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在职工人，想贷款买套二手房，月收入2000左右，想到款25万，如何申请？_百度知道
我是一名在职工人，想贷款买套二手房，月收入2000左右，想到款25万，如何申请？
分30年还贷款多少跟你要买的房子有关，银行货款的原则是你月供2倍以上的收入才可以的，不是说想贷多少就有多少的。如果能货到25万，你每个月的月供也要14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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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流水，身份证复印件，等，这个还是你自己到中介公司或者是银行去咨询一下吧
可提供身份证、结婚证（未婚的要出示未婚证明）、户口本、近三个月的流水账、收入证明等资料向银行申请商业贷款，男的年限是65岁，女的年限是60岁。有交纳公积金的可用公积金贷款。不过现在每人最高可贷20万，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申请购买同一套住房的话贷款额度为每个人可贷额度之和。（即如果是两个人申请，每人可贷20万，两个人就是40万）
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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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人均月收入低于1500元就能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商报记者 李雅静
昨日，郑州市出台《郑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公布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资格、程序、建设面积、如何管理等问题。
如果你是蚁族、本地的低收入家庭，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借政府之手，圆自己的住房梦。
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于1500元
公共租赁住房，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
哪些人具备申请资格？《办法》规定，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可以申请：
(一)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取得本市常住户口3年以上;家庭成员有户口迁入的，迁入时间必须在2年以上。
(二)无自有住房或未租住公有住房。
(三)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5倍。
单身人员，申请租赁公共租赁住房时，年龄应满28周岁。
新就业职工申请租赁公共租赁住房，须同时具备以下4个条件：
(一)具有本市常住户口;
(二)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
(三)月工资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5倍;
(四)本人及其父母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且未租住公有住房。
来郑务工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需要同时具备以下5个条件：
(一)连续缴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或累计缴纳社会保险3年以上;
(二)已与用人单位签订2年以上劳动合同;
(三)月工资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5倍;
(四)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
(五)非本市的户籍证明。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想申请公共租赁租房，家庭人均月收入须低于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此次，《办法》将该条件调整为“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5倍”。郑州市房管局相关人员解释说，调整是为了方便核算。因为，廉租房的申请条件是最低生活保障的2倍，经适房为4倍。
目前，郑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每月300元，5倍就是1500元。对有小孩的三口之家来说，只要家庭月收入低于3000元，同时具备其余两个条件，就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需要持5个材料，向街道办事处申请
申请租赁公共租赁住房时，应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按照《郑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资格认定，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郑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二)家庭成员身份证件、户口簿；
(三)月收入证明；
(四)婚姻状况证明；
(五)住房情况证明；
(六)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材料。
对审核无异议的家庭，由市房管部门发放《郑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资格证》（以下简称《资格证》），顺序号由信息系统在区房管部门复审后自动生成。
新就业职工和来郑务工人员申请租赁政府产权公共租赁住房的，由用人单位统一向单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郑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申请人员身份证、户口簿(户籍证明)、学历证明、劳动(聘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申请单位出具的担保书和申请人员的收入证明等相关材料。
租金价格高不高
估计每月每平方米10块多
公共租赁住房好是好，租金贵不贵？
《办法》规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市场价租金水平的70%以内，按年度实行动态调整，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具有政府产权以及政府委托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要按照政府公布的租金标准收取。商品住房和城中村、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中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可以根据政府公布的租金标准适当上浮，但上浮幅度不得超过20%。
《办法》提到的市场价租金水平究竟是多少？为什么不进行明确？
郑州市房管局相关人员解释说，这个目前还不好界定，因为不同区域、不同地段的价格本身就有很大差异。你说郑东新区的租金会和郊区一样吗？
他说，租金的问题我们会慎重考虑，将充分考虑全市的市场租价，认真核定后向媒体公布。“不过，之前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按照目前市场上每平方米每月十五六块钱的租金价格来算，打个七折后，也就是10块多。”
如果按照这位专业人士的估算，那么在郑州住个40平方米的公共租赁住房，每月租金应该在400块钱左右。
租赁期限有多长
3年，3人以下家庭只能租40平方米的房
《办法》规定，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期限为3年。合同中应当明确房屋的位置、面积、附属设施和设备状况；租金及其支付方式；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费用的支付方式；租赁期限等内容。
3人（含）以下家庭，原则上只能租赁40平方米以下的公共租赁住房。
取得《资格证》的申请人，如未在规定时间、地点参加选房；参加选房但拒绝选定住房；已选房但拒绝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等情况之一的，视同放弃租赁资格，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房屋面积有多大
单套建筑面积要在60平方米以下
公共租赁住房的房源主要从5个渠道而来：政府投资建设或委托建设的；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以及城中村、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中配套建设的；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建设的；廉租住房和公有住房按照有关规定转换的；社会捐赠及其他渠道筹集的。
成套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单套建筑面积要严格控制在60平方米以下。以集体宿舍形式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控制在40平方米以下。
房子能否出售
政府投资的不能，有些项目5年后可以
如果我在这儿住习惯了，有了经济能力，想把公共租赁住房买下来行不行？
《办法》规定，政府直接投资建设或委托建设及出资回购的公共租赁住房，不得出售。
但是利用出让土地建设并享受政府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优惠政策的项目，租赁期限满5年的，可以补缴相关减免费用后向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出售。
收入增加了还能住吗
将实行年度复查制度，
查“漏网之鱼”
如果有些人收入增加了，赖着公共租赁住房不走，怎么处理？
《办法》规定，承租家庭，家庭收入、人口、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如实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材料。
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审核，对不符合条件的要安排退出。
此外，租赁公共租赁住房还要实行年度复查制度。复查工作由区房管部门具体实施。
什么情况下提前解除合同
以欺瞒方式获得住房资格的，要解除租赁合同
如果承租人通过虚报隐瞒户籍、家庭人口、收入以及住房等欺骗方式取得租赁公共租赁住房资格，或经复查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或据租赁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应当收回公共租赁住房，依《办法》规定可以解除租赁合同。
另外，靠欺瞒手段获得住房资格的，将被记入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3年内不得申请租赁公共租赁住房。
租房单位私卖住房怎么处理
5年内不得参与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为防止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单位私卖房屋，郑州市也出台了相关处罚措施。
如果擅自改变公共租赁住房土地用途，或擅自销售公共租赁住房，或擅自改变公共租赁住房单套建筑面积和套型结构比例，5年内不得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活动，并由市房管等部门进行处罚。
房管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或者侵害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承租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
今年7月份，全省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上曾传出消息，按照国家和省政府部署，今年下半年，全省各地都将启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工作，力争完成开工160万平方米、3万套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任务。
郑州市则准备在郑东新区、郑州高新区和郑州经济开发区积极启动公共租赁住房试点建设，年内开工建设10万平方米。
作者：联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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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均价万元以内的住房沪上难觅 高房价正在吞噬家庭财富　　2009年上半年，北京房价涨幅近三成，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不断走高，逼近1.74万元/平方米的历史最高纪录，深圳房价创11个月来新高，广州位居全国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月度环比涨幅首位……　　本期话题我们不评论房价上涨的合理性，也不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振兴房市对GDP的贡献度，仅仅从高房价对百姓生活的影响上作一次实访。　　社会稳定器也“买房难”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中产阶层应该是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 “稳定阀”，但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对中等收入人群来说，买一套合心意的房子也不容易。　　一般来说，我们对中等收入人群定义为月收入应在5000元左右，他们的职业多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教育工作者、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学历至少要接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中等收入人群有时也被戏称 “夹心阶层”，意即他们既不如上层社会人士般享有巨大财富，又不像低收入人士般能享受社会福利保障，夹在中间。　　而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年轻的中等收入人群为了买到一套婚后的家庭生活用房，不仅要耗尽小两口所有积蓄，还要将各自父母的积蓄借来，举三家之力才能付完首付装修住进去，接着开始当 “房奴”。　　而当我们盘点2009年上半年的房地产数据时，本应是房地产的冬天，却变得像6月的天气一样热浪逼人——在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发生的情况下，中国出现的高房价一时之间拯救了房地产开发商、 GDP数据和财政收入，但我们拿什么来拯救想要购房的中等收入人群？　　上海房价压力超巴黎　　在一个颇有人气的网络论坛上，一位网友凭其在法国生活的经验和记忆，写了一篇题目为 “法国物价对比上海物价”的帖子。　　该网友写到， “法国的低收入群每月工资是欧元左右，扣除33%-48%的个人所得税，到手约欧元左右，那我用一个最低值1500欧元。上海的低收入群每月工资是元人民币，但是税收很少，一般到手也有1500元左右。”　　基于两国差不多的低收入水平做了比较，其中房价的一项差距尤为惊人。网友称，巴黎的一间60平方米的房子，大约是3-5万欧元。按照最高的5万元算，再除以月收入1500欧元，得出巴黎房价是月收入的34倍不到。而在上海，非市中心小户型大约60平方米的房子，大约是60-70万元人民币。按照最低的60万元算，再除以月收入1500元，得出上海房价是月收入的400倍。　　难怪有人开玩笑，在巴黎低收入群如果不吃不喝3年不到就能买间市中心的房子，而上海低收入群不吃不喝要起码33年才能买得起一套非市中心的房子。当然，大多数人买房还是靠的房屋贷款，而贷款的年限越长，要还的利息就越多。显然，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的话，上海市民买房的压力就不仅仅比巴黎市民重11倍了。 　　专家称高房价将致中产阶层退出主力购房人群　　“被消失”的中产　　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大城市的中产们有了深重的危机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阐述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80%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似乎有克隆的危险。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2009年高涨的房价中可能成了现实。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物质上的紧缚，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理性、稳定、闲适和精神上的富足，也变成了紧张、惶恐、惴惴不安。社会的稳压器，瞬间变成了加压阀。　　“理性”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一个失去中产或者中产正在消亡的社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潜伏着巨大的理性危机。　　也许正是着意于此，中央政府在2009年年末开始调控房价。新“国11条”的推出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也许会缓解中产的压力。但中国中产阶层的“被消失”，并非单一房价造成，而是多年来单一追求经济增速的增长模式销蚀了中产阶层的生存土壤。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房价之外，重构中产正常向下向上的流动机制，恐怕才是长远解决之道。　　不再中产　　如果大城市的房价继续保持过去几年的上涨速度，则未来5~8年后，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本刊记者/孙春艳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岁的林浩杰终于绷不住，在刚拿到钥匙的新房中放声大哭。　　林浩杰并不是个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专业毕业之后，林浩杰已经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企业打拼十年。林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软件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月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买房之前，林浩杰几乎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典型白领，或曰标准“中产”，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资”一词来概括和代表。　　但是，一套房子改变了林浩杰的人生。　　自从2008年底银行(资讯论坛产品)批准贷款以后，每月近万元的月供，开始让林浩杰透不过气来。同居多年准备结婚的女友雨菲，最近也因为厌烦了与林浩杰的争吵而搬离。更糟糕的是，为林浩杰买房拿出了20万积蓄的父亲，最近因肝硬化在北京住院。每日往返于医院与单位之间，林浩杰主管的部门销售业绩开始下降。上司找到林浩杰，要求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销售任务。　　“房子不是万能的，没有房子是万万不能的。”为了在这个拥有15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买套房子，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林浩杰已经记不清自己付出了多少艰辛。但当真正拥有自己的房子之后，林浩杰发现，噩梦才刚刚开始。　　不能承受的房价之重　　林浩杰的生活品质和心理状况，以2008年12月买房前后为分水岭。其间差距，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2005年前后，作为销售主力的林浩杰业务做得很顺利，从2000年的月收入4000多元逐渐涨到了目前月收入1万2千元左右。不过，因为喜欢旅游和时尚消费，加上没有固定的女友，林浩杰当时没有把买房列入自己的计划，当时的想法是“等钱攒得再多些吧”。其时，北京在经历了2000年至2004年房价低速上涨之后，2005年北京房价上涨近20%。　　林浩杰对此浑然不觉。他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手中攒了一点小钱，2006年，林浩杰用16.98万买了一辆马自达M3。林浩杰租住的房子也离单位不远，坐公交车到中关村的单位只有几站地的距离。因为交通拥堵，林浩杰也不经常开车。他买车的主要用途，是周末和朋友们一起到郊区游玩之时，享受打开天窗在风景宜人的马路上奔驰的感觉。　　林浩杰与女朋友雨菲在2006年底正式确立了婚恋关系。雨菲是中关村一家教育类杂志的编辑，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从此林浩杰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每周一次的大餐必不可少，购物也开始变得频繁。每至周末，扫荡西单和国贸区的商城并购买打折名品，成为二人的欢乐来源之一。旅游则每年一次，2006年春节去海南三亚，2007年春天去云南大理，林浩杰与女友过着杂志上刊载的标准“小资”生活。　　2007年，林浩杰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此时买房已经成为必须。林浩杰对房子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面积不要太小，以供将来老人和孩子共居一室。林浩杰的存款在这时已经有30万元左右。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买房大计——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突击看房，几乎每个周末的清晨，林浩杰与女友都不知疲倦地加入到看房大军中。　　连看数月的结果，林浩杰发现，在飙升的房价面前，除了郊区的房子，30万元的存款根本交不起100平米左右房子的首付。　　林浩杰很泄气。大学毕业七八载，手中握有30万人民币，居然不够交房子的首付？此时，朋友同学聚餐和同事聊天，话题已经大部分都在讨论房子。当房奴的诉说房奴之苦，没有买房的则更加焦虑，言语中充满了害怕被这个城市边缘化的恐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2006年上涨7.6%。但每日看房的林浩杰感觉，在北京，这个数字可能有20%之多。北京四环以内的房子每平米已经涨至近2万，郊区的房子也近乎7000元/平方米。2007年12月一个月，林浩杰看的北三环附近的一个楼盘，价格从1.5万/平方米升至1.8万/平方米。　　林浩杰发现，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他决定再等一等。但那年年底发生的两件事，让林浩杰已经不能停下买房的脚步。　　一是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召开，2008年初北京加大了对治安以及出租房屋的治理力度。林浩杰租住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一个旧小区里。有几次已经午夜时分，该片区的派出所民警敲门查暂住证和身份证。林浩杰深深体会到，“租房的日子缺乏安全感，在大城市中有二等公民的感觉。”　　二是准岳母的压力。对要不要买房，林浩杰还在犹豫之际，准岳母打来电话频催。“没有房子就等于没有家”的岳母式催促，让林浩杰的爱情与房子绑在一起，难分彼此。　　林浩杰的遭遇并不个别。2009年9月，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在成都“中国地产金融年会2009区域巡回峰会”上表示，房价上涨的一部分是因为“丈母娘需求”——小两口要结婚，丈母娘要求女婿买房，这是“特刚需求”(特别刚性的需求)。　　痛定思痛，2008年底，林浩杰咬牙贷款买房。在横扫了地铁5号线周边的楼盘后，他最后在北辰绿色家园选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1.8万/平方米，总价值近220万。当时房价正处于2008年的低点，林浩杰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为了交首付和装修，他不得不向远在沈阳的父亲求助。退休前承包了当地村医院的父亲，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20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一向独立自主的林浩杰，一不小心成了“啃老族”。据2009年新浪网一次大型的网络调查显示，北京超过50%的购买者用了父母的钱买房，或者支付首付。　　随愧疚一起席卷而来的，是巨大的还款压力。　　175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25年，每月还贷9392.45元，相当于林浩杰每月收入的80%。这也意味着，如果林浩杰工作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面临“断供”的危险。林浩杰也终于理解了单位里那些早自己一步成为“房奴”的同事，平时工作中为何谨小慎微。因为买了房子惧怕失业，林浩杰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我行我素的做派。　　但怕什么，来什么。林浩杰所在公司的几款产品，在2008年年底之后，遭遇了同行类似产品的价格倾轧，部门销售业绩一路下滑。这直接影响到了林浩杰的收入。不仅如此，年关临近，林浩杰今年的销售计划还有大半没有完成，林浩杰每天如坐针毡。　　虽然2009年8月拿到了新房钥匙，并在12月初住进了自己心仪的宽敞大房子里，林浩杰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林浩杰都会梦到销售数字的变化，而早晨起来，害怕面对的一天又重新来临。而11月父亲的住院，则让林浩杰辗转难眠。不能开车的时候，林浩杰在地铁里因为愣神，经常坐过站。　　像林浩杰这样承受巨大压力的买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数量巨大。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专业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了《中产阶层生活状况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表示，“压力较大，有时担心会‘断供’”。　　压力增大的同时，生活开始捉襟见肘。为了省钱，林浩杰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自己的那辆马自达M3了。新的小区停车费每月需要350元，林浩杰已经决定将“爱车”卖掉。从2009年6月以来，雨菲也承担了每月1000元的房款，雨菲已经半年没有添置新装。每周的大餐和每年一度的旅游如今皆已取消。两个人每月的生活费，则压缩至1000多元。　　生活方式的突然变化令林浩杰和女友措手不及，吵架频率开始上升。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住进新房才十多天的雨菲正式提出搬到女朋友那里一段时间“透透气”。林浩杰奔波在医院与单位之间，无暇顾及。最近，上司已经分别找今年销售任务尚未完成的部门主管谈话，这其中也包括林浩杰。　　雨菲搬走的当天晚上，林浩杰在自己的房中痛哭不已。于他而言，房子不仅剥夺了自由，也成为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　　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但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北京为23倍。　　2009年11月底，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根据研究得出结论说，未来5～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不难判断，届时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房价收入比将被更加放大。而中产阶级，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房奴”　　与林浩杰同样为房贷苦闷的，还有胡君。从2009年11月初刚买房子开始，胡君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财务危机。　　今年30岁的胡君，在一家知名证券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做数据分析工作，月收入在1.7万元左右。妻子则在某国有银行营业部上班，每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结婚两年多来，夫妇二人奔波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楼盘中，甚至连通州的新盘也看过了，但越看房价越涨，迟疑间，时间到了2009年6月。　　2009年6月起，北京的房价开始突然上涨。从2009年6月至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累计达到了25.3%。而北京的房屋销售价格上涨则远高于此。为了能上班方便专注城市五环内二手房的胡君夫妇，几次都与购房失之交臂。　　在胡君工作的西三环附近的证券公司一楼大堂，胡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7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西三环的紫竹院附近看中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主却要求在原有150万房款的基础上再加10万。正犹豫间，房子被人买走。　　“越看房心里越慌，希望赶紧买到房结束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胡君面色疲倦。而在11月份市场传出二手房营业税等购房优惠政策将陆续取消的消息之后，胡君决定“赶快买房。”11月初，胡君终于买下了位于东城区和平里东街的和平新城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房价共计200万元。由于是二手房，评估后只能从银行贷到120万左右。胡君夫妻积攒的首付加上胡君父母的积蓄，只能凑够60万。无奈之下，胡君从4个朋友那里每人借了5万，付清了首付80万。　　100万元的贷款，按揭年数20年，月均还款7233.71元。再加上胡君向借钱朋友的承诺，20个月陆续还清20万元。胡君月工资1.7万元，全部用于还贷还不够。日常的交通、生活开支等全部靠妻子的5000元工资支撑。为了节省开支，妻子规定每个人每月的零花钱为500元。　　“20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要做到接近‘零消费’，不知自己如何能熬过去。”胡君有些恐惧，“原来还自诩自己是‘中产’，现在彻底被一套房子消灭了！”　　此前，胡君的生活本来与林浩杰一样潇洒，每个月的月收入一半以上用于消费。　　买房后，2010年元旦和春节即将临近，胡君夫妇开始为回不回双方父母的老家哈尔滨过年而争执。胡君认为，现在手头拮据，回去需要花一笔钱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但作为家里独女的妻子，还想回家跟父母团圆。胡君反对说：“至少要花三四千元，今后好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了。”　　同事看到胡君最近苦闷的样子，纷纷劝解他。“只要买了房，苦也是乐。不是每个人都有当‘房奴’的资格的。如果能买房，我宁愿承受你现在的痛苦。”没有买房的同事正色告诫。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0月，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16元，同比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但与此相比，北京今年以来涨幅超过50%的楼盘则比比皆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开发说，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是确实的。这种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一个年轻人稍微优秀一点，就被一套房子套走了一生的消费能力。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谈到房价时说，“我知道网民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每天上网看到大量网民的意见，甚至很尖锐的批评。”温家宝说，“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 　　中产阶层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　　“漂流者”中产　　中国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这本书的中文版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旅美学者薛涌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焦虑的中上产　　建外SOHO，星巴克。　　“别跟我谈中产，中国没有中产。”李想一坐下来就对记者说。　　李想，1997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在IBM混到中层，2003年去美国读MBA，2007年回国创业，现在经营一个SP公司，也就是手机内容提供商。李想在东四环边上有一个上下两层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国前给父母买的，现在自己住一层，父母住一层。　　在美国的几年生活后，李想一回国，他就和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们筹办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坚定的价值观，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想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　　“中产？我快破产了！”年初的风险投资没到账，李想正准备搬出建外SOHO，找个便宜点儿的办公楼。在李想看来，中国即使有中产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江涛由于看好中国未来的3G事业，毅然决然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生平第一次当老板的李想自嘲很抠门，对公司的每一笔开支，他会用自己最擅长的统计数学仔细算计，必需的设备一定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他的设备，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国产的。李想精打细算、勤俭创业的风格给投资者流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最开始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顺利到账。“即使是这么精打细算，最开始每个月还是要烧100万人民币。”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员工在一起吃15块钱的快餐，周末和研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来，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养大了，把公司连同自己一起卖掉。”但是实在没想到中国的3G产业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处是壁垒，人家吃肉，我们连汤有时候都喝不到一口。”　　第二笔风险投资融资失败了。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李想只得裁员，被裁掉的员工一纸诉状把公司告到了法庭。现在的李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处理官司，寻找投资。“颈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飞机都要带着自己特制的枕头，要么晚上睡不着觉。”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上个月，李想去韩国和三星手机公司的负责人商谈在三星的裸机里面安装他们通过测试的手机游戏。在韩国的一个月，让李想感受最深的是：韩国的私营企业占有韩国实业资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相反。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中国，像李想一样的年轻人创业，则面临种种制度、金融、创新支持上的壁垒，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规则训练，以及其他种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得到的困难。　　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李想就会后悔自己选择了创业。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李想一狠心把北辰那套180平米的房子卖掉了，到现在公司成立快3年了，所有盈利全部未分配，因为成立时股东会曾约定，5年之内不分红。　　其实公司一直在烧钱，要像养猪一样养着。而当年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涨了1.5倍，从每平方米一万三涨到了快三万，如果不卖这套房子去倒腾公司，现在比当时能多赚300万。可是卖掉房子，办了这个公司，辛辛苦苦3年一分钱没赚着，这是他爸妈最不理解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真艰难，早知道，还不如炒房了。”　　夜色已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李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创业失败，我将选择回美国做职业经理人，也许那个时候，我才会是中产。”　　出逃的中产　　　杨新，《安徽商报》的新闻部副主任，曾经在北京的报纸杂志“混迹”六年。2007年，杨新带着从外企辞职的妻子回了合肥。　　在北京的时候，夫妻俩月收入税后13000元，每月租房2000元，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和聚会，几乎没有自费旅游等其他不必要的开销，每月能攒6000元左右。　　和那些想“死磕”在北京的人一样，杨新忍受着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和养老，结婚六年还是在意外中迎来了他们的儿子牛牛。牛牛的到来，让杨新的生活更加纷乱和茫然。尤其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毛孩竟然这么能糟蹋钱，而且糟蹋的全是他未来一平米一平米的房子。　　定居北京的愿望随着房价的上涨越来越难实现，再加上没有户口担心日后孩子的教育，未来养老也是问题，于是杨新夫妇选择了离开。但是他强调，这不是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被选择”。　　“长安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让像杨新一样的中产们在北京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而这部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形式，也从简单的“进城打工”-“定居城市”-“终老此生”，演变为“进城打工”-“寄居城市”-“落叶归根”。　　回合肥之后，杨新夫妇很快找到了现在的工作。2009年3月份，杨新在报社附近买了个房子，房价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五分钟就到单位。”他很得意。在北京，他有几年要跨越半个北京城去上班。　　杨新夫妇在合肥的家庭收入有一万多，看起来比在北京少，但是因为解决了买房的压力，消费多出不少。朋友聚餐、看电影，藏南旅游，通过淘宝购买高档品牌，开始出现在二人的消费行为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表了《麦肯锡-20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新增的富裕家庭将有3/4来自于二级城市与其他城市(从110万户增加到320万户)，而在一级城市只从50万户增加到70万户。也就是说，二线城市的中产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军。　　但是形容在二线城市的生活，杨新还是觉得“有点拧巴” 。“主要也看工作性质，那些做营销的回来后，由于有人脉、有资源，会很抢手，可是做传媒在这里会觉得很不过瘾。”而杨新的妻子也由于当地没有外企，就选择了当地一个还算大的企业，但仍觉得“水土不服”。　　“有时候会很失落，人的脚步也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创造生活，现在每天就是‘撞钟’了。”杨新说，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于北京某个区的新闻，还是会莫名的兴奋，会和别人吹嘘一下“那个地方我住过好几年”。　　但是，杨新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回去。“在北京，我是压抑地在挣扎，可是怎么都挣扎不上去，现在虽然苦闷，但是轻松也很难得。”杨新说，如果这篇稿子要他来写，他就写“中产的精神守卫”。　　而就在2009年的11月份，上海《新闻晨报》调查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6.6%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成本高、节奏快”而产生离开的想法。　　挣扎的中产后备军　　日，离2010年研究生考试还有一个月，北大金融系刚刚本科毕业半年多的张晶，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新“蚁族”。　　张晶和早她一年毕业的男朋友杨雷住在海淀区的马连洼，那里是北京很多大学生“蚁族”聚居的主要地点。为了节省吃饭的开支，他们还会经常来北大的学生餐厅“蹭饭”吃，所谓蹭饭就是找一个有饭卡的在校生划卡，然后再付钱给他们。“菜的品种很多，很便宜，经常可以大快朵颐。”　　公务员考试的失利和进银行系统的无望，让张晶只能选择考研。父母给她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待在北京。没有考上公务员，张晶的父母很失望，他们在山西老家托人帮张晶介绍了一个大她四岁、在国企上班的男朋友。“他们觉得在国企上班，是‘不是公务员的公务员’。”　　但是张晶还是选择了和杨雷在一起。她和杨雷是在大二那年，在北大英语角认识的。去年杨雷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而去年也正是大学生找工作最难的一年。　　北京到处都是招聘会。杨雷每天六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同学一块出门。九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然后在招聘会场外买点鸡蛋饼、煎饼当午饭，晚上再回马连洼。连着参加了一个月的招聘会，“经常是一天一个北京一日游。”　　杨雷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至少投了6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最后，一个刚刚建立的网站挑中了他，过程非常顺利：周三投简历，周四面试，周五体检，下个周一就去上班了。主要工作是为网站做后期的技术支持，工资3000元，三险一金，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年终奖。　　在马连洼，他们和另外一对情侣合租一个60多平的小两居，每月房租800。屋内是现实版的“家徒四壁”，除了两部电脑之外，唯一能称得上电器的也许只有电热水器和电饭锅。张晶忙着考研，杨雷每天朝九晚九不停地工作，周末若是不要加班就经常蒙头大睡。　　张晶告诉记者，她曾经因去菜场买二两韭菜而被人笑，拒绝卖给她。“吃是花费的大头，超高的基尼系数是我们贫穷的直接证据。”　　张晶很详细地和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开支：每天晚上，他俩计划买水果的预算是3元钱；四分之一个西瓜，或者两个梨，或者半个柚子，然后再买两块钱的酸奶。杨雷手机费每月100，她每月50，化妆品都是屈臣氏买的。衣服方面，她只买打折货，ONLY之类的五折以上绝对不买；而杨雷偶尔买李宁，因为李宁折扣比较大，有时一件外套不到100块钱。去年的情人节，他们原来打算去欢乐谷，600块钱两个人，最后还是没舍得，只是吃了顿饭，看了场电影。　　而杨雷也有自己的未来规划：工作两年-读研-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开自己的公司。“真是一份宏大的、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计划。”张晶每次都嘲笑他愿望的不切实际，但是很鼓励他这种挥之不去的激情，因为他们都不想被这座城市边缘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尤其农村出来的孩子，房子要靠自己，未来要靠自己，他们起码要推迟10年才能成为中产。”　　采访结束，张晶和杨雷奔向了北大学生食堂旁边的北大百年讲堂，那里正在上演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张晶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物质上不中产，精神上总可以中产吧。” 　　六成受访者认为近几年中国中产数量在增加　　你是中产吗？　　中国关于中产的定义模糊，标准莫衷一是，你可能不确定他们是谁，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你见过我这样没房没车，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谱的中产么？”　　“有房我也不是中产，我有压得喘不过气的房贷和永远都涨不上去的工资。”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么？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　　然而，矛盾的是，调查也显示：有68.8%的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来中国中产的数量在增加。那么，在中国，谁又是中产？为什么那么多“准中产”不承认自己是中产？　　谁是中产　　“有房有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父母都有工作，经常旅游，经常看电影，经常在外面吃饭，每年有假期，生活的目标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实现自我。”这是中仕达包装有限公司经理裴振华给《中国新闻周刊》列出的他的中产标准，他现在已经有房有车，年收入近百万，住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东润枫景小区，典型的一个中产阶层小区。　　显然，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少得可怜。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大多数人都把中产等同于中上产，认为中产是一种不可及的生活状态。　　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在中国，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那很多人就又‘被中产’了，就是说去路边的小饭馆吃饭都变成了吃宫庭宴。”裴振华一脸质疑地望着记者。他解释说：年薪6万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产，但是在北京，在上海可能只够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　　“按这个标准，难道开着新型汽车招摇过市的房奴，对‘丈母娘拉动房价’有切身感受，害怕生病，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产？”裴振华接着问道，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利率、汇率一天一变，房价一天一涨，你实际上不清楚这“50万”缩水以后到底是多少？在他看来，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中产就是普通人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曾领导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过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五年后的今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房子对于中产的重要性比五年前高了很多，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自己想成为中产越来越难。”　　周晓虹告诉记者：“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是‘中间阶层’，没有‘产’字，但我们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个‘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　　对于中产概念的模糊，中国的准中产往往会和美国做比较。周晓虹说：“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的起点也是年收入6万，但那是美元。”　　而印度也自称是中产阶级国家，他们的标准也是6万，但这既不是人民币，更不是美元，而是卢比。在阿根廷，家里有书架就是中产，泰国研究者为了方便起见，干脆将中产阶级归纳为“带着手机的乌合之众”。　　周晓虹对记者说，人口基数以及可耕地面积、适宜人居住的地域等因素决定了中国、日本、香港等很多东亚国家都不可能像美国中产阶级那样去生活。“室内冬天不是25度，夏天不是20度，他们觉得都不是生活。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选择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方式，地球就很危险了。”　　所以，周晓虹向记者阐述了他的三项标准：(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在美国，中产阶层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对此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无论在哪，中产都是很辛苦的阶层，不是个很悠闲的阶层，中产是以勤奋、劳动著名的。”他认为台湾歌手郑智化有一首《无产阶级》的歌比较贴切：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中产就是普通人。”唐钧说。　　中产的精神世界　　然而，这个从收入上界定的“普通人”的中产定义也在第一时间遭到“标准中产”裴振华的质疑：中产阶层更多的是指一种心态和精神，他们的生活状态、知识水平以及经济地位，使得他们所具有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最可能被社会的较多成员所容纳；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使他们能够来推广他们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念。　　经常出国的裴振华认为，在美国、欧洲，每个中产家庭除了有一两套宽敞的别墅或公寓外，还有每年在国外度假的习惯，有艺术品收藏，懂得欣赏艺术作品。中产意味着经济上完全摆脱了生活压力，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拥有较高的调控水平，意味着很高的生活质量和精神质量，以及较高的文化艺术品位和道德涵养。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调查显示，约83.7%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中产还不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领者，其中28.0%的人认为，目前中产阶层“还没成气候”、根本谈不上是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领者。　　“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着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这种焦虑，肯定不是中产的状态。”裴振华说。　　另一“标准中产”、智力方董事长杨石头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中产应该是认为歌剧、诗歌、画展的艺术享受比澳洲龙虾重要，强烈认同“中国梦”，但也会为无法实现这个梦而焦虑。“他们一定是有精神和心灵上的标准的，他们是沉潜而理性的，他们的价值观会成为未来主流的一种价值观。”　　周晓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社会对人们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机会。“一个社会变动太快会降低自己的幸福感，在快速的变动中人们容易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伴随而生。”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中产认为自己不快乐，不承认自己是中产的重要原因。 　　国外中产更幸福？　　国外中产也脆弱。大多数人羡慕的可能是其稳定的未来预期和向上流动的自由　　“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或许还有看心理分析医生的账单，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　　这是十年前，刘烨还没去美国之前，朋友向她描述的美国中产阶层生活。　　刘烨，1999年从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随丈夫去了美国，现在是南加州橙县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丈夫是一个IT工程师。如今，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活十年，刘烨对美国中产的生活也有了最深切的感受：“现在的美国人不论自己有多努力，也不会达到他们父辈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美国中产也脆弱　　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刘烨和丈夫也和很多美国年轻人一样买不起房，租公寓当蚁族潜伏了6年。直到前两年夫妻二人还完了出国前的一些债务，年收入加起来有16万美元，扣除所得税，大概纯收入11万多美元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看房子。　　但是考虑到抚养孩子的费用会多花一些，他们挑了现在这个位于南加州城区最东面一个普通社区的四居室。这是他们看的房子里价格最合适，但不是最理想的房子。　　到今年，房子的估值已经低于原来51万美元的抵押贷款金额，而且每月还要支付大约2000多美元的房贷。但是刘烨仍认为这套房子是自己和丈夫来美国十年最大的成就。“不用担心几十年后会被收回去。”　　刘烨为未来制订了两个十年计划：一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卖掉旧房子，找一个好的学区重新换一个大点的房子；二是等孩子上了大学，她要实现在海边买一个独立住宅的梦想。　　但是这些计划，随着金融危机中丈夫的失业，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2009年，刘烨去超市买东西的购物车里，东西明显少了，吃什么都取决于超市里什么蔬菜在打折，而且女儿的钢琴课也取消了。“遣散费是按一年工龄换两周工资计算的，如果超过六个月他找不到工作，我们就要动用为女儿准备的教育费用。”　　刘烨的丈夫在近8个月时间内，投了3000多份简历之后，在离家有两小时路程的软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刘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的劳动时间其实也是很长和很苦的，特别是小汽车文化和住郊区的文化，使得中产阶级上下班在路上折腾三四个小时的现象很平常，“有的人也只能是剩下睡觉和吃快餐的时间。”　　合同里没有离职金的保证条款，收入也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是丈夫还是很快应允了这份工作，因为现在美国失业率越来越高，很多人靠遣散费和存款都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刘烨介绍说，她的一个邻居威尔斯先生也在金融危机中失业了，现在每天到一个帮助失业人的机构找工作，找工作成了他这半年的工作。“要不是有妻子的支持和他的宗教信仰，他也许就垮下来了。”　　在美国，如果家里有一个人有工作，全家人就都会有保险。哪怕是在沃尔玛收银，或者在肯德基做汉堡，一个月工资可能不到2000美元，但是基本生活可以保证——有房住、有车开、还能每年坐飞机去旅游几次。“对美国人而言，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失业，一旦事业完了，什么都没了。”刘烨对记者说。　　但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就业早已每况愈下。有数据显示，到2009年10月份，整个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升至10.2%，在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政策当中，中产阶层已被置于帮扶的核心位置。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几年，汽油、食品、医疗保健、育儿及教育成本无一不涨，人们能为自己退休后节省下来的钱变得越来越少，许多普通中产家庭即使夫妇双双工作都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刘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部分美国中产家庭都有一到两个孩子，有的还有更多，孩子的教育也是美国中产很重的负担。刘烨介绍，美国4亿人有20所好大学，进这些学校要比在中国进清华、北大容易好几十倍。但是这20所学校四年下来基本上要20万美金，一般人也很难负担。州立学校对本州的学生便宜点，比如加州有10所排名都不错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也要8000美元。“30年前，典型的中产家庭供养两个大学生可以无需负债，但是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刘烨说。　　所以，在同一个社区里的其他主妇，都和刘烨一样很少在外面餐馆吃饭，很少买衣服、买书、买化妆品，社区的聚餐也都缩小了规模，聚餐的时间间隔也一次比一次长。　　2009年10月份刘烨回国探望父母时，每天都在外面饭店吃饭，让她觉得很奢侈。在武汉一个不错的餐馆，200元可以点五六个菜，而在加州的中餐馆，16美元也就一盘青椒炒肉和一碗米饭，服务费用美国还是中国的5倍左右甚至更多。在父母家旁边的超市里，在超市快打烊时1块钱买了两个圆白菜，让她觉得捡了大便宜，因为在她家附近的超市里，一个青椒大概就要好几美元。　　而且她国内的一些准中产的朋友，大多都穿着名牌的衣服，每人都至少有一个名牌的包包。“我们一家人如果每月花100多美元买衣服，会被朋友说奢侈，经常去美容院就更不敢问津。”　　所以，每次回国刘烨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单从生活上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比国外的中产过得更中产一些。　　美国中产幸福在哪儿？　　每次回国，房子都是朋友、家人和刘烨提及最多的。尤其是2009年回国，从她下飞机到她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关于房价的讨论不绝于耳。　　“美国的房价与中国的别墅价格相比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刘烨说，美国的高房价只是集中在少数地区，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并不高，除了东部、加州等地，一般中部和南部的城市只要花20多万美元就能买到300多平方米的房子。而在加州地区好一点的社区，房子大概100多万美元，多数价格不过二三十万美元，相当于140万～200万人民币，也就是每平方米7000元～10000元人民币。“还有减税政策，而且这栋房子的土地以后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目前，美国家庭拥有住宅比率是67.6%，在2005年美国家庭拥有住宅的比率曾接近七成，“在美国，老百姓能买得起房，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房价合理、还有一个就是收入较高。”　　据刘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2009年美国大学生本科毕业后，工程、计算机等理工科等专业的起薪，从5万美元到8万美元不等，文科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则从3万美元到4万美元不等。如果不是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买房，大学生毕业两三年后，基本上就具备了买房的经济基础。“房贷的支出，不会超过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不会出现两三代人供一套房子的现象。”刘烨说。　　刘烨现在暂缓了为女儿上学换个学区房的想法。刘烨夫妇觉得几年内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收入水平，现在最急需的，是增加收入。2009年10月份，她通过了圣地亚哥中心医院儿科主治医生职位的申请，这样她自己一个人的年薪就将有10万美元。“和国内不一样的是，美国的医生很少有红包和收药品回扣的空间。”但是，这个收入在美国现在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另一方面令刘烨不必担心的还有：如果觉得那家医院不好，她可以随时回到现在工作的这家医院，在美国没有“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概念。“他们不会介意，更不会有人因此看你的笑话，大家都很平等。在美国，有工作的人都是很自豪的。”　　刘烨说，虽然美国社会的各种症结现在日渐显著，比如美国贫富悬殊、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等。但是美国的社会流动程度，美国为其国民提供的机会，甚至曾经为那些试图偷渡到美国的外国人所提供的梦想，可能仍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美国在新大陆开拓时期形成的公平竞争的“普通人社会”，仍让很多人心向往之。　　谈及“普通人社会”，刘烨告诉记者，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2009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美国民众投票的情景，“几乎是几十年来最让人兴奋的一次投票。”　　当时投票的时间并非周末，很多人都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赶过来投票。“我的一个邻居，在早上6点半就去排队，可是到了7点半还没有轮到，只好匆匆赶去上班，中途他又请假回来投票，你很难想象他们那种‘投票我在现场’的自豪。”　　而旅美学者薛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美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种当家做主的感觉，每年多赚20万，你投票也还是那么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