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中国地方财政政策180度大转弯 从收紧变宽松|地方财政改革|融资平台_凤凰财经
外媒称中国地方财政政策180度大转弯 从收紧变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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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央政府对各省市自治区的财政管理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目标直指地方政府累计下来的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华尔街日报》援引穆迪分析师Nicholas Zhu观点称，在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结构改革的步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态。
凤凰财经讯 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问题似乎出现了180度的转变。 2014年，中央政府对各省市自治区的财政管理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目标直指地方政府累计下来的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当时要求严控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的举债能力，令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来代替。 多年以来，由于法律禁止地方政府从银行借贷，地方政府就通过表外企业来为房地产和基建项目筹资，这类企业被称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这样做的结果是创造就业的同时，却有大量资金被浪费，比如如今已沦为&鬼城&的天津翻版曼哈顿城。这类公司被外界认为是过去几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迅速增加的罪魁祸首。 彭博新闻社报道称，时至今日，上述改革却出现逆转，因为中央政府的优先目标变为提振经济。地方财政改革也不得不顺应中国经济增速步步放缓的趋势而发生改变。匿名知情人士透露，监管层在5月中旬召开会议，考虑放松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约束。 就在这次闭门会议之前的5月15日，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央行、《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的意见》。《意见》要求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的存量融资需求，不得对在建项目盲目抽贷、压贷、停贷。 德意志银行大区首席经济学家及股票策略主管张智威和Audrey Shi在5月20日的研报中表示，国务院的指令是&今年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政策放松信号。这是个180度的大转弯，地方财政政策从收紧变成了宽松。& 报告还表示，造成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是国务院2014年底下达的& 43号文&收紧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的管理，新政将一定程度上放松&43号文&的约束。 香港智库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前香港证监会研究部主管肖耿对上述文件评论称：&楼继伟需要去除不可持续的地方债之毒，但是，那种约束削减了消费，削减了扩张，削减了一切。在此操作过程中，他需要确保对经济予以支持，以避免经济崩溃。&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一重大转变的背景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金融改革，减少经济对大规模投资的依赖程度，扩大个人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然而这一努力与中国另一项更加紧迫的全国目标&&提振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华尔街日报》还称，上述国务院规定出台前，中央政府还曾不动声色地允许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重新进入中短期债市，比如沈阳市政府拥有的沈阳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央政府去年底对地方融资公司关闭了银行间债市（五年期以下债券可在这一市场出售），引发了中国大陆证券抛售。但知情人士称，上个月，这一市场重新向那些公司开放，主要是出于对经济大幅放缓的担忧加剧。 事实上，中国高层放松对地方政府束缚的行动也并未结束。发改委在5月25日发文，全面放宽城投类企业债券的发行条件，并提出鼓励优质企业发债用于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融资，同时还将支持县域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融资，指定类别的债券也不受发债企业数量指标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扩容后的城投企业债明确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 《华尔街日报》援引穆迪分析师Nicholas Zhu观点称，在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结构改革的步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态。 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关系是不透明的。融资平台公司从所有权上来说属于国有企业。多地过去几年成立了成千上万个融资平台公司，但他们用国有土地做抵押，以获取银行贷款。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表示，中国地方债务总额可能多达25万亿元，这比德国的整个经济体量还要大。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是17.9万亿元。 今年，预计有1.86万亿元地方债将到期。 彭博新闻社称，改革地方财政将被再度提上日程：这个问题太重要，无法被忽视。前美国财政部的中国事务高级协调员、现任TCW基金管理部分析师David Loevinger说：&没有稳固的财政政策，中国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
[责任编辑：wangqi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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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2015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八大猜想”
来源：华尔街见闻
作者：刘晓翠
　　如果说2014年中国宏观政策的重点是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那么2015年财政领域债务的“开门关窗”、切割重组将成为宏观政策一道新的风景。
　　如果说2014年中国宏观政策的重点是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那么2015年财政领域债务的“开门关窗”、切割重组将成为宏观政策一道新的风景。
　　正如我们在年度策略报告《涉过险境，便是晴天》中指出的，债务甄别和置换的实质在于中央地方债务并表，但短期债务重组与接续中风险犹存，亟需我们投以更多关注的目光。
　　过去四十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上均有重货币、轻财政的倾向。而中国税制内生的顺周期性，以及国债市场的不发达，使得常规财政政策的逆周期对冲效果相对乏力。
　　2014年，中国实际赤字率为1.8%，并未达成年初设定的2.1%的目标；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地方债务置换以及财税改革推进，无疑会对今年财政政策的方向和节奏产生重要影响；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密切互动与创新耦合，或许日渐成为我国宏观调控领域的“新常态”。
　　对2015年的中国财政政策，我们有不得不说的“八大猜想”。
　　猜想一：积极财政政策实为“中央积极、地方紧缩”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赤字率由2014年的2.1%提升至2.3%。如果把财政预决算账上划拨出去但未使用的财政支出从赤字额中剔除，同时加上因会计重复列支不能反映在报表上的结转项，“一增一减” 2015年真实赤字额将比2014年多出7000亿元，赤字率也相应提升到2.7%。
　　然而，今年的财政扩张却可能呈现中央积极而地方紧缩的结构差异。中央财政扩张意图明显，除赤字额大幅提高1700亿元，还加大了预算内资金对基础设施的支持。对地方政府来说，其内源融资面临着财政收入增速进一步下滑，土地财政模式逐步走向尾声的压力，外源融资则被关进“预算的笼子”，要求增量债务必须通过地方的阳光渠道。新增大幅下滑，城投债发行门槛提高，6000亿元新增债券额度显然难以弥补其他融资渠道的收紧。
　　我们估算，2015年7%左右的增长目标对应着15.7%的基建投资增速和13万亿的资金需求。以往来看，基建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于自筹资金（58%）、国内贷款（20%）和国家预算内资金（13%）。因此，预算内资金的积极并不足以对冲前两项的下滑，中央积极而地方紧缩的综合效应仍可能是紧缩。
　　猜想二：地方财政收入步入个位数增长时代
　　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仅8.6%，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实现增速9.9%，挣扎在两位数的边缘。我们判断，2015年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和全口径财政收入都将全面进入个位数增长时代。这主要源于如下几方面的判断：1）实体经济再下台阶的压力。今年工业生产、、投资、企业盈利等或将在2014年基础上进一步回落，这将使得相关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增速继续放缓。2）物价，特别是PPI的全面负增长，拖累名义税收的增长。2014年全年PPI为-1.9%，而2015年前两个月累计同比增长-4.6%，虽目前环比降幅有望收窄，但全年同比依然是大概率负增长。3）营改增带来结构性减税效应。国税总局显示，2014年营改增带来1918亿元的税收减少，而2015年还将有服务业、金融业、建筑业和四大行业实施营改增，会对地方政府的税收构成不利影响。4）房地产市场疲软拖累相关税收。商品房销售额的下滑会使得房地产营业税、契税、房地产企业所得税的增速下降。
　　2015年是实施全口径预算的第一年，除了一般的公共预算收入之外，政府性收入、社会保障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也需在预算框架下规范收支。从历史数据看，社保基金收入相对稳定，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比总财政收入不足1个百分点，因此分析政府性基金收入显得尤为重要，而政府性基金的90%以上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2014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增速仅实现3.2%增长，较2013年的44.6%大幅回落。若以房地产销量作为土地出让收入的领先指标，我们测算2015年土地出让收入或将下降14%。因此，从全口径预算来看，地方政府收入步入个位数增长也是大概率事件。
　　猜想三：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而消费税改革提速
　　2015年财税改革领域的重头戏是税制改革。从逻辑上看，税制改革在整个财税改革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2014年基本完成预算领域改革之后，今年的重心自然会在税制改革上。特别地，2015年是既定实施全面“营改增”的最后一年，生活服务业、金融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四大行业也将实施增值税。营业税变成增值税会降低相关行业税负，会对这四大行业盈利形成正向贡献。
　　除了营改增之外，消费税改革也是2015年的重要领域。2014年底，两月三次上调税收，就是对消费税税率的调整。消费税改革的方向是，在征税范围上将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商品纳入征收范围，同时将已沦为大众日用品的消费品调出。我们预计，在巨大的财政收入压力下，具有结构性加税效应的消费税调整，会比个税和税的调整来得更快。
　　猜想四： 今年起中央将对地方部分存量债务并表
　　债务置换、PPP和重组是目前地方存量债务化解的三大主要出口：1）对于有一定收益或者可以改造成有较稳定现金流的项目，用“使用者付费 +补贴”模式通过PPP来解决，最终转化为企业债；2）纯公益平台包含的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则通过债务置换的方式解决，即发行地方债券；3）以为主的债务可以适时进行债务重组。该思路意味着，对于纯公益项目的非贷款债务，可以通过债务置换的方式来拉长久期，降低利率，以化解风险。从特定角度来说，这是中央对地方存量债务的主动并表，实现了政府部门内部杠杆率的转移。
　　财政部近期批复的今年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范围是，“6.30”审计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在2015年到期的部分。这一批复额度占今年全部到期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53.8%，且至少覆盖非信贷类债务。而在今年1.9万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到期债务中，大约有50.8%为银行贷款（按“6.30”审计公布数据推算），或将进行债务展期；剩下9000亿元的非信贷债务则将通过发债来偿还。这与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确认的，“近期财政部已下达地方存量债务1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是基本相符的。而按2015年到期量的53.8%进行分配，则今年有7个省市的债务置换额度会超过500亿元，分别为江苏、湖北、四川、广东、浙江、北京和上海。
　　若仍以到期量和53.8%的比例来计算，则年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规模会有所下降，分别为7000亿元和4500亿元左右。但若考虑到“6.30”审计后至2014年末新增地方债务的到期，预计明后年的置换额度会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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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这场危机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如消费习惯、价值观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对于我国来说，尽管因金融开放程度不高、金融创新水平不深等原因，遭受的直接损失还不是太大，但危机给世界造成的长期、深层次的影响，已经宣告了持续30年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启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真正成为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们选择并长期沿袭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是进口和出口的严重失调，使国际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二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在外汇市场动荡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三是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以保持所谓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四是资源价格的行政管制使政府在油、电等方面的巨额价格补贴通过产品出口而部分流向国外，最终导致我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五是大量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因为外需的旺盛而使相关企业找到了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影响了我国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市场力量开始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启动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启动内需的动力：投资依靠消费：其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客观上要求政府把民生和国民福利放在重要位置上，而我国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使我国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偏低；其二，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安居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欠账太多，有必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来予以弥补；其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增加投资和刺激出口的方式拉动经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消费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增加投资是必要的，但增加消费意义更为重大。民消费率不断走低。1978年至2007年，在世界平均消费率提升趋势中，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从48.81%下降到了35.3%。目前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水平超过了55％，美国近年大体稳定在67%左右。　　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因为消费和服务总是密切相关的。服务业一种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如学校、商店、医院等；另一种是为企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如金融、物流、广告、产品设计等。只有第二类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企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位置的被动局面，才能不断提高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利润分配能力，才能使“中国制造”不再成为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象征。尤其是，当实体经济开始放慢的时候，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往往会上升。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发展的拐点大致在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2007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人均GDP为2490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2008年底我国的人均GDP有可能达到3000美元左右。这正好与我国面临外需放慢和结构转型的压力上升重叠。如果政策环境得当，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助力。政府应制定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从市场开放入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门槛，为金融、医疗、教育、商务服务以及资讯类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二、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就是要提振内需，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其中，今后两年多时间内约4万亿元新安排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最为直接。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将实施以“增支减税”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　　1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2％，为七年来首次负增长。　　增值税转型改革：作为中国最大的税种，从明年1月1日起实行的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改革，在短期内将减轻企业税负约1200亿元。“增值税转型不仅可以拉动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解决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更可以理顺税制关系，完善税制，符合国家目前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 。　　中国还将继续执行今年下半年先后出台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降低住房交易税费等政策措施，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中国财政部：研究取消和停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完善并落实出口退税率调整政策，同时取消了部分钢材、化工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降低部分化肥出口关税并调整征税方式，支持出口。　　长期以来，中国的居民收入低于经济发展速度，更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增加居民收入将成为明年减税的目标，以刺激消费。　　在减税的同时，中国将加快实施资源税、燃油税改革，研究开征环保税；将现行消费税征收范围扩大到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项目，并逐步调高税率。　　中国11月的PPI增幅已跌至2％，CPI增幅跌至2.4％。通胀压力的消除也为资源税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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