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暑假，朱庆育老师告诉我和杨阳老师，德国出版了一本叫《法律评注：国际视角的比较》的书，介绍了主要国家的评注状况；任教于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卜元石老师向他推荐了此书，还写了书评(后来发表于《南大法学》2022年第1期)。朱老师想把该书引进到国内，让我问问本院有留德背景的老师有没有意愿一起翻译。朱老师把元石这篇尚未定稿的书评发给我，在大致了解了全书的概貌后，我们很快商定了将其中部分篇什翻译成中文的出版设想。原书共有19篇文章，主要涉及评注的发展史和欧盟私法评注及跨国法评注研究。经过考虑，我们选择了其中12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被略去的7个篇目所涉及的主题分别是：拉丁美洲、波兰、俄罗斯、加拿大、南非、以色列的法律评注以及国际法中的法律评注。相对而言，它们和我国法学界当下评注实践的关联度可能要小一些。对这些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留意两位主编凯斯特勒－兰帕特尔和齐默尔曼的首尾两篇文章，因为它们都涉及对全书内容的概述；尤其是齐默尔曼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对这7个主题也有比较精到的阐述。我们很快组建了包括中德所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的翻译团队，并进行了分工。朱老师请我和杨阳承担翻译组织工作，译校由我负责，杨阳则主要负责联系版权授权事宜。南京那年的秋天异常闷热，名副其实的“秋老虎”。国庆节假期我还吹着电风扇。那几天正是我认领的尼尔斯·扬森教授的文章翻译即将完稿的时候。节后，朱老师问翻译进度如何，并表示最好有一两篇先发表出来，对其他译者也是个激励。因为全书的版权授权事宜尚未解决，为了得到文章授权，我便给尼尔斯·扬森教授亲自写了一封邮件，先做了自我介绍，又告诉他我们中德所几位有留德背景的老师想把这本书译介到中国，我正好翻译他的文章，能否请他单独授权给我。扬森教授第二天就给我回了邮件，说全书的授权还是要联系出版社，至于他本人的文章，我完全可以做任何学术上的使用，包括翻译发表。后来，我的译文顺利发表在了《南大法学》2022年第1期。在给扬森教授的邮件中，我告诉他，2019年，我所在的南京大学就专门成立了法典评注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的朱庆育教授召集了70多名学者在集体撰写这部全中国体量最大的《中国民法典评注》。我们不仅需要学习别国的经验，还要尽可能避免他们曾经走过的弯路。关注评注国别史的扬森教授，或许对未来的中国民法典评注多少也有几分期许吧，他很快就回复了我的邮件，并帮助我们与德方出版社牵线搭桥，12篇文章的翻译出版授权得到顺利解决。3位主编还主动放弃了他们应得的版税，以表支持，令人感动。全景式介绍各国法律评注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中国民法典评注·评注研究》点击图片 ↓ 即可收藏一句话推荐：经过数百年的实践探索，德国学界终于在最近十年开始集中关注法律评注的学理化。本书系其成果之一。本书以世界范围内主要立法例为观察对象，对其法律评注状况及成因的梳理与解释引人深思。我国法律评注方兴未艾，本书的翻译引进可谓正当其时，我国评注实践因此有机会在他山之石的借鉴与反思中稳健前行。什么是评注？按照书中的观点，只要一种文本在结构上依附于另外一个文本并对其做出连续性的注释，就可称之为评注。而被依附的这个文本就是被评注的文本，也称为参照文本(Referenztext)。按照这个定义，评注文本和评注实践自罗马法以来就一直生生不息，存在于欧洲私法史中，只不过，最初叫“注释”“阐释”或“释义”。“评注”一词译自德语词“Kommentar”，而“Kommentar”即是由中世纪释义法学的“Glosse”演变而来。伴随这一变化的，是法学者(Jurist)从释义法学家(Glossatoren)到评注法学家(Kommentatoren)的蜕变。不过，这个蜕变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注释法学阶段，由于民族国家的概念尚未真正形成，欧陆国家的法典化浪潮亦未到来，因此注释法学的参照文本多为经典的法学著作或者只是针对法律制度、潘德克顿法学等概念展开。这给了概念法学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历史法学派作为其重要推手，认为评注——尽管其名称上已从“注释”演化为“评注”，但仍不具备现代评注的实质要义——并不是最切合当下的法学文献形式，那些重新厘定的概念和原则才是法学重新出发的起点。现代法律评注的真正发端和欧陆各国的法典化运动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法律评注发达的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而现代法律评注的实质要义，在于它促成了法学学术与司法实践的交流，评注文本也由此成为这种交流乃至融合的主导媒介。某种程度上，评注使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挣脱了文本和法条的桎梏，并为我们将现行法理解为制定法与判例法相融合的产物作出了贡献。由于司法实践藉由裁判文书反映了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与成文法的一成不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唯有通过评注对法条原文、裁判文书并结合法学理论的比对研究，我们方能看见呆板的法律在生活中的生动样貌和内在肌理——因而“当前性”是评注必不可少的重要特质，这也是各国法律评注需要不断修订再版的原因——无论裁判文书还是学术论文，只要出现了新的动向，就应该在与其对应的法条的评注中得到反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评注是“流动的法学风景”。我们为什么需要评注？评注只是众多法学文献形式的一种。对大多数中国法律学人来说，我们熟悉的法学文献形式首先是教科书和期刊论文，然后是法律汇编、学术专著。在新法颁布的时候，各种释义书以及有关立法背景的资料汇编也会畅销一时。最近几年，有关案例评析的书则开始走俏。这些市场变化，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法学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的悄然转型。案例指导制度的出台，学术期刊对案例评析的重视，都在呼唤着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对话与融通。中国民法典的颁布和生效，标志着法解释学时代的来临，而评注恰恰是与法解释学最为契合的文献形式。如同法律评注在德国的第二次繁荣与私法的法典化密不可分，中国民法典的颁行，对致力于推动评注实践的中国法律人而言，也有着发令枪般的象征意义。相对于其他法学文献形式，评注承载了非常多的功能，或许亦凝聚了法律人绵亘百多年的历史厚望。在凯斯特勒－兰帕特尔那本获得“恩斯特·拉贝尔奖”并赢得广泛赞誉的博士论文《评注的世界：法律评注在历史与当代的结构、功能与价值》中，他将这些功能概括为阐释之书、知识储备器、知识过滤器、知识组织者、架构知识者、法学精密仪器制作人、搭桥者、稳定器、批判者和创新者……虽然不是每一部评注都能同时实现这些功能，但即便只是其中的若干项，都已经足以使其在与其他法学文献的竞逐中脱颖而出。通过这本堪称各国“民法小传”的文集，我们可以发现，评注的这些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的“戏份”各不相同：最初可能只是阐释文本，储蓄知识；而在阐释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知又需要和旧的知识重新组合，完成自我裂变，于是“组织”和“架构”的功能应运而生……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体现了评注强大的自我繁衍、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在所有这些功能中，最重要的，是促进学术与实务交流的媒介功能。对于现今的中国法学来说，这可能也是最急迫的。理论界与实务界始终在隔空喊话的尴尬到了急需“破局”的时候。现代法律评注的一项任务是，既要和应用相关，又要发挥理论指导作用，如此才能将理论与实践二者相结合。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的评注发展简史，我们也能感受到评注在一国获得成功所可能面对的诸多不确定性。评注的所有功能，恐怕都不是在技术上、在质量上让评注做到完美就可以实现的，可能还需要附加许多的外部条件或者隐形条件。正如西班牙评注发展史所揭示的，评注在西班牙可谓成败参半，其不成功之缘由，不是因为评注本身的技术或者质量问题，而是其病根早已深埋在西班牙法律人才的培养体制以及西班牙的大学结构里，尽管它有悠久的评注传统，还深受注释法学派和德国法学学说的影响。或许这对于我们而言，还是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的。诚如本书其中一篇文章在比较不同文献类型提到“文集”时所言：“文集”这种文献形式特别适合用来讨论变化中的法律领域——每篇论文都从不同的视角来观照同一主题。这和参照文本必需固化的评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集基于作者的数量及其知识背景的不同，能够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因为在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承担了资料汇编、过滤筛选和归类整理的功能。这些任务完全可以按照作者个人的标准来完成，他们的主观感受力因而可以得到更个人化的展现，而不必像评注那样需要做多方权衡。对于一个发展中的法律领域(评注)来说，不受牵绊的不同观点相互并存，有风险但也是机遇——这也正是我们愿意把这本文集呈现给国内读者的原因所在——尤其是那些令人尊敬的笔耕在中国民法典评注的田间地头的同行们，我相信你们一定能从本书的字里行间品读出我们所不能想象的更多启迪。最后，想说些感谢的话感谢每一位参与到项目中来的译者，你们的辛勤付出是这本译文集得以成书出版的基础。参与项目的译者都是以德语、英语为主要工作外语的，但原书除了这两种语言，还涉及了大量的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欧洲语言，他们通过寻求各种帮助解决了这些语种的专业名词的汉译，实属不易。感谢朱庆育老师的信任，让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为中国民法典的评注事业略尽绵薄之力。感谢南京大学法典评注研究基金和南京大学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推进计划资金对本书翻译和出版的资助。就在本书统稿的过程中，传来好消息：朱老师主持的“我国民法评注编纂重大问题研究”获得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本译文集有幸作为其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本书在翻译、校对和统稿的过程中，得到不少师友的无私帮助，尤其感谢弗莱堡大学法律系卜元石教授、苏州大学法学院娄爱华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张伟劼副教授、中德所卸任德方副所长雷博海博士(Dr.Peter Leibküchler)和好友赵洪阳先生的答疑解惑。感谢译者之一、南大法学院博士生杨思佳在德国交流期间为查找外文资料所提供的帮助。感谢尼尔斯·扬森教授为我们联系版权牵线搭桥，并对原书三位主编放弃版税的义举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我的同事、中德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阳老师为联系版权所付出的努力。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本文系《中国民法典评注·评注研究（第1部）：法律评注——国际视角的比较》代译序）

--访“广州好人”肖金
主持：王军刚
嘉宾：肖 金
【嘉宾介绍】肖金，男，汉族，河南省邓州人，转业军人，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新闻中心主任，广东省演讲学会创会会员、理事，中国好人网理事，9958志愿者，广州市尚丙辉社会中心秘书长，邓州市慈善总会顾问，转业时加入了邓州市编外雷锋团，目前在广州工作，是多家公益组织骨干、志愿者。他多年来爱心助人，一直帮助贫困家庭患病儿童治病、解决医疗费问题，自2011年认识“拾荒妈妈”至今，帮助资助广东“拾荒妈妈”治疗11个患病弃婴。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余参与看望抗战老兵。他在马路边、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总是有股想上去帮助的冲动，他说：“没办法，咱河南人骨子里就有一股子侠义劲儿！”。
2015年5月被为“天河好人”，2015年8月被评为“广州好人”等荣誉称号。在军营时，他曾经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6次。
主持人：这里是公益榜样人物节目在线访谈。在广州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有一位“编外医生”，他多年来爱心助人，一直帮助贫困家庭患病儿童治病、解决医疗费问题，连续多年帮助“拾荒妈妈”照顾30多名遗弃孩子，经常利用工作之余看望抗战老兵。他就是河南省邓州籍转业军人，多家公益组织志愿者，中国好人网理事肖金、广州市尚丙辉社会中心秘书长。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肖金先生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他精彩的人生故事。有请！
肖金：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各位分享。
主持人：肖先生！您好。欢迎做客今晚的访谈节目。据知您是河南省邓州人，曾经在部队服役，在部队的大榕炉里，你得到一种怎样的锻炼？
肖金：谢谢主持人王军刚先生，我初中毕业后家里人让当老师的姐姐帮助我介绍对象，见面时对方有五六个女孩，我还没有认出那一个是相亲的，已经没有戏了，后来听说那女孩嫁给了一个退伍兵。于是，我想当兵可不是容易的事，在农村没有关系，那怕是一个村干部也算关系。那一年的一天凌晨，我跑到自家地里,将未成熟的玉米和红薯搞了一篮子送到离家二十五里有乡政府家属区书记家（书记是我哥哥的同学），当时书记正在吃饭，礼貌性地让我吃饭，我说吃过了，其实肚子是咕噜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当兵。他说今年不行，因为县里已经体检过了，明年再说，无奈我只有等待。
第二年，我顺利通过体检，在入伍时，我将身上所有的衣物留给家中，包括裤头都没有带，带着二哥给我的一百元到了部队。进入部队的那一刻，我就没有想到要再回老家，因为我知道家乡的贫困,如果我是一个女人就嫁出去,可惜是个男的,邻居二叔经常这样说。
那一年是1991年。新兵的我穿上了草绿色的新军装，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对于穷苦出身的我来说，那点艰苦训练根本不在话下。使我内心浮躁不安的是入伍后没有领略到炮火连天的战斗场面，因而对这日复一日单调机械的队列训练，感到十分厌倦，想过不一样的生活。是一头野猪改变了我的这些想法。
那是新训时的一个周末的早晨，我和战友阎新宇一块请假去县城购物（当时的部队驻地在安徽九华山的青阳县），也想趁机散散心。临行时班排长一再叮嘱我们要按时归队。部队驻地离县城比较远，得走过一条足有5公里的羊肠小道，还要翻过几座小山，然后到达一个小镇（新河镇），由小镇乘汽车一小时左右才能到达县城，所以我们办完事没有多逗留，到小镇下车便奔向返回营区的小路。
我们边走边谈，言谈中得知阎新宇有一个弟弟和他同时入伍，在野战部队。前不久他弟弟来信说，参加上级射击考核打了50环，荣立三等功。我羡慕极了，对阎新宇说：“咱们啥时能像你弟弟一样露一手呢？”阎新宇没有吱声，看看手表说道：“三点一刻了，该不会超假吧？”于是，我们一路小跑起来。可是越跑越觉得不对劲儿，发觉不像来时的路。 时针已指向下午5时10分，可眼前的山林一片迷茫，我们着急起来，显然是在岔道口走错了方向。我俩商量不能退回原路，干脆翻山，说不定还能抢回点儿时间。确定方向后我们就朝山头上爬，翻过一座座小山还是看不见营区。看着阎新宇沮丧的样子，我指着前面的一座比较高的山头给他鼓劲说：“咱们再爬上这个山头，找一棵最高的大树上去，或许就能看到营区了。”可是，我们接连爬了几棵大树，仍然看不见营区，我们更害怕了，到夜晚怎么办？在营区站岗时我们曾听到过野兽叫声。
我俩正在瞎闯的时候，阎新宇突然冲我大叫一声：“快上树！”我来不及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抱着身边的一棵大树就向上爬，阎新宇也爬上了树，我们爬到树杈上朝下一看，发现一头肥大的野猪正围着我这棵树转悠，吓得我连大气也不敢出。那头野猪转了一阵，突然发疯似的用身子猛烈地撞击树干。我紧闭双眼听天由命地骑在树杈上随树摇动。
天色渐渐暗了，野猪还一个劲地撞树，并用尖利的牙齿啃着树干。我暗想：“完了，我命休矣！再见了战友们！”......夜幕降临，那头该死的野猪还是不肯离去。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喊我和阎新宇的名字。一会儿，前方不远处出现了许多火把，那些举火把的人边喊边朝我们走来，我们高兴得大叫起来。火把越来越近，野猪吓跑了。这时我才看清楚是排长带着战友们来了。
原来，晚饭后班长一直惦记着我们，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我们回来，于是就报告了排长，排长觉得情况不妙，就立即带着战友们分头在山里找了起来。我从树上下来，高兴得热泪盈眶，跑上去与战友们一个个地拥抱。在这个寻常的日子里，我真正感受了军营的温暖、首长的爱护和战友的亲切可爱。在这寻常的日子里，虽然没有操枪弄炮的潇洒身姿，但这非同寻常的经历一如战场上的激战情景。回到营区如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一样，一切都那么可爱。
新兵下连我被分到了当时最苦的警卫连，天天站岗，结果我就利用站岗时间背诵自己喜爱的高中课文，当时（不像现在的环境哨位有摄像头，那时出入营区的人很少）也是戴的真枪实弹，在夏天戴上钢盔那种无聊得痛苦坚直是折磨，我却没有把这种苦当回事，每天趁人不注意开始伸出手，背自己写在手上喜欢的古文诗词，有时还琢磨着琢磨着写点诗歌和文章，每天下岗第一件事是写日记，连续五年没有停止过，记下了自己遇到的故事和人物，入伍第二年表现突出被选送学习驾驶，因为喜欢写写，驾驶班长是老河口的，距离我的老家很近，他撕了我的小本本说，记住开好车是今后生活的本事，你写得再好不能顶饭吃，兄弟！说着还将他当兵四年写的厚厚一本诗集扔给我，后来，原本表现不错的我，放弃了留在汽车连练车的机会，我凭着青春的冲动到了一线连队，因为是都是特殊装备车辆，行车速度都有限制的。开了几年车，一年不过几百公里，所以只是混个驾驶证，技术也没有训练好！
下到老连队，因为是技术兵，专业和军事素质不如别人；但是我喜欢长跑，全营两百多人，我经常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跑五公里越野是最辛苦的，但对我来说是最有成就感，这时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经常在考核时我帮助战友拿枪，拿战背包。记得最清楚的当时曾经半夜三更起床扫雪，从班门口到连部和营部，事后，战友说肖金，你真傻瓜，做好事不留名，更傻的是连队考核自己背三支枪跑到终点，连队达标得了优秀，我却虚脱了。
在基层连队，许多人感觉很辛苦，我一点没有感觉到辛苦，节假日我全部用在学习上，把解放军报看到好的文章剪下来学习。尤其是晚上，别人休息时，我在学习新闻写作理论书和报纸，没有书我把报纸当老师，每天中午别人睡觉我在学习，从1992年开始，我每月只有20元津贴，存10元钱购买书籍参加解放军报函授学习！没有文凭的函授，我连续参加了14年，一个研究生也毕业了，我不是为文凭而是为了学本事！
人们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为什么不立即发光呢！这就要求机遇了！1996年我参加了安徽东至县大渡口抢险，一般的这样的行动部队会有新闻干事跟踪报道，这时正好单位的新闻干事出差了，我们部队一千多人和安徽安庆武警两百多人同一地点参加抢险，结果天天广播说当地武警怎么干，我们带队的副旅长谢家宾（后来的副司令员）对当地县委宣传部长发火了，问怎么没有我们解放军的新闻。当地宣传部长很尴尬地说，解放军没有人写，怎么广播。于是，我就被抽到了战地广播电台，不再扛麻袋了。意想不到的是我写的几个小通讯篇篇被广播，我经常是在前面写，后面宣传部就来人拿走，我写的《军人尼姑和50个瓷碗》不仅仅被战地广播了，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解放军报发表了。抢险回到连队，军宣传处直接点名把我借调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山沟中的连队，一直在军部工作。
从开始第一年写了三百篇发表1篇到第二年发表5篇，第三年发表15篇，第四年发表45篇，第五年走上专职报道岗位。尤其是入伍第一年，天天头戴钢盔，特别是夏天一天五六个小时，还背着真枪，我就转移注意力，把想背的唐宋诗词写在手上，没有人时伸手看一下。这一年还在当时的《池州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歌呢！军营的生活就在训练，忙碌，写写中度过。
主持人：您又是如何接触到公益的呢？
肖金：如何说真正接触公益应该从1993年左右算起，那是我还在安徽九华山附近的军营，一次偶然中从父亲来信中得知，我邻居的一个孤儿，因为父亲去世，母亲嫁人了，他在县城工作时和人一起偷了别人的录音机被判刑的事。我就打听到地址去了一封信，因为我父亲与他父亲很熟悉，以前我们也认识，结果我的信成了他们监狱的活教材，当时他在三门峡峡县的一座监狱，判刑12年，他当时说，我在社会上那么多朋友、哥们，在我入监狱以来没有一个人来看一看，在军营的你却关心我，让我准备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得到了改变，这期间，我不仅仅去信安慰他，还给他寄衣服、军用鞋子，还有书籍，后来，他减刑了，目前在国外工作，时常给我电话感谢我的帮助。
这期我还帮助一位湖北来凤县的一位土家族青年，资助他购卖相机，鼓励他走出山乡！当时只是感觉是学雷锋，很纯朴，没有其他想法，也不知道这叫公益慈善。
主持人：肖先生，据知，您为了帮助贫困家庭患病儿童治病、解决医疗费问题，曾数十次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和医院，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求助，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肖金：其实我最受益，因为从这些人身上我感觉到不一样的人生。多了许多间接的人生经历。应该说从2007年到广州武警医院工作后，基本上经常在帮助上，也不知道叫公益。记得印象最深的是2007听说一位河南妇女在医院门口哭，一了解是河南驻马店正阳的，女儿大学毕业在东莞打工，突然中毒检查不出原因，东莞三甲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到广州医院要交5万押金，家人准备接回家，死到老家算了，120救护车要8000元，他们只有5千元。我正好下班经过。我马上找专家，确认可能治疗。我就说钱不是问题，我来想办法，当天找广东南方电视台的李亚斌编导报料，当晚媒体就报道了，第二天广州多家报纸以“女大学生打工中毒”进行报道，我了解这家弟弟考到郑州大学，学校奖励5000元，准备汇来，我告诉他们让他弟弟来广州，我做了一期《姐弟情深》，弟弟宁愿放弃上大学也要救助姐姐的命，这个弟弟当年虽然为救姐姐没有上大学，第二年考取了武汉一所军校，后来曾经与我联系过，媒体追踪报道后许多人来看望并送慰问金，接着我连续追踪报道，他们把治疗好剩余的钱捐给另外没有钱治疗的人，我又邀请当时医院院长出面，做了一期《爱心转移》的新闻。
2010年在苏州参加《健康时报》特约记者年会时，我在电视上看到安徽宿州市埇桥区大店镇三里村有位农家少年闵壮壮，患有复杂先心病又没有钱治疗，他个头很小，嘴唇紫绀，走路都没有力气，有一次口鼻大出血差点没命了。壮壮没有上过学，但是却会捏泥人。
看到壮壮的遭遇后，我行动起来，我当时没有患者的联系电话，就想办法给当地电视台去了一封信请他们帮助联系捏泥人的壮壮。一个月后，我接到壮壮家人的电话，并相互留了QQ，随后壮壮家在广州的亲戚找到了我核实情况。在核实了我的身份之后，壮壮的心脏彩超发了过来，我送到多家医院心脏外科专家会诊，当时专家说只有七八成把握，就这样只能放弃。2013年我参加一次活动时认识了全国知名的心脏手术专家陈海生，我再次把壮壮的病历送给一个心脏病专家陈海生，经过检查发现，孩子的病是先心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叫法氏四联症，而且其中一个血管低于正常手术的指标1.2，他的只有0.8，治疗费用缺口很大。为了帮助壮壮解决手术费用，我除了自己出钱外还邀请媒体给予帮助。“不久，孩子接受手术并顺利出院，2015年壮壮在我协调下，他应邀参加了广州白云山的文化节呢！”这件事让我很开心。
还有家住高州市东岸镇仁山村的10岁女孩杨彩蓉，一直都是听话懂事的乖乖女。2014年1月，彩蓉说右脚肿痛，2月8日，彩蓉在高州市人民医院被确诊患有右股骨下段肉瘤，在当地做了截肢手术，花费了五六万元还需要定期化疗，因为家庭贫困无法支付这笔费用，彩蓉的家人无奈只能放弃。
当年5月，我通过当地志愿者了解到患骨肉瘤的杨彩蓉。原来，彩蓉的亲生妈妈几年前去世，父亲和奶奶有病在身，后妈带着她到处求医，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我找到对此病治疗比较拿手的武警医院肿瘤科主任周涛，联系到杨彩蓉让她来广州进行治疗。因为母女二人没有来过广州，当时正逢大雨，我专门到天河客运站接他们到医院并帮忙支付押金，除此之外，我还向媒体报料，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人能够帮助杨彩蓉。
杨彩蓉第一期在广州化疗的效果很好，但因为没有钱，我共帮她垫付了16600元费用。后来，多家媒体报道了后妈背着杨彩蓉求医的消息，引发了广州众多好心人的帮助，后来，爱心企业看到报道，免费为彩蓉量身定制了假肢。
武警医院烧伤整形外科主任田宜肥清楚地记得，2012年7月，在惠州打工的贵州籍小男孩梁杰和下巴的瘤体已长至与他头部一般大小。
梁杰的父母将孩子带在身边一边打工一边寻医诊治。几个工友凑了点钱，让父亲带着孩子去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需要做手术，至少要30万元的费用。听说检查也需要一大笔钱，梁小明就吓得拖着儿子回去了。
我了解情况后，带着专家与记者一起到惠州看望孩子，愿意为孩子做检查和手术。当时，我自掏腰包交了梁杰的检查费，在媒体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18万元手术费用很快到账。
可是，梁杰在进行第二期手术后突然出现并发症被送进了ICU，每天抢救费用就是一万多元，当时正逢“十一”，我天天去看望孩子，孩子爸爸没有能力去凑齐孩子的治疗费用，只能眼巴巴地问：“肖主任，我的孩子有救没有？”专家说：“肖主任，这个孩子又欠费了。”
最终，在专家们的不懈努力下，孩子得救了。各种费用超过了30万元，除了广州和惠州的捐款外，我又通过媒体向北京和上海等地的慈善组织求助，最终解决了医疗费用。
主持人：在新闻媒体里看到，一个又一个病人在你们的帮助下走向新生，那么这些筹资又是如何筹集的呢？
肖金：其实，钱从来不是问题。主要是能治疗、有爱心的专家才是关键，我虽然离开广东武警医院很多年了，但那里的专家非常有爱心，只要我一个电话，他们都会答应先住院再说，他们知道我能找来钱帮助患者，可能我的渠道多一些。其实这些年我非常感谢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广东省慈善总会、广东省妇联和广州市慈善会等公益组织的朋友及战友的支持，特别是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王颂汤会长和葛秘书长、广东六祖慈善会的纪思金会长、香港广东救援队的江华容队长、香港施善兼爱公益组织的廖国球主席，广东省让爱回家促进会的梁冬飞会长以及中国好人网谈方总干事、广州市尚丙辉社会服务中心的尚丙辉理事长、广东抗癌公社的于国胜社长、钢子善行团广东分会的卢俊浦会长、白云区蓝天心余俊安会长、公益达人“老大笨象”，澳门的爱心人士企业家汤福荣老人、香港的爱心企业家张生红等等公益慈善界大咖对我的厚爱，只要与我有关的事，我一个电话他们都会出钱出力给予无私的帮助，还有一些不知道名的爱心人士。最最感谢的还有一批新闻界朋友，比如广州日报广爱基金版面和广州好人版面的记者、新快报从公益版记者到社长、总编都是多年的朋友，他们一看到我微信，有新闻价值他们都会主动联系我，这里包括北京的《健康时报》和中央驻广东的媒体，中新社广州分社王华社长不仅仅报道还带头捐款，光明日报吴春燕社长、经济日报张建军社长等等，这些都是很多年交往中形成的可靠朋友。尤其是媒体的扩散，你是想不到的效果。有句话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想帮，你尽力，钱都不是问题。
记得前年我遇到一位烂头老人，当时我们送到广州省皮肤病研究医院，找的是院士，都说难，结果我遇到了一位河南在广州龙洞行医的祖传六代医生丁伟强，他从小跟爷爷行医治疗过，原来可能花一二十万治疗不好的，结果花了二万多把一位五年治疗不好的烂头老人治疗好了。
还有从广西过来的何小女，女儿强直，要花一二十万一次手术，结果因为我的出手，这些钱很快捐到了，母女非常感动。这也许与我一直在医疗界和新闻界找酱油，加之常与慈善达人们有交情有关。
还有2015年底，刚刚从一家医疗机构辞职，我准备休息一下。结果接到顺德一位企业家打来电话，说一个孩子掉开水盆里烫伤没有钱，在中山大学医院。我当时在佛山陪女儿参加全国小演讲家培训。什么都来不及想，让志愿者核实情况，发现竟然是我家乡邓州市的，我从佛山回来，马上与北京9958联系，汇来第一笔款项，我自己也多次捐款进行筹款，还邀请广爱基金栏目记者、广东DV现场记者采访，筹集了20多万元，现在孩子情况恢复得不错。
说白了就是一定要全身心投入，一是患者家人的努力，二是借助媒体的支持，三是公益渠道的运用，四是筹款人必须有资源和人脉，最关键的是患者家人自己的付出和坚持以及报有感恩的心。否则很辛苦包括拍卖，也很难筹到足够的款用来治疗。
主持人:得知您个人不仅经常帮忙联系专家还主动掏腰包帮患者支付部分手术住院费用，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肖金：说实话自己主动掏腰包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很简单，你自己都不付出，怎么让别人付出。说实在，这几年，很感谢广东武警医院这个我刚到广州打拼的平台。使我认识了许多企业家、专家、爱心士和媒体人。离开后我的个人收入增加了很多，有钱你才能参与其中。我曾经还在网上参与“老大笨象”梁永宁的拍卖，最多一个月捐款六七千元，后来怕影响工作就很少参加拍卖活动，常言说：“佛渡有缘人”，作为个体能力有限，只能帮助遇到的人和事，现在我主要在做引导方面。这方面在中国好人网总干事谈方身上学到的比较多；去年是第10届华人爱心奖第一次进大陆评选，我推荐了中国好人、感动广东十大新闻人物、广东省道德模范尚丙辉并成功入选 ，香港方面奖励他8万美元做好事，行善事；今年我又推荐了两位，一位是“拾荒妈妈”和“老大笨象”，结果二人在两岸四地200多候选人中入围，最终“老大笨象”成位六位获奖者，将获得9万美金的奖励，“拾荒妈妈”和我作为特约嘉宾到香港参加颁奖典礼。我与获奖人一起获邀和爱心奖创办人林添茂主席共进午餐，在与我交流中告诉他说，你就是我们爱心奖的委托人，在大陆发现好人，推荐好人，明年还邀请你，其实作为华人爱心奖创办人林添茂主席，是我非常敬仰的爱心企业家。
另外我的收入比较多样花，一方面有高工资，另一方面有稿费。我的稿费基本上都用来帮助人了。最多时我的稿费收入每月都是几千元。我不仅给媒体还包括《知音》、《家庭》等杂志供稿，比如前几天，我接到上海一家IT企业芯片研制工程师袁毅鹏的QQ留言，说自己在上海买房子了。他曾经是IBM的高级工程师，因为抑郁症成为国内反歧视抑郁症第一人，当时我帮助筹款的同时并进行了报道。他父母说：“你们不仅帮助我们孩子治疗好了病，还教他做人”。他2014年元旦在北京自杀，我接到警方的电话问他是不是我的朋友，他8年的抑郁症经过治疗好了，我就把他的故事发在了《知音》和《家庭》，当时在广州的媒体进行了报道。
主持人：肖先生，据知，您从2011年3月开始至今连续多年帮助 “拾荒妈妈”张菲照顾42名遗弃孩子，真的不容易，可以谈谈这些孩子们吗？
肖金：谢谢主持人，影响最大的是2011年我们和广东助学促进会在揭阳普宁看望“拾荒妈妈”张菲，当时我们带她的五个患病弃婴到广州治疗。当时最大的今年8岁，最小的才两个多月大，他们都是张菲先后捡来的弃婴。其实，张菲一共收养了40多名弃婴，从三十年前，张菲收养了第一名女弃婴以来，当时我去她家时，家里共有13名子女和她一同居住，孩子全部是弃婴。
第一次带她到广州，仅仅广州电视台就连续做了12期节目，还有多家媒体的专访。也是她第一次到广东武警医院治疗，孩子是脑积水、癫痫、先心病和唇腭裂病。在我协调报道下收到的捐款和物资折合人民币四五十万，解决了老人当时眼下的困境，随后中央电视台一、二、七和十二频道都进行了报道。当时我撰写的内参《拾荒妈妈和她32个弃婴》，引发了广东省时任省委书记汪洋的批示，后来省慈善总会、省妇联等单位都来看望老人，老人收养的弃婴也上了户口，孩子也享受到资助，在当地由政府出面购置了房子。
我经常接到老人和孩子的消息，这期间我利用下部队义诊看望老人和孩子，2013年初我又协调车辆到她家四个孩子到广州治疗。正好“河南袁厉害”事件，揭阳当地民政局局长带人追到武警医院要把她收养的孩子全部收回福利院，引发了港台澳媒体的关注。当时最多的一天有30多家媒体采访我，极大的影响了张菲的情绪，她谢绝所有的采访。风头过去，民政部门不再追问了，但她的孩子一有病就给我电话。目前，我正在协调一些慈善组织帮助她，比如她的牙齿不行吃不了饭，找孩子时手臂烫伤后手伸不直，我与深圳建辉基金会的理事长徐红兵商量一起帮助，满足好人一个个人心愿。这次，我带她去香港，也是爱心奖创办人林添茂专门邀请的并接见了她，送她五千元表达敬意，去香港时我专门邀请了暨大穗华口腔医院的两位爱心专家，因为我在暨大穗华口腔医院建立了两个长期公益项目：一个是免费为天河好人、广州好人洗牙、口腔检查的穗华好人工作室，另一个是“为好人圆梦”的项目，为来自全国的公益达人，好人免费种植牙和安装假牙，目的是让好人有好报。在香港我又把张菲的情况介绍给其他爱心人士，让大家一起来帮助她。去年底，她在广州上大学的女儿病了，没有钱治疗，也不想媒体报道，所有的治疗费用全部是我和尚丙辉出的。
主持人：据知您经常利用工作之余看望抗战老兵，这里面是否包含特殊的军人情怀？
肖金：也不是经常，的确有军人情结，一方面我是中国好人网的宣传部长，做宣传要参与，要到现场；另外一方面，我的许多朋友都是军人出身，广东关爱三军慈善会会长纪思金，他重点助退伍在乡的老兵，他是原总后勤部退休的一位部长，他们的活动都会邀请我参加和报道；另一位是广州军民融合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龙国祥是我多年的朋友，他目前做军民融合的事，也是全国唯一试点的，也是与部队有关，他也经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还有广东省让爱回家促进会梁冬飞会长，她自己是上市公司广东的老总，她非常关注军人这个群体，关注退役伤残军人，有活动都会邀请我；还有抗战阅兵带领的将军沈国强退休在广州，是我老领导。他们大家的活动都愿意叫我，所以能经常参与一些活动，为退役军人、伤残军人或者退伍兵做一点点事。
主持人：肖先生，做公益以来，最让您感动的人和事有哪些？
肖金：比较感动的上面讲的“为好人圆梦”的项目，细致讲叫“好人好梦想好牙好口福”活动，其中第三例帮助者是“老大笨象”梁永宁的妻子刘香娥。
当时梁哥给我电话说象嫂牙齿有问题，在当地治疗种两颗牙需要两万多，治疗费用太高，他们一下子拿这么多钱压力太大了！不治疗罢影响身体。我想自己在口腔医院工作，应该为好人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就请示领导把原来针对天河好人、广州好人的项目扩大到面向全国的好人、公益达人做一项免费为“好人圆梦”的活动。得到同意后我就把象嫂纳入其中，经过检查最少需要种三颗牙，在检查治疗中发现，她的口腔情况很糟糕，不仅仅要种牙，还要治疗牙周炎等问题，这并不是关键，关键时她治疗后还要推着“老公”回韶关，很让我心痛。
说一个简单的情况，从韶关到广州，第一步下四层楼，第二步两人相互搀扶上一个土坡，第三步公交到高铁站，到广州转车，再下地铁，地铁转车，上地铁对普通人来说容易，对他们夫妻说是要费一番功夫了。所以只要我知道他们来广州治疗，我会尽量到地铁出口或者请人去接一下，他们夫妻不愿麻烦别人，来广州治疗安排住下来，结果他们一定要给费用。回去又是这样，一般人治疗完都是家人陪伴，她却要推着残疾的老公，这么多年，无怨无悔的相互支撑。他们还经常拿省吃俭用的钱去看望、鼓励病友，在广州治疗之余，我陪他们去过N家医院看望鼓励他们帮助的患者，让我感恩人生路上遇到他们。以前，只要我知道他们到广州，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看望一下。每次送他们离开广州，我就像亲人离开一样，心里空荡荡的。我一直感觉他们才是这个世上的活菩萨。他们夫妻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励着我，感动着我！
主持人：现在您的团队发展状况如何？
肖金：现在我主要精力在单位的工作上，毕竟我是一个外来的打工仔，生活是第一位的，自己还要养家活口，我们单位有天河区文明办挂牌成立了“穗华口腔医院穗华好人工作室”，这个是我用来帮助我们公益和慈善人士的抓手，一方面宣传了单位又帮助了公益慈善界的好人，我的宗旨是让好人有好报，帮助遇到和身边的好人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其他时间到广州市尚丙辉社会服务中心看一看，与尚丙辉和工作人员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指导多了一些，具体事情由专门人员负责；另外我还是《社会与公益》广佛站特约记者，自己还带有新闻实习生，只要是公益方面的事，我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让他们去现场报道，写回来的稿件我改写后发表。自己没有太多的精力，必须借力。
主持人：有人说：“慈善不是公益，但公益包括慈善”，您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肖金：对于理论的东西我关注的不太多，也没有精力去琢磨。我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就像海边的小男孩子，看到搁浅的小鱼能救一个是一个。毕竟自己没有受过正统的理论培训，对公益和慈善的理解还是农民式的纯朴，只要能帮助别人，能帮就帮，不能帮就说一句暖心的话。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能帮大忙帮大忙，帮不了大忙帮小忙，帮不了小忙不帮忙，千万不能帮倒忙”！我一直认为，有时一句温暖人心的话也是慈善！
主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于2016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请您结合本团体的实际，谈谈《慈善法》的颁布对社会组织的影响？
肖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对我们有影响，很简单，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想把他们的事发到网络上，虽然核实了，但必须是他家亲属才行。最近我就遇到，很简单要么放弃，要么交别人操作；任何事都有两面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对慈善组织的规范运用是好事，以前因为不规范，有个别人打着慈善的愰子骗钱骗色，网上报道的“王杰”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让我们有法可依，表面看是对个别慈善组织有影响，长远看利大于痹。其实许多人不知道，政府的善才是最大的善，简单地讲，我们帮助别人只能帮助一个，政府如果对一个病种确定列入新农合或者医保，救的可不是一个两个人。当年温家宝总理资助白血病孩子的故事，大家听说了没有，一个孩子白血病遇到总理被救了，结果一群白血病孩子家长闹到中央也要求免费。后来许多大病例入医保与此有关。所以说，后来人们说一个好总理不如一个好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更多的人可能受到帮助，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和苗头，今后可能有更多的疾病将列入医保，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我们希望全国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我们盼望着盼望着……
主持人：谢谢肖先生，到这里我们的访谈已经接近尾声了，按照惯例，节目结束前，每位访谈嘉宾要对大家说一句话，您想说些什么？
肖金：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只有一次，但阅历可以是丰富的。做慈善实际上是在一次次经历别人的人生，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的经历就是我们的间接经历，别人的人生也就成了自己的阅历。我们不要以为是在帮助别人，其实是别人提供了我们了解不一样人生的机会，在帮助别人中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在升华，希望更多的人在帮助别人时是发自内心的，只有真心实意，就会千方百计。我们遇到的困难只有一个，办法有N多。美国的潜能开发大师安东尼罗宾讲过一句话：人的所有的改变，都是潜意识的改变。其实中国古人已经讲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主持人：肖金是一位普通的打工仔，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大爱”的精神。他是一位转业军人，从他身上依稀可以看到昔日军人的风采。他是平凡的，但他的故事又是感人的，他用“扶危、济困、扶老、恤病、救孤、助残”的方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他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这期访谈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王军刚。非常感谢梁永宁老师的推荐，感谢王辉主持人的转播。下期节目再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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