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鸡误封记录在案的VAC或游戏封禁怎么解封1、最后可以选择上传一个文件，来证明你的清白。然后就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官方回复。而想要杜绝VAC封禁，要做到下面这几点：禁止使用外挂，包括鼠标宏在内。一旦使用之后封禁了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2、在steam页面上点击设置查看封禁状态。点击此账户上的VAC封禁跳转到封禁页面。点击页面上的查看帮助页。点击联系此游戏的客服按键。页面下滑找到并点击访问网站，在产品的售后页面中点击支持。3、绝地求生vac解封申诉办法首先，被steam封禁之后你会收到如下的信息：在这农布课括策里补充一下，steam来自的封禁分为两种，一种是VAC封禁专门用于valve本家的游戏，而其它的游戏比如pubg就是用记的开发者封禁。4、我们先登陆上st切轻eam，登陆之后我们点击设置---查看我们的封禁状态360问答。点击封禁的红字跳转到详细的封禁页面。在查看了封禁的详细情况之后我们点击后面的查看帮助页面。查看之后我们依次点击连续此游戏客服。5、游戏在南觉强形掌镇渐花中国由腾讯游戏独家代理运消高今拿营，游戏人气十分火爆，分享一下吃鸡被封怎么解封。登录steam，选择“设置”。查看封禁状室讲带态，点击“账户无VAC封禁”。在浏览器中向客服申请解封即可。《吃鸡》被误封怎么申请解封?吃鸡被误封申请解封方法如下：先登陆上steam，登陆之后点击设置，查看封禁状态。点击封禁的红字跳转到详细的封禁页面。在套精哪及每毫洲毛查看了封禁的详细情况之后点击后面的查看帮助页面。查看之后依次点击连续此游戏客服。误封申请解封的方法是直接给蓝洞官方邮箱发申诉邮件。直接给蓝洞官方微博发申诉私信。去绝地求生国际论坛发申诉帖求助。在蓝用探八获脸和已艺丰掉现洞官方申诉页面上进行解封申诉。登录steam，选择“设置”。查看封禁状态，点击“账户无VAC封禁”。在浏览器中向客服申请解封即可。绝地求生vac封搭运禁怎么停承二福硫解封绝地求生被vac阻队因地律村误封怎么办绝地求生vac封禁解除...然后就是需要等足营列氧职例超应守片待一段时间官方回复。而想要杜绝VA美啊的害范价载率线C封禁，要做到下面这几点孙简欢得声：禁止使用外挂，包括鼠标宏在内。一旦使用之是价费更五保需真电垂后封禁了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绝地求生vac解封申诉办法首先，被steam封禁之后你会收到如下的信息：在这里补充一下，steam的封禁分为两站他约叶种，一种是VAC封禁专门用移极新搞圆硫鲜于valve本家的游戏，而其它的游戏比如pubg就是用的开发者封禁。登录steam，选择“设置”。查看封禁状态，点击“账户无VAC封禁”知液梁。在浏览器中向客服申请解封即可。绝地求生vac怎么解封?登录steam，选择“设置”。查看封禁状态，点击“账户无VAC封禁”。在浏览器中向客服申请解封即可。在steam页面上点击设置查看封禁状态。点击此账户上的VAC封禁跳转到封禁页面。点击页面上的查看帮助页。点击联系此游戏的客服按键。页面下滑找到并点击访问网站，在产品的售后页面中点击支持。vac封禁代表着账号被永久封存，这种情况是无法被解封。如果要重新购买想玩的游戏，可以重新注册一个steam账号。以下是为了防止被封号要注意的一些行为：在软件里面千万不要主动修改游戏文件。绝地求生vac封禁怎么解封1、绝地求生vac解封申诉办法首先，被steam封禁之后你会收到如下的信息：在这里补充一下，steam的封禁分为两种，一种是VAC封禁专门用于valve本家的游戏，而其它的游戏比如pubg就是用的开发者封禁。2、最后可以选择上传一个文件，来证明你的清白。然后就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官方回复。而想要杜绝VAC封禁，要做到下面这几点：禁止使用外挂，包括鼠标宏在内。一旦使用之后封禁了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3、在steam页面上点击设置查看封禁状态。点击此账户上的VAC封禁跳转到封禁页面。点击页面上的查看帮助页。点击联系此游戏的客服按键。页面下滑找到并点击访问网站，在产品的售后页面中点击支持。4、申请方法：埋嫌直接给蓝洞官方发邮件申诉。直接给蓝洞官方微博发申诉私信。在绝地求生国际论坛发帖申诉。(不推荐)蓝洞官方申诉页面上进行申诉解封。

今年春天，多地的新冠疫情影响了工厂生产和供应链、物流的通畅，外贸处境牵动人心。近日，海关总署发布了2022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数据，重重困难面前，外贸行业再次显出韧性，5、6月份增速扭转4月份的局面，呈现V字形反弹。以人民币计，我国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8万亿元，在去年同期高基数基础上增长9.4%。无论是短期疫情还是长期的国际竞争、大国博弈，外贸领域不稳定的因素非常多，增长的背后，是外贸企业识别局势和市场发展方向、寻找生存空间和新资源的能力。这些努力一起构成了中国外贸正在发生的新转型和升级。谁能活下去：重新认识中国外贸75.5MB00:0001:22:28封控里生存下来的公司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个人和企业都得学会适应工作和生活随时被打断的状态。原本每年3月份和4月份是外贸行业的旺季。今年整个3月份，上海意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冯祖旭带领团队全力以赴开拓新客户。“当时上海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封控，我们整个公司曾经被封在办公室里一个星期。大家吃和睡都在办公室里，同时参加跨境电商采购节的‘百团大战’。我们的业绩非常好，当时对今年是很有信心的。”冯祖旭说。没想到3月28日开始，上海全面封控，冯祖旭的团队跟所有市民一样，只能居家办公。冯祖旭是一个很精细的人，虽然防控办公室通知封控到4月5日，为了稳妥，他把居家预期打了富余。“最开始说封控5天，我把计划做到了15天。我想4月15日疫情封控应该可以结束了吧。”冯祖旭说。没想到上海疫情持续了两个月左右，这对中国外贸和全球供应链影响都很大。上海连续12年蝉联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它还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汽车、机械设备、半导体集成电路、制药、纺织等产业全国领先。这波疫情影响很快随着供应链波及开来，从上海传导到长三角又到珠三角。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德技能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辉今年3月份刚好在上海，他说：“除了上海市内的封控，沪宁高速公路也进行了管控。这对经济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沪宁高速是一条黄金大道，将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等城市连成一体，它们和上海一起，贡献了全国约10%的地区生产总值，“十四五”规划里即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截止到4月上旬，许辉观察到有161家苏州、昆山等地的台资企业停工了，其中电子零部件企业41家，电机机械企业16家，电脑及周边设备企业15家，光电企业10家。“工厂里虽然可以闭环管理，但沪宁高速封了之后，进到昆山、苏州的原材料、生产出的产品运往上海港都很困难。这些大多数是代工厂，比如代工苹果的产品，苹果公司就有影响。我看苹果公司自己公布的数字，至少有几十亿美元的损失。”许辉说。汽车行业受影响也很大。许辉说：“汽车行业库存越少，成本就越低。它的供应链又特别长，分布在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其他国家。因为一些零部件无法从上海出口，日本工厂就有停工现象。”许辉的老家在江苏，本来他是从国外飞到上海隔离之后回家的，但疫情变化快，他在上海封控前一天买了四张机票，其中总算有一张带他飞离了上海。他的亲戚在昆山工作，被封控了两个多月也回不了老家。珠三角疫情最早是受到香港第五波疫情的影响，深圳在今年3月份暂停了一个星期。许辉说：“封控让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成本就上来了。所幸珠三角很快就恢复正常生产了，它们防控疫情的方式是加大核酸检测的频率，比如比亚迪的员工做完核酸之后才可以下班。下班人数很多的时候，可能排队要排一个小时。”但是，3月底开始受上海疫情影响，同一条供应链上的珠三角企业就身不由己了。许辉说：“广东的汽车行业零件自给率在30%左右，长三角零件运不过来，它们就有停工的危险。”冯祖旭和同事们被封在家里，工厂在江苏。外贸行业里，客户从前都是实地考察工厂的，冯祖旭所做的还是精密制造，对技术和品质要求非常高，居家办公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工作本身已经让人很为难了，家里还乱了套。冯祖旭和员工们每天都要面对早上四五点钟起来抢菜、排队做核酸、监督孩子上网课、配合学校完成作业、辅导作业等等生活上的琐事。心里预期的4月15日封控结束并没有发生，也没有恢复正常的迹象，冯祖旭和员工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冯祖旭说：“封控不知道何时结束，团队成员就开始担心公司会不会有问题，工作和收入还能不能稳定。我也非常焦虑，有时候开会就情绪不好。”客观环境难以改变，企业想活下去，谁先镇定下来，谁可能就有生机。冯祖旭虽然封控在家，也目睹了同行的倒掉。他说：“有一些来询盘的客人，就是因为他们从前合作的工厂倒掉了，必须再寻找新工厂。疫情是挑战，也是机会，需求还在，哪家扛不住了，它的市场就留给了活下来的公司。”冯祖旭意识到，大家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同行会倒掉可能是因为先乱了阵脚。“居家办公的状态很危险，公司怎么安排、怎么运营，员工怎么能情绪稳定地投入工作？如果没有把握住，客户就流失掉了，公司也经营不下去。”冯祖旭说。冯祖旭意识到军心稳定的重要性，他调整自己的情绪，还给员工写信，告诉大家无论封控两个月还是三个月，公司经营都没问题，收入也没问题。“我把节奏也放慢了，从前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安排得非常紧，后来我们复盘改成了一周两次。调整之后，我和员工的情绪都舒缓了，压力也释放了。”冯祖旭说。全公司进入到有条不紊地执行战术的阶段。冯祖旭把工作简化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老客户的维护，一部分是新客户的开发。已经下的订单，他们每天都跟进生产的进度，让工厂拍照片，一个礼拜反馈给客户两次到三次。生产和发货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影响，他们也及时跟客户沟通，让客户心理上有所准备。对于新的客户，技术团队都要参与进来，用他们的专业性和服务去打动来询盘的新客户。如此一来，公司客户不但没有流失，还新接到了一个大客户，那是亚马逊投资了10亿美元的一家美国创业公司。6月份上海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但对外贸企业来讲，还不到松口气的时候。这个行业的路不好走，除了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大国博弈设置的或明或暗的贸易壁垒，听起来都是企业或者个人难以左右的大势。贸易行业也经常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唱衰。中国外贸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都要像升级打怪一样，突破一道道的难关。但是，外贸也具有惊人的韧性。余淼杰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他说：“尽管有中美‘贸易战’，这些年中国的出口还是非常厉害。中国率先从疫情中复苏，海外有那么多需求，去年外贸达到了历史高位。今年外贸的增加值会低一些，但出口也不见得差。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去年外贸顺差4.4万亿元人民币，今年达到4万亿也还是有可能的。”外贸行业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状态？不幸倒闭或者能够机敏地寻找到生机、发展起来的企业分别是哪些？要进入到这个行业里去，看外贸要面对的挑战和机遇，才能理解。以人民币计，我国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8万亿元，在去年同期高基数基础上增长9.4%疫情封控的短期影响即便解封，但有些行业因为有生产销售周期，封控错过了春天的采购季，后续订单没有回升的迹象。许辉说：“比如服装、玩具的销售旺季是在圣诞节。客户可能从春天开始就陆续下订单了，那个时候中国一些地区发生疫情在封控，客户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会结束，为了不耽误下半年的销售，他们的订单可能就给到其他地区或者国家了。”工厂虽然解封了，没有接到订单，下半年就没活干。许辉说：“最近一段时间珠三角地区的工价已经降到了一小时八九块钱，这大概是十几年前的工价。工厂开工不足，已经开不出那么高的工资了。”电子业、服装、玩具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收缩。许辉说：“没有订单企业就没办法运作，从前可能有几个厂，现在不得不把成本高的关掉，这样的事在深圳、宁波等地方最近都在发生。”放眼世界，经济环境也没法让外贸人乐观。阿里巴巴国际站是中国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他们日常也要研究和关注外贸行业的发展趋势。总裁张阔说：“如果拿美国做一个采样，现在中小企业的信心不高。我们内部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指标是美国的中小企业信心指数。这是一家中立机构做的调研，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做，问题是固定的，今年的数据是36年来最低的。”仔细分析美国中小企业信心不足的原因，张阔说：“我们看到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美国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背后有三个因素在起主导作用。第一个因素是疫情期间的货币政策。前期无限量化宽松，大量发钱，通货膨胀之下，美国老百姓不怎么消费了，那么中小企业肯定受影响。第二个因素是地缘政治引起了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的涨价。第三个影响是全球供应链的波动，再加上特朗普时代开始加关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就变高了。消费者的需求也有周期性，疫情开始之后，进口增多，库存就增多，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消耗这些库存肯定要花时间。”2022年7月，一趟中欧班列从中国的霍尔果斯口岸驶出，开向哈萨克斯坦（蔡小川 摄）物流成本也在增加，它也有一定的周期性。张阔说：“比如中国到美东和美西，空运的价格跟疫情之前相比涨了50%，海运价格大概涨了4倍到5倍。物流成本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以后它的价格还是会回到从前的水平，但需要慢慢地调整。”疫情以来，海外需求像过山车一样波动，叠加今年的疫情封控，也让外贸中的一些行业陷入了致命的危机。章少炎是快时尚品牌Kliou的跨境电商负责人，这个品牌主要是为了满足非裔女性审美喜好和身材特点而设计生产的，市场主要在欧美。章少炎说：“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倒掉了一些小企业。后来海外因为疫情工厂停工，需求增加，国内企业又减少，所以，活下来的企业订单暴增。去年看到外贸生意好，有些企业扩产能，也进入了一些新的商家。外贸企业供大于求，海外又有很多库存，整个行业的订单其实从2021年底就一直在下降。我们公司的订单跟疫情巅峰时候相比，也是下滑的。”奥密克戎的强传染性让这些本来订单就在下滑的行业犹如雪上加霜。章少炎说：“如果工厂和仓库全都封控的话，发不了货会导致电商平台上各种数据排名都往下掉，店铺可能直接就垮掉了。即便解封，货肯定是卖不出去，库存就把公司给压死。浙江、福建等地方很多贸易公司因为没有货发关掉了。”今年4月份广州有一波疫情，Kliou的工厂停产，只能依靠库存销售。章少炎也是一种很淡定的性格，因为提前想到了封控造成损失的严重性，章少炎和同事们很早就开始重构物流，保住发货、保住店铺，坚持到封控之后。他说：“我们从前走邮政小包，到美国需要一个月时间。后来我们把爆款放入了速卖通的优选仓，5天到10天就能收到货。今年疫情，我们自己的仓库首先就进行了分散，还多分散了一些库存到速卖通的仓库，从那里直接发货。这样分散库存可以把从我们仓库到速卖通仓库的时间节省下来，并且速卖通的仓库更不容易被封。即便被封，阿里巴巴公司肯定比我有更多的办法。”章少炎和冯祖旭这样理性的从业者，在封控最严峻的时刻也在找能够“活下去”的空间，这不是一个悲壮的姿态，而是商业策略。章少炎说，面对今年的订单下滑，公司并没有做什么特殊的动作。“我们只能练内功，做好自己的产品和供应链。因为所有产品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和生产的，这其中就涉及材料采购、工厂管理等，我们如果能让供应链更有效率，更短时间出货，就可以备更少的货。备货少、库存少，风险就小。”冯祖旭公司去年的营收是6000万元左右，今年他想往1个亿的目标努力一下。封控和疫情让一部分竞争对手倒下了，新的竞争对手可能还没进来，有一个“真空期”。用长远的眼光看，封控和后续影响是暂时的，疫情也总有结束的一天。短期因素造成的困窘不能拿来给外贸行业下决定性的结论。但同时，即便没有疫情，2008年以后的中国外贸，也在长期面对如何改革的问题。市场环境变了，就像自然界的更迭，进化的企业才可能在未来的生态里存活下来。2022年6月24日，福建省泉州市一家工厂的雨伞生产线生态变化：产业转移是历史趋势今年的动荡里也埋了一条长期的时间线，疫情加速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也让全球供应链考虑在经济成本和韧性之间如何寻找平衡。许辉说：“电子业的转移很明显，比如从前一些日资的供应链企业，疫情导致它们关厂和转移。日本和韩国企业转移的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如果疫情随时中断生产，企业就没有预期，它交不了货是要赔钱的。从大公司来看，三星和苹果都已经在越南建厂了，iPad从前主要在成都生产，今年开始也要在印度和越南生产。”如果这两个趋势将长期影响中国的外贸行业，我们该怎么看待和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人力成本低的地区转移是一个历史趋势。张阔说：“服装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它为例，过去120年里转移了4次。最早全世界的服装中心是英国，‘一战’之后转移到了美国。后来又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和中国台湾，一个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台湾劳动力便宜，另外也因为这些地区有化纤等面料上的创新。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服装行业转移到中国大陆。这一轮从中国大陆转移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国家，都是延续了这一历史规律。”经济学家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个趋势会对外贸产生影响。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在2016年就提出外贸到了“对外改革”的时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非简单的研究机构，这里先后走出了世界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另有多位对国家经济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余淼杰的“老本行”就是国际贸易研究，在学术研究之余，他也在媒体上写经贸方面的时评，回过头来看，他的很多分析和对策都具有前瞻性。余淼杰说：“学术界经常讲一个概念，就是刘易斯拐点。通俗讲如果没有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需求虽然上升，劳动力的供给也在上升，工资就不会变。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需求上升，供给没有明显增加，工资就会上升。我们国家在2012年左右，劳动力工资普遍上升很快了。比如，2014年的时候，中国蓝领工资已经是孟加拉国的4倍，但劳动生产率没有超过他们4倍。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就减弱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黄宇 摄）转移并非中国制造业的一曲挽歌，从经济的角度讲，转移与否取决于行业特性。余淼杰说：“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转移出去，但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应该转移出去。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主要依靠的不是劳动力成本，而是整个产业链的配套。我曾经去过埃塞俄比亚一个工业园，里面有两家中国转移出去的企业，一家很成功，一家不怎么成功。成功的那家是做服装鞋帽生意的，那边所有成本都便宜。不怎么成功的那家是生产摩托车的，它某个零件坏了都要从中国运过去，当地没有配套企业。所以，对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讲，最重要的是全产业链配套，上下游供应链在附近就能找到。中国拥有联合国划定的全部工业门类，是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全产业链配套是我们独特的优势。”中国也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大学每年向社会输送几百万、上千万的毕业生，其中很多是潜在的工程师、创新者。余淼杰说：“中国有很多高素质人才，同时，中国在劳动生产率、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性价比高，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无论是对于国内还是跨国公司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有吸引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工资投入不是决定性因素，要想生存和发展好，企业得充分利用国内的优势。余淼杰认为应该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省份的工资虽然比孟加拉国等要高，但国内有全产业链配套，能够很好地解决中间品、原材料和产业链配套难题。“从政策配套上来讲，国家现在提出加工贸易的产业梯度转移。制造业由沿海梯度转移到中西部内陆省份，这其实跟另外一个国家战略是紧密相配的，就是乡村振兴。我们脱贫攻坚要防止农民返贫，核心是要有造血功能，所以要通过发展加工贸易，让中西部也发展起来。”余淼杰说。除了经济成本上的考虑，大国政治博弈、新冠疫情也扰动着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在成本和产业链韧性上寻找平衡而产生的供应链布局变化，不能忽视。许辉说：“我来举个国内的例子，广东汽车产业的零件自给率在30%左右，今年春天它的生产就受到长三角疫情的影响。广东省工信厅就在做调研，能不能把一些汽车零部件的供应链吸引到广东省来。放大到全球产业链道理是相似的。”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全球重新配置从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吉林大学李晓教授在《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写道：“到201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下行中逐渐企稳，而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越中国且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这种全球产业链重构是由技术进步、企业组织以及生产方式变化等许多综合性因素所引发的。”外贸行业可能未来要考虑面对这些变化。许辉在德国读博士，一直关注中德两国制造业的动态。他说：“从舆论上，德国希望在中国之外有更多的伙伴，虽然德国现实中不一定能做得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德资企业全部迁走不太可能，但它会想在中国之外备份一条供应链。中国很多产业还处于价值链的中下部分，比如说苹果公司如果决定迁走，供应商就得跟着走，否则会失去订单。”在越南、印度的竞争之下，中国企业要努力往价值链上游去突破，力争成为价值链的主导者挑战：怎么面对大国博弈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也是中国外贸行业的挑战。自从特朗普时代以来，“贸易战”的手段令人眼花缭乱，怎么分析这些招数，又该如何应对？总结下来，其实分成两大类，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余淼杰说：“关税就是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这种手段其实是受到WTO的限制和反对的，不合理的关税逐渐会去掉。因为中国是出口大国，‘贸易战’里绝大部分加征关税都加在了美国消费者头上。除非一种情况，美国市场对这种产品来讲非常重要，中国企业会愿意降低一点价格，加征部分有一些转嫁在自己头上。”今年7月5日，多家西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拜登政府将“重塑”前政府对华关税政策。在余淼杰看来，即便取消关税，也并不能认为出口美国的日子会好过。非关税壁垒更不能掉以轻心。余淼杰说：“非关税壁垒是指除了关税以外的壁垒手段，比如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机制。它是一个大类，我在2020年8月时曾经列出了22条，就是非关税壁垒的‘22条军规’，其实后来还不断有新手段出现。关税壁垒是明面的手段，非关税壁垒是暗地里的手段。”最有力度的应对在国家层面。余淼杰说：“国际贸易谈判中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另外一个是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是不是发展中国家，看的是人均收入，我们就算今年还是发展中国家，明年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就不是发展中国家了。最要坚持争取的是市场经济地位。因为如果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平均税率是97.8%。如果被定义为市场经济地位，同样被认定有倾销行为，征收的反倾销税平均税率是37%。”市场经济地位，主要的指标是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余淼杰说：“中国的产品市场化已经没人能质疑了，买一双鞋没人关心它是国营还是民营，只要质量好价格便宜就可以。要素市场化是指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是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方向。问题是市场经济是渐进的，贸易谈判里不能拿一个最理想化的、最高成熟度的市场作为参照物。说今天的中国市场化水平不如美国。中国现在的市场化水平肯定比美国上世纪50年代高，没有人反对50年代的美国是个市场经济国家。”我国还在加强自贸区建设。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这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5国以及东盟10国。余淼杰说：“RCEP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都能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比如商品贸易要实现90%免关税零关税，未来10年实现全面的免关税零关税。除了关税，还有一个原产地累计计算原则，意思是比如出口一台iPhone，实际上并不把中国界定为原产国，因为中国部分的附加值没有达到阙值，通常是35%。贴上RECP的标签，那么产业链上的RCEP国家的附加值可以加总到一起，抱团取暖达到阙值，就能享受原产地低关税的好处。”对于外贸企业来讲，很难去影响美国的政策，它们要生存下来得具有识别环境变化的能力，并从中找到空间。余淼杰说：“我们出口的目的地要多元化，产品要差异化。我们的外贸企业过去主要瞄准欧美，欧美消费力强，市场规则简单，也比较成熟，生意好做。未来中美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当两个经济体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可能摩擦更加激烈。外贸企业应该未雨绸缪，比如拓展新兴工业国家、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等等。产品差异化的意思是高中低档产品都能生产，中美摩擦不那么严重的时候，能出口欧美高质量产品，中等产品出口中等国家，低档产品出口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除此之外能做的是提高出口产品价值，向价值链的中高端发展。余淼杰说：“加工贸易促进就业，但是出口品附加值太低。加工贸易企业得转型升级，减少来料加工比例，增加进料加工比例。进料加工需要技术含量，所以要增加研发的投入。研发也分成两类，一种是对传统工序进行优化和创新，它的投入小、时效性强而且技术门槛低，但可以直接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另外一种是产品创新，就是坚持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活下来的企业印证了经济学家的判断。张阔说：“英语类国家和欧洲国家还是出口的第一梯队，就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欧洲GDP最高的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对我们的产品的需求量很大。我们把产业带跟国家作匹配，也就是根据现在的外贸政策和市场，哪些行业适合哪些国家。比如在欧洲或者北美涉及贸易障碍的行业，想卖也卖不进去。但是另外一些行业在这些地方还有市场，可能非常受欢迎。”中国是世界工厂，向外出口的产品多种多样，很难用点上的情况做出面上的判断。张阔说：“从前我们所有人理解的外贸是中国卖全球买，现在应该用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待贸易，就是全球买全球卖。越南现在出口大量的服装，但是它很多机械、制造厂房需要的材料是从中国进口的。越南服装高品质的原材料和配件也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我们正在形成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产业带协同。”生存和发展得好的企业，是一些外贸企业和创始人在大国博弈、外贸环境、成本周期和商业机会中闪转腾挪的结果，他们利用各自行业的特点和中国的比较优势，蹚出了一条路。天津自贸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北方第一个自贸试验区（视觉中国 供图）通过转型活下来腾飞科技的董事长梅先明非常善于跟人打交道，吸收新鲜的信息。他时常有些奇思妙想，并且不惜花成本去把它研发出来。“2012年，我在研究材料的时候想，能不能做出一种面料，无论从哪个方向往外拉，没有死角，都有很好的拉伸性能。我这么想是因为如果拉伸性能很强，内衣就无所谓尺码，腰围一尺八的人能穿，腰围二尺八的人也能穿。我找遍了工厂帮我做，人家说我是疯子，这种想法不可能成功。我后来终于找到一家小公司愿意按照我的思路去实验，一共做了29次，研发出了这种工艺。”梅先明说。这就是最近几年消费行业令人瞩目的无尺码内衣的技术基础。无尺码内衣开创了内衣领域的新品类，不仅让消费者穿起来舒适，而且能够减少库存，是产品创新和商业创新。梅先明的事业起步于纺织行业，2014年他把公司转型为科技公司，沿着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方向去发展生意，每年拿出销售额中的3%～5%去作研发。腾飞科技的伸拉特3D打印技术、SOLA高分子纤维技术、3D超柔脂肪棉杯、智能柔性可穿戴等创新技术在内衣、功能运动、睡眠家居、医疗器械、养老产业等很多场景里都对产品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是疫情还是“贸易战”，对腾飞科技的影响都不那么大。“市场上采购降低以后，我们跑勤快一点嘛。原来一年不见一次，现在两个月见一次，我多给客户看创新产品。世界上的消费心理就是又要好又要新又要相对便宜，好和新我肯定能满足，高品质我也能满足。如果我还能做到相对便宜，就是有机会的。”梅先明说。纺织行业是有代表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现在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无论是短期疫情还是长期的市场环境变化，风吹草动就能对它形成打击。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中国经济的韧性：以全球视野看中国经济如何构建发展新格局》中写道：“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是东南亚国家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部分。2015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呈下降态势。例如，在美国箱包的进口份额中，中国从2015年的64%降至2019年的40%以下，同期东盟的份额则由16%提升至33%。”梅先明1992年加入一家在嘉兴生产垫肩的港资企业做销售，亲身经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和衰落。“当时都是来料加工，很多外贸企业是港资和台资，还有一些日资企业。那时候的生意比较好做，只要你拎着包见到服装厂就进去推销，见到贸易代表就进去推销，用最土的办法就可以。”梅先明在销售一线，商业嗅觉又敏锐，很快就出来自己开厂。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吃到创新红利。“我最开始也是做垫肩，1999年之后，我找到一些商机，日本的针织衣里需要放海绵杯垫。这个技术含量高，当时清一色台资企业在做。我就自己摸索着做模具，有时候三天三夜不睡觉，反反复复实验把它搞出来了。我就这么进入到模杯行业。那段时间做什么都赚钱，六七个人一台机器，我一年可以赚几百万。”梅先明说。模杯是内衣的核心辅料，而内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2003年，梅先明跟一家海外公司合作开发一片式内衣的产品。“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技术，它也是涉及模具，我们折腾了两年时间，从头到尾花了几百万到一千万，终于成功了。我在太仓建了成品厂，进入到内衣行业。”梅先明说。因为愿意花时间和资金做研发，他与很多国际知名公司合作。“Nubra公司全球首款海绵贴胶的产品就是我给他们做的，后来我们还研发了其他新产品，用了超声波设备跨界来做。新产品研发成功了我就卖给Nubra，这种创新技术的产品利润很高，一个订单就把研发亏掉的钱拿回来了。”梅先明后来开始有意识地做研发和投资创新技术。他在港资加工贸易企业工作过，很清楚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长久之计。“我2008年就想明白了，人口红利一过去，代工模式就得收掉。那一年还发生了经济危机，北美市场的订单一下就没了。我下决心要带着企业转型成科技公司。”梅先明说。2011年，他看中了德国一项SensElast无痕专利技术，最开始发明人并不想跟中国人做生意。梅先明专门飞去德国。“我取了30万欧元现金，到他公司以后直接从包里拿出来给他，代表我的诚意。他毫不客气地把钱往抽屉里一放，我们就开始签协议。从此开始了我们持续到现在的合作。我们俩现在是好朋友，都疯狂热爱创新，我提了很多想法给他，比如立体打印、尼龙打印、金属打印等等，还有应用上、设备改造上的探索。我每年固定会付给他一笔研发费用，他在德国和克罗地亚的研究所已经有了40多人的研究团队，做出来的成果我们共享专利，做不出来我也不会把钱拿回来。新技术产生的销售，我还会付给他钱。我给他更多的钱以后，他也有更多的激情去做研究，然后这些技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在国内，梅先明投资和收购智能穿戴、医疗科技的团队，也在看跟他业务相关的其他创新科技。他早已不局限在内衣和纺织领域，而是给纺织创新技术、专利、智能穿戴硬件、算法等等寻找一切可能应用的场景。他跟全球知名的医疗公司合作、跟临床医生合作探索，还跟运动健康、养老、汽车等行业的开发者一起研发新产品。有一些是在探索，另外一些不久就会投放市场，是用科技来解决生活问题的创新产品。“美国杜邦、日本东丽都握着大量技术，现在可能看不懂，未来可能就用上了。东丽的碳纤维是40年前的专利，现在用起来了。我觉得技术才是一家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梅先明说。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消失之后怎么办，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早晚会面对的问题。梅先明在十几年前开始储备技术，走上转型升级的道路，“我们通过技术创新，手握专利权，乙方变成了甲方，过得很滋润”。另外一种方法，他觉得是工厂变得自动化和智能化。小作坊打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实际上梅先明的工厂也在加大智能设备使用的比例。他自己还投资了工厂研发设备和机器人。但是，工厂数字化、智能化需要很强的资本实力才能做，人力成本变得很低，但是创新的设备是很贵的，想留在这个行业里的门槛变高了。梅先明的转型探索和对纺织行业的观察有数据支撑。我们看到一边是中小微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关闭或者转移去东南亚，一边是纺织行业从低端向高端升级。沈建光以中国进出口在全球相关贸易中的占比来分析变化，中国纱线、化纤等面料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高，出口地位相对稳固，下游生产国越南、柬埔寨等都依赖进口面料。因为技术密集度上升和研发投入提高，中国纺织机械近年来也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从出口份额看，中国已经跻身纺织机械出口第一梯队，份额已经超过德国、日本等传统出口国。腾飞科技董事长梅先明利用新的资源禀赋梅先明依靠中国曾经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打拼出一番事业，如今这一资源禀赋不在了。对于新一代的企业家来讲，事业起步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还有能够依仗的资源禀赋吗？余淼杰说：“中国新的比较优势在于能不能打造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原因。通俗讲，一旦市场扩大，企业卖的商品增多，就可以降低自身的固定成本。开工成本是固定的，产品卖得越多，每个产品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企业利润就越高。企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实现利润提升，进而提高竞争力。这是中国出口的核心竞争优势。你会发现，成熟和有竞争力的市场，它本土市场都很大。比如美国外贸排在全球第二，它的国内市场更大，外贸只占它GDP的四分之一。”统一大市场促进创新和降低成本，让产品更有竞争力。黄奇帆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发言里提到，跟印度碎片化市场不同，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进而造就了难以轻易撼动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布格局。具体而言，就是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度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这种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类产品只要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大幅度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新的资源禀赋让中国企业只要观察到新需求，就容易制作出创新产品或者快速迭代。从阿里巴巴国际站上就可以看到海外市场上很多快速增长的需求。张阔说：“中国的创意创新制造在海外很受欢迎。比如智能宠物产品，特别是针对猫和小型犬的，因为欧美很多年轻人住到市中心去了，空间有限，他们养的宠物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可以快速打造一个能拖拽房屋的3D墙板、点一个按钮就可以打开的野营帐篷等等。”梅先明也是觉察到海外宠物消费的需求，很快就开始研发产品：“我们用新的工艺可以把猫窝狗窝做得很漂亮，欧美消费者讲究环保，我们用的就是可降解材料。因为我们有杀菌抑菌材料、智能穿戴的技术储备，这些也都放在了产品里。杀菌抑菌可以解决养宠物的痛点，我们在里面用了大量传感器，能够感知宠物的体温，监测它们的健康状况。”余军创立的军灿Junsun也是因为国内大市场的土壤而获得外贸领域竞争优势的。军灿的主要产品是车载智能电子配件，比如说汽车智能中控台。最早他做的是国内电商，但到了2013年，国内电商市场竞争过于激烈，余军转移到外贸领域躲避战火。余军说：“2013年左右，大资本也进到了电商领域，它们产品价格做得很低，亏钱都卖，先把排名争上去。我们公司就被挤下去了，原来一天有几十单，后来每天只有几单，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那时候就想到去做外贸电商。”研究了一圈外贸市场，余军觉得这个市场值得做。“当时外贸领域的产品是比内贸要老的。比如导航仪，内贸普遍是7寸屏，国外卖的是5寸甚至4.3寸屏。内贸产品已经用的是电容屏，就是皮肤可以触摸的，国外用的还是电阻屏，就是要用笔去触控的那种。我们的成本跟国外产品差不多，我就觉得国内产品如果进入外贸行业，有很大竞争力。”2022年5月2日，江苏省苏州市一家汽车零部件生产车间这类产品的海外市场类似于中国电商起步阶段，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像两个市场。余军说：“线下渠道主要是国外品牌，线上渠道几乎全是中国外贸品牌。同样功能和质量的产品，线上的价格是线下的七折到八折。线上唯一的劣势在服务上。线下保修很方便，线上保修的话就需要邮寄到当地的售后办公室。我们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给客户换台新的，所以，我们公司的办法是在行业里尽量把产品质量做得更稳定。”通过线上渠道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也跟中国电商起步阶段类似，余军说：“他们对价格很敏感，希望通过网络买到便宜东西。他们还喜欢新鲜的东西。”生产又便宜功能又新的产品，对中国外贸企业来讲不困难。余军说：“这个行业需要用到的都是成熟技术和零部件，创新的地方在于比如市场上产品标准化配置电池是500毫安，我们把它做成800毫安，成本可能增加了10块钱，我的售价不变。利润虽然低了一些，但产品就有竞争力。”全球70%到80%的这种产品都在深圳和东莞生产，他们很容易在这里进行硬件上的升级和外观上、功能上的创新。在硬件方面，军灿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还有一定比例的零部件需要进口，现在随着深圳、东莞零部件产业链的发展，几乎都用国产替代了，国产零部件成本最多能降到二分之一。功能上的创新主要通过有专利的软件和系统实现。在国内做电商的经验，也让他们善于利用数据分析需求。军灿通过速卖通数据，捕捉到海外用户有很大的防盗需求，他们就在产品里增加防盗功能和定位功能。这让他们超过了国外的竞争对手。余军最新一代产品还配有一款跟车主互联的APP，叫Junsun Online，很受客户的认可。在中国国内，很多智能设备现在都是配有APP的，企业有想法就能找软件外包团队开发出来。中国企业也在成长出制造能力创新。中国电商发达，已经带动内贸的生产组织发生变化。张阔说：“小单快返、柔性制造主要的驱动力来自淘宝。淘宝上的商家很早就用小单快返模式生产了，现在叠加直播之后基本上就是先给消费者看样品，消费者下单之后再生产都来得及。这其实是互联网催生的制造能力的迭代。2017年之后，海外订单也开始碎片化、小单化、短单化，因为站在海外中小企业角度想，他们也不想一次囤一年的货，背负庞大的库存。我们现在走空运快递的话，中国发到全球14个工作日是可以确定到达的，小单化、柔性制造是一个挺高效的方式。”制造能力的创新可能为中国这种企业找到转型的路。Kliou的生产就全是在柔性供应链的工厂里完成的。快时尚服装的款式多、产品生命周期短，最好还要减少库存，开发、生产和销售的节奏要掌握得恰到好处。章少炎说：“广州有全国最大的面辅料批发市场，我们的设计和生产更多是希望围绕这个市场发展，并且距离很近。除非涉及一些特殊工艺，我们才会去外地做一下。”他们目前还没考虑过去东南亚开厂。“去东南亚的还主要是大厂，做基本款服装。我们工厂跟流水线做服装不太一样，规模都很小，女装的变化和工艺比基本款复杂，工人是需要一些技术的。熟练工一个月拿几千块甚至上万块钱是很正常的。他们是不会去流水线厂的那种工人。”章少炎说。2022年5月1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集装箱码头灯火通明往价值链的高处攀登冯祖旭能在今年4、5月份上海因为疫情连吃菜都要抢单的情况下，一个订单和客户都没有流失，不仅仅因为他很早就调整了情绪和节奏，沉着应对，也因为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很难找到一个东欧、东南亚或者其他地区的供应商替代。冯祖旭的公司做的是高品质的金属制品，这些产品不是标品，而是要根据客户的行业和需求定制。冯祖旭说：“比如美国人非常擅长设计，但美国本土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可能就不生产这些金属品了，他们现在怎么把设计实现是个问题。我们的团队技术经验很丰富，就跟客户一起开会讨论，怎么施工把它做出来。”除了技术团队，因为每个项目都不一样，需要的材料和工艺也不一样，这个行业必须依托齐全的工业门类，冯祖旭说：“我这个行业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从原材料到本身的加工再到后期的处理是一个链条，中国在这一块非常完善，珠三角、长三角什么人、什么厂都有，其他国家这个条件可能是欠缺的。”这个行业也需要精湛的施工能力和良好的沟通、配合。冯祖旭说：“中国制造能力上世纪90年代就很活跃了，工厂的管理水平和质量观念很强。客户、技术团队、工厂之间一旦磨合好了，不会轻易更换，我们之间的商务关系、合作关系都比较稳固。”冯祖旭进入外贸行业十几年，跟梅先明1992年入行时不同，这一代的企业家已经往价值链高处攀登，利润足以抵抗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这也是中国外贸现在整体上的发展方向。余淼杰说：“中国外贸过去的加工行业，比如说电脑、手机类，它们即便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这部分，它看中的是廉价劳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所用的零部件部分是从韩国、日本等地进口的，中国只负责组装。组装这部分转移走是个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事情做了，低端转移出去了，我们要往中间爬。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例在上升。可以说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出口最重要的部分。”阿里巴巴国际站上主要是民营的中小企业，代表中国外贸经济里的活力和探索。张阔说：“从前提到中国出口，大家想到的都是轻小件，比如配饰、充电宝、手机壳等等，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有设计的、附加值高的商品，比如空调、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今年上半年我们还观察到非消费品类的增速大于消费品类。非消费品类比如新能源、汽摩配，机械类比如屋顶光伏储能系统、激光切割机等等。”张杰是山东领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是“85后”，更新一代的企业家。他的公司现在主要的产品是激光切割机。张杰说：“这个行业里的高端市场是欧美国家的天下，比如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等，他们手里掌握着核心技术。”张杰2010年毕业就进入制造业，经过几年的摸索和观察，他觉得激光切割机行业中国人还是有可做的空间。张杰说：“欧美的机器卖得贵是因为它们有技术壁垒，比如激光器这个零部件，中国已经发展速度很快了，功率是2万瓦、3万瓦等不断推出来，德国却很早就有6万瓦、10万瓦等等，瓦数越高通俗讲就是速度越快精度越高。航天、轮船、高铁等高端制造业使用的都是欧美老牌制造商的设备。但生产电动车、三轮车、不锈钢厨具等的工厂也需要这种设备，它们需求很大还没必要买那么高端的。这部分市场属于真空状态，我们进来跟欧美不产生直接竞争。”德国或者日本的单台设备价格在400万到500万元人民币之间，张杰说：“我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海外客户买一台欧美造的二手设备也比中国产的新机器价格高。二手设备不会比我们新机器好用，只不过客户不了解中国机器。”张杰最早打开市场时的做法，是找到当地卖欧美二手设备的商家做代理商，“我拿一台新设备放在他那儿，免费给人试用，客户觉得满意了再去买。我们在当地还有售后人员，有什么问题随叫随到”。有了一定的客户基础之后，他在不同行业的客户里选择一些合作者，成为他品牌的KOC。“特别是疫情以来，大家不能面对面销售，我放大了这种效益，比如说有个新客户是做不锈钢厨具的，我们就让他去不锈钢厨具行业的老客户那边试用，一旦成交，这个老客户也能得到佣金。如果我们双方愿意长远合作，这个老客户的工厂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售后服务中心。”张杰说。张杰2018年进入这个行业，2020年销售额就从零破了亿，增速快不但因为他找准了定位，也因为找准了市场。跟一般贸易品盯准消费力强的欧美市场不同，激光切割机是生产工具，要找热火朝天开工厂的地方销售。张杰说：“即使没有疫情和俄乌冲突，欧美的需求量也不如东南亚和非洲，现在他们的需求更疲软了。买这种机器是用来生产的，欧美客户现在对经济局势很多都是观望，对投资扩大生产很谨慎。东南亚和非洲同欧美情况不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往人力成本低的地区转移，我们很多设备都是卖给那里新建的工厂了。比如现在我们卖得非常好的越南市场，我们的客户是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台湾商人。”这个行业销量增速很快，但生意也不好做，因为要面对“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市场。国内同行个个都擅长把机器做得更便宜。张杰说：“低端一些的产品门槛很低，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竞争非常激烈。我们不能一味打价格战，因为我们是往海外销售的，配置要更高，质量必须要更稳定，否则售后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公司一直是在往高端走。我们技术人员占全公司的比例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核心团队还有股份。这个行业挖人也特别厉害，只用高薪很难留住人才。”高端市场要面对疫情和“卡脖子”。张杰说：“我们的电机从前一直用日本品牌，因为客户认可松下、三菱等公司的电机。这些电机都是在日本本土生产的，因为疫情他们的配件来不了中国，我们就组装不了发不了货。芯片从前用的是美国的，最近几年美国一直对中国限售，我们有一款产品签了订单却交不出货。”要突破这样的局面，需要的是整个国产供应链一起努力。张杰和同事们想尽办法逐步完成零部件的国产替代，核心零部件进口不来，这些激光切割机厂就成了国内上游供应链的市场。张杰说：“这几年海外的形势逼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配件供应商。深圳、武汉等城市有一些芯片公司借助这个机会也发展起来了，真的很高端的水平还达不到，但是也已经可以逐步替代美国芯片了。不用像从前，一旦限售，我们除了眼巴巴等着没有其他办法。”阿里国际站线上直播利用创新渠道张杰的公司坐落在山东省激光设备产业带上。这里最早可以追溯到1985年济南铸锻所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切割机。发展至今，300多家中小制造业企业撑起济南150亿元产值的激光产业。张杰属于产业带上的新人，如果按照传统的生意模式，没有优势。张杰说：“行业里的老大哥们可能已经做了十几年，线下渠道已经铺设得很好，我们很难在这方面去竞争。那么，我们就往线上走。”张杰本来就是在电商和社交媒体高速发展年代成长的一代人，有“网感”，哪怕是做跨境的电商，怎么抓住重点也不陌生。张杰的公司是阿里国际站上激光切割机领域增速最快的商家之一。他说：“疫情之前，我们的客户开发、管理和售后就主要通过线上方式。比如说我们制作了大量的视频，翻译成不同国家的语言，客户出现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有相应的视频告诉客户要怎么做。我们也很重视线上的客户好评、各种店铺数据等等。当疫情来临的时候，有些公司是被迫转移到线上，不得不在这个环境里经营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搞不定。我们先走了一步。”在余淼杰看来，加速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其中一项就是要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他说：“首先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我们的目标是在‘十四五’结束时占的比重达到40%。第二点是数字贸易其实包括三类：一个是数字的商品贸易，就是电子商务；一个是数字的服务贸易，比如我们的工程师给国外客户写代码；一个是数据贸易，阿里云、华为云等等。”数字经济甚至有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另外一项比较优势。余淼杰说：“这是弯道超车的一个方向。在传统的高精特新产业上，我们当然也要发展得好，距离在缩小，可现在排在后面。数字经济上发达国家和我们基本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有可能通过快速发展达到领先地位。”数字贸易是发展趋势。余淼杰说：“我们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这其中一个是说要降低贸易成本，这其中很多是线下可见的贸易成本。另外一句话是提高线上贸易的比重。随着外贸领域对线上技术越来越熟悉，数字贸易的发展会越来越快。”新冠疫情加快了数字贸易的发展。冯祖旭是传统的外贸人，线下有客户资源，但他2017年到2019年就感觉到形势变化很快。“从前靠展会，或者国外公司在中国设有采购处，到处去看工厂，但逐渐地，海外客户开始通过线上渠道来找中国供应商了，采购处也不派人了。疫情开始之后，线下渠道就更不太可能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大部分中小外贸企业都得适应在线上做生意。但这不是简单的借助视频会议、直播等工具的变化。冯祖旭认为，它可能涉及的是商业环境、逻辑的变化，甚至企业未来的组织架构都要跟随变化。“像我这样的小企业主，能不能把公司做好的关键是能不能把握发展趋势。我疫情之前就已经在阿里国际站上开店了，我看中他们对中小企业的了解和跨境电商的经验。我加入阿里国际站的根本原因是想跟着他们往前走，他们对于我们公司怎么架构、人员怎么培养、团队士气怎么鼓舞等等有一些方法给到我。”冯祖旭说。阿里国际站是阿里巴巴集团最早的业务板块，被称为“阿里长子”，随着全球贸易数字化的趋势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它现在对中国的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外贸企业越来越重要。出海风浪大，中小企业需要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增加自己抵御风险的能力。新冠疫情刚开始的2020年，阿里国际站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开发了直播、VR看厂的功能，尽可能让隔着千山万水的买卖双方有面对面谈生意的体验。今年春天多地疫情严重。阿里国际站联合上海、浙江、山东、深圳、南京、杭州、青岛、宁波、苏州、无锡、义乌、永康等12地的商务部门、行业协会推出“外贸纾困十条”，帮助外贸企业稳订单、保市场。张阔说：“我们要用确定性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帮助外贸商家应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在跨境电商战场打赢外贸复苏之战。”这10条措施都是针对疫情和短期内商家最容易遇到的困难提出的解决方案。为了保障商家发得出去货，阿里国际站推出一体化物流解决方案，增投8000TEU（国际标准箱）海运运力，整合全国2万条线路保障拖车运力，覆盖7大港口报关服务。冯祖旭今年发货使用的就是阿里国际站的物流服务。“我们所有的供应商、我们自己的工厂、物流专门建了一个群。驾驶员的信息，怎么办各种通行证，空运怎么走、拼箱怎么走，上海港走不了，宁波能不能走、南京能不能走，最远我们跑到深圳去发的货。所有流程都是一起弄下来的。”现金流和店铺评级等数据对中小企业也非常重要。阿里国际站推出的生意贷信用支付使用时间延长到12个月，订单贷提款还款日最长延长90天，信用证融资还款展期最长1个月，这些金融支持覆盖规模约2.7亿元人民币。面向所有跨境中小企业开放Alibaba.com.pay跨境收付款能力，跨境提现4个小时到账。为了帮商家扛过疫情，针对章少炎所观察到的因为无法发货，店铺直接垮掉的现象，阿里国际站在疫情严重地区推出规则豁免与星等级保护，有3万商家申请了疫情豁免，总计保障订单12万单。张阔每周五都要去不同产业带拜访商家，了解不同行业的特点和需求，再跟同事们对国际站的服务进行迭代。跟内贸电商不同，国际站上很多订单金额超过5000美元，有的商品甚至要10万美元以上，在这样的交易过程中，国际站希望给买卖双方提供更多服务的确定性。他说：“我们跟企业一起去迭代行业标准，比如从前认为外贸是买完东西就结束了，现在如果是成品，我们推出30天无理由退换。有了这个心理预期，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在交易过程中确定性就提高了。”外贸同内贸的区别还在于除了消费品，也有大量非消费类，比如买机械设备或者找有资质的工厂生产某样东西。张阔说：“非消费类在销售前有很多前置条件，售后也需要更专业。比如买工程机械，不可能像轻小件一样寄回厂里修或者让师傅飞来飞去修。我们在发布这个商品的同时，跟企业定好在当地进行售后服务的方案。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增强买家的导购和寻源报价体验，帮助买家更快获得商家提供的方案服务。在很多行业都有类似的需求，例如家装、新能源、电子元器件、汽配等等，买家不需要逐一搜索商品，只需上传清单或者采购需求，我们就能帮他找到合适的商家提供报价或者方案设计，大大提升买家的寻源效率。”品牌出海，卖给主流人群张杰不仅仅在阿里国际站上开店铺，他还有独立站和海外社交媒体上的账号。按照通常的想法，这种非消费类的产品并不需要公众名气。张杰却不这么想，他愿意投入资金和资源，让海外市场认识他的激光切割机和品牌。跟90年代外贸刚起步阶段不同，这个行业里新的一代很多人已经不想只做隐形的代工者，也不想只卖给海外对价格敏感的人群。ADO是一家来自深圳的电动车品牌，出口欧洲和东南亚，目标客户定位为海外中产阶级。品牌虽然是英文名，但创始人谢森初说，他一直都在告诉海外的消费者，这是一家中国品牌的电动车。ADO是“ADece Oasis”的缩写，意思是沙漠中的绿洲，灵感来自于敦煌的月牙泉。月牙泉在丝绸之路上，连接着东方和西方。ADO出海一年时间，谢森初开拓了50多家代理商，签约1个多亿的销售额。这一年国际国内都不平静，疫情、通胀、俄乌冲突，欧洲经济疲软。谢森初创业两轮电动车，很大程度上却是看中了欧洲主流人群消费降级的需求。他说：“疫情、经济等因素其实让短途出行的新交通工具变成了刚需。海外自行车的销售增长很快，但普通人骑自行车最多10公里就累了，电动自行车可以骑30公里、40公里，让消费者的出行半径扩大了。”瞄准商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推出品牌，则来自于中国制造业的历史积累和谢森初本人的职业经验。谢森初从毕业入职一直做到研发部总监，后来又去了一家工厂做总经理，熟悉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的生态。他说：“改革开放40年制造业的积淀里，第一波是工厂红利，通过代工方式，我们的制造水平有了提升。第二波是研发红利，2000年以后一方面是产业升级，一方面扩招的大学生进入社会之后，人群的整体水平是比较高的。比如深圳有蛮多做研发和设计的公司，一类是做产品应用开发的，一类是做某些细分市场、细分技术的。这些团队不一定很大，但它们形成的土壤让快速开发出不同场景下应用的产品成为可能。这种生态可能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谢森初很早就觉得基于国内的制造能力和研发能力，下一步的升级是品牌方向。“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海外消费者可能慢慢会接受中国的品牌。从前我们制造业只赚利润里的10%，如果能做品牌就能赚利润里的60%以上，行业里一定会有人做这件事。2015年左右，我看到海尔、联想等第一波，小米生态链、华为等电子消费品类第二波都出海了。我觉得在每个细分领域都会有不同的生意机会，涌现出一批中国品牌。”根据自己对外贸行业升级趋势的分析，谢森初从工厂进入到品牌出海的生意里，给三四个出海品牌做海外渠道建设、市场推广等服务。积攒了从生产到海外品牌建设的一系列经验后，谢森初创立了自己的品牌。“除了海外消费降级，我觉得从全球角度看，新能源都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个领域现在那么多人在投入研发，我觉得所有的科研成果不会仅仅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上。技术一定会外溢，我没有那么多钱做新能源汽车，但是可以做新能源出行的其他产品。”谢森初说。产品一旦推出到海外市场，谢森初要面对的是海外本土品牌、全球性品牌和其他中国出海品牌的竞争。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价格上一直有优势，最先被冲击的是欧洲本土品牌。谢森初说：“欧洲经济下滑，购买力是下降的。我的产品价格是本土品牌的70%到80%，经济差反倒成为我的机会。”跟全球性品牌竞争，谢森初认为得依靠研发和创新，并且迭代迅速。“比如欧洲城市里台阶蛮多的，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有一个能够提起来上台阶的功能，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创新，但对消费者来讲是具有价值的。”谢森初说。价格低并不代表配置低。ADO已经拥有16项专利和6项软件著作权，并且研发出了ADO自己的控制系统。为了能够高效率地向海外消费者说明自己产品的质量，谢森初还把他的电动车送到全球知名机构和实验室进行认证，这些证书直观展示了ADO的性能测试结果等。今年7月份德国法兰克福的EUROBIKE展会上，ADO还发布了具有强大加速和爬坡能力、提升了骑行体验感的新产品。谢森初觉得中国品牌还有一项优势是迭代速度快，“中国产品在应用方面的创新走得比国外品牌快。海外品牌研发周期很长，特别是疫情期间，设计研发和供应链的沟通效率更是下降。我们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社交媒体不断跟消费者沟通，一旦消费者认为某些功能是他们希望拥有的，或者某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我们的研发和工厂就在深圳周边，可以快速去看这些建议是否能实现。如果能实现我们就马上去做”。现在和未来的阶段，中国品牌的挑战其实在服务上。从前购买中国商品的海外消费者主要是因为便宜，谢森初说：“有一次外国朋友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尴尬，他说买中国产品就是看运气好不好。如果运气好，能用便宜的价格买好的产品。如果运气不好，就是用便宜的价格买堆垃圾。我们给海外留下的印象一个是质量不稳定，一个是没服务。”谢森初说。要想卖给主流人群，服务就得向海外品牌看齐，ADO在海外一开始销售就有本地化的服务团队。同时，跟一般线上品牌直接销售给消费者不同，谢森初重视开发当地的代理商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问题会第一时间找到代理商。他要求代理商能够给消费者提供跟直营同等品质的服务。“现在全世界人都认可德国制造。中国人勤劳，又有韧性，我们这一代再出海，应该改变海外市场对中国品牌的印象。我们的产品一样可以有很好的品质和服务，是对消费者负责任的。”谢森初说。想得虽然清楚，可出海之路会遇到短期或者长期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困难。疫情期间，谢森初就跟所有外贸同行一样，要面对工厂停产、发货困难、成本上涨等问题。谢森初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说：“问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这一次创业，他踌躇满志，但也很淡定。他说：“我在深圳看过太多企业起起伏伏，今年销售翻两番明年就倒闭了。做品牌本来就是九死一生，这件事跟环境恶劣不恶劣关系不大。环境严峻还会淘汰一批经营对手，最后存活下来的一定是非常强劲的人。”（实习记者陈银霞、张潇珂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