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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笔邵登
大人自有骚处
alvinxchen
在独立音乐人泊御家中的“百宝箱”里，收藏着弃之不用的磁带、CD、Walkman CD机、MP3播放器，这些当年花费数千元买来的音像制品和设备，如今已然成为一堆电子垃圾。精挑细选的二百多张CD和经年久远的磁带尽管被泊御亲切唤作“宝贝儿”，却也难逃束之高阁的命运，泊御已记不起多久没“宠幸”它们了。现在，泊御听音乐几乎只用他的手机，把音乐直接缓存到手机的音乐app里，甚至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先下载到电脑再上传。相信几乎所有音乐听众都和泊御有着同样的设备变迁史，或者说，听音乐过程的简化。而在这种生活方式进步的背后，实体唱片却面临着销量持续下跌，甚至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窘境。本月初，有着“中国最具规模的娱乐文化连锁企业”、“中国最庞大的音像会员阵容”之称的音像产品连锁机构FAB坐上了仲裁机构的被告席，原因是拖欠员工工资超过三个月，其北京总部也已人去楼空。FAB的崩塌不过是实体音像店消亡的冰山一角，在这之前，有92年历史的全球连锁音像销售门店HMV在2013年宣告破产，与其齐名的Virgin早在2007年就关门大吉、Tower Records也陆续关闭其全球门店，实体音像店的消亡似乎是世界性趋势。CD音质好过mp3，黑胶更是音乐发烧友必备，可为何如今人们只图方便？实体唱片的辉煌是如何在十几年间轰然崩塌的？没有了唱片销量的保障，如今的乐坛该如何运转？这些问题隐隐存于乐迷心间，需要一个更通俗易懂的答案。本期《贵圈》采访了音乐发烧友、资深音乐人以及音乐产业经营者，带你解读这些年实体唱片过山车式的沉浮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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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音乐体验改变 唱片店已无存在价值在正式回顾实体唱片的光辉历程之前，我们不妨想一个问题：自己现在都通过什么方式听歌？是在电脑前打开音乐网站、还是用手机里的音乐app、或者更讲究一点的，下载到电脑再上传到音乐设备？其实，解释实体唱片销售现如今没落的根本原因很简单：人们体验音乐的方式变了。曾经，去逛音像店就像逛时装店一样，是人们正常的消费项目，而在智能手机和音乐流媒体盛行的当下，去传统唱片店买CD，无论从时间还是金钱的角度都是一种性价比很低的行为。宁愿花大钱看演唱会 不愿花小钱买碟片“音像店能提供的唯一体验就是挑几张热门大碟放在那儿，你可以戴上店里的耳机试听几首――呆的时间长了，还有可能遭到店员和后面排队人的白眼。既然你在家里就可以舒舒服服从网站上、iTunes商店里听到你想听的所有歌，何必还要跑到外面去？”在泊御看来，想听音乐的人如今已经无需跑去实体店购买唱片，不仅因为时间、人力成本太高，更根本的原因是，网络能给到的购买体验，唱片店已经给不了了。“去服装店买衣服还好一点，你可以有一个试衣体验，试过才知道合适不合适；去宜家也一样，因为它能给你居家体验，满足你对家的幻想。但音乐的试听直接在网上就可以完成了，所以唱片想从网络回到实体店，我觉得很难。”有了网络提供的免费音乐，如今的听众已经很少再花钱去买音乐听了，即便一张CD的价格仅二、三十块。但奇怪的是，人们仍愿意花成百上千去看演唱会。在泊御看来，这正是“体验性”的神奇魅力：“毕竟现场演出能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官体验，还包含着粉丝经济等很多附加价值。”别再说CD音质好 普通听众就图方便曾经，泊御是CD的忠实簇拥者，自诩发烧友的他在mp3最初流行时曾一度十分抵触，尽管数字音乐在2002年前后已经开始逐渐在国内普及，但泊御首次接触mp3却是在2007年。“我之前一直崇尚CD的音质，认为mp3的效果太差。2007年我朋友买了一个iPod，我听了一下，觉得还不错，然后才转变了观念。当然，同时期国产mp3的效果还是差很多。”CD介于物理唱片与数字唱片之间，从本质上说，它将音乐转化为“0”和“1”的数字格式进行存储，已经是一种数字化的存储介质。较之黑胶、磁带，CD有着音质好、寿命长的优势，因而在80年代初推出后迅速成为实体唱片的主流。有损的数字音频压缩格式mp3在90年代被开发出来，它能够在尽可能保证音频质量的同时大大减小存储体积，因而更便于传播。泊御笑称，正是因为“有损”二字，令许多CD粉在最初对mp3望而却步。那么，CD音质与mp3究竟有什么根本区别？泊御举了个例子，“比如去印刷大幅海报，对方通常都需要提供TF格式的图片文件，因为这类文件精度高，印刷效果好，但如果是大格式的JPG图片，也能达到接近的效果，差别肯定有，但似乎大家都能接受。”泊御称，其实mp3的音质已经能够令大部分人满意，又有着方便存储和传播的优点，在习惯了mp3带来的便捷之后，加之免费下载的巨大诱惑，数字音乐逐渐取代CD，改变了人们的收听习惯。唱片繁荣的那些年 专辑百万销量不是难题杨义依然记得国内唱片界那些年风光无限的盛景：录音专业的他在八十年代末从江苏来到广州，起初在唱片公司负责内容制作，之后开始打理歌手杨钰莹的演艺事务。当时，专辑几乎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业品，歌手拼命录，灌制线拼命灌录，只要上市就会销售一空。那时候，做唱片是个前景光明、令人羡慕的工作。从“扒歌带”到港台歌星进入 国内音乐市场迎来春天在80年代初，国内原创流行音乐还不发达，不少唱片公司是从“扒歌带”起步的。“扒歌带”算是一种模仿和抄袭的雅称，即用临摹的方式将欧美或港台流行音乐的旋律、配器记录下来，再交由本土乐手和歌手演绎。1983年到1984年期间，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出版社和公司，但竞争并不算激烈，因为市场实在太大了。这些公司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扒歌带”，老一辈的通俗歌手如陈明、毛宁等，都唱过“扒歌带”的歌曲。据杨义回忆，当时一张口水歌的磁带也动辄卖到几十万张，甚至上百万张。“那时候是卖方市场，只要内容制作出来，是不愁销路的。”而且当年的唱片制作费用非常低廉，据杨义称，九十年代初，他着手制作的一张专辑仅需花费两万元，当时市场上的CD批发价是7、8块，一张唱片动辄二三十万的销量，算起来收入是非常可观的。杨义形容说，“当年做唱片发行的，就像是前两年做房地产的，我们亲眼见着一些人白手起家变成土豪。”杨义至今仍记得1991他参加广州新时代唱片公司年会时带来的震撼。那一年，新时代推出了张咪的专辑《公关小姐》，这张唱片当年销售量超过500万张，就在当年的年会上，新时代公司把刘德华请来唱堂会，杨义听说，新时代邀请刘德华大概花了30万，而当时内地人均工资不过两百块：“那是唱片最辉煌的年代。”唱片公司的明星制以及全国媒体娱乐版面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唱片销量。一时间，内地歌坛出现了毛宁、杨钰莹、黄格选、林依轮、陈明等一批有特点的歌手，大街小巷的音响里和电视节目里回响的都是他们的歌声。与此同时，环球、滚石、华纳等国际大牌唱片公司也相继进入内地，并带来了港台歌星在内地的一阵热潮：“四大天王”、周慧敏、叶倩文，再到后来的张惠妹、李玟、任贤齐，各种风格迥异的歌手成为那个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明星。而买磁带、CD似乎也成了歌迷听音乐、支持自己偶像的最直接、最必不可少的方式。唱片行业辉煌时期，专辑卖过百万张不是问题海外市场长期繁荣 五大唱片公司霸占全球市场就在国内唱片行业方兴未艾时，全球唱片市场早已是一片火爆。1979年，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Off the Wall》在全球市场劲销2000万张，至今其个人唱片的全球销量已超过3亿张。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猫王个人也已售出了超过1.5亿张唱片。专辑销售的火爆离不开唱片公司这一推手：在上个世纪，全球近乎75%的唱片市场都在华纳、EMI、BMG、SONY、环球这五大唱片公司手中。这些唱片公司多有着百年老店的背景，如EMI的前身之一是Emile Berliner在1898年创立的HMV，即著名的小狗聆听留声机的商标，另一个是成立于1929年Columbla公司，两者合并成立了EMI。整个80年代，EMI的经营状况颇佳：The Beatles、David Bowie、Duran Duran、Queen、Pink Floyd等知名艺人为公司赚了大钱。华纳隶属于好莱坞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旗下拥有麦当娜、恩雅等众多流行巨星。环球是20世纪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U2、The Police、Boyz II Men、Spice Girls均是签约歌手，国内的张学友、谭咏麟、张国荣、郑中基、黄耀明等也曾经或依然在环球旗下。BMG在上世纪70年代相继兼并了RCA、MCA、Arista和Geffen之后，摇身成为世界五大唱片集团之一，六、七十年代签下了The Who、Elton John、Guns n' Roses、Nirvana等传奇摇滚歌手的乐队。SONY公司的前身CBS在60年代拥有大批新生代摇滚艺人，史上销量最高的迈克尔杰克逊专辑《Thriller》就由CBS发行，截止2009年，该专辑销量已经超过1.1亿张，被写入吉尼斯记录“全球最畅销专辑”。实体销量连年下降 唱片真的“已死”了吗？“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中国唱片市场起步晚，赶上了唱片工业蓬勃发展的末代狂欢，也与世界唱片一起迎来了衰退。据相关统计，从90年代末以来，国内的唱片销量每年都以40%左右的份额下降。2004年，欧盟无条件通过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中的两大成员SONY和BMG的合并案。自此，原本的世界五大唱片公司变成了“四大”，而它们在唱片上的营收也已大不如前。唱片销量俯冲式下降 盗版一度是最大元凶2000年，羽泉的专辑《冷酷到底》卖出了145万张，而这几乎已经是中国流行音乐辉煌十年的句点了。曾在1999年至2005年间担任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裁的许晓峰刚好在唱片从辉煌到急剧下滑的节点接手华纳，据他回忆，当时作为新人的朴树在1999年1月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我去两千年》获得了百万张的销量，而在这之后，唱片整体的销量遇冷。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提供的历年全球唱片实体销量数据显示，在进入2000年以后，全球实体唱片销量开始明显的持续下降。在2005年以后，下降幅度进一步增大，连续6年呈现负增长。简单来说，唱片卖不动了。从图表可以看出，近十年全球唱片销量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早在数字音乐下载和流媒体发展壮大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绞杀着唱片销量的最大凶手是：盗版。经营一家音像店直至2007年的小郑告诉记者，从销售层面来说，唱片的黄金时代是磁带时期，而当CD开始取代磁带后，销量反而越来越差，音像店的生意变差大概从1999年便开始了，而影响CD销量的罪魁祸首便是盗版。泊御分析说，之所以磁带时期盗版不甚猖獗，是因为由于对灌制设备需求高，磁带的正版、盗版音质差别很大，但价格相差并不明显。然而由于CD为数字格式，在翻录上较为经济便捷，因此受到盗版商的青睐。当时，进口CD的价格在百元左右，国内正版CD的价格也在50-70元不等，而盗版CD仅售10元左右，甚至更便宜，并且音质与正版无异，因此颇受听众喜爱。此外，走私打孔碟也是发烧友的心头好，在CD最火爆的那些年，大街小巷几乎都有卖打口碟的，这对于正版CD的销量也是很大打击。唱片公司改变经营方向 歌手出专辑只是为了有作品唱片不卖了，受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唱片公司和发片歌手，在这种不景气的环境下，转换思路是必须要做的。离开华纳后，许晓峰成立了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不再做艺人及唱片工作，主要经营音乐节项目。谈到公司的未来，许晓峰希望能将音乐基地打造成为音乐的媒体平台、艺人的交易平台、众筹平台。对于音乐界的未来，许晓峰认为在版权，谁能把版权经营的好谁才能继续活下去。宋柯的太合麦田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唱片公司，其七成收入也已跟旗下所签艺人没有关系――其中20%是版权代理费，50%是数字音乐和移动音乐方面的收入，剩下30%是公司艺人带来的利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艺人在电影、代言、广告等方面的收入，唱片销售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去年，太合麦田也做了一个决定：不再签歌手，不做唱片制作。从近几年唱片发行数量来看，出专辑再不是歌手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越来越多歌手，从做10首歌的完整专辑、到5首歌的迷你专辑、再到两三首歌的EP，后来甚至有的直接放弃实体形式的唱片。2011年9月，歌手王啸坤就这么做了，而且他颇具情怀的把这张专辑取名为《唱片》，专辑的全部内容都能在网上免费试听和下载。王啸坤说，在版权环境混乱的现在，自己的主要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演出和商业活动。宋柯在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出唱片已经越来越像唱片公司和歌手的一种宣传手段。“歌手在很多时候觉得专辑是一个名片，没专辑不行。音乐变成了艺人综合能力的一个展示，有了这个才能去商演、演出、个唱和代言，这已经是惯性思维。”即使像周杰伦这种天王级歌手，似乎也认清了现实。在去年末发行新专辑《哎呦，不错哦》之前，他任性地说：“我希望下个月所有歌迷朋友都可以听得到，听得到就好，不用去买，没关系，因为我不是靠这个挣钱。”如今只有铁粉才花钱听歌 说“实体唱片灭亡”为时过早歌手都放弃靠卖唱片挣钱了，那听众还有人愿意花钱听音乐吗？根据IFPI的数据统计，在2008年，中国数字音乐的盗版率超过90%。当然，近几年在国内音乐行业越来越重视版权的情况下，相信这个数字已经有明显降低。但是，人们不花钱买碟，也不花钱买网络上的数字音乐这个现实似乎没有太大改变，因为自从网络下载成为流行开始，人们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从网上下载什么都应该是免费的。其实，虽然种种迹象表明，实体唱片好像随时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事实上并没那么夸张。实体唱片在近20几年确实经历了滑铁卢般的挫败，但从音乐行业的整体盈利比例来看，实体唱片的市场份额仍占绝对优势。IFPI近两年的统计显示，2013年全球音乐产业51%的盈利来自CD销售，数字下载占39%；2014年，流媒体崛起，跟数字音乐下载争得你死我活，但CD销量仍占总盈利的一半。实体唱片销量骤减，但目前仍占音乐行业市场份额的一半所以说，在国内似乎只有音乐铁杆粉丝才会花钱买CD、买音乐网站会员的同时，在以美国、英国为主的海外音乐市场，买CD的还是大有人在。实体唱片从消费品变收藏品 黑胶唱片重新流行在听音乐越来越方便快捷的今天，对于仍然热衷购买CD的乐迷来说，其收藏意义早已远远超过了实用价值。音乐收藏者：唱片可以不拆封 但不能不买如今，仍旧有买碟习惯的多是设备控和收藏控――电影录音师宋洋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在其家中存有七百余张CD碟片，偶尔去国外工作时，宋洋会在当地购买一些碟片用来收藏。宋洋说，喜欢碟片的人买起来还是很“凶”的，有时会去各国淘不同的版本。比如他最钟爱的Metallica第五张同名专辑，就是众所周知的“黑专辑”，宋洋就收藏了多个国家的版本。然而他也坦言，发烧友的购买力根本不足以改善唱片销量，甚至，这些精心挑选的专辑，自己都不怎么去听：“会经常拿出来听的也就二、三十张左右，大多数基本不会碰。”太合麦田的老总宋柯也保留着买碟的习惯。此前，他曾在去香港工作期间前往HMV唱片店买了3000多港元的唱片，他也坦承，买这些唱片就是为了收藏：“没准儿过上几年，我这些唱片都还没拆封呢。就是喜欢这些音乐，实体唱片往那儿一搁，比在电脑里听，心里感觉踏实点。”黑胶唱片异军突起 能否拯救唱片业？而提到“收藏”这件事，就不得不说一说黑胶唱片。今年初，美国老牌音乐杂志《Billboard》一则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美国黑胶唱片销量创新高，从2013年的610万张上升到2014年的920万张，而在英国涨幅更猛。黑胶唱片仿佛一年间起死回生，甚至有人认为，实体唱片的春天要来了。而事实上，黑胶唱片销量的回暖并不能代表整个实体唱片市场。根据英国音乐行业媒体Music Week的报道，2014年，英国的音乐综合营收数字为10.3亿英镑，较2013年的10.47亿下降了1.6%。其中实体专辑的市场份额从51.3%下降到48.8%，CD销量从2013年的6060万张下滑到2014年的5570万张，同比下滑7.9%。一片颓势中，只有黑胶唱片的销量逆势上扬，共销出128.9万张，同比去年的78.1万张上升了65.1%。如此高的涨幅，其实与黑胶在收藏市场上的强劲势头有关。黑胶唱片资深收藏者杨洋告诉记者，从2007年开始，收藏市场上黑胶唱片的价格上涨了30%到40%。而根据数据显示，自从 Nielson Soundscan在1991年开始跟踪音乐销售数字以来，2014年是黑胶唱片销量连续第七年上升，这与黑胶价格上扬的时间起点正好是对应的。黑胶为何具有收藏价值？泊御认为，黑胶唱片是工业产品，属于物理发声体，是一种历史的声音，而CD属于数码产品，在音乐收藏市场上，数码产品向来是没有增值价值的。“以七八十年代的收音机为例，由于其中用了一些电子元件、二极管等，都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早几年买的电子琴或者合声器这种，因为都是数字板电路，过了几年都成了电子垃圾。因为CD是耗材，跟黑胶唱片是没有办法比的。”至于磁带，泊御认为它本来就是唱片市场的过渡产品，再加上寿命短，选歌需要倒来倒去十分不便，因此也不会成为收藏市场的主流。
对于CD这种唱片载体和实体唱片的消逝，曾经的忠实追随者如何看待？包括宋柯在内从业人士大多态度坦然，泊御回答说：“我觉得CD只是一个载体，它随时消失都可以，其实无所谓，只要音乐还在就好。”
当年，宋柯一句“唱片已死”得罪了不少业内人士。其实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他的后半句，“但音乐不死。”尽管市场上依然有CD的销售，且偶有数张会冲到不错的销量，但音乐界早已不在把唱片当作铁饭碗。版权、商业演出等附加在音乐本身的价值才是音乐界更加看重的。唱片衰落只是音乐载体的更迭，只要音乐会继续活下去，这就是黑胶、磁带、CD们最大的贡献。在数字音乐时代，音乐从制作到传播都会更加便利，因此音乐不仅会活下去，还会越活越好，相信作为前辈的黑胶、磁带、CD们，也会带着笑意接受、注视、见证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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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唱片的失守只是现实中的，依然会有人坚守...[]
对罗志祥来说，卖唱片已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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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的汪海对双星是功臣，后期的汪海则充满争议。”
　　文 / 华商韬略 徐艳丽
　　上世纪90年代，双星曾作为国民品牌，和回力、飞跃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2000年以后，随着安踏、李宁、特步等一大批品牌的崛起，昔日的一代鞋王渐渐归于沉寂。
　　就在人们以为，双星不行了的时候，它却在悄然之间，成为中国轮胎的领导品牌。
　　一个人一辈子成就一项事业，已非常不易。而军转干部汪海，却用30年时间，带领双星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制鞋和轮胎，做到了令对手侧目的成绩。
　　而他的起点，不过是一家被上级主管部门判了“死刑”，行将倒闭的国营小厂。
　　1983年的冬天，对部队转业干部汪海来说特别难熬。
　　那一年，他刚当上青岛市国营橡胶九厂的一把手，就被上级主管部门告知，停止收购该厂生产的200万双解放鞋，理由是“过于陈旧”。
　　这对于不久前注册了“双星”商标，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汪海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当他违抗上级“不准私售”的禁令，晚上带着员工偷偷出去卖鞋，企图拯救一个大厦将倾的企业时，却传来上级的放话：永远不要双星一双解放鞋！
　　汪海又气又急，厂子是国家的，生产计划是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还不许人自谋生路。他隔空喊话：“以后我们还不偷着卖了，正大光明地卖！”
　　话是喊出去了，但200万双鞋要怎么卖，汪海心里完全没底。面对全厂两千多人的生计，他签下军令状：如果一年之内鞋卖不出去，就辞职。
　　接下来一年，从小就立志当将军的汪海，以军人特有的钢铁意志，带着大家摆夜市、跑商场、跑展会，一双一双推销，硬是把200万双解放鞋销售一空！
　　“断奶”后的双星不但没有饿死，反而在汪海的带领下，摆脱过去的条条框框，成为全国第一家走向市场的国营鞋企。
　　缰绳一旦被松绑，就很难再被拴上。桀骜的汪海，随后又干了一件在那个年代很潮的事情。
　　1984年11月，他以企业的名义，邀请全国43家媒体，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给每人发一双鞋试穿，3个月后反馈质量信息。
　　当时改革开放刚六年，企业开新闻发布会还是“禁区”。汪海之举可谓胆大包天。
　　最终，汪海只花了7000元，就让名不见经传的双星，成为全国数十家媒体争相报道的“改革先锋”“行业之冠”。
　　双星一夜之间火了，但汪海却有了大麻烦，7000元的招待费成了他的“罪证”。
　　出身国企的双星，招待客人只能“四菜一汤”，而汪海却请吃请喝、送鞋试穿，搅得满城风雨，有人指责他是“假公济私、捞取功名、大吃大喝、挥霍无度……”这些指控，哪一条都够送他去吃牢饭。
　　发布会结束后不久，汪海就被市纪委“三堂会审”。
　　在《汪海三十年：汪海和他的中国双星》一书中，赵晏彪这样写道：
　　面对指责，汪海逐条为自己辩护：招待费7000元用的是正当花销，发给记者的鞋是试穿而非送礼，一顿饭四菜一汤也符合规定，有什么不对？
　　“你那也叫四菜一汤？菜有用盆装的吗？”
　　“哪个文件上规定菜非得用碗装？”
　　市纪委的女副书记气得拍桌子：“汪海，你简直太狂妄了！这里不是你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橡胶九厂！”
　　结果汪海连拍两下桌子回应：“我不是罪犯，你拍桌子吓唬谁？”说完摔门而去。
　　离开市纪委后，汪海没被冲昏头脑，直奔市委书记刘鹏的办公室。一开始，对方的脸色也不好看，详细汇报了发布会的初衷、经过和成果之后，书记脸上的阴云才散了。
　　“借助新闻媒体宣传企业和产品，是一种探索。”刘鹏的定性，给汪海吃了颗定心丸。
　　在书记的主持下，事情很快有了明断：汪海有功无过。
　　汪海接手双星前，耐克等外国巨头开始抢滩中国，这对当时刚“下海”不久的国内鞋企而言，就如同小舢板撞上了航空母舰。
　　而双星，连小舢板都不是，不光产品卖不动，就连牌子别人都搞不清。汪海每次出去考察，人家都会将“橡胶九厂”误读为“香蕉酒厂”。
　　绝望的现实，并没有成为汪海的绊脚石，反而逼着他不断地去突破藩篱。
　　80年代的广交会，是各大鞋厂的竞技场。汪海头一次去参加，却被告知只能以省市为单位参会。直脾气的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楼梯口找了块地，搭柜台、举牌子，用比别人家更低的价格、更新的款式，在广交会出尽风头。
　　双星鞋从此走向海外，1988年出口90万美元，5年后突破5000万美元，创造了行业神话。
　　汪海不但敢闯，还敢赌。
　　1989年亚运会前夕，汪海突发奇想，准备研发一款“亚运”篮球鞋。当时，谁也没做过这种定制鞋，客户也因为价格高不敢订货。可汪海觉得有戏，坚持生产，结果15万双篮球鞋一推出就引发抢购潮。拥挤的人群将济南一家商场的3个柜台踏破！
　　敢闯、敢赌的汪海，脑子也比别人“灵光”。
　　双星鞋火了，质量问题也随之而来。汪海自己就收到很多封投诉信。当他责问质量经理时，对方一句“只是有些不舒服，不用退换”顿时激怒了他，当即开全厂大会严肃检讨。
　　不仅如此，他还跑电视台去公开道歉，并公开承诺，“当月购买双星牌老人鞋的顾客，可到双星各门市部或代销点换鞋、修鞋”。
　　一家企业到电视台公开道歉，这在全国都是破天荒的事。很快，《人民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就发文热议。
　　最终，双星不但毫发无伤，反而借此树立了高标准、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业内人士无不为汪海的这一“反思维”广告拍案叫绝。
　　在汪海的带领下，双星鞋开始风靡全国。
　　1987年到1997年，双星用十年时间建了3000多家连锁店和销售公司，仅成都就有60多家。随着一句“穿上双星鞋，潇洒走世界”，双星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但一心往前闯的汪海很快就遇到大麻烦。因为摊子铺得太大，双星遍布全国的连锁店大都处于亏损状态，只有三分之一盈利，集团总部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
　　汪海不喜欢这种感觉，为了脱困，他想到一个办法――“变国有为私有”，也就是出售旗下连锁店，让连锁店私有化。
　　这个石破天惊的主意，很快就招致大量告状信，很多人骂他“把国有资产丢掉了”。
　　但汪海就是汪海，他没有理会这些非议，而是顶着压力，以西南大区为试点，卖掉全部连锁店。随后，又将这种模式推广至全国，甚至打出口号：双星发展，个人发财！
　　事实证明，汪海非但没有丢掉国有资产，反而因为私有化，激发了连锁店的干劲，很多普通员工靠埋头苦干获得了高收入。靠卖鞋的双星，成就了近百个千万富翁。
　　日，双星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上市的制鞋企业。
　　双星从小舢板成长为一代鞋王的过程，就是不断与耐克等国际巨头“掰手腕”的过程。
　　2001年冬天，央视安排了一场“耐克总裁与双星总裁”的隔空对话，节目开播前，耐克公司突然提出“让副总裁代替总裁”。
　　汪海一听来了脾气：“他要来副总，我也上副总……我双星集团做鞋全世界有名，我为什么要比耐克低一等？”
　　汪海敢这么说，当然是有底气。
　　就在一年前，双星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首次超过耐克，成为囊括“品牌知名度”“服务满意度”“质量美誉度”“市场占有率”和“市场首选”五项指标NO.1的中国鞋王。
　　横扫世界的耐克，不得不低下昔日高贵的头颅。而仅仅几年前，这五项指标还被耐克包揽。
　　自从1980年进入中国后，耐克一直是中国运动鞋的霸主，工厂遍布日、韩以及中国台湾、莆田各地，一双鞋能花掉很多中国人大半年的工资，还卖得很火。
　　当时的双星，不过是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国营小厂，制鞋工艺沿用传统胶鞋生产线，连一条冷粘线都没有。
　　汪海很清楚，耐克之所以能称霸全球，技术创新是其王牌之一。而双星缺的就是技术。既然缺技术，那就去恶补。
　　当时，日本的冷粘线技术很先进。汪海决定，亲自去日本考察。那个时候，他因为“新闻发布会”事情正被市纪委调查，到了日本连个接站的人都没有。等他考察回来，又被告知年迈的父亲突然病故。
　　一连串的意外，让“铁人”汪海也一度吃不消，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几个月后，他参照日本人的经验，亲自组织技术人员设计、建造了国内第一条冷粘线。结果不但无毒，很多性能都超越了当时的日本流水线。
　　有了冷粘线，下一步就是产品升级。
　　80年代中期，双星生产的黄胶鞋，因为太落伍而滞销。汪海了解到情况后，决定到乡镇去建分厂，把老旧生产线下放到乡镇，总厂集中力量研发新品。
　　消息传出后，很多职工只看到汪海要把老设备搬走，看不到这背后转型升级的逻辑，私底下骂他“卖厂贼”“拿工人的血汗钱换吃换喝”。
　　汪海背着“黑心厂长”的骂名，继续推进革新。
　　到1986年，双星建起了13家联营分厂，彻底甩掉了老旧生产线。2年后，双星设计并制造出中国第一双运动鞋，彻底告别“奇臭无比”的黄胶鞋。
　　当双星开始引领国内制鞋新技术时，国内很多制鞋厂还停留在粗制滥造的蛮荒时代。在耐克、阿迪达斯的打压下，不得不在疯狂的价格战中夹缝求生。
　　但汪海并不满意，因为双星的鞋虽然好，在耐克、阿迪等大牌面前，依旧是个低端品牌。在市场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汪海，决定向高端发起冲击。
　　为了炼技术、提档次，汪海罕见地低下头颅，以来料加工的方式，生产美国布瑞克公司的高帮“PONY”鞋。这鞋在美国卖100美元，而对方只付给双星8美元。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堂堂“鞋王”为何忍受这种委屈？
　　汪海对此不以为然，他有更大的盘算。为国际品牌代工，一方面可以学到对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逼着自己升级技术。
　　生产“PONY”鞋，要求高温硫化作业，一直做胶鞋的双星没有生产线。为了达到对方的要求，汪海带领全厂技术员苦干4个月，硬是造出了让对方竖大拇指的高档硫化鞋。
　　最终，汪海低下的头颅，换来了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突破。
　　到2000年，双星一举成为国内鞋业龙头，旅游鞋销量更是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第一。此外，双星鞋还远销亚欧美非数十国，成为中国鞋业第一个世界著名品牌。
　　正当双星鞋在国内如日中天之时，不按常理出牌的汪海，却几乎在一夜之间，闯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轮胎行业。
　　1998年，双星与华青轮胎合并。消息传出后，众人错愕不已。
　　外界的错愕，是没有读懂汪海的逻辑。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双星刚上市时，汪海就已经在筹划轮胎项目。
　　90年代后期，随着汽车市场的井喷，轮胎行业也火爆异常。固特异、米其林、普利司通等世界轮胎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国内轮胎企业要么被并购，要么被打压。
　　当时的华青轮胎，正面临资金链的断裂。无奈之下，找到了汪海，希望背靠双星这棵大树渡过难关。
　　轮胎和制鞋，看似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行业，其实都跟橡胶有关。华青轮胎年轻、有技术创新力，只是缺资金，而双星当时不差钱，所以汪海一眼就看好这宗合作。
　　从1999年到2001年，汪海分四次向华青注入1.45亿元。得到资金救急的华青也不负众望，销售额从1998年的3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14亿元。
　　四年后，初出茅庐的双星轮胎便斩获“中国名牌产品”，成为轮胎行业的大黑马。
　　尝到甜头的汪海，继续挥舞着资金大棒，打算并购垂死的湖北东风轮胎。但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劝汪海罢手，因为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作为轮胎“四大天王”之一的东风轮胎，也曾有过风光的日子，但后来因为与合资方马来西亚金狮集团频生龃龉，效益连年下滑，2004年被迫停产，4000名职工下岗。
　　除了效益差，东风轮胎内部的阻力更让人生畏。
　　2005年3月，汪海到湖北的厂里考察，一下车就被几百名职工堵住，拉着横幅大骂：“双星滚回去！汪海滚回去！”
　　抗议的员工一是担心跟了双星，不能再吃大锅饭，过舒适日子；二是因为东风轮胎曾有过被外资“坑惨”的经历，普遍对外部资金有抵触。
　　面对汹涌的“民意”，时任青岛市委书记亲自打电话劝汪海，不行就算了，回青岛吧。可汪海的字典里，从来没有“算了”两字。
　　第二天，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去礼堂做报告，结果被数千名职工围得水泄不通，800名警察和安保人员严阵以待，以防意外。
　　最终，汪海通过摆形势、掏心窝、打包票，让心如死灰的东风职工看到了希望。3个小时的报告会，49次被掌声打断，大家都决心跟着汪海干。
　　此后一年多，汪海像打造双星一样打造东风轮胎，全面复制双星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到2007年，东风轮胎终于扭亏为盈，恢复了昔日“轮胎天王”的风采。
　　重组东风，一举奠定了双星在轮胎行业的格局。
　　十年后的2018年，双星轮胎俨然已成为中国轮胎的第一品牌，而在刚刚过去的7月，双星更是吃进锦湖轮胎45%的股份，向着中国第一、世界前五的位置发起冲击。
　　虽然此时，距离汪海卸任双星负责人已五年有余，但双星轮胎今日的地位，离不开他当初的那个大胆决定。
　　做鞋做成了一代鞋王，做轮胎做到了国内领先，汪海做事的风格，跟他所做的产品一样高调。
　　1988年，汪海去美国参加鞋业博览会。有外商问他，“双星”是什么意思？他本想照实回答，但转念一想，给出了霸气的答案：“双星就是东半球一个星，西半球一个星，不久的将来，双星要站在全世界！”
　　霸气的汪海，随便站在哪里，都是外界的焦点。而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双星最好的形象代言人。”为了践行这句话，他无论到哪里，总是头戴双星帽，脚穿双星鞋。
　　几年后，汪海再次到美国开发布会。有记者看他穿着皮鞋，故意怼他：脚上穿的是双星鞋吗？汪海当即脱下鞋，指着鞋底的双星商标，大声读道：China Double Star！
　　次日，在纽约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汪海“一脱成名”，被老外戏称为“赫鲁晓夫之外，第二个敢在美国公众面前脱鞋的人”。
　　高调和张扬，给汪海带去权威的同时，也给他惹来了争议和麻烦。
　　在双星内部，汪海崇尚说一不二的铁军纪律。
　　为了强化管理，他制定过一套1561条的厂规厂纪；为了车间搬迁时不影响生产，他下令所有员工加班加点，300多台设备一夜之间搬完装好。
　　90年代初，双星的操作间里到处贴满了“汪海语录”：“名牌是市场经济的原子弹”“干好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行善积德”“等待别人给饭吃，不如自己找饭吃”……
　　语录越传越疯，有人给汪海扣上了“个人崇拜”的帽子。
　　但这掩盖不了汪海对双星的贡献，青岛市一位官员曾经评价：没有汪海，就没有双星。汪海自己也从不掩饰对双星的“缔造之功”。
　　据说，他曾在双星内部给自己设了一个职位，叫“终身总裁“。
　　传言已无法证实，但“用人不避亲”的事，他也确实干了不少，这并不妨碍他发现外甥以权谋私时，毫不犹豫地将其开除。
　　“缔造者”汪海最大的争议，来自他对双星鞋业的分拆。
　　2002年，就在轮胎事业蒸蒸日上时，一家叫双星名人的鞋企悄悄成立，汪海持股21.88%，比青岛市国资委的股份还多。
　　消息传出后，一众人指责汪海大比例持股不合规定。
　　汪海公开怼道：“我把双星的资产从800万元做到了50亿元，别说21.88%，就是完全给我，有什么不应该？何况我个人为此还花了126万元现金。”（引自《南方周末》，李红兵著）
　　更大的风浪还在后面。2006年，双星董事会以竞争激烈、利润率下滑等原因，将鞋类资产转让给双星名人，同时转让的还有过去最赚钱的冷粘鞋业务。
　　此举引发了舆论的风暴。“在青岛双星中，转让和受让方的一把手都是汪海”（《第一财经日报》），这让人浮想联翩，有人认为这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暴风中心的双星名人，不得不进行了公开招标。
　　最终，自然人吴康以5111万元拍得16.59%的国有股权，双星名人彻底私有化。有人猜测，这位吴康是汪海安排的“自己人”，但并没有证据。
　　汪海遇到的困境，也是那个时代的共性问题。当一个国企领导人，一手缔造了庞大的家业，却无法直接得到股权激励时，最终不得不选择一条曲线私有化的道路。
　　2013年，72岁的汪海从双星卸任。
　　一度平息的“双星名人私有化”话题再次沉渣泛起。有人评价说：“前期的汪海对双星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功臣，而后期的汪海则充满争议。”
　　而汪海对自己的评价是“问心无愧”。
　　“我是一个冒险者、开拓者、成功者、幸存者。”他说，“双星在中国的这个名牌是我带领我的员工伙伴干出来的，我是双星的缔造者，这是事实。”
　　而在更多人眼中，他是一个斗士，一个始终在改革与开放之下斗志昂扬的开拓者与冒险家。
　　参考资料：
　　《汪海三十年：汪海和他的中国双星》，赵晏彪，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激荡三十年》，吴晓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双星股价飘红送别“缔造者”汪海》，李媛，新京报，日
　　《“我是被逼的”――汪海回应双星内讧》，李红兵，南方周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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