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张学良亲口诉说九一八事变为什么不抵抗，因为他判断错了局势，他认为日本不敢侵略中国，这次挑衅和以往一样，只是为了谋求更多特权。所以当狼来的时候，张学良就依然下令不抵抗。为什么张学良会认为日本不敢侵略中国？首先是日本国内情况非常糟糕，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打击都非常大，日本尤其严重，无数工厂破产停工，数百万工人失业，民生凋敝，财政拮据，就连海军建设都放慢了脚步。按照常理，这个时候的日本应该是尽可能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而不是侵略中国。但日本是个小国，资源匮乏，扩大内需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底层老百姓穷得叮当响，而指望像罗斯福一样以工代赈，日本又想不到。那么摆在日本面前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对外战争，以缓解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第一目标肯定就是田中奏折中写的那样侵略东北。而且张学良认为有国联在，英美肯定也不希望日本占领东北，独吞中国。但张学良显然忘了，美英在经济危机中也难自拔，而且英国的势力范围在长江流域，美国更是完全的势力国家。一旦日本侵略中国，英美无力阻拦，他们更不会为了中国而对日开战。再次，英法控制下的国联对日本根本没有约束力，就像如今的联合国对美国一样没有约束力。面对日本人的悍然侵略，张学良不是在第一时间下达抵抗和反击命令，而是听从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的指令，直接放弃抵抗入侵东三省的日军。虽然晚年张学良接受采访时，亲口承认说：“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但究其根本，还是和蒋介石脱不了关系。关东军攻打沈阳北大营时，大蒋介石在干嘛呢？他在南昌部署围剿红军，消灭胡汉民逆党。9月19日沈阳丢失之后，蒋介石才知道，但为时已晚。后来事情的发展很清楚了，日本以微弱代价拿下东北百万沃土，张学良和蒋介石二人共担骂名。晚年的张学良想念东北老家，想为父亲扫墓，但至死也没能回到家乡，他应该是忘不了九一八，他愧对自己的父亲，愧对东北父老。免责声明：图文部分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删除。日月如是3.9万获赞 2412粉丝远道而来这世间，想必是因为热爱吧。

只要提起918，不少人都认为就是某一个晚上，几百个日本人突然袭击正在睡大觉的30万东北军，然后张学良这个废物下令说我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于是这30万东北军就像沉默的羔羊一样，任凭日本鬼子宰割，没死掉的就当了汉奸，拱手把东北的黑土地送给日本人。基本上有这种看法的人，都是文盲。其实918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几股政治势力配合之下，对东北和炮党政府进行的军事打击。首先，我们先看看918之前中国的局势：炮党分裂成两个部分，蒋介石的势力在江浙、两湖、安徽；实力派军头李宗仁、陈济棠则割据两广；半个江西在红军手里；云南是龙云的天下；四川、贵州大小军阀林立，处于省内联邦状态。再看看北方，东北四省（辽、吉、黑、热河）是张学良的基本盘；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西北王冯玉祥和山西王阎锡山被蒋介石、张学良联手击败，冯、阎二人的手下继承了他们的地盘，冯玉祥系的韩复榘（12军、6军共7万人）占据了山东；阎锡山系的傅作义（35军共5万人）驻军在绥远；陕西地头蛇杨虎城（17路军共7万人）抢到了陕西，杨虎城给冯玉祥打过两年工，在中原大战前脱离冯玉祥、投靠老蒋，不过在冯玉祥失势后，他吸收了不少冯玉祥的军队；山西是阎锡山系商震（32军5万人）的部队，冯玉祥系宋哲元（29军4万人）的人马开始也在山西，后来转移到察哈尔；河北则一分为三，分别是张学良的部下于学忠（东北边防第1军5万人）、王树常（东北边防第2军5万人）以及冯玉祥系的石友三（13路军7万人）；只有河南在蒋介石的嫡系刘峙的手里。张学良的东北军自从中原大战后就没回东北，作为老蒋的盟友，他和刘峙驻守在河北和河南，堵住这帮冯、阎系的草头王们，作用类似于维和部队。而且最苦逼的是，傅作义、宋哲元、石友三这帮人的军费还得由张学良出。尤其是石友三，简直如吸血鬼一般，不光要钱，还要地盘，小张说现在华北还哪有地方给你？要不你去黑龙江，那边地方大，你愿意咋折腾就咋折腾。石友三没说话，回头就联系上了南方的两广势力和日本人，举兵造反、突袭河北的东北军。小张的兵力本来与石友三算是势均力敌，但他怕宋哲元、傅作义这帮人也跟着叛乱，就从东北又抽调了近8万人入关，这样留在东北的兵力为：辽宁的正规军有3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分别是王以哲的7旅（沈阳）、张廷枢的12旅（锦州）和常经武的20旅（郑家屯），以及张树森的骑兵第3旅（通辽），其中只有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嫡系，张廷枢是奉军元老、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儿子，而常经武和张树森是奉军士官派的人。张作霖统一东北后，奉军分裂成以参谋长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以张学良的军校老师郭松龄为首的保定派（毕业于保定军校），彼此之间势同水火，张学良上位后又杀了杨宇霆，导致士官派的军官们（以及他们的军队）对张学良基本上是听调不听宣；另外奉天还有两支杂牌军，分别为于芷山的省防第1旅和张海鹏的省防第2旅，驻扎在奉天和吉林边界，这两个人是张作霖时代的老臣，都是土匪出身，根本不买张学良的帐，在东北属于割据半独立状态。吉林的正规军只有4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分别是赵芷香的21旅（宁安）、李桂林的23旅（吉林）、张作舟的25旅（宽城子，现在的长春）、吉兴的27旅（延吉），常尧臣的骑兵第4旅（农安）；还有一个682团是独立卫队团（吉林），团长是张作相的外甥冯占海。吉林的部队从张作霖时代就仅仅是在名义上服从奉军，张学良是使唤不动的。吉林和黑龙江的边界为哈尔滨特别行政区，有4个步兵旅，分别是苏德臣的22旅（双城）、李杜的24旅（依兰）、邢占清的26旅（哈尔滨）、丁超的28旅（哈尔滨）。对于这4个旅，张学良也没什么影响力。黑龙江的正规军都被省主席万福麟带进关内帮张学良镇压石友三兵变了，只剩下5支省防部队，包括2个骑兵旅和3个步兵旅，这几支杂牌军都是从土匪招安过来的，后来领兵抗日、又短期投降日本人的省防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就是土匪出身。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取消东北军的师一级单位，最高编制为旅，有的旅下辖2个团，有的旅下辖3个团，而且团下面的营数量也不一样，因此每个旅之间的兵力差距也很大。像王以哲的第7旅就是精锐旅，差不多有8千人，已经接近于师了，但非嫡系的旅就是正常旅，只有4千人。因此算下来，918之前奉天的正规军大概是2万人左右，2支杂牌军近1万人；吉林的正规军也是是2万人；哈尔滨特区的正规军不到2万人；黑龙江的5支杂牌军加在一起2万人。再加上山林警卫队和屯垦团，也就是说，918之前东北的武装力量，差不多是10万人。所谓30万东北军，是把关内张学良手下的18万人一起算进去的。我再捋一下918的时间线：1931年3月，老蒋出兵围剿江西苏区；1931年5月，炮党内反蒋各派系在广州另立政权；1931年6月，石友三在日本关东军和广州炮党的支持下，联系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阎锡山系）密谋攻打张学良；1931年7月，石友三的13路军突然袭击河北的王树常的东北边防第2军，张学良从东北抽调主力部队、加上原先驻扎在河北的东北军共18万人击败了石友三；1931年8月，石友三的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北方的局势仍一触即发：傅作义和徐永昌驱逐了比较听炮党话的商震，同时土肥原贤二用日军飞机送阎锡山回山西。老蒋担心阎锡山重召旧部，也会起兵作乱，就让张学良把这18万人的东北军留在关内；1931年9月1日，广东政权的两大台柱陈济棠、李宗仁突然率军攻打湖南衡阳，这个时间点非常奇怪，因为两广的军队没有与石友三同时出兵，反而选择在石友三被击败、阎锡山回山西东山再起之时。考虑到918之前这半年各地的叛乱如打地鼠般此起彼伏，老蒋和张学良被南北夹击，把主力部队都抽调去华北和华中平叛，日军趁东北兵力空虚搞918，每一步都精确得如事先计算好的一样。那么，石友三、阎锡山、陈济棠、李宗仁这些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前排左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另外，从1931年6月开始，长江流域遭遇暴雨洪水，受灾最严重的是湖北，据武汉警备司令部公布的报告，受灾区域54县，灾民1400万，其中死亡20余万，受灾耕地800万亩，流失房屋700万栋，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请求湖南军阀何键开放米禁救援湖北灾民，但被何键拒绝；炮党政府下发的17万救灾款杯水车薪，又追加了30万元，还是不够，于是开放社会募捐，最后筹集到250万元银元和7万两白银，其中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是日本天皇裕仁捐的10万日元。就在老蒋和张学良山海关内手忙脚乱地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时候，关外的东北军连续与日军发生两次冲突，一次是万宝山事件，一次是中村事件，万宝山在吉林的长春附近，当地有朝鲜移民。这些移民同本地人因为争夺土地和水源，平时就关系紧张，最终大打出手，朝鲜移民吃了大亏（国际报道说有200人被打死，当然中方的说法就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我们中国人都是专门被欺负的小白兔，哪能动手打别人呢？外国的报道都是fake news，抹黑中国）；为了避免冲突升级（人家日本关东军正撸起袖子等机会呢），日本政府出面找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交涉，结果就在谈判的时候，又发生了中村事件。中村震太郎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课的大尉，他跑到吉林和内蒙边界的兴安岭地区测绘地图，被吉林的东北军屯垦团抓住。屯垦团先斩后奏，经过简单的审讯之后，在没请示上级的情况下，直接把中村震太郎给枪毙了，然后才一层层报告到张学良这里。张学良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就让手下掩盖消息。但没想到的是，一名屯垦团的军官在处理中村的尸体时，拿走了中村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日本人正四处寻找中村，在长春看到这名军官手里有日军配发的手表，抓住一问，就全知道了。日本参谋本部派代表森赳和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一起找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抗议说这是东北军谋财害命，要求严惩；张学良一边敷衍日本人说会秉公执法，一边把下令枪毙中村的屯垦团团长关玉衡藏起来，这事还没处理完，就发生了918。其实9月18日上午荣臻还在家里与前来给自己父亲拜寿的林久治郎谈判，林久治郎没带翻译，用中文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臻没听出来这是暗示，还以为是林久治郎在威胁他，于是回答道：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我们也没办法。其实万宝山事件也好，中村事件也好，并不是918的导火索，早在1929年石原莞尔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主任之后，就制定了入侵东北的计划。1931年7月张学良调东北军主力部队入关平叛，8月份关东军总司令就换成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后台的本庄繁；9月1日阎锡山在北洋军阀们的老朋友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大连乘关东军的飞机回山西，一周后本庄繁就开始在辽宁、吉林巡视各地的驻军（包括关东军第2师团、宪兵队、独立守备队，这些都是正规军）；9月15日视察军队结束，本庄繁又在沈阳附近的辽阳连续主持了三次军事演习：15日晚上是第2师团第3旅团29联队、独立守备队和宪兵队的联合夜战演习；16日上午为第29联队的炮战演习；17日则是第2师团15旅团紧急出动演习。9月18日下午，本庄繁对第2师团发表了战前动员。除了军事演习，关东军还从日本国内运来两门240mm口径的45式榴弹炮。他们先把大炮拆解，用火车从东京运到神户；再由神户用轮船运到旅顺，最后用火车运到沈阳的南满火车站大和旅馆旁边的忠魂碑组装起来，把这里设为炮兵阵地。现在有些网络段子说日军的大炮是日俄战争时缴获俄军的战利品，已经报废多年了，918之前几个低级军官搞不到重型武器、就从仓库里把这两门退役的大炮偷偷摸摸拿出来废物利用；其实这些都是胡说八道：45式的意思是明治45年（1912年）设计、研发出来的，到了昭和时代也一直在服役，因为炮身太大太重（炮身加上炮管全长近4米，总重33吨，一发炮弹就重200公斤），机动性差，所以才会拆卸运输。而且45式榴弹炮威力巨大，最大射程10公里，不仅在918，后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也用这种重炮同美军作战。918晚上10点半，北大营的第7旅士兵们正睡着觉，突然一声巨响，大家都被惊醒，后来他们才知道是附近的柳条湖铁路被炸了；紧接着炮弹横飞，四处爆炸，很多营房被炸塌。炮击过后，日军利用坦克掩护发动进攻，东北军猛然被突然被攻击，在日军的机关枪扫射下，只得像无头苍蝇一样四散逃命。应该说，面对突袭，北大营第7旅的管理混乱、毫无戒备、疏于训练这些致命缺点，直接领导王以哲和他的上司张学良的确要负治军不严的责任。炮轰过后的北大营营房对于现在网络上盛传的“武器入库、不许抵抗”，为了客观，我引用几个当事人回忆录来讲一下：918当天，张作相的副官长李济川也在沈阳，他是代表张作相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交涉中村事件的，他回忆道：10点25分，忽听一声炮响。我赶紧去边防公署。到大东门时，城门已闭，这时已响了第四炮。我赶到办公厅给荣参谋长打电话，荣随即到公署。不久，北大营步兵第7旅来电话告急说：“西门外有日军行动。”电话是荣接的，他问：“你们旅长呢？”回答不在营。五分钟后，王旅长到，他对荣说：“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呢？”荣说：“往北平给副司令打电话，请示一下。”于是，荣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张的侍卫副官长谭海。他说：“副司令陪美国驻华武官到前门开明剧院看戏去了。”荣问：“对东北局势，副司令有什么指示？”谭在电话中说：“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这时北大营第7旅又来电话告急，说：“日军由柳条湖出发，已突破西卡门。”荣臻告诉他们：“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对方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 这时，臧式毅来电话，让我们到他公馆去。秘电处处长张志忻来了，拿着南京军委会十万火急电报，原文是：“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大家看完电报，心情稳定了，认为没事了。臧式毅说：“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要结束了。”语未毕，北大营第7旅来电话，请旅长速即回去。我问什么事，回话说：“日军满院都是，已砸开枪库，打死中校军械官。”王以哲闻讯后，对荣臻、臧式毅说：“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是否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就不能还手吗？”荣说：“鼎芳，你回去吧，随时来电话，有事听命令。”王遂出门，但他的汽车已被日军掠去，中途受阻折回。当时任第7旅参谋长的赵振藩就是在日军进攻北大营后打电话给荣臻的那个军官，他是这样说的：...我得报后，向三经路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说，他去找荣参谋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外，一面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说：“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话给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说：“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到了11点钟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问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说，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库内办不到，并向他建议是否可将驻洮南的常旅（常经武的第20旅）调来。他仍说不准抵抗，并且说，调常旅已经来不及了，指示我们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集结待命。再看看基层军官的记录。当时任第7旅620团第3营第9连连长的姜明文说：...中校团附朱芝荣说：“旅长来电话啦，叫队伍不要动，把枪交回库房里，士兵回宿舍睡觉。日本人如果进营来，由官长出来交涉；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我们四个人（姜明文和其他3个连长）听到这几句话，都愤怒地说：“要命也给吗？”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嘛。”当时我向本连士兵说：“都把子弹袋扎好（每个士兵有两条子弹袋，二百发子弹），手榴弹带好，枪不准离手，在床上休息，听到我的哨音马上出来集合。” 当时第7旅全部出东向西，按第619、第620、第621团的顺序排列驻扎的。西边的土围子距“南满铁路”约一华里，日本兵在爆炸铁路后，紧跟着一阵密集枪声，不久即冲入北大营土围子，进入第621团各连兵舍。士兵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衣服，更没有领取枪弹的时间。枪弹平时都放在枪库里，连部住的那幢房子有枪库、服装库、杂械库、办公室、连长室。日本兵冲入兵舍，见人即用刺刀扎，士兵赤手空拳，纷纷向东逃跑；有的只穿衬衣，有的打赤脚，甚至有赤背的，仓皇狼狈，不堪言状。我们把这些士兵收容起来，让他们穿上衣服，有富余的枪也发给他们，没有枪就发给他们手榴弹（按规定每连有“七九”捷克式步枪120支、捷克式轻机枪12挺，因兵额不足，或差勤、病假等所以有富余枪）。 在11点多钟时，团长王铁汉骑马由家里绕道来到团部，接着到各营走了一遭，立即和旅长王以哲通电话。他向大家说：“旅长来电话啦，说‘副司令长官（张学良）已接到南京蒋总司令（蒋介石）的电话，叫我们不要抵抗；必要时可以退出去，留待政府向日本交涉。’”12点以后，大操场上忽然枪声大作，前进号、冲锋号吹个不停，一直持续到十九日凌晨四点多钟...随后各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登上壕顶，外面又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一时官兵各不相顾。最后再引用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洪钫的回忆，看一下在918前后张学良的反应：9月12日，张学良曾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张学良乃急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的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不料日本军阀，竟不待交涉的解决，突于9月18日的夜间，悍然发动进攻。
9月18日的夜间，张学良偕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赵四）小姐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京剧宇宙锋，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10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湖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
19日午夜1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条湖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政府。从以上的回忆文字可以推断：在918当晚日军发动进攻后，张学良的确在电话里给荣臻下达了不抵抗的指示，然后荣臻按照张学良的指示、打电话命令北大营的第7旅不得还击；晚上10点半到11点之间，营房在北大营两边的619团、621团两支部队一开始听从指示没有反抗日军，以为把营房让给日军就没事了，结果遭到日军的枪击和刀刺，本来就没有武器（被锁在团部的枪械库里，枪械官又被日军打死了），再加上团长也不在（619团团长张士贤、621团团长何立中在918当晚一直没回北大营），因此慌乱中纷纷逃跑；11点到12点，营房在中间的620团看到跑过来的621团，明白不抵抗也会被日军杀，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团长王铁汉从沈阳城内赶回来了，于是马上取出武器还击，但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步炮协同作战），伤亡情况比较严重的619团和621团在参谋长赵振藩的率领下撤退，620团负责掩护；12点到1点，620团也开始撤退，这个时候日军应该是切断了沈阳的电话通讯，荣臻无法通过打电话联系张学良，因此发了电报。特别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李济川还是洪钫，都在回忆录里刻意回避了是不是张学良亲自向荣臻下令不抵抗这个细节，而是把当时提出不抵抗的人写成对张学良忠心耿耿的谭海、以及后来当了汉奸的荣臻；不过从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对于学忠、万福麟的讲话内容来看，如果不存在张学良替部下背黑锅的可能性的话，很明显这就是张学良本人下的命令。第29联队攻击北大营的同时，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也袭击了沈阳市内的省政府、警察局、兵工厂、东塔机场等重要设施。沈阳警务处长黄显升带着警察与日军展开巷战，南市场第6分局的30多名警察打得最惨烈，子弹打光了就肉搏，抵抗了3个多小时，最后被日军全部杀害，日军为了泄愤，把这30多具尸体全部开膛破腹。警察部队从武器到人数都干不过对面的日本正规军，凌晨6点30分，日军占领了沈阳市区。最后落入日军手中的是沈阳兵工厂和东塔机场，在日军攻击时，这里的守军开枪还击，直到上午8点，第2师团主力部队赶来增援，才相继陷落。机场里停有42架飞机，东北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打算把飞机都赶紧飞到锦州，飞走一架算一架，结果枪林弹雨中他派出的人到处找不到飞行员，这42架飞机全都落入日军的手里。2A为第2师团，独2为铁道守备队第2大队现在有一种传言说：因为不抵抗、张学良拱手将东北军的200多架飞机送给了日本人，日军又用这些飞机反过来打东北军；后来这一数字又变成了300多架。东北军到底有多少架飞机被日本人抢走了，成了一个薛定谔的数字，反正广大吃瓜群众也不关心，骂张学良是败家子就对了。其实在918之前，东北空军拥有的飞机一共是208架，但大部分都是已经退役多年、无法再飞上天的教练机，真正能使用的只有113架，具体清单如下：35架布雷盖（张作霖于1923年购买，至1931年虽然尚未退役，但已经属于老古董）、33架施莱克、24架波泰茨（张学良于1928年购买，被关东军缴获后编入航空中队）、4架容克K53、2架DH4、1架D27、3架川崎、10架中岛（张学良于1930年购买，被日军缴获后，其中1架交给了满洲国）和1架福克DXVI。在关东军眼里，即使是能飞上天的113架飞机，也大多是过时的破铜烂铁，真正有价值的就是918当晚航空处长陈海华所说的、可以投入作战的16架战斗机和28架侦察机。当然这些飞机落入日军之手，也是痛中之痛。天亮后，第2师团的主力第15旅团开进沈阳，他们并没有阻拦沈阳的百姓和官吏们逃出城，在城郊的皇姑屯车站（张作霖就是在这里被炸死的）挤满了人，往北走（吉林、黑龙江）的票已经没有了，只卖去锦州、北平的车票，荣臻、王以哲等东北军军官换上平民的服装也逃出沈阳，在沈阳城郊的灰山村会合了撤退到这里的第7旅。其实关东军里有不少日军军官都认识荣臻、王以哲这帮人，但他们并没有进行抓捕，而是全都放走了。但臧式毅没有马上撤离，他还想同本庄繁交涉，本庄根本不见他，说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沈阳，没有同东北官吏接谈的必要。到了20日，臧世毅想走也走不成了，他被日军控制住，在熙洽的劝说下叛变投敌，当了汉奸。在这里讲一下关东军的部队编制，大家就能明白在918时入侵东北的日军到底有多少人：1931年，关东军从第16师团轮换为第2师团，第16师团为京都师团，第2师团为仙台师团，而且是日本传统的6大王牌师团之一，日本参谋本部在918之前特地调派同在日本东北地区、还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仙台师团到中国，目的不言而喻；第2师团下辖2个步兵旅团（第3旅团、第15旅团）、1个骑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以及1个工兵大队，直接战斗人员在2万人以上；第3旅团驻地是吉林宽城子，下面有第4联队和第29联队，每个联队有4000人，第29联队在9月15日被调到了辽宁参加军演，之后就没有回吉林，而是在9月18日当晚直接进攻沈阳北大营；第15旅团驻地是奉天辽阳，下面是第16联队和第30联队，第30联队在旅顺驻守，9月19日上午8点第16联队在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的率领下攻入沈阳，并以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另外，同样参加军演和实际作战的独立守备队也是属于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独立守备队总司令森连为少将军衔，918后升级为中将，等同于师团长），下辖6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是1000人、共6000千人，总部和第1大队驻在吉林公主岭，918当晚进攻沈阳的是第2大队。因此，在918当晚到第二天上午沈阳城失陷，日军共投入了第29联队4000人、第16联队4000人、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1000人，一共是9000人；在攻打北大营时伤亡人数为24人，这个伤亡是东北军第7旅620团下面的两个营在撤退时开枪还击造成的。进攻北大营的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被表彰王以哲的第7旅有3个团，分别是619团、620团和621团，每个团下辖3个营，每个营有4个连，再加上兵工厂和东塔机场的守军，918当晚沈阳城内的东北军为8000人。9月19日第7旅撤出沈阳城后统计伤亡人数335人，失踪483人，主要伤亡出在619团，他们是第一批被日军攻击的；621团跑得很快，伤亡人数不多，而与日军交战、并且在撤退时断后的620团竟然没有一人伤亡。王以哲和第7旅先是就近到了省防第1旅于芷山的驻地山城镇，但于芷山不让第7旅进城，说你们赶紧走、千万别把日军引到我这里来。参谋长赵振藩对王以哲说山城镇离沈阳近，干脆我们抢下来得了。以此为据点反击日军还来得及；但王以哲说现在我们枪械给养都没有，拿什么抢？不能在这里久留（以防于芷山发现第7旅没有武器之后趁机打他们）。就这样在王以哲的率领下，第7旅撤到锦州。918之后，日本驻朝鲜军总司令林铣十郎以及日本参谋本部也不断地向东北增兵，具体为：9月19日，朝鲜在没有参谋本部的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向东北增援混成第39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11月16日，日本本土增援混成第4旅团，下辖4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12月17日，日本本土增援混成第8旅团，下辖4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中队，1个骑兵中队，1个工兵小队；12月27日，日本本土增援混成第38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1个工兵大队。4个混成旅团共26000人，加上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入侵东北的日军已超过5万人。日军之所以源源不断地增兵，是因为在东北遭到了抵抗。除了在沈阳被打散的第7旅、通辽的20旅也退到锦州，与原先驻守在这里的12旅汇合，虽然军心已经涣散，但还是苦苦支撑。1931年12月，日军第2师团和第39混成旅团进攻锦州，并用飞机轰炸城内守军，7旅、12旅和20旅实在抵挡不住，1932年1月在荣臻、王以哲的率领下撤入关内。在9月19日凌晨5点，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4联队突袭了东北军在吉林宽城子（现在的长春）的南大营。这里驻守的是东北军第25旅下面的步兵第671团和独立炮兵第10团，他们比沈阳的第7旅镇定、勇敢得多，遭到攻击后，马上就向日军还击，一直打到上午10点，最后战死250人，被迫撤退，但日军也被打死了40多人；在南大营陷落之前，宽城子北大营已经被日军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占领。而占领沈阳的第29联队则利用南满铁路北上、与宽城子的第4联队汇合后进攻吉林省的省会吉林市。吉林省本来是张作相的地盘，但918之前正好他的老爸去世，张作相就回锦州老家操办葬礼，因此由他的参谋长熙洽主政。熙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辛亥革命后奉天都督张锡銮指派他去当张作霖的军务处长，但张作霖不信任熙洽，把他调到东北讲武堂当教务长；熙洽毫无怨言，把军校打理得井井有条，校长张作相对熙洽印象很好，就把他带到吉林。熙洽跟杨宇霆是老铁，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同吃同住，后来张学良杀了杨宇霆，几件事下来，熙洽一直对张家父子心怀不满，当日军攻陷宽城子、兵临吉林城下，他根本没有抵抗，干脆利落地开城投降日军；在他的带领下，吉林的全部守军除了冯占海的682团外，也成了伪军。哈尔滨特区的最高长官是另一个奉军元老张景惠。小张上位后，把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这帮老爸的结拜兄弟们打发去吉林、哈尔滨和热河当土皇帝，搞搞夕阳红。但在918之后最靠不住的，也正是这帮叔叔大爷们：张作相没有指挥东北军对日军抗战的能力，奉天、哈尔滨特区、黑龙江三地都是各自为战；汤玉麟在热河则按兵不动，坐视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相继被日军占领（当然汤玉麟手下只有2个旅，想打也打不了，而且基本上就是土匪兵，主业是挖坟掘墓盗皇陵）；而张景惠在日军打到哈尔滨后，投降了日本人。左起：袁金凯，张景惠，本庄繁，熙洽，臧式毅除了熙洽、臧世毅、张景惠，918后当了汉奸的东北军将领还有张海鹏、于琛澂。张海鹏原先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冯德麟的手下，货真价实的土匪出身，外号叫张大麻子，他在奉军中资格非常老，但由于平时与日本人走得太近，手下的部队军纪也非常差，所以张氏父子都不信任他，20年来张海鹏一直只是个杂牌军的旅长。皇姑屯事件后，由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同张作霖一起被炸死，张海鹏找张学良毛遂自荐，但张学良拒绝了他，提拔吴俊升的部下万福麟继任，张大麻子从此恨透了张学良。于琛澂则是吉林的地头蛇，外号叫于大头，他原先是张作霖的竞争对手孟恩远的手下大将，老张驱逐了孟恩远、一统东北之后，被编入了吴俊升的队伍。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搞裁军，由于于大头的部队军纪太差，就被一剪梅了，同张大麻子一样，于大头对张学良也是怀恨在心。日本人一来，张大麻子和于大头这两个家伙就自告奋勇、率领伪军去打拒不投降的东北军。张海鹏的伪军和黑龙江的日军独立守备队进攻的目标是黑龙江的省会齐齐哈尔。前面说过黑龙江督军万福麟带着主力部队跟着张学良入关了，剩下的是省防部队和山林警卫队这种非正规军，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都很差，而且各个省防部队都互不从属，当然也根本不把黑龙江省代理主席、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放在眼里，于是张学良隔空指派黑龙江省防第3旅旅长马占山主持黑龙江的军务。应该说张学良看人很准，马占山带领黑龙江境内他所能集结到的1万多兵力守在齐齐哈尔，竟然把张大麻子的伪军和日军独立守备队打得落花流水，鬼子实在丢不起这人，多门二郎连忙增援，先后把第29联队、第4联队和骑兵第2联队也投入进去。也就是说马占山的1万多人的杂牌军对抗的是：关东军第2师团的整编第3旅团和骑兵第2联队共1万人、关东军独立守备队1千人、张海鹏的伪军4千人，到最后马占山的部队弹尽粮绝，只得撤出齐齐哈尔，退守中东路北段。但日军也遭受到了918之后最大的打击：伤亡2千人，其中战死近700人。齐齐哈尔失守后，于大头率领5个旅的伪军进攻哈尔滨。退守在这里的22旅、24旅、26旅、28旅和682团击退了伪军，但随后关东军陆续投入第2师团第3旅团第4联队、第15旅团第16联队、炮兵第8联队和混成第4旅团，还有4个飞行中队狂轰滥炸，吉林守军伤亡惨重，22旅旅长苏德臣带着一半的人马临阵脱逃，剩下的另一半由接任旅长的赵翼率领继续抵抗；雪上加霜的是，在熙洽的拉拢下，28旅旅长丁超也叛变了。丁超也是士官派的，他和杨宇霆、熙洽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年级同学（熙洽、杨宇霆是骑兵科，丁超是步兵科），而入侵东北的日本第2师团的师团长多门二郎，恰恰就是他们留学时的军校教官。腹背受敌的22旅残部、24旅、26旅和682团寡不敌众，只得边打边撤，疏散到苏联境内。1932年1月锦州、哈尔滨都失守后，土肥原贤二出马，劝说马占山放弃抵抗，整个东北只剩下你们一支孤军了；马占山也觉得先活下来再说，便投降了日军。不过他这个汉奸只当了两个月，很快他就带着本应该上缴日军的黑龙江税款、坐火车跑到苏联去了。要说日本人对付熙洽这种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中国军官一向得心应手，要是碰到张作霖、马占山这种胡子出身、不按照套路出牌的社会大哥，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在锦州、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东北军抗战的时候，关内的张学良也很急，毕竟自家的大部分产业都在东北，他也想打回去，但最要命的是：华北也有日本驻军。现在只要他一转身调动军队，难保韩复榘、石友三、阎锡山这帮人趁机与日军里应外合、前后夹击自己，到时候就是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的惨败；而老蒋的军队被困在江西和湖南，也帮不了他。我前面写了一大段918之前的北方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就是想说明张学良在918之后所面临着他的敌人可能不止是日本关东军这个困境，这也是他一定要拉上老蒋一起面对918的原因：我当初是因为帮你才被人偷袭老家的，现在你也得替我把这个场子找回来。话又说回来，不管是老蒋、还是张学良在应对方案上非常消极，他们不敢把关内的东北军全部拉出关外、与日军全面开战，毕竟一是真打不过，二是各路诸侯都等着在日本人后面打落水狗，所以只能把希望放在国际介入上面，就像当年三国干涉还辽一样。我们再看一下洪钫的记录：19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以上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较多的，为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由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系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9月11日由沈来平的），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正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23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万、鲍二人回平将此意转达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计。于学忠曾经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当时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翌日晚，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张学良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在这时，张学良对于东北的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只能说，当时不论是蒋介石、张学良，还是顾维钧、汤尔和，都把希望寄托于国际干涉和日本政府能够控制住军队，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日本军人们的野心和狂妄，局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预想：几乎在东北的锦州、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被日本关东军攻陷的同时，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又进攻了上海，驻守江浙的19路军（以陈铭枢的粤军为班底）同日军展开激战，这场仗一直打到3月，最后老蒋下令不要打了，跟日本人停火议和，因为就在中国军队在上海死磕日本海军的时候，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我们再看一下918之后的时间线：9月18日晚上10点，关东军第29联队突袭沈阳北大营；9月19日上午8点，关东军第2师团15旅团攻进沈阳；9月20日，熙洽在吉林开城投降；10月，辽宁的东北军在锦州抗战；11月，黑龙江的东北军在齐齐哈尔抗战；12月，吉林的东北军在双城、哈尔滨抗战；1932年1月，锦州、齐齐哈尔、哈尔滨失守；残存的辽宁东北军退守关内、吉林东北军进入苏联境内，黑龙江东北军留下来打游击；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炮轰上海闸北；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日本人根本没有给张学良、蒋介石喘息的机会。很多文盲都能念几句的那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就是这个时候恰到好处地传唱开的。马君武是广西人，平时给李宗仁打工，918后不知道怎么就跑去北平找张学良要钱说是要办大学。张学良虽然忙得焦头烂额，还是抽出时间见了马君武，他跟马君武说现在东北抗战，军费吃紧，自己的私产也被日军抢光了，实在是爱莫能助。马君武恼羞成怒，回去后就给张学良创作出一个媲美日本动作大片的4P剧情，发表在上海滩著名的八卦媒体时事新报上。赵四（赵绮霞）的确是张学良的贴身女秘书，但朱五（朱湄筠）跟张学良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她的妹妹朱六（朱洛筠）还是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的老婆；至于胡蝶就更扯淡了，当时胡蝶刚拍完电影，正在天津做宣传，她从来就没见过张学良，莫名其妙地就被编排进去了。时事新报的编辑可能觉得马君武的诗不够刺激，又添加了张学良送给胡蝶10万块钱当嫖资的情节。胡蝶的东家明星电影公司在申报发表声明辟谣，谴责马君武和时事新报发国难财马君武和时事新报靠给张学良泼污水炒作话题、赚得盆满钵满，马君武成了名人，到处给人写字收润笔费，邹韬奋看得眼热，在他的杂志生活周刊上也煽风点火，把张学良骂得狗血喷头，而且还是系列文章，标题劲爆，什么“东北的漆黑一团”啦，“不爱江山爱美人“啦，绘声绘色地描述张学良在918当晚看梅兰芳唱戏，沈阳来急电找他，他还不想走，站起身来，顿足叹息。“顿足叹息”这4个字一加，真仿佛可以看到邹老师就在北平戏园子的现场，手指着张学良兴奋地嚷嚷：看、看、他还跺脚叹气了！这种子虚乌有的谣言很荒谬，却传播得特别快，中国的吃瓜群众们可能不关心东北沦陷，但对有钱人的仇恨却是深深烙印在基因里的，从此张学良的公众形象就一落千丈，成为人们的眼里一个荒淫无度、酒色误国的废物。东北军的节节败退，张学良非常清楚自己手下的军队在战斗力上，与日军有着巨大的差距；而且他也发现，随着日军在东北的占领越来越牢固，他对那些东北军的军头们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再加上东北军内部派系林立，彼此之间平时就矛盾重重，导致在抗日时各支部队非常不团结，马占山在齐齐哈尔率领黑龙江的省防部队打江桥抗战，哈尔滨的邢占清、李杜、冯占海等人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结果等日军过来打他们的时候，马占山当然也坐视不救。汉奸于芷山的部下唐聚五被张学良任命为辽东义勇军的司令，结果别说辽南、辽西的义勇军了，连他自己负责的辽东地区都没有几个人买他的帐：唐聚五才是一个省防部队里的团长，大家凭什么得听你的指挥？结果被日军分别击破，辽东义勇军死伤惨重，唐聚五跑到北平找张学良告状，当着张学良的面大骂其他的义勇军将领们。如果说仅仅是仅仅是各自为战倒也罢了，东北失陷之后，各路抗日义勇军在打日军的同时竟然也自相残杀，土匪出身的刘万奎（外号叫刘快腿）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抢正规军的枪，还打死了李杜的部下马宪章；另一个土匪出身的李海清（外号李忠义）甚至攻击其他的义勇军部队抢地盘，而且军纪级差，他的部队对平民抢劫强奸、无恶不作，比起日军，老百姓更恨这种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义勇军。在这种状态下，张学良已无力再组织有效的军事手段去对抗日本。很多跟张学良打过交道的人都说，汉卿非常聪明，却也非常容易冲动。但在918这件事上，张学良的每一步都走得万分小心，因为他知道，不管哪一步走错，对自己、对手下的军队、对东北的人民都将是万劫不复。事实上汪精卫曾经带着蒋介石的一封信去北平找他，跟他说：你要是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你打一下子。张学良说：我不想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的政治生命，这不是我张学良。因为这句话，人们都认为张学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敢跟日本人打，所以他在思想观念上，终究是个旧军阀。你可以说这是私心作祟，张学良失去了地盘，因此不想再失去军队；但是在另一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成，张学良是代替这20万东北军担负着不抵抗的骂名。同样，张学良丢掉了东北，而盟友蒋介石的不作为（也是因为无能为力，所以才给张学良画饼，结果这个饼都没画完），也让张学良对蒋介石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和不满，最终走到了西安事变这一步。我的其他一些关于民国的文字：张学良四部曲之一：郭松龄、杨宇霆和中东路如何评价张学良这个人？张学良四部曲之三：西安事变如何评价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张学良四部曲大结局：囚禁岁月如果给1937年的一个普通民国百姓说，你和张学良换换，失去自由50年换他的吃喝待遇，他会同意吗？918的镜像版：77事变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 华北发生了什么？

中共党史，近代史专家—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一、史料来源曾景忠：《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左双文：《国民政府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对》，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82－286页。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目录，第2-3页，第205-20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38-339页。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5-14页，第25-38页，第42-43页，第60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译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上卷，第209，20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顾维钧等为转报国联否决日本对案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 、《顾维钧转报请求列强劝日撤兵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0月25日，《顾维钧等为应付国联形势于我不利所定办法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0月19日，《顾维钧转报蒋介石请求各国设法制止日本非法举动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顾维钧为英美等国不愿开罪日本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1月13日，《顾维钧转报驻华日领关于华军撤离锦州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1月29日，《顾维钧为避免冲突华军自动撤离锦州等事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1月24日，《顾维钧等为撤退锦州华军中日双方态度对立等问题致张学良密电稿》时间注1931年12月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2－433页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8页。李云汉：《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之中日交涉》，见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中国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50页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王铁汉不抵抗之抵抗》《辽宁省政府撤离锦州通电，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四日》《张学良报告锦州失守经过通电，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五日》《荣臻报告九一八事变经过情形》《戴季陶特种外交委员会对日政策报告书》，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一期，引自第284-285页《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5-800页。与会人员名单见1931年年9月20日天津《大公报》。《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42次会议纪录》，《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131－13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97次会议速纪录》，《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202页。《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10页《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202－208页，第212-217页。谭译主编《“九一八”抗战史》，第2-4页苏炳文：《一九三二年海拉尔、满洲里抗战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集萃》。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27页，第30，第40页张学良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9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422页。《中华民国史》第七卷（1928-1932），曾业英、黄道炫、金以林等著，中华书局，2011年，第530-531页。洪钫《九一八事变后的张学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66页。《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1931年11月25日）“时事日志”。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蒋永敬《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吴天威《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均载《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天津《大公报》1931年10月6日，11月17日，12月1日，10日，17日《顾维钧回忆录》（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7页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2日。见这期间顾维钧致张学良的电报。《民国档案》1985年第1、2期。《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页，第395页。《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5－166页。《国府两电令张学良抵抗》，1932年1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张学良电告锦州失陷经过》，1932年1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59页。《顾维钧就外长职，蒋亲书训词论军事外交》，1931年12月1日天津《大公报》。张德良：《张学良与局部抗日战争》，载“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九一八”研究》，第六辑，第414页欢迎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抗战史记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二、事变后蒋介石下达自卫命令，因下野而流产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观点，另一个重要依据是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即为不抵抗为前提的。实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于1931年9 月19 日到达南昌后，当天下午才得知日军进攻沈阳事变。他立即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从此电看， 蒋氏是从上海方面的消息才得知九一八事变，可见张学良于九一八之夜并未请示蒋介石，也根本不存在蒋命令不抵抗云云。笔者因未看到之后的电令(报)，曾误认为蒋介石默认张不抵抗命令。实际此时蒋只知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尚不知日军已占领沈阳等地。蒋氏对于如何应付事变，是抵抗还是不抵抗，并未置词；他只是指示张学良与东北当局，要力辟日方散布的所谓中国军队有拆毁铁路计划之谣言；并不是默认张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于9月21日下午2时才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 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指粤系胡汉民，汉系汪精卫）， 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 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三) 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 民众方面，由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这次会议作出的几项决定表明:1. 重视并加强外交方面对日斗争。2. 军事方面，停缓国内军事争斗，包括对粤对共两个方面。此前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的指示中，已表示对粤要团结之意，但仍然强调“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蒋氏回南京后，明确停缓“剿共”（笔者疑问蒋已停剿，为什么1932年2月红军发动赣州战役？）。3. 突出的是国内政治方面，要与广东方面统一团结。4. 对于日本武力侵略东北采取的方针，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国联，一是准备自卫。这四项举措，都是符合当是中国国情；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首次提出派兵北上武装自卫。与10月初与熊式辉讨论统兵北伐，收复东北虽略有不同；但已明确拒绝“不抵抗”。而这份决议是发给全国，自然包括东北张学良。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而且一味坚持不抵抗，企图将东北问题甩给蒋介石处理。而国内部分学者及媒体，影视剧统统抹黑成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不抵抗”主义并不是事实；实际“攘外必先安内”是符合当时国情，试问中国不统一，拿什么打日本，九一八事变就是最好的教训。所以蒋氏先解决的是宁粤对立问题，竭力弥合双方分歧。但终因粤方坚持要他下台，他被迫下野。北上收复东北，自然化成泡影；待他重新上野，只得主导上海抗战。9 月23 日，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这里所谓“避免冲突”，并非专对东北军下令，而是命令全国避免再发生中日冲突，包括对日侨保护，防止日军借口寻衅，扩大事态。但同时明确“为自卫之准备”。当然也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弱国政府，蒋介石采取了忍辱、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这并不是“不抵抗主义”；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因为九一八事变发生突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关东军情况了解甚少，又要面对粤汉对峙，还有各地方实力派逼宫；需要时间准备全面抗战，这也是弱国领导人的无奈。这点在11 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证实。而早在事变之初，蒋介石就明确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南京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事变之初，9 月21 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 乞示方针。”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中正养午。” 左双文老师指该电令应为不抵抗，蒋可能采取“北不抵抗，南抵抗”政策。秦孝仪先生，曾景忠老师，杨天石老师均认为，该电乃是自卫；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政策是经历自卫，抵抗到全面抗战一个过程，经过心理挣扎，最终才决定与日本开战。这完全符合一个弱国领导者人面对内忧外患时的真实心境。下面电文及蒋氏日记可佐证。日本强大的海军9 月22 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 日，蒋介石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 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明确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9 月25 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会颁发”。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首次提出抗战；与之前自卫，明显强硬。可见蒋介石经过事变初的挣扎，已开始准备局部抗战（以战促和）。10 月3 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这也是蒋介石首次提出迁都计划，说明已考虑全面抗战。6 日，他并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要求各国元首应共负公约上之责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这是事变后，蒋介石首次提出对日宣战，这说明蒋已决定全面抗战。10 月5 日，上海市长张群电告南京国民政府: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于10 月6 日议决:“(一) 在此种严重形势下，惟有严令各地方军警当局，尽力维持秩序，不使住在内地日本人民生命财产有被分割之危险，以免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内地登陆及炮击沿海口岸要地之借口; (二) 日本海军出动情形，如系为恫吓中国政府及示威之企图，无论提出任何条件，我政府决不为其屈服。在此原则之下，一切应付办法，请主席随时处办。”蒋介石于同日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 兄妥商决定。”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当天蒋日记称：“余决心与倭寇一战，此心反觉安定无事也。”南京国民政府的抵抗的决心，曾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过。据报载:1931年10 月8 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有史料称为虞洽卿或王晓籁）曾应召到南京，闻听过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有关对日方针的说明。当问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扩大扰乱，则如何？蒋氏答:当然抵抗。当问及:抵抗有无相当准备？蒋氏答:当然有准备。抗日名将，民族英雄—马占山至1931年11 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江桥抗战），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请务必抵抗到底。这说明最晚在11月中旬，蒋介石已向张学良下达抵抗命令。11月17日，蒋介石日记中明确地写道：“余决心统师北上抗日。”这佐证了，蒋介石决定统兵北伐，收复东北。以上电令（报）史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１年版第282—286页。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由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遗憾的是因宁粤对峙，蒋介石被逼下野，北伐未成。日本再次利用中国内部分裂。其11月24日日记云：“余不下野，则必北进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历史，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谋国家之复兴。”可以看出，蒋的遗憾，无奈。只有安内才能攘外啊！12 月当日军向锦州进逼时，南京国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对日军的进犯进行坚决抵抗。但张学良已经不买账了，拒绝执行南京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擅从辽西撤兵。下面章节将详述锦州事件。综上所述，蒋介石和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上，绝非国内长期所说奉行“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上积极准备抵抗，甚至准备全面抗战。如1932年一二八，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国军(首先是十九路军) 奋起抵抗。而九一八事变时，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无法驾驭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擅自施行不抵抗方针，又深陷党争内斗无法北上抗战。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成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1933年长城抗战，张学良旧病再犯，一枪不放丢掉热河；日军兵逼平津，蒋介石亲飞保定指挥，并命令中央军第17军3个师北上（另有4个师在平定福建事变），结果惨败；中央军基本打光，最终保住平津地区。这都证明，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局部抗战”的对日方针，绝非“不抵抗主义”。大汉奸—熙洽三、张学良坚持不抵抗，爱国军民自发抵抗难遮耻蒋介石积极备战，张学良却积极不抵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三省过程中，东北军中有少数部队自发抵抗。如长春宽城子战斗、南岭战斗，后来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江桥抗战和哈尔滨保卫战。沦陷区的东北军警、民众自发组织及山林武装组成各式抗日义勇军，给予日军袭扰和打击。但这些行动，无法阻遏东北沦陷大势。可耻的是，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远在锦州，吉林边防副司令公署参谋长熙洽代理省主席和副司令职务。日军进攻长春时，驻南岭的步兵团长任玉山电话请示应付办法，熙洽下令不准抵抗。当日军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从长春向吉林省城吉林进发时，熙洽竟派吉林军署中将参谋安玉珍迎接日军进入吉林，还向多门师团长表示：“保证不抵抗，欢迎日军和平进入吉林”。熙洽更亲到车站迎接多门二郎，回城后指示省城军队一律向日军缴械；汉奸嘴脸之丑恶，旷古罕有。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东北军完全采取不抵抗和一些军政官员的投降。仅仅一夜一天之内，日军就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营口、鞍山、本溪、凤城、抚顺，辽阳、海城、铁岭、四平等重镇。9月20日开原、昌图沦陷，22日辽源和延吉、珲春、和龙、汪清沦陷，23日敦化沦陷。26日，日军开到洮南，10月18日胁迫张海鹏叛离。据日方记载：9月19日午前6时30分，日军解除营口570名武装，午前10时解除凤凰城武装，此两地均未遭任何抵抗。20日，日军攻击昌图西北的红顶山。“敌已向北方退却，因此未遭任何抵抗。”21日午前，第二师团主力从长春出发，向吉林前进。“吉林军主力得知皇军进入后，便望风向吉林以北以南退走。我军（日军自称）于午后5点30分兵不血刃便收取了吉林省城。翌22日，尽速解除退往吉林城内的中国军队武装。”该段史料来源于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东北军民自发抵抗，确实有效阻滞，破坏了日军的占领，但这种行动根本无法改变东北军不抵抗及投降的大局；而且战果轻微，很快引起日军重视，并集中兵力“讨伐”。日方战史中对此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东北军民抗击日军的规模和效果。日军战史记载了1931年10月后部分东北军和民间义勇军抗日作战情形：1．辽宁：奉天、长春一带散逃的士兵，“化成兵匪”，在南满铁路沿线活动。10月下旬，第七旅散逃士兵从铁岭西南越过南满路，第二十旅常经武部渡辽河西进，与非正规军、土匪会合成大匪团。辽阳西北，三胜指挥约三千名匪贼，海城以西，蔡宝山指挥约2500名，营口以北，老北风为头目2500名匪贼，积极活动。1932年1月11日-25日进行讨伐。2．黑龙江：11月5日-6日，17日-19日，马占山军嫩江桥抗战。东北抗日脊梁—东北义勇军（后改编为东北民众救国军，各省自卫军）3．辽西：锦州中国军政当局积极充实战备，鼓动土匪和义勇军积极活动。11月以来更加活跃，鼓舞了中国军的斗志。12月上旬，辽河结冰，土匪、义勇军进到辽河东。法库附近盘踞优势匪贼。12月23日晚，田庄台遭潜伏在市街的四五百名敌攻击。24日拂晓击退。日军死2人，伤8人。义勇军配置在白旗堡附近有七八千人，盘山及其东二三千。沿郑家屯以南辽河地区盘踞一万数千。以上兵力约三万五千，炮60门。锦州军政当局嗾使匪贼义勇军活动，12月上旬，郑家屯及西，约二千匪贼14日占大林，有袭击郑家屯气势。关东军进入锦州时，达四千人。怀德县长与匪同谋。1932年1月，新民附近以南，有耿继周义勇军一千。1月4日夜，袭击新民。锦西以西地区蟠踞数千匪贼，甚为猖獗。1月7日夜，数百人攻击日军骑兵。9日，在锦西以西和约一千名匪贼交战（指锦西县公安大队刘纯启部），联队长以下14人战死（指骑兵第27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19人负伤。这也是中国抗战击毙的第1名联队长。新立屯一带蟠踞着配备有山炮的匪贼约二千名。1月11日，一千名与日骑兵交战，将其包围，“一时频于危机”。日军采取攻势，杀开一条血路，返回新立屯。中队长以下13名战死，5名负伤。锦州一带奉（天）山（海关）线匪贼，向大凌河畔山地集合，约3500人。1月23日-26日，第二十师团在打虎山以西讨伐。1月下旬，大凌河附近敌活动猖獗，直接威胁铁路沿线及锦州附近。4．哈尔滨附近：1932年1月5日，于琛澄（降日伪军）经榆树北上，25日至哈尔滨南，27日欲进哈尔滨。哈尔滨护军使丁超拒之，在哈尔滨东冲突，袭道外傅家甸。27日，丁超部击落日机一架。迫降后，杀死驾驶员清水大尉。关东军令第三旅团长谷部出动。28日，长谷部第四联队、野炮兵第八联队第一大队向哈尔滨急进。29日晨，在老哨沟遭遇。敌步骑兵五六百抵抗。30日后，到双城堡。31日5时30分遭到配备有大炮的约三千之敌攻击。奋战两个小时，击退。第二师团令2月1日从长春出发，向哈尔滨进击。“敌人利用所在的围墙及房屋进行抵抗，并发炮阻挡我前进。”5日拂晓，敌炮兵开始猛烈攻击。9时40分，英田坦斯克车站五六百人向日军右翼第二十九联队左侧反攻，一时“呈苦战状态”。日军给敌以极大伤亡，将其击退。午后敌主力向宾县方向退却。此战，敌计一万二三千人，原为东北军第二十二旅、第二十四旅、第二十八旅，由丁超指挥。自哈尔滨退到宾县、方正的反吉林军阴谋活动，企图进入中东铁路东段乌吉密、一面坡。2月20日夜，约二千名反吉林军袭击一面坡。5.吉林：2月11日，延吉警务司令吉兴部下王德林（第二十七旅第六十七团第三营营长）发动兵变。该方面混乱，敦化附近反吉林军与之呼应，16日夜，破坏吉敦铁路。2月中旬，间岛方面王德林叛乱，敦化附近反满系统兵匪活动频繁。2月28日，宁安（宁古塔）吉林军发生兵变。第二师团令步兵第十五旅团（天野）扫荡。3月22日，经反击，反吉林军撤出宁安。注：日军战史中的敌，土匪、匪、贼等，指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等。吉林军，指熙洽伪吉林省政府所属已投降伪军。反吉林军，指中国抗日军队、义勇军。据日本战史记载：1932年2月上旬-4月中旬，日独立守备队讨伐义勇军54次，战死39名，伤78名。1932年9月前，兵匪总数约21万（指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等）。北满有马占山余党徐景德，吉林有邓文、李海青、王照应，丁超、李杜、王德林。冯占海。呼伦贝尔苏炳文、张殿九不稳。可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游击战（史称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经风起云涌；但对日军实际打击很有限。不过日军战史很可能存在缩水。时任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四、弱国无外交，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改为征取国际同情早在1931年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军侵占沈阳事件照会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紧急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20日，外交部又向日使提出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　　当天，外交部电令出席国联大会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侵占沈阳事件，施肇基在国联发表声明，指出日军对此事件应负完全责任。21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请国联根据盟约第11条立即采取措施，阻止事态扩大。22日，国联讨论施肇基所提要求干涉日军强占满洲事件案。施详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经过，要求国联“仗义执言、出而干涉”，使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事变前状态，并赔偿一切损失。此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表示完全信任国联，遇到日本采取新的侵略行动后，外交部就向国联申诉。为更好处理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事务，成立临时性机构“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下简称外委会），从1931年9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到1932年1月2日正式结束，前后存在3个月。蒋介石首批指定的６人为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季陶、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丁惟汾、教育部政务次长陈布雷、南京国民政府委员邵力子。戴季陶为外委会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9月23日，列席国民党中执委会议的王柏龄首先提出中苏复交之议：“在外交上说，我们现在对俄国还是可以复交的。除俄国外，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的。这也不是说俄国独厚于中国，因为日本是中俄两国共同的敌人。苏俄远东的利益，是和日本起正面的冲突的”。在9月30日会议上，国民党内部首次讨论对苏复交问题；准备恢复联苏制日方针，这对日后对日备战，抗战有重大影响。10月1日外委会“议决”并电施肇基，告以“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不能与日本作任何交涉，即在日本完全撤兵后，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亦惟有信任国联，始终主持公道，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其后，对于日本在华的各种侵略行为，外委会的一个基本处理就是“电告施代表诉诸国联”。10月17日，外委会议决定在国联及对日应取之六点原则：一、日本必须在国联监视之下从东三省撤兵；二、中日将来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三、地点在日内瓦或其他国联所认为适当之地；四、以后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所定原则之下进行，不得违反下列三要点：1、尊重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全、行政完整，2、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3、促进远东和平，不得以武力为实行国策之手段；五、日本必须负此次出兵之责任；六、日本所有任何提案我方保留修正及另行提案之权。19日，蒋、戴、宋、颜、顾等议定由施肇基在国联提出的方案就包括乙款第二条“日本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国联于9月30日、10月24日两次作出日军应从现占领地撤退的决议后，日本不仅未撤兵，反而变本加厉，向黑龙江、锦州扩大进攻，在天津、汉口挑起事端；并增派军舰到重庆、宜昌、长沙、汉口、九江、南京、上海、镇江、大冶、青岛等地，炫耀武力，威吓南京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请日本撤兵，已化为泡影。外委会则一方面继续向国联申诉，坚持撤兵要求，反对日本在东北扶植傀儡政权；一方面提出若干变通办法，如划中立区、缓冲区，如就地抵抗。南京当局也认识到，国联决议只是表明中国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同情，日本自然不会买账。但除此之外，外交手段已无有效办法，也就只好继续抓着国联不放。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10月25日，顾维钧电张学良：“本日外委会接日内瓦消息，”“议决案，日本1票对于13票未能同意。行政院闭会至11月16日再行召集开会。在此闭会期间，日军之不能撤退，可以断言。”“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现在我方第一步，只有请各列强分头劝告东京开始自动撤兵，以便转圜。……一面劝告人民仍持镇静，严守法律范围。云云。以留与日接洽余地。”10月29日，蒋介石在外委会上也说得很明白：“日本对于此次国联决议坚不接受已甚明显，以后情势实较未决议前更为严重。自国联决议案经行政院会员国除日本外全体一致通过，日本态度非退即进，自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上看，退步必所不甘，自非更进一步不可，以后情形如何变化正难逆料。”“吾人处此情状之下，单独对付既有许多顾虑，而一方在国际上已得到一致同情，以后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证，国联即可不必存在，对外宣言中应将此层意思明白表示。”从蒋介石最后这几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英法等国或许为了维护国联本身的权威而对日本施加压力，还抱着几分希望。但这也是作为弱国领导人万般无奈的希望。另外，蒋介石的这一番话，又为南京国民政府下一阶段的外交方针定了调子：即明知国联不能使日本撤兵，还要继续专依国联；打外交牌，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对各地民众的反日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也持暗中鼓励的态度。如10月7日，朱培德提出，“连日日本海军种种动作，无非籍口我国民众抗日运动，似应设法令抗日会发出宣言，说此种运动，完全激于日本侵略行为而来，在侵略状态未终止前，抗日运动无从缓和”。8日，外委会负责与党部方面联络的丁惟汾报告“已经召集党部负责人员谈话分头去办”。这期间，日本在天津等地的不断骚扰。11月8日，日军指使便衣及收买的汉奸携械从日租界出发，“冲入华界扰乱”，大闹天津，还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军警让出接近日租界300米的地方，并连续几日向华界炮击。11月10日，外委会开会，“因日人近日在天津为乱，共筹应付”中方希望英、美、法等国派兵组织国际团体在日华之间巡逻，形成缓冲区。11月13日，蒋介石偕戴、宋、顾亲自约见英、美、法三使，称：“天津租界林立，各国商务关系甚巨，假使形势益趋严重，各国必受不利影响。……是以各国为保护商务利益计，在此情形之下，似应赶紧设法，帮同中国阻止日方此种举动。”但各国都不肯以武装介入：“各使以此项组织易起日方疑虑，且恐因此卷入漩涡，是以表示未能赞同。各使并云，此事关系军事当局，必须得其同意，一面并当请示政府，但恐未必邀准。”欧美列强不掺合，中方只得再次避让。10月15日，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与日驻军司令达成三项屈辱条件：300米以内如有保安队向日方道歉；取缔于日本名誉有碍之消息；“中国先撤防御工事。”史料来源于《时事日志》（1931年11月15日），《东方杂志》29卷第1号，1932年1月1日。此次，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手段全告失败；国内喊战声高涨。外委会内部及南京政府外交前台的几位要员，对国联也日渐不满，在11月20日的会议上，顾维钧提请“今后凡发对外宣言，对于国联等应予以有力之刺激，勿使太偏日方。”22日，外委会“因国联态度近日又较混沌，故决训令施代表向国联切实声明，……若国联再自堕其责任，则国联地位将丧失无余，故中国愿促国联之注意，使国联认识本身实居于当局地位，其制裁暴力乃为自己而奋斗，并非居于调人地位而随时企图自卸其责，并仍坚持非日本先行撤兵，则一切皆无商量之余地云。”12月15日，随着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粤系重返南京政坛。外委会成员因对粤系一定要蒋下野不满，戴季陶、宋子文、顾维钧等随之弃职，外委会在外交决策实际的作用上已大大下降。12月23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决议由粤系中央执行委员伍朝枢代理外委会委员长，增加顾孟余、邹鲁、李文范为外委会委员。　　当天，伍朝枢却表示外委会的成立有其背景，“统一政府成立后，外交付托有人，该会似无继续存在必要”。只愿以此机构名义暂时承担，待宁、沪、粤三方统一后，即结束此一机构，实际上，重返政坛的粤系无法驾驭原以宁方为主的外委会。解决九一八事变，更是无从谈起；这也造成南京国民政府彻底无力处理九一八事变。12月24日，驻日公使蒋作宾回国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伍朝枢乃于晚间召集外委会听取蒋的汇报。29日，一中全会决定陈友仁出任孙科内阁的外交部长（此前盛传伍朝枢将出任此职），伍朝枢即提出辞代理外委会委员长职。1932年1月2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1次临时会议上，行政院正、副院长孙科、陈铭枢均以外委会是临时性质，现在“外交当局负责有人”为理由，提出结束外委会，获得会议通过，外委会遂正式结束。锦州东北军炮兵五、蒋介石下达锦州抵抗命令，张学良再撤退东北彻底沦陷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的存在，标志着中国东北没有完全沦丧；只要张学良坚守，尚能为南京国民政府争取解决的时间。早在11月，江桥抗战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已看出日本图谋攻占锦州之用心：“判断日本以完全占领东三省，驱逐中国固有之政治军事势力为目的。因中国在沈阳退出之后，设立锦州省政府，以对内表示决心，故现在日军既占黑省，复集中力量企图消灭军政势力，以铲除我在东省之号令机关。”东北军在锦州有大量军力，如果坚决打下去，日军将付出重大损失。当时，仅义勇军在白旗堡附近就七八千人，盘山及其东二三千，沿郑家屯以南辽河地区盘踞一万三千，以上兵力约三万五千，炮60门；这还未计入东北军正规部队。据载：“关东军曾经判断：在进入辽西后，如果真正打起来，将因兵力所限陷于苦战。各部队认识到：如在敌人设有阵地的大凌河右岸，正式打起来，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这也正是发挥皇军威武的机会，为此积极进行作战准备。“然而，东北边防军统帅张学良自始至终实行不抵抗方针；根本无心保家卫国。他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曾幻想设立“锦州中立区”：当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国联派军队驻守锦州中立区，日本向英、法、美和国联保证不占领锦州。11月底，张学良竟擅自派员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直接交涉，希望日军不越过原遣地巨流河车站。但英、法、美不愿介入，日本亦不愿满足这一愿望，南京国民政府对“中立区”提出强烈反对。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张学良：“无中立国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应积极抵抗”。然而，张学良在锦州“中立区”幻想破灭，日军向辽西进攻的形势下，不顾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和蒋介石，孙科等多人劝阻；命令于学忠向关内撤军，东北彻底沦陷，南京国民政府失去了通过政治收复东北最后希望。东北军抗日名将—于学忠实际早在1931年12月21日，他即已电令其第一军司令于学忠将锦州驻军撤回关内：“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无）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史料来源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张学良致于学忠第一军司令部令》，时间注1931年12月21日，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洪钫回忆：“于学忠曾经（向张学良）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但张学良推托，不予采纳。日军战史记载：集结于田庄台、营口的关东军第二师团，于12月28日沿南满铁路营口支线前进，主力到达杜家台。第二师团驱逐敌装甲车及其他若干之敌外，一部击退据守阵地之敌。混成第三十九旅团30日向打虎山前进，中途除因敌破坏了铁路，前进受到阻碍外，几乎未遇到抵抗，当日到达打虎山，31日到达沟帮子。关东军司令部接到敌之一部自29日起逐渐向关内撤退的情报。12月31日-1932年1月2日，日军向大凌河、沟帮子前进。在此期间，关东军司令部得知：锦州附近之敌仍在继续向关内撤退。到31日，不但大凌河右岸阵地上敌已不见，而且锦州城内亦无大部队。于是日军一举占领锦州。1932年1月1日午后，关东军下达命令：第二十师团占领锦州，第二师团在沟帮子附近集结，进行必要的策应，并准备增援第二十师团。3日，日军第二十师团“未遭敌之抵抗，即占领了锦州”。同时，又令户波支队乘火车向连山前进，担任该地葫芦岛警戒。后关东军司令部得悉，第二十师团于1月3日未经交战即进入锦州城。属于锦州军政当局的中国军，亦在1月8日晨前全部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以及通辽一带。骑兵第三旅已退向热河省方面。事后，张学良却声称：“查锦县绾毂内外，地扼要冲。此次日人肆其野心，继续侵略。学良迭承中央命令，复荷国人期勉，及时奋惕，矢与共存。一面严饬部属，力战死守；一面熟察形势，将一切实况，分电报达。嗣以日方全力增厚，武器精良，在在远胜于我。待其发动以后，竞以飞机、唐克及大口径炮，分路猛攻。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全（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致于江（三）日失守锦县。学良待罪图效，裂眦痛心，不能一战退敌，复失名城，抚己循躬，弥深罪戾。”张竟以谎报军情来甩祸，实乃无耻至极！史料来源《张学良电告锦州失陷经过》，1932年1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腾讯短史记关于张学良“反复说”文章六、张学良坚守历史正义，拒绝“蒋介石下达不抵抗谣言”国内长期存在张学良晚年谈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时“反复说”“胁迫说”。如腾讯短史记谌旭彬，就提出反复无常说。还有其对蒋氏父子有所顾忌，事实上都不存在。张学良始终都反复强调：“是他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而不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与蒋介石无关”。张为辟谣，甚至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记录“为他的回忆录捉刀”，下面有详述。以著名的1990 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氏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南京国民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我不能把‘九一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南京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1990 年，两蒋都已经离世，他也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 月1 日，中国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可以说完全自由，。假如说，蒋氏父子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所顾忌的话，这时完全是直言。之后，张学良在美国又多次对外公开捍卫历史正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91 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1991 年5 月28 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电视剧《少帅》文章版张学良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 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电视剧《少帅》就有此演绎。有的学者指出:阎、王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而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 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晚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张学良对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谈话记录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指蒋介石）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 “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 …..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提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 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张学良都把话说到这地步，都反复强调多遍。国内某些人还要洗，还要美化吗？张将军在天之灵，都不答应。蒋，宋夫妇视察中国空军备战七、历史公论：写到此，相信各位史友。对九一八事变，已经了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笔者认为张学良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晚年他本人也多人反复承认。九一八事变，他之所以下达不执抗命令最主要原因。就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上，张学良东北当局蒙受重大损失，蒋张联盟出现裂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不愿再一力承担损失。企图通过不抵抗，拉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来解决，以保存实力；但实际上仍蒙受不小损失。最重要的是中国工业基地丢失；直接影响军工生产，导致中国所有的坦克，飞机，大炮，舰艇等重武器完全依赖进口，甚至连钢材都大量依赖进口；武器产量根本无法满足战时需求，导致抗战完全处于被动。而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正在面对宁粤对峙，根本无力出兵。当然，张学良错估形式，对日本政府及关东军真实情况一无所知！通信问题，沟通问题，还有事变前蒋，张达成的“力避冲突”都对事变应对产生的负面影响等。但这些，都不能推卸张学良东北军大局放弃守土之责，一枪不放丢了东三省的罪责。另外胡汉民，汪精卫，李宗仁等发动的“广州事变”；严重破坏了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并在蒋介石主动求和，统兵北上的请求下，仍执意坚持其下野。致使国民政府彻底无力解决事变。中国内部分裂，是导致九一八之耻的根本原因！而蒋介石在事变前的“力避冲突”，到事变后的力争国联，寻求与粤汉和解，下达自卫，抵抗命令，停止“剿共”，联苏，避免事态扩大引发全面战争。都是明智正确的，也符合当时国情。而九一八事变上其责任主要在于两点：第一中原大战之后；蒋在已掌握军权，行政权利情况下，不仅没有弥合内部矛盾，反而急于争党权。1931年初更因约法之争，软禁胡汉民，造成党内严重分裂，并引发军事逼宫。给日本可趁之机。第二1929年中东路事件上；蒋积极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主权，破坏了原本的联苏制日方针。不仅东北当局损失惨重，更彻底消除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最大掣肘。为九一八事变埋下重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