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日本为何从东北开始侵略选择沈阳的原因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4-04-18 03:17 标签： 日本为何从东北开始侵略

2022-12-14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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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评说发布于：湖北省
二战，是一个名词、一种记忆、一段惨痛的历史、一场空前的浩劫。
普遍意义上的二战，是指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在整整6年间，以德国、意大利、日本3个法西斯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帮凶国为一方，与以反法西斯国家为另一方展开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史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
二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全球有61个国家和地区参战，20亿以上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战火烧遍了全球六大洲四大洋，导致约9000万人死亡，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而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提前了整整8年，以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为标志，中国人民就开始了长达14年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
日军为什么选择9月18日发动事变，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有什么历史玄机？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岛国，国土面积只有377.835平方公里，比我国的云南省还少6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也十分匮乏，野心勃勃的日本早就对地大物博的中国觊觎已久。
早在1927年夏天，日本内阁就在首都东京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
随后在同年7月，日本内阁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为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法西斯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并于1931年5月派遣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我东北边境屯垦地区。
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携带间谍器材大肆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搜集了大量情报，被中国东北军屯星第三团关玉衡部现场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
看到派出的间谍有去无回杳无音信，日本关东军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当年7月份侦知了事情原委，并将计就计倒打一耙，将“中村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
以此为借口，从1931年7月开始，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就把大量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8月，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公开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随后进一步做好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同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的作战计划报告，并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直到9月18日事变当天，本庄繁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经过长达数年的思想发动、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发动侵华战争的阴谋昭然若揭。
但在日本国内，对是否选择这个时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仍然存在分歧，日军参谋总长金谷范等人认为时机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等待。
9月中旬，在奉天（沈阳旧称）柳町一家叫做“菊文饭店”的大厅里，一场盛大的欢迎宴会正在举行，主角是日军参谋本部建川美次少将。
他此行是奉金谷范之命，前来压制关东军采取行动的，但是他本人却对行动计划持强烈赞成的态度。
与此同时，策划事变阴谋的另一主角坂垣征四郎大佐正在作战室里踱来踱去，显得非常焦躁不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自己的座右铭:“人生之途，当全力以赴。”
这位日本投降后在东京法庭上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此刻对行动能否成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
关东军原计划9月底发动事变，但是为了避免因反对意见而导致计划流产，建川美次在来沈阳之前，特别授意手下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了一封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于9月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防止泄密和避免出现意外变故，决定提前行动。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将沈阳附近柳条湖一带南满铁路路轨炸毁，并嫁祸于人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后来，日本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回忆道：“9月18日夜，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人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800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放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夜晚10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9月18日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
9月19日零时4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所属部队，向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全面实施进攻，并命令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进攻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当晚，东北军独立7旅大约有7000人驻守在北大营，其中军官绝大部分都是正规军校毕业，士兵也普遍具有初小文化，在北大营的东北角还有一支配备了12辆轻型坦克的坦克队，整个人员装备称得上是全东北最现代化的部队。
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史料记载，日军刚向北大营发动进攻时，独立7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做好迎战准备，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只要一声令下马上还击。
然而，他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军令如山倒，独立7旅被迫向东撤退，日军没费吹灰之力，很快就攻入北大营。
一位独立7旅的士兵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当夜，日本人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没动，竟被活活刺死，最后一清点，光我们班就死了6个，说来丢人，我们北大营一个旅，有步枪有机枪有大炮，楞被五六百个小鬼子打得弃营逃跑。”
在“不抵抗政策”下，日军攻占北大营后，次日就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然后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发动进攻，一路长驱直进如入无人之境。
短短4个多月内，日军就占领了东北全境128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东北父老沦为了亡国奴。
在国家危亡之际，总有铮铮铁骨的民族脊梁挺身而出，马占山将军便是其中一个。
1931年11月4日，日军悍然向黑龙江省府齐齐哈尔发动进攻，驻守此地的爱国将领马占山毅然下令坚决还击，在江桥打响了东北军有组织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马占山率领所部与日军鏖战了半个月，最终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后援，不得不撤离江桥。江桥决战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斗志，马占山将军的名字也因此被载入史册留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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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九一八”，不论是已过去还是未来，我们永远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
91年前的这一天夜里，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第二天，时属本溪县政府所在地的本溪湖就与沈阳城先后被日寇占领，不久全县沦陷。
随后，本溪县人民举起抗日旗帜，用鲜血和生命为辽宁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在本溪县的热土上留下了救亡图存的铮铮强音。
从抗日便衣队、大刀会、义勇军，到东北民众自卫军、辽宁民众自卫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这些抗日组织在1931年10月兴起，到1932年全盛，1933年后，在日寇的疯狂镇压下转入低潮。
此后，1934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挺进本溪，担负起抗击日寇的历史重任，开始了以东北人民革命军（后统一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为主体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历史性转折。
他们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党组织和地方抗日政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军事密营，转战本桓山区，直到1939年5月，最后一支抗联队伍离开辽宁。
而在本溪煤矿铁矿的特殊工人中，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自发地秘密建立起党的组织，领导工人群众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隐蔽艰苦的斗争，直到迎来抗战胜利。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辽沈晚报编辑部
1931年9月18日上午11时29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到其时本溪县政府所在地本溪湖密晤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
下午5时18分，两人坐上火车；晚7时05分，到沈阳住进菊文宾馆。板垣随即前往沈阳特务机关，以关东军代理司令的名义下达了炸毁柳条湖铁轨和进攻东北军北大营、沈阳城的命令。
晚10时20分，九一八事变爆发。
县城陷落，义勇军起 牛心台车站枪声震中外
事变次日，1931年9月19日凌晨4时许，日本关东军守备队包围本溪湖，到晨7时，日寇一枪没放就将本溪县警察局缴械，并强行收编了本溪县保安大队，县治陷落。
从这一刻起，本溪县人民就开始了自发的抗日救国行动。本溪县抗战文化研究者孟庆志告诉记者，“本溪县的抗日活动其实早在日本在这里进行经济掠夺时就开始了。只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侵略者的军事占领，让本溪县人民不得不以鲜血和生命‘发出最后的吼声’。”
九一八事变后，本溪县最先打起抗日旗帜的是偏岭法台堡的抗日便衣队，起事时只有18人，有小市香磨村的郭魁元、磨石峪村的邓成儒、响山子村的邹景明、清河城的李延春、李振生、辽阳下麦窝的金忠山等，他们公推法台堡的钟子忱为首领，七家子村的裴庆春、砖瓦窑村的杨德森为副首领。
抗日便衣队的祭旗之战是袭击牛心台火车站。孟庆志说，当年的牛心台煤矿可是名列辽东四大煤矿，日寇在此掠夺煤炭，通过铁路运走。因此，“打火车站就能让小鬼子疼。”
据伪《盛京时报》报道，1931年12月8日“未明，……突然再袭牛心台站、及警官派出所猛烈包攻，警官与之应战，不幸巡捕长以下，巡捕二人中弹即死，马警部捕及高桥巡查均负重伤……”敌人援兵赶到时，抗日便衣队已焚毁车站、派出所撤退，无一伤亡。
第二天，抗日便衣队又打下了伪小市区警察署，缴枪30支、子弹2000多发。此后向东转移到碱厂一带活动，提出“抗日救国”，仅十几天队伍就扩大到五六百人。
国难当头，抗日保家
本溪县抗日武装蓬勃发展
抗日便衣队之后，本溪县境内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大大小小不下数十支、总兵力2500多人的各路抗日武装，或利用地形伏击敌人，或偷袭车站、截击列车。据日伪资料记载，不到半年的时间，各路义勇军袭击本溪铁路沿线就达1145次。日本人以为占领沈阳、本溪，辽东稳固了，可以作为进攻吉林、黑龙江的后方，却不得不哀叹“现本溪全境几无净土”“最为危险”。
在众多抗日武装中，高维国和张永才尤其值得一提。高维国曾经在辽宁民众自卫军李春润部当副营长，1932年，高维国组织队伍抗日，他干爹受日寇委派来劝他投降，他拒不相见。第二次他干爹又来劝降，被他命人枪毙。后高维国所部被杨靖宇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独立13师。
张永才的队伍有300多人，在本溪磨石峪、香磨、山城子等地活动，曾在磨石岭沟的五里坡和日军守备队激战3天3夜，消灭日军30多人。他的连襟何某给日军做翻译，劝他投降，被他枪毙。可惜的是，后来他被叛徒杀害，队伍也因此解体。
风云际会，群雄盟誓
东、南、北三面打进沈阳城
1931年11月，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派回东北组织义勇军的赵殿良找到了本溪县歪头山的白广恩。两人分头联络了燕子队等多支本溪县的抗日武装。
1932年3月，11名抗日武装首领相聚盟誓：“为报国仇誓死抗日，如若有卖国求荣者，必死于炸弹之下；卖友丧天良者，天神共诛！”这些抗日武装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赵殿良为司令，白广恩为参谋长，下辖4个支队。中共党员李兆麟、张一吼的帮助，让二十一路军军纪严明，战斗力也明显提高。
九一八事变周年前夕，日本关东军司令换人交接，沈阳日军又去抚顺“讨伐”，赵殿良等决定9月1日攻打沈阳城，既可补充物资，又可唤醒民众。他们联合了沈阳、辽阳、还有辽西的义勇军，又联络了邓铁梅、李春润部义勇军策应。
因计划被日伪当局得知，进攻时间提前到8月28日，赵、白二人联系了沈阳城内的伪靖安军作内应。当日晚上，天降大雨，二十一路军4个支队和辽阳二十四路义勇军等部，分南、北、东3路向沈阳城发起攻击。
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战果最大。当日晚11时30分，他们率先从东南面攻入大东航空处，驻守机场的伪军靖安游击队王仲一营长率40多人反正。随后义勇军烧毁东塔机场仓库，炸毁飞机7架，缴获机枪12挺、步枪数十支。接着砍断围城电网，攻打与飞机场相邻的工厂和无线电台，又攻占了讲武堂。
第三支队进攻大南门，攻占了药王庙，30多名伪警察缴械。伪警务厅长齐恩铭坐着汽车跑来督战，被义勇军枪弹齐发，打死了汽车司机，齐恩铭狼狈弃车，侥幸逃命。攻入大北边门的义勇军攻占北大营附近，击伤日本顾问吉川和伪第十一警察分局长赵云峰等。
这一晚，义勇军3路攻进沈阳城，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日军损伤，战死者为步兵曹小关清，负伤者有宪兵二人，警官一人；又靖安游击队内中尉一人战死，少尉一人负伤”；靖安军上尉早坂春雄也被击毙。
次日凌晨，日军调集坦克、装甲车和大批部队疯狂反扑，义勇军撤出战斗转移。不幸的是，渡河时再降大雨，浑河水猛涨，二十一路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吴殿祥和数十名战士溺水身亡。
接下来的3天，义勇军又3次袭击沈阳城。伪《盛京时报》、日本《朝日新闻》、路透社也连篇累牍报道，日伪当局极为恐慌。
相反，二十一路军进攻沈阳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积极广泛的政治影响。孟庆志说，“他们不仅进攻了沈阳，更重要的是攻进了沈阳，这在当时日军武力强大的形势下，是相当了不起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
遗憾的是，二十一路军在日伪军的疯狂进攻下解散，赵殿良回了关内，白广恩留在沈阳转入地下斗争，第二年被捕牺牲。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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