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并不一样，也不是说GDP大于NDI就一定是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任何后发国家都经历过GDP优先的战略。但这不是可持续的，因为国家发展GDP，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提高NDI；若是NDI没有办法提高，则持续发展GDP无意义。
从中国的历史中也可找到许多“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比如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后达到了鼎盛。但随着汉武帝“开边意未休”的自我膨胀，国家经济政策从黄老的无为而治，变为以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由国家出面掌握经济命脉的政策后，汉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后朝，无论是唐自李林甫的集权中央经济政策的转变，还是雍正之后改变清初康熙的永不加赋的政策，都导致了这样的历史周期。在这样的周期里，国家收入可能还会多一点，但国民收入却少了很多，国家盛极而衰就开始了。
□陈宁远（上海 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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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GDP陷阱与新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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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中国论文网 /1/view-231345.htm　　日，由亚洲战略管理研究学会和亚洲战略管理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亚澳论坛“思路决定出路：聚焦澳门绿色GDP”研讨会在澳门举行。论坛邀请多位海内外资深经贸专家和学者就“社会稳定与两型社会建设”、“国家十二五规划与澳门经济发展”、“澳门绿色GDP”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本期专题汇集与会专家的思想精华，以飨读者。 　　 　　近年来，澳门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但澳门的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正日益凸显。绿色GDP考虑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保护服务费用，这个指标实际上代表了澳门国民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启动生态环境补偿及“绿色核算”，建立澳门“绿色GDP”核算体系，将为澳门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政策决策基础。 　　 　　澳门经济在过去十年中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高达12%，有些年份甚至高达20%以上，比大陆经济增长还要快很多，创造了增长奇迹。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澳门人均收入迅速超过香港，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澳门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纵观澳门经济活动，一方面为社会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形式和手段索取生态环境资源，使生态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绿色GDP考虑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保护服务费用，这个指标实际上代表了澳门国民经济增长的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澳门国民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越高，负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时下，澳门政府和澳门民众必须要转变发展观与效益观，必须认真思考如何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澳门发展新指标，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思考澳门经济活动的成功与代价。因此，如何创建澳门绿色核算体系，如何制止和杜绝澳门既得利益阶层特别是垄断利益阶层对澳门生态资源的索取、占用甚至破坏，值得澳门政府和澳门社会各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澳门GDP，认真、理性、负责任地思考澳门未来向何处去，如何走？对澳门绿色GDP的认识将破除澳门“增长无极限论”、“增长至上论”、“政府万能论”的迷雾，使澳门社会各界能够正确认识澳门经济增长趋势和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 　　澳门经济发展增长的动力因素 　　澳门经济在过去十年中增长迅速，人均收入迅速超过香港，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澳门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纵观澳门经济活动，一方面为社会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形式和手段索取生态环境资源，使生态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当前，澳门政府和澳门民众必须转变发展观与效益观，必须认真思考如何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澳门发展新指标，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思考澳门经济活动的成功与代价。因此，如何创建澳门绿色核算体系，如何制止和杜绝澳门既得利益阶层特别是垄断利益阶层对澳门生态资源的索取、占用甚至破坏，值得澳门政府和澳门社会各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澳门GDP，认真、理性、负责任地思考。 　　澳门GDP陷阱与新的动力机制疑问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澳门高速增长趋势产生于2003年博彩权开放和2004年中央政府自由行政策实施。这种政策性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如果不能持续下去，其原因是什么？如果现有的增长动力因素在减弱，那么，如何寻找新的动力机制来推动澳门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澳门经济面临的潜在挑战。要应对这一挑战，就必须使经济适度多元化。 　　回归11年来，澳门财政盈余持续上升、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就业环境全面改善、生活幸福指数不断上升，然而在经济适度多元化上始终迈不开大步，而且始终没有像博彩开放那样大得澳门人心。是什么障碍了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是什么阻碍了澳门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澳门不能置之度外。然而在主流博彩经济一股独大的情况下，澳门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不错。此时澳门民众很关注澳门的博彩业是否能做强，是否能可持续做强。许多人认为没有必要适度多元化。因此，实现澳门适度多元化不仅涉及理念更新问题，更涉及制度层面、既得利益、澳门未来定位等问题。 　　骄人的澳门人均GDP与千人投诉次数逐年加剧。有数据显示，澳门环境污染千人投诉次数逐年加剧，而这种加剧的损害并没有在澳门GDP核算中体现出来。从环境角度看，澳门快速增长的人均GDP仅仅将自然资源当成了自由财富，随意摄取与使用，而对资源耗竭及经济活动造成污染带来的资源质量下降却视而不见；从经济角度看，澳门快速增长的人均GDP仅仅记录可见、可价格化、可量化的人工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而对资源与环境特别是澳门人文环境，例如医疗卫生、家务劳动、妇女生育、老人退休生活、贫困家庭、教育质量、志愿者服务、社团和谐建设等对稳定澳门社会有贡献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却被摒除在外，部分或全部地被忽略。 　　这样骄人的澳门人均GDP并不是是澳门社会实际财富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实反映。要努力破除“增长无极限论”、“增长至上论”，“政府万能论”迷雾。当务之急需要解决下列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究竟承担多大的责任？在澳门经济发达阶段，政府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民众以什么样的心态融入全球化和一体化？明确了政府责任与定位，解决经济发展与民众心态问题，上述推动项目就有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澳门需要加速实现“绿色核算”及实现绿色GDP途径 　　澳门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该对自身经济发展重新评估时候，即澳门经济增长不能以耗减资源和损害人文环境为代价。这种将产生人文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收益和以资源超常消耗和人文环境恶化作为代价，计算对澳门GDP贡献，无法真实地反映澳门经济发展程度。澳门需要对经济发展代价有一本明白账，有了这本账，政府的科学决策才有更真实的决策依据和基础。因此，启动生态环境补偿及“绿色核算”，建立澳门“绿色GDP”核算体系，将为澳门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政策决策基础。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绿色GDP的定义。绿色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和海洋）与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影响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将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GDP中予以扣除。因此，绿色GDP又被称之为可持续发展收入（SI，Sustainable Income）。“绿色GDP”理论采用5个指标来解释可持续发展：单位GDP能耗量；单位GDP水耗量；单位GDP排污量；单位GDP教育投入比例；人均GDP数值。 　　绿色GDP净值计算公式可以表达为公式：GeGDP=GDP-资源成本-环境成本=GDP-资源损耗成本-环境降级成本=GDP-（环境资本折旧+环境损害预防费）+（资源恢复费+超额消耗费）。此公式说明，绿色GDP考虑经济活动对环境降级成本和资源损耗成本的核算。由上述绿色GDP计算公式可知：绿色GDP指标实质上代表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总量比重越高，表明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越高，负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即使澳门民众都赞同澳门经济多元化，都赞成转型，我们也必须找到操作的切入点，即是否从项目入手，将澳门变成大中华乃至全球绿色经济的桥头堡，示范、引领并推广澳门成为绿色发展典范。途径或入手专案（两心一擎一金一区）：建立“澳门全球化研究中心”；建立“澳门世界资源经济运作模型研究中心”；建立“澳门全球能源强力搜索引擎”；建立“澳门全球能源减碳与资源经济开发基金”；建立“澳门全球资源经济示范区：绿色机场” 　　实施“绿色核算”意味着澳门经济发展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执政观。这是因为澳门一旦实施绿色GDP，经济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扣除了资源耗减和人文环境损失成本，当然会使澳门经济增长数据下降）。然而，正是“绿色核算”体系以客观、科学、真实的基础数据，衡量经济真实发展水平，才能支撑澳门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实现对澳门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作者为亚澳论坛发起人之一、亚洲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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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的第一课开头说的就是GDP。中国好像已经很牛逼，美国、日本等国纷纷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殊不知这只是镜中水月。他国迷惑国人的手段！打字麻烦，最后一句勿自大，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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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只反映某个经济特性。中国的GDP是病态的，所以人民体会不到GDP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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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GDP6700美元背后的陷阱
作者：信力建
　　《(,)》消息，国家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近日称：“我国人均GDP已达到6700多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徐林还表示，“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徐司长的一番鼓舞人心的话，很快在各媒体引起强烈反响。类似“中国已是中高收入国家，你拖后腿了吗”题材文章，纷纷在各大门户网站出现并引起热议，并引来网民强烈吐槽。
　　近年，中国政府机构、著名大学和重要主流媒体总是频频曝出一些鼓舞人心的“人均”数据。这些数据出来后，总是引来媒体的热议，尤其是引来网民强烈吐槽，这是为何？透过下面一组“人均”数据，人们不难发现其中原因：
　　日，人民银行与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发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而城市第一套房平均收益率在300%以上。
　　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出台《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家庭平均资产为247.6万元，高出21%。总体上反映了中国城市家庭拥有较大财富。
　　日，北京大学发布由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完成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调查称：中国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36.0平方米。2011年中国家庭的平均总支出为3.8万元，比2010年增长了5710元。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宣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公共假期已有115天，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指出：解决了“有钱”、“有闲”的问题之后，我国业开始全面增长，进入化发展的新阶段。
　　日新华网刊出“我国人民币存款突破百万亿”、“中国人均存款77623元”。曾任主席的认为：“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而且就大国经济而言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
　　一些地方媒体也不甘落后弄出一系列“人均”喜讯：
　　《长江商报》报道：截至2013年6月底，武汉地区居民人均储蓄存款额5.0500元，高出全国水平。
　　《中金在线》新闻报道：四川省人均存款为5.62万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温州都市报》报道：温州人均存款比平均值高一万多。
　　在一个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的社会中，本来就很水的统计数字就一直让国人冷嘲和抨击。而将这些数据平均在13亿人头上，客观上造成“平均幸福”的模糊事实，这怎不让“被平均”的人群强烈吐槽呢？
　　对当今中国城市住房的严峻现实，昆明市长曾指出：“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多得住不完，弱势群体没房住，政府不盖公租房，中低收入者就住不起房子。”
　　对“人均”存款、人均住房的荒谬，一位网民的打油诗更一针见血：“张家豪宅地千亩，邻里四处破草屋。整村合起算一算，人人都是张大户。”
　　与城市“人均”住房相比，“人均”假期同样显得可怕：将享有双休制、节日长假待遇的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人员、大型国有企业员工的平均假期与数亿非国有企业员工、农民工来个“人均”，每年115天的假期的不但令人羡慕，而且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解决了‘有钱’、‘有闲’的问题之后，我国旅游业开始全面增长，进入大众化发展的新阶段。”
　　这就难怪一个月只有两天，乃至更少假期的的农民工为此哀叹：“看到这样的报道想死的念头都有了！”
　　所以，单纯的“人均”数据并不可怕，怕的是在这些“人均”数据成了“普遍幸福”的佐证，或大大弱化严重的贫富悬殊事实。当今中国，贫富悬殊究竟有多大？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数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
　　联合国的数据恐怕难于服众，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96，则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2009年至今已过几年，当今中国贫富悬殊的情况如何？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国良表示，全国农村仍有近1亿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仍严重滞后。部分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因病、因灾返贫问题也很突出。
　　且甭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计数字是否像其它统计数字一样太多泡沫成份，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当今中国的贫困贫标过低――比如当今中国农村的贫困标准没有统一标准。很多地方是800元人民币。而国际公认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标准是人均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或者是2美元。按照1美元来计算，也相当于每年人均收入低于2800多元人民币。按照目前实际的购买力来看，一美元顶不上6个人民币。但即便3个多人民币就可以顶一个美元的话，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标准也应当在1200元人民币左右。
　　2、农村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存在着明显弊端。现在统计部门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是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包括在内的。而这部分生产性的投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小的，占将近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当今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与官方统计的有较大差距。
　　还有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这就是官方和有关学术机构对“农民工”收入及生活状态的统计长期存在意识误区。如中国现在大约有1亿多“农民工”。这些年“农民工”的年收入在6000元左右。按照现有的统计口径来看，由于“农民工”的身份是农村居民，因而理应按照农村居民的收入来对待。于是，“农民工”基本上都不算作是贫困人口了。这种作法极不合理，反映不出当今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状况――“农民工”既然是生活在城市，就应按当地生活水准来衡量。“农民工”要将大部分收入寄回或带回农村家中，而把自己在城市当中生活的费用降至最低限度。有的“农民工”还拖家带口的在城市生活，这无疑加大了其生活的艰辛程度。
　　所以，如果作一个认真的估算，当今中国中国社会贫困人口总数大约有1.5亿至2.亿。如此庞大贫困人口的存在，无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官僚惰性严重、缺乏科学决策条件、意识和传统的条件下，如果官方和有关学术单位过于热衷彰显“辉煌成就”的“人均”统计数字，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决策误区和盲区。这，并非杞人忧天――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之后，北大校长助理便这样告诉记者：“调查并发布数据是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
　　这样一来，问题便有些严重。
　　笔者并非简单地反对搞“人均”统计，而是指出必须警惕“人均”陷阱可能会带来决策盲区和误区的同时，还极容易在庞大的贫困阶层中生产严重的逆反心理。所以，在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的条件下，举凡涉及“人均幸福”指数的统计，不能为了彰显“辉煌成就”而只谈“人均”数据，还要指出、强调“人均”背后幸福指数背后存在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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