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0日上午，南京城里的枪声此伏彼起，不少日本兵端枪向着一些大楼的楼顶射击，汪伪各机关挂起的“青天白日”旗帜，纷纷被打成了筛子。原来这一天，正在上演汪精卫的“还都”闹剧，按汪逆的说辞：他的傀儡政府才是真正的“国民政府”，并且要在南京重新开张，而重庆那个不过是个地方政权而已。
汪逆自封的上将
01、汪伪政府的欺骗性汪精卫是不会公开承认自己要做汉奸的，但凡此类人物都是“又当又立”，这个傀儡政权的党务机构、政府机关和军队服装，基本沿袭了1937年之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模式，所鼓吹的也是“中日和平”，沦陷区的百姓乍一看起来，的确有些懵。所以我们在相关影视中，看见汪伪军队的士兵，也恬着脸称为“国军”，也戴着德式钢盔（基本是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和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底色有细微区别），就是这个缘故，基本符合抗战时期的真实历史。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影视剧近来很多，前几年的《风声》《伪装者》、最近的《无名》《无间》莫不如此。比如《风声》中张涵予、李冰冰、周迅等饰演的汪伪军官，其军装和军衔的样式，至少在表面上，跟重庆方面没什么两样，然而军队性质却是天壤之别。
这是伪军军官
1940年3月30日当天，汪精卫还发表了所谓的“还都宣言”，于是大大小小的伪机关，按要求挂出了“青天白日”旗，然而驻防南京的日本兵却不干了，鬼子们可是跟这面旗帜作战了近三年，期间还产生了大批“死鬼”。如今突然看见日军占领区内，居然飘起跟战场对手同样的旗帜，鬼子兵们当然气急败坏，在一些军官的默许和纵容下，向这些旗帜进行射击，于是出现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其实也是射给汪逆看的。汪精卫眼见日本人如此不给面子，遂派出心腹梅思平（抗战胜利后，这个汉奸被枪决），前往侵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交涉，要求日军总部约束士兵的行为：说好的“亲密合作”呢？汪伪部长梅思平战战兢兢，求见了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结果这个老鬼子甫一见面，首先咆哮了起来。
梅思平
板垣征四郎不耐烦地对梅思平吼道：“回去告诉汪院长，国旗要换成加三角杏黄布那种的，你们非要挂青天白日旗，又不和重庆方面区别，帝国是战胜国，任何一个士兵，都有权阻止你们这种偷梁换柱的行为，我命令你们回去立即换掉”！汪伪大小官员们惹不起日本主子，只好忍气吞声，叫人把所谓的“国旗”换下来重新弄，也就是旗帜之上飘着一条长三角黄布的那种，黄布上面还得加上三个词六个字，想必历史爱好者大多知道是什么。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臭名昭著的汪伪政府正式粉墨登场，当天晚上，远在重庆的委员长办公桌案头，摆上了汪精卫《还都宣言》的全文，重庆政府的实控人阅罢，拍着桌子大骂：“不杀汪兆铭，天理难容，谁割下汪逆的头，赏大洋十万”！
板垣
如此愤怒的原因，一来是内部出现了如此巨奸，实在丢人现眼；二来是所谓的“南京国民政府”，确实威胁到了重庆政府的地位。因为汪伪政府最初具有相当的迷惑性：仍尊重庆的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汪只担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而且它使用着全套“国民政府”的招牌和标识，加之汪精卫原来“副总裁”的身份，没啥文化的底层老百姓们，一时真搞不清楚咋回事，直到后来发现这个政府，是在日本兵的刺刀的保护之下，才知道是什么货色。“还都”闹剧只是引子，实际上，委员长的杀心早就有了，早在1938年底汪精卫叛逃越南开始，根据老蒋的直接命令，军统从未停止过对这个“副总裁”的追杀，在河内就差点要了他的命，可惜功败垂成。1939年4月间，汪逆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护送下，自倭国到达上海进行活动，开始拉拢抗日立场动摇分子、失意政客和北洋余孽，阴谋筹组伪政府，“两统”的特务们更是频频出手暗杀，必欲除之而后快。
鬼子和汉奸
02、“76号”怪胎的诞生汪精卫受到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两统”特务们很难接近和得手，那就选择下面人开刀，于是一批企图投敌的政客，诸如陆伯鸿、顾馨一、陶孝洁等人纷纷被“制裁”，一时间汪逆团体内部人人自危。日本特务机关又没有那么多人马，来一一保护所有的汉奸大员，这可咋办呢？于是汪逆一伙为了保命，也为了撑起伪政府的门面，向日本人提出申请，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特务机构，日方无奈只能答应，不过限制了数量和规模。此前的1939年2月，已经投日的地下党和中统双料叛徒李士群，已在日特机关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汉奸特工组织，直属于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中佐指挥，窝点在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因为在汪伪政权出现之前，日军曾在上海扶持过一个伪“维新政府”，其头面人物也纷纷遭到“两统”的暗杀，李士群的这个特务小团体，便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主要成员则是一小撮各路叛徒和流氓打手。1939年8月，日本军部下令在上海特别成立了“梅机关”（因地点在梅花堂而得名），负责处理与汪精卫“合作”相关的全部事务。根据梅机关的指令，李士群的特务组织自此改隶汪伪集团领导，并扩大为“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汪伪特工总部的两大任务，一是负责保护大小汉奸们的安全；二是对付“两统”和地下党的潜伏人员，注意这时候还没有“76号”的名号，老窝还没变动呢。而原有的小特务组织升格后，狡猾的李士群感觉自己的“资望”有些不足，难以招募来更多的叛徒和汉奸。于是李士群瞄上了老相识，同样是地下党和中统双料叛徒的丁默邨，这厮曾经官至军统局第三处少将处长，在当时的特务系统内部，还是很有些知名度的，这就要说到早期的”老军统“，而非戴笠主事的新军统。曾经由陈立夫担任局长的（老）军统局，下设徐恩曾的第一处（党务处）、戴笠的第二处（军警处）和丁默邨的第三处（邮检处），可见丁默邨的级别之高。后来在内部倾轧中，丁默邨遭戴笠告了黑状，被解除职务只挂了个“少将参议”的名头，实际处于闲居状态。
丁默邨1947年被枪决
失意的丁默邨，无时无刻不想着东山再起重掌权柄，可在军统肯定是没啥希望了，恰好李士群抛来媚眼，于是走上了一条肮脏的不归路。潜到上海出任了“特工总部”的主任，以李士群和唐惠民为副主任，丁默邨还兼上级单位“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周佛海）。因此汪伪特工总部的顶头上司，是“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之”特务委员会“，《伪装者》中明楼的人设，即是兼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自然也就是“76号”的太上皇，敢在特务的办公室里，信手枪毙了一个造次的小特务，权力即源于此。细心的观众必然发现，《风声》中的王田香、《伪装者》中的明楼，在正式场合着军装时，却都穿着蓝色立领的海军军服，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汪伪军队也是有军种之分的，其海军军服与重庆方面大同小异。汪精卫本人更喜欢穿海军上将的军服，主要是受日本陆、海军之间关系的影响，另外不愿意跟老蒋“撞衫”。而汪伪特务人员既要紧跟老大，又实在不想跟主要对手军统的军装相混淆，于是选用了汪伪海军的制式军服。
明楼剧照
随着特工总部开始大肆招兵买马，该组织的规模不断膨胀，原在大西路的办公地点已不能满足需要，重新选址成为当务之急，上海当时是沦陷区，汉奸们只能请求日本主子帮忙。此时晴气庆胤中佐也已加入到“梅机关”中，他拿着地图看来看去，给汉奸们选中了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的一座花园洋房，因为此处占地面积很大，能够满足汪伪“特工总部”新址的需求。1939年9月起，汪伪特工总部正式迁入极司菲尔路76号，其机构已经大大扩充，下辖三个委员会、四个处、警卫总队、行动总队、警官训练班以及看守所等。其罪恶活动也进一步升级，外界纷纷以“76号魔窟”代指，从此这个特务机构的恶名远播起来。顺便提一下，汪伪军最多时组建了七个方面军20余万人，其中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名字，叫作任援道，保定军校毕业的汉奸，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为重庆当局的“中将参议”，也就是《无间》中那个任副主任名字的由来。
风声电影剧照
03、“76号”的罪恶磬竹难书“76号”这座洋房是大有来历，它的原主人是谁呢？陆军二级上将、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早在1926年北伐时期，保定军校毕业的陈调元，就已是北洋军的陆军上将，也是“五省联军”孙传芳手下的重要将领，一度跟黄埔校长兵戎相见，在南昌打得死去活来。陈调元有个保定军校的同学，名字叫唐生智，如雷贯耳吧？时任北伐军第八军军长。而惯于见风使舵的老陈，眼见北伐节节胜利，于是在唐生智的撮合下，很快率部倒戈投了北伐军，气得孙传芳直翻白眼。委员长兼黄埔校长一开始，还是很重用陈调元的，当过路军总指挥，当过山东和安徽的省主席，1935年铨叙陆军二级上将。直到抗战爆发前，才削其兵权，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军事参议院院长。30年代，军政大员们都有在上海置宅子的习惯，陈调元也不例外，遂斥巨资购买了极司菲尔路76号的这座花园洋房。上海沦陷后，在日伪看来，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的宅子，那就是“敌产”，当然有任意处置的权力。
陈调元
自汪伪特工总部入驻陈调元的老宅后，其势力发展和罪恶行径进入急速膨胀期，不仅要保护汪伪大员们的脑袋瓜子，针对“两统”的地下活动进行反击，还开始对上海的所有抗日力量实施镇压和恐怖行动。要知道，“76号”的主任丁默邨、副主任李士群都是“三姓家奴”，这伙人熟悉地下战线上，各个方面对手的风格习惯。并且“76号”基层喽罗还都是地头蛇，许多是上海滩的青红帮流氓，熟悉上海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因此给地下抗日力量造成严重损失。截至1943年，“76号”制造的血案即多达3000余起，残杀了无数抗日志士，其中有大批“两统”特务被杀被抓或者叛变，尤其是军统在上海的潜伏机构，几乎被一勺烩了，这让日本军方和特务机构很是满意，“76号”在上海滩的气焰更加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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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人对“76号”控制得也极为严格，汪伪政权正式成立后，梅机关改称为驻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团”，对伪政府机关和特工总部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比如在“76号”院子里，始终驻有日本宪兵的一个分队，鬼子对鹰犬也是不那么放心的。这也是部分抗日谍战剧的一个历史疏漏，总是展现“76号”与国共双方的暗战，简直成为了中国人之间的互相厮杀，而完全忽略了日本宪兵、特务机关的深度介入，须知“76号”不过是鬼子的鹰犬机关，不可能完全代替主子的存在。当然，只要在政治立场上不发生问题，日本人对于“76号”其他的所作所为，均持听之任之的态度，这就造成了“76号”为了自身利益无恶不做，其状可谓疯狂。到抗战后期，已经挤跑了丁默邨（主因即是色戒事件）的李士群，所掌握的特工人员和特务武装，已经多达20万人，势力和机构遍布沪宁两市和苏、浙、皖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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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庞大的特务机构，维持开支所需的资金必然十分庞大，汪伪政府拨付的经费根本不够，于是“76号”为了捞钱什么都干：绑架、勒索、控制赌场和烟馆、甚至背着日方走私军用物资。当年在上海，深受赌场和烟馆之害的民众不计其数，有的倾家荡产，有的身首异处，而“76”号的这些无耻行径，又符合日本侵略者“麻醉统治”的方针，是故明里暗里多有纵容。某种意义上，“76号”更像乱世时期的一个汉奸黑社会组织，从性质、招牌、成员、做派、手段等几个方面看，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怪胎”。由于李士群势力的急剧膨胀，以及逐渐对日本人也开始阳奉阴违，终被主子所忌惮，1943年9月间，日军驻沪宪兵队派员秘密将其毒杀，终于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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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树倒猢狲散既然丁默邨被赶了出去，李士群又死于非命，于是自1943年10月起，汪伪特工总部的名头被撤销，与汪伪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部合并，改组成为“伪军委会政治部政治保卫局”，以军统叛徒万里浪为头目，喏，就是《潜伏》里面那个特务头子。换句话说，1943年10月以后，“76号”的内涵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再到了1944年汪精卫病死以后，随着日本侵略者末日的临近，“76号”甚至包括其上级单位的大小汉奸们，都开始跟重庆方面勾勾搭搭，以便给自己预留后路。既然形势变化了，汉奸特务们当然不再那么卖命了，所以《无间》在这个时间段打得热火朝天，其实不太合理。比如周佛海、丁默邨等人，此时皆与戴笠有秘密的电台联系，甚至还都接受了重庆方面的封官许愿。毕竟在抗战胜利前夕，重庆方面需要利用汪伪的势力，以便能够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时间抢占华东地区各大城市。而抗战胜利以后，在举国上下惩办汉奸的呼声中，重庆当局又不得不卸磨杀驴，将丁默邨、万里浪等大汉奸，公审后予以枪决。
丁默邨受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