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8日到9月17日，受2023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海外名师讲学项目”资助和孙楚仁教授的邀请，知名华人经济学家、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到我院访问交流。期间，赵教授做了六次学术讲座，参加了一次国际经贸前沿学术工作坊，为学院师生带来了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论文写作及投稿指导，并与学院师生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取得了非常好的交流效果。讲座一：The Plaza Accord and the lost decades in Japan讲座时间： 2023年09月10日晚18:30-21:30讲座形式： 腾讯会议（143-381-471）2023年9月10日，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举办题为“广场协议与日本失落的十年”的学术分享讲座。首先，赵教授就《广场协议》签订的历史背景作了简要的介绍，指出广场协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滞胀，降低美元汇率以促进出口的政策呼之欲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次，深入分析了该协议对美日两国产生的影响。赵教授认为广场协议的签订使得日元升值近两倍且延续至今，通过扩大出口施行“贸易立国”战略的日本经济根基受到打压；随后企业陆续搬离日本、产业空洞化弊端开始显现，并且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泡沫以及资源配置脱实向虚、财阀控制下僵尸企业挤占资源、土地价格高企抑制企业发展等一系列弊病，从而为日本“失去的十年”埋下了伏笔。最后，对日本政府的应对政策等详细内容进行分析与介绍。具体而言，日本政府采取了提高利率、限制购房贷款等诸多举措，意图刺破泡沫，期间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低于2％。赵来勋教授认为《广场协议》的影响是深远的，当前日本经济复苏仍然面临少子化、高龄化、产业空洞化、劳动力市场僵化、产业结构问题、日本政府信用问题等一系列阻碍。赵来勋教授通过深入浅出的报告为参会人员简要还原了由《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历史全貌，揭示了后续主要经济政策对日本经济与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讨论交流环节，我院参会师生就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深层次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等一系列问题与赵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座二：Extreme climate and Chinese exports讲座时间： 9月12日（周二）10:30-12:15讲座地点：大学城校区院系楼301会议室2023年09月12日上午，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作题为“Extreme climate and Chinese exports”的学术分享讲座。近年来中国快速工业化加剧了碳排放，同时也加速了气候变暖。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极端高温事件明显增加，气候灾害事件频发对国内企业生产造成冲击。党的十八大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着力提高全社会的气候适应能力。出口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虽然波动上涨，但增幅下降，对GDP带动能力不足。在此背景下，赵教授借助中国气象数据和企业出口数据，探讨了气候变化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出口绩效是否会因为气温变化的物理冲击受到影响。首先，赵教授就我国近几十年来气温变化情况和出口情况进行了事实分析，提出如下主要研究问题：（1）气温冲击是否制约了企业出口的增长？若制约，其影响途径为何？（2）不同类型企业、不同类型城市是否具有异质性气候变化的敏感度？（3）灾难性气候冲击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为何？（4）估算未来气候变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地区的脆弱度。其次，文章参考相关问题提出研究假说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气温冲击（偏离最优气温）主要通过生产率破坏效应以及企业出口动态调整影响出口。具体而言，一是基准回归使用参数回归和半参数回归的方法，验证了气候与出口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二是机制检验发现高温冲击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低温冲击显著影响劳动生产率，气温冲击对资本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三是气温冲击下出口企业倾向于转为内销；四是，气温对出口产品二元边际（包括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也呈现倒U型关系。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私营企业和没有中间品进口的企业对气温冲击更为敏感；历史上寒冷的城市对低温冲击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然而历史上炎热的城市并没有适应高温的冲击。而拓展研究如下：一是以2008年中国雪灾为例，研究发现雪灾冲击显著降低了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出口规模，而对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大企业的出口影响不显著。二是估算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发现未来气候变化升温幅度越大，气温变化对出口的负向影响越大。综上文章的主要贡献：一是，主体研究使用参数回归、半参数回归的方法考察了气温冲突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二是，拓展性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方法考察了灾难性气候冲击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根据预测数据估算了未来气候变化对出口的影响。随后，李建成等老师与参会研究生围绕文章就研究数据、现实现象以及存在问题等与赵来勋教授进行互动交流。讲座三：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Chinese exports讲座时间： 9月13日（周三）9:00-12:00讲座地点：大学城校区院系楼301会议室2023年09月13日上午，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作题为“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Chinese exports”的学术分享讲座。近年来，不断增加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引起了研究者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现阶段技术规制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类身体健康、工作安全、环境等，但是WTO的技术规制条款要求相关规则不应对贸易产生不必要的阻碍。赵来勋教授分享了技术规制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技术性贸易壁垒会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首先，赵教授从现实背景出发详细介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情况后，就技术规制是否导致产品质量的提高，消费者对技术规制的感知是否可以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技术规制通过哪种渠道影响产品质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次，研究指出技术规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对产品质量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一是技术规制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信息搜寻成本的降低和消费者信任程度的提高，实现消费者效用增加，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二是更高的技术规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综合成本，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从而对产品质量产生不利影响。随后，赵教授基于CES效用函数从边际成本和固定成本两方面进行理论模型推导，分析了均衡状态下企业产品质量如何受这两方面效应的影响，发现对产品质量的净效应影响取决于两种弹性：效用的技术规制弹性和生产成本的技术规制弹性；如果消费者对产品特征的价值判断小于生产成本的增加，那么施加更高的技术规制可能导致产品质量的降低。最后，运用中国企业出口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进口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通常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净的负向效应。这种效应因企业所有权、贸易方式、产品异质等而不同；通过影响消费者价值感知和企业生产成本，进口国的制度质量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低收入进口国的技术规制明显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而高收入国家会降低产品质量。相比而言，技术规制提高了食品和纺织品的效用感知而非生产成本，因此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提高最终消费品的产品质量；而会降低资本品和中间品的产品质量。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技术规制对贸易流的影响，而没有关注对产品质量或质量意识的研究，而该研究覆盖多目的国市场的众多企业和产品，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给出清晰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结论，创新性地将消费者识别（消费者感知和估值）纳入技术规制与产品质量的研究中，发现技术规制的积极影响效应。讨论交流环节，在场师生就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企业产品质量的现实案例、理论模型推导、实证模型等问题与赵教授进行了深入讨论。讲座四：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English papers in Economics 1讲座时间： 9月14日（周四）14:00-17:00讲座地点：大学城校区院系楼301会议室2023年09月14日下午，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作题为“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English papers in Economics 1”的学术分享讲座。首先，赵教授就英文写作的注意事项、常识性错误进行介绍，强调中国学者在进行英文写作时需要避免一些常见错误以避免被直接拒稿等问题。其次，从文章的标题与摘要、引言、文献回顾、理论模型、数据与实证模型设定、实证分析、结论等的八个方面进行简要地介绍。最后，赵教授就文章引言部分的写作时的注意事项、技巧进行主要介绍。赵教授强调引言部分应该借助一个好的Hook或bait吸引读者兴趣，研究重要话题；通过制造现实谜题、新结论、新机制以及案例分析等强调研究的有趣和重要性；并通过简要的文献比较突出文章的重要性。随后，赵教授与现场研究生就英文写作与发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互动交流。讲座五：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English papers in Economics 2讲座时间： 9月14日（周四）18:30-21:30讲座地点：大学城校区院系楼301会议室2023年09月14日晚，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作题为“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English papers in Economics 2”的学术分享讲座。首先，赵教授强调在进行英文写作时应避免用过长的句子进行阐述，而应用最短的英文句子讲清楚文章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强调行文过程中要时刻注意文章的整体逻辑与机理是否科学、融洽。其次，在引言部分行文时需要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研究选题时应该注意研究问题是否具有新意、是否能广泛观察到？尽量将研究的问题一般化，即研究应能拓展到更多的国家或地区（时间和空间），彰显文章的研究价值；在行文时应避免用过分修饰的形容词、少用数学化的表述，使读者易于理解。在文献综述部分行文时应该简洁流畅，引用3—5篇最关键的文献与相关文献。写完文章后，应放一段时间后，再以第三视角对文章语句、措辞进行斟酌；多参加学术会议，不断完善文章。针对如何投稿，赵教授指出应注意所选期刊应该是最近发过相同主题的研究文章，这样可以提高录用概率。最后，针对如何选题，赵教授建议研究生可通过学习、复现、模仿TOP最新文章。通过紧跟国际趋势，研究最新话题，使用最新方法、建模等，不断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与技能。随后，赵教授还结合自身担任期刊主编的经验，就国际贸易领域研究动态、期刊选稿、投稿注意事项等主题进行了具体介绍；之后现场研究生就英文写作与发表面临的问题向赵教授请教。讲座六：Innovation to keep or to sell and tax incentives讲座时间： 9月15日（周五）9:00-12:00讲座地点：大学城校区院系楼301会议室2023年09月15日上午，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作题为“Innovation to keep or to sell and tax incentives”的学术分享讲座。首先，赵教授就研究选题的现实背景进行简短地介绍。基于拥有技术发明的初创企业，其创始人是选择被其他在位企业收购还是选择发展壮大的现实进行观察，提出文章的主要研究对象并进行后续分析。其次，将现实中的税收政策与企业商业化模型进行联系，探究税收政策如何通过企业家选择商业化模式来影响经济增长。赵教授对理论模型的建模逻辑与框架进行了详细介绍，在质量阶梯模型中引入异质质量跳跃和跳跃与销售选择。研究表明：在均衡中，企业家使用高质量的创新来超越现有公司并成为新的市场领导者，但将低质量的创新出售给现有企业；然而，促进跨越式发展的税收激励措施减缓了创新速度。最后，数值分析发现，对产品设计的补贴可以提高福利；而公司税、资本利得税和市场准入补贴都会损害福利。讨论交流环节，在场师生就理论模型设定等问题与赵教授进行了深入讨论。国际经济学前沿小型工作坊讲座时间： 9月15日（周五）14:00-17:00讲座地点：大学城校区院系楼301会议室2023年9月15日14:00-17:00，经济贸易学院国际经济学前沿小型工作坊在大学城校区院系楼301会议室举行。李建成等四名学院师生报告了其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赵来勋、梁俊伟、董洁妙、刘雅莹等四名学者作为点评人参与了讨论。李建成博士首先作了题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经济外部性”的学术报告。结合现实现象，李博士首先就研究选题背景进行了的简要介绍，指出随着政务信息公开的稳步推进，政府部门对居民问政的信息反映程度——即政府治理会影响本地与外地企业的经济技术合作。接着李博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分别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如何影响区域内外企业技术合作。在需求侧方面，政府信息公开对不同行业需求的影响各异；在供给端，分析政府治理的信号效应对不同优势行业、地区等的影响；后进行相关稳健性分析，结论依然成立。最后，区分不同所有权与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后，李博士进一步对市场间总体技术合作进行分解，发现存在资源转移效应。王凌峰博士生作了题为“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价格汇率传递？——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的报告。王博士及其合作者基于2007—2016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海关产品贸易、关税和自建的非关税数据，探讨了我国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对本土制造业出口定价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中间投入公共措施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价格的汇率传递水平。相反，中间投入贸易措施则对汇率传递率有显著的提高作用。进一步验证发现，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通过生产率提升、技术前沿追赶、相对价格降低、进口种类收缩和出口质量五条渠道影响企业的出口定价能力，而中间投入贸易措施主要通过进口产品价格渠道影响汇率传递率。此外，研究还发现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对高进口投入强度、高出口强度、GVC位置较低的企业的汇率传递水平影响更为显著，对人民币升值时、加工贸易出口、出口目的地为OECD国家的企业定价行为有更强的调节效应。丁铎栋博士生作了题为“创新试点政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报告。丁博士的研究考察了如何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与国内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外双重压力下，利用创新政策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地位，由传统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丁博士的研究基于2000至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经验分析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传导渠道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在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民营企业、中大型规模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位于规模较大的港口城市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渠道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中间品替代效应、融资效应四个渠道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地区市场化水平与金融资源丰裕度可以正向带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果。文章还进一步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并没有以牺牲企业及其所在的行业或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与广度为代价，更多的是通过引发企业由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方式转变的结构效应。丁博士的研究对于中国积极应对外部冲击、进一步优化创新政策、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李媚媚硕士生作了题为“中国企业对外援助与企业出口多元化”的报告。李媚媚及其合作者基于2000—2013年的数据，通过美国威廉玛丽学院里的“AidData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世界发展指数（WDI）等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研究了对中国对外援助与出口多元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对外援助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出口多元化水平，该结果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第二，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企业出口多元化存在所有权性质异质性、是否为高新技术行业异质性以及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异质性。第三，机制检验表明，中国企业对外援助通过国家层面的降低政治风险与提高国家形象，以及通过企业层面的提高交易匹配效率与降低不确定性来提高企业出口多元化。第四，进一步地，文章将企业总体出口多元化划分到产品层面与市场层面，发现企业对外援助提高出口产品多元化并降低了出口市场多元化。第五，进一步地，文章对出口多元化进行泰尔指数分解，发现企业对外援助提高了组内多元化并降低了组间多元化。研究还引入了企业出口二元边际，进一步分析出口多元化的来源。李媚媚及其合作者的研究阐明了中国对外援助对企业出口多元化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增进关于对外援助对援助国经济影响的研究，这不仅丰富了对外援助层面的微观研究，也有助于更好地廓清援助对企业出口多元化的作用机制，更有助于探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新格局的贸易模式。在报告人分享其研究成果后，赵来勋教授、孙楚仁院长、梁俊伟、李建成、刘雅莹、董洁妙等老师围绕文章就研究数据、模型设定以及相关问题与报告人作了深入的交流，并给出了细致的改进建议。

文|夏纱1985年9月，英法德美日等五国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日元相应升值，日本经济不复过去的腾飞势头，开始急转直下，陷入长达30年之久的停滞状态。在《广场协议》之前，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号称“买下整个美国”，引发白宫的恐慌，为了遏制日本的发展，美国邀请日本签订条约，造成其经济萎靡。但根据经济学家的判断，《广场协议》只是一个引子，日本经济低迷其实另有原因。为什么日本经济始终无法恢复呢？是什么造成日本失去了30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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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三十年出生在昭和时代的日本人永远也忘不了80年代的辉煌，日本经济迅猛增长，工业产品远销国外，金融业无比繁荣，失业率低，人民幸福度高，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广场协议》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由于美国财政赤字缺口太大，他们想要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改善收支不平衡的情况，日本政府也想让经济更进一步，于是欣然同意。在当时的日本看来，美元贬值会带动日元升值，有助于日本扩展国际市场，进一步刺激日本经济，可是没想到日本的盲目自信带来严重危害，房地产泡沫直接摧毁了日本经济。而且日本制造业是日本经济的核心产业之一，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制造业遭受打击，利润减少，企业开始裁员和关闭工厂，这导致失业率上升，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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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量下降，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原本预想中的国际投资沦为镜花水月，日本企业的现金流断裂，投资减少，开始收缩市场，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增长。广场协议导致日本央行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日元升值的影响。然而，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当泡沫破裂时，日本银行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导致了经济衰退。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就要大量降低工资和裁员，民众的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这对于日本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犯罪率开始激增，非正常死亡人数也在逐次上涨。此外，由于企业的利润下降，企业开始削减员工福利和退休金计划，按照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受到限制，给已经拥有高度福利制度的日本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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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政府没有预料到可能发生的灾难，对经济倒退的认识不足，因此没能进行强有力的政策挽救，许多正在进行的项目无奈中止，原有的福利待遇还不能立刻取消，带来沉重负担。为了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项目，日本一直在大规模借贷，这导致了巨额的国家债务负担，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本就虚高的股市和房地产发生严重泡沫破裂，引发全国性的金融危机，从那时起，日本就一直陷入通货紧缩状态，这对经济增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日本在经历了经济腾飞之后，很快倒在了美国收割的镰刀下，他们国内的金融危机被迅速引爆，大量财富在股市中被蒸发，快速发展的态势被遏制下来后，再也无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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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中国和美国都曾经发生过金融危机，两国很快都能走出来，重新恢复经济增长，为什么日本不能复制中美的道路，给经济带来新的刺激呢？这就要触及日本经济萎靡的根本原因了。首先是日本长期的通货紧缩政策。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后，日本的经济并没有一下腰斩，而是经过5年的缓冲，在烈火烹油的热闹场景中又添了一把火，使其燃烧的更为充分。直到1991年，日本的楼市和股市发生剧烈震动，大量泡沫消退，无数人的财富蒸发，日本银行体系积攒了大量的坏账，政府的刺激政策曾暂时缓解经济的压力，但这只是把危机推迟。1997年，日本迎来最黑暗的时刻，大量银行宣布破产，信贷收紧，经济开始萎缩。企业盈利下降，裁员和破产进一步拉低总需求，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日本很多企业因为无法拿到贷款而破产或裁员，最终结果便是通货紧缩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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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也很无措，他们已经尽力在弥补烂摊子了，可是央行手里真的没有钱了，只能依靠发债度日，而且银行利率降到0左右，呼吁民众将钱拿出来消费，可是反响平平。于是更加恶劣的后果出现，通货紧缩导致企业和个人的预期变得谨慎，减少了对投资和消费的需求，由于通货紧缩期间物价下跌，企业难以赚取利润，从而减少了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对消费者而言，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企业降薪或者裁员，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于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就会犹豫对比，可能会推迟购买，因为他们认为未来价格将更便宜。尽管日本极力推动利率降低，但是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增加了他们的债务负担，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而个人需要支付更高的抵押贷款利息和信用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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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手中不宽裕的民众无法承担高额利息，只能减少投资和消费的规模，还会在借贷时万分小心，甚至可能不能取得预期收益，最后无法偿还债务，形成银行坏账，进一步削弱经济。由于消费者购买力下降，企业销售额减少，从而导致裁员和生产线停工，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经济，并引发恶性通货紧缩，导致零售业和制造业的进一步萎缩，经济失去了支撑。通货紧缩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广泛的影响，由于房地产和股市的暴雷，社会陷入一个无尽的循环，日本政府缺乏破局的技巧和能力，于是只能被拖累在泥潭中，久久无法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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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除了经济危机外，人口老龄化也在不断恶化，或者说正是因为经济危机导致人口老龄化危机。人口老龄化是困扰日本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关键原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他们吃到了二战后的婴儿潮红利，这才能够从低端制造业起家，迅速发展起来。到了这一批人成长起来，社会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经济发展，养育后代成本不断增加。所以年轻人对生孩子这件事并不热衷，但在庞大人口基数下，日本的出生率还是能够保证的，然而等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事情就又不一样了。失业破产的年轻人连养活自己都困难，自然没有意愿生孩子，而且随着社会进步，投资孩子变得极具负担，收入不足的普通民众不愿意降低自身生活水平，于是生育率极速下滑。等到昭和一代逐渐老去，平成和令和的年轻人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已经没有足够的青壮年了。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日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养老金、医疗保健等社会保障项目，这将导致国家财政压力的增加，可能导致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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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这样，日本也没有处理好养老问题，不少头发银白的老年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工作，甚至就连日本黑帮也无法吸纳年轻人加入，一大把年纪还要做体力劳动，荒唐中带着辛酸。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导致了企业招聘难度的增加，尤其是制造业严重缺人，并限制了经济增长，由于劳动力的短缺，企业开始提高薪资水平以吸引人才，这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而且日本拥有很多制造企业，每年都需要吸纳相当数量的人口，可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制造业无法获得充足劳动力，只能放弃一部分市场，降低自身的占有份额，引发连锁反应。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整个消费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老年人更注重健康、医疗保健和养老服务，而不是消费商品，这导致娱乐和时尚产业的萎缩，降低日本经济构成的合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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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是日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本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始终没有恢复元气，房地产行业的销售和租金收入大幅下降。同时由于日本的少子化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需要承担更大的家庭负担，包括照顾老人和孩子教育，这使得年轻人难以同时承担工作和家庭责任，制造了大量社会矛盾。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本需要增加税收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和其他开支，这将增加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和购买力下降，削弱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且持久，当初日本为了经济发展，选择性抛弃出生率，等到发现问题的时候，却没有能力解决顽疾，于是日本只能被动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经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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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的影响日本是二战战败国，美国为了在亚洲布置棋子，选中日本当小弟，于是凭借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日本很快从战败阴影中走出，凭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契机，大力发展出完备工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受国际局势影响很大，冷战之下，美国需要日本在亚洲牵制苏联，而且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日本拥有十分广阔的空间和市场。那个时候的日本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每年都要出口巨额的商品，贸易关系对他们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美国作为日本的大哥，对日本的影响力也无比关键，决定了日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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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之一，因此外汇市场的波动会对日本的出口、进口和投资产生影响，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的出口减少，当初广场协议就使得日元大幅升值，引发不利后果。如果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那么日本的出口市场会受到影响，从而伤害到日本的经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放缓，2020年以来的全球经济下行也对日本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地缘政治风险通常不会直接影响日本经济，但它们可能影响到特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愈演愈烈的俄乌冲突可能导致石油价格上涨，抬高原材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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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国际贸易争端也会让日本经济产生波动，当初美国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会减少南北美洲和亚太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让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重塑整个北美地区的贸易关系，直接影响到日本与北美市场的交往。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会导致日本的出口受到限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更是会对日本的汽车、半导体和其他重要行业造成不利影响，成为压垮日本经济的最后稻草。自从2018年以来，中美开始了连绵5年之久的贸易战，美国不仅自身限制中国相关企业的进出口，而且还给日本等盟友下达封锁命令，使得中日贸易关系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的市场广袤，能给日本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可是自从中美竞争打响，这一块利润就必须要切割出去，直接影响到日本的经济，再度被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惊扰，殃及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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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日本经济低迷30年的源头在于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定》，后续还有日本政府不切实际的金融政策推动、长久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国际形势的连带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日本“失去了30年”，始终无法回到巅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