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4月11日 06:17--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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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937年夏季，长征胜利已将近一年，身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采访时，反思了三年前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失误。毛说：这时期，我们铸成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1933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的防卫的错误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毛泽东认为正是因为这些错误的决策，导致“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企图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恶化起来了”。因为那次反“围剿”失利，才有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以来，我们常说“红军长征”，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支军队的长途迁徙，但实际上在1934年兵败之际，中共中央决定转移的是整整一个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神秘的“转移”1934年4月28日，国民党军攻占广昌，红军伤亡五千余人，是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激烈之役。自广昌失守以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就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氛。一方面，蒋介石的堡垒战术层层推进，红军伤亡与日俱增，根据地面积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各种人在瑞金政府的办公大楼神秘地进出，“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担心要出事，却又不知道什么事”。“长征”这个提法瑞金时期并不存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中央下一步会怎么走，毕竟坐落在江西根据地的不仅是一支军队，更是一个“国家”。早在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共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同时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和婚姻法等。此外，妇孺皆知的“毛主席”这个称谓也是在苏区时期开始叫的，不过当时这还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毛泽东与身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都归中共中央总书记领导。苏区中央政府下设军事、外交、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司法、内务、工农检查、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构，同时拥有自己的银行、货币、邮票。中央苏区“大体上有300万人口，其中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多万人”。由于当时还未设计出国旗，便先以红军的军旗作为替代品。到了1934年，形势对苏区越来越不利，这个拥有庞大机构的“国家”又该何去何从？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决策根据地撤退等各项重大问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三人团”里的三人成员均有海外背景，年龄最长的周恩来曾在法国与德国待过多年，在“三人团”中，他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最年轻的博古，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度过4年的留学生涯，1934年1月，他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者、总负责者。当时年仅27岁的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名义上的领袖。至于李德，本身就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直接指挥者。长征前苏区的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事项均为李德与博古制定。也就是说，当时除了“三人团”，许多红军将领都不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要“搬家”了。在刘伯承的回忆录中，用“猝然决定”这个词来形容长征的开始。之所以如此“猝然”，是因在生死存亡之际，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项与年冒着风险进入苏区，将蒋介石重兵包围苏区的“铁桶计划”告知中央，使中央不得不提前开始“转移”。 9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于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社论，这篇文章中他隐约透露，为了延续革命，“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这篇社论里的“转移苏区”就是撤退命令下达前唯一明确的消息。也就是说在长征出发之前，包括刘伯承在内的许多红军高级将领都不清楚中央的下一步究竟该如何，至于普通红军士兵，更是不知道部队将要开往何处去。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多红军将领都是在出发前才知道这一决定，这个充满普鲁士军事色彩的决议，深深地伤害了红军，没有人告诉战士，他们究竟要去哪，去多久，去做什么。这个决策无疑对红军的士气产生了影响，后来被批评为“军事神秘主义”。“就像大搬家一样”尽管“转移”的命令带有神秘与突发的色彩，但红军长征却不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仓促行动。中共中央对这场战略转移的计划，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5月。广昌失守后，苏区领导层已意识到形势恶化，5月14日，各地红军纷纷接到通知，要求在7月前招募新兵5万名。那时候，每天都传来“做好准备，明天行动”的命令，动员工作也十分高效。据统计，到了6月底，实际完成人数达62269名，超额完成原定任务。征召了新兵，军备自然也不能少。为了有足够的弹药，苏区政府一方面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动员苏区的人们将铜、铁等金属以及捡到的子弹或子弹壳卖给政府，作为武器原材料使用。据师永刚、刘琼雄编著的《红军》一书记载，“从6月到8月的三个月间，共收到铜8.2万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14万发”。与此同时，苏区群众收集到被毯2万床，棉花8.6万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那一段时间，苏区所有的兵工厂和被服厂都在加班加点突击生产。为了保证军费，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万元，过去保存的“秘密金库”的储备金也全部取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仗有伤亡，药品必不可少。为此，中央外贸总局在长征前的两个月突击采购了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至于粮食，那更是军队的生命线所在。为筹备粮草，红军对苏区各地几乎是全民动员，将秋季收获的粮食首先供应给红军。这次筹粮的效率也非常之高，以福建的长汀、汀东、兆征三县为例，原计划借谷59000担，但后来实际完成借谷任务67717担，比原计划超额完成8000余担。据1934年9月8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000余担。”筹粮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可以携带10天的口粮。需要转移的还有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机构与物资。红军里有一支名为“中央教导师”部队专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重要物资。为了让这些机构和重要物资能够顺利转移到下一个点，苏区中央从周边农村征调了5000名农夫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运输队责任重大——苏区银行有印刷机、纸币镌版；军工厂里有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压床；医院有X光机，政府有满载文件资料的箱子……此外还有红军储备的银圆、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这些物资都将由运输队的民夫挑起，转移到下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目的地。“就像大搬家一样。”毛泽东后来用嘲讽的口吻形容这次转移。实际上，后来很多红军将领对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都颇有怨言，首先红军撤离苏区的命令本就来得突然，很多人都还没来得及做准备就要出发，还要背负这么多东西，无疑大大增加行军的难度。其次，红军突破层层封锁线，转战南北，这些东西很难完好保存下来，只能在战斗和行军中不断被遗弃，到了四渡赤水时，携带的大多数物资不得不被扔掉，没能顺利运达陕北。今天的钱币收藏圈还流传着一段相关趣闻，据说当时苏区有两台很好的铸币机，其中一台随红军长征被带走，另一台则留在苏区。结果被带走那一台没能保存下来，反而是留下的一台铸币机被国民党军缴获，落到何应钦手里，留存了下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已经撤退到台湾的何应钦闲来无事，便用这台铸币机压了许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钱币出来。钱币收藏圈有人认为，今天市面上流传的苏区硬币大都不是当年苏区时代的东西，而是何应钦在台湾“自制”的。到了10月，中央获知蒋介石将实施“铁桶计划”，不得不提前发起转移。但由于当时红军各部皆处于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之中，故而导致红军各部举行长征的出发时间、地点以及路线都大不相同。我们常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是指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7日开始，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福建江西兴国、石城和福建长汀撤出防御，10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江西瑞金出发，各部向于都集结。1934年10月16日夜，中央红军主力抵达于都河畔，乘着夜幕，在605米宽的河面上，以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桥，挤挤挨挨的人影一个接一个往前走。时任红军前二医务所卫生班长钟明回忆当时的场景说：人太多了，我们当夜抵达，排到凌晨才过河，一长溜、一长溜的队伍，全都不认识。“整个国家走上征途。”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用这句颇带浪漫色彩的话描述红军长征的开始。从国家转移到军队长征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在于都河北岸集结完毕，期间各部先后进行了时间不等的休整和人员、粮食、物资、武器、弹药等各项补充。10月17到2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各军团和军委直属部队8.6万人渡过于都河，至此才算是正式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的长征历时一年，经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11省，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除中央红军之外，长征的主力还有三支军队，即红25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25军是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经过近万里的行程，于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西延川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四方面军则长期在川陕活动，1935年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势力的“围剿”下，于3月强渡嘉陵江西进，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向西策应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历时一年半的征途，转战川、康、青、甘4省，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9日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则是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抵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2万余里，历时11个月。4支红军主要部队出发时间和地点都不同，后来党史上界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则是以中央红军的路线为主。但这一路线又是以于都到吴起镇的距离来计算，这导致今天党史上对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仍有争议。政治意义上来说，1934年10月9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转移的起始时间，这天，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军委以及红军总部从马道口、梅坑、田心、洋溪、九堡这五个地点撤出瑞金，向于都集结。但若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入手的话，10月16日红军主力从于都出发才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开始时间。因为最初是以“国家搬家”的形式转移，庞大的队伍背着同样繁重的行李，走到隘路、小桥等地方都要减慢速度甚至停下来等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长征初期的红军：除了红军主力以外，成千上万的红区农民也开始行军——男女老幼、党与非党的都有。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长征结束后，很多亲历者讲述这段经历时，都有种“三军过后尽开颜”的精神。在他们口中，这场大迁徙甚至带着几分浪漫色彩，例如一位红军干部告诉美国记者史沫莱特：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尽管苦中作乐，但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著作《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这样描述行军之艰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除了自然环境险恶，红军还要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与各路地方军的围追堵截。随着长征路线的拉长，从苏区带出来的大部分机器都被扔在途中，进入贵州之后，红军采取了新的战术，在装备方面只保留了最轻便的必要装备。即便如此，运输队还是每天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不得不改为夜里行军。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后来告诉斯诺，“成千上万支步枪和机枪，大量机器和弹药，甚至还有大量银洋都埋在他们从南方出发的长征途中。他们说，现在遭到成千上万警备部队包围的红区农民有朝一日会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恢复他们的苏区”。斯诺认为红军并没有真正遗弃这些物资，他们只是在等一个信号，“抗日战争也许就是那个信号”。没有希望的留守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和警卫人员从于都出发，他的行李仅有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和一块油布。因为身患疟疾，毛泽东出发的时间比中央晚了两天，而就在不久前，他更是差点被留在苏区。事情是这样的，瑞金政府确定转移之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斗争。同时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后来，这个分局的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皆由项英担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从人员素质上来说，留守红军很大一部分是伤残病号，根本不具备战斗力。包括陈毅也属伤号之列，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身受重伤，无法跟随军队转移。红军出发前，去留人员名单皆由博古负责，程序是“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政负责人决定后报‘三人团’或者中央书记审批”。然而博古在确定红军高级干部去留名单时，大搞宗派主义，留下的人几乎是与他意见不一致，或是被他认为“右倾”的人。最初毛泽东也被他们拟定为留守人员，后因周恩来力争，这事才没有落实。中央给留守红军的命令是坚守苏区一到两年，等待中央红军从湖南转战回来。其实所谓“转战回来”不过是李德与博古一厢情愿的构想，当时整个苏区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的重兵与堡垒，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批留守的红军要生存下来都十分困难。危险程度正如时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后来所说，“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可谓九死一生。1934年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被国民党军李延年部占领，苏区几乎已全境沦陷，陈毅和项英不得不开始考虑改变策略，以游击战应对之。长达三年的残酷搏杀中，何叔衡、刘伯坚、贺昌、毛泽覃、古柏等红军干部或战死沙场，或被捕殉职，其中最令人叹惋的当属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瞿秋白绝对算得上是影响极大的人物。他1921年在苏俄入党，1923年回国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与“七一五政变”相继爆发，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关头，瞿秋白受命于危难，担任中共总书记，成为党内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代领导人。然而到了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时，瞿秋白因“被指责在三中全会期间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而被迫退出政治局。瞿秋白在文学方面极具天赋，却因生在那个时代，因种种原因“跻身于他并不擅长的政治斗争舞台”，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自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就基本脱离了政治舞台。到了1934年初，本已“告了长假休养医病”的他却阴差阳错的被派往江西苏区，负责担任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工作。在这期间，瞿秋白虽挂着苏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及《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等职，但在政治上，他不仅不受重用，还遭博古等人打压，“动辄还要被扣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之类的帽子”。郁闷地在苏区待了几个月后，又逢红军反“围剿”失败，中央准备放弃苏区。而博古等人在制定去留人员名单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让瞿秋白留下。当时瞿秋白的确患有严重肺病，虽然他也曾主动请求随军，却没有获得批准。中央即将转移前，瞿秋白大致也明白此次留守凶多吉少，他将跟随自己多年的战马送给了徐特立，心爱的长衫赠给了冯雪峰。5个月后，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附近的小径村被捕。1935年5月9日被押解到长汀，负责看守的正是他昔日的学生宋希濂（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瞿秋白去黄埔军校给学生讲过课）。据说宋希濂对这位老师很尊重，一度想劝降他，只是瞿不为所动。劝降失败后，宋希濂答应了老师最后的要求，给他提供了笔墨纸张。临刑前数日，瞿秋白在狱中写下了那篇非常著名的长文《多余的话》。在这篇文章里，他没有怨恨共产国际，也没有怪中共中央，只是对自己作了一番残酷的剖析，认为以自己的性格，本就不应充当政治家，闹革命，至于最后为什么走上了这样一条路，瞿秋白认为都是缘于一种“历史的误会”。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瞿秋白在文章的末尾这样写道。尽管在政治上遍体鳞伤，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依然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气节，带着理想与信仰坦然面对死亡。1935年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的瞿秋白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36岁。红军长征时带走的那个“国家”又是怎样的结局呢？1936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后，于当年 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在国号中增加两个字，称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一年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将国共两党从战场又拉回到谈判桌上。不久后两党达成协议，红军接受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隶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共一致对外，共赴国难。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以“苏维埃”作为国号的岁月成为历史。至于留守苏区的红军，在经历了残酷的考验与洗礼后，只有陈毅、项英等少数将领幸存下来，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这批留守红军也接受了改编，组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奔赴抗日卫国的战场。（参考资料：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师永刚、刘琼雄《红军》；斯诺《西行漫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