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资本外流会对我国不利?_百度知道
为什么资本外流会对我国不利?
为什么资本外流会对我国不利?是根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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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也出现了资本外流现象。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大量资本外流的后果将会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进而有可能酿成金融危机，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资本外流问题进行研究，采取措施，保持警惕。　　一、资本外流的概念及我国资本外流规模初步估算　　（一）资本外流的概念界定　　关于资本外流的概念目前尚无一个统一的标准，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资本外流这一概念所包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资本供求结构以及不同的制度环境，资本外流的具体内容也就不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所述资本外流的概念并不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的流失，而是属于狭义的定义：指由于恐惧、怀疑或为了规避某种风险或管制所引起的资本向其他国家的异常流动。　　（二）资本外流规模测算　　目前估算资本外流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直接估计和间接估计两大类。具体来讲有多种方法，如国际收支误差与遗漏法、卡丁顿测算法、世界银行间接测算法、美国摩根保证信托公司修正法、克莱因修正法等等。计算步骤渐趋复杂、完善，力图能更进一步接近事实情况。由于资料搜集方面的原因，本文暂且只选取直接估计和间接估计的方法初步加以估算。　　直接估计法（用CF1表示资本外流规模）：资本外流通常被视作逃避风险的短期资本流出。资本外流＝短期资本流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直接；但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是短期资本并非全部为资本外流，且并未包括在二级市场上具有较强流动性、可作为短期资本替代品的长期资本外流；二是“误差与遗漏”项可能包含了资本外流部分，但也包括了真正的统计误差。　　间接估计法（用CF2 来表示资本外流规模）：资本外流等于一国的资本流入额中扣除用于弥补经常项目赤字和增加储备后的剩余。即资本外流＝资本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外汇储备增加额。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反映出通过经常账户的虚假交易进行的资本外流。而这一点在我国资本外流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见表1）。　　表1 中国资本外流模式估算表（） 单位：亿美元　　附图{F10N436}　　从资本外流的总量来看，年间我国的资本外流总额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从本文所用的两种方法测算结果来看，年间资本外流总额分别为1349亿美元和1250亿美元，年平均资本外流额已经分别达到了103.77亿美元和96.15亿美元。　　从资本外流的趋势来看，我国资本外流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并呈逐年扩大的局面。从上述两种估算方法中选取较为准确的CF2 来看（因为采用CF1估算时从1997年起忽略了短期资本），第一阶段（），资本外流现象不甚明显，外流的数额不大；第二阶段（），资本外流数额规模逐步扩大，且呈递增态势；第三阶段（），资本外流问题突出，资本外流数额急剧扩大，增长速度提高。特别是1998年，资本外流数额达到近几年的最高峰，而当年我国外汇储备仅增加50.69亿美元，可见当年我国存在着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二、我国资本外流的成因　　（一）从一般原因看我国的资本外流　　1.我国汇率制度以及外汇市场发育不完善。　　一方面，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造成外汇风险增大。有理论分析表明：对未来通货贬值的预期与资本外流数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进行了五次大幅度的汇率调整，贬值幅度从10％到50％不等。这种频繁和大幅度的贬值产生了强烈的本币贬值预期，使企业、居民为了“保值”而具有强烈的货币替代的意愿。1994年，我国实行汇率并轨，官方汇率由1993年的1美元兑5.8元人民币跌至1美元兑8.4462 元人民币。本币贬值预期空前加大，我国资本外流1995年就激增至183.16亿元，是1994年资本外流额的1.85倍。1994年以后，官方汇率一直稳定在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左右，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又大大增加，所以，我国1997年的资本外流额比1996年有较大攀升。另一方面，外汇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使企业和居民缺乏一个可以自由进入的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难以有效规避外汇风险。面对客观存在的汇率风险，把外币资本留在国外成了一种现实选择，造成了事实上的资本外流。　　2.金融监管机制和体系不健全。　　首先，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使资金流动方式和渠道日益多样化，而我国监管手段比较落后，监管法规也比较滞后，致使监管上存在一些漏洞或“真空”现象。就外汇管理本身而言，以往仅仅着眼于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准入的管理，但对金融机构如何操作其外汇业务还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另外，经常项目实现自由兑换后，对资本项下的管理难度和成本加大。其次，外汇指定银行柜台监管乏力。当外汇指定银行的监管职能与其本身的商业性与盈利性相冲突时，银行往往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忽略了监管职能，如银行在办理结售汇业务和进出口核销中，存在单证审核不严、违规操作等问题。再次，各职能部门，如海关、公安、工商、银行、外管局、外经委等，相互之间协调不够，对资本非法外流打击不力。　　3.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事实上大部分存在资本外流的国家都存在财政赤字。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如1992年至1997年，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分别为：－258.8、－293.3、－574.5、－581.5、－529.6、－582.5亿元人民币。这些赤字表明，政府所追加的内外债资金正在逐年攀升。以往财政赤字的相当一部分是靠发行货币来弥补，相当于对国内居民的征税。同时，通胀率有五年曾高达两位数，这时企业、居民就倾向于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来避免“通货膨胀税”。近年来，从我国财政收支结构来看，其平衡对于外债的依赖程度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国内居民对国家债务产生忧虑，导致国内居民想方设法绕过国内外汇管制，以各种形式增加持有外国资产，形成了资本外流的一部分。　　4.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货币政策。　　我国自1996年来七次降息，又出台了征收利息税（与未征收前相比其效果相当于再次降息）、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此政策还涉及资产保密性以及对不合法收入的抵制作用）等金融政策，从而降低了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但是，如前所述，资本外流在我国的不断恶化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尤其在我国，为何国内资本成为资本外流的主角？这还需要从宏观的投资和管理体制方面去作进一步的考察。　　（二）从体制因素看为何内资为外流唱主角　　1.内资与外资的不平等待遇。　　为了吸引外资，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外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使内外资在竞争中待遇悬殊，地位不等。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的投资决策出现一些变化。有些企业想方设法将国内资本转移到国外，再经过“包装”之后，伺机以“外资”身份流回国内，以达到享受优惠政策的目的。这样的资本外流，是出于投资上收益的考虑，也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国外不断有研究表明，从中国内地流向香港、美国等地的资本，不仅数额巨大，而且相当活跃。也有外资企业在二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将到期时，先将外汇通过各种合法渠道汇到境外，然后进行恶意经营，歇业后再另开一家。　　2.金融压抑的环境。　　虽然经过多年金融改革，国内对金融资产价格的管制仍极为严格，对市场准入存在着限制和规模管理，利率受到管制，金融资产种类不多，融资渠道狭窄，这使得居民难以通过有效的途径抵御金融隐性税收。总之，相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我国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很高。随着货币化进程不断深化，居民掌握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在国内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3.法制制度的不健全，“灰色收入”和私人资本“安全转移”的需要。　　“灰色收入”导致的资本外流要从我国制度背景下来考虑。国企改革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约束机制，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一方面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另一方面却又片面强调企业经营自主权，强化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权力。因此，一些国有资产经营者千方百计利用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大肆侵蚀国有资产；一些政府官员通过权钱交易，行贿受贿也形成了大量的“灰色收入”，贪污腐败情况惊人。由于当前反腐力度的加大，以及储蓄实名制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这些“灰色收入”当然不能留在国内，出于其保密性的需要，“灰色收入”所有者愿意为这部分非法收入的保密付出代价，会接受比不考虑保密性时的收益率更低的收益率，想尽办法将这部分非法收入转移到国外。　　私人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是有产者对资产的安全性的考虑，担心国家政策会有所变化，使其资产缺乏应有的保障而受损失。目前我国产权保护制度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国内保障私人财产的专门法律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还很不健全，个人所得税较高，有产者对其财产无安全感，倾向于将财产转移到国外。　　三、防治中国资本大规模外流的对策建议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杜绝资本外流，越来越多的影响因素使政府难以控制。从我国来说，只有从自身内部创造能吸引资本留驻的各种环境，保持国内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以一个稳定而有发展后劲的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来吸引和留住资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尽可能地减少资本外流。　　（一）通过各种宏观手段减少资本外流的倾向与可能性　　1.适时通过调整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同时协调好财政与金融政策，防止和减少资本出于追求投机利润动机而出逃。　　应尽快建立完善的人民币外汇市场，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规避外汇风险的必要手段。这主要是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逐步扩大目前正在施行的部分企业保留一定比例外汇收入的范围，对外汇指定银行参加外汇交易的限额管理应更为宽松、灵活，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过度干预；增加金融机构进场数量，扩大交易主体；同时，积极引进新的交易品种，如掉期、远期、期货、期权等，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工具，减少企业和居民个人出于规避风险动机而产生的资本外流。　　2.以稳定的政治气候、良好的经济形势、完备的法制建设来创造资本留驻的有利环境，不但吸引更多的外资，也可以留住部分企图外流的内资。　　当前我国政局稳定，这是维持投资者信心的最重要的有利条件。经济较快、健康地增长也是防止资本过度外流的根本性手段之一。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宏观政策、决策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的改革，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努力扩大内需和投资以及增加出口，促进经济的良性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虽然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率处于正常范围内，但财政收支的多少却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主要源于证券市场印花税的征收量的大小），金融体系又持有大量的企业呆账坏账，因此，由隐蔽和公开的公共债务带动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存在，不能掉以轻心。同时应尽快出台相关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建立和完善有效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制环境，以防止国内拥有较多财富的人出于安全动机考虑而向国外转移资产。　　3.应在适当时机取消对外资的过度优惠政策，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尽快实现外资政策与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建立公平的国内投资环境，消除“内资”外流获取“外资”待遇的制度基础。　　首先，应由国家来制定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外资政策和法律，清理、取消各地自行制定的地方性吸引外资优惠政策，杜绝“政策大战”，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享受“国民待遇”方面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其次，弱化并取消外资在税收、对外借款、土地、原材料方面的各种优惠，切实创造一个内外资公平竞争的环境，从根本上减少、消除由于内外资的不同政策，以套取优惠政策为目的的资本外流。　　（二）堵住必然外逃的非法资本通往国外的路径　　1.对于数额庞大的“灰色收入”，由于其非法性，这部分资本一有机会必定会逃向他国。因而只有从源头上杜绝其产生。　　首先，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产权的多元化，明晰产权，加强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研究。其次，在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从各方面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特别是要建立健全涉外企业有关的财务制度，防止国有资产被某些经营者掠吞，将其转往国外。　　2.面对不断金融创新以及资本流动多样化的变化，努力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外汇监管方法与手段。　　首先，加强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加大对违反出口收汇核销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力度，并确保进口付汇核销的有效实施。对开立专项外汇账户企业的开户资格及违规使用外汇账户、利用外汇贷款结汇套换人民币等行为严加管理和处置。其次，加强资本项目的监管。对于各外商投资企业外方的利润汇出，要严格对照其是否有资格汇出，防止假利润汇出和利润重复汇出。并且对于其与境外母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加以监督，防止二者利用高、低价发票的形式进行非法资本外流。再次，加强外汇、海关、银行、以及税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如外汇管理部门与海关、银行密切配合，严格进出口收付核销，遏制以假报关单套汇的非法行为；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和外汇管理部门联合行动，打击黑市、套汇及走私活动；早日实现海关、外汇、银行及相关部门的信息联网，使非法资本流动无处遁形。　　3.加快打击非法资本外流的有关立法的制定和实施。　　如制定《资本外逃处罚条例》、《资本外逃处罚实施细则》等，使金融监管人员执法有依据，同时对企图将资本通过非法渠道流向他国者起到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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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央行解释节前降准原因：弥补5000多亿资本外流缺口_凤凰财经
央行解释节前降准原因：弥补5000多亿资本外流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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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作客中国政府网 2月6日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作客中国政府网，对央行降准进行解读。他表示，为何春节前降准？一是春节因素需要降准，二是刚才所说的结构性变化，这两者都决定了我们在此时此刻的政策时机。 以下为部分实录： 首先请陆局长用一些数据来举例，便于我们网民来理解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 [陆磊]好的，存款准备金率是近一百年以来各国央行普遍使用、比较经典的一种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无非就是调整该国的总体流通性水平，并进而实现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比如经济增长、稳定、充分就业、国际货币平衡等。针对这些宏观目标就需要有相应的工具，而存款准备金率起到的作用就是在它调整的过程中增加或减少基础货币。法定存款准备金意味着商业性机构在吸收存款的时候必须按照一定比例，把资金存放于中央银行，而不能动用，所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上升或下降就意味着收紧或放松银根。 存款准备金率也意味着可贷资金比例的高低，就会影响货币乘数的上升或下降。一般来说，存款准备金率越低，货币乘数越高，金融机构创造的存款就越多，同时也意味着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总量相应会更多。以上这是大家所知道的，既是经典理论告诉我们、也是在事实上可以验证的存款准备金率在经济和金融运行中的作用。 那您能否用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吗？ [陆磊]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些直白的虚拟性数据吧。因为如果我们用80多万亿的实际贷款量数据进行比较的话，相对来说不那么直白，反而会显得枯燥。直白的数据就是，假设有100万的存款，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是20%，就意味着20万资金被央行锁定不能使用。如果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则有1万资金从央行回归商业银行，变成了可支付、可贷款的资金，于是实体经济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可使用的货币量就多了。 第二个层面。刚才说了存款准备金率假设是20%，有100万的存款就意味着商业性金融机构可贷款的量是80万，而资金一定是在银行账户之间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甲企业需要贷款，贷到80万后支付给乙企业，于是乙企业账户中多出80万。因此银行会观察到我又多出80万存款，再按照80%比率即64万可贷资金量可以用于贷款。由此不断滚动下去形成货币乘数效应。 如果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一点，比如降低0.5个百分点或者更多一些，就意味着商业性金融机构吸收存款之后可用于贷款的资金量上升了，就是前面所讲的甲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款，然后资金从甲企业向乙企业完成支付后使得乙企业账户中的存款又增加，形成了更多的派生存款，并进而按照更高比例再次发放贷款，引起货币按照乘数效应上升，并最终体现为贷款量的增加、广义货币量的增长以及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感觉到的流动性更加宽松的状态。这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在经济运行当中的机理。 主持人：此次降准出于哪几方面的考虑？预期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陆磊：我想这是各位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也是执行这样的货币工具之前货币当局仔细思考的问题。涉及到第一是政策的力度，第二是政策的时机。比如为什么是0.5个点，为什么有定向降准，为什么选择在春节之前？这都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经济和金融因素后做出的综合判断，因此，这里面也体现了一定的政策意图。在这里我不妨跟大家稍微简短地解释一下。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春节对资金的大量需求。我们看看时机，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比较注重亲情的，回家孝敬老人，给亲朋好友的子女有压岁钱，所以春节资金的投放量相对比较大。而在一般时间段，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说库存的资金量是不能太多的，因为它要盘活资金，资金只有用出去才能产生收益，所以在春节期间往往会形成一定的资金缺口。也就是说季节性的资金需求会对商业性金融机构产生流动性压力。 我们做过测算，一般来说每年春节会形成较大规模的流动性缺口。这个缺口应该通过政策工具加以平衡或者填补。以往这个缺口的填补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完成。就是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和交易对手交易，通过买入债券等手段，向市场投放资金以弥补缺口。 春节后货币回笼，大量资金回到商业性金融机构，这时候需要做反向操作，回收在市场上存在的过度流动性。往年是这样，但今年不同，因为我们观察到今年出现了一个大的结构性变化。2014年我们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仍然保持比较高的顺差，而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一定程度的逆差，这个逆差跟国际国内的环境、跟政治经济环境都有关系。比如大家都预期美联储可能要加息，实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不是要升值？在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出现了960亿美元的逆差，如果按照近期折算乘以六或者六多一点，折合(6.5,&-0.10%)大约5000多亿等值的人民币资金的结构性流动性缺口。 这种结构性缺口需要有一些政策工具加以弥补，而且这种结构性缺口不是简单地通过日常性的公开市场操作，也就是日常的买卖债券方式能够有效弥补的，那么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就可以使得整个银行体系一次性增加足额的流动性来地对冲掉刚才所说的结构性问题所形成的流动性缺口。&所以一是春节因素需要降准，二是刚才所说的结构性变化，这两者都决定了我们在此时此刻的政策时机。为什么采用这个工具进行降准，这需要解释的是普降。普降针对的政策目的很清楚，一定要使得市场的流动性，整体经济的货币量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比较平稳的水平，既不可大起也不可大落。所以这是第一个政策意图。 第三个政策意图就是定向。定向的目的是调结构，或者说是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比较时间和空间。大家观察到了，我们对于符合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再降低4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实现支农、支小，支持经济运行的薄弱环节。这个政策意图应该说是具有延续性的，因为在2014年我们两次定向降准也是为了完成支农、支小。我们一直重点关注三农、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难、成本高问题，也给出了一系列的相应政策安排。所以2015年春节前这次降准无非是2014年政策的延续，并不带有突发性。 您预计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是怎样的呢？ [陆磊]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和松紧适度，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经济指标的变化继续预调和微调。因为任何总量性政策都必须关注经济运行当中重要指标的变化。这些重要指标包括经济增长水平怎么样，实体经济的景气状况怎么样，就业情况怎么样，还有物价总水平怎么样，这些因素共同决定总量性政策的出台，而这些相应的指标我们还在观察当中。这是一方面需要说明的。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必须兼顾稳增长和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平衡，一定不能够单纯地把宏观调控政策当作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要手段。因为无论是经济学理论、政策实践，还是各国的经验和教训，都充分证明实体经济层面有效率的增长才是根本，企业的竞争力才是根本，要素的质量和数量才是根本。要素质量包括我们的受教育水平、劳动技能水平，要素数量包括我们有多少土地、多少技术、多少劳动力能够组合形成我们的有效产出，这些才是需要重点考量的。 我也关注到了一些看法，可能过度寄希望于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代替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甚至是体制性、机制性的一些重要变革。我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三方面就是一个好的政策或好的制度安排必须有正向激励。这个就体现在引导或鼓励市场的机构、企业部门，甚至居民按照比较理性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运作，避免投机化，同时应该关注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到真实的产出领域或者是实体经济领域 [主持人]那我们也想知道此次降准与哪些经济指标是相对应的？ 这些指标要区分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普降针对的是总量，是总量的流动性；定向针对的是结构，针对的是三农、小微。有一些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经过评估，2013年、2014年在定向性支农、支小方面，货币政策操作层面是卓有成效的，所以此次延续了这样的结构性做法。在结构性层面上我们关注的指标是什么呢？不妨说一些数据。比如截至到2014年年底，我们的涉农贷款额余额是23.6万亿，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28.1%，在国际上都是比较高的。这也就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资金配置的调整得到缓解。 针对这样的现象，未来一段时间，存款准备金政策可能仍然更多地面向支农、支小，并向涉农、涉小类金融机构倾斜。这是结构性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总量性指标，那观察什么呢？观察流动性，观察银行总体的流动性，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流动性。在短期，我个人认为，要看货币市场的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反映的是各家金融机构资金的余缺调剂，有的金融机构可能这会儿缺钱，有的金融机构有钱，所以在市场上他们进行交易，交易价格反映的是整个市场面的余缺情况，是紧的还是松的。货币市场的利率是短期的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在中期，我个人认为，可以看看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比如票据融资、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占的比例各自有多少，同时结合其他指标来此判断各家金融机构总体流动性是余还是缺。长期看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长期看全球背景下，全球性的流动性的流量和流向。大家都知道，美国经济过去两三个季度表现很好，正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未来会怎么样？区实行量化宽松，经济还在相对比较低迷的状态下努力。日本仍然延续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都会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动状况。当然分析这些指标也要以我为主，立足中国，我们要判断我们自己的流动性，我们国内的资金量能不能满足必要的消费、投资和市场交易。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发生了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逆差，而这个逆差就使得我们可能要关注国内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会不会因此受到相应的影响。总结起来，短、中、长期一起看，要保持松紧适度。 我们也想知道此次降准会对我国经济运行带来哪些影响？尤其网民很关心对我们老百姓生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陆磊]此次降准是根据金融体系流动性状况和经济情况进行的政策操作，对于保持松紧适度的流动性，避免经济波动会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和价格稳定。这样稳定的宏观环境，无疑对于老百姓就业、收入增长、生活成本都有好处。另一方面，在我国，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在&三农&领域、小型或微型企业中就业。这次定向降准，对&支农&、&支小&将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降低&三农&、&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贷款的可获得性，促进包括新兴业态中的&小微&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这会给我们老百姓创造许多新兴的就业机会。 [主持人]这种效果什么时候能够看到？ [陆磊]效果的显现，的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因为，任何政策都会有个传导过程，货币政策也是这样，而且它是一个间接传导的政策，货币政策的操作首先直接影响的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比如，银行存贷款行为，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然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又会影响企业和老百姓，对企业投资、生产，老百姓的就业、收入和消费产生影响。这个过程较长，传导的效率非常重要，效率高，所需要的时间就相对短些。 [主持人]市场估计此次降准释放的资金达到7000亿元到9000亿元，央行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陆磊]这些测算可能是根据存款总规模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幅度计算出来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释放的流动性是否有效地进入实体经济，是否存在&堰塞湖&，也就是说，是否在中间环节滞留，是否在金融领域空转。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金融部门能否有效发挥职能，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部门是否能够坚定不移地转变自身的运行方式、提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按照市场的方式，来吸引金融部门的资金注入。 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是一个宏观政策，它需要微观部门的响应，即微观的金融部门、金融市场和企业部门的响应。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成长性好、优质的企业能够顺利获得债权、股权融资，老百姓合理的融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打个比方，我们想看到的是，这些流动性如春雨润万物一样渗透到实体经济当中，使实体经济中的小苗长成大树。 [主持人]那如何引导好资金的流向？让它天随人愿地流向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运行的薄弱环节？ [陆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最根本的是，需要金融改革和创新。比如，互联网金融就是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小微&、&三农&的金融创新，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小微&企业和普通能更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这个体系有利于更加有效地甄别谁是合格的融资者。当然，金融政策工具也需要创新，我们在创造政策工具，使工具更加精准，而不是&大水漫灌&。此外，我们国家正在推进自贸区试点和相关改革，包括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自贸区，其目的是要为了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金融的角度讲，也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资金到实体部门中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专家认为，降息的空间有限。只有加大量的供应，通过降准，才能有效解决融资贵的问题。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陆磊]从去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实体经济总体融资成本在降低。目前社会关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周期的客观反映，企业在稳健货币政策周期获得的资金成本肯定要比在宽松期高一些，这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融资成本一定存在天然的差异，这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现象，即使在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企业的资金获得也或多或少的存在成本差异。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不仅要从政策面入手，在改革层面，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和多元化金融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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