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地理旗下品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期刊▲1929年《陆军军常服军礼服条例》颁布后，陆军服装有了统一规定。国军将官军衔领章由红色改为金色。校、尉军官及士兵领章底色改为所属兵种色，如步兵为红色、炮兵由浅蓝改为蓝色，士官领章加缀3道蓝线。绘画／刘永华破碎：混战中的各式军装中国近代化军队的成长，走过一条艰难之路。从服装即可窥见一斑。抗战时期，装备简陋落后的中国军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穿着花杂不一的军装，吃着百家饭，在日军炮火下浴血奋战。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皖系、直系、奉系、川军、滇军、黔军，各地方武装不仅装备混乱，制服也五花八门。直到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为与此前派系林立的军阀部队区分开来，以中山服为样版，设计了一套颇具特色的灰蓝色军服，至此，为中国军服定了调。▲1905年，清朝新军服样式拟定，但官兵着装仍有混搭现象。图为1906年10月的彰德秋操上，外国军官正在品评中国军官的新型欧式军礼服，以及他头上搭配的顶戴花翎。新式军服问世后，由于中国疆域广阔，政令不通达，各地军队制服依旧五花八门，比如颜色，早期的中央军制服以黄绿色为主，并因季节而异。草黄或棕黄色系多为夏季穿着，进入冬季后则改灰色系。“淞沪会战”时期，正值夏秋季节，国民革命军第88师将士军服近似青苹果色，而到了“南京保卫战”时已入冬季，军服则改为灰色。军服颜色因季节而异颇好理解，但也有不因季节而出现的多元颜色。“七·七事变”时，保卫卢沟桥的29军着灰蓝布军装；阎锡山的晋绥军、共产党的第18集团军等，也多以灰蓝色棉布军服为主；川军中有不少部队制服为草黄色；而龙云的滇军甚至穿出了一种近似墨蓝色的军服。在中央军与地方军协同作战的战场上，日军往往会看到穿着不同颜色军服的中国军队向他们进攻，故而在日军的宣传画报上，中国军队的制服也是灰、黄、蓝、绿各色皆有。▲1931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陆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开始推行新式军服的军衔制，但直到1936年初才基本实现统一规范。图为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陆军的领章、臂章及兵种符号。多种多样的兵种符号在制服上并不常见，通常是通过领章的颜色来表现。除正规陆军的领章外，中央军校的学员们也有一套与陆军不同的专属领章。绘画／刘永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考虑季节因素，是布料来源地的不同，影响了制服的色差。当时军服制作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隶属于部队的被服厂制作供应，一是与民间被服商合作获得。上海是民国服装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不少著名的西服厂商都诞生于此。随着国内局势的愈发动荡，军队被服需求量迅速增加，国营军服工业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许多原本制造西服的私企厂商，便开始承接军服制造及供应，并借此发了战争横财。最典型如上海滩“绿色老板”吴同文，借着国民政府大力扩张军队的时机，抗战前夕推出了“军绿”颜料，很快在颜料市场上坐稳了第一把交椅。史学家黄仁宇，曾服役于国军第14师，在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有一段真实而生动的记述：1941年夏天，我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落中，彼此相隔二三十英里。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于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套，发放地点在火车站，我们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是军人拥有的全部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把整连人带到溪边，人洗澡后玩水时，制服放在一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溜溜的我们。夏天过来一半，情况多少改善了些。军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在当地买第二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经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附近也没有供货商。我们师长运用想象力，让后勤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色布料。回到国内后，布料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在黄仁宇的回忆文字里，我们不仅发现了军服色差的缘由，还发现国军军服供应的短缺。抗战爆发后，不少私营被服厂积极支援抗战，甚至携带缝纫机等生产工具随国民政府一路辗转，从上海迁往武汉、长沙、重庆等地，在残酷的战火中历尽坎坷。为及时给部队供应大量军服，工人们不但经常加班加点，一天工作十余小时，还要冒被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随政府内迁的私营华商被服厂，就是在1940年的祁阳轰炸中，被日军炸为废墟。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们仍不停工，带着缝纫机到附近农民家中继续生产。即便如此，部队的军服供应仍然没有保障，无论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还是地方杂牌军，军服供应都时常面临“断顿”的危机。▲1942年，滇西重镇腾冲曾陷入火海之中：47日的焦土之战，数不清的炮弹倾泻而下，烈火吞噬着每一条街巷，中日双方的士兵在每一寸土地上殊死搏杀……1944年，腾冲人在县城西南的来凤山下叠水河畔，为焦土之战中牺牲的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将士们建了一座“国殇墓园”。墓园忠烈祠内的阵亡将士名录碑共收录了9186名烈士的姓名。1945年7月滇西抗战纪念馆落成，图为建馆时收集到的牺牲的抗日将士的头盔，以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为主，有美式、英式和苏式；还有从战场上缴获的日式钢盔。摄影／徐振欧1944年的滇西腾冲收复战，是抗战史上的一大壮举，然而军服装备的水土不服，曾让这场惨烈的战事雪上加霜。当时，从怒江东岸进军的远征军，想要拿下腾冲城，首先必须渡过怒江，并翻越位于怒江西岸、南北长270公里、海拔近4000米的高黎贡山。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高入云霄的高黎贡山很少有通路，即使是地势稍低的垭口，海拔亦在3000米以上。然而，5月的滇西已入雨季，淫雨无休无止，山脉古道变得泥泞不堪。缺乏防雨工具的远征军将士，只能顶着山雨，在没膝的淤泥中前行，经常一日行走8小时以上。更为糟糕的是，高海拔地带的巨大温差与风雪，成为远征军将士们的另一个夺命杀手。渡过怒江时，将士们身上穿的还是夏季军服，未曾想到只隔几日，竟然就要身处冰天雪地之中。云端上的严寒，令许多士兵尚未能与敌人见面，就被活活冻死了。1936年，国民政府经由德国军事顾问订购了大量的德国新式M1935盔（简称M35盔），并配发给国府中央军精锐部队。▲中央军的“德械师”曾一度闻名全国，实际上并非全副武装的德式。从这张“淞沪会战”期间的照片可以看出，士兵虽头戴德国M35钢盔，但身上仍然穿着单薄劣质的中式军服。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调整师”，当时已是堪称精锐的部队，并在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开赴前线与敌血战，最后几乎消耗殆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合作虽早已终止，但很多黄埔嫡系部队依然还在配发M35盔，可见初期订购量之大。直到1948年枪决日本战犯时，行刑人员所佩戴的还是这种德式钢盔。除了中央军的“调整师”之外，各地方部队士兵所戴钢盔亦是各式各样。例如卢沟桥上大名鼎鼎的第29军的经典形象，就是灰布军服加英式钢盔，背一把大刀。龙云的滇军因受法国殖民军的影响，装备多为法式，滇军第19师即全师佩戴法式钢盔。可以说，同在“国民革命军”番号之下的各部队军服，最大的差别来自头上戴的钢盔。抗战中后期，不少国军部队虽号称美械装备（如反攻滇西的远征军），但实际上这些部队仅拥有一部分美式武器，身上穿着依然是中式军服。真正从头到脚都用英美装备武装的部队只有一支，那就是“中国驻印军”,其中新38师部队头上装备为德式Ｍ35盔，新22师基本为英式钢盔。▲在印度蓝伽进行劈刺训练的中国远征军士兵，着英制短袖短裤，穿长袜。印缅大反攻展开后，远征军又恢复了打绑腿传统。（来源《抗战机密档 中日军队轻武器史料》）。相合：统一战线中的参差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由中共领导的红军部队接受改编。“中国工农红军”番号撤销，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除了八路军与新四军外，其他各地如桂系、川系、滇系等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地方部队，也都在名义上使用“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番号。▲很多影视剧把八路军和国军部队的装扮分得很清楚，八路军以灰色系为主，国军以黄色系为主。实际上区别并不那么一目了然。当时中国军队服装布料基本都是由灰、蓝和黄三种色系组成，共产党部队灰、蓝较多，八路军的臂章印上“八路”两字或“18GA”，以此与其他友军部队区分开。图为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战士休息时在山坡上玩扑克，他们着浅灰色军服。摄影／沙飞因为同属一支部队，官兵所穿的制服自然要以国民政府1936年颁布的《陆军制服条例》为统一标准，于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及将领所穿制服，与其他国民革命军部队将领一样，只是身处前线的将领制服上，往往不佩戴军衔等可辨识身份的标识，以免成为敌人攻击的显著目标；而在正式场合，中共将领同样佩戴着国民革命军的军衔出席。抗战前期也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获得国民政府补给的八路军，也曾一度投入到正面战场的作战中去，并打出了平型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等经典战例。而八路军有不少部队在作战中专打日军的辎重部队，因此缴获颇多。据时任第115师卫生部副部长的谷广善先生回忆，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日军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之后，获得不少日军的制服装备，仅是缴获的大衣就足够第115师每人分一件。新胜之际，师长林彪心血来潮，将一件缴来的日军大衣披在身上策马狂奔，结果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开枪误伤，险些丧命。▲图为1945年8月23日，中国代表庆祝芷江受降成功，照片从左至右为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聿明、萧毅肃、柏德纳。图中王耀武、卢汉、杜聿明三人军装颜色最深，张发奎、汤恩伯、萧毅肃三人军服为浅色，何应钦的制服颜色则介于两者之间。而他们的帽子也各戴各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共之间摩擦不断，来自国民政府的补给也就越来越少，同时红色武装发展得越来越壮大，人数早已远超原有编制，因此这一时期的补给基本只能自给自足。面对物资日益紧张的情况，中共部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曾回忆：被服则全靠自己缝制，每人每年一套或二套单衣、一套棉衣，有的还发给衬衣、帽子、裹腿、子弹袋、干粮袋及被服等，亦做到能够补充缺额，虽然不甚整齐，但亦可保无缺。其余鞋袜手套，战士亦能做到自给，夏天则打草鞋，冬天则用毛织，特别是后方部队，更为普遍。被服生产方面，八路军与新四军采取的是“三结合”的办法，即工厂、群众、部队相互配合。据徐平和胡珺《烽火岁月中的解放军军服》一文所记，中共领导的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军区都建有被服厂、纺织厂、鞋厂等，承担被服装具生产任务。全体官兵带领群众，特别是妇女，广泛开展纺织、缝纫等活动。尽管如此，八路军装备仍然破旧，被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称为“穷八路”“土八路”。徐平大校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1944年4月，山东东平日军偷袭八路军某部，日伪军化妆成八路军，百十号人装具齐全，清一色的八路军灰军装。可是地方武装见惯了穷八路，富八路着实没见过，马脚一下子就暴露了。八路军正规部队赶来，劈头盖脸一顿手榴弹全歼了日伪军，上百套崭新的八路军军装最终“物归原主”。▲1943年1月，新四军总部移驻江苏盱眙（xū yí）县黄花塘村，陈毅等领导人在此合影留念，从此这个不起眼的村落，就成了领导东南抗战的核心，一条条杀灭日寇的命令从这个土房中传出，八年抗战中，八省健儿组成的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歼灭日伪军共31万余人，成为一支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铁军。文章部分内容节选自《中华遗产》2015年7月刊撰文/周渝编辑：zq

战争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经常存在混穿敌方军服的情况。例如游击队就经常穿敌军制服。这张很经典的抗联照片里就可以看到官兵均头戴缴获的满洲国军帽和满洲国军服。这张抗联部队和苏联红军的合影里也能看到抗联人员均头戴满军/日军略帽，军服也是满军或者旧日军制服。不过更有趣的还是正规军穿敌军制服的情况。这张摄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彭老总就穿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件美援hbt面料的中山服照片中正在看望远镜的陈毅头上戴着一顶国民党军队的大檐帽以上三张照片里的红军分别穿了德军的迷彩裤，德军上衣以及旧日军的98/3式上衣，不过这几张看起来更像是摆拍。以上两张里能看到八路军对旧日军编上靴的喜爱。罗炳辉头戴旧日军冬帽脚穿编上靴。这张也是如此，下士官兵和士官大衣混穿。刚出关的八路，分别穿了一件旧日军的98/3式下士官兵上衣和士官上衣。照片右侧的红军也是穿了一件党卫军迷彩服。最后再来个战地实拍，左侧碰着饭盒背对镜头吃饭的红军士兵里面穿着德军的冬季风帽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德军42型冬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