备、没有抗菌素的条件下实施手术是要担风险的，所以父亲对消毒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医护人员把切割、止血、缝合、打结的基本功练好，使伤口一期愈合。父亲做阑尾手术时，小切口仅能伸进两个指头摸到阑尾，用止血钳把盲肠钩出来，切除阑尾后重新放入腹腔。他做剖腹产手术时的切口也很小。这都是从病人利益出发，为病人健康着想。据统计，从1939年9月到1946年6月，中央医院共收治病人1.3876万人次、接生婴儿3814人、小儿科收治病人1704人次，治愈率达96%—99%。
·中央医院婴儿室。“努力救人事业”1940年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位领导人先后为父亲题过词。毛主席的题词是“努力救人事业”，朱总司令的题词是“不但医人，还要医国”，周副主席的题词是“为边区卫生工作创新纪元”。
·毛主席给金茂岳的题字“努力救人事业”。毛主席对父亲说，医生工作是治病救人，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二者都是救人的革命事业。他勉励父亲把本职工作和中国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革命的医务工作者的最高理想。毛主席的教诲让父亲铭记一辈子。1940年4月，23医疗队接到红十字会大队的命令，换防到老河口第五战区，要离开延安了。父亲经过思想斗争，毅然决定脱离红十字会，留在延安。毛主席曾经说：“改造世界观非常重要！有了坚定的政治立场，才能安心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才不致在暴风雨中迷失方向。”父亲的世界观也经历了转变。刚到延安时，他经常把圣经拿出来诵读，这本书还被毛主席借去看过，可能是作为哲学资料。后来，为了提高中央医院医生们的政治理论水平，毛主席让哲学家艾思奇当组长，组织大家学习《大众哲学》。父亲有一个小笔记本，记录了当时上课的内容，里面写着“物质决定意识——唯物论”。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是一个常识，但对当时的父亲来说却是全新的观点，他开始接触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在经历了脱胎换骨的革命教育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1942年3月28日，父亲在中央医院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打来的，请他过去一趟。父亲以为陈云同志生病了，马上背着药箱、骑上马去了，没想到陈云要跟他谈的是另外一件事——入党。
·1942年3月，金茂岳留影。经过一番谈话，父亲表示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怕牺牲。他也谈到自己是回族，陈云同志说，这只是生活习惯不同，和加入党组织并不矛盾。谈完话，陈云打电话请来了中央医院党支部的石昌杰书记和苏爱吾同志。他们来到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张凯处长的办公室，父亲看见了挂在墙上的鲜红党旗，就在这里宣誓入党了。陈云说：“茂岳同志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但暂时不公开，是秘密党员。”这是父亲终身难忘的一天。自豪是个“延安娃”因为父亲的经历，我成了一名“延安娃”（在延安出生的孩子），这是让我一辈子都感到自豪的事。回想起小时候的生活，真是特别艰苦，现在的人都想象不出来。小小的土窑洞里，硕大的老鼠特别多，我印象里有一尺多长，很多孩子都被咬过，甚至有被咬掉鼻子的，我手上现在还有一串老鼠的牙印。后来鲁艺的一位美术老师想了个办法，把画板钻了4个洞，用裹腿的带子和木楔子把画板楔到土墙上，出门的时候把孩子放到画板里、挂起来。这个办法流传开后，大家给它起了名字叫画板摇篮。再说吃。延安吃的大多是小米、洋芋、南瓜。如果妈妈有奶水，孩子就是最幸福的。我印象中的一种美食叫列宁饼干，其实就是锅巴。有一次，我闻见食堂又有列宁饼干的香味了，就拿着小碗到锅台边等，后来大师傅铲了一大块给我，当时觉得好吃得不得了。还有穿。延安实行供给制，给大人发的是八路军军装，一般两三年发一次。有了新衣服之后，大人就把旧衣服改改，给孩子穿。这时候就考验妈妈们的手艺了。如果妈妈会做衣服，孩子就穿得比较整齐，有的妈妈是学生出身，或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身，不会针线活儿，孩子就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妈妈是农村出来的，用靛蓝布给我做过一件小夹克，当年穿出去可漂亮、可骄傲了，我一直保存到今天。至于出行，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马或者驴，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走路。哪怕是产妇到中央医院生孩子，也是自己走着去，导致在路上早产的、小产的特别多。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医生，父亲“一切为病人着想”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在临床工作中做一名好医生。退休后，我先后访问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老前辈300多人，征集到2000多个“延安娃”的信息，收集老照片千余张，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撰写了《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一书。我今年整整80岁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感到延安精神的可贵，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父辈的信仰和追求。中央医院的故事、延安的故事都不应该被忘记，我们的父辈付出毕生精力去奋斗、牺牲的事业，在今天依然值得一代代中国人传承和发扬。原载于《环球人物》2021年第10期，原标题为《专访中央医院名医金茂岳之女金星：“延安让父亲改变了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