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扬子晚报军阀杨森，曾枪杀自己的姨太太最近抖音APP流行一个“军阀姨太太”的梗，很多漂亮的年轻女孩伴着动感音乐，展示各种旗袍配貂的造型。这事在微博上引发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无知，有人认为“军阀姨太太”只是“漂亮”的代名词，一个标签，用不着上纲上线。 然而，细究起来，年轻人所展示的“军阀姨太太”形象，不过是影视剧中的造型罢了。历史上真实的军阀姨太太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们未必知道。本期“史说”，我们通过史实来还原这些姨太太们的悲惨命运——她们大多出身穷苦人家，她们是一群被奴役被侮辱的女性。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臧磊妾的出身多为穷人说到军阀姨太太，首先要说一下“军阀”。 近代军阀要从晚清说起。1898年,清朝成立武卫军,归大学士荣禄节制,共有五个军。荣禄兼统中军,宋庆(后为马玉昆)统前军,董福祥统后军,聂士成统左军,袁世凯统亲军即右军。1900年庚子之役,与八国联军进行抵抗，前、后、左、中四军都被瓦解或大大削弱,只有袁世凯右军得以保全。李鸿章、荣禄相继死后，袁世凯即充当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武卫右军改名为北洋常备军，1905年扩充为六镇,形成北洋军阀系统。袁世凯死后,其嫡系又分裂为以冯国璋及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直、皖、奉三系军阀，是民国乱局中的三股比较强的势力。 山西省为阎锡山所把持，形成历久不倒的晋系军阀；东北军中以袁世凯党羽张锡銮招抚的张作霖部势力做大，最终成为奉系军阀；蔡锷于辛亥革命后掌握云南军权。1913年蔡锷入北京,云南军权归唐继尧,后来形成滇系军阀；陆荣廷把持广西军政实权,形成桂系军阀；广东形成了陈炯明等粤系军阀。 这些军阀，在民国时期制造了不少战乱。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仍在明争暗斗。这些军阀，普遍存在纳妾的情况。因军阀人数众多，有的家庭情况不明，纳妾情况并不能逐一统计。略说一二可见一斑： 皖系：段祺瑞5个妾；徐树铮4个妾；直系：冯国璋3个妾以上（说法不一）；曹锟3个妾；奉系：张作霖6个妾；张宗昌数十个妾（以张宗昌纳妾的传说最多，无法考订真实情况，有说23个，有说40多个）；滇系：唐继尧妻妾8人（其妹唐芸庚言）；桂系：陆荣廷7个妾；此外，还有热衷搞复辟的军阀张勋，他有5个妾；军阀郑金声4个妾，等等。 川军将领范绍增传闻很多，甚至有说他的姨太太多达四十位。有人曾以他为蓝本写了部《十七姨太外传》，一时风行。有民国小报称，1938年泳坛健将杨秀琼到重庆，被范绍增强纳为十八姨太。但据范绍增的四女婿王继光说，范只有7个太太，且抗战后才认识杨秀琼。范绍增的女儿范之俐也否认了这个传闻。 在妾的出身上，诚如学者所研究的，“或出于良家，或父亡母存，或母亡父存，家徒四壁，无以自保其生存，及债务日逼，不得不自鬻其身以纾亲困。或因饥馑之故，转移他境，返里无资，甘向富民自鬻”；或出身青楼，还有些是被收房的丫环。 如民国军阀陆荣廷，七个妾都是穷苦出身；张作霖六夫人是五夫人的贴身丫鬟，七夫人是张宗昌买来送他的；韩复榘两个妾，一位是名伶，一位是名妓；黎元洪两个妾，一位是买来的，一位是艺人；袁世凯一妻九妾，她的女儿袁静雪曾撰文称，大姨太沈氏是袁世凯在上海认识的苏州名妓，沈氏很看重他，出资让他谋取功名。袁世凯发迹后，立即娶了她。妾的地位能有多低妾的地位从有它的存在开始，就一直低下。现在的影视剧中，一些姨太太打扮得很妖艳，依仗丈夫的宠爱，跟正妻明争暗斗。《情深深雨蒙蒙》里的雪姨，就因泼辣刻薄的形象走红。但这种就是影视剧，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首先从礼法上，自古以来，就规定了妻子是明媒正娶过门的，与丈夫构成了夫妻关系。而妾，不能算是丈夫的配偶，妾的母家与夫家也构不成任何亲属关系。在家庭地位上，她不但要听从丈夫的，还处于正妻的管辖之下。妾以正妻为“女君”。在丈夫和正妻的双重枷锁的关系构建之中，妾如何敢兴风作浪？民国的法律与封建社会虽有不同，但在社会习俗方面，又是有所承接延续的。民国军阀的姨太太，地位都不高。李宗仁有一妾郭德洁。在家中，原配李秀文被称为九嫂（李宗仁行九），郭德洁只能被称为“郭嫂”。白崇禧家办丧事，李秀文和郭德洁都送去挽联，但只有李秀文送的被挂出来。这就是当时的礼法。即便在外被尊为“总统夫人”，在社会关系中仍要受到当时礼法的束缚。蔡文娜，14岁做了杨森的妾，先后生3子1女，1939年考入华西协和大学，就读文学院社会学系，1944年毕业。她的毕业论文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家庭》。该论文共两章，第一章写中国家族主义与妇女地位，第二章便以杨森家庭为例，写了个案分析： 当时，杨森已经娶了9房妻妾，大姨太遵循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杨家的，三姨太是杨森亡命云南时所娶，其余妾室要么是父亡母贫，被迫做妾；要么原就是其中一个妾的婢女，被收了房。在写杨森为何要娶某一个妾时，蔡文娜分析说，杨森就是“想得到一个有学识的妻子”，至于其他人，“无非是像养条猪一般养在家里，反正有的是钱”。这是身为杨森妾室对夫家清醒的认知。 文中，蔡文娜还透露，杨森在家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无论在言语行动上，都常带命令式的口吻。 据袁静雪讲述，袁世凯也曾立下“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早进门的随时指点。由此看，后进门的妾室的地位，不光不如正妻，也不如先进门的妾。在袁家，大姨太沈氏曾负责对二、三、四姨太的管教。后来，袁世凯又娶了商人之女杨氏为五姨太，认为杨氏有能力，就让她负责六、七、八、九姨太的管理。袁世凯的三姨太金氏在临终前透露，当年她曾被大姨太绑起来，抽打到一条腿落下了残疾，至死不能弯曲。三姨太是朝鲜李王妃的亲戚，也算是贵族之女。她犹且如此，遑论其他。妾的出路民国时期，一夫一妻制是婚姻的唯一合法形式，但纳妾也没被明确禁止。妾与丈夫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妾随时可以选择离开家庭，同时没有正当理由她不可以被家长逐出家门。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什么变故，这些妾室会在家中沉默生活。有丈夫，依靠丈夫；无丈夫，依靠自己所生的孩子，但也是在正妻的监督下生活，直到终老。在蔡文娜的论文中，我们看到杨森大姨太的最终结局：因杨森又纳新妾，她与他们“不能相处”，便携次子随娘家赴北平独居二十余年。 张作霖的三姨太，最终削发为尼，原因不详。有说她与他人相恋被迫出家；有说她不满张作霖没有对其犯法亲友网开一面，一气出家。不管是何种原因，她最终会选择出家，也是和她没有与正妻才应有的、可与丈夫相抗衡的资本有关。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与原配吴氏先后去世后，如夫人黎本危有了新感情。因此，她被驱逐出门。当她选择在青岛举行婚礼时，却被逐出了青岛，因为青岛市长认为这有辱于前大总统。她只好选择只身南下。恰此时熊希龄续弦少妇，一时传为佳话。黎本危痛感男女不平等，写了一阕《贺新郎》发表在《申报》的《妇女园地》专栏上，词中有“欲树女权新生命”，“礼教吃人议沸腾”等句，这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也引发了一场男女不平等问题的大讨论。在民国的历史上，黎本危她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她们没有再继续过着自己不想过的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的家庭》中，蔡文娜透露了一件事，杨森的一个妾，进入南开大学读书（杨森喜欢知识女性，所以会送妻妾进学堂），闲游平津沪汉等地，于是有人向杨森密报，“谓其生活浪漫，行为不检”，杨森“遂将其召回，终于予以枪杀”。而这篇论文的作者蔡文娜，据说也因为在校期间，与同学相爱，相约赴法，结果被杨森发现，遭到枪杀。1928年出版的《鬼的谈话》一书，谈到“妾”的另一条可怕的出路。这本书作者为金满成，曾和陈毅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在书中写到：张宗昌因为觉得姨太太过多，于是决计取消一部分，决计只留二三十个。他将姨太太拿来赠与部下。可是因姨太太数目到底不多，张宗昌想到了用抽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没被送人的妾室呢？在张宗昌死后，她们也都四散了。民国学者疾呼“废妾”在民国，既有纳妾者，又有反纳妾者。民国著名学者朱采真曾主编《废妾号》，在《发刊宣言》中将民国社会形容为一个“妾的世界”。他说：民国成立了十一年，社会上逐渐发现一种极可痛心的坏现象，就是人们多传染“娶妾狂”的流行病……妾的种子播散在平民社会。随便什么人差不多都怀抱一种娶妾的志愿。你看,小商贾也娶妾，小工业家也娶妾;校长,教员也娶妾;大学生,专门学校学生也娶妾;医生,律师,书画家也娶妾;穷措大得着了五千洋钿头彩马上就娶妾……这岂不是变成了妾的世界么?唉! 正是出于对一个“妾的世界”的担心,朱采真才编辑了一本《废妾号》,大力宣扬“废妾是社会事业;废妾是维护人权;废妾是洗涤数千年来家庭龌龊”。民国初年，北京也曾出现过一个由达官显贵们的媵妾成立的“姨太太团”，明确提出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也有官员反对纳妾的。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他在庐山的一条山路上捐造了石磴子,每条石磴上刻着“有姨太太的不许坐”八个字。然而，对于现实而言，这样的作为也的确过于疲软。真正废除纳妾制度，还是要到1949年以后。

程美东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我向来对历史文学作品持谨慎的态度，因为历史一经文学化，就难免在细节的真实性程度上有所损益。电影、电视剧所需要的对话、神态等越生动形象，常常就距离历史的真实越远。但历史文艺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是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能因噎废食地忽视，必须要发展繁荣历史文艺。写好历史文学作品的关键是在历史和文学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张力。在我看来这个张力就是历史文学表现的历史尽量是大写意的历史，我们在审视历史文学作品的好坏上也应该以这个标准来加以衡量。现在历史学界所使用的大历史研究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历史大写意。按照历史大写意的标准来审视《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应该说该剧是近些年来有关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电视剧的上乘作品——历史和文学结合得比较好。至少以下几点值得点评。接近真实又有所突破揭示历史，是以真实作前提的。但文学作品是源于生活的真实却又高于生活的。这部剧与过去一些涉及到这段历史的历史文艺作品相比，在不少史实上更接近真实。比如，在展示袁世凯得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的愤怒，甚至为此以文学的虚构编了一段他责骂李鸿章卖国的话语，就突破了过去一些文艺作品所刻画的袁世凯的形象，更接近当时袁世凯的内心无奈、无力的真实态度；又比如，在展现辜鸿铭、林纾、黄侃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时，突破了过去同类作品对于他们刻板、守旧、迂腐形象的刻画，表现出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挑战时内心焦虑的真实心态，虽然思想落后，但并不让观众反感、厌恶，只是让人有点惋惜。一群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剧中呈现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有血有肉、又富有高尚情怀的形象也符合历史史实，比较真实地再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朝气蓬勃的气质、伟大的牺牲精神、理想主义的情怀。剧情生动但不造作这部电视剧能赢得很多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中国近现代史著名历史人物一个个鲜活生动，充满了故事情节。应该说，这些情节、对话不乏艺术加工和虚构，但由于与其历史言行的价值倾向一致，没有让人觉得生硬。这些情节设计很容易吸引观众，引导公众，能够有效起到文艺作品的价值引领作用。“ 恨不早生上战场 ”历史剧要把观众带入历史，是很不容易做到。这部电视剧历史色彩较浓，基调昂扬向上。无论是服装、建筑、语言还是人物形象，呈现的历史画面感很强，使观众很轻易地置身于那个风雨如磐、山河破碎的历史岁月，让人产生强烈的“恨不早生上战场”的历史参与感。这是文艺作品最成功的地方！这个电视剧做到了，很不容易！同时，看完这部电视剧，让人对于先进的中国人充满敬意、对于中国未来充满了自信、热爱和希望！这部剧是不是太突出北大了？有朋友曾跟我说，这部电视剧太突出北大了，感觉就是写五四时期北大历史。对这个问题，我看了“理论中国”公众号发表的《龙平平：我为什么要写<觉醒年代>》一文，编剧作了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处理的说明。其实，这部电视剧对于北大的突出也是历史大写意的真实。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剧作者对于北大的偏爱，这是基于对于历史的尊重。根据有关资料，民国初年中国只有三所大学。“五四”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学生只有18000多人。有人说，北大在那个时候“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呼吸着世界和中国最新鲜的空气”。这么来看，北大在当时代表着中国的教育的方向，更是新文化运动和先进思潮的风向标，他们自然要发时代的最强音！这是历史赋予北大的责任！这也是历史文艺作品的大写意创作方法的自然呈现！剧中细节留下了一些遗憾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就我的专业来看，这部电视剧在创作时可更注重历史细节的真实。比如，剧中有一段蔡元培到陈独秀挂有《新青年》牌匾的北京住处，说了一段劝慰陈独秀的话语，其中出现了“不要像堂吉诃德”的表述，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堂吉诃德》当时在中国还没有翻译出来。再比如，我的一个朋友指出，在电视剧中为何没有出现缪伯英？缪伯英是我党第一个女党员、革命家，她与何孟雄是“五四”相恋后来结婚的。而剧中出现的何孟雄的恋人名字叫易群先，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样的处理有一些令人费解。也许编剧发现了新的史料。我个人认为，无论如何应该出现一下缪伯英，她是何孟雄公认的恋人、伴侣，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党小组最早一批党员，电视剧这样的处理无疑留下了一些遗憾。如何看待剧中演员的表演应该说，剧中主要演员的演技是上乘的、优异的，投入也是真诚的，但在表演上特别是在形似和神似的有机结合上，也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比如，如何刻画陈独秀？目前演员有了许多大的突破，把陈独秀演活了，但我个人认为，距离陈独秀那种孤傲、倔强、义气、豪爽、干脆利索等等气质还是有距离，外在形象上也差距较大。再比如，如何扮演李大钊？大钊先生有着极为深沉、厚道、刚毅等内在气质，应该充分展示出来。当然，瑕不掩瑜。总体上看，《觉醒年代》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反映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优秀电视剧，特别是在建党百年之际推出，影响巨大。这是一部引导人们去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应运而生的精品，值得推广！(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责任编辑：许革】

张之洞晚年时，得意弟子樊增祥问他：“平生以为用工最深者究何事？”张之洞默然良久，回答说：“仍是诗尔。”去世前，他仍在病榻上删削诗集不止，“病亟促刊，仍然不及，从者只得陈诸灵几而己。”胡思敬批评说：“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作者｜唐山全文共 10169字，阅读大约需要 26分钟1906年卢汉铁路的通车典礼，两广总督张之洞亲临，这条铁路是张之洞主持下修建的。公映当天仅90元票房，仅3人观看，上映才6天即下档……电影《张之洞》被媒体称为“2022年首起电影票房惨案”，网友们戏称“影院连电费都不够吧”“群演的工资都不够发吧”。电影遇冷，至少有两点原因：其一，公众对“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了解不够。其二，从猫眼平台介绍看，电影《张之洞》似是传记片，但从预告片看，竟然是“抗日片”，还插入了不少动作片的内容。面对网友热议，导演三丑回以公开信，表示该片“着重讲述张之洞爱国爱民的情怀和高瞻远瞩的改革意识”“以古颂今”，将责任推给“影片商业价值不够”。《张之洞》一片导演发布的公开信。从这番表态看，导演对张之洞缺乏基本了解，认识如此粗浅，还要“争取给予观众以震撼的享受和观后地思索”，有些荒唐。张之洞确有事功，堪称晚清“洋务”中坚，但他对“洋务”的认识远不如李鸿章深刻。曾与张之洞密切合作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他们（指张之洞、张佩纶等）所拥有的世界指知识还是非常基本的、不充分的。”梁启超称李鸿章是“实践之人”，而张之洞则是“浮华之人”“最好名”。黄濬引时人语，称：“李合肥（即李鸿章）开目而卧，张南皮（即张之洞）闭目而奔，言其心知当维新，而一切懵然，不知所以为新也。”与张之洞亲近的日本人近卫笃麿（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父亲，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留学日本时，近卫都麿任保护人）也说：“无论如何，较之刘坤一，张氏（即张之洞）之见识显然拙劣数等。”人物品评难免纷纭，硬说“高瞻远瞩”未尝不可，但称张之洞“爱国爱民”，实属过分。作为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品德可疑，连忠君的标准都没做到：在北京、天津、上海布置了一个间谍网，窥测上意。屠杀唐才常等革命者。为牟利大肆发行铜元，成为引发清末大通胀的源头之一。党同伐异，排挤同侪。据学者孔祥吉研究，1900年时，张之洞曾与日本勾结，试图称帝。至于张之洞“抗日”，更是表演多与实干。甲午战争中，据日本间谍观察，张之洞“看上去很恐惧（日军）在上海登陆之事”，当地清军“日日逃亡”。甲午战后10年，日本编纂战史时，直指张之洞“以援护南洋沿海各口的巡防及炮台为口实”拒绝李鸿章的求援。张之洞还截留了清军从外洋购入的枪支，清廷电斥张之洞“反以江南为前敌”“实属不顾大局”。作为“亲日派”，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至少招聘了36名来华日本军人，其中很多是间谍。将一个老于世故、自私自利的封建官僚称为“爱国爱民”，还要“传承张之洞的民族精神”，殊不妥当。弘扬本地名人，推动旅游业，无可厚非，可为什么要找一个缺乏历史常识的人来导演呢？为什么连审剧本等基础工作都不做呢？总不能“魔改”时说面向市场，失败后又说是宣传任务吧？有多少公帑够这么乱花？张之洞是一个超复杂人物，在关于他的诸多问题上，学界尚有争议。了解这一复杂人物，有助于更深入认识晚清历史的复杂性。
▌最会骑墙的青牛角张之洞生于1837年9月，12岁通童子试，13岁成秀才，15岁中解元（乡试第一名举人），因父亲张锳去世，加上族兄张之万任主考官，张之洞需丁忧和避嫌，两度停考。25岁再考失败，26岁时则一举成功，被列为第四，被慈禧太后点为探花（第三名）。张之洞自称“资学不逾中人”，但从小刻苦，故“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张之洞号香涛）”。据许同莘（曾是张之洞的幕僚）记，入仕初期，张之洞刻意巴结翁同龢、潘祖荫等，也“鉴别金石，校勘经史”，曾帮潘祖荫“代笔”考释金石，但只考据，不收藏。十年之间，四度被外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差。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清代同光时期重臣潘祖荫。清代翰林清苦，人人渴望被外放，“翰林翘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简约者终身用之不尽”。其中四川试差被称为“第一美差”，张之洞当了试差又当学差，干了3年。在任上，张之洞多创建，还完成了《賴轩语》《书目答问》两部著作，自称：“弟于文学，雅非所长，独于吏事，最为究心。”回京后，张之洞的学术趣味转向，“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实际是改换门庭，与翁同龢、潘祖荫等渐行渐远，转向李鸿藻、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作家张爱玲的爷爷）为代表的“清流”。李鸿藻深得慈禧信任，官至内阁大学士，被称为“清流”领袖，但李自己并不承认。“清流”以北方官僚为主，对南方官吏为主的“洋务派”不满，常从传统儒学的角度加以指摘。张之洞认可李鸿藻、张佩纶，因三人是河北老乡（李鸿藻是保定人，张之洞是南皮人，张佩纶虽生于贵阳，但祖籍南皮），李鸿藻拙于言，张之洞则以文章见长。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张之洞成名于弹劾崇厚案。1878年，崇厚私自与俄国签约，使中国界务、商务损失极多，引起众怒。1878年—1879年间，张之洞为此上了17道奏折，计两万余言。德国公使巴兰德深感惊诧：“反应最强烈的是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张之洞。我向一位总理衙门大臣表达了我的惊讶，说此奏折的措辞强硬、充满了对外国人的仇恨。这位大臣回答道，此奏折的作者是一位大学者，文笔极好，但是除此之外，他就不值一提了，他的言词根本不具备任何价值。”崇厚是晚清时重要大臣之一，以办事得力著称，不知为何，被沙俄所骗，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几使大片国土沦丧。清廷欲治崇厚死罪，他捐了30万两白银才没被处死。之后清朝派曾纪泽出使沙俄，重新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张之洞的排外带有一定的表演性。1879年，日本“学人”竹添光鸿拜访张之洞，张“拒之”，坚持必须在“总署”的介绍，且自己“请旨”后，才能见面。张之洞晚年记，双方只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不问世事”。竹添光鸿不是“学人”，而是日本“权少书记官”，随日本公使来华，“负责交涉通商事宜和琉球问题”，他还当过间谍。张之洞拿出公事公办的姿态，目的是维护自己“激进爱国者”的形象。1882年1月，张之洞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由京官转向疆臣。当时“京曹久不放疆吏”，张之洞能得“特擢”，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是李鸿藻推荐。张之洞自称平生“不树党援”，其实一直在结党。其二是慈禧太后谋划。同时“特擢”的还有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唐炯、徐延旭等清流，或有用“清流”制衡“洋务派”之意。其三是“洋务派”支持。张佩纶、陈宝琛、唐炯、徐延旭到地方后，很快捅了篓子，被革职、充军，“洋务派”深知“清流”缺乏实务能力，乐得看笑话。张佩纶被外派，因能力出众，随着他的私信不断被公开，人们惊讶地发现，他其实是北洋水师真正的规划者，初期章程多出自他手。张之洞被外派，则与他会做人有关，即“南皮（张之洞）惟上条陈言时务，与张（佩纶）、陈（宝琛）专事抨击者不同，故官运殊佳”。查张之洞在翰林院时期的奏折，竟无一件弹劾具体人。张之洞曾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
▌变脸不变脸，取决于利益外放山西后，张之洞突然变成了“洋务派”。一是张之洞在当京官时，已开始关注洋务，特别是深受张佩纶影响。二人是“死友”，“亲如兄弟昆仲”，在书信中无所不谈。《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信札》一书曾收录一札，张之洞写道：“张家口熏肉，信是香美。感谢，感谢。但不免如审配所云，但恨少耳。一笑，之洞再拜。”王维江先生统计过张佩纶日记，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两人会面竟达19次。张佩纶也是少年时便科举成功，后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工作过，比较了解洋务。《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广东图书馆 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 二是张之洞敢用人。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回忆：“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他（张之洞）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等方面的建议，便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丁戊奇荒”，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李提摩太在山西赈灾，“活人无数”，反遭当时巡抚曾国荃怀疑，担心他“盗窃中国人的心”。张之洞的天性更宽容也更开放，在他幕中，有各种怪才，张之洞均能包容，他曾说：“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图为李提摩太一家，遇见张之洞前，他正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三是张之洞有靠山，做事能果断。张之洞此时深得慈禧太后信任，且出身清流，不担心同道掣肘。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得慈禧太后重新，张之洞科举未成时，慈禧便问过张之万：“你的弟弟张之洞颇负才名，怎么至今还没有入翰林？”同治皇帝去世后，慈禧让妹妹的儿子继位，即光绪皇帝。清祖制，“有子立嫡，无子立后”，皇帝无后，从晚辈中择贤者为嗣子。可同治皇帝的遗诏却定光绪继位，而光绪与同治平辈，一时物议沸腾。张之洞上疏为慈禧辩护，称传位应从公庙论，既然有遗诏，就该遵守。普通官员没子嗣，都可指定继承人，天子为什么不可以？此举帮了慈禧太后大忙。张之洞巡抚山西2年零3个月，纠劾当地25名官员，与曾国荃相当，张之洞还曾一次性保举59名官员，“疏入，枢垣惊诧，盖一疏而特保至六十人，前此所未有也”，可见其任性。因中法战争，张之洞被清廷任命为两广总督。在此期间，张之洞曾向李鸿章求问洋务之道，李鸿章后来讽刺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其实，张之洞1869年被外派当湖北学政时，湖广总督便是李鸿章，二人曾就扩充书院规模的问题有过合作。张之洞在京当“清流”时，年已40岁，前途渺茫，生计艰难。张之洞曾自记：“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竟然到靠典当衣服过生日的地步，遂有挑战权贵、哗众取宠的想法。曾入张之洞幕的辜鸿铭曾有一段精彩议论，他对比了曾国藩和张之洞：“张文襄（张之洞）儒臣也，曾文正（曾国藩）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张之洞）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张之洞）为儒臣者以此。”辜鸿铭性格桀骜不驯，在张之洞幕中却能如鱼得水，可见张之洞为人宽容。
意思是，张之洞更有道德情怀，曾国藩、李鸿章只能办事而已。此论仍属皮相，学者王维江先生一语道破实情：“张之洞确实具有仇外和亲外的双重面孔。为了政治正确，他向京城展示他的仇外面孔；为了政绩，他向西洋人展示他的亲外面孔。两副面孔，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仕途的飞黄腾达。”
▌在不该抠门的地方耍小心眼那么，演出来的“洋务”，与真心办“洋务”，区别在哪里呢？更靠近淮系的刘体智说：“（张之洞）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李鸿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非余子所能望其肩背……清流之中，惟余南皮（张之洞）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李鸿章）心传。”事实上，张之洞与李鸿章大不相同。首先，张之洞喜欢演戏，演技又差，动辄装出名士气，让人难堪。担任两广总督，乃至后来担任湖广总督等职后，张之洞刻意不见外国人。李鸿章聘请的北洋武备学堂总教习、德国人包尔说：“对于外国人来说，副王（包尔误以为中国的总督就是西方古代的副王）张之洞是很难见到的……如果我试图见他的话，听说要至少等四到八天，甚至更长，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能够见到他。”不得不见德国新任公使海靖时，张之洞“一言不发，在那儿干坐了十分钟之后，才开始说话”，海靖实在不耐烦了，甚至转身对自己人用德语说：“他要是再不开口，我就走了。”张之洞当然知道这次会见很重要，准备了“一顿差不多一百道菜的大餐”。德国公使海靖，他本是非洲问题专家，当时德国准备强占中国的胶州湾，所以派来了尚武的海靖。张之洞之所以玩这一套，因为他常用这种方法对付清廷同事，比如他和袁世凯会面，竟“假寐”“熟睡”。张之洞重科名，看不起非正途出身的袁世凯，用这种小伎俩侮辱对手，可“用在与洋人打交道上，则屡次失手，丢人现眼，这正好暴露出其西学知识的有限和对西方认识的肤浅”。其次，李鸿章用洋员，常为他们向清廷“请奖”，而张之洞不和西洋员工私下接触，也从不为他们“请奖”，与他合作最密切的李提摩太也说：“我也有一种感觉，在这邀请下面，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张之洞想推进近代化，可“即使是他所投资兴建的、较小规模的、民用的企业，如制革厂、造纸厂、水泥厂，也很取得与其的成效”。一位“外国商人”说：“在当地的外国商人圈子里，还有那几个中国资本家，都是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总督的计划。事实是，截止（至）目前的张之洞的工业化实践并不走运。这也就可以理解，人们对张之洞在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尝试不予信任。”张之洞没表现出共赢的诚意，因而得不到对方的信任。不仅洋员不信任张之洞，他自己的幕宾也不信任他。在曾国藩幕府中，后来官至总督者多达47人次，官至巡抚者多达87人次。而张之洞举荐过的幕僚只有50多人，仅马丕瑶一人当了巡抚。这固然有时代环境不同、皇帝是否信任等因素，也与张之洞不喜言人所长有关。张之洞的幕僚陈锐曾说：“张文襄（张之洞）用人，成见甚深，凡所甄录，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舍是无可见长矣。名位本高，于幕府宾僚初不注意礼数，坠渊加膝，亦所时有。”张之洞不帮人，还要拿幕僚作秀。担任两江总督时，为节省经费，张之洞竟下令幕僚午饭自理。辜鸿铭曾说：“张宫保（张之洞）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盛宣怀）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资，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张之洞）之不如宫保（盛宣怀）多多。”虽是讽刺盛宣怀，但也道尽了张之洞的为人。待幕僚刻薄，所以张之洞的幕中多是“文学之士”，时人称：“文襄（张之洞）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
▌布下一张间谍网张之洞对幕僚抠门，为省钱，甚至不愿雇工资高的西洋人，而是多雇工资低的日本人，可在办具体事时，张之洞的手又太松，花钱如流水，有“钱屠”之称。湖广本不富裕，张之洞的钱从何而来？据英国人调查估计，1880—1896年间，湖北每年向中央政府解款约440万两，而当时湖北税收为550万两，则解款比例为80%，地方财政所剩无几。据学者孙毅研究，张之洞的“好办法”是制银元和铜元，银元每年盈利5万两左右，铜元则达98万两，加上官票，每年也有四五十万两。到1902—1906年，这几项的年均获利达300万两以上。当时清政府没发现这一利源，户部规定，地方纸币发行、铜元等收入，“向不报部”，户部“概不与闻”，纯为地方收入。为多制铜元，湖北共有150台机器，24小时可出铜元400万枚，居全国之最。据估算，当时湖北生产的铜元占全国的1/3，成为推涨清末通货膨胀的力量之一。这些铜元的面值都是“当十”，相当于10文钱，制作成本是6文，可1906年9月时，每枚铜元在京城只“抵制钱两文”。张之洞不得不下令停产，因为生产铜元反而赔钱了。当时使用铜元的多是贫苦阶层，大通胀给他们以致命一击。湖北制造的银元也曾广泛流通，但当时湖北消费能力低，使用的人较少，只好送到相对富裕的江南，所获利需与当地官府平分，因而未成张之洞的主要裁员。靠制铜元的收入，张之洞在湖北办了许多工厂，这些工厂基本亏损。张之洞还想把他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力主办国家银行，却被盛宣怀“截了和”。国家银行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晚清根本不具备此能力，这也是清朝灭亡的原因之一。除办洋务不怕花钱，张之洞还有一点不怕花钱——打电报。当时电报费贵，张之洞却不在乎，因为他偷偷建了一个间谍网，用电报沟通。甲午战争时，张之洞让容闳去美国买军舰，并搜集信息，要求随时发电报给他，预支电报费等多达1万两白银。据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中披露，张之洞的情报网分“坐京”（北京）、“坐津”（天津）、“坐沪”（上海）三种，都有密码联系，其中包括：张彬，张之洞的侄子，代号：楼、彬张权，张之洞的长子，代号：可、慎、立杨锐，张之洞弟子，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代号：乔钱恂，张之洞弟子，晚清著名外交家，代号：心黄绍箕，清流，代号：绥梁鼎芬，张之洞的幕僚，代号：节赵凤昌，张之洞的幕僚，代号：惜阴、坦、读盛宣怀，张之洞的合作者，代号：补汪康年，张之洞的幕僚，代号：康吴永，晚清县令，后因慈禧南逃时及时迎驾，沿途照顾，而得重用，代号：川王之春，晚清外交家，代号：椒“戊戌六君子”中的杨深秀也是“坐京”情报网的外围成员。《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茅海建 著，汉唐阳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版。张之洞非常注意保密，他曾发电给张权：“复电以‘可’字或‘慎’字冠首，不必署于尾。刻复。盐。此电即付丙。”所谓“付丙”，就是烧毁。杨锐被捕后，张之洞特意发电报提醒张权：“渠（你）处文字、函电，事前曾预加检点？即复。”并叮嘱黄绍箕：“各处函电，务宜付丙。必须格外谨慎。”正是依靠这个情报网，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后，及时推出《劝学篇》。怕误会上意，张之洞搞了两个不同版本，依据慈禧太后的公开表态取舍。不过，张之洞情报网中人也帮其他地方督抚打探消息，他们对张之洞也不忠诚，比如深得张之洞信任的梁鼎芬后来便偷偷投靠端方。1902年，张之洞奉旨代理两江总督时，保举端方代理自己的湖广总督之位，可想回任时，端方却不想交班，让清廷把张之洞调到北京去参与学制改革，2年多后，张之洞才回湖北，这才发现梁鼎芬私下和端方已串通一气。张之洞喜熬夜，幕僚深以为苦，梁鼎芬却很适应，二人常彻夜长聊，时人讽刺梁鼎芬是张之洞的妾。梁鼎芬一度转投端方，令张之洞不满，时人嘲讽说张之洞在“吃醋”。梁鼎芬也是大胡子，与张之洞的大胡子相仿佛。▌临死还想当苏轼张之洞一生沉浮宦海，被称为“不倒翁”，但他也曾几次涉险，所以练就了“硬功夫”——能一边喊排外，一边办洋务；一边喊廉洁，一边遵守潜规则；一边喊忠君，一边做帝王梦。张之洞本人确实不贪墨，据《清史稿》记，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连他的丧事，都是靠门人、幕僚送的“赙仪”办下来的。但每年冬令，张之洞都会给京官中的同乡送“节敬”“炭敬”，翰林院编修徐世昌丁忧，想到张之洞在湖北开设的书院找个差事，但教席已满，张之洞仍每年白送束脩600两。此外，张之洞经常给慈禧太后送厚礼。茅海建先生感慨说：“张之洞是讲理学的人，终生不贪，通过考察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余年进贡、送礼的情况，似可推测晚清官场的腐败速度与程度，谁都无法以清白来处世。”张之洞除了向慈禧太后送礼物，还处处表忠心，甚至到肉麻。“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名发公开电，称：“我中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视，不特臣民尊敬皇太后，亦如英人之尊其后。皇上又加有母子之恩，尤极尊敬皇太后。我皇太后之心不安，则我皇上之心亦无以自安。现东南各省，极力弹压，尊旨保护洋人，然假使各国不尊敬我皇太后、皇上，薄海臣民，必然不服，以后事机，实难逆料。……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者，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纸一律示禁，盖我中国尊敬两宫，并无异视，亦望各国于我两宫均必尊必敬，则中国人心，不致为所激动，各国见闻，不至为所荧惑，祸乱之端，或可稍戢。”张之洞让辜鸿铭据此电文，写了一篇英文长文，题名为《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可就在列强包围北京的关键时刻，张之洞却派长子张权、长孙张厚琨去日本，据宇都宫太郎日记，称：张等曾言，倘若天子蒙尘（大概至长安），清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届时南部二三总督互相联合，于南京建立一政府，实乃不得已之事云云。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除吴元恺部二千名与张彪部二千五百名之外，拟再募集三千名。因而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三十年式或小村田连发）五千挺。宇都宫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长江流域的间谍，1897年末，在湖北见过张之洞，商谈中日联交。他的官不大，却能参与机要，甚至列席参谋本部的元帅会议。学者孔祥吉先生认为，此时张之洞已有帝王梦，想借日本势力篡位。有学者认为，宇都宫太郎此处是聊天的口吻，不能证明张之洞想当皇帝。其实，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谈到庚子事变时，早就做出类似推测：“张之洞、李鸿章都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观望形势，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可以接受拥护，组织傀儡政府。”只是没有证据。宇都宫太郎的日记至少可以证明，张之洞并不像他表演出来的那样忠诚。有趣的是，在张权赴日使团中，还有一名短期留日学军事的学生，名黄轸，后改名黄兴。令人生疑的是，慈禧太后逃出北京前，唐才常密谋“自立军”起义已数月，几次向张之洞提出，可拥戴他割据，张之洞均不予回应。唐才常曾在两湖书院求学，算是张之洞的弟子。1900年8月21日，张之洞得知慈禧逃到宣化的消息，立刻展开搜捕，将唐才常、林圭、汪镕等人逮捕，第二天便将他们全部杀害。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显然是：如果慈禧被八国联军逮捕或杀掉，自己内有唐才常举事，外有日本人帮助，足以问鼎。当时西方媒体想象的义和团与清军攻击使馆的场面。1900年9月4日，张权从日本返回上海，俨然什么都没发生过。张之洞试图给人们营造出一种印象，慈禧知道他的为人，但事实上，慈禧并不信任他。张之洞推荐的人物，均未得清廷重用。去世前，张之洞自评：“我一生做人，志在正字、忠字，公忠体国，廉正无私，我可自信。此我之心术也。学术仅行十之五六，治术仅行十之六七。”暗含的意思是，他应该得到“文忠”的谥号，结果却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文襄”。在文字开头的谥下，“文忠”排名第4，“文襄”排名第23，与左宗棠同。张謇曾评价张之洞说：“南皮（张之洞）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妪气。”时人亦称他：“务名而不务实、计利而不计害；所行之法则恃器而不恃心，所用之人则为私而不为公。”张之洞曾一度想拉张謇入幕，虽未成功，此后他对张謇仍给予了很多帮助。二人早期思想相近，张謇的《变法平议》与张之洞的《江楚三折》颇有近似处。但到1904年时，张謇发现自己与张之洞在思想上并非同道，他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南皮（张之洞）创为有限制宪法之说，民间有义务无权利。张之洞晚年时，得意弟子樊增祥问他：“平生以为用工最深者究何事？”张之洞默然良久，回答说：“仍是诗尔。”去世前，他仍在病榻上删削诗集不止，“病亟促刊，仍然不及，从者只得陈诸灵几而己。”胡思敬批评说：“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在遗表中，张之洞将自己比为苏轼，一可能是希望清廷仿苏轼之例，给予自己“文忠”的谥号；另一可能是，希望以诗名千古不朽。演了一辈子戏，依然没演够。身处在一个逼仄的环境中，张之洞必须适应其规则。行为虽有可指摘处，但他毕竟是晚清少有的、做出了一定成绩的名臣。日人伊藤博文称张之洞是当时清廷的“中流砥柱”，也有一定道理。但作为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造物，张之洞不具备现代人格，更无现代视野，他的多变、虚伪、狡诈、阴险、虚荣等，是历史积淀下的负资产，是走向未来的枷锁。作为现代人，不应弘扬这些灰色经验，更不应美化、篡改或装饰它们。这样的“以古颂今”，无人喝彩，纯属活该。
参考资料：《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张之洞的情报活动概述》，作者：陶祺谌，《理论月刊》，2017年3月，第80—84页《甲午战争后张之洞聘用日本军人考》，作者：陶祺谌，《历史档案》2015年第3期，第108—113页《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作者：李细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张之洞与德国人》，作者：王维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99—105页《张之洞的铸币收入与币制改革》，作者：孙毅，《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第156—163页《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作者：茅海建，汉唐阳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张之洞癸卯年心态、诗作及政治转向》，作者：叶宇涛，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历史文化学院硕士论文 <燕京书评>原创稿件。转载请后台联系。燕京书评（Pekingbooks）：以学术和思想观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