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费雪_百度百科
欧文·费雪
欧文·费雪：美国经济学家、数学家，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之一，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主要贡献：货币理论原则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日生于纽约州的少格拉斯。1890年开始在耶鲁大学任
数学教师，189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转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35年、1926年开始在雷明顿、兰德公司任董事等职。1929年，与J.A熊彼特、J.丁伯根等发起并成立计量经济学会，年任该学会会长。日卒于纽约市。
费雪是耶鲁大学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但却是在耶鲁大学数学系获得这个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用定量分析研究效用理论，至今为经济学家称道。这篇论文奠定了他作为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的地位。费雪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据他的儿子I.N.费雪为他们写的传记所列，他一生共发表论著2000多种，合著400多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并不为过。
费雪的一生也是颇多坎坷的。就人生而言，费雪的女儿玛格丽特在1919年由于精神崩溃而去世。与费雪共同愉快地生活了47年的妻子玛格丽特·哈泽德于1940年去世。费雪本人在1898年感染了当时被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就事业而言，费雪发明了可显示卡片指数系统，并取得专利，办了一个获利颇丰的可显示指数公司。后来该公司与竞争对手合并为斯佩里·兰德 (Sperry Rand)公司。这项事业使他致富，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他借款以优惠权购买兰德公司股份，大危机爆发后，他的股票成为废纸。据他儿子估计，损失为800~1000万美元，连妻子、妹妹和其他亲属的储蓄都赔进去了。他一文不名，耶鲁大学只好把他的房子买下，再租给他住，以免被债主赶出去。他的名声亦受到打击。
1929年他在大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但仍在1930年出版了代表作《利息理论》，在1932年出版了《繁荣与萧条》，在1933年出版了《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在1935年出版了《百分之百的货币》。
尽管人生有如此多的挫折，费雪还是健康地活了80岁，这就在于他健康的心态。他深信人性本善，而人类优良天性的保持，有赖于优生。他组织优生学研究会(Eugenics Research Association)、美国优生学会(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并任主席，亲自写成《民族活力报告》(Report of National Vitality)，提出建议。相信人性之善，是一个人心态健康的出发点。
1898年费雪患肺结核病之后，深感卫生保健的重要。他在1913年发起成立生命延续研究所(Life Extension Institute),并担任该所保健指导委员会(Hygiene Reference Board)主席。他与该所医学专家费斯克(Fisk)合写了一本《如何生活》(How to Live)的书，畅谈养生之道。该书观念新颖而又切合实际，成为美国大学和高中的卫生保健教科书，共印行90版次，在美国销量达40万册之多，亦有德、法、日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比他的经济学名著影响要大得多。他反对纵欲，主张禁酒，素食主义，锻炼身体，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以及呼吸新鲜空气。这恐怕是他的肺结核在3年后痊愈，他又精力充沛地投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成就的原因。他的主要贡献都是在这次病后做出的。
费雪还是一个关怀人类的世界和平主义者，他在1922年写了《联盟或战争》(League orWar)一书，主张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参加国际联盟，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对经济学的贡献
费雪被公认为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他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更精密的科学。他提高了现代对于货币量和总体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认识。他的交换方程大概是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的理论中最成功的。费雪认为可以保持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而价格水平的稳定会使得整个经济保持稳定。1923年，他创办了数量协会，是第一家以数据形式向大众提供系统指数信息的组织。费雪是经济计量学发展的领导者，加大了统计方法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
在经济学中，费雪对一般均衡理论、数理经济学、物价指数编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都有重要贡献。费雪的代表作之一是1922年出版的《指数的编制》，这本书利用时间逆转测验法(time reversal test)和因子逆转测验法(factor reversal test)编制物价指数，对以后物价指数的编制影响颇大。
在今天人们仍然经常提到费雪是由于他对货币数量论和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是《货币的购买力》 (1911)和《利息理论》。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J.B.迪龙(J. B .De Long)在评论货币主义时把费雪称为“第一代货币主义者”。这就是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是最早的货币主义。费雪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是交易总量 (T)乘价格(P)等于货币量(M)乘货币流通速度(V)(T·P=M·V)，当T和V不变时，物价水平(P)取决于货币数量(M)。这也正是弗里德曼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思想。费雪提出，通货膨胀率加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强调了预期通货膨胀对名义利率一对一的影响。这种观点被称为，现在仍是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
费雪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在货币理论方面阐明了利率如何决定和物价为何由货币数量来决定，其中尤以贸易方程式（也作费雪方程式）为当代货币主义者所推崇。
费雪方程式是货币数量说的数学形式，即MV=PQ。其中M为货币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水平，Q为交易的商品总量。该方程式说明在V、P比较稳定时，货币流通量M决定物价P。
费雪还对经济计量学、价值和价格理论、资本理论以及统计学等有所贡献。
《价值和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1892）
《资本和收入的性质》（1906）
《利息率》（1907）
《货币的购买力：其决定因素及其与信贷、利息和危机的关系》（1911）
《指数的编制》（1922）
《利息理论》（1930）
《通货膨胀》（1933）
《百分之百的货币》（1935）等。宏观经济学的“原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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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比较研究”专栏作家，曾供职原中信国际研究所，致力于通过读书、思考和生命体验来追求真理，有工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比较研究”专栏旨在对国际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做比较分析，以开启新视野，带来新理念，同时也会引介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刘允铭最新文章
三、宏观经济学的“原罪”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上述资本和利息理论及其对商业循环现象的解释很快从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现在我们来审视,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开创的宏观经济学究竟通过哪些逻辑上的关键步骤而形成,关乎资本和时间的生产结构问题又是如何被遗忘的。
　　从身为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的早期开始,凯恩斯一直习惯于在总量和一般价格水平的概念上思考问题,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1920年代关于金本位制的讨论中,同时他很少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出发，通过相对价格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在《通论》中,他受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配,决意在关键的经济总量和价格水平等少数可以度量的变量之间建立以方程式表达的关联,并且他的理论构想基于这样的盲目信念：在这些可以测量的总量指标(如总需求、总投资等)之间存在着相对简单和恒定的函数关系,而且可以借助实际经验数据来推测其中的参数的常数值,从而方便经济学家做出有效的预测。
　　显然,他没有充分考虑或者干脆无视相对价格和结构因素的重要性,比如说,在一般价格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相对价格的变化仍然可能实质性地影响经济过程;或者,在投资总量维持不变的前提下,稀缺资本在下游产业和上游产业之间的配置仍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整体经济现象并非诸多客观变量之间机械式的相互作用,而是众多个体有目的的行动彼此调适的结果。没有任何理由或机制能保证,他在宏观总量指标之间建立的那些函数关系会保持恒定；而且,恰恰相反,凯恩斯之前的“微观理论”早已经证明,这种经验性的函数关系不可能保持恒定。宏观经济学家试图在这些函数关系中确定的常数,恰恰取决于被宏观经济学系统性地忽视的微观经济结构,尤其是相对价格关系。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当期的国民收入决定论,其中与资本和利息有关的时际资源配置问题彻底消失了。那么,一度生机勃勃的资本和利息理论为什么在凯恩斯革命之后陷入了被主流经济学遗忘的境地呢?
　　既然要从总量上考察宏观经济关系,资本概念就面临着加总的难题,而只有货币形态的资本才可以被加总和度量,于是实际资本品的异质性和生产上的不可转换性就被遮蔽了。假如遗忘了资本品的异质性,仅仅考虑货币资本的流动性,迂回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因素就失去意义了。既然上游产业的资本设备可以随时被转用于下游产业,产业结构的时间维度就消失了,于是宏观经济学就可以将经济整体抽象为同时性的总量生产函数,而资本就成了这个总量函数中的货币总量k。仅仅从货币总量上考察资本概念,不仅造成了资本可以随意流动的幻觉,而且还让凯恩斯及其众多门徒经常忘记了资本的稀缺性。他们经常认为,借助现代商业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功能,资本稀缺的年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忘记了,无论货币资本如何充裕,在投资中可以调动的资本品是稀缺的,而有效的投资只能来自居民的真实储蓄,试图通过信用扩张来克服资本的稀缺性堪比试图通过抓住自己的头发让身体脱离地面一样荒唐。
　　凯恩斯还假定人们的当期消费只是当期收入的习惯性的一部分,即习惯和心理因素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似乎人们从来没有(依据实际的和预期的可支配收入)在当期和未来各时期中合理分配消费水平的考虑。这样,时间偏好的概念就消失了，时际资源配置问题也被彻底屏蔽了。既然无论在需求还是供给方,时间和结构要素都可以被忽略,时际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可以被无视,宏观经济学也就可以放心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短期的国民收入决定上,而无须忧虑为了实现合意的短期GDP水平而采取的短期举措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了。
　　既然人们的消费决策与时间偏好无关,那么原始利息率的概念就失效了,于是,经过几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丰富发展的利息理论,在凯恩斯那里,蜕变为纯粹的货币利息理论。利息,作为对人们的流动性偏好的补偿,成为了纯粹的货币现象。这样,利息不再关乎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和实际生产结构,而主要关乎人们的货币需求。当期的国民收入分析取代了先前的时际分析(intertemporal analysis),利息率从指导时际资源配置演变成对牺牲了的流动性给予回报；由于完全无视经济过程在时间和结构上的关系以及资本存量的实际结构和历史性制约,当期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与经济体的动态均衡过程彻底割裂。本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如同一条在时间和空间进程中前后因果相续的河流,这种着眼于某个河段之水位决定的宏观经济学,居然完全忽视了时间轴上的实际因果联系。
　　在凯恩斯的当期国民收入决定论中,Y=C+I+G,生产和消费是同时的,总收入是由总支出(需求)决定的,总需求水平决定了总供给,在总支出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当期消费C仅仅是与未来消费计划无关的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投资I仅仅被当作购买资本品和其他投入(扣除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的支出,当期投资与未来消费和产出变化之间的联系被弃之不顾,G是(可以以财政赤字支持的)政府净支出。假如这个公式不被用作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它最多不过是个没有经济分析价值的会计等式。可是,作为一种指导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总结,其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过度简化,消费和投资成了各自独立的变量,原因在于,投资不再由储蓄决定,储蓄反而是投资的事后结果。依据凯恩斯的逻辑,由于信用资本可以人为创造,投资规模就不受真实储蓄的制约,可见他忘记了实际资本品的稀缺性。过度简化或者说理论盲点还表现在忽视了生产的实际结构和相对价格的影响。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明,即使在投资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投资在迂回生产过程中不同的上下游配置会对未来时期中的产出分布产生实质影响,同样,在价格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可以对经济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凯恩斯的当期国民收入决定论可以看出,他的理论体系总是隐含地假设不存在真正的资源稀缺性,随着总货币支出的增加,总产出(包括消费品和资本品)似乎总是自动地朝着同样的方向变化。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的投资乘数理论尤其反应了这一点,乘数概念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早已发现的上下游生产之间的派生需求的链条关系,可是借助货币资本的幻觉,竟然成了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发明!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不假思索地认为,新增加的货币投资总是能产生全备的乘数效应,这再次表明,他们没有看到实际资本品的稀缺性,而且任一历史时刻的实际资本存量并非各种资本品的大杂烩,而是有着技术和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确定结构,资本存量的结构和历时性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乘数理论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凯恩斯的当期收入分析本来隐含地假设了生产过程在时间上的链条关系,却武断地将这种时间结构压缩至短期的分析框架,似乎 (比如) 任何投资的乘数效应在一年期内都能发挥殆尽,于是这种时间结构的影响不会损害短期收入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我们承认,假如在某个时点上,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着大量闲置资源,包括人力和资本品,且不论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凯恩斯的当期收入分析的确具有暂时的合理性,因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只能算是“萧条经济学”。可是,他又明确将自己的理论著作命名为“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可见他的革命姿态。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凯恩斯革命所立于其上的他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看法和想象。
　　首先,从他对经济萧条的解释可以看出,他不太信任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对利息率作为协调时际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缺乏理解。他以总需求不足来解释经济萧条,却没有提出真正站得住的依据来说明总需求不足的缘由。凯恩斯在《通论》中冒失地声称,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储蓄不能自动地(或顺畅地)转化为投资,可是,这种说法无异于声称供给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即市场机制是无效的。说市场机制的运行是“存在摩擦的”是一回事儿,说“市场机制是无效的”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也就是说,断言“市场机制是无效的”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找出妨碍或干扰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因素。
　　根据我们在前文所述的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理论观点，储蓄不能顺畅转化为投资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政府的短期政策干扰了居民和企业家基于时间和预期的行动计划,非中性的货币政策扭曲了原始利息率(自然利息率),以及基于部分准备金制度的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和膨胀。市场机制失效的原因在于政府以及中央银行掌控下的商业银行卡特尔体制对市场机制的干扰。
　　凯恩斯大胆地认为,储蓄之所以不能顺利转化成投资,乃是因为资本家这类私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更多取决于他所说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而且,这种“动物精神”具有集体一致性,当这种精神普遍高昂的时候,经济进入普遍的繁荣阶段;而当这种非理性精神陷入集体萎靡状态的时候,居民储蓄再多,市场上的资金再充裕,借款利率再低,资本家也懒得投资,萧条就随之而来。为了克服经济衰退,刺激投资比刺激消费更重要。假如资本家的“动物精神””靠不住的话,政府就应该承担投资者的角色,通过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在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支持下),大举兴办公共工程,甚至可以对工业进行国有化。凯恩斯希望的是,有朝一日这些靠不住的私人资本家和投资者全部被社会性的投资管理官员(比如国资委)所取代,这样投资不足的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被消除了。
　　可见,私人出于利益最大化考量和竞争压力的理性权衡居然敌不过“动物精神”,市场机制是不可靠的。市场机制本身如此不堪的话,微观经济学岂不满纸谎言；而价格理论都属于谎言的话,经济学就成了由政府来操纵的社会工程学。
　　一个审慎的经济学家,当他在商业循环现象中观察到“动物精神”的表现时,应该理性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这种集体性的“动物精神”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企业家们会表现出方向一致的“错误”预期和判断？这样的现象与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否兼容？通过这样的推理,他就可能发现,企业家和投资者的集体性“动物精神”往往源自政府对市场信号的误导和系统性扭曲,比如人为压低的借款利率。“动物精神”, 在中国的股市和房市中呈现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想必读者们都明白其真正的来源在哪里。
　　其次,我们仔细审视一下凯恩斯对供给和需求的理解。在《通论》中凯恩斯断言所谓的“萨伊定律”不成立,却没有提出任何可靠的证明。他从没有尝试去完整地理解萨伊的市场定律的含义,而是给出片面的表述,进而直接宣判这个定律的死刑。萨伊的观点基于如下事实：市场经济是一个分工和交换的体系,其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参与某种产品的供给的同时,对来自他人的产品或服务具有价值上相当的需求。供给总是对应着一份相当的需求。于是,萨伊得出结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普遍的供给过剩是不可能出现的,生产过剩(生产或投资的失误)假如出现的话,只能是局部性的。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假如出现了普遍供给过剩的事态,存在相互需求的不同供给方之间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交换。货币因素的介入,不会影响这个经济过程的实质,而且货币的出现正是为了方便间接交换。
　　既然供给过剩只能是结构性的,而且往往是相对价格出现结构性扭曲的结果,那么完全无视结构的总需求和价格水平概念根本无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失衡的原因和机制。不过,我们不能断言凯恩斯理智上的不诚实,依据阅读《通论》的感觉，笔者相信,凯恩斯的确认为普遍供给过剩是可能的。凯恩斯习惯于在货币总量概念上进行思考,可是这种思维习惯很容易让人陷入对经济过程的错误想象。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有效需求的确是通过货币支出来表达的,可是需求水平却不是由货币支出比例来决定的。凯恩斯的推理中似乎有一个大写的消费者,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这个大写的消费者没有把可支配货币收入总量的足够比例花出去,而且最致命的是,在他不自觉的想象中,这个大写的消费者置身“整个经济系统”之外,向“整个经济系统”之内的商品供给者购买,于是假如“他”有钱不花,有些商品就会卖不出去。只有依据这个致命的想象,我们才能明白凯恩斯何以对储蓄和节俭如此贬斥,以及对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和“窖藏倾向”如此恐惧。
　　总需求的概念掩盖了一个关键事实：消费者同时也是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供给者,一切有效需求都是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需求。窖藏货币的后果主要是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成交价格下降,而不是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这样,无论是储蓄还是国民对货币流动性的偏好,都不会实质性地影响消费品市场的出清,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变化只影响相对价格和经济结构。再次重复萨伊定律,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而局部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价格扭曲的结果。
　　凯恩斯用总需求不足来解释经济萧条现象,可是总需求不足本身就是有待解释的问题。我们已经说明,凯恩斯将投资不足咎于企业们集体性的悲观的“动物精神”,却不把这种看似不理性的表面现象当作需要进一步理解的问题,同时由于他用可以人为创造的货币资本概念替换了其稀缺性不可克服的资本品概念,认为用于投资的资本可以不受真实储蓄的制约,于是在他的当期国民收入分析中,消费和投资就成了可以朝着同一方向变化的各自独立的变量,总需求不足可能是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同时造成的。假如没有货币资本的丰裕幻觉,着眼于具有稀缺性的异质资本品以及具有特定结构的资本存量,人们必然明白,只有真实的储蓄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而储蓄的增加只能来自国民的节俭。凯恩斯切断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联,受制于有效需求的货币幻觉,认为有钱不花(储蓄或窖藏货币)相对于经济中的有效需求而言是一种有害的“漏出”,于是提出了举世闻名却经不起推敲的“储蓄悖论(the paradox of savings)”。
　　如今,“储蓄的悖论”早已经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消失了。从戴维o罗默和格里高利o曼昆(David Romer和N. Gregory Mankiw)为代表的这一代教科书作家，以长期经济增长研究为学术根基,教科书中宏观经济学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欣喜地看到,均衡增长的长期视野主导了宏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被置于长期均衡路径中,留给传统的短期收入分析(以IS-LM模型为代表)的位置只是篇幅不多的角落。当然,笔者同样遗憾地看到,资本仍然同质的总量,是总量生产函数中的k,尽管其稀缺性不再被忽视,可是结构和时间维度仍然没有进入主流视野,而且在单部门增长模型中,资本品和消费品仍然被简化为同一种物品,考虑到资本品的异质性和时间结构的均衡条件的分析仍然没有进入宏观经济学的范围。
　　在“二战”后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型(当期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以及更加折中一些的IS—LM模型)一直是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官方经济学,为实现“熨平经济周期,保障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提供指导。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所谓“三驾马车”的说法正是体现了凯恩斯的当期收入决定论, “同时刺激消费和投资”的主张也是凯恩斯理论体系的荒唐后果,同时,为了达到短期GDP增长目标,时间中前后关联的经济进程不断地被干扰和打断,时际资源配置的问题和利息率的平衡作用从来没有进入政府决策者和官方经济学家的视野。
　　最后,总结一下本文试图表达的要点。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未必需要宏观经济学。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无论多么复杂的经济现象,都是众多市场参与者有目的行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有目的的个体行动的逻辑出发,根据这些分散的个体决策所实际依据的决策变量以及基于这些决策者的实际互动的模型,才能对各种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宏观经济总量(包括价格和工资水平)指标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因为它们根本不是个体行动的主要决策变量,试图在这些名义总量之间建立经验性的关联是一种实证主义错误,而且,总量分析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进程中的(资本)结构和时间因素,而恰恰是相对价格和资本结构失衡才是商业循环的根源。尽管凯恩斯之后的宏观经济学逐渐避免了一些过于明显的错误,可是本文所揭示的宏观经济学的“原罪”一直被继承了下来,从笔者所表达的正面立场来看,尤其就其对资本结构和时际资源配置问题的无视来说,所谓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不过是一丘之貉。
　　笔者相信,官方经济学永远不会彻底抛弃凯恩斯主义。本文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商业循环和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更多地与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联系在一起；笔者在酝酿和踌躇很久之后,尝试表达之。错误和疏忽在所难免,希望引起习惯于独立思考的读者们的关注和批评,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各自参与市场经济的实际经验,对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对立立场的前提假设进行检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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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中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利息理论中实际利率则是名义利率的年化收益率，请问在这两方面名义和实际利率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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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点 在经济发展稳定时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罢了 一个注重衡量通胀 一个衡量利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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