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注意事项(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资料资料1西部地区具体范围包括陕西、甘肃、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西藏、宁夏、广西和内蒙古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后问题是西部与其他贫困地区主要的区域发展[1]问题。从总体上讲，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低谷”，2004年，西部地区人口36774.91万人，占全国的 28.29%，国内生产总值27585.11亿元，占全国的20.21%。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发展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西部地区广大落后区域的面貌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落后”依然是西部地区经济的主要病症，治疗“落后病”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仍在扩大。从产业发展水平来看，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从城乡发展格局来看，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突出。从民族经济发展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的落后问题更为严重。从城市化[2]进程来看，西部地区的城巾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全国城市化水平。从投资环境[3]建设来看，西部地区投资硬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软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从生态环境来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东北地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千业基地之一，为全国工业化作出过突出贡献，曾被称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但是，随着东北地区主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的老化，以及部分资源型城市矿产资源的衰竭，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东北地区已经面临严重的衰退和萧条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投资比重以及工业增加值比重看，东北老工业区在全国的相对地位下滑；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工业比重大，采掘和原材料下业占很大比例，传统产业丧失比较优势[4]，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在国有经济方面，东北地区国有工业比重大，外资、私营工业比重小，而国有资产质量又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在失业方面，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城镇失业率高，失业救济人数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严重。此外，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后备资源不足、城市功能和产业功能混乱、环境压力大等问题。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的土地面积扩张相对增长缓慢，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继续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些特大城市出现了城区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房价高速上涨、就业竞争激烈、公共交通设施略显不足、环境污染的现象。东部沿海地区特大城市的膨胀问题初露端倪。东部地区部分发达城市的膨胀问题集中体现在人口总量膨胀，人口密度过大；工业运营成本偏高，企业运营环境质量下降；房价节节攀升，城市住房紧张；交通体系不堪重负，交通问题亟待解决；生态环境恶化。东部地区部分发达城市膨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日益尖锐的城乡二元结构[5]矛盾，二元的城乡管理体制以及历史发展因素等方面。在东部继续领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以及东北振兴的态势下，中部地区的经济地位相对下滑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社会和政府的共识。而中部六省如何寻求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也就成为了各界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中部六省是指山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和江西6个省份，涉及102.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地域和3.6亿人口(占全国的28.1%)，其在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2088.31亿元，占全国的23.5%。中部六省的区域问题主要表现在：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值低，且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相对值比较低，并呈现出逐年下滑的态势；二元经济结构比较突出，农业人口多，农村剩余劳动[6]力庞大，人口转移压力巨大；中部六省的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比较低。在城市化发展方面，城市的规模与结构不合理，城市化率比较低；城市职能结构不尽合理，中心城市[7]与区域间联系的能力不强；中部六省内各类城市的地域分布不均衡，省际城市化率和城市的经济实力差异比较大，一些省份中心城市过于突出，对周围区域的极化能力比较强，这些中心城市存在着膨胀的隐患；中部六省的县域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明显滞后。在工业化发展方面，中部六省的千业化水平较低；中部六省的资金供应能力不足；科教事业发展迅速，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尤其是东部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中部六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加值与同期全国相比，基本稳定，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处于持续下滑的态势，基础设施投入明显不足。资料2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这一重要方针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是未来十几年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基本目标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等原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区域间发展不协调、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同时，区域协调发展也是相对的，不同地区发展条件的差异，有的是可以改变的，有的如自然条件等是难以改变的，要使各区域经济发展[9]总量大体相等是不现实的。所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能只注重经济总量，还要注重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首先注重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这不仅是应该做到的，而且从国家现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看也是可以做到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还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这是在认真分析造成区域发展差距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的。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经济总量聚集的地方，也应当是人口相应集中的地方，最终形成经济总量与人口大体协调。而我国情况却与之相反，经济总量大的地区没能吸纳相当比重的人口，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缺少资金、人才，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也相对较少，经济总量比重比较低，而人口比重却大大高于经济所占的比重。东部地区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地区，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影响了经济增长，结果人均收入的改善也不快。区域间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拉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目前我国每年有1.3亿多农村劳动力，其中主要是中西部农村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其赡养的人口依然留在中西部，外出务工人员创造的税收留在东部，成为东部改善公共服务的重要财源，而吸收外来劳动力的地区却不为这些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这些流动人口及其赡养人口应享有的公共服务仍然由其户籍所在地提供，而这些地区由于能创造税收的人口已大量流出，财政状况改善慢，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有限。以上分析表明，促进人口与生产要素、经济布局的区域上的均衡，可以有效缩小不同区域民众的人均收入水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资料3金融危机[10]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表面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中的问题造成的，但从我国内部看，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影响我们应对危机、解除困境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在我国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中，沿海地区依靠扩大开放，依赖国外市场，大幅度提高了自己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但同时，由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忽略自身产业结构提升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改造步伐，使得东部地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结构的末端，其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抵御风险[11]的能力较低，经济发展的环境、资源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但由于地区之间缺乏合理的分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良好的互动发展格局没有形成，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加工型的产业不能合理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解决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过大。区域差距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虽然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加速扩大的势头有所减缓，但区域间人均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过大，而且呈继续扩大的态势。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变为59.27%、23.36%和 17.37%，东部地区比重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居民收入水平的区域差距虽然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也呈扩大趋势。1978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的1.1倍，是中部地区的1.2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1.5倍和1.46倍。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幅度大于城镇．表明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是区域收入差距的主要方面。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到各种社会福利，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要扩大。因为一方面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品的消费，比如用电、公交等，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第二年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二是特殊类型区域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出。我国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容易脱贫的地区基本脱贫，继续扶贫攻坚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生产方式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解决温饱难度大，脱贫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财力不足。基本公共服务短缺，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喝水难、看电视难、听广播难。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社会公平，还可能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压力大。近年来，我国三分之二的矿山进入中老年期，四分之一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由于经济严重依赖资源开采和加工，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伴随着资源型产业萎缩和经济增速下滑，职工下岗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由于贫困率高和贫困人口的聚集，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上访事件不断出现。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突出。我国落后地区往往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如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的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原因及人为的过度开发，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增加了这类地区发展的难度。这类地区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需要更加关注缩小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加强调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三是区域无序开发问题突出。由于财政体制[12]、政绩考核制度等原因，我国一些地区不顾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盲目发展加工业，造成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不合理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十分突出，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步伐。资料4必须重视开发落后地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综观世界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仅全世界有南北差距，而且各国国内，尤其是世界上的大国国内，普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其发展过程从区域来说都是有先有后，从不同人群致富的时间来说都是有早有晚的。开发落后地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乃是大国走向强国的必由之路。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其本土的开发过程是先东后西。150年前美国的中西部都是荒漠地区，地贫人稀，经济落后。美国在东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即抓住时机开发西部。从18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用了将近150年时间，首先将西部开发成为美国的“小麦王国”、“棉花王国”及“畜牧王国”，为美国成为世界农业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进一步开发西部(包括南部)，使之成为美国宇航工业、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原子能、合成化工等现代高科技中心和基地，成为美国经济新的龙头地区，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保持经济科技优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日本是当今第二经济大国，其本土面积较小，但发展也不平衡。以本州为中心的南部开发较早。130年前，以北海道为标志的北部是少数民族居住的荒漠地区，而且与俄罗斯相邻，经常同俄罗斯发生边界纠纷。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即着手统筹开拓北海道，经过百余年的不断开发，今天的北海道与日本本州相差无几。区域的协调发展，保证了日本本土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日本开拓国际市场、利用世界资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印度的发展速度仅次于中国，经济成果令世界瞩目，但区域失衡、贫富差距相当严重。美国国际先驱导报说，印度贫富差距拉大正成为社会的顽疾。目前，印度10.5亿人口中有80%以上生活在“牛车经济”中，连自行车都买不起；另有15%的人生活在“两轮车经济”中；只有2%的人生活在“飞机经济”中，他们独占了印度经济“奇迹”的成果。印度南北差距达到6:1，城乡差距高达60:l，占总人口65%的农民整体上被改革完全忽略。印度政府决心要在20年内消灭贫困，将印度变成一个繁荣、富裕、健康和发达的国家。巴西经济起飞[13]较早，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成就令世人赞叹，被誉为“巴西奇迹”。但是80年代、90年代发展停滞，近几年逐步回升。巴西经济的停滞有多种原因，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原因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巴西东南方发达，北、西部落后的现象存在已久。为改变这一状况，巴西政府先后形成几大战略构想并逐步付诸实践。其中包括在60年代将首都从发达的东部城市里约热内卢，搬迁到西部边远的新建城市巴西利亚。还包括在北部、西部落后地区建设了许多大型的工程，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巴西的贫富两极分化更突出地表现在人群的分化方面。巴西城市增长[14]很快，城市人口已经占总人口80%，大部分贫苦人口生活在城市，原因是城市失业和半失业人口比例很高，而农村贫困人口还在不断地涌人城市。城市少数富人财富高度集中，而城市的贫困阶层逐步形成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一些城市的贫民窟成了犯罪分子的“根据地”，警察追捕罪犯，贫民甚至群起与之武装对抗。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社会不安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制约，是国家持续进步的极大障碍。资料5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城乡之间差别巨大，成为阻碍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矛盾。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直接与城市户口联系起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保待遇，也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单项规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来。城市的集体企业，大都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实行劳保。城市就业人员除享有劳保待遇外，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可享有多种补贴，在业人口可由其所在单位近乎无偿地提供住房。总之，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可以享受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和丁伤等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而广大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则不能享受任何相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只能靠自己出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并采取一系列抑农促工、强城弱乡的财税手段来保障这一战略的实施，造成我国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一是在财税收入上，加大农业和农村剩余向工业和城市转移。1952—1989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5]，国家从农业中获取了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16]1215.86亿元。共达10932.6l亿元。二是在财政支出上，重点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在城市，一切公共设施的建设经费和开支均由国家、政府和全民单位负担。但在农村，农民必须自己出钱办中小学、医疗、文化事业、道路、水电几乎农村中的一切公共设施。这种城乡严重割裂的财税体制，严重制约着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土地的不对称性，使农村无法与城市平等地分享由发展机遇带来的资源收益。一是农民土地包括宅基地的使用权收益和附着物所有权收益很难流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应当尝试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边界进行界定，对征用土地用途进行严格限定，缩小国家强制性征地范围，以使其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17]的需要。二是缺乏对农村强制征地的严格限制，而且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现行的补偿标准配合广为施用的征地权利，而且征地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大都流向厂城市，已经导致社会的不满和政府对征地权的滥用。三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为承包农民提供了更大的交易土地的自由，但没有提供以承包权进行抵押的法律基础。四是与城市居民拥有的处分其房屋的权利相比，物权法草案对农民在处理房屋及其房屋下面的宅基地方面的权利限制得过于严格。目前，我国户籍制度对于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城乡有别的各种劳动就业、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制度。这一系列的政策保障大部分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但实际却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可以享受，农村户口的则不能享受。二是户籍制度中对居民户口身份迁转的严格限制。根据政策规定，只有少数几种特殊情况才有资格申请将农村农业户口转为城市非农业户口并迁入城市享受相应待遇。三是城乡有别的户口管理制度削弱了户籍制度在人口信息统计方面的功能。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是根据居民的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身份进行建立的，这样，在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就不能很好地考虑城市的实际居住人口规模，造成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教育、医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特别是长期居住在当地而没有当地户口的居民的需要。资料6要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差距，关键在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形成城乡之间不公平的制度因素，从根本上缩小和消除城乡差距。我国城乡分割，时间跨度长，城乡差异巨大，涉及人口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等方方面面，很难一时全部解决。尽管为了推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国家已经做出了几十年的努力，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分割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对于我国来说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逐步推进。造成我国城乡分割的原因很多，既有农业农村和工业城市相比自身就处于弱势地位的自然规律，更有我国长期以来城乡有别的体制性原因，特别是城乡有别的各种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财政税收等一系列政策，使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和农村更是雪上加霜，造成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而且城乡差距拉大自勺幅度也不断加大。因此，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需要统筹考虑当前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种种因素，重点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随着城乡差距的迅速拉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出现了不少的缺位、错位现象，使得本来就在经济方面处于弱势的农民在获得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难度很大。农民的医疗、养老只能依靠自己，不能获得政府在这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造成很多农民有病没钱医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很多。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深化改革，使城乡居民都能获得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的均等机会。我国城乡分割不仅历史长，涉及面广，而且还通过国家立法机构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城乡有别的相关政策，这样，就通过法律法规固化了城乡有别的体制，这是造成我国城乡之间不能协调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要通过相关程序，对影响城乡协调发展，有违社会公平的法律法规进行废除、修订或完善。同时，根据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实际需要，从构建城乡统一的发展环境出发，探索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这些法律法规来推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申论要求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也面临许多问题。请概述“给定资料”反映的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要求：紧扣给定资料，全面，有条理，不必写成文章．不超过300字。答案正确答案：[答案提示]资料主要反映了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协调，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振兴。主要表现在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人均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过大，而且呈继续扩大的态势；特殊类型区域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出，资源面临枯竭；环境承载压力过大等。其次，城乡发展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乡分割；农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远远低于城市，城乡公民之间国民待遇不平等；城乡土地的不对称性使农村无法与城市平等地分享由发展机遇带来的资源收益。

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铮参加中国财富管理50人青年学术论坛举办的“发放现金与发放消费券：政策效果与政策设计”专题研讨会，并进行专题发言。宋铮首先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政策理论及实践依据出发，对刺激消费效能进行直观呈现。其次，宋铮以其团队的一项研究为支撑，分享了香港地区发放消费券的实操经验。之后，宋铮对研究数据进行论证比对，得出疫情期间香港地区发放消费券的刺激政策效果显著，但也对政策的适用性及效果作了地域差异的提示。最后，宋铮从财政压力及通货膨胀两个方面对发放消费券的政策效能进行分析，认为相比于依靠投资刺激经济，发放消费券或现金的措施可能更加高效精准。
一、经济理论与实证依据
从总量上讲，发放现金和消费券，对消费的刺激效果取决于个人边际消费（Marginal Personal Consumption），即对于额外获得的一元收入，消费者将选择花费几元用于消费。边际消费是衡量政策效果最主要的指标，也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指标之一。从大量的经验研究和各国的实际数据来看，边际消费的中位数大约在0.4~0.5，即政府发放一元补贴，老百姓只会将4~5毛拿出来进行消费，剩下的钱会被投入储蓄。
大概10年前，新加坡的一次分红政策给每个新加坡国民发了价值约几百美元的转移支付，他们利用新加坡银行的微观数据追踪边际消费，发现国民大概拿出了80%的钱用于消费，这几乎是财政刺激政策能达到的最理想的效果。研究也证实，穷人和富人的个人边际消费（MPC）差别非常大。
香港地区在去年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向所有拥有香港地区永久居留证的市民发放了价值5，000港币的电子消费券。蚂蚁研究院从AliPay HK（“支付宝香港”）的数据库中随机抽取了30万用户进行跟踪研究，我们用非常经典的双重差分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实验组为领到消费券的人群，控制组为没有永久居民身份，不具备领消费券资格的香港地区市民；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随机抽取27万多和2万多人作为研究样本。对问题中许多相关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精细的控制后，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香港地区消费券边际消费结果约为80%，这个结果已经接近多数研究文献对于消费券或现金转移支付政策效果的上限。
二、研究背景与政策安排
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香港地区经济损失非常大，原因是多方面的：香港地区的经济是开放的，旅游占到经济中很大的比重，但疫情使得香港旅游业萧条；零售业、餐饮业呈“腰斩”式下降；整个香港地区的GDP全年下降了将近7个百分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区政府宣布采取发放电子消费券的措施来挽救经济。消息在去年2月份宣布，这个时间节点上民众可以对是否拿得到消费券产生一定的预期，从理论上讲，这种预期已经有可能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6月，特区政府公布了电子消费券发放的具体操作细则。根据符合条件的居民报名时间，先后分两批发放，主要集中在第一批。每批还分两次。就第一批而言，8月1日第一次发放了2，000港币，10月1日发放了3，000港币。消费券在2020年年底全部失效，无论居民是何时领取的。
消费券的发放对象就是18岁以上全部香港地区永久居民，发放平台在香港地区四大电子平台。实际用户领取最多的平台是“八达通”，占到接近80%的份额；其次“支付宝香港”大概占整个市场份额15%左右；剩下的是被其他两家平分。我们用的是“支付宝香港”的数据。
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电子消费券自身的性质，它对于可以使用的消费场景做了明确规定。它排除了以下几项特别重要的消费选项：房租和教育费用，这两项正是美国现金转移支付方面的重头戏。如果消费券可用于支付房租和小孩的教育费用，尤其是可以用来进行人和人之间的转账支付，那么消费券的效果将大打折扣。而香港地区的做法，就排除了这些选项，以确保实现消费券原本的经济刺激效果。
三、数据的可代表性及政策效果
我们与官方数据做了对比。在发放消费券之前，“支付宝香港”用户的人均消费大概是1，000港币，官方的居民人均消费数据大概是4，000港币；在发放电子消费券之前，“支付宝香港”的应用场景主要都是网上支付，线下消费场景很少。而在网上支付更加普及的中国大陆，线上消费大概占到居民整体消费的20%，所以1，000港币的人均消费水平位于合理区间。
从人口信息上来讲，三分之二的“支付宝香港”用户并没有报告他的年龄和性别，对于填写了报告的另外三分之一用户，其信息真实性也无从考证。但从已有的人口信息来看，用户的性别比例代表性良好，年龄比例不均衡，主要是缺少老年人群。从消费增长的年龄分布来看，政策对老年人的刺激大于年轻人。而在参与这次消费券发放的真实人口结构中，由于老年人占的比例可能比用户填写的人口数据的比例更大，这种样本偏差倾向于低估消费券发放政策的刺激作用。
进一步论述数据和结果的准确性，在香港地区消费券计划宣布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消费差异都被标准化，随着时间推移少有波动。2月，该计划宣布之后，曲线有一些细微波动。而8月1日第一次发放2，000港币消费券时，实验组的市民当周消费激增，对照控制组数据，消费增金额加了600港币。在11月1日第二次发放消费券时，实验组当周的消费增加了900多港币。两次发放消费券的后两周，短短四周时间的消费增长就占了整个消费券价值的一半左右，消费券政策对消费的刺激效果既强且快。
一些文献也指出，诸如发放消费券一类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有跨期的替代性，短期有刺激作用，中期刺激作用会衰退，长期可能会产生负作用，即短期的消费增长是对长期消费的预支。而这次香港地区的数据涵盖了完整的时间周期，从政策颁布之前到消费券过期，样本结果并没有出现刺激效果由正转负，即没有明显的跨期替代存在。但刺激效果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衰减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策对不同人群的刺激效果也不同。实验区分了高消费组和低消费组：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消费组就是高收入组，这组人在政策颁布之前用“支付宝香港”消费较多，政策对这一组人群的效果几乎为零，所以政策的刺激效果主要来自于所谓的低收入人群。
中国大陆消费券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券区别很大，中国内地的消费券更多的是一种消费折扣。它的特点就是设计目的明确，以比较小的投入获得比较大的消费刺激效果。因此，中国大陆选择发放电子消费券，从财政刺激政策的微观层面看是成功的。但由于总量投入较小，在宏观上的效果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香港地区消费券的投入力度要大很多，宏观效果也可能明显得多。从消费增速对比GDP增速的角度来看，2021年香港地区二季度消费增速还落后于GDP增速。消费券发放于8月份，只涵盖了第三季度的最后一个月，但第三季度消费增速已经比GDP增速高了1.1个百分点，第四季度消费比GDP持续高出0.6个百分点。在疫情的其他阶段消费增长明显低于GDP增长，这种情况到今年第一季度也是这样。至少对香港地区而言，发放消费券这一宏观政策初有成效，后续的宏观效果还需要更细致的进一步研究。此外，我们还发现电子消费券对于推进香港地区的数字经济很有好处。
四、该等政策在通胀和财政两方面尚存争议
在财政压力方面，关于发放现金是否会给财政造成不可承受的压力，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发债成本还处在相当可控的阶段，在中央的显性、隐性支持下，即使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债成本也没有高多少。
在通货膨胀方面，发放现金不见得会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2020年疫情出现之后，中国的消费增长是比较低的，落后于GDP增长，而且落后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目前也是同样的情况。在疫情得到控制的地方适度刺激需求不大可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发放消费券是刺激宏观经济复苏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刺激短期经济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投资，一种是消费。中国经济已经处在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的过程中，我国过去比较看重投资方面的政策，以“基建”的方式多次成功地拉动了经济，但遗憾的是，现如今我国的基建设施已相当成熟，基建的回报率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如果说十几、二十年前，我国基建的回报率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现在我国的基建回报率已经明显低于国内其他部门的投资，甚至劣于发达国家基建的回报率。
最后是关于给有钱人或者经济发达地区发放现金或消费券带来的效率和公平性问题的讨论。其实，搞基建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基建在各地的回报率差异很大，在哪里投资、投多少，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从政策制定的效率上来说，与其花时间精力根据基建回报率对值得投资的地方和项目进行精挑细选，不如考虑直接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更加有效。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