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给我们的启示的意义是什么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4-04-19 01:52 标签： 八七会议的历史意义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卒于民国十七年（1928），终年六十有五。在他不算短暂的人生中，多次经历和参与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局与事件。纵观其人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武昌起义前（1864—1911）的四十八年，可视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他由孩童成长为清朝将领。黎元洪20岁（1883年）时，考入天津水师学堂，自此开始了他在清朝军队编制内的转迁历程，期间虽经甲午海战的逃逸，但此事并未影响到其后的仕宦发展。32岁（1895年）时，他投效张之洞，并为张所器重，次年又随其调驻湖北。此后的十五年，除去三次赴日考察，黎氏便主要是在湖北参预整备军务。1905年，黎元洪被任命为清朝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相当于当时国外军队中旅的编制），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此一职位实际相当于湖北新军的二号统领，而黎任此职也一直延续到了武昌起义。从武昌起义发生到黎元洪为袁世凯召令入京（1911.10—1913.11）的这两年时间，是黎氏人生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黎元洪被时势推向了历史前台，成为了首义元勋。他以都督之名主持湖北军政，掌握了湖北一省的实权，并以此为基础对于当时的南北局势演进施加了影响。其后，黎元洪又帮助袁世凯获得总统一职，并与袁一道打压革命党人。虽然黎本人亦被选为副总统，但他深知只有稳操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大权，方才得有自身的立足之地，无奈袁世凯也看中此点，屡施计策召黎入京就职。终于，在黎元洪50岁那年，不得已乘车北上，由此离开了他经营近二十载的湖北，成为了袁世凯的笼中之鸟。而自黎氏入京至其东渡日本（1913—1923）的十年，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阶段。此一时期，黎的名位极高，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遗憾的是，黎虽身居高位，但未有兵权，因此屡被北洋军阀内的各个派系所利用和愚弄。不过，可贵的是他能坚持共和体制，维系临时约法的精神，并以此与北洋将领据理力争，从而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做出了贡献。1924年，已是61岁的黎元洪，从日本返回天津，从此告别政坛，转投实业，资助教育。他在津门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1924.5—1928.6），平素里还颇以书法等爱好自娱，能得其闲适，后于北伐前夕病逝。通观黎元洪一生的主要境遇和行事，可以说他出生并成长在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前夜，时势的巧合又让他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了新政权的功臣和统领者，但亦因此而使他卷入了最高权力的争夺漩涡，其人虽曾两度得至总统高位，但又处处受制于人，最终成为政治上的花瓶。就此一点，他与民国伟人中山先生有相近之处，即二人在民初政局中多数时间都成为了军阀与政客们利用的工具。但二者又有显著不同，即在于：一则，中山先生早年便致力于革命，而黎氏虽对革命并无反感，但不主动参与革命，最终也是为形势所迫而屈从之；二则，中山先生虽频受政治挫折与失意，但仍能屡仆屡起，始终不放弃为寻求中国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四十年如一日，且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革命策略，诚可谓是将民主革命一以贯之的伟人。相较而言，黎氏虽然在建国之后，亦能坚持和维护共和体制与临时约法，不为帝制所屈，强人所服，这自是他性格中坚毅一面的体现，但黎氏最终仍然因为政治上的受挫而选择退出，加之他在为政期间，亦有为求私利而屠杀革命党人以及援助袁世凯的不良行径，凡此都使他的革命业绩留下了缺憾与污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黎氏对于革命，更像是一个过客：他先是“半路出家”，为革命洪流所驱使，后又在革命途中“三心二意”，多次选择与北方军阀合流，最后亦未能经受住革命的风雨洗礼，在饱尝政治的失意后而决心退出。不巧的是，黎氏生当于一个革命兴起的时代，身后又逢着一个革命至上的时代，所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的那种中间派路径便始终不曾得到应有的注目和恰当的评价。毕竟在常人的眼中，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表现太过中规中矩，既没有做成中山先生那样的伟人，也没有成为袁世凯那样的枭雄。黎氏又籍何来让历史与后人铭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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