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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提要 诗经春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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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有礼

○经部总叙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易类一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於风谣，《礼》寓於节文，《尚书》、《春秋》寓於史，而《易》则寓於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於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馀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各为条论，具列於左。△《子夏易传》·十一卷（内府藏本）旧本题“卜子夏撰”。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子夏《易传》，近无习者，令儒官详定。”刘知几议曰：“《汉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韩易》十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事殊隳刺，必欲行用，深以为疑。”司马贞议亦曰“案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本。荀勖《中经簿》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先达疑非子夏矣。又《隋书·经籍志》云：《子夏传》残阙，梁六卷，今二卷。知其书错缪多矣。又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今题不称韩氏而载薛虞记，其质粗略，旨趣非远，无益后学”云云。是唐以前所谓《子夏传》，已为伪本。晁说之《传易堂记》又称：“今号为《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案弧唐末为大理寺评事，有《素履子》，别著录），是唐时又一伪本并行。故宋《国史志》以《假托子夏易传》与《真子夏易传》两列其目，而《崇文总目》亦称此书篇第，略依王氏，决非卜子夏之文也。朱彝尊《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皆今本所无。德明、鼎祚犹曰在张弧以前，应麟乃南宋末人，何以当日所见与今本又异？然则今本又出伪托，不但非子夏书，亦并非张弧书矣。流传既久，姑存以备一家云尔。（谨案：唐徐坚《初学记》以太宗御制升列历代之前，盖臣子尊君之大义。焦竑《国史经籍志》、朱彝尊《经义考》并踵前规。臣等编摩《四库》，初亦恭录御定《易经通注》、御纂《周易折中》、御纂《周易述义》弁冕诸经。仰蒙指示，命移冠国朝著述之首，俾尊卑有序而时代不淆。圣度谦冲，酌中立宪，实为千古之大公。谨恪遵彝训，仍托始於《子夏易传》，并发凡於此，著《四库》之通例焉。又案：托名之书有知其赝作之人者，有不知其赝作之人者，不能一一归其时代，故《汉书·艺文志》仍从其所托之时代为次。今亦悉从其例。）△《周易郑康成注》·一卷（通行本）宋王应麟编。应麟，字伯厚，庆元人。自署浚仪，盖其祖籍也。淳祐元年进士，宝祐四年复中博学鸿词科。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案《隋志》载郑玄《周易注》九卷，又称郑玄、王弼二注，梁陈列於国学，齐代惟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然《新唐书》著录十卷，是唐时其书犹在，故李鼎祚《集解》多引之。宋《崇文总目》惟载一卷，所存者仅《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四篇，馀皆散佚。至《中兴书目》始不著录（案《中兴书目》今不传，此据冯椅《易学》所引），则亡於南北宋之间。故晁说之、朱震尚能见其遗文，而淳熙以后诸儒即罕所称引也。应麟始旁摭诸书，裒为此帙，经文异字，亦皆并存。其无经文可缀者，则总录于末简。又以玄注多言互体，并取《左传》，《礼记》，《周礼》，《正义》中论互体者八条，以类附焉。考玄初从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从马融受费氏《易》，故其学出入於两家。然要其大旨，费义居多，实为传《易》之正脉。齐陆澄《与王俭书》曰：“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今若崇儒，郑注不可废。”其论最笃。唐初诏修《正义》，仍黜郑崇正，非达识也。应麟能於散佚之馀，搜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可谓笃志遗经，研心古义者矣。近时惠栋别有考订之本，体例较密。然经营创始，实自应麟，其捃拾之劳亦不可泯。今并著於录，所以两存其功也。（谨按：前代遗书后人重编者，如有所窜改增益，则从重编之时代，《曾子》、《子思子》之类是也。如全辑旧文，则仍从原书之时代。故此书虽宋人所辑，而列於汉代之次。后皆仿此。）△《新本郑氏周易》·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惠栋编。栋字定宇，长洲人。初，王应麟辑郑玄《易注》一卷，其后人附刻《玉海》之末。虽残章断句，尚颇见汉学之崖略，於经籍颇为有功。然皆不著所出之书，又次序先后，间与经文不应，亦有遗漏未载者。栋因其旧本，重为补正。凡应麟书所已载者，一一考求原本，注其出自某书，明其信而有徵，极为详核。其次序先后，亦悉从经文釐定。复搜采群籍，《上经》补二十八条，《下经》补十六条，《系辞传》补十四条，《说卦传》补二十二条，《序卦传》补七条，《杂卦传》补五条。移应麟所附《易赞》一篇於卷端，删去所引诸经《正义》论互卦者八条。而别据玄《周礼·太师》注作《十二月爻辰图》，据玄《月令》注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图》，附於卷末，以驳朱震《汉上易传》之误。虽因人成事，而考核精密，实胜原书。应麟固郑氏之功臣，栋之是编，亦可谓王氏之功臣矣。△《陆氏易解》·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姚士粦所辑吴陆绩《周易注》也。《吴志》载绩所著有《易注》，不言卷数。《隋书·经籍志》有陆绩《周易注》十五卷。《经典释文·序录》作陆绩《周易述》十三卷，《会通》一卷。《新、旧唐书·志》所载卷数与《释文》同。原本久佚，未详其孰是。此本为《盐邑志林》所载，凡一百五十条。朱彝尊《经义考》以为钞撮陆氏《释文》、李氏《集解》二书为之。然此本采京氏《易》传注为多，而彝尊未之及。又称其《经》文异诸家者，“履帝位而不疚”，疚作疾；“明辨晳也”，晳作逝；“纳约自牖”，牖作诱；“三年克之，惫也”，惫作备。此本又皆无之。岂所见别一本欤？然彝尊明言《盐邑志林》，其故则不可详矣。彝尊又言：“曹溶曾见有三卷者。”然诸家著录，并无三卷之本。殆京氏《易传》三卷，旧本题曰“陆绩注”。溶偶观之未审，因误记误说也。昔宋王应麟辑郑氏《易注》，为学者所重。士粦此本，虽不及应麟搜讨之勤博，而掇拾残剩，存什一於千百，亦可以见陆氏《易注》之大略矣。绩字公纪，吴郡人。官至郁林太守，加偏将军。事迹具《吴志》。士粦字叔祥，海盐人。十三而孤，年二十犹目不识丁。寓居德清姜氏家，姜始授以句读，晚乃卓然自立，盖亦奇士云。△《周易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上、下经》注及《略例》，魏王弼撰。《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注，晋韩康伯撰。《隋书·经籍志》以王、韩之书各著录，故《易注》作六卷，《略例》作一卷，《系辞注》作三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弼注七卷，盖合《略例》计之。今本作十卷，则并韩书计之也。考王俭《七志》，已称弼《易注》十卷（按《七志》今不传。此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则并王、韩为一书，其来已久矣。自郑玄传费直之学，始析《易传》以附经，至弼又更定之。说者谓郑本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郑氏《易注》，至北宋尚存一卷。《崇文总目》称存者为《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则郑本尚以《文言》自为一传，所割以附经者，不过《彖传》、《象传》。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经皆弼所更定，非郑氏之旧也。每卷所题《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咸传》第四、《夬传》第五、《丰传》第六，各以卷首第一卦为名。据王应麟《玉海》，此目亦弼增标。盖因毛氏《诗传》之体例，相沿既久，今亦仍旧文录之。惟《经典释文》以《泰传》为《需传》，以《噬嗑传》为《随传》，与今本不同。证以《开成石经》，一一与陆氏所述合。当由后人以篇页不均为之移并，以非宏旨之所系，今亦不复追改焉。其《略例》之注，为唐邢璹撰。璹里籍无考，其结衔称“四门助教”。案《唐书·王鉷传》称为“鸿胪少卿邢璹”，子縡，以谋反诛。则终於鸿胪少卿也。《太平广记》载其奉使新罗，贼杀贾客百馀人，掠其珍货贡於朝。其人殊不足道，其注则至今附弼书以行。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蜀本略例有璹所注，止有篇首释‘略例’二字，文与此同，馀皆不然。”是宋代尚有一别本。今则惟此本存，所谓蜀本者已久佚矣。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於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於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周易正义》·十卷（内府刊本）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寝流於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然《隋书·经籍志》载晋扬州刺史顾夷等有《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册府元龟》又载顾悦之（案悦之即顾夷之字）《难王弼易义》四十馀条，京口闵康之又申王难顾，是在当日已有异同。王俭、颜延年以后，此扬彼抑，互诘不休。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故《隋志》“易类”称：“郑学寝微，今殆绝矣。”盖长孙无忌等作《志》之时，在《正义》既行之后也。今观其书，如《复·彖》“七日来复”，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说，则推明郑义之善。《乾》九二“利见大人”，王不用“利见九五”之说，则驳诘郑义之非。於“见龙在田，时舍也”，则曰“《经》但云‘时舍’，《注》曰‘必以时之通舍’者，则辅嗣以通解舍，舍是通义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训通。於“天玄而地黄”，则曰“恐庄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庄说之何以未允。如斯之类，皆显然偏袒。至《说卦传》之分阴分阳，韩注“二四为阴，三五为阳”，则曰“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之说。“帝出乎震”，韩氏无注，则曰“《益卦》六二‘王用亨于帝，吉’，辅嗣注云：‘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则辅嗣之意以此帝为天帝也”。是虽弼所未注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体，主於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礼疏》或乖郑义，颖达至斥为“狐不首丘，叶不归根”，其墨守专门，固通例然也。至於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粲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此书初名《义赞》，后诏改《正义》，然卷端又题曰《兼义》，未喻其故。《序》称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书录解题》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与王韩注本同，殆后人从注本合并欤？△《周易集解》·十七卷（内府藏本）唐李鼎祚撰。鼎祚《唐书》无传，始末未详。惟据《序》末结衔，知其官为秘书省著作郎。据袁桷《清容居士集》载“资州有鼎祚读书台”知为资州人耳。朱睦《序》称为秘阁学士，不知何据也。其时代亦不可考。《旧唐书·经籍志》称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而不载是编，知为天宝以后人矣。其书《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读书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经义考》引李焘之言，则曰：“鼎祚《自序》止云十卷，无亡失也。”朱睦《序》作於嘉靖丁巳，亦云《自序》称十卷，与焘说同。今所行毛晋汲古阁本乃作一十七卷，《序》中亦称王氏《略例》附於卷末，凡成一十八卷。与诸家所说截然不同，殊滋疑窦。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至毛氏刊本，始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故又与朱睦《序》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今详为考正，以祛将来之疑。至十卷之本，今既未见，则姑仍以毛本著录。盖篇帙分合，无关宏旨，固不必一一追改也。其书仍用王弼本，惟以《序卦传》散缀六十四卦之首，盖用《毛诗》分冠《小序》之例。所采凡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元、韩康伯、刘巘、何妥、崔憬、沈驎士、卢氏（案卢氏《周易注》《隋志》已佚其名）、崔观、伏曼容、孔颖达（案以上三十二家，朱睦序所考）、姚规、朱仰之、蔡景君（案以上三家，朱彝尊《经义考》所补考）等三十五家之说。《自序》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周易口诀义》·六卷（永乐大典本）唐史徵撰。《崇文总目》曰：“河南史徵，不详何代人。”晁公武《读书志》曰：“田氏以为魏郑公撰，误。”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三朝史志有其书，非唐则五代人。”避讳作证字。《宋史·艺文志》又作“史文徽”，盖以徽徵二字相近而讹。别本作“史之徵”，则又以之文二字相近而讹耳。今定为史徵，从《永乐大典》。定为唐人，从朱彝尊《经义考》也。《永乐大典》载徵《自序》云：“但举宏机，纂其枢要，先以王注为宗，后约孔疏为理。”故《崇文总目》及晁氏《读书志》皆以为“直钞注疏，以便讲习，故曰口诀”。今详考之，实不尽然。如《乾·彖》引周氏说，《大象》引宋衷说，《屯·彖》引李氏说，《师·彖》引陆绩说，六五引庄氏说，《谦》六五引张氏说，《贲·大象》引王廙说，《颐·大象》引荀爽说，《坎·大象》引庄氏说，上六引虞氏说，《咸·大象》引何妥说，《萃·彖》引周宏正说，《升·彖》引褚氏说，《井·大象》引何妥说，《革·彖》引宋衷说，《鼎·彖》引何妥说，《震》九四引郑众说，《渐·彖》引褚氏说，《大象》引侯果说，《困·大象》引周宏正说，《兑·大象》引郑众说，《渐》九五引陆绩说，多出孔颖达《疏》及李鼎祚《集解》之外。又如《贲·大象》所引王氏说，《颐·大象》所引荀爽说，虽属集解所有，而其文互异。《坎》上六所引虞翻说，则《集解》删削过略，此所载独详。盖唐去六朝未远，《隋志》所载诸家之书犹有存者，故徵得以旁搜博引。今阅年数百，旧籍佚亡，则遗文绪论，无一非吉光片羽矣。近时惠栋作《九经古义》，余萧客葺《古经解钩沈》，於唐以前诸儒旧说，单辞只义，搜采至详，而此书所载，均未之及，信为难得之秘本。虽其文义间涉拙滞，传写亦不免讹脱，而唐以前解《易》之书，《子夏传》既属伪撰，王应麟所辑郑玄注，姚士粦所辑陆绩注，亦非完书。其实存於今者，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及此书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宝重也。徵《自序》作六卷，诸家书目并同。今仅阙《豫》、《随》、《无妄》、《大壮》、《晋》、《暌》、《蹇》、《中孚》八卦，所佚无多。仍编为六卷，存其旧焉。△《周易举正》·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旧本题“唐郭京撰”。京不知何许人。《崇文总目》称其官为苏州司户参军。据《自序》言“御注《孝经》，删定《月令》”，则当为开元后人。《序》称曾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人等本，举正其谬。凡所改定，以朱墨书别之。其书《崇文总目》始著录，《书录解题》於宋咸《易补注》条下称“咸得此书於欧阳修”，是天圣、庆历间乃行於世也。洪迈、李焘并以为信。晁公武则谓以繇彖相正，有阙漏可推而知，托言得王韩手札及石经。赵汝楳亦诋其挟王、韩之名以更古文。王应麟又援《后汉书·左雄传》“职斯禄薄”句，证其改《旅卦》斯字为亻斯之非。近时惠栋作《九经古义》，驳之尤力。今考是书，《唐志》不载。李焘以为京开元后人，故所为书不得著录（按焘说见《文献通考》），然但可以解《旧书·经籍志》耳。若《新书·艺文志》则唐末之书无不具列，岂因开元以后而遗之。疑其书出宋人依托，非惟王韩手札不可信，并唐郭京之名亦在有无疑似之间也。顾其所说，推究文义，往往近理。故晁公武虽知其托名，而所进《易解》，乃多引用。即朱子《本义》，於《坤·象传》之“履霜坚冰”、《贲·象传》之“刚柔交错”、《震·彖传》之“不丧匕鬯”，亦颇从其说。则亦未尝无可取矣。晁公武《读书志》载京《原序》，称所改正者一百三十五处，二百七十三字。而洪迈《容斋随笔》、赵汝楳《易序丛书》皆作一百三处。今本所载《原序》，亦称差谬处一百三节。则晁氏所云，殆为疏舛。又原本称别以朱墨，盖用《经典释文》之例。今所行本已全以墨书，盖非其旧。以非宏旨之所系，故仍从近刻焉。

经学的发展从两汉开始，跨越千年，到了国朝又迎接来了又一次的兴盛。两汉时期的经学之所以能够昌盛，是因为皇帝能够尊崇经学，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统。国朝在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统这件事上，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朝代。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康熙六十年，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经部作为开头，共分十类。汉朝皇帝虽然召开了石渠阁、白虎观这样的会议但是未曾著书，唐朝皇帝御注《孝经》但没有听说他精通六艺。国朝这些巨著，都是珍贵文献，颁布于学官后，对弟子有教育作用。经过明朝经学极其衰微之后，国朝经学推崇实学，力图恢复汉朝经学昌明时代，实在是唐宋无法与国朝相比。乾隆五十八年，皇帝下诏刊行十三经于太学，这个十三经根据开成石经，并根据其他好的底本进行了校勘，很多地方都有所订正。嘉庆八年，又再次修改，这本书可以说是意义非凡。任何事情的原因都有近也有远。经学之所以由衰落又再次兴盛的原因：一方面是明朝用八股选拔人才，到了明朝末年其危害已经很明显了。顾炎武称：“八股文的危害比焚书都要大。”阎若璩称：“学者的学问不通古今，到了明朝时这个问题最为严重。”一时间有识之士们都痛批时文的错误，抛弃虚学，崇尚实学，希望能够挽回学术风气。当时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是有过人的才华和学问。然后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而来，考定校勘越来越精细。这是近因。另外一方面，朱熹在宋代儒生中，学问最为笃实。元朝和明朝崇尚朱熹的学说，但是没有全部得到朱熹学说的宗旨。朱熹经常教人多看注疏，不要轻易的议论汉朝儒生的对错。又说：“汉魏时代的儒学者，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对经学的发展功劳非常大”。后来宋孝宗去世，宁宗即位，读到《仪礼疏》时，郑玄回答赵商问父有残疾而为其祖服制三年斩，大为佩服。称礼经的文章如果没有郑玄，这事估计肯定没有最后的结论。朱熹晚年的时候编写《仪礼经传通解》，就是因为这件事，可惜书未写完朱熹就去世了。元明两朝取士，专门取朱熹中年一些还没有定论的观点，当时的读书人都认为这些是比较容易的。元朝本来就不重视经学，科举也不总举行，明朝也不尊重经书，科举的方式特别简陋。由此看后人只是尊敬朱熹的名字，而不去考察朱熹思想的核心观点，这也不能怪朱熹。朱熹能够尊崇古义，所以跟随朱熹学习的学者：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都很有经学根底的。王应麟收集《三家诗》与郑玄的《易注》，开创了国朝辑古代佚书的流派。王应麟、顾炎武、黄宗羲三位大儒，潜心研究朱熹的学问，开创了国朝汉学宋学兼采的流派。这是远因。圣人的经书，本来就像日月一样，一直在发光，这是常理，由于以上这两个原因，再加上国朝皇帝能够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统，经学在国朝自然就又再一次兴盛起来。学术发展由衰落到再次兴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由近复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国朝初年的儒生们，研究经学选用汉、唐注疏和宋元明等朝代比较好的学说。后人评价此为汉宋兼采学派。而那些学者在当时也不过是实事求是罢了，没有想过非要自成一家。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认为黄宗羲和顾炎武两家学说，都是真正领悟到了宋学的本质，但是也认为汉学也是不能荒废的，所以又将两人的故事放在书的后面。我认为国朝初年很多儒生的学术成就都很高，不只有这两位，《汉学师承记》首先列出了阎若璩，江藩认为阎若璩的学说为真知灼见；不过我认为阎若璩的功劳在于考定《古文尚书》是伪书，但是他的《疏证》中采信蔡《传》臆想的事实，并用邵雍的方法推测年代；他说《诗》时，认为王柏的《诗疑》是正确的，赞成郑风和卫风可以删掉，这些都是用了宋学，显然是背离汉学的。江藩对黄、顾二人非常刻薄，而对阎又非常宽容，究其原因是江藩并没有仔细的考察《疏证》这本书。在当时，胡渭所写《易图辨明》能够写出《图》和《书》的错误，是好的；但是他也用《洪范》来攻击汉儒的很多缺点。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能够反驳宋儒，表达毛诗的真实含义，但他的书中又夹杂了佛教的学说。万斯大和方苞等人都是精通三礼，他们大多相信宋儒而怀疑汉儒。这些中没有被宋学影响的只有毛奇龄，毛每个观点都要与朱熹不同。朱熹怀疑伪孔传，毛就认为伪孔传可信；朱熹相信《仪礼》，毛就认为《仪礼》可疑，不过这些也是朱熹正确而毛奇龄有错误的地方。虽然当时的学术界还有门户之见，但是方法已经可行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冷静客观，能够体谅这些学者当时学习的苦心，不要一味地谴责他们守护绝学的方法是否正确。雍正乾隆皇帝后，古代的书籍慢慢的被人发现整理，进而经义越来越彰明。惠栋、戴震等诸儒生，举起汉学大旗，全部抛弃宋学。惠周惕、其子惠士奇、其孙惠栋，三代传经。惠栋造诣尤其深厚，写出了《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书。人们都认为他如果在汉朝，就是何休、服子慎这样的水平。惠氏红豆山斋的楹帖上写的是“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这也说明惠氏的学问没有看轻宋儒。戴震写了《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仪礼正误》《尔雅文字考》，兼通历法算数声韵学，他的学问本出自江永，因为他是江永的学生。他认为江永的学问算是自从汉朝的经师郑玄以来的第二人。江永曾经为《朱子近思录》作注，他所编撰的《礼经纲目》，核心思想也出自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戴震写了《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然很多对经的理解与朱熹相抵触，但也都只是在争辩一个理字。他的《毛郑诗考正》采用朱熹的学说。段玉裁做过戴震的学生，段玉裁认为戴震应该和朱熹有同样的地位。他又在朱熹的《小学》的跋中写道：“有人说汉朝人将小学称为六书，这不是朱熹说过的话，这是错误的。汉人说的小学只是一艺而已，而朱熹说的小学却是启蒙教养的全部功夫。”段玉裁十分精通小学，但是却不以汉人的小学来看轻朱熹的小学，所以江永、戴震和段玉裁也没有不尊敬过宋儒。宋儒说解经书虽然不合古义，但是宋儒的学问也无愧于古人。况且宋儒分析义理精深，有很多独到之处。上面说的惠氏、江永、戴震、段玉裁等都是举汉学的大旗，但是也没有抹杀宋学。学习在于求得心得，不要做门户之争，因为那样就会起无谓的争斗。焦循（应该是龚自珍）曾经认为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应该更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认为他这个名字起的有问题。江藩不改，于是方东树就写了《汉学商兑》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藩的书里还有门户之争，这是小的瑕疵；但是方东树以私意去诋毁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打着扬宋抑汉的旗号，实际上确是写禅学，他写的《书林扬觯》表面是儒学，实际是禅学，这些都不值得去看。国朝经师，能继承汉学传统的，有二件事。一是传家法。比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戴段的师承等。惠栋的弟子有余萧客、江声，江声的弟子有孙沅，孙沅的弟子有顾广圻、江藩。江藩又向余萧客学习。王鸣盛、钱大昕、王昶都曾经向惠栋学习过。钱大昕有弟弟钱大昭，从子钱塘、钱坫、钱东垣、钱绎、钱侗。段玉裁有女婿龚丽正，外孙龚自珍。金榜师从江永。王念孙师从戴震，传子王引之。孔广森也是师从戴震。这些内容都可以参见《汉学师承记》。其他的还有：阳湖庄氏的《公羊》学，传给了刘逢禄、龚自珍、宋翔凤；陈寿祺的《今文尚书》、《三家诗》之学，传给他的儿子乔枞；这些学术都是有渊源的。另外一件事叫做守专门。阮元说：“张惠言的《虞氏易》，孔广森的《公羊春秋》，都是自守专门的学问。”除了阮元所举的这两个例子之外，还有例如王鸣盛的《尚书后案》，专门研究郑义；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兼明今古；陈乔枞的《今文尚书经说考》，专门考察今文；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毛诗传疏》，只以《毛诗》为宗；迮鹤寿的《齐诗翼奉学》，发展齐《诗》的思想；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同时考察鲁、齐、韩《诗》三家诗；凌曙、孔广森、刘逢禄都是以《公羊》学为宗，陈立的《义疏尤备》；柳兴宗的《榖梁大义述》，许桂林的《榖梁释例》都是以《榖梁》学为宗，钟文烝的《补注》尤其详细齐备；《周官》方面有沈彤的《禄田考》，王鸣盛的《军赋说》，戴震的《考工记图》；《仪礼》方面有胡匡衷的《释官》，胡培翚的《正义》；《论语》有宋翔凤的《说义》，刘宝楠的《正义》；《孟子》有焦循的《正义》；《尔雅》有邵晋涵的《正义》，郝懿行的《义疏》；这些学说都是自成一家之学。这种家法专门的方法，在汉朝以后已经绝迹了，到了国朝又被重新使用起来，该方法这样能够保证家法有渊源，知识不混杂。国朝像这样的名家辈出，上面只是举了主要的例子而已。国朝的经师对后人有功的有三件事。一是辑佚书。两汉今文经学家的学说消亡于魏、晋时期；古文经学家的学说，比如：郑玄的《易》，马融、郑玄的《书》，贾逵、服虔的《春秋》，都亡佚于唐、宋以后。宋朝的王应麟曾经辑《三家诗》和郑氏《易注》，虽然不算齐备，但也开了令亡佚的古书而又重现于世的先河。到了国朝这门学问极其兴盛。惠栋教弟子时，亲授体例，让弟子们分别去辑古书。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就是采用唐以前的旧学说，还算齐备。王谟的《汉魏遗书钞》，章宗源的《玉函山房丛书》，辑汉、魏、六朝时期的经说非常多。孙星衍辑马融、郑玄的《尚书注》，李贻德辑《左传》的贾逵注和服虔注，陈寿祺、乔枞父子辑《今文尚书》和《三家诗》。其余的内容都见于各家丛书，通过这种辑书的方式可可以看到古代一些失传学说的大致内容，可谓有功于后学，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精校勘。校勘的学问，开始于《颜氏家训》、《匡谬正俗》等书。到了宋朝，有三刘、宋祁校史。宋、元时期有时候会校订书籍，但那个时候这方面发展还不好，说经也不是非要专门。国朝涌现出很多这方面的名家，比如：戴震、卢文召、丁杰、顾广圻尤其精通此门学文。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可谓经学上最为宏大的一本巨著。我有时候也看到诸家丛书，都在订正校勘，有功于后代学者，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通小学。古人的语言文字与今日的语言文字不同；汉儒离古代不远，那时候说解经书的大多是齐、鲁地区的人，他们解说经有长言和短言的区别，读为、读若这样的例子。到了唐朝时，人们已经不讲求这些了，到了宋朝以后更是无法分辨。所以那时候的解经，很多都是不得经书的真正含义的。小学的学问包括声音故训。宋朝的吴棫、明朝的陈第也研究过古音，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疏漏之处。直到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出现，才让大家看到古音。江、戴、段、孔，更是越来越阐明这方面的学问，这就是音韵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发展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和王筠、苗夔等人继续研究《说文解字》，使这部书益加昌明。这就是音韵兼文字学。作为经师，大多精通训诂和假借，这也是包含在音韵文字学之中；而经学的训诂学，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精通，郝懿行次之。这是训诂学。以上这些是第三件有功于后学的事。国朝经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变化。国朝初年，汉学刚刚有萌芽，这时的学问都是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大家都各取所长，这可以称为是汉宋兼采的学问。到了乾隆以后，许慎、郑玄的学问流行起来，研究宋学的人已经很少了。研究经学都以使用为主，不去空谈义理。这就是汉学。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又由许慎、郑玄的学为基础向上追源，《易》以虞氏易为宗以求得孟氏易的原义，《书》以伏生、欧阳、夏侯为宗，《诗》以鲁、齐、韩三家为宗，《春秋》以《公羊》、《榖梁》二传为宗。汉朝设置的十四博士今文经学说，从魏、晋以后消亡开始算起，至今已经有千余年了，到了今日又再次昌明。这时候的儒生能够述伏生、董仲舒的文章，寻求汉武帝、汉宣帝的治国之道。这就是西汉今文学。学问越发展就越接近古义，经义越研究就越高尚；经学发展经过千年中多次的变迁后，到现在一变而接近于原始的经义了。学者已经不用特别的知道汉学和宋学的区别，但是都知道今文和古文的区别。学术的门径大开之后，对很多学问的研究越来越多。对于现在的经学，学者们应该认为是相对容易了，而不要惧怕他的难。后来有了新学，看不起旧学，又开始有了类似烧经一类的说法。圣人作经的目的是为了教化万世，哪有可以烧毁的道理；但是学问的确要简明才有用，繁杂是无用的，学习的人也要认清这一点。《汉书 艺文志》写道：“古代的时候，人们大约需要三年的时间学通一艺，平时用的少而积累的德行多”这就是简明的概括了有用的学问。又写道：“到了后代，学问渐渐变成了繁杂之学，年幼的时候开始学习一艺，到头发都白了才能解说。”这就是繁杂无用的学问。现在的人们要学习简明有用的学问，就像《汉志》所写的“存大体，玩经文”而已。如果你要学习《易》就用张惠言的《虞氏义》，再参考焦循的《易章句》、《通释》这些书就可以了；学习《书》的话就看伏生的《传》和《史记》，再以两汉时期今文经学家的学说作为参考；学习《诗》的话主要看鲁、齐、韩三家遗说，参考毛《传》和郑《笺》；学习《公羊春秋》的话就以何休的《注》、徐彦的《疏》为主，以陈立的书作为辅助；学习《左氏春秋》的话，就以贾逵、服子慎的遗说为主，参看杜预的《解》；研究《三礼》的话，主要看郑《注》，孔、贾的《疏》，先考查文中主要的名物制度而且在今天还是可行的或者还有的，那些细枝末节可以先放一放。其他那些后代儒生臆想之说，完全不要看。这样的话专门研究一门经学，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兼通各个经，也不是什么难事。学习的时候能够考查这门学问的发展源流而不痴迷于途径，这本来是汉人研究经书的方法；用汉人有用的方法，比如用《禹贡》治河、用《洪范》察变之类，像两汉时代那样人才辈出的场面肯定会复见于今日，为什么非要怀疑圣经而认为孔教是可以被废的呢！《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这两部书，对国朝诸家学派的文章收集非常全；只是卷数太多，普通人几辈子也无法读完。不过其中有卓然成家者，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大多一知半解，所以这书也可以不用看。现在要是想学习经学的话，必须找到简易的方法，开始的时候只学习一门经学，学习中也只依据一家的学说；对于该经其余各家学说都可以先不看；其他的各经，也要研究完这一经后再说。汉朝的注非常古奥，唐朝的疏又繁复，刚刚开始学习经学就直接看注疏的话，都会认为看困难了，所以应当先读近人经说的书。如果我在前面列的书还是感觉很多的话。或者认为无法读懂，无从入手的话，那么《书》可以先看孙星衍的《今古文注疏》，《诗》先看陈奂的《毛氏传疏》也是可以的。等到能够略通大义，明确了解古代人的学说之后，就算是专门之学了。这就是古代研究经学的学者之所以重家法而贵专门的原因。国朝诸儒中有承家法和守专门的，也有无家法而非专门的人；现在如果你以一家为主，那么应当以有家法与专门者的人所写的著作为主。《国朝汉学师承记》都详细的列出了家法专门，这本书成书在乾隆、嘉庆年间，所以那之后的的学者就没有被录。嘉庆、道光之后，治今文说的人，《师承记》都没有记录，《皇清经解》也没有收录这类书籍，这些书籍都被收录在《续经解》中，所以《续经解》要比《经解》重要的多。学者如果能够将国朝经学源流变化研究一遍，就知道了今日的经学，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国朝经师都有相关的学说和著作，来帮助后人学习。这些帮助可谓让人事半功倍。学习和了解了这些书目后，选择起来就很方便，为自己研究经学的道路扫清障碍。只有西汉的今文经学到近日才有所发展，还是希望后代有识之士，能够有志于此类学问的研究。《四库提要》的经部总叙中写道：“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共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原注：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原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原注：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二千多年来的经学发展，《提要》用了数十句话已经包揽无遗，又用各用一个字在为各个时期做一个定论。拘者，两汉之学；杂者，魏、晋至唐及宋初之学；悍者，宋庆历后至南宋之学；党者，宋末至元之学；肆者，明末王学；琐者，国朝汉学。《提要》写作的时候，是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的时侯，他们的旁征博引，偶尔就像汉人用三万字来说“若稽古”这样的事。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学者大多讲求今文经学的大义微言，不会再犯繁琐的毛病了，要学习的人可以选择这些学说进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