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的危害性大家都答得差不多了，我偏个题，来说说关于鼠疫的一个人国士无双零、前言鼠疫在历史上有着三次大爆发第一次，起源于公元542年爆发于查士丁尼大帝统治下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对，就是搞了《国法大全》的那位。在瘟疫传播的高峰期，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总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飘掠肆虐两个世纪之久。人们把这次起源于公元542年的鼠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欧洲南部1／5的人口丧命，它以后五、六十年间里又有几起流行，估计总死亡人数达1亿人。（引用部分来自百度，下同）第二次，起源于中世纪，延绵数百年。也正是这一次的恐怖，奠定了鼠疫“黑死病”的恐怖名头。1348～1351年在欧洲迅速蔓延，患者3～5天内即死，3年内丧生人数达6200万（有的说是3000万），欧洲人口减少近1/4，其中威尼斯减70%，英国减58%，法国减3/4。从1350～1400年间的欧洲人寿命从30岁缩短到仅仅20岁。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10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个16、17世纪，鼠疫仍是威胁欧洲人生命的头号元凶，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1664年到1665年，伦敦再次发生鼠疫大流行，鼠疫就是在这次流行中被命名为“黑死病”（Black death）第三次，则来到了我们中国。1894年，香港地区爆发鼠疫，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逾千万人。其中，印度最严重，20年内死亡102万多人。此次疫情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一、乱起1910年，末代大清，鼠疫从西伯利亚肆虐而至，很快蔓延到女真龙兴之地，日俄争霸之锋，中国东北。10月26日，第一例病例报告出现在满洲里10月27日，哈尔滨被鼠疫攻克10月30日，长春告急11月02日，沈阳沦陷11月15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数万中国人聚居的傅家甸因感染死亡人数过多被隔离大清朝野震惊。日俄均以防疫为由，准备抢夺东北控制权，各国外交使团频频施加压力。时任外务部右丞，年仅33岁，因为冷静果断处理1908年伊藤博文案而声名鹊起的政治新星施肇基挺身而出，请求担任防疫大臣。施肇基先生是中国的外交先驱，中国历史上首位美国康奈尔大学学生，先后获得本科、文学硕士以及PHD。作为一位外交家，防治鼠疫只是他的一次友情客串而已。除了之前提到的伊藤博文案，之后他三度担任中国驻美公使（大清一次，民国二次，其中1935年升级为大使后成为中国首位驻美大使），一次担任驻英公使（民国），二战后担任中国联合国代表团高级顾问。而对于中国教育洗礼的同学们来说，他代表参加的最出名的一次会议，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参加者除了时任驻英公使的他之外，还有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比公使魏宸组，以及，另一位广为人知的杰出外交官，巴黎和会中国全权代表，时任驻美公使，顾维钧。但是很遗憾，今天，我们的主角不是年少得志的施肇基。施肇基在当上了防疫大臣后，遍邀名医去东北主持防疫工作。但是均遭到了婉拒。行医而已，谁也不希望把自己搭进去。直到他找到了那个比他还年轻2岁的医生。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年仅31岁的他带着自己的助手兼学生林家瑞以及简单的医学仪器，两个人迎着汹涌的逃难人潮，向东北出发。1910年12月24日，平安夜，到达哈尔滨，一座已经被鼠疫统治的死城。鼠疫可以肆虐多久？第一次爆发是2个世纪第二次爆发是4个世纪而这一次在哈尔滨，这位医生到来之后，仅用67天，就将鼠疫扼杀。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国士无双，伍连德。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史记·淮阴侯列传》二、缘生施肇基作为中国近代史首批学霸，手握康奈尔三个学位外加首位康奈尔中国毕业生的名头，自然可以藐视众生的。但是正所谓人间自有妖孽在，学霸之外有学神。第一个进入剑桥的华人，24岁就拿到剑桥大学5个学位（医学学士、文学学士、外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的伍连德呵呵一笑。很遗憾，严格来说，他不是中国人，只是华人。伍连德，字星联 ，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当时为英属），祖籍广东新宁。1896年，17岁的伍连德获得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学习。1903年，7年时间拿下5个学位，师从诺贝尔奖得主Elie Metchnikoff教授与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教授。1905年，伍连德与施肇基相识。谁都没想到，5年后他们会再一次站在一起。1907年，28岁的伍连德受袁世凯邀请，归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将和大多数首批留学生一样，在此后数十年的历史巨变中，如无根之萍，随波沉浮，最终化成一声悲叹，飘散在图书馆厚厚的典籍杂文中。但是，1910年底，在离1911年10月10日，20世纪中国历史剧变的开始仅仅不到一年，他出现在了哈尔滨。这一刻，命运选择了他，或者说，他选择了命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三、狂澜2003年，非典爆发。历时四个月，内地13亿人口中，共确诊5327例，死亡349人。帝都全城恐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口罩、白醋、板蓝根飙至天价，千金难求。军队出动，仅仅数日，小汤山医院拔地而起，京城各大医院专家入驻。全国各地组织顶尖医疗团队赴京增援。全球实验室马力全开，以求找出病源。举国之力，抗击非典1910年，东北鼠疫。东北1400万人口，最终死亡6万余人，感染者不计其数，仅傅家甸死亡就超过总人数1/4。东北地区甚至没有像样的西医医院，医生数量将将达到两位数。横尸遍野，疫水横行。口罩手套很少人使用，对于文盲率接近100%的中国人来说，“传染”“隔离”实在是很难理解。千里之外，英国一个叫弗莱明的年轻医生刚刚取得了自己的外科资格证书，并决定留在母校跟随老师，从事痤疮和梅毒的免疫研究。直到19年后，他才在因缘际会之下，发现了抗生素。当时的东北，药品储备基本是个笑话。而伍连德手上，只有自己的学生，和之前在东北的两位连“接触患者时自我保护”都不知道的医生。时值年末，除夕很快到来，大批闯关东的汉子们要带着他们一年的收成，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以及带着他们身上的鼠疫杆菌和因为鼠疫死亡的亲人的尸体，回到关内。全国大爆发近在眼前。伍连德到达后立刻用英文电报向施肇基报告了现状：（1）医无素养之困难；（2）药品无储备之困难；（3）财政应付不及之困难；（4）病院隔离筹备不及之困难；（5）断绝交通之困难；（6）焚毁尸体、物品隔离之困难。无人、无药、无钱、无地、无权、无力。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孙子兵法》对面是肆虐人间上千年的妖魔，这边，只有一己之力。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深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亮剑》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战斗，开始了。四、谋定北里柴三郎，日本细菌学家。履历无比炫目：师从发现了结核杆菌的德国科赫教授，世界首位分离出破伤风杆菌（1889），将免血清免疫的方法应用于白喉和破伤风的治疗，开启了血清学领域。回国后自建细菌研究所，指导志贺发现了志贺杆菌（1898），后在如今日本的首相摇篮，庆应义塾，创办了医学部。自己也加授男爵。而在他履历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于1894年，第三次鼠疫爆发之后，分离出了鼠疫的致病原——鼠疫杆菌。在当时的医学界，在对鼠疫杆菌进行了初步研究后，以北里柴三郎为首的科学家们普遍认知是鼠疫是由鼠传染给人的，而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因此，对抗鼠疫的方法也非常简单：灭鼠！伍连德到了哈尔滨，很快发现了问题。哈尔滨的冬天动辄零下数十度，老鼠怎么会大规模活动？就算天地有异变老鼠乱跑，跑一次也应消停了，怎么疫情还在不断加重？他仔细调查了爆发最严重的傅家甸，发现发生在这一区域瘟疫之疫源，来自满洲里的一个俄国人和当地人捉土拨鼠的窝棚。土拨鼠，亦称旱獭，属啮齿类，主要生存在蒙古、俄国贝加尔湖和中国东北地区，是一种穴居于干燥寒冷地带的小动物。要注意的是，学名是旱獭，和老鼠并不是同一个物种。当时的东北，尽管俄军新败于日本，仍有大量俄国人在此。俄国人钟爱紫貂皮毛制作的各类服饰用于御寒。可人多貂少，一皮难求。而中国自古以来悠久的山寨传统，自然有许多精明之士想到了皮毛肤色相近的土拨鼠来代替紫貂。到了1910年，市场上的假紫貂皮已经到达了令人瞠目结舌的250万件。伍连德立刻让助手想办法找来土拨鼠进行研究。12月27日，一位旅店的店主患鼠疫而死。伍连德赶到后，立刻问小厮：之前是否有皮毛商人入住？小厮说：有，一周前刚走。传染链渐渐浮出了水面，接下来只需要在死者和土拨鼠体内找到鼠疫杆菌，就能明确病魔所在！但是当时清政府禁止尸体解剖，同行的两位医生极力劝阻，伍连德不为所动，毅然不顾风险，和助手二人就地解剖尸体，获取了重要的脏器和血液标本。回到实验室，在显微镜下很快在器官，尤其是心、肺和血液中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经过培养，三天后出现了大量鼠疫菌团。而与此同时，在土拨鼠体内，也发现了大量鼠疫杆菌团！伍连德确定这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和唾液的传染，而并非鼠传染给人。立刻给施肇基发电报，要求想办法让政府予以配合进行隔离。在他的心中，征服鼠疫，指日可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五、惊变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对哈尔滨进行全面布控，尤其是傅家甸所有的公共设施，旅馆、饭店、商店，均全面消毒，对病人和家属实行严格的隔离，对有可能接触病人者，必须呆在家里自行隔离。然而很遗憾，当时在东北的话事人，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把东北当成了殖民地的各国友人们，尤其是日本及俄国。想要控制疫情，必须争取到他们的支持。伍连德首先拜访了俄国时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将军。俄国当时已经派了医学专家依沙恩斯基过来。所以拜访时，二人并不相信一个来自中国的医生会有什么样正确的看法。但是伍连德张口就是流利的英语，让二人震惊不已，收起了藐视之心。伍连德告诉他们，他已经通过尸体解剖、样品观察以及细菌培养，得出了此地流行鼠疫的结论，并阐述了该病菌是通过呼吸和唾液传播方式。霍尔瓦特出于保护俄侨的考虑，很快就将1300节火车车皮（内置取暖火炉）批给了伍连德医生，使医生有了一个较宽裕的临时疫病隔离所。伍连德说服那密切接触患者的人，并陆续将他们安置到这里。病人则送到防疫医院。相关家属和一般接触则在家里自行监测。接下来是日本。哈尔滨瘟疫刚刚爆发之际，日本同样也派了一名医生来调查。这位医生，恰好就是北里柴三郎教授的学生。同样，出身名门大派的他看不起来自中国的赤脚医生们。直到伍连德的助手林瑞生告诉他，伍连德医生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但是，他仍然坚持着师门的“鼠疫源于鼠传染人”的思想，在之前已经解剖了数百只老鼠，并请伍连德观看他解剖老鼠的样本，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从一只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因此，哈尔滨流行的并不是鼠疫。对方毕竟是鼠疫杆菌鼻祖的得意门生，伍连德深感难以说服对方，只得做罢。1911年1月2日，政府第一批增援赶到。仅有一人。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梅斯尼。时年45岁，比伍连德大13岁。与日本人一样，傲慢的法国人并不相信伍连德的“人人传染”的说法，坚定地认为灭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方法。在谈话中，他控制不住自己，面对伍连德挥舞双手，瞪大眼睛喊叫：“你这个中国佬竟敢蔑视我，目无你的尊长。”甚至还要与伍连德抢夺防疫控制权。无人信，无人服，隔离工作举步维艰，鼠疫发病和死亡人数每日飙涨，人人自危，户户惊恐。伍连德陷入了绝境，向施肇基求救。施肇基上报清廷。然而，在那个西方医学远盛于东方的年代，无数西方专家的反对下，一个仅仅初出茅庐的伍连德的说法，又如何能够让清廷大人们相信呢？历史在此时展现出了它黑色幽默的一面。当时已经有很多人逃回了关内，鼠疫的恐慌开始在全国弥漫。东三省与北京近在咫尺，清廷也开始了恐慌，担心有朝一日，这个恶魔狞笑着扑向紫禁城。而伍连德所提出的隔离患者，全城戒严的方法让清廷大喜过望，对施肇基的奏章，毫不犹豫地批准，直接任命任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并且免去梅斯尼职务。但是仅仅有朝廷的支持是不够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想要真正掌握话语权，还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历史再一次垂青了伍连德，用另一个人的生命，为他扫清了所有障碍。这个悲剧人物，就是梅斯尼。被清廷停止职务后，不甘束手的梅斯尼去了俄方医院，现场查看病人。为防止感染鼠疫，他戴上了白袍、白帽、胶皮手套来隔绝一切可能的与老鼠接触的部位。但是很遗憾，他仍然没有相信，那个比他小13岁的年轻中国医官所说的，鼠疫会通过呼吸和唾液传染。所以，他没有戴口罩。1月5日，梅斯尼被停职后立刻去看病人，之后从医院回到住处，一切正常。1月8日，梅斯尼开始出现低热，头痛，发烧。夜里烦躁不安。1月9日，凌晨开始出现咳嗽伴有咳痰。立刻被送至俄方医院抢救。1月10日，注射免疫血清，连续治疗24小时后病情仍在加重，开始大量咯血，很快失去意识。血中检测出鼠疫杆菌。1月11日，梅斯尼死于鼠疫。距离他来到哈尔滨，仅仅9天。梅斯尼之死震惊了所有在哈尔滨的各国使馆，以及当地政府。如果连中国医学最高学府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都不能幸免，那么没有人是安全的。在死亡的恐慌下，关内来的医生们得到了无比的优待，政府高官们甚至腾出自己的官邸，请他们和自己同吃同住。而伍连德，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信任。尽管在大人们的眼中，这些关外匪民的生死远不及自己身家性命紧要。但无论如何，在清廷、当地政府和霍尔瓦特的强力支持下，防疫控制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留侯论》六、烟横为了控制疫情，伍连德将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域，隔离监控。开始训练大量医务人员取代警察进行疫情监测。同时，调动了数百名军队及警察封锁隔离区，尤其严禁毛皮商人进入。最重要的是，有了人事大权之后，果断撤职了一些无能的医官和隔离区官员。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杀伐决断之下，渐渐稳住了人心。但是面对鼠疫，仅仅有雷霆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千金妙方。尽管已经隔离，但是城中死尸无数，卫生状况极差，处处危险，步步惊心。伍连德在梅斯尼的死上汲取了足够的教训，开始设计了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这种口罩，后世被称作“伍氏口罩”（图片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副研究员马学博）学过生物的同学都知道,传染的三大要素是：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易感人群没什么好说的，只要不是外星人，都是鼠疫的易感人群。口罩解决了传播途径问题，那么最后，就到了解决传染源的时候了。其时土拨鼠已不多，真正威胁最大的传染源，是那些死尸。由于死亡人数过多，且冬天木材紧缺，大量死者无法下葬，随意抛在街道中。伍连德当机立断，上书请求准许火葬。1985年2月8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中国土葬改革拉开大幕。其时中国刚刚经过建国后近三十年动乱，尤其是十年浩劫已将旧社会的礼义廉耻冲击地七零八落。就在这种情况下，火葬推进的过程中，仍然产生了无数阻力，在基层，火葬和计生成为了官民对抗的焦点，全国各地每天都爆发着流血事件，延绵十余年。而在1911年的清朝，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更是最根本的伦常道德。伍连德的提议掀起了轩然大波。幸运的是，他的身后，始终站着那位比他大两岁的友人，施肇基。靠着自己精纯的政治手段和圆滑的外交技巧，加上鼠疫巨大的恐慌，施肇基成功说服了清廷，同意将弃尸予以火葬。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1911年1月31日，大年初一。破旧岁，迎禧福。傅家甸却全无过节氛围。24000名中国人里，已经有超过1/4死于鼠疫。两千多具疫尸曝于荒野。防疫人员将尸体堆成22堆，每堆100具。伍连德要求文武官员全数到场，同时还有大量百姓围观。倒上煤油，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集体火化。同时，大量发放传单，鼓励百姓在新年里多放鞭炮。不仅仅在心理上让百姓们有了消灾辟邪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利用鞭炮散发出的硫磺味道灭菌，有良好的消毒效果。尤其是在全城燃放鞭炮，对弥漫在空中的病菌是一次极好的驱赶和灭杀。2月6日，俄医务总监马里诺夫斯基医生扺哈，经过认真考察，他立即在俄侨聚居地效仿伍连德的做法，开始焚烧病尸。俄国人共焚烧了1416具疫尸，其中1002具是从坟墓中挖掘出来后，再进行焚烧。同时，也对疫情严重地区患者接触过的家具、生活用品等一并焚烧。（图片来自《中国医史》，王吉民，伍连德著，1932年出版于上海）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七、辟易焚烧过后，全城死亡人数急速下降，感染者也越来越少。1911年3月1日，距离伍连德到达哈尔滨67天。深夜，所有防疫人员聚集在总部内，就像《环太平洋》的基地一样，仰头观看时钟。随着零点钟声的敲响，爆发出热烈的欢呼。24小时内，哈尔滨无一例死亡，无一例感染。之后数日，均无感染及死亡。伍连德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并亲率防疫人员走进居民区看望市民。百姓走上街头欢庆，喜极而泣。劫后余生，恍若隔世。此次东北的鼠疫流行，共吞噬6万余条生命，其中傅家甸为7200余人。在此次防疫行动中，参与工作人员2943名，297人殉职，其中包括梅斯尼医生。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了鼠疫，用自己的生命为后来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研究资料。让我们对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图片来自《中国医史》，王吉民，伍连德著，1932年出版于上海）鼠疫结束了，但是伍连德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根据在这次鼠疫中得出的成果，他提出了一项改变了鼠疫研究史的学说：肺鼠疫。从这项理论开始，鼠疫在后世的研究中逐渐分成了腺鼠疫（鼠传染人），肺鼠疫（人人之间可传染），败血症鼠疫等等。1911年4月3日，他邀请11国专家，于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年仅32岁的伍连德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而担任副主席的，正是鼠疫鼻祖，北里柴三郎。会议上，伍连德主持，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图片来自《中国医史》，王吉民，伍连德著，1932年出版于上海）（大会会议录，图片来自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程光胜）1913年，他整理的相关文章发布在了医学顶级杂志柳叶刀《Lancet》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位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1926年，他将自己的疾病资料整理出版：《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1926，肺鼠疫论述）。这部480页的鼠疫理论专著，正式创立了“肺鼠疫”学说，被誉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威德遐被，四方宾服” “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成祖本纪》八、百战1918年，乱世开端。刚刚当上山西王不久的阎锡山，之前在段祺瑞和孙中山护法军的战争中站在了段祺瑞一方，最终导致手下精锐第一混成旅全军覆没。只得老老实实在山西休养生息。然而，命运却没有给他修养的机会。1918年1月1日，北洋政府接到急电，山西鼠疫爆发。但是好在，命运给他关上了门的同时，还给他开了一扇窗。这扇窗的名字，叫做伍连德。北洋政府委派伍连德全权负责。在伍连德的指导下，1月5日，山西军政当局下令“遮断交通，严密检查，则南下行旅不可复返”。之后，阎锡山调动所有部队，围绕疫情最严重的临县组织起三条防线。时近年末，无数商旅企盼归家。但是在军队的强力弹压下，疫情没有过度蔓延。虽然蔓延28县，导致2667人死亡（多为疫情中心的临县及兴县），但是，疫情在蔓延74天后，即被扑灭。1920年10月，东北鼠疫再起，仍然是从满洲里传至哈尔滨。驻守东北多年的伍连德早有准备，尽管在乱世，手中无权无钱无人，仍然成功将死亡人数控制在5000人以内。1911年万国大会后，他被皇帝亲自加封医学进士。国际医学联盟授予“鼠疫斗士”称号。晚年梁启超评：“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梁启超手书鼠疫的战争结束了。但是仍然有许多战场等着他去开拓。他先后两次杜绝了哈尔滨霍乱的大流行，杜绝了上海爆发的中国最大的霍乱的流行。他负责成立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陆续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他一生致力于禁毒事业，无奈在那个鸦片泛滥，甚至民间流传着鸦片能预防鼠疫的年代，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专注于中国医学的发展，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亲手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即今日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作为中方代表，陪同并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人员，建立了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伍连德博士与洛克菲勒基金会Welch 医生和 Victor G. Heiser　博士在PUMC。（礼露 供图）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九、衣锦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上海主持防疫工作的伍连德，被日军飞机炸毁了他在上海的寓所，妻子黄淑琼去世。他被迫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故乡，马来西亚的槟城。成为了一位普通的医生。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过他为之付出了青春与热血的东北。1959年，剑桥大学出版了他的英文自传：《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鼠疫斗士：一个中国医生的自传）尽管今日，很多人认为他只是华侨，但是在他心中，自己就是一位中国人。而写作这部传记的提议，来自一个更加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伍连德的剑桥师弟，李约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后来，这个问题在当代的中国大学考场上折磨过无数大学生：“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曾经有一个人，用他伟大的努力，证明了中国人，也可以在科学领域做到世界顶尖。只是当时，这个人已经无法再回答了。1960年1月21日，槟榔屿邹新庆律卅九号，一位伟大而平凡的医生因心脏病逝世。1月27日，《泰晤士报》写道：伍连德是“流行病的英勇斗士”，“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The Old China, to which the author had devoted the best part of his life, from the later days of the Manchu Dynasty through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until the collapse of the Kuomintang regime, is still fresh in the minds of many, and it is hoped that the ascendency of the new Chines People’s Government may result in the continued happiness and prospersity of that great country, which in the course of its 4000-5000 years of history has seen so many triumphs and vicissitudes before achieving its present status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Wu Lien-Teh
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的希望她能更加繁荣昌盛。
伍连德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贺新郎》十、沧桑诺贝尔奖规定，获得提名但未获奖的科学家只有在颁奖50年后才能解密。在2007年，诺贝尔官方公布了1901-1951年的所有获得提名的科学家。在生理和医学奖中，50年来，只有一位中国人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单中。他获得提名的理由是“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1935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提名：伍连德。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后经多次修订，覆盖了所有常见传染病。无数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如艾滋、甲流、非典、梅毒、血吸虫病、炭疽、结核、伤寒、猩红热、狂犬病、乙肝、疟疾等等，都排在了乙类传染病。危害最大的甲类，始终只有两种，鼠疫，霍乱。鼠疫，又名：一号病。在21世纪初的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坐在图书馆民国史书架旁，看着军阀们在纸卷油墨中纵横驰骋。直到，翻到了一本《国士无双伍连德》。“这货是谁？国士无双？打仗像韩信一样厉害？我怎么没听说过？”我自言自语，打开了这本书，走进了百年前一位前辈的世界。民国，不仅仅有北洋军阀，文学大师也有着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然而今日，我们熟知鲁迅巴胡适的轶事，了解中正百川的趣闻，却没有人曾经记住那位拯救了无数人民的医生。杀戮者长享纪念，作文者永垂不朽。救人者，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临江仙－渔樵问答》完。参考文献1、《国士无双伍连德》王哲著，2007年出版2、《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伍连德著，程光胜等译，2011年出版3、《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本土发表最高国际顶级期刊的人是谁？》科学网秦逸人博客4、《铭记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科学网秦逸人博客5、《伍连德医生——纪念伍连德医生扑灭东北鼠疫100周年》阿成，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7日12版6、《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曹树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7、《伍连德博士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礼露，中新网2007年10月14日谨以此文致敬伍连德先生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结合近些年的研究成果，谈一下为什么要质疑吴承恩说。我大致从现代学术开篇的鲁迅胡适钦定吴承恩问题，地方志著录的唯一所谓铁证问题，吴承恩在“荆王府”待过就认为是证据问题，以及淮安地方人赖以牵强附会的方言问题，说一说“吴承恩说”有多站不住脚。肯定吴承恩说的人，一句话，基本没有铁证。但是鲁迅胡适的“钦点”之力太大，因此，往往那些稍微靠点儿边的材料就会被拿来过度引申，硬往吴承恩身上搁。再就是蔡铁鹰等人从《射阳集》的诗文中找出一些内证，包括《二郎搜山图歌》这样跟《西游记》内容有映射的诗。但是，内证只能是认定为吴作后的辅助材料，因为文字内容的疑似接近、某风格的相像不能成为论证的有力材料，打个比方，今天人假设不知道《望岳》是谁写的，考证说这样荡气回肠的诗歌不太像杜甫沉郁的风格，李白也曾去过泰山，还写过《泰山吟》，因此《望岳》很像是李白在登山之前写的。你是不是觉得很滑稽？吴承恩诗文集与《西游记》的对应，就是采用了这样一条思路。这些暂且不谈。不过，我也承认，除了吴承恩，我们还无法将世本《西游记》作者框定为其他一个人的具体名字。1.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在民国前，没啥影响力，清代人主要认为《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当然，今天来看，此说已不值一驳了。吴承恩说，是鲁迅、胡适两位文化巨擘合作“钦定”下来的，他们是基于几个清代人的一些猜测推理出的结论。但他们的考证真得很深入吗？并没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乡邦文献，尤为人所乐道，故是后山阳人如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等，已皆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吴玉搢（《山阳志遗》）亦云然，而尚疑是演邱处机书，犹罗贯中之演陈寿《三国志》者，当由未见二卷本，故其说如此；又谓“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则第志俗说而已。…………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见《天启淮安府志》一六及一九《光绪淮安府志》贡举表），余未详。又能诗，其“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陈文烛序语），为有明一代淮郡诗人之冠，而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邱正纲收拾残缺为《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吴玉搢尽收入《山阳耆旧集》中（《山阳志遗》四）。然同治间修《山阳县志》者，于《人物志》中去其“善谐剧著杂记”语，于《艺文志》又不列《西游记》之目，于是吴氏之性行遂失真，而知《西游记》之出于吴氏者亦愈少矣。这则材料说了俩问题，一是清代有几个淮安人说，书里面多他们家那儿的方言，二是说《淮安府志》，一个地方志，在吴承恩条下面有个“《西游记》”的字样。可是，对于吴承恩到底写的“西游记”，是不是清代人看到的《西游记》（今人看到的本子都是根据明万历年间世德堂本整理的。清代的本子并非是世德堂本，存在一些不同，但是基本也是世本的底子），他们几个淮安人似乎也说不清楚。文中说，有人讲吴承恩写的是《后西游记》，大概《西游记》作者仍然是丘处机；而后来的淮安地方地方志里面，吴承恩条底下就没有《西游记》了。所以你看，这些材料的立论都是比较随意的，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仅靠这些其实只能算推理依据，而不能作为铁证。胡适的考证是收到了鲁迅给他的这些材料才写的：《中国旧小说考证·西游记考证》：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天启《淮安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1626，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据了。可见，胡适自己并没有作细致的考证。材料也没超出鲁迅的范畴。《史略》《考证》二书可以说是中国古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价值与意义不须赘述。但是二位大师并非一无错处，一来，两人的年代很多材料没看到，就是世德堂本当时都没看到，很多东西是很有局限性的；二来两人都忙得很，不是专门作小说考证的，很多问题的见识确实独到，但是考证不免于粗疏。特别是胡适，比如他考证《醒世姻缘传》，还曾说是蒲松龄写的，这就牵强了。因此，吴承恩说从它的诞生就是有问题的，根基不稳的。2.谈谈地方志著录问题。地方志里面往往有目录，也就是说，某地方出了啥名人，然后在名人后面，把他的著作名字列一遍。《淮安府志》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列有吴承恩著作目录：《射阳集》《春秋列传序》《西游记》。首先，古代的地方志基本不列通俗小说，他们认为鄙俚、不登大雅，而《淮安府志》除了《西游记》疑似为通俗小说，不见别的著作。可见，怀疑这个“西游记”，不是一部章回小说，并非空穴来风，是完全合理的。此外，《西游记》若没有小说名字的先入为主，自然正常人会认为它是一部游记，往西边走去旅游，写了一部游记。因此，就有人说了，《西游记》不可能是一部游记，因为根据吴承恩的生平资料，他根本就没去过“西部”。我也承认，这确实不是“一部”《西游记》，因为它很可能是“一篇”《西游记》。你看《春秋列传序》，它肯定是一篇序文，也就是说，府志在搜罗吴承恩著作的时候，他的《射阳集》已经编好了，但是还有《春秋列传序》这样的未收入文章，所以就直接列在别集后面。如果《西游记》是一部百回本的大部头小说，他为何不放在一部同样大部头的别集后面，而要放在一篇孤零零序文后面呢？很明显，《西游记》大概也是一篇未收文。而“西游”未必要去所谓的“西部”吧，去趟西山、游趟西凉河都可以叫“西游”啊~再者，同样是目录书，明末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明确是将吴承恩《西游记》放在“地理游记类”条目中的。这个我觉得要比《淮安府志》证据更铁一些吧，起码是平等效力的材料。可是持吴承恩说的，就要反驳了，黄虞稷可能根本没看过西游记，自作主张，或者疏忽大意分类分错了。诚然，黄虞稷存在疏忽的可能。但是，你可以质疑黄虞稷这个有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出现了纰漏，但是，你必须要有相同的标准，你为什么认为目录学水平根本与黄虞稷不是一个档次的，一个地方志的编写者（地方志编写者，多就是地方文人，你可以想想你们家乡市里县里文化局里人啥水平），他所记的就都是真的，他所记的书目就都是他自己看到的呢？也就是说，凭什么你认为唯一佐证吴承恩说的地方志记载是对的，对吴承恩说不利的别的目录书就肯定错了，这逻辑不通嘛。地方志的编写往往水平有限，出现讹误、疏漏十分正常，书目性质不严谨也是常有的事情。3.谈谈荆王府问题。《西游记》与明代“藩王府”的渊源，是很专业的问题，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而且也比较复杂。我认为很多学者持吴承恩说，竭力拿荆王府说事，以为有理得很，也经常写一些东西，大谈《西游记》跟明代荆王府的关系，什么哪个国家映射荆王府云云。其实，是把这个问题本末倒置了。因为，不是《西游记》跟荆王府有关，而是与“王府”有关，有人先认为是吴承恩，才又推出荆王府的，这个逻辑要先捋明白。王府跟《西游记》怎么扯上的？源于几条材料。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世德堂本《西游记》中有陈元之的序文，其中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近意趼跑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简而言之，“天潢何侯王之国”就是藩王府，“八公之徒”就是藩王府的门客。陈元之是说，我看到了这个叫《西游记》的书，但已经不知道是谁写的了，有人说流出于藩王府，可能是王府门客写的，也有人说是藩王自己写的。这是对于《西游记》作者考证最重要的证据，因为他不是推论，而是耳闻，尽管不一定准确，但比起清朝人主观推论要靠谱的多，因为他的年代相近，同时没有说谎的动机，他自己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就是听人说是啥啥啥，这没什么编造的意义。但人家陈元之没说是“荆王府”，而是“王府”。明代的王府多了去了，怎么确定哪一个呢？反正荆王府的证据还不如以下有关王府的材料靠谱。第一条：明代盛于斯在《休庵影语》中说:余幼时读《西游记》, 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 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 遂抹杀之。后十余年, 会周如山云:“ 此样抄本, 初出自周邸……周邸就是周王府，在河南。第二条更重要，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中记载了一些官刻、王府刻的书目，在“登州府”“鲁府”都著录有《西游记》。但这个《西游记》要比地方志里面更像是小说，因为《古今书刻》里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你总不能说它们是游记吧？登州府、鲁府在山东。所以，吴承恩曾去过荆王府任职，这是板上钉钉的问题。可是，这不是说，他去过某王府，就一定跟《西游记》有关系。这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明代读书人不中科举，很多就是去王府、高官府中做门客。因此，不要把一个普通事件，作为推理的充分条件。因为，荆王府除了吴承恩这一条线，跟《西游记》无任何关系。假设作者不是吴承恩，那谈荆王府毫无意义。惟有认为吴承恩是作者，才能拿荆王府作为辅助材料作为证明。而不是本末倒置，因为吴承恩去过荆王府，而证明他是作者。而一旦认定是吴承恩，那黄虞稷盛於斯周弘祖的材料，所持此论者只有一种可爱的解释，他们都记错了……4.最后说方言问题。清代吴玉搢等人说，《西游记》多淮安一带方言，鲁迅、胡适不是淮安人，也不知道淮安话咋说，所以就信以为真。他们也不作方言研究，因此也就没有做过考证。但是，《西游记》真的是淮安方言吗？首先必须要承认一点，三四百年前的方言与我们今天存在一些差距，我们不能完全依据今天的方言说明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很多文学研究前辈都会犯的，就是用具体出现的一些方言词汇去框定地域，这是极不严谨的。比如他们默认了作者是吴承恩，看到方言词语就去比较淮安方言，一看里面确实有，那这就是淮安方言啊，没毛病。殊不知，很多方言词汇是属于整个北方地区的，抑或是鲁、苏北、豫、皖地区所通用的，是淮安方言不意味着为淮安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黄素秋先生的注释，就很多这种情况。黄先生因为是五十年代做的这项工作，那时候吴承恩说限于材料以及治学方式的局限，基本是铁案。因此他想当然默认为淮安方言也说得过去吧，老先生嘛。而且，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系统、专门地去考证《西游记》方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因为关注《西游记》的都是古代文学专业的，他们的方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相对欠缺，只能片面地、直观地去考察一些具体问题。但是，前年（2018）《明清小说研究》第3期刊登了一篇文章：王守亮：《<西游记>中的山东方言词汇例释———兼及黄素秋注与李洪甫注》，他就细致考索了《西游记》中的方言，发现根本就不是淮安方言占主导，而是山东方言比较集中。所以，这就尴尬了。因为确实，淮安方言很多地方是站不住脚的，你先入为主地去看，当然能找出一些佐证，但若是你认真去考察了，好多东西经不住推敲。另外，指示非吴承恩作的研究也零星存在一些。举一个好玩的，华东师大陈大康先生考证，吴承恩的父亲是个倒插门女婿，早年潦倒落魄。很多吴承恩的材料证明，吴承恩对自己的这一出身很在意，是他的一个痛点，比较敏感。但是《西游记》里面却特别喜欢写倒插门女婿的事情，比如唐僧父亲就是倒插门。甚至猪八戒也是倒插门，而且还有坐山招夫、撞天婚的情节，这些都是在嘲讽倒插门女婿，吴承恩自己比较忌讳这一出身，不太可能在小说里写这些东西吧。是不是吴承恩写的，本质是个学术问题，都可以探讨。但是在今天，吴承恩家乡靠西游记发展起那么大的文化产业，基于吴作说又衍生出那么多的学术问题、社会影响、文化热点（章承恩），这就不是仅仅尴尬的事儿了。倘若真是吴承恩还则罢了，若不是吴承恩作的，那真的牵扯太大了。如果没有《西游记》，吴承恩只是一个文学史都难进入的地方文人。但是有了《西游记》，他一跃成为古代文学史上的大文豪了，这是令人唏嘘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