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维护世界和平，重建战后新秩序，同盟国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和其他日本战犯。　　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终结历时约两年零七个月，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也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战犯，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倪征燠，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法庭翻译高文彬等17名中国人肩负民族重托与重重压力前往日本，历经两年半的艰难举证，经过818次唇枪舌剑的较量，用一桩桩铁一般的事实，终于把这帮战争狂魔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南京法庭，石美瑜、叶在增等军事法官走出法庭，调查收集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罪行中的大量人证、物证。面对21幅万人坑照片、1000多名幸存者的血泪控诉，这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杀人魔”终于哑口无言、认罪伏法。石美瑜、叶在增等军事法官用公正和法律告慰了中华民族在南京大屠杀中逝去的三十多万亡灵。　　时过75年，那段历史虽已远去，但我们不能忘却梅汝璈、倪征燠、高文彬、向哲浚、石美瑜、叶在增这些曾闪耀抗战历史的名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之际，本期聚焦推出向哲浚、梅汝璈、倪征燠、石美瑜、叶在增、高文彬等在抗战中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法律人，既是为了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更是为了告诫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要以伟大抗战精神为动力奋力前行，以百倍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向哲浚，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也许还比较陌生。但了解东京审判那段历史的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在军事法庭上，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唇枪舌剑的中国检察官。　　2006年6月，向哲浚之子向隆万在收集东京审判资料。在翻看庭审录像中，他发现了一段让他惊讶的情景：在日本辩护律师为25名甲级战犯作无罪辩护时，向哲浚走上法庭讲台，抢过话筒发言。　　尘封60余年，录音中的声音有点模糊，但画面上依旧可以看出是向哲浚在义正词严地驳斥日方。向隆万之所以吃惊，是因为在他印象中，父亲并不像录像里那样威风凛凛、咄咄逼人。他平时说起话来声音很轻，是一位儒雅、慈祥、和蔼的人……　　　　锁定日本侵华战争起始日　　向哲浚，湖南省宁乡县（现宁乡市）双江口人。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曾任北京、法政、东吴等大学教授，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之前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月28日，由美中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远东盟军总部在组建国际军事法庭的过程中，向中国政府要求派遣一位精通英语、有英美法和国家法知识背景的法官。中国国民党政府就决定选派向哲浚出任此职。　　但向哲浚考虑年龄等因素，推荐了其清华大学出身的师弟、同样有着英美法知识背景、精通英语的梅汝璈出任法官，自己则担任了检察官一职。　　2月7日，向哲浚作为中国检察官第一个来到东京，开始了压力巨大而繁重的工作。　　由于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向哲浚带去的除战犯名单外，没有更多的证据。　　在当时，收集证据的途径无非是两条：　　一条是到中国过去的日占区寻找人证和物证。档案显示，向哲浚于1946年2月7日到达东京后，立即多次向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司法行政部发电，要求迅速提供日军在华暴行证据。尽管时间紧迫，各地还是提供了很多证据。　　另一条就是到日本内阁和陆军省档案库查找。这时另一个湖南人帮了他，这就是时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驻日最高长官朱世明。1946年3月31日，朱世明飞抵东京时，正是向哲浚调查取证最艰难的时候。朱世明得知后，亲自出面，说服麦克阿瑟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方档案，从而使得向哲浚从极度机密的日方文件中，获得了战犯们的第一手罪证。　　国际检察局起草起诉书，在确定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时，发生了争执。　　由于美国等国也包括中国，对日正式宣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1941年12月，国际检察局也就有人提议起诉从1941年起。向哲浚不同意，要求回溯到1937年7月7日的“七七事变”，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一直到1928年，即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事发年。因为从那年起，日本就开始了大量战争行为，使得中国生灵涂炭。如果从1941年算起，哪怕从1937年算起，许多日本战争罪犯就会逃脱惩罚，有的可能重罪轻判。　　在向哲浚据理力争下，起诉书最终正式确定1928年1月1日为日本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起始日。此外，还确定了28名被告。　　提证历时九个月之久，审讯持续了两年半，起诉书就有42页，全英文记录材料48412页，检察官与被告双方的受理证据4336份。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当时，中国检察官组无论工作和休息时的谈话题材，都是日本在中国的主要战犯。向哲浚身为检察官的工作艰辛，可想而知。　　　　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1946年5月14日，日本辩护律师为日本作无罪辩护：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　　向哲浚举证：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七七事变”，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让无数无辜的平民包括儿童、妇女死于非命。　　向哲浚用冷静而又铿锵有力的口气反问：“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许多场合，向哲浚团队与被告律师的唇枪舌剑，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上的肉搏。　　例如：1947年10月6日就被告板垣的罪行，辩论了一整天。检方出场人及其辩论次数是：向哲浚25次、倪征燠31次、桂裕5次；辩方出场则有5人，辩论92次。　　向哲浚参加了全部414次庭审，除插话外，作了20次发言。这些言论都记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白纸黑字之中。正是在中国检察官团队有力的指控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了公正判决。　　1946年12月29日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战犯松井石根在辩护中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向哲浚当庭展示了许多资料，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伯烈的报道、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当时日军暴行的记述及现场拍摄的罪证。　　被告律师又提出：“把被告松井石根指控为最高直接责任者的证据仍然不足。”向哲浚从卷宗里取出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命令声称：“占领南京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向哲浚提请被告律师“特别注意‘畏服’的含意”。　　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无以辩驳的事实，宣告松井石根率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审判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时，向哲浚向检察长基南提出：“土肥原和板垣在中国犯罪最多，应由中国检察官负责对此二人的控诉。”向哲浚还从南京搬来援兵，让著名法学博士倪征燠出任他的首席顾问。　　1947年10月9日，一手制造了伪满洲国的板垣提出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证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中国检察官出示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和日本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向哲浚还精心安排，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证明土肥原贤二在策划“九一八事变”和建立“满洲国”过程中的罪行。　　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哑口无言。　　　　控诉广田弘毅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主谋　　广田弘毅从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两度担任外相，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担任日本首相。在其担任外相和首相期间，先后发生了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民、对人类的和平和安全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6年1月15日，广田弘毅以战争罪被逮捕。但广田的态度十分顽固，对法庭的指控始终是消极抵抗，试图逃避其作为主要战犯的责任。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法国法官古诺尔负责起草对广田弘毅的起诉书。由于广田以得了重感冒做掩护拖延时间，调查取证极为困难，花了很长时间古诺尔才完成起诉书，其结果只能把广田弘毅放在被起诉战犯的最后一个。　　麦克阿瑟对广田弘毅的起诉书很不满意，认为仅凭这份起诉书，极有可能对他“无罪释放”。麦克阿瑟要求重写对广田弘毅的起诉书，检察长只得把古诺尔请来商量，古诺尔承认他起草的对广田的起诉书苍白无力，检察长便把向哲浚请来商议。　　向哲浚认为重光葵、荒木贞夫、永野修身、贺屋兴宣是广田弘毅一案的知情人，广田出任斋藤内阁外相时，重光葵是外务省次官，荒木贞夫是陆相；广田出任冈田内阁外相时，重光葵仍任外务省次官；广田出任首相时，永野修身是海相；广田出任近卫内阁外相时，贺屋兴宣是大藏相。　　于是，向哲浚建议把重光葵、荒木贞夫、永野修身、贺屋兴宣传来，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广田炮制“广田三原则”时的大量细节，获得罪证，继而对广田的起诉书做出修改。经过修改的起诉书在审判广田弘毅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法庭上，广田弘毅曾辩称自己没有掌握过军权，也是个受军部牵连的“受害者”。向哲浚质问广田弘毅：究竟是中国威胁日本，还是日本威胁中国？　　向哲浚还出示证据给广田弘毅：在1934年秋天，日本以保卫“满洲国”的安全为借口，擅自出兵中国华北地区，事实证明是日本不仅威胁中国，而且出兵侵略华北，从而使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日方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在短时间内强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被迫允许日本在华北驻兵，中国政府被迫取消在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的党政机关，撤退驻守河北省的军队，撤换日方指定的河北省、察哈尔省的中国军政长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根据重光葵的证词，向哲浚指出广田提出“三原则”后，日本军部马上增兵华北，又策动香河汉奸暴动、炮制了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事实。在向哲浚的质问下，广田弘毅终于承认重光葵所说“都是事实”。　　但广田弘毅为救自己的性命，竟然又矛头直指荒木贞夫说：“三原则的产生，荒木贞夫是罪魁祸首！”荒木贞夫大吃一惊，他站起嚷道：“这是国际法庭，不许血口喷人！”　　广田弘毅供出1935年8月荒木贞夫请他和梅津美治郎吃饭时说的话：“东三省和热河已建立‘满洲国’，为日本全面控制中国奠定了基础，全面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遗憾的是政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决议案，广田君是外相，有责任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决议草案来。梅津君支持你的意见。”　　荒木贞夫在慌乱中承认有这回事，但没有提出具体内容。向哲浚当即指出，虽然如此，广田弘毅炮制侵略中国的“广田三原则”的罪证确凿，不容抵赖。　　向哲浚控诉广田弘毅是发动“七七事变”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者之一，并出示了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的作为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的发言：“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　　向哲浚揭露广田弘毅为占领全中国，委托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同中国谈判的“和平条件”，压制中国放弃抵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广田还以外相身份发表诱降谈话称：“友邦中国，今日实遭逢最不幸之境遇，若中国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中国自能免除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在迎接1938年之时，能与友邦中国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则中日大局，即可展开一新局面。”　　确凿的证据，让广田弘毅方寸大乱。　　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第三类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认定广田弘毅罪名成立，判处其绞刑……　　　　暮年仍不忘痛斥日本右翼势力　　向哲浚在东京审判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先后委任他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职，但都被其婉拒。1949年2月，向哲浚接受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的聘请，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审判》等课程，接着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转到复旦大学法律系任教，以后又调到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即今日的上海财经大学）工作，任财经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组主任多年。直至1965年退休，他每天按时到学校上班，从不向人夸耀当年的经历。　　一位上海财经学院的老教师回忆当时的向哲浚：年过花甲，头发花白，个子不高，身体硬朗，有种不怒自威的神采。在年轻老师的眼中，他不仅是个学者，更是个和蔼的长者。　　向哲浚常常和青年教师们一起备课，讨论教案，听课，互相观摩，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组织教研组教师到兄弟院校交流，提高教学质量。平时鼓励大家用英语谈话，以锻炼口语。　　有一次一位知道他经历的老师打趣问他：“向老，东京审判检察官有多大？”他微笑答道：“代表国家啊！”短短五个字，其分量可想而知。又一次老师们闲谈到向哲浚的婚姻问题，向哲浚讲出了抗战初期的一段经历，那时他和几个同学谈到陆游的诗《示儿》时感慨：国难当头，何以为家？大家于是相约以国家责任为先，不过早谈婚论嫁。所以，向哲浚年过四旬才有家眷。　　1978年，上海财经学院复校，向哲浚感慨万千，亲自回校探望。许多人都不认识他，询问这个老人是谁。他在老同事的陪伴下边看学院的校园，边不住点头：“好，好，财经复校了。”虽然年事已高，但其威严的神态，不减当年的风采。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向哲浚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谈话，痛斥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并配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诸多情况，其影像资料后来成为该纪念馆向观众放映的纪录片的一部分。　　1985年，向哲浚接受采访时对媒体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　　两年后，向哲浚去世，终年96岁……　　　　【参考文献】　　王俊彦：《向哲浚驳斥广田弘毅》。　　向隆万：《重识我的父亲向哲浚》。　　贺莉丹：《向隆万：蒋介石关注内战 对东京审判甚少过问》。　　宁乡文明网：《向哲浚：这个宁乡人参与了远东法庭的“东京审判”》。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28名甲级战犯被送上远东军事法庭，交由国际审判。审判过程极其艰难，许多日本战犯在得知遭到通缉时，就已经在思考办法为自己洗脱罪名。甚至如果不是中国代表的努力，日本法西斯鼻祖大川周明不会进入法庭接受审判。大川周明：装疯卖傻的法西斯鼻祖为了让大川周明的罪行引起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重视，中国代表梅汝璈在提交的报告中写下一段话：“1941年12月1日至3日，进攻东南亚地区的日军官兵反复学习了大川周明的《东南亚地区是日本势力范围》和《论英美在太平洋地区之主权应由日本取而代之》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正是导致了12月8日发生的，致使美国造成惨重损失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麦克阿瑟对巴丹死亡行军和珍珠港事件一直耿耿于怀，这段话正好戳到了他的痛处。读完报告的麦克阿瑟怒火中烧，批示大川周明罪大恶极，完全同意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对其立即逮捕。饶是被确定罪名送上法庭，大川周明依旧逃脱了制裁。接受法庭审判期间，他时不时裸露身体高声叫喊，甚至多次抬起手掌拍击坐在他前方的东条英机。休庭期间，一度猛掴东条英机耳光，高声叫喊：“我要杀了东条！”凭借这样一番装疯卖傻，大川周明被鉴定为精神病，军事法庭随即停止了对大川的审判。事后他亲口承认自己根本没疯。比起大川周明的狡诈，头号战犯东条英机逃脱罪行的方式更为直接。东条英机：铁证如山的头号战犯得知自己遭到通缉后，东条英机不愿意罪行曝光，对准自己的左胸开了一枪。然而，天意难为，子弹从心脏旁擦过。听到枪声的美军对东条英机全力施救，终于暂时保住了东条英机的性命。东条英机必须活着接受审判。在所有战犯中，他最受国际重视。对他的审判持续了3个月，数量多达52次，内容涵盖侵华战争、日美战争等多个方面，对他的追责一直溯源到了九一八事变。进驻东北后，东条英机还下令在东北成立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对中国百姓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1941年，东条英机下令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帷幕。远东军事法庭制定的55条罪证中，东条英机占了54条。哪怕铁证如山，东条英机依旧不放弃为自己辩护。他甚至一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政府主导，而是几个军人一时冲动，最终将日本推到了战争当中。但在国际检察局的观点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九一八事变开始时，日本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共谋就开始了。根据国际惯例，只要参与共谋，都必须问罪。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曾制定了一份战犯名单，名单上列出了20名日本人，并在上方用红笔注明了起诉的先后次序。比起国际上排名第一的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被认为是更重要的战犯。两人先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又策动九一八事变，推动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伪满洲国的策划者占领东北后，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为了便于控制，建立了伪满洲国，扶持了傀儡皇帝溥仪。东京审判的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清楚认罪带来的后果，于是一直沉默不语。坂垣征四郎为洗脱罪责，找了15名手下，意图证明自己和侵华战争无关。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心腹田中隆吉却出庭揭发了当年的真相。坂垣征四郎大为惊恐，宣称田中隆吉患有精神病，甚至一度指责审判员进行贿赂。然而随着溥仪的出庭，两人的罪行板上钉钉，溥仪控诉了日军策划伪满洲国的全过程。狡猾的日本律师开始给溥仪下套，他问了溥仪一个问题，在奉天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这个问题乍一看十分简单，实则暗藏杀机。一旦溥仪回答有人身自由，那日本便可以将大量罪行推到溥仪身上。而一旦溥仪回答没有，日本方就能拿出大量证据证明溥仪存在人身自由，从而控诉他作假证。面对这一情况，溥仪不慌不忙讲述自己当时被日本人胁迫去参与活动，路过祖坟想要祭拜，却遭到日本人拒绝。溥仪要告诉别人，他的自由是被限制的自由。在东京审判当中，溥仪一连出席8天，这是溥仪最硬气的8天。他的出庭极大推动了对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定罪进程。然而，仅凭溥仪等证人的证言，很难让所有的甲级战犯得到应有的制裁。日本早在投降之后就料到自己会被追究责任，许多证据和资料被彻底销毁，这让检察方的举证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在证据不足的困境中，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成为了重要的突破口。早在1944年，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展开了对日本南京暴行证据搜集工作。当时的一份报告中清楚指出了数位提供情报的外国人的姓名，并清楚指出日本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是松井石根。中国将相关证据提供给国际检察局后，松井石根被押往监狱接受审讯。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面对远东国际法庭的审问，松井石根极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国际检察局莫罗法官追究松井石根的责任，指出攻占南京的日本军队军纪恶劣，松井石根却宣称攻占南京的军队纪律一流，只存在少量不法分子。然而，从松井石根在南京陷落后撰写的日记中能明确看出，对于军纪涣散，他有明确的认识，他将这些暴行称之为“不得已之事”。松井石根归国后，直到东京审判，他的罪行才再次摆到了明面上。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进南京后，在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对中国百姓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蹂躏和杀戮。据国际方面最终确定，遭到屠杀的中国百姓至少有30万。远东军事法庭上，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不远千里去到东京，带着他拍下的证据出庭作证。面对铁证如山，松井石根依旧强词夺理。他一度宣称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自己有病在身，并不知情，松井石根甚至宣扬侵华战争只是“两兄弟之间的矛盾”。这样无耻的言论明显不能成立。莫罗检察官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惨绝人寰的灾难，他主张东京政府也必须为此承担责任。除了松井石根之外，当时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被送上审判。广田弘毅：唯一的文官死刑犯广田弘毅的辩护律师提出，在日本的权力结构中，幕僚在军事上没有任何权利。广田对此保持沉默，他对于身居高位期间发生的事件欣然承担全部责任。1948年11月，长达两年的东京审判结束，广田弘毅因共谋侵略中国，加上南京大屠杀的罪责被判定为有罪。在被处以死刑的7人当中，广田是唯一的文官。东条英机因共谋实行侵略战争被判处绞刑，松井石根由于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被判处绞刑。除此之外，犯下多起屠杀中国和东南亚平民罪行的木村兵太郎、侵略中国战争主要责任人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东南亚虐待俘虏的主要责任人武藤章也被送上了绞刑架。东京审判中，并非所有法官都认定日本战犯有罪，印度的帕尔法官就认为日本战犯并未正式共谋战争，主张全体无罪。荷兰的罗琳法官则认为身为文官的广田弘毅不应该被判处死刑，但对于遭受侵略最为严重的中国来说，只有7名甲级战犯被送上绞刑台，实在让人五味杂陈。中国法官代表梅汝璈临行前曾向有人说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但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解我心头之恨。”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日本政府设“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长官，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进攻台湾。三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在琅乔强行登陆，受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反击。日军在琅乔地方烧杀抢掠，并在龟山设立都督府，意图久踞。清政府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部署防务，先后调集1万多军队到台湾。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等抵达北京，对清廷大肆恐吓威胁。清政府代表开始时据理力驳，后来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妥协。九月，奕欣与大久保利通订立中日《台事专约三款》，中国赔银50万两，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日本从台湾撤兵。这样，给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提供了口实。光绪五年（1879）三月，日本侵占琉球，改置冲绳县。从雅片战争（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1945年）结束，一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