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食蓼少年
宋太祖得知蜀乱，立即派遣大军增援，费上一年时间，免不掉又一场血腥的屠杀，才告敉平。
变乱固然得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加以消灭，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权，却也从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
宋朝统治下的子民，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正常的赋税之外，有各种名目附加的苛捐杂税，每个人头上都须担负身丁钱，另外还有徭役和摊派，农民终年耕稼，还得不到一个温饱。前后蜀时代，老百姓缴付的捐税，总算取之于蜀，用之于蜀。现在则完全纳入宋朝中央岁入系统里去，蜀人不再得到分润，这和初平西蜀时，将孟氏库藏悉数输往京师，同样刺激蜀人。
更甚者，宋在西蜀实施专卖制度，四川重要的出产，如茶、马、盐，都由政府定价收购，人民不得自由买卖。今天以十千买进，明日即以十三千卖出，“比至岁终，收益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而且天下茶法皆通，只有蜀中独行“禁榷”（专卖），茶农盐民和养马户所遭受的剥削，一样苛酷，几乎无以存活。不但如此，甚至如当地名产“蜀锦”，也由政府设置专门机构，统制产销，扩而至于所有织物，都禁止人民自由买卖。朝廷所派官吏将地方富源一手攫尽，实施如此绝对的经济压榨政策，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机会已遭严重威胁，怎能不对宋朝抱着非常强烈的反感？
官员利用地方豪强、土霸加强他们的统治，所以只有豪强土霸才能勾结官府，粜贱贩卖，投机取利，这种霸占性的剥削与侵权，深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并且因此形成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尖锐对立，这一股怨恨，当然又归结到政府头上。引自 第一章食蓼少年宋代开国之初，为了开创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出身科第，以学问相尚的知识分子，所以历史上，宋是一个文明精熟的文化大帝国。
然而，国兴百年，通行的文章体裁，却仍沿袭五代的弊风，为文有如七宝堆砌，但求辞藻华丽，宁愿使文字与思想脱节，陈腔满纸，空无一物。早年虽有柳开、穆修等欲矫时弊，提倡古文，而力不能逮，影响薄弱。
欧阳修读书之日，偶于废纸簏中得到一卷韩愈的遗文，取读之下，明白晓畅，觉得必须循此途径，才是文章之正道，于是竭力提倡恢复古文，期能革新文学的颓风。不料士人狃于旧习，束缚过久，一时不易变化，而又用意过当，作起文来，只求艰深和新奇，甚至不惜割裂文意，字雕句琢，弄到诡怪不通，迂僻难以句读的地步。这种病态的文字，其为空文而无实用，与骈丽之作，也是一样，所谓旧病未除，新弊更作，文风非常萎靡。
欧阳修以为读书人求出路，必须通过科举这条道路，而试官玉尺抡才，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树立试场评文的新标准，是丕变文风的关键。当时风气，天下的士子莫不事先猜测下一科的主考会是谁，则谁的文章就是仿照诵习的模板，主试官的好尚与意向，往往可以领导风尚开创文运。欧阳修决心乘主持此届进士试的机会，建立标准，变革文风。入闱之初，即与同官协议，定下一个原则，凡是雕刻诡异之作，一例黜落。
他得到一份荐卷，文字艰涩破碎，猜想是有声场屋的刘几之卷，决心拿来开刀，提起朱笔就在这份卷子上画了一条极粗的红勒，予以黜落，以示惩劝。
这样做，当然会引起落第举子的抗议，但是欧阳修望重士林，毫不顾虑。两年后，刘几改名刘煇再度应试时，则所作文字已经完全变了，如出二人之手。由此可见欧阳修以考试为变革文风的手段非常成功。引自 第一章食蓼少年宋沿隋唐的贡举制度，设进士科以得常才，又设制科以待非常的人杰。士人出身进士，固已受人敬重，而制科得隽者，则更被人矜贵，莫不以国之大器待之。
制科又名制举，唯待天子特诏才举行的特试，须由大臣奏荐，受天子亲自策问与拔擢，其隆重可见。仁宗一朝，有贤良方正极言尽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帏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等，习称“六科取士”。
制科之试，始于汉文帝之诏举贤良。宋因前代成规，而制度更加严密，每届对策者最多不过五人，取精用宏，目的即在拔擢非常的人才，而出身制科者，自有上承天子特达之知的荣宠，比常科进士更加一等。
嘉祐五年（1060）八月，仁宗皇帝诏求直言，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苏轼于朝，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杨畋（乐道）对苏辙说：“闻子求举直言，若必无人，畋愿备数。”荐举了苏辙。
苏轼说制科特考之难，有曰：“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又有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实。……犹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谏官得以考其素，盖其取人也如此之密。”为应付这项漫无范围、无所不问的考试，他们必须有个清静的地方读书准备，因此于翌年（六年）正月，便从西冈移往京师丽景门外，汴河南岸之怀远驿居住。
应考制科，须历三个规定的程序：一是缴进辞业，二是秘阁六论，三是殿试策问。
应试人于大臣论荐奏可后，先自选录所写的策论五十首，分为十卷，检同荐状诣阁门或附递投进，送两省侍从“看详”。经评定等次，选取文理优长者，择日参加阁试。苏轼因此有上两制（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丞相富弼、曾公亮书。
《上两制书》说，轼本是草茅下士，现在列名为州县小吏，而诸公则是可与人主揖让周旋的人，贵贱的分际非常辽远。然而轼所学者圣贤之道，所习者圣贤之言，所守者圣贤之分，故敢踽踽而来，仰不知明公之尊，俯不知其身之贱，不由绍介，不待辞让，而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者，以为贵贱之分，非所以施于此也。
他检送富弼的是策论五十篇中的二十五篇，“贫不能尽写而致其半，请观其大略”。上曾公亮者，献其文凡十篇，“惟所裁择”。苏轼志气如虹，昂首于权势之外的风度，在这些地方，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引自 第一章食蓼少年兄弟俩当时的生活，实在非常清苦。若干年后，苏轼和他的朋友刘攽（贡父）谈起读书怀远驿时，每日三餐，饭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盐三样食物，戏称之为“三白饭”。刘攽是个惯开玩笑的人，过了一段日子后，他忽折柬邀苏，去他家吃“皛饭”。苏轼已经忘记前事，认为贡父读书多，所谓皛饭定然别有典故，到时兴冲冲赶去赴约，待见到他家餐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一碟子食盐时，才悟到已为贡父所戏，但仍欣然就食，吃得津津有味。28引自 第一章食蓼少年时光过得很快，在怀远驿倏忽已逾半年，七八月间的天气，白昼还是秋暑难挡，兄弟俩挥汗如雨，但是有个晚上，忽然刮起西风来，风声非常凄厉，一阵阵落叶，穿窗入室，寒气袭人，间又下起潇潇冷雨，更是一番凛然秋意。
苏辙年轻时，有肺病，身体很单薄，起来要去找件夹衣穿，苏轼正在读韦苏州（应物）集，刚读到《与元常全真二生》诗，“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两句，不禁触景生情，意识到兄弟俩现在拼命准备考试，一旦做了官，各自宦游四方，从此就要分离。眉山老家中，两人无忧无虑，闲居读书的那份悠然生活，就再也不容易有了。
兄弟俩就此讨论起前途来。清贫人家的读书子弟，怎么推得开求仕谋生这条唯一的出路，只能希望及早从仕路上退出来，同回故乡，才能对床而卧，共度风雨之夜，寻回他们的旧梦。
兄弟俩就在怀远驿做了“风雨对床”的约定，此后四十年间，两人都念念不忘这个旧约，然而由于可悲的人生羁绊，终身不能实现。引自 第一章食蓼少年这次制科，四人中录取三人：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
制策取士，特别郑重，考官定等之后，言官（包括御史和谏官）例得复核。
评核的结果，苏轼得第三等，王介得第四等。科制分五等，宋朝自有制策之试以后，第一第二两等，皆是虚设，从来无人得过，普通都以第四等中选。苏轼以前，只有吴正肃公（育）一人，曾入三等，苏轼是自有制科以来获此最高评等的第二人。引自 第一章食蓼少年
2023-04-06 1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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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变法与党争
苏轼游城北街开元寺，看了先秦的诅楚文碑，观赏了吴道子画的佛像和王维的画竹。吴道子画的是双林树下，朝暾晕彩，中有菩萨正在讲说寂灭之理，很多人在听道。王维画竹两丛，交柯乱叶，飞动若舞，而一枝一叶都有来处。
在性情上，苏轼很喜欢吴道子雄放得浩如波翻的笔墨，称他“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王维本是诗人，以诗心写竹，苏轼称其“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两者比较，苏轼认为吴道子的画虽然“妙绝”，但总还是画工之画，而对于王维所写的竹，则衷心倾倒，说道：“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长安，从前有座故藏经龛，唐明皇所建，四边各有一门，门各两扇，门板的两面，都是吴道子画佛像真迹，阳面是菩萨像，阴面是天王像，共十六躯。
广明之乱时，藏经龛遭贼兵焚烧，有个和尚抢下四扇门板从兵火中舍命逃出。奔至半途，力竭不支，他想了一个办法，将门板各穿一洞，套在头颈上跑路，如此辗转来到凤翔，寄住在乌牙僧舍里。他死后，这四扇门板留在那里已经有一百八十多年了。
有人花十万钱将它买了下来，恰巧给苏轼看到。其时，他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官，身边稍有积蓄，想到父亲平生别无嗜好，就只喜欢书画，收藏一百余件，但没有吴道子的真迹，他就和这个画主商量，照原价购买，以此献与父亲，这四扇门板就成了老苏收藏中天字第一号的珍品。3引自 第二章变法与党争苏轼有位好夫人，王弗夫人非但精明干练，而且颇识大体。苏轼在外面做些什么，回到家去，夫人一项一项地要问个仔细，她说：“你离开父亲远了，凡事没人指点，不可以不谨慎。”她常引用公公说过的话来警戒苏轼。苏轼在家里见客，她就站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对丈夫说：“某某这个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与这种人谈天。”有的人惯会拍马，跑来表示热络，夫人说：“这种朋友，不会长久，交情套得那么快，其去也必速。”苏轼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见识。4引自 第二章变法与党争这段虽然出自《亡妻王氏墓志铭》，但感觉很熟悉，似乎在《世说新语》里读到过……早在苏轼甫登进士第时，欧阳修介绍他的门人晁端彦（美叔）到兴国浴室来访，由是订交，往来甚熟。这期间，端彦即常劝他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还有一次，又谈到这个问题，苏轼说：“某被昭陵（英宗）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皇上（神宗）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
苏轼停顿一下，等待端彦的反应，而端彦默不作声，苏轼浩叹久之，续曰：“朝廷若果杀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件事，杀了我后，好了你。”
两人相与大笑而起。22引自 第二章变法与党争苏轼两上皇帝书，极论时事，即使日常与人聊天，也常讥诮时事时人。文同极不以为然，替他担忧,每每苦口劝诫，而苏轼不能听从。到被出为杭州通判时，文同作送行诗，还郑重叮咛：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23引自 第二章变法与党争
2023-04-06 18: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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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马入尘埃
衙门旧例，除夕这一天，必须将狱中囚犯提出来逐一点名，这也是属于通判的公事。熙宁四年（1071）除夕，别人都回家过年去了，苏轼却须在都厅里值班，眼看铁索锒铛的犯人，一个个从堂下走过，执笔点名，一直忙到天黑，还没点完，不能回家。苏轼心想：我和他们没有两样，他们为了要吃饭才犯法，我亦不过为了生活才贪恋这份俸禄，做这违心丧志的事情。心底里有个冲动，很想学一学古人，将这些人犯暂时开释，让他们各自回家去过个年，但却没有这份胆量，暗自惭愧，作《题狱壁》诗：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引自 第三章马入尘埃苏轼曾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西湖的开凿，始于唐穆宗长庆二年，水源本来出自钱塘江，杭州刺史白居易于钱塘门至武林门之间，筑塘防海，始将江水与湖水相隔绝。
湖产鱼鲜，腴美非凡。吴越建国，不许百姓网捕湖鱼，特权人物才能享受，名曰“使君鱼”，经常设置湖兵千人，打捞葑草，湖光山色，益发明媚。宋天禧年间，真宗从宰相王钦若的建议，指定西湖为皇家的放生池，禁捕鱼鸟，目的则为人主祈福，所以当日湖中，游鱼成群，并不畏人。
吴越建国时，所建府治之西，即为西湖。天下的好山好水，大抵都在郊野，只有西湖却在城市之中，使杭州有“城市山林”之乐。苏轼歌颂西湖，有曰：“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
六月二十七日，苏轼独上钱塘门外昭庆寺前的望湖楼喝酒，天忽阵雨，他尽情观赏了湖上的雨景，醉书五首绝句，其第一首曰：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引自 第三章马入尘埃前人论诗者，说苏轼西湖诸诗，都特别“加意出色”。一日，饮酒湖上，初晴后雨，作诗二首，其一云：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篇一出，在西湖诗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西湖本无定称，最早传说湖中曾有金牛见瑞，故唐人别集称之为金牛湖；郦道元注《水经》，称之为明圣湖；白居易治湖，作石函泄水，故大家又称之为石函湖；宋初，俗称放生湖。但至苏轼前诗流传众口，从此奠定了西湖的名称，更有人称之为西子湖者，亦本于此。
“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这是欧阳老师对他说的话，同僚中既少可与言者，则何不求诸方外。引自 第三章马入尘埃《试院煎茶》诗，苏轼详细记述他的煎茶方法，以为第一要有新鲜的泉水，注入铫中，先用文火慢慢烧，一面取出精琢的石碾来，将翠绿的茶饼放入碾船里，细细研磨，一面静听壶中水沸的声音。
水有三沸。初发，水泡仅如蟹眼一样微细；逾时，沸声渐大，如风动簧管，嘈嘈低吟，则壶中水面，起泡已大如鱼眼，是为一沸。到这时候，应将炭火煽旺，使鲜红的火焰不断跃起，是谓“活火”。活火急煎，壶水便四向腾涌，散如滚珠，沸声益发激越清澈，是为二沸。二沸是“汤”之最佳火候，过此，壶水腾波鼓浪，是为三沸，汤已太老了。
碾好的蒙茸新绿，放入茶瓯，将二沸的水冲入，则茶在瓯中，翠屑旋转，清香四溢，然后细细品味，尘俗顿消。苏轼说，我虽患贫，不能如文潞公（彦博）那样，用名贵的定窑花瓷作饮器，有艳丽如花的姬妾侍茶，但望能于睡足一个好觉后，有一瓯好茶喝，不要再为那五千份考卷“牵肠挂肚”，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引自 第三章马入尘埃忙于处理繁杂的赈务，忙于奔波道路，时光过得真快，忽已年尽岁除。这年除夜，苏轼舣舟城外，竟至野宿度岁，非常念家。独自一人睡在船舱里，衾冷如冰，通宵不寐。回想自来杭州，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道路奔波上，是不是他一生的命运，都将如此漂泊？行歌的哀伤，野哭的凄凉，苏轼今夜，兼而有之，舱中一灯如豆，冻被无温，既然辗转难眠，索性挑灯起坐，成《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
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
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
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引自 第三章马入尘埃宜兴，古称阳羡，本是江南鱼米之乡，境内有三湖九溪，而以荆溪最负盛名。这条溪水源自芜湖，流入海圻，所以又称圻溪。除此以外，它还有个极美的俗名，叫“罨画溪”，据杨慎《丹铅总录》说，画家称杂色的图画叫“罨画”，荆溪两岸风景的多彩多姿，可从这个绝美的溪名中想象得见。
苏轼泛舟溪上，顿觉头脑清明，心情开朗，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一入荆溪，便觉意思豁然！”
十七年前，苏轼登进士第，参与琼林宴时，与同年蒋之奇共席。蒋是宜兴人，对蜀人苏轼盛称他家乡的风土之美，相约将来服官退休后，同到宜兴去卜邻而居，共乐荆溪。苏轼今日始得亲履其地，之奇之言，果然不虚。
荆溪两岸，林木翳茂，溪光山色，明媚照人，都是诗人最好的供养。惠山细腻的黏土，常州晶莹的大米，皆是江南第一的特产。尤其民风纯朴，物价低廉，适合一个寒士于此度其宁静的农庄生活。苏轼距离退休的年龄还很远，但他实在太爱这座江南小城了，遂骋其遥远的想象，预约陈襄将来如到宜兴来访，他一定杀鸡饷客。一刹间，心里充满了一片罨画溪上的田园美梦，诗曰：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着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五月始至常州，然后到无锡，到苏州，与曾任御史，为疏劾王安石被排出京，现在提举宫观9的刘述（孝叔）相会，同游虎丘，至炎夏六月，才回到杭州交差。这次常润赈饥一役，道路奔波，足足七个多月。
这时候，执政五年多的王安石，已经罢相。引自 第三章马入尘埃这年秋天，京东、河北两路，又发生蝗灾。蔽天的飞蝗，蔓延及于淮浙，苏轼又被派赴临安、於潜、新城一带，督导各县捕蝗。他眼见蝗害的严重，说：
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
群飞的蝗虫发出来的声音，竟能盖过如千军万马奔腾而至的潮声，天上一片乌黑，遮得日月无光，一下来，千顷绿稻，立刻卷光，声势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苏轼连日尽在田野间察看飞蝗的来势，检查受灾的情况；晚上又须与有关人员研讨捕蝗的方法，劳累不堪。一处事定，又须再去一地，这种单调的胥吏工作，更使他心里充满委屈的感觉。当他在临平和於潜两县间的山上，行至浮云岭上时，体力更是疲惫难支，慨然有被人当作厮役差遣之耻，气起来就想毁车杀马，扯碎衣冠，逃归乡里去读书。但是，这个秘密的心事，除了弟辙，没处可说，乃作《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之一云：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
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苏轼后来回忆在杭州所受的委屈，寄同事周邠诗说：“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心里的挣扎之苦，情见于辞。引自 第三章马入尘埃何薳《春渚纪闻》有一则曰：西湖寿星寺老僧则廉说，苏轼做杭州通判时，始与参寥同登方丈，就对他说：“某平生未尝到此，而眼前所见，都如素所经历的一样，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派人去数，果如其言，轼便语参寥道：“某前生，此山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
后来苏轼每至该寺，就解衣般礴，久而始去。其时，则廉还是一个沙弥，常常在旁伺候，炎夏天热，苏轼来时，就脱光上衣，在竹荫下袒露乘凉，看见背上，有七粒黑痣，如星斗状，世人都不得见。引自 第三章马入尘埃
2023-04-07 10: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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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黄楼
元丰二年（1079）三月，朝廷告下：
“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
苏轼将行，徐州吏民依照俗例，举行一套“攀辕”挽留的表演，如将他座骑的鞭镫割破，发动一批老百姓来挡在马前，表示不肯让这位贤太守离去。也许有人会因此而沾沾自喜，苏轼则认为真是“儿戏”，自知无恩于民，老百姓涕从何来？大道旁的石人，看见过多少次太守的来来去去。
但是，父老们说：“前年，没有太守，我们都做了水里的鱼鳖了。”苏轼举鞭道谢，说：“正因为我命穷，到处都遭凶灾，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
苏轼有《别徐州》词，调寄《江城子》，语意十分萧索：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引自 第四章黄楼过扬州，老友鲜于子骏（侁）在做知州，设盛宴于平山堂，招待苏轼。平山堂是欧阳修知扬州时所修造的名建筑，苏轼身临其地，不免怀念先师，作《西江月》词：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引自 第四章黄楼四月渡淮，至高邮，秦观、参寥俱在，就坐上苏轼的船，一路同行。过金山，遇大风，访宝觉禅师。至无锡，同游惠山，惠山的水有“天下第二泉”之誉，他们就在山上汲泉生火，煎茶共饮，苏轼有咏曰：“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眠食耳，一饱万想灭。……”
这几日相伴，苏轼益发觉得参寥这个人，坦率天真得可人。秦观发现苏轼已经有点重听，又以为他在装聋。苏轼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是人生的贼病。现在一病先去，只怕此心未了，即使不见不闻，还是障碍。”
五年之前，在此一带，结伴同游的刁约（景纯）和张先（子野）两老，皆已先后物故，人琴俱亡，只剩得一抔黄土，空帏鹤唳而已。苏轼追怀昔游，无恨怅惘，都一一前去祭奠。
至秀州（今浙江嘉兴），往白牛村哭祭陈舜俞之殡。
仁宗一朝四十一年，中制科者仅十五人，苏氏兄弟亦在这十五人中，舜俞比他们早，且是那次科考中的第一名。苏轼在祭文中说：以令举学术的深厚，更得科甲的发扬，声名远播，天下莫不期之以大器；但是同辈中有不少人飞黄腾达的，他却一生困于仕途，不得大用。熙宁三年，他还不过是个山阴知县，为了拒绝施行青苗法，上疏抗论，被贬为监南康酒税，一斥再斥，终于放归田里，郁郁病死于白牛村。
苏轼想不透这是什么道理，令他十分惶惑。他在天道与人事之间，想来想去，不出三种情况：一是天所赋予令举的才能，只是一个无意中的偶然，所以并不安排他的用与不用；二是天确有意作成这个人才，而人事不足以辅成其大；三是天生斯才而人不用，所以天又夺回去了。苏轼惶然道：三者必居其一。否则，以令举之贤，何为不立？何又立而不得其用？
苏轼的惶惑，实是知识分子的穷途之恸；哭令举，亦苏轼之要搔首问天的自伤。所以陆放翁题跋说：
东坡前后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贤良陈公，辞指最哀。读之使人感叹流涕。其言天人予夺之际，虽若出愤激，然士抱奇材异识，沉压摈废，不得少出一二，则其肝心凝为金石，精气去为神明，亦乌足怪，彼愦愦者固不知也。绍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泽陆某谨书。
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苏轼抵湖州任。引自 第四章黄楼
2023-04-07 2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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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乌台诗狱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僎带了两个台卒，突然闯进州衙来了。是日，苏轼先已在告（假），通判祖无颇权代州事。皇甫僎径入州厅，穿着靴袍，秉笏立于庭下，两个台卒左右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全衙人心惶恐，以为将有不测的大祸，立刻就要爆发。
苏轼是个书生，从未见过这等阵仗，惶恐不敢出见，与祖无颇商量，该怎么办。无颇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
苏轼问：“该当穿什么衣服出见？”自以为既已得罪，不可再穿朝服。无颇说：“现在还未知是什么罪名，当然仍穿官服出见。”
于是，苏轼也穿了靴袍，秉笏与皇甫僎对立庭下，祖无颇及职官都戴小帻，列于苏轼身后。
看到这两个台卒的衣服里面，有物隆起，像是藏有匕首，皇甫僎又装模作样，许久，都不开口说话，人心更加疑惧，逼得苏轼只好开口问道：
“轼自来惹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至此，皇甫僎才说：“不至如此。”
无颇走上一步，揖道：“太博必有被受文字（指逮捕状）？”
皇甫僎问：“你是什么人？”
“无颇是权州。”
皇甫乃命台卒从怀中取出，原来只是“台牒”，交给了祖无颇。
打开台牒来看，不过是寻常的追摄行遣而已，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样威吓他们。
随即催促苏轼速行，两个台卒走过来，将苏轼扎了绳子，即时出门。5引自 第五章乌台诗狱苏轼在御史台狱，被关在“知杂南庑”一个独居的囚房里。这囚房，非常狭窄而且阴暗，据他自己记述（《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诗），住在里面，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上阴湿粗硬的墙壁，仰起头来，屋顶上开的一个天窗，还不到一片席子大，整个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这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就蜷缩在这个不见天日的井底，死生莫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待别人宰割。引自 第五章乌台诗狱
2023-04-07 22: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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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黄州五年
自此，每遇风日晴和、江面浪静的日子，他就常常独自划船到那儿去捡沙滩的细石子。这地方的细石，往往温莹如玉，有深浅红黄各色，或有细纹如人指纹者，非常可爱。自己捡拾不足，又用饼饵换取这一带孩子们所拾来的，一共搜集了二百九十又八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用古铜盆盛起来，注入清水，色彩缤纷，苏轼称之为“怪石供”，赠予在庐山归宗寺的了元禅师，这了元即是后来的佛印和尚，他们间的缔交似即在此时期。
苏轼在黄州最爱这个地方，数游之后，曾作《赤壁记》一篇，此为后来名作前后赤壁二赋的滥觞。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当一个人在行为上或意识里，一点也没有罪过的自觉，而忽然遭逢横祸时，就无法拒绝“命运弄人”的观念。命运这个观念，可以做受难者的精神避难所，相信命运就能相信宇宙确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具体而微的表征，即是世俗所说的“鬼神”，苏轼此时此际，乐于谈狐说鬼，并非是不可理解的迷信。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苏轼自二十六岁任官凤翔府签判起，至元丰二年（1079）在湖州任所被逮为止，扬历中外一十九年，但因不善居积，依然书生故我，和王巩诗自谓：
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然而，做官的人一经谪放，便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正常的俸禄都没有了。苏轼初来黄州时，曾就手上仅有的一点现款，照最节俭的生活估计，约可支撑一年。预算得一点不错，只恨日子过得太快，忽已到了元丰四年，手头就渐渐感到拮据起来。大江风月，岂可疗饥？何况贬谪这种惩罚，是没有期限的，茫茫前途，真不知如何是好。
苏轼面对生活压迫，希望能够自有一块土地，不辞劳作，就在黄州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好。
心里这个计划，幸得二十年前在京城熟识的穷朋友——杞人马梦得，到黄州来看他时帮忙实现了。
梦得原来在太学里做“太学正”的官，只因苏轼在他书斋壁上题了一首杜甫的《秋雨叹》诗，深受冲击，决心辞官14，跟着苏轼到凤翔去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以后浪迹江淮，却仍一无遇合，白首穷饿，而骨气依然铮铮如昔。
这次遄程到黄州来探望失意中的老朋友，却为他做了一件大事，向当地政府请领到一片废弃的营地，可以辟作农场。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苏轼说马髯之穷，有曰：
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东坡志林》）
对马髯这个朋友，苏轼总觉抱愧，因他跟从苏轼二十年，日夜盼望轼能显贵，就可分点钱给他去“买山终老”，而今，苏轼反要借重他请领的土地来耕作谋生。
这块土地，坐落于州治之东一百余步的山麓，先前做过营地，面积约有五十余亩。范成大《吴船录》记其亲访该地，所见形势：
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陆游《入蜀记》所见东坡，更为详细，如云：
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是为雪堂。……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
从这两家实地观察所记，地在黄冈东城门外，是个四周冈峦起伏中间一方五十亩大的平地。久是茨棘瓦砾之场，何况山地本来贫瘠，少有农作价值，除了自认为无所逃于天罚的苏轼，谁还愿意花那么大的开垦工夫，做十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傻事。这年夏天又逢干旱成灾，苏轼面对这一片颓垣草棘、满目瓦砾的荒地，不禁释耒而叹。
苏轼周览全境，先按地势高下，在心里画好了一个蓝图。较低的湿地，种植粳稻；东面平地上种枣树和栗树。住在对江的同乡，已经应允送他桑树和果苗。本来还想种片竹林，但恐竹鞭在地下横生漫长，会妨碍别的作物，只好作罢。
他要预留一角眼界最佳的空地，等有余力时造幢安家的宅子。目前，第一件事是叫家僮先将地上的枯草烧掉，才能垦地。
不料枯草烧尽处，发现有口暗井。水在农作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资源，这真是喜从天降，苏轼兴奋得嚷道：“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苏轼在那块荒地上亲拾瓦砾，自种黄桑，虽然辛苦，但他心里则甚为满足，“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他要独立生活，果然老天也帮他。久旱之后，一夜忽尔大雨，次日早晨便发现岭背有道微泉，穿城直达柯氏坡，循着旧渎流经苏轼那块园地，到柯氏林园附近，汇为十亩方圆的池塘，池里盛产鱼虾。他寻视水路，发现沿着沟边长满水芹菜的宿根，大为高兴，因为他已想起一道家乡风味的菜式来了——芹芽脍斑鸠，不禁食指大动，朗吟道：“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这种辛苦的垦殖工作，能够帮苏轼忙的，除了马梦得外，也只不过潘丙、郭遘和古耕道这三个黄州新知。等到垦成田地，可以开始种植，则时入深秋，种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先种麦子。却喜不到一个月工夫，地上已经长出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当地的老农忠告他道：“麦子的苗叶，不能发得太茂盛，你要收获好，必须时常放放牛羊。”他回答说：“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麦子种成功了，于是他便从记忆里搜索从家乡得来的农家知识，想象明年春天如何插秧种稻，以及秋收冬藏的快乐，“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其后，于稻麦之外，并种黄桑三百棵，枣栗树各若干棵。他的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闻说苏轼在黄州经营农场，特地送他一批柑橘树苗，他便遐想《橘颂》中“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美景，要将它种在屋畔篱落。又作诗向大冶长老乞讨桃花茶的种子来种，茶能消食，所以自嘲道：“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一般的士大夫如欲学作老农，问题实在太多。幸而苏轼夫妇都是农家出身，除了因是南人，不大懂得种麦之外，其他田地上的常识，还是很丰富的。牛是农家主要的劳动力，也是最贵重的财产，但有一次，苏家的耕牛害了重病，几乎要死了，幸而苏轼的夫人倒识得这种病，且有一味单方，居然治好了牛病，苏轼大喜，作书告诉章惇：
……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田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
这块荒地所在，本无地名，因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白乐天做忠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向来爱好乐天，忠州、黄州，都是谪地，更巧的是皆在城东，因此，苏轼就给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亦自此始。15
同年冬季，苏轼又在东坡附近，距州门南向四百三十步地方，寻得一块旧作养鹿场的高地，视野非常宽旷，极合他的造屋理想，就此张罗建材，鸠工构筑起来，自己也参加劳动，所以诗说：“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经过这场辛苦，陆游所见“亭下面南一堂颇雄”的五个房间的建筑，终于元丰五年二月，大雪纷飞中落成了。
苏轼于堂屋四壁，满画雪景，取名“雪堂”，自以为“起居偃仰，颇得其所”。后来凡是远道朋友来访，都招待他们住在此处。李元直（通叔）为作“雪堂”二篆字匾额，苏轼自书“东坡雪堂”四字，榜于门上。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话虽如此，苏轼并不完全沮丧，仍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现实，依从他的兴趣，把时间消磨在读书、著作、写字、作画和黄州近郊各处漫无目的的闲游上。
读书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不过好动的他，大抵只在一天中的晚间，才能静下心来，挑灯夜读。据说每夜必要读到鼓打三更方肯就寝，纵然从外面喝得醺醺大醉归家，也仍然要取书来读，读到倦极才睡。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古人读书，主要的方法是背诵和抄写。苏轼不但翻来覆去地诵读，且更两遍三遍地抄写。在黄州，他已是年将半百的少老人了，但仍手自抄书不倦。
有个本地朋友（疑是何圣可）介绍黄冈教官朱载上所作诗文，请苏阅评，苏轼对他所写“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这一联句子，非常称赏，于是这朱教官就常常来看他。
一天访苏，门上传帖进去，好久好久不见主人出来，朱载上等得不耐，几乎想要走了，才见苏轼一路走来，一路连声道歉，赧然道：“适才了些日课，失于探知驾到。”朱君就问：“先生适来所谓日课者是什么？”
“抄《汉书》。”
“以先生大才，开卷一览，自可终生不忘，何用手抄？”
“不然，”轼答，“我读《汉书》，至今已经抄过三遍。第一次每段事抄三字为题，第二次两字为题，现在只用一字。”
朱载上肃然离席，向主人请求道：“不知先生所抄的书，肯让我见识见识否？”
苏轼便命老兵去内室取来。朱君翻看，茫然不解其意。苏轼便说：“足下试举题上一字。”
朱载上如言举某段题上一字，苏轼即应声背诵数百言，无一字差误。朱君为之惊叹不已。18
读书写作，既是自幼养成的习惯，一朝被迫非得焚笔弃砚不可，这所产生的痛苦，与不准音乐家演奏，禁止辩士讲话，一样难堪。苏轼在万不得已的自我约束之下，“封笔”了一段时期，渐渐觉得虽然人在闲废，也不能不做些有益于世的事情，拣现在能做的——“穷则著书”，是学人的通例，于是考虑到自己来写一部讲解《论语》的书，实现他父亲未完成的遗志，编写一部《易传》的集稿——超现实的解经工作，应是不会惹是非的，他定然这样着想。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苏轼虽然不能没有肉食，但他从小受母亲程太夫人的影响，自己决不在家里宰杀生物，以前只能做到不杀猪羊这类大动物，现在则连鸡鸭蟹蛤，也都在禁杀之列。
自言作此禁制的缘由，因为在御史台狱里，亲身经验过，如“待宰之鸡”一样的恐怖和痛苦。《狱中寄子由》诗：“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所以，出狱之后，立即下定决心，不杀生物，甚至有人送他螃蟹蛤蜊之类，他也拿来投还江中，自己说：虽然明知蛤在江中，没有再活的可能，但总希望万一能活；即使不活，也总比放在锅子里煎烹为好。自述其由曰：
……非有所求觊，但以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耳。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饮馔，是苏轼最大的嗜好，而黄州食物，价钱也不昂贵，但是在黄州住了一两年后，眼看手上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苏轼便只得硬了头皮，束紧裤带，提倡“节食”。
先是撰就一篇短文——《节饮食说》，写成帖子，粘在壁上，约束自己，昭告朋友，还想出许多好处来为自己譬解。那帖子是这样写的：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
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这个办法，可以省钱，但却不能止馋，见于《答毕仲举书》里，则他还另有一种心理疗馋的办法。如言：
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
美恶在我，何与于物？
果然，至元丰四五年后，他虽然对于食道一样兴致勃勃，不过做菜的素材却已十分节约了。如他做的东坡羹很有名，甚至有人求他传授做法，因此撰《东坡羹颂》，其实只是一式菜羹，不用鱼肉五味，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等杂煮而已，自谓“有自然之甘”。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饮馔，是苏轼最大的嗜好，而黄州食物，价钱也不昂贵，但是在黄州住了一两年后，眼看手上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苏轼便只得硬了头皮，束紧裤带，提倡“节食”。
先是撰就一篇短文——《节饮食说》，写成帖子，粘在壁上，约束自己，昭告朋友，还想出许多好处来为自己譬解。那帖子是这样写的：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
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这个办法，可以省钱，但却不能止馋，见于《答毕仲举书》里，则他还另有一种心理疗馋的办法。如言：
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
美恶在我，何与于物？
果然，至元丰四五年后，他虽然对于食道一样兴致勃勃，不过做菜的素材却已十分节约了。如他做的东坡羹很有名，甚至有人求他传授做法，因此撰《东坡羹颂》，其实只是一式菜羹，不用鱼肉五味，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等杂煮而已，自谓“有自然之甘”。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神宗是个英明有为的君王，为增进行政效率，几年来反复研讨，计划改定官制。
宋朝的行政组织，一直沿用五代旧制，以平章事为真宰相，大多是两个席位，别设参知政事，称执政官，则为宰相的副手。
现在，神宗决意改用唐朝的三省制。三省本置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分别统率群僚。但元丰当时，元老耆旧多因反对新法而去，而新政的首领王安石也已退休，剩着一批挂新政招牌，而以招揽政权为实的政客，实在不配当“真相”。所以新定官制，将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这三个相位说是官高暂不除人，而以尚书令之副——左右仆射行宰相之事。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废参知政事，置门下、中书二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代其位。
改定官制这桩大事，于元丰三年九月间定议。神宗自安石去位后，深感继起无人，事事都不成功，非常烦恼，踌躇再三，决意起用司马光，附带起复苏轼。
一日，神宗召集宰辅，举行御前会议。皇帝取出一幅先已准备好的“图子”，交给时在相位的蔡确和王珪。
这“图子”中，御史中丞执政位牌上，贴上“司马光”名；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位牌上，贴名“苏轼”。另有几个因议新政不合而离开中枢的旧臣，各有安置。引自 第六章黄州五年
2023-04-08 08: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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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飘泊江淮
说到苏辙的住处，比黄州的临皋亭还不如。他刚到高安时，就住在盐酒税局里，屋在江边，常遭水淹，而且敝旧不堪。后来乞得郡守的许可，才借到部使者的府邸暂住，仍然是一所东倒西歪的破宅，他自己用木头来支撑欹斜，土补圮缺，才勉强可住。只有厅堂外那间东轩是自己新造的，还在轩前手种了两株松树，百来株绿竹，算是最富情调的一间居室，现在用来招待老兄。
苏辙在高安的生活，远不如苏轼在黄州那样闲适。这盐酒税的差事，原来有三个人在做，苏辙来后，另外两个人适皆罢去，从此不再补人，一切琐事都压在苏辙一个人肩上了。早晚上下班，中间隔着一条江水，都须坐船摆渡，自作诗说：“朝来榷酒江南市，日暮归为江北人。”已够奔波劳苦了，何况他还必须整天坐在市场中，鬻盐、沽酒、秤量猪肉和鱼鲜，与那些市侩贩夫争论斤两，计较锱铢，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直要等到天黑了，才能收拾税场，关门渡江回家。回到家里后，他已筋疲力尽，昏然就睡。等他一觉醒来，天也亮了，他又得再赶到江南去做同样的琐事。所以虽然造了这间东轩，并没有时间来享受，自言：“每旦暮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8
这次苏轼远来，才真派上了用场。引自 第七章飘泊江淮苏轼在当涂，往访诗友郭祥正（功甫），这郭功甫于熙宁年间即以殿中丞致仕在籍，不大乐意做官，而以诗闻名，梅圣俞推誉他为“太白后身”。
苏轼在郭祥正醉吟庵里喝酒，酒后兴发，索笔濡墨，就在他家髹漆屏上，画了一幅竹石，醉墨淋漓，大气磅礴。祥正无意得此，喜出望外，立刻送他两支家藏的古铜剑。苏轼复诗为谢，才将何以当时有非“挥洒云烟”不可的冲动，解释出来道：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苏轼写字作画，大抵都在醉后，这是他自不讳言的癖性，生活中激越起伏的情感与艺术冲动相结合，借着痛快的笔墨，发泄他的感情。所以，此诗是苏轼画论的基础，此画则是苏轼盘郁胸中的块垒。
人在世间，处处受着束缚，步步似有荆棘，聪明过人，才气愈大者，他所感受的压迫，当然也更深更重。郁闷无聊到极点的时候，唯有借着酒醉，才能脱出尘俗世网，把自己暂时解放一下，所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即是此意。酒精的力量，是一种刺激，平常人可以借此灌夫骂座，可以醉后痛哭；而艺术家者，则以笔墨这种工具，以借醉得全的天真，写出他沉积胸中的块垒。满纸淋漓的醉墨，往往是诗人无所皈依的沉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都一样是精神发泄的产品，都一样是性灵的呼号与怒吼。引自 第七章飘泊江淮苏轼既渡淮河，经山阳来到泗州（今江苏盱眙），其时已经岁云聿暮，一年将尽，苏轼便会同家人，留在泗州度岁。
苏轼自离黄州，这大半年来，带着一家人东奔西走，从来没有安定过一天，也着实是风尘劳苦，需要休息。所以在泗州，最使他快活的事情，是十二月十八日到雍熙塔下，和尚开的澡堂里，洗了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苏轼作《如梦令》两阕，凡有浴池洗澡经验的人，必会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好像“擦背”这个行业，在宋朝由寺院经营的浴室里就已经有了。录词如下：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引自 第七章飘泊江淮苏轼不愿居住河南的临汝，也辞谢了各方邀约，一心一意只要居住常州。这一段地方因缘，由来已久。
远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新中进士，他去参加开封城西郑门外琼林苑举行的进士及第宴时，席上遇到宜兴籍的同年蒋之奇，谈起他家乡的风土之美，苏轼非常涎羡，即席与蒋相约，将来如有退休这一天，必欲与他同到阳羡定居。这次在仪真碰到之奇，谈到二十八年前的旧约，苏轼诗中遂有“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的话。罨画溪，这个极美的水名，即是宜兴县的圻溪，琼林宴上，苏轼还仅闻其名，未履其地。到熙宁六年（1073），东南各地发生灾荒，苏轼时任杭州通判，奉派赴常润一带放粮赈饥。他一到常州，立即大为赞叹道：“一入荆溪，便觉意思豁然。”真是如有宿缘。
在常润道中，写五首诗寄给杭州的知州陈襄（述古），其中有一首盛称惠山泉、阳羡米的，即认为宜兴是书生居家最理想的地方。原诗是：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着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谁知十三年后的五月，他才得偿宿愿，居家于此。
苏轼回到常州时，正是江南春老，桃花犹盛，园蔬柔绿，江鱼鲜美的好时候。老饕苏轼，不免食指大动，尽情享受一番。扬子江中的鱼产，他最欣赏两种，一是鮰鱼，一是河豚，只可惜鮰鱼多骨，河豚有毒。他曾戏作一绝句说：
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豚不药人。
寄语天公与河伯，何妨乞与水精鳞。
河豚鱼生活在江河入海口处，咸淡水混流的暖水之中。每年春初，沿江上溯，于四五月间杨花乱舞时，它们在淡水中产卵，等到所产的卵育成鱼苗后，再顺流而下，洄游海口，这时候，身含剧毒，割烹不得其法，食之立即中毒而死。所以梅尧臣诗说：“庖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邪。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然而，河豚尚未入海之前，有毒的部分还未发达，是可以吃的，盛产于镇江、南京、太仓、江阴、常熟、常州一带的江面上。苏轼来时，正是河豚当令的时节，据说这是一味千古无双的珍馐美味，它有鱼类的鲜嫩，又有豚肉的腴厚，尤其腹内有膏，色白，俗名“西施乳”，风味只可想象，不能言传。苏轼对此念念不忘，甚至当他题建阳僧惠崇所绘《春江晚景图》时，竟将春花春水江南一时的美景，都拿来做了河豚鱼的配角。如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嗜食河豚，不久就出了名。当地有一仕绅，特地烧了河豚鱼请他，全家女眷躲在屏后窥视，要看这位大名士吃了如何品评。引自 第七章飘泊江淮只见此老坐上桌后，下箸大嚼，一言不发，偷觑的妇人们甚为失望。正在此时，苏轼夹了一大块，狠狠说道：“也值一死。”即时放入口中。请客的主人，全家大悦。29
苏轼在常州，日子过得非常悠闲，有时去与报恩寺的长老谈谈禅，该寺僧堂新造，以板为壁，苏轼便为题诗写字殆遍。30有一次邂逅了从前的黄州通判孟震，两人共话黄州旧事，恍惚如在梦中。
像这样一家团聚，一点心事都没有的逍遥岁月，苏轼自己有阕《菩萨蛮》词，写得最为传神：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
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引自 第七章飘泊江淮
2023-04-08 18: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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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风雨京华
苏轼喜欢戏谑，朝中公卿，一个一个都给起了诨号，独于司马光，一向敬服，不敢造次。这次争论役法，碰了一个大钉子，心里非常气愤，争罢回家，一面卸巾弛带，一面恨恨地连声呼叫：“司马牛！司马牛！”6
据说，还有一次，苏轼与司马光论事不协，轼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司马听不懂他说什么，还问：“鳖何能厮踢？”
“是之谓鳖厮踢！”苏轼冷冷作答。7引自 第八章风雨京华
2023-04-08 20: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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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书斋内外
饮茶，是苏轼生活上的一大乐趣，一大享受。但在北宋当年，茶的种植制作，还在推广时期，好茶不多，如丁谓于真宗朝所制的“龙凤团”茶饼，每年仅产四十饼，只够宫廷御用，皇族以外是不敢奢望的；至庆历朝，蔡襄努力改良品种，另创一种“小团茶”，欧阳修《归田录》记述：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纯精，谓之小团，凡廿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嗣后，植茶事业不断推广，至元丰年间，神宗有旨下建州造“密云龙”，质量更是超越小龙团而上，官廷赍赏，限于王公近臣，所以苏轼珍视异常，自己偶尔品啜一瓯，绝不用以招待一般宾客。他曾作很美的一阕茶词，专门歌颂这“密云龙”，调寄《行香子》：
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镂，密云龙。
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能够分享这珍藏的，据说仅限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所谓“苏门四学士”来时，他才吩咐家人：“取密云龙。”引自 第九章书斋内外定国有一歌姬，姓宇文，名柔奴，眉目娟丽，颇善应对。其家世住京师，从定国南迁，苏轼后有一次问她：
“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柔奴回答。
这似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在一个体验过忧患的人听来，却如针刺要穴，凛然感到语中充满着哲理和智慧，特地为她填了一阕《定风波》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引自 第九章书斋内外
2023-04-09 09: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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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杭州去来
度牒，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宋朝，度牒由中央政府专卖，一个人要出家做和尚，须先买好度牒，才由寺院剃度。政府出卖度牒，在财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时竟超过朝廷岁收的十分之一。
一道度牒的价格，因时因地不同。神宗时的官价，每道卖钱一百三十千；但在夔州路则卖到三百千，广西路卖到六百五十千（《宋会要辑稿》）。如依米价每斗九十文计算，一纸官价度牒折合白米一百石以上。
老百姓要买度牒，因为和尚道士可以逃避兵役、劳役，不出身丁钱和其他苛捐杂税；法律规定，属于寺院的田产免付租赋，所以部分地主也要买张度牒，用来逃避租赋的负担。引自 第十章杭州去来苏轼去任后，所设病坊，改名“安济”，从城中众安桥迁至西湖上，办了没有几年，就停废了。南宋周煇言：四十年前见到祥符寺一老僧，称其先师曾隶安济坊，现在杭州虽为陪都，却不见官府再办这种拯民疾苦的社会事业。
饮水，与人们的健康和防止疾病传布，关系非常密切。苏轼为解救杭州旱灾，费了半年功夫，浚治了茆河、盐桥两道运河，疏通了航运，供给了居民洗濯用的水，但还不能解决人民日常饮水的问题。
杭州，本在水底，由沧海变成桑田，故虽渐为城市，而水泉咸苦，居民还甚稀少。唐李泌始造六井，汲引西湖群山所出的淡水，供应民饮；白居易继复治湖浚井，筑石函隔绝江水，饮水问题才获充分解决。
至熙宁五年（1072），钱塘六井年久失修，居民又苦水不够饮。时陈襄来知杭州，苏轼为通判，命僧人仲文、子珪、如正、思坦等负责修整，自擘划以至工程的点验，苏轼亦均参与其事。钱塘六井对于杭州居民饮水的关系，苏轼有极深的了解，当时并应陈襄之请，为撰《钱塘六井记》一文，石刻于相国井之亭上。12
十六年后，沈公井又告淤塞了，时又灾旱，军民皆苦无水。苏轼想起前事，就各处寻觅熙宁年间负责修井的这几个和尚。四人中只剩下子珪一僧尚在人间，虽然已七十，但幸精力未衰。苏轼问他：“沈公井何以又坏了？”他说：“熙宁中虽已修好，但当时系用毛竹来做水管，所以容易腐坏。”于是改用瓦筒作管，又将瓦筒盛在石槽中，两边以砖石培瓷固护，底盖力求坚厚，锢捍周密，费时不过一二月，即已完工。井既修复，则西湖淡水，几乎遍于全城，家家都有可饮之水了。引自 第十章杭州去来子珪僧从前已获朝廷赐予紫衣，这次苏轼又上状为他请得“惠迁”师号，用以酬谢他两次修井的营干劳苦。13
然而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的，钱塘六井虽然修好了，但是六井的水源则在西湖；若是西湖的水源不足，不但六井归于无用，即辛苦浚治的运河，不得不取给于江水，江满必挟泥沙以俱来，仍将三年一浚，劳民伤财事小，为患闾里之害更大。
西湖湖水不但供给居民饮用而已，白乐天治湖，做石函泄水，湖水灌溉附近的田亩，达千顷之巨。吴越王时代，特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入宋朝以后，西湖被定为皇家放生池，就疏忽了浚湖的工作，每年干旱时节，水草丛生，横长蔓出，在湖面上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葑田，葑田占据了湖面，湖水无所容纳，便越来越少了。苏轼说，他做本州通判时，湖上葑田还只占十之二三，到现在相距不过十五六年，湖面已经堙塞了将近一半。
开浚西湖工程，先由杭州父老农民一百一十五人到帅府来请愿，他们说：“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而近年以来，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苏轼奋然道：“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钱塘县尉许敦仁也建议“西湖可开”，他说：“议者欲开西湖久矣，自太守郑公戬以来，苟有志于民者，莫不以此为急，然皆用工灭裂，又无以善其后。……”
所以始终无人办好。但看西湖形势，三面环山，一角通江，虽以风景名胜腾誉天下，其实却是杭州城的一大蓄水潭，群山所受的雨水，流注西湖，干旱时期的农田灌溉和全城居民的饮水，莫不取给于此。西湖堙塞了，山水无所容蓄，稍遇干旱，即成灾害。所以开湖是民生乐利的水利工程，并非只为“游观之美”。
苏轼和各方面商议决定，既是为民兴利的事，必须克服任何困难，说到做到。苏轼遂于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上《乞开杭州西湖状》，请再赐度牒五十道，配合本州赈饥余款，就可将湖面葑草二十五万丈清除干净，使西湖复唐之旧。照宋朝立法，本州节余款项，知州有权动用。苏轼就利用手头现有一万贯钱、一万石米的节余，足够支应十万人工。以每工开葑一丈计算，就可添得十万丈的水面，全湖积葑二十五万丈，已可消除十分之四。所以拜发奏状前一日——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已差派捍江船务等兵士五百名，先已动手铲除葑草，搬载湖泥；一面再分派民工参加作业，这些民工都是仰赖救济的灾民，以工代赈，减少政府的负担。引自 第十章杭州去来苏轼听说常州宜兴县进士单谔36，颇精水利之学，特别向他请教。单谔面陈所撰《吴中水利书》一卷，苏轼细读后，认为确有精辟独到的见地，所以到京后，上《论三吴水利状》，即将单氏原书随状进呈。
苏轼说，三吴水利的重要，在于两浙之富，为国家财政所依恃，每年漕运京城米一百五十万石，其他赋税供馈，不可胜计，如果听任它十年九涝，必致公私凋弊。乞朝廷将此状和单著一并发交本路监司，躬加按察；或差懂水利的干练官吏，认真研考这个计划，详陈利害，商讨进行。
苏轼水学，是综合范仲淹的治水说与郏亶的治田说，两者加以折衷而成论，后世专家们的批评，认为并无太大的创见。其实，苏轼的研究只为实用，此来眼见太湖沿岸，田庄尽成泽国的凄惨景象，即使他已身返廊庙，重归玉堂了（奏状于元祐六年七月二日），依然寝食难安，亟望朝廷能够饬令地方，做好这件解决百年来江南水患的疏导工程。不料此状奏上后，仍为群小所弹，宰执所格，当时并不果用。直至数百年后，明人治三吴水利，却从苏集中检得这份资料，认为有用，付诸实施。苏轼为政论学的实用精神，不是高谈阔论的后人所能菲薄的。引自 第十章杭州去来这场风波，以两罢来作解决，正是元祐朝一贯的作风。司马光逝世后，职业官僚当位，一切以巩固利禄为先，以和光同尘为手段，再也没有政治原则。官僚不敢得罪任何人，除非你站的地位，挡了他的前途，才和你拼。垂帘听政的宣仁太皇太后，像天下所有上了年纪的老夫人一样，凡事但求平静，碰上争执，不问是非，一味平抚，她只要保全祖宗的基业，太平无事，只等皇帝长大，便可以还政。因为如此，所以元祐之世，贤奸杂进，一切都不是司马当年的理想了。引自 第十章杭州去来苏轼这次再度还朝，在京时间，虽然不满三个月，却使他看清楚了现在的朝局和刘挚这班政客的面目。这汴京，已被这帮有办法的时世儿大力霸占了，正如这条驰道，车走雷鸣，风驰毂击，一片噪音，都是他们驰骋，再也容不得外来的人了。即使你本来无意逗留于此，即使你钳口结舌，没有说过一句话，也逃不过无端的风雨。
苏轼之所以有这个譬喻，是因为寄寓苏辙的东府，确在西阙角相近的驰道之旁，夜中屡被车声骚扰，不能安睡，就又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怀远驿的旧梦来了。时光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年，当时兄弟同下誓言，做几年官，稍为积点衣食之资，便该及早求退，回乡去重寻风雨对床之乐。苏轼认为自己现在还有希望就从颍州溯江回乡，重尝家乡名产的石蜜与柿霜；但是苏辙地位不同，执政官不能轻言求去，不知何时可了。想到这里，这一生忧患劳瘁，五十六岁的老人，不禁有无边寂寞之感。作感旧诗（并叙）：
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盖三十年矣。元丰中，谪居黄冈，而子由亦贬筠州，尝作诗以纪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还，寓居子由东府。数月，复出领汝阴，时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诗留别子由而去。
床头枕驰道，双阙夜未央。
车毂鸣枕中，客梦安得长。
新秋入梧叶，风雨惊洞房。
独行残月影，怅焉感初凉。
筮仕记怀远，谪居念黄冈。
一往三十年，此怀未始忘。
扣门呼阿同（辙，一字同叔），安寝已太康。
青山映华发，归计三月粮。
我欲自汝阴，径上潼江章。
想见冰盘中，石蜜与柿霜。
怜子遇明主，忧患已再尝。
报国何时毕，我心久已降。引自 第十章杭州去来
2023-04-09 18: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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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而上海一些马路堪称近代建筑的博物馆，武康路就是之一。

如果历史会说话，她应该会通过建筑来表达；

如果城市会打扮，建筑无疑是她别具一格的美丽妆颜。

武康路（福开森路），是上海第一条国家历史文化名街，这里每一条小巷、每一幢房子、每一扇窗户，每一座花园，每一株树，甚至每一块石头都记述着武康路的历史和文化。而这些历史与文化都是由曾经居住在这里有名的，或名不见经传的中外人士，以及发生在武康路上形形色色的事件所构成的。

先后于冬天、夏天、和春天来到这条马路，静享过冬日的谧静，品味过夏日的盛情，在桐絮飞扬的春日，再次漫游慢品这些老房子。

武康路1号即华山路831号，“优秀历史建筑”的铭牌挂在华山路831号下。

华山路831号（武康路1号）－孙家花园（当年上海阜丰面粉厂创办人“面粉大王”孙多森、孙多鑫兄弟住宅），建于1918年，地皮是从李鸿章小儿子李经迈手里购入，一座西班牙式建筑风格的花园住宅。

孙多森叔祖父是清末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外公是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阜丰面粉厂于1898年建成投产，生产“老车牌”面粉，逐步行销国内外，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孙氏家族的骨干企业。后来他还创办了家族银行——中孚银行。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先后召孙家兄弟到北京，参与创办了中国银行。

这次来时恰逢整修，终于窥见这座深院大宅真面目，也仅在两个门前拍了两张照片，应该胆子更大些进去转一圈，机会难得呀！

武康路2号，1926年，莫觞清（上海滩丝绸业巨子）买下了这幢花园洋楼，从此这里成为莫氏产业。

占地2400平方米，建筑面积937平方米。是豪宅中的佼佼者，即使现在仍然是人们心目中品质一流的别墅。

莫觞清女婿－蔡声白 《子夜》原型

1949年后，2号曾短暂成为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住处，不久又变成了市委机关幼儿园。文革前夕，一度成为上海市委下属机构办公地。1978年2号迎来新主人－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2年后正式入驻的是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直到2005年底。

2006年6月蔡声白的外孙女杨德敏低调入住，后整修复建恢复原先的模样。

旁边摩登精巧的4号（上图）则改成了陈列莫、蔡企业家的纪念室。

武康路40弄1号（西班牙式风格）：唐绍仪（中华民国首位内阁总理）旧居 建于1933年，是著名建筑大师董大酉名作品。

1938.9.30唐绍仪被国民党"蓝衣社"的刺客杀害于福开森路18号，即现今的武康路40弄1号。“唐案”的扑朔迷离使得这栋小楼又增加了一份神秘气息。

这座花园别墅的房屋和地产最初为比利时义品银行所有，1933年诸昌年邀请董大酉设计改造成自己的寓所，1949年以后和武康路上大部分房产一样，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分配给上海市委机关，作为家属住宅使用。

40弄4号（英国乡村式）：颜福庆旧居。这是一憧英国乡村别墅式的住宅。这幢宅子的建筑体量不大，但是按宅子旧主人一生造福于上海人来说，其价值和意义超过了他的邻居黄兴、唐绍仪等。

“颜氏三杰”都对中国新式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颜福庆是外交家、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总理；颜德庆是著名工程师，中国铁路事业先驱；颜福庆则一生从事医学事业，他给上海留下了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和上海医学院，还亲自创建了湘雅医院。

颜福庆一生治学谨严，医德高尚，言传身教，桃李芬芳，治病救人。为了离中山医院更近些，他搬离了环境舒适的福开森路，去了当时乡野的枫林桥居住。1968年86岁的颜老因肺气肿去自己当年一手建造的中山医院，想借一个氧气瓶回家都不行，两年后他在枫林桥住宅里凄冷去世，上海人如何对得起这位造福于民的老人！

武康路63号，一栋西班牙式建筑。20世纪30年代起《华美晚报》总经理朱作同全家就居住在这里。

朱作同一生热衷于办报，《华美晚报》是一家坚持爱国主义的报纸，在“孤岛”时期的上海颇具影响。

1938.1.16朱作同被76号特务暗杀在泥城桥畔，留下年轻的妻子和6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艰辛使得她逐渐将房屋出租以维持生计。如今这里依旧住着朱作同的第三个孩子朱美春女士，但她的一家人也仅仅住着二楼朝南的一间。

武康路67号，中国近代史上“四大家族”之一、国民党高官陈立夫的故居。

陈立夫的别墅建于1940年代，占地面积663平方米，是一栋三层楼的砖木结构建筑。外墙以水泥粉刷，特色是一楼有一个六角形房间。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陈氏兄弟以及CC系成为国民党失守大陆的替罪羊，被排挤出蒋介石的权力中心。 1950年陈立夫50岁，正好是他百岁人生的一半，也是人生的转折点。 他和家人被迫离开台湾远走美国，在新泽西经营一家养鸡场并以卖鸡蛋为生。

目前，几户人家共同居住在这座老房子里，满目皆沧桑。

99号（英国乡村式风格），是英商正广和汽水公司大班麦格雷戈最初建的。后被上海海关监督汉奸唐海安拿到，抗战胜利后入狱，后经疏通去了香港，客死它乡。1947年被"面粉大王"荣宗敬的女儿荣卓如买下，男主人是著名犹太富商哈同的儿子乔奇.哈同。

1949年后荣氏夫妇去了香港，此房收为国有，潘汉年、王震等曾在此居住过。后来又作为市委招待所、华东局机要局办公室。1957年又拨给文化局，成了上海声乐研究所办公地，直至1965年。文革后，因刘靖基原宅被占，这里成为他的新宅，如今宅外铭牌介绍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刘是一位实业家，青年时代办纱厂、水泥厂，历史转换的年份里去了香港，后巧妙回大陆，文革时期，为使精心收藏的书画免遭厄运，忍痛将收藏捐给了上海博物馆。风暴过去后，刘又回到了这里，上海博物馆决定归还刘所捐出的书画，感动之余，他又捐了十余件宋元明的精品给国家。

李安很喜欢99号，《色 戒》里王佳芝的爱巢就设在了这里。

往事如烟，随风而逝。

100弄1号：王元化的早年寓所。

建于1918年是当时来沪发展的美商德士古石油公司为其高级职员建造的，公寓建筑为欧陆风格的花园住宅。这是一条幽静宽阔的弄堂，绿茵茵的草坪，参树浓阴，步入其间，浓浓的田园风情扑面而来。

1949年后，该房产由上海市委机关安排给华东局高管居住，当时三野24军副政委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伯山（亲自参加并指挥了淮海战役）也住在100弄。弄内1号一憧英式乡村别墅分配给了王元化。王元化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王元化的妻子张可，出身名门。虽然婚前从没下过厨，但后来却做得一手好菜。美丽雅致的张可挎着篮子到隔壁菜场买菜，一蓝子绿绿白白红红紫紫的各种食材，中间点缀着一束带露的鲜花，穿行在弄堂间，望着这扇门，仿佛能看见张可挎着篮子款款而来。

1955年6月因胡风案的牵连，经历了23年的厄运。张可带着儿子离开了这里搬到高安路100弄新造的工房里，与另一户人家合住一套房子，从此再未回到这里。

如今这里成为了酒店、餐厅。

武康路107弄2号陈果夫旧居

是一幢英国乡村式花园别墅。这栋建于1946年的三层花园洋房，假三层砖木结构，红色双陡坡瓦屋顶，清水砖砌烟囱，砖工精致考究。

陈家势力庞大，武康路二处故址也绝非他们唯一的房产(同一条路的67号是其弟弟陈立夫的故居)

武康路109号

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故居

英国乡村别墅式住宅特征比较鲜明。山墙和外墙上有半露木构架，红砖勒脚，屋顶高大而且坡度比较陡，与西班牙式住宅相比，其用地范围和建筑面积较大，通常会带有较大庭院。 2009年该别墅大兴土木完成了装修，传闻，房子的主人是某地产公司的老总。

如今这里是婚纱摄影打卡地，今听一说现房主可能是某知名影星。

只有永远的住宅，没有永远的主人。

113号：巴金的家春秋 这座房子建于1923年，据说最初的主人是英国人毛特.宝林.海。 1947年前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和影片出品协会两个机构应该在这里办公。 1949年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坦，省港大罢工和百色起义发起者之一李干辉曾住过。 1950-1954年石研吾（上海市委领导）住在这里。 1955年巴金一家搬进来，夫人萧珊。

这座房子有个美丽的花园。

巴金在这座房子里接待过很多社会名流。

巴金去过朝鲜战争，夫妻分居两地期间，他们留下了《巴金萧珊书信集》。

巴金的妻子萧珊是位杰出的翻译家，《初恋》《别尔金小说集》《阿细亚》。

巴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如今对外开放，免费参观。

115号：密丹公寓 武康路一面

坐落在武康路（福开森路）与湖南路（居尔典路）交叉口的东北角。建于1931年，由法商赉安洋行设计，属当时常见的现代派建筑，采用30年代最为时髦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具有明显的装饰艺术派风格。屋顶装饰图案受巴洛克风格的影响。出墙呈曲线形，加上其多变的卷涡，使建筑外形十分生动。

密丹公寓是由"美孚行"整憧租赁后，提供给公司员工使用的。

湖南路一面

历经80多年的沧，造型优美别致的密丹公寓，仍保存完好，风姿犹存。武康路上的第二艘船。

湖南别墅，位于湖南路武康路路口的

一座深宅大院。

湖南路262号的两扇大铁门从未轻易打开过，门内浓密的林木甚至遮住宅院的面目，越给人神秘感。

1943年被汪伪政权财政部长、大汉奸周佛海向英国人买下，因周是湖南人，自仗权势硬将居尔典路改为湖南路，理所当然地用的湖南路门牌号，别墅装修的费用比买价还高。

周佛海在这里夜夜笙歌。

1949年，改天换地的岁月，这一年的下半年，湖南别墅又迎来新主人，邓小平、陈毅。

1962年，贺子珍搬了进来，直1984年去世。

117弄1号，曾是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旧居。解放后至“文革”，曾由陈丕显与魏文伯居住过。

武康路117弄1号别墅建于1943年。西班牙式建筑风格。

117弄2号，李及兰旧居

武康路117弄2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建筑面积572平方米，花园占地1051平方米。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总参谋次长李及兰曾在此居住。李及兰（19041957年），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45年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2019.5.4 经过正逢整修，工人正在设置拦门，经同意瞅空拍到一张，整幢建筑外形带有较大多的西班牙花园住宅的特色，花园好大。

135、137号美杜公寓，西班牙式，据说原名密勒陀公寓，属于大地产商哈同洋行的产业。当时住居的主要是外国侨民。

该公寓这块地皮十分狭窄，且不规则，在那么小呈楔形的基地上设计一幢现代公寓楼，无疑是对建筑师的一个挑战，

其建成后的总建筑面积居然有856平方米，2-4楼每层配置两套公寓，西南侧另建有平房车库一间，底层还设计有铺面。建筑师将20世纪40年代城市生活中该有的全想到了，考虑堪称周到。

作为一处20世纪建造的民居，美杜公寓的诸多优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建筑师和开发商们学习借鉴。

武康路210号是一幢西班牙式花园式住宅，建于1932年。住宅紧贴路边，它全无遮挡的环境，十分有利建筑爱好者们欣赏品味。

此建筑几易其手， 历经磨难， 1984年重新回归最后一任房主李家手中。

如今比房子更有名的是这个阳台－“罗密欧阳台”。阳光照在明黄的墙上，弧形的阳台，黑色的雕花栏杆，还有落地窗门后的隐隐约约纱缦，一切，恍若隔世。

212号，严裕棠旧居

绿荫中一幢漂亮的欧陆式乡村别墅。据推断，最初建造并拥有这处花园住宅的很可能是一位丹麦或者德国的商人。当时的居住主人是丹麦驻上海的总领事欧弗.鲁恩夫妇。后为严裕棠购得，严民族实业家，出生于沪西严家宅，从当练习生开始，逐步发展扩大拥有"大隆机器厂"、"泰利机器厂"。

1948年离开上海到香港，转而赴南美巴西里约热内卢，成为当地著名企业家。1949年其子将大隆、泰利部分机器运往台湾，逐渐形成拥有汽车、纺织、机器、金融年实业的裕隆集团，成为台十大财团之一。1958年9月严回台湾定居，不久病逝于台北。

230、232号：国富门公寓。

这是一处典型的小型公寓，位于湖南路口，建成于1936年，砖混结构，是由建筑师比诺维奇（沙德洋行的签约建筑师）。

该公寓自建成后一直作为民居，现主体风貌尚存，室内保存尚好，可惜原双重采暖系统多己拆除，部分单元结构有所改建。

这一带有许多小公寓，它们建造在很局促的基地上，却又布置得井井有条，与周边的环境严丝合缝，好像天生就是生长在那里面而不是后来才被镶嵌进去的。

240、242、246号：开普敦公寓

1940年这块窄小的地块被公和洋行看中，买下来建造成公寓用作员工宿舍。设计建造由公和洋和亲自操刀。这是一幢混合结构四层楼现代公寓，其沿街立面十分简洁，外墙体涂上淡黄色，朴实无华又充满朝气。长方形与四方形的窗框外凸，让室内充满阳光，很好的满足居住者向往阳光与温暖的传统愿望与居住习惯，方窗旁镶嵌着小圆形的窗洞，内镶四方形的小钢窗，形成和谐的对比，增强了活泼向上的气味。利用锐角地形，将这侧楼体设计建造像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头，劈风斩浪，历经风雨，八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让人感觉惊艳！武康路上的第三艘船。

开普敦公寓最初的用户和业主都是公和洋行职员。公和洋行的主要作品外滩麦加利银行大楼、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沙逊大厦等。这些作品至今仍然是上海历史建筑的翘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为日军占领，并于1942年转给伪"复兴银行"作为行址，两年后又转属"中支振兴株式会社"的中大银行所有。上海解放后这憧老公寓收为国有，底层是附属用房，楼上是住宅，曾居住过许多银行中高层职员。

274号，现代派的花园洋房。

现在以"郑洞国旧居"名义为人所知。

郑抗战英雄、正直的国民党将领。1952年郑离开了上海，房管部门安排了别人入住，直今仍为民居。

这栋花园洋房当年是谁建造的？设计者、施工者是谁？1950年前的使用人？至今都还是一个迷。

现隶属徐房集团，居住有十一户居民，南立面阳台己被封，用作住房，内部则保存更差，多处搭建。

原花园处建造了上海世界学校（后改名淮海中路第二小学，现世界小学）

280弄64号：老上海的"老宅基"。

280弄一带自明清以来一直是李姓居民的世居之地，名曰"李家宅"。随李姓人丁繁衍，聚居地也不断扩大：1941年法租界西区建立后，渐次有了"北李家宅"、"南李家宅"等聚落。

建筑外观为简化的西班牙风格花园住宅，建于1945年前后。如今，房屋内外的原始风貌基本丧失殆尽。

解放后老红军林道生居住在这里。当时任上海警务学校副校长等多项职务。

376号武康庭

地处于前法租界保留得最完好的精华区域，“武康庭”融合了欧洲和海派文化的精髓，为武康路平添一抹优雅与惬意的生活情调。

庭内有餐厅、画廊、专业的葡萄酒店、别致的花店、欧式服装店、休闲咖啡店、一站式美容店等等...坐在西式红砖老宅环绕的庭院，身傍就是鞠态生趣的雕塑品...海派风情，一览无余...

378号：贝祖诒、蒋士云夫妇旧居。

贝祖诒，贝聿铭的父亲。70年代中美建交后贝聿铭还重访武康路寻找旧时的记忆。

贝祖诒的父亲贝理泰是苏州贝氏的第十三世孙。贝氏应是现今华裔家族兴盛最久的家族。是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银行的股东之一。

1927年蒋电召贝诒祖回上海，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

1982年在他的劝说下贝聿铭才接受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的委托，设计和建造的香港这座标志性建筑。

1930年贝诒祖原配庄氏在苏州逝世，去欧洲考察时邂逅蒋士云，两年后在巴黎结婚。回国后任中国银行总裁，蒋随行，但有两个条，一另外置一套房子并与前妻生育的子女分居，二前妻所生子女只能在周末到新家与父亲团聚。为了新家贝答应了这两个苛刻的条件。新家安在法租界福开森路378号。

1974年贝聿铭随尼克松访华，他去了趟离开四十年的378号，可惜，没过多久住宅被拆，这里建了房地局的宾馆。

390号：意大利总领事府邸。

地中海式风格

尼隆1932.5.2到任意大利总领事，初来咋到就当选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团领袖"。随之工作、交际日益繁忙，于是在意大利领事馆外，另外建造了意大利领事府邸，就是福开森路390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因意大利轴心国，南京政府不承认意大利与汪伪政府的外交关系，意大利总领事馆实际上结束了它的使命。根据国际贯例，中国政府收回了意大利在沪的不动产。

391弄1号：周璇旧居

这幢房子建于1916年，是砖木结构的假四层西班牙式小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璇是家喻户晓的歌星和影星，但身世却十分凄苦。寓居武康路后事业如入中天，但她患有神经衰弱。1946年春，应邀前往香港拍片，三个月后回沪拍摄了巜忆江南》巜夜店》。1949年再度赴港，受朱怀德蒙骗与之同居，发现受骗后便断然与他脱离关系，不久生下了他的孩子周民。1952年5月准备与唐棣结婚时，唐被捕，11月生下唐棣儿子周伟。一年后唐被撤销原判，当即释放，回到家才知道周璇己发病住院。1957年7月19日已康复的周璇离开虹桥精神疗养院之时，突发急性脑炎，一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年仅37岁。

392号甲，一幢四层砖木结构的西式别墅，建于1912年。据说投资392号甲别墅的是一位军阀，但随即为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拥有。

曾一度租给某银行高级职员居住。1949年以后，成为上海市公安局的机关宿舍。目前整幢楼已经分隔开来，由多户居民合用，但房屋老化失修，前景堪忧。

393号

寓所占地面积十余亩，北紧挨着福开森路，南面到霞飞路。

黄兴于1916.7.6返回上海，仅几个月后10.31在上海寓所病逝。黄兴病逝，黄兴家族也没有立即离开福开森路393号。黄兴家族迁出后，世界社就搬迁入驻。以后，世界社扩展，1936年开设了－世界中学，1981年改名"沪光中学"，改从淮海中路1788号进出。原黄兴寓所的绿地的大部分已经建设为校舍和操场。

393号的来由，20世纪初，清政府的上海道署"洋务局"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南京西路青海路顶头）设立机构，同时在相近的戈登路（江宁路）建造"道台花园"，就是上海道台会见外国领事或商人的地方。上海光复后，上海军政府急于筹款，开始变卖清政府产业，"道台花园"卖给了英商麦边洋行的老板麦边，后来，麦边又卖给一家酒店，就是"大华饭店"。接待外国领事后"道台衙门"没了，但是，上海得有个外交机构，于是在民国以后，就选择比较偏远的、地价相对低廉的福开森路再造外交场所，就是393号。

393甲，现为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这幢房子是在黄兴先生逝世以后在其寓所后加盖的。中心是旅游者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六下午有“漫游慢品武康路”活动，喜欢的你可以来听听走走看看。

395曾经的科学之家。

395年是一幢巴洛克风格的大型花园住宅，建于1926年，为四层砖木结构，欧陆式的红瓦坡屋顶。

这幢房子的最初主人已无从考证，但曾经是叶恭绰的府邸。

1927年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时，李石曾提议同时设立一个地方性的北平研究院，并出任院长。当时福开森路395号的业主是交通银行帮理叶恭绰，他闻此消息后，慨然以屋相赠。叶恭绰缘何如此大方？与李石曾素有交情自是一个理由。更重要的是，这位北大国学馆和交通大学的创办人热心公益文化事业，一生花了大量精力、财力，收藏了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和敦煌卷子一百余卷等传世珍宝，将九千两百四十五册善本图书捐给上海合众图书馆。

1980年3月平反昭雪后，遵其遗嘱，骨灰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侧仰止亭旁（仰止亭是在中山先生奉安中山陵之前，由叶氏捐款修建，以志他对中山先生知遇之情）

武康大楼：一般满载故事的巨轮

从淮海中路走向武康路，迎面屹立着一艘犹如等待启航的巨轮。因为淮海中路与武康路的夹角小于30度，才使得这幢楼有了这样独特的造型，十分张扬地矗立在闹市中心，神秘而美丽。

20世纪20年代，法商万国储蓄会针对附近缺少适高级商务人士住宅的情况，计划在这儿投资建造一幢住宅。由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操刀设计，于1924年建成。它是邬达克在上海的第五个作品，那一年他才二十七岁。

这幢公寓建战后占地1580平方米，公寓最初名字"L.SS公寓"，一战后重新命名为诺曼底公寓。1953年，诺曼底公寓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武康大楼。

武康大楼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大楼，南面沿街底层是欧洲老式骑楼样式，连绵的拱形门洞构成了一个半开放式的走廊，从门洞中看得见里面店面的成列，这是邬达克的一个独特思路。

武康大楼的大门十分低调，看起来丝毫也不起眼，但步入楼下大厅，宽敞的空间令人豁然开朗，悄无声息间体现了对居住者的尊重。

直至1942年之前，武康大楼没有住过中国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武康大楼十室九空，几无人声。

离武康大楼一步之遥的新华影业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于是，许多电影圈人士便陆续住入武康大楼，如王人美《渔光曲》、袁牧之《风云儿女》等。抗战胜利后，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把武康大楼买了下来，成为最大的业主。

新中国成立后，武康大楼名流如云。王人美、赵丹夫妇、郑君里、孙道临王文娟夫妇，孙王夫妇住的新楼404室正是当年孔二小姐的闺房，自至2008年1月，孙道临在这幢楼里走完了他86年的人生旅途。

走在武康路上，仿佛走进了一部流淌在时光里的老电影，岁月的痕迹落在街道两边。

一憧房子

一个门廊

一个转角

会让你怀疑自己是否身处巴黎。

温暖的阳光照着新人

美丽的鲜花笑迎游人

可爱的小朋友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

网红冰淇淋店，天天排长队

岁月如此静好

恰如萧伯纳对武康路的赞美：

“走进这里，

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

不会画画的人想画画，

不会唱歌的人想唱歌，

感觉美妙极了。”

武康大楼这艘华丽斑驳的船，永远泊在最有风情的街角，等待启航。

摄于

2012.02.02

2016.10.23

2019.05.04，05.07

文字资料来源于《武康路》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