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原因是什么直接和根本原因

论长征对军魂的铸造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10月17日 08:11 来源:解放军报  南京政治学院理论研究室
  70年前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在这一血与火征程的考验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永远深印在我军鲜红的旗帜上。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作为我军的军魂,是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科学定位,也是对我军长期坚持这一原则的理论与实践的准确概括和总结。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长征牢铸军魂的历史,对于我们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长征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地位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的确立并为我军指战员认识和把握,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红军长征是这一过程的完成阶段。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是从红军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确立的。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工农武装中,“党应起中心作用,起领导作用”。1929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红军部队的一封信中进一步指出,在红军中,“党的正确作用是核心的领导作用”,“军事同志的工作系统要绝对服从党的策略和路线的指导”。提出了党的核心领导与红军绝对服从党的指导的思想。当时,朱德同志在阐释党对红军领导地位时说:“红军是直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必须“无条件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历史的伟大任务”。这些思想反映了党对红军领导作用认识的深化,实际上揭示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本质要求。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是在红军反“围剿”激烈斗争中明确提出的。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红军总政治部。1932年1月,主任王稼祥同志签发的总政治部给红军的一封信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接着,总政治部在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中,一再重申这一思想。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决议,提出了“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任务。1934年2月的全国红军政治工作会议,号召政治工作人员“真正的开展部队中的思想斗争,为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而斗争”。应该看到,尽管这一时期的某一阶段实行着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战略,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的规律,适应了当时大规模反“围剿”作战的需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为全国各路主力红军将士认识和把握,成为红军的军魂,是在长征中实现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领导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会议“特别重申”党的领导和团结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和红军将士“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方针,坚持南下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主张。中共中央为此作出决议,严肃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决议要求,“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的威信”。这是中共中央首次以决议的形式对党的绝对领导思想所作的详尽的阐述。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到达陕北后,经过曲折的斗争和艰苦的工作,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起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实现了三军大会师,同时也实现了红军对党的绝对领导思想认识的统一。三军大会师前后,红军各部队纷纷作出决议和发出指示,表示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一军团党代会强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认为,红军“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为此,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要求官兵“实际提高党中央的威信”,“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强集中的领导与指挥之下”一致行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召开党代会,“号召四军全体党员及指战员紧急动员起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提高党的核心领导的作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终为全体红军官兵所自觉接受,成为红军的坚定信仰和建军原则。
  长征演绎了牢铸军魂的历史必然
  长征铸造军魂的伟大工程,集中展现了军魂铸造的艰难历程,有力揭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发展规律,深刻反映了牢铸军魂的历史必然。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人民军队,党的目标追求与红军官兵革命信仰的一致性,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红军军魂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无产阶级政党。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存在和奋斗。1932年颁布的《红军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他不仅要完成中国工农红军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还要成为创造并保卫社会主义的中坚”。红军如失去党的领导,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魂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而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广大指战员为了自身和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而参加了这个军队。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使广大指战员组成了坚强有力的红军集体。红军广大官兵的革命理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的一致,也决定了红军只有紧紧跟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自己的理想。红一方面军战士在长征中谈到,“不管东南西北,党中央、毛主席到哪,我们就跟到哪……我们要的是共产主义”。红四方面军战士说:红军长征之所以“都挺过来了,马列主义必胜,这一信念是坚定不移的”。正是红军战士执著的革命理想信念,使全国各路红军最终走到一起,集聚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使党的绝对领导成为红军不变的军魂。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这是长征牢铸军魂的政治条件。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迭遭损失,“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在遵义会议上,党勇敢地承认并纠正了军事领导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显示了党宽阔的胸襟和领导中国革命的信心。遵义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领导中央红军根据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军事战略方针,“由于军事行动的方向明确,政治工作的加强,全军士气高涨,充满着‘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的战斗精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胜利。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虽然遭到了张国焘错误的干扰,但为绝大多数红军官兵认识和拥护。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认为,“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党中央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打了胜仗,并积极倡导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充分肯定,这对各路红军是极大的鼓舞。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纷纷表示,要“坚决执行党的新的策略路线,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高潮”。“一致的在共产党中央领导下,坚决的为执行当前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正因为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强大感召力,才使红军广大指战员最终一致地团结在党中央的旗帜下,“拥护并执行党中央绝对正确的路线”。
  长征牢铸军魂体现了我军独特政治优势
  军魂牢铸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建军初期,红军分散在各根据地远离中央独立作战,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长征是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体战略大转移,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第一次直接指挥和调动全国主力红军的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能不能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决定这次军事行动成败的关键,也是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恶劣的战争环境和张国焘错误的干扰,增加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实现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定的革命信仰,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的正确,党在军队各级组织中的作用和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从而实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使各路红军克服艰难险阻而最终达成了三军大会师。红军长征是牢铸军魂的过程,而军魂牢铸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三个方面军在“党的新策略之下”实现会师,“是党的胜利,列宁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红二方面军在长征胜利总结中表示,红军长征胜利是“在党中央及军委直接领导下完成战斗任务”的,“是正确的执行党中央及军委政治和军事路线”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曾对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去”。这是对党的绝对领导是红军长征胜利保证的最好诠释。
  长征牢铸我军军魂,也为我们党领导和坚持抗日战争,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虽是全民族的战争,但国民党反动势力时刻想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是保持和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需要。抗战初期,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新阶段政治工作决定指出,党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历来的优秀传统”,抗战中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党指示各地革命武装,“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与国民党谈判改编问题。党要求,“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经过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扩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条件地领导人民军队,决不允许其他党派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开展工作;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一切根本制度;“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这些原则制度保证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使人民军队在抗战中得以发展壮大,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征牢铸了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这是对我军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历史反复证明,永远不变的军魂是我军独特的政治优势,是保持我军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的可靠保证,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源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军承担着“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应对挑战和履行使命,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一是坚定对党的信仰,自觉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我们要像红军那样,坚定对党的信仰。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完成中华民族统一振兴大业的根本保证。二是经得住大风大浪、生死得失的考验,自觉维护党的绝对领导。在事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维护党的绝对领导,我们要坚定不移,不差分毫。当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权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的一致。三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制度,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是军魂不变的可靠保证。我军要紧跟世界军事的发展潮流,但应该紧紧把握的一点就是,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制度不能变,确保我军军魂永固。(执笔:宗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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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前的一个金秋,属于红军部队的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和将台堡成功会师,这一场会师也标志着我国共产党人开始走向胜利的长征行动,宣告顺利结束。然而长征的伟大胜利固然值得铭记和歌颂,但问题是,当年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队伍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进行长征呢?蒋介石的“围剿”说到关于红军长征的话题,就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历史上我们评价蒋介石这个人,总是会毫不吝啬的用上“野心”两个字。事实上也是如此,自从孙中山先生去世,国民党队伍由蒋介石接手后,这个人的野心也从未掩饰过。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既然想要掌权一家独大,那么实力日益壮大的红军队伍,势必为成为他心头的一根刺。当时红军的革命队伍因为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而那个年代最不缺的就是穷苦的百姓,所以实力壮大是必然的。也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面对红军的壮大和外敌入侵的两重选择,蒋介石的政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日军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蒋介石仍旧在对抗红军队伍这件事上一意孤行的原因。不过蒋介石一开始在“围剿”红军的这件事情上,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当时蒋介石背靠“美国”这座大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红军同样也有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持。当时土地大革命时期,红军队伍有着俄国革命的先例作参考案例在前,又有国际共产主义的指导在后,所以发展的算的上是异常顺利。然而国际局势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学习别人的经验终究是不能长久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我国的发展。俄国革命的教训和莫斯科共产主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助力,可以说在红军成立之初,这些是我们能够迅速成长的最大助力,但这支新兴起来的红军队伍很快也碰到了一个瓶颈。自国民大革命开始,我国的国际形势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从前封建腐朽的清王朝已经被推翻,列强也退出了中国战场。在这种情形下,从前的经验教训很快就不再适用于红军的发展。但这个时候,距离中国山高水远,通讯又不发达的国际共产主义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变化,他们还没有察觉我们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的定位,也不再把反帝反封建当做斗争目标了。在这种共产国际已经不能提供有力帮助的情况下,红军队伍的发展几乎濒临停滞,想要再次焕发生机,只能自己再次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但是前面我们说到过,蒋介石心里一直是将红军队伍当做自己的头号“敌人”的。抛开别的不谈,蒋介石浸淫政治场这么多年,再加上他一直谨慎多疑的性格,他深知“养虎为患”的道理。所以面对眼前这样的“天赐良机”,他自然是不肯放弃,要对正在苦苦挣扎的红军来上一次重重的打击,确保清除这样一个“心腹大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过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结果,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说起红军长征,都会将原因归结到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上。但明明有着之前的成功经验。为什么红军的反“围剿”会失败呢?目前我们听到最多的主流说法都认为是因为王明“左”倾的错误思想导致了红军这次的失败。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从客观上来说,这确实是一部分原因,但却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所在。“堡垒推进,步步为营”这是1933年9月,蒋介石针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政策,这条政策算不上什么“妙计”。只是当时红军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出路,蒋介石这边却已经集结了50万大军的队伍开始蠢蠢欲动。对于蒋介石当时的行动,红军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大概是由于之前快速的发展,再加上蒋介石前几次“围剿”任务进行的并不顺利,这让博古和李德等人出现了一些盲目自大的情绪。他们开始忽视了“敌强我弱”的事实,认为红军队伍是强大的,蒋介石的额国民党军队并不能对红军产生巨大的威胁。显然,人一旦陷入自满的情绪当中,危险也就随之不远了,尤其是当你的身边还有一只虎视眈眈,实力强劲的猛虎的时候。当时因为缺少正确的领导,王明的这种“左”倾思想居然开始在红军队伍中占据主流。也就是有这样的错误意识,红军在第四次“围剿”当中就已经连连失利,直到第五次“围剿”出现了败退现象。只不过如果目光调转,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红军队伍“左倾”错误这一层原因,蒋介石的成功,还和他自己一直以来蓄谋已久的剿共思想有关系。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31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因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选择向日本妥协。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就开始为自己漫长的“剿共”计划做万全的打算。首先是在他自己这一方面,蒋介石不但在庐山专门的建立了训练营,一边召开会议仔细分析共产党的战略和行动路线,一边积极培养一系列“剿共”的得力干将。据记载,这一次的围剿,蒋介石甚至调用了100万的兵力,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兵力被直接用来对上共产党的队伍。而且因为共产党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他还积极采取政策,企图隔绝共产党人和群众之间的联系。随后是外国列强对他的帮助,至于列强为什么愿意帮助蒋介石这一问题,我们暂且抛开不谈。而必须提到的一项事实是,在抗日战争最初,国际上的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向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队伍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当时蒋介石的军事训练营聘请的都是来自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专业的军事教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要知道,这些国家原本就比这一时期的中国实力强大,同时又拥有多年的战斗经验,这样的军事顾问训练出来的士兵先不说军事素质,单单是战斗力必然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一时期红军的军事实力和这些士兵相比还是相差甚远的。随后就是武器方面,相较于我们影视剧中,看到红军战士一开始“小米加步枪”的惨烈场景,国民党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的水准,提升的可不止一星半点。因为有着当时大家族,宋氏集团的支撑,再加上民国时期,蒋介石大力鼓励企业发展,吸引外资工作,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增长迅速,蒋介石本人的经济水平也很大程度的提升。因为有财力的支撑,蒋介石从意大利等先进国家购进了大批军火装备。德国当时还和蒋介石签订了外贸协定,用大批军火换取了一定中国的矿产资源。在这样实力悬的殊情况下,红军的失败显而易见。危机边缘第五次“围剿”发生之前,蒋介石和德国的关系正值“蜜月期”,当时会议上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正是来自德国的赛克特。当时赛克特针对红军制定的计划被称为“铁桶计划”,顾名思义,他企图用大批的兵力,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将为数不多的红军困死在这个“铁桶”中。根据这套战略方案,江西瑞金是这次“围剿”的最终目标。按照蒋介石和赛克特的计划,瑞金周围将会围上30道铁丝网、30道火力封锁线,然后层层包围圈逐渐向瑞金中心靠近。为了防止红军从包围中逃脱,蒋介石还安排了10轮卡车拦截。如此缜密的计划,很显然确实是做了“赶尽杀绝”的打算的。当时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在错误的判断下,红军当时采用的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这样的方法就相当于消耗战,当时蒋介石手中有将近55万士兵,红军连十万人都不到。这个差距打消耗战,对红军队伍来说无异于“以卵击石”,再加上苏区的各种战略物资都不充足,红军的生存空间也被压缩的岌岌可危。而为了保存生存的火种,红军的中央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向共产国际寻求帮助,另一项是进行战略转移。不过当时面对我军求助的共产国际的回复比较暧昧,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红军队伍想要生存就只能自救。我们要打破现在的僵局,重新打开一次新的局面。不过,也有不少人疑问,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是中央红军队伍,为什么其他地区的红军力量也要跟随进行战略转移呢?这其中的原因其实还是跟国民党的“围剿”有关。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来看,虽然我们不懂战术,也知道中央红军算的上是整个红军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中央红军都溃败严重的情况下,其他地区红军队伍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张国焘领导的川陕红军在中央红军败退后,几乎成为了蒋介石的下一个目标,其他各地区的红军队伍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民党地区的压迫。而为了不让任何一个队伍单打独斗,继续消耗本就为数不多的革命力量,我们的红军队伍必须汇合,将力量拧成一股绳。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意识到战略出现了问题,很快中央就在遵义召开了政局扩大会议,针对现阶段我党面临的困难和关键问题,提出一系列的讨论和解决办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而这一次的“遵义会议”对我党的意义十分重大,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尽管道路已经确定了,但长征一路也并不简单,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国民党“围剿”从未停止。只不过这一次,我军战士的战略发生了转变——我们改变了之前消耗战的打法,而是采用更加灵活的机动战术,穿插在敌军重兵中间。这样的打法显然更加适合彼时的红军队伍,四渡赤水河、强渡金沙江,一次又一次的作战中,我军甩开了国民党队伍的围追堵截,完成了长达十二个月零两天的长征之路。因为一次“左倾”错误,红军队伍不得不开始,这一场中外战斗史上绝无仅有的长征,但也正是因为这场长征我军将士的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培养出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即使时隔八十多年再回头去看,这样的精神仍旧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声明:刊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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