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是某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见证与缩影。图一的取消以及后来图二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新时期A．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发展B．分配方式由国家分配向按劳分配转变C．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D．经济形态由农业过变成了工业国C福建省厦门六中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历史试题答案概括我国当时实行票证制度的主要原因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在商品供应极为匮乏的年代,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了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这些凭证通称为“票证”. 票证种类繁多,有粮票、布票、油票、棉花票、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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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山东省聊城市一轮文科综合能力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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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04年春晚的那个小品《讲故事》吧！小品中爷爷给孙子讲的粮票的故事。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90年代，粮票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票证，如果需要买米面油，必须出示粮票才成，甚至有人后来把粮票形容为“吃饭的护照”。现在，粮票消失了，但是又涌现出无数新的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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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曾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
　　粮票的故事　　李桂杰
　　一提起粮票，家住老北京城南已到花甲之年的王先生立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说，那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没有粮票注定挨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烧饼2两粮票、7分钱；一碗大米饭4两粮票、8分钱；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1角4分钱；一个面包4两粮票、1角7分钱。到商店买点心、饼干，统统要粮票。
　　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粮食作物的红薯，是不准随意买卖的。那时每年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想要吃红薯，还需要到指定粮站里，凭一斤地方粮票购买3斤红薯。再后来，街市里巷悄悄出现了农村来的“鸡蛋换粮票”的商贩，记得10市斤地方粮票能换一斤鸡蛋；而一市斤地方粮票能卖两三角钱。
　　1950年，新中国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很多老人都清楚地记得，许多票证都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当年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购买短缺工业品(如手表、自行车)的“工业券”和购买布料、衣服的“布票”，甚至在湖南，还曾经有过“香干子票”。当年，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不管是衣食住行哪一方面的东西，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
　　刘先生还记得，在他的生活中粮票带来的一段小插曲。1979年6月，住在北方的他和对象商量好，不操办婚礼，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旅行结婚，到南方旅游一圈儿度蜜月。旅行结婚之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必须准备足够的全国粮票，否则出门就要挨饿。因为，实行粮票的年代，河北省粮票只限于在河北省内使用，跨省便作废。所以，走出河北省后，到外地饭店吃饭时，光有钱而没有全国粮票，饭店是不会卖给顾客主食吃的。
　　刘先生与妻子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旅行结婚，一晃10多天过去，仍游兴未尽。但是，他们携带的全国粮票已经用完，只剩下3市斤河北省粮票、2市斤江苏省粮票。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用2市斤江苏省粮票，在南京买了10个馒头，然后与爱妻一路回返。途中，他们在饭店只能买菜肴、菜汤吃，然后将珍贵的馒头掰开，浸泡在菜汤中省着吃，勉强回到了北京。
　　刘先生回忆说，那时候，到外地出门使用大面额全国粮票时，各地饭店找零时一律用当地粮票，而绝对不给找回全国粮票。所以，出门起开始使用全国粮票之前，一定要计算好日期，精打细算每天能吃多少粮食，否则，不是在外挨饿，就是铺张浪费。因为，对于百姓居家过日子，全国粮票算得上是“奢侈品”了。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家家户户粮票基本上都有所盈余。
　　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粮票“生命之本”的宝座开始逐渐发生动摇，有的饭店、商店出售食品时，由必须使用粮票，转变为“没粮票可多花点钱替代”；“某某吃食不要粮票，可选择”；乘坐火车、轮船、飞机吃饭时，不再用“全国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等等。
　　终于在1993年，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完成自己38年的神圣使命后，在这一年“光荣退休”了。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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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票是如何出现的呢？这还要从1953年谈起。1953年的粮食问题成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长期主管中央财经工作的薄一波曾说：“建国头几年，国家掌握粮食，以征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年至1952粮食年度为61:39；粮食年度为56:44。”到了1953年农产品需求迅速增长而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加剧了，农产品成为稀缺资源，甚至一度引发粮食危机。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陈云1953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不够供应，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
　　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严重威胁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集中精力，深入研究解决粮食购销问题，最后他认为，要解决粮食购销问题，经过权衡利弊，参考英国经验以及战时经验，他向中央建议采用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方案。名称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当时陈云提出这个想法是很不容易的。他曾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他强调，粮食不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因此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越被动。
　　在这一背景下，1953年，中共作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就是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从此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粮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粮票的出现，“统购统销”制度的出台在那个年代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在历史上，如果遇到灾荒年代，国家无法通过统一调配粮食缓解危机。有时连都城的粮食都难以保障，从而造成政权危机。而新中国建立初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粮食需求急剧扩大，而供给相对不足的时期。通过统购统销，由国家直接控制农产品资源，大大提高了国家的行动能力，并促进了新生国家政权的稳固。薄一波对此评价说，统购统销制度，“在那种条件下，确实是‘粮食定，天下定’，粮价稳定是整个物价稳定的关键。”物价稳，则国家稳。“后来，我们国家遇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两次大灾难中所以没有出现更严重的局面，应该说，与统购统销制度发挥的积极性作用也是密切相关的。”
　　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票证，粮票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四种。粮票获取的主要途经，由城镇居民凭粮食户口,居民粮食供应本等等到指定国有粮店兑换。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由政府计划供粮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从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公斤和市斤并存、混用。面额有半两,很少,、壹两、贰两、伍两、壹斤、贰斤、拾斤，甚至百斤、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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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粮票的票面设计均采取线条装饰图案，粮食发行机关印章均为方形，每套票的票幅规格一样，粮票的上边一般有齿孔。短短38年内，新中国所发行的各类粮票共约5000多种，上万个版本。譬如说，第一套全国通用粮票1955年发行，由国家粮食部印制，面额有伍市斤、肆市斤、叁市斤、壹市斤、半市斤等，票面色彩多样，美观大方。在所有粮票里，面额最大的当属1967年发行的一万斤一张的粮票，而最小的仅有半两。若单从票幅上来看，最大的是1957年国家粮食部发行的“军用定额支票”，四枚票幅一致，均为150毫米×67毫米，竟与信封差不多大小；而最小的则是浙江省发行的10市斤粮票，为8毫米×9毫米，只有指甲盖大小。更为有趣的是，“文革”期间，武汉市某区革委会粮食局曾发行了一种“粮票储蓄存折”，它可以自由存入全国粮票和省市粮票，作用与银行储蓄存折一样。　　在那个年代，粮票堪称是疯狂。居民迁徙必须考虑它，在当年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同样，如果没有粮票，只有钱也等同于没有钱，因为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上世纪50-80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人们的肚中很难存下油水，有的人家里甚至吃了上顿就惦记下顿。一般人家未到月底，家里的粮食就吃空了，“粮票刚好够花，根本攒不下来”。这种情况下，被俗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
　　在那个年代，国内的各个城市往往上演着这样一幕相似的场景。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每月的固定某几天，粮店的上级单位就会把粮票发放到粮店内，粮店再发给居民。每逢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再拎着面袋赶来。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两。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
　　而粮店职工的繁忙和辛苦劲儿也丝毫不亚于现在银行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居民买粮时，首先要求对方出示粮食供应证来“验明正身”，粮票回收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攒满一张报纸后，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区，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当时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票车运送，还有武警押运，回收的粮票也有专人清点，每半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要看着所有粮票打成纸浆才能离去。粮票享有的待遇简直和钞票一样了。
　　50年代后期，粮票刚刚出现，六七十年代，粮票在那样一个几乎疯狂的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80年代初，粮票的作用同样重要，而且那时候堪称是一个票证疯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这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票证的种类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在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鱼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节。那时，食品供应点前总要排起长龙。因为是凭票供应，所以人人有份。对于买到手的冷冻带鱼和过期糖果，也不会有人抱怨，反而会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当时的北京，因为旅游业的缘故，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和平里的老居民告诉记者，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价格昂贵，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
　　因为市场商品的稀缺，那时的票证制度对保障供应、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当年人们想买短缺商品时，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像现在超市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商场里手表和电器泛滥成灾，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由于稀缺，和其他票证一样，粮票有时被人们在黑市上买卖交易，这在80年代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不过，这样的交易被称之为“投机倒把”，是列入打击对象的。轻者行政拘留、没收非法所得，重者判处管制、劳动教养、有期徒刑等。受此牵连的人还是有不少的。
　　1985年，情况有了变化，主要是因为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统购改成定购，统销也逐渐转变成人们可以不用粮票的话可以买到议价粮了。1985年北京的粮食口工作人员就不用再挨户发放粮票了，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在居民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扣除。此外，国营粮店开始有了议价粮出售。议价粮，与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不一样，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 最初，议价粮的价格是平价粮粮价的一倍，但购买议价粮不受粮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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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票是我国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定产物，它是人们购买布匹的资格凭证。从1954年国务院发布《棉布计划供应》起，到1983年底布票正式退出流通领域，前后经历了30年。一寸棉，一尺纱，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冷暖。改革开放的春风，融化了压在人们心头的“物资匮乏”的冰山。小小布票的兴衰，映照出中国老百姓非同寻常的“布衣生活”。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在这个仍然避免不了“以衣帽取人”的年代，人们很舍得给着装投资，服装柜台前攒动的人群就是明证。大多数的人或许不会想到，仅仅在二十多年前，衣服还不是一件想买就能买的东西，没有布票，拿着钱你也买不到衣服。翻看着厚厚的一本本布票册，家住在西安市北郊的收藏爱好者李小四感慨万千：这里的上万张布票要是放在从前，那可是多少个家庭全家老小的衣服啊！
■为结婚 布票攒上好几年
1979年，李小四刚刚结束了在陕南的五年下乡生活，被分配到陕西省纺织品公司工作。那时候，省纺织公司负责全省所有市县布票的发放，所以李小四对布票的情况比较熟悉。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困难，发给城乡居民的布票一般都不充足，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想像，一寸、三寸这么短的一截布能做什么，可在那时候，缺吃少穿的人们就是得锱铢必较。“当时的布票紧缺，为做一套结婚穿的衣服，起码要攒一年的布票。”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那个年代要想结婚，全家人就得提前好几年开始攒票，如果实在不够使用，还要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凑。而且跟粮票不同的是，布票的有效期一般只有一年，为了防止好不容易攒下的布票作废，还得托人把旧布票换成新的，那可真是费尽了心思。除了结婚外，生小孩、小孩多都要为布票发愁。
■卖布票 被扣“投机倒把”帽子
改革开放前，国家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奇缺，为了调动农民交售粮食、生猪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积极性，商业部拨出一部分布票作为奖励。因为那时候没有奖金这一说，所以布票就成了很好的替代品。这种奖励农民的布票，在李师傅的收藏里并不鲜见。再加上农村可以自己纺织土布，所以相对城里人来说，农村的布票要宽裕一点，就出现了农村的布票“回流”城里的现象。
李小四依然清晰地记得，八十年代初在西安市各个商场门口，常常蹲着一些附近郊县的农民，如果走到跟前，他们会轻声细语地问你“要布票不？”最紧俏的时候一尺布票可以卖到三毛钱，在那个一碗丸子汤才5分钱的年代，三毛钱可不便宜。不过，倒卖布票在当时是要冒风险的，一旦被抓住，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可不是开玩笑的。
■取消后 从“香饽饽”变成稿纸
进入80年代后，随着物资供应的日益丰富，布料市场逐步开放，布票的功能和作用开始逐渐萎缩。加上化学纤维、合成纤维材料的迅猛发展，单纯依赖布票的现象得到大大改观，到了后来甚至出现了棉布积压的局面。1983年11月，国家商业部宣布，从当年12月1日起全国免收布票，84年也不发布票……流通了30年的布票，终于正式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李小四说，1983年底，布票即将停止使用，可是1984年的布票已经印制完。于是，陕西省那批尚未打齿孔裁剪的布票就被送到了省纺织公司。由于数量实在太大，送去销毁又很可惜，纺织公司最后把这批布票翻过来装订成稿纸簿。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公司里这样的稿纸簿还没用完。
就在刚刚取消布票的那个时候，李小四看着曾经宝贝似的“香饽饽”却用做稿纸，他就萌发了收藏布票的想法。他告诉记者，虽然中国布票发行30年，可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算，却使用不到6年就取消了，这说明改革开放的成效显著，短短几年时间就解决了中国二十多年的物资匮乏状况，而小小布票也在方寸之间，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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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往事:吃穿样样凭票 亲戚来长自带粮票
据星辰在线-长沙晚报9月7日报道 现在逛超市和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年轻人喜欢用“淘”来享受购物的乐趣，可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
那是一个回忆起来有些苦涩的年代，商品皆需“凭票购买”。粮票、布票、煤票、肉票、肥皂票、自行车票……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直到时光走到1993年，“第二货币”粮票的谢幕，票证制度才真正告别百姓生活。
长沙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票证？老百姓的生活又因此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市档案馆浩如烟海的卷宗中，一份份盖着“绝密”红色字样的档案，告诉了我们最真实的答案。
吃 亲戚来长沙要自带粮票
【档案解密】
在长沙市档案馆内记者翻阅卷宗，1953年出台的《长沙市粮食（大米）计划供应初期实施方案》和《面粉计划供应方案》呈现眼前。就是这两份文件，50余年前将长沙市民带入了票证时代。
1953年，为应对物资供应紧张，国家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即以补贴的方式，用统一的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再用统一的低价在城市进行销售。就是这一年的11月1日，长沙对面粉实施计划供应，紧接着15日取消大米自由贸易。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使粮票走进百姓生活。据档案记载，1953年，长沙首次发行粮票餐券，券面额为一餐券、一天券、五天券三种。1954年9月改为长沙市购粮转移证，日改为长沙市粮食转移证，同年还出现了与粮票配套使用的粮油供应证和饲料供应证等。1956年6月，长沙开始发行通用粮票，此后10余年间又先后发行了长沙居民购粮券、长沙市购粮专用票、长沙市粮票。1978年11月，长沙改用湖南省购粮券。
长沙市油票的发行则在1970年，面额分5市两、3市两、1市两三种，是长沙市区定量人口和郊区定销人口购买食油的凭证。另外，当时在长沙流通的粮票，除长沙市粮票和省购粮券外，还有全国粮票和外省粮票等，可谓种类繁多。
在韶山南路一栋老房子里，现年64岁的刘志恒精神矍铄。他的收藏像个百宝箱，各类粮票、油票、盐票、豆制品票、蔬菜票、糖票等应有尽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白菜、萝卜和黄草纸都要凭票限量供应！至于粮票就更重要了，当时我们都叫它第二货币。”刘志恒回忆，当时每个家庭对发下来的计划票都很宝贝，一是因为没票光有钱也无法买到东西，二是因为票的数量很少，要精打细算才能过日子。“我至今记得以前我家八口人，但每人每月只有27斤粮票，母亲每个月都看着有限的粮票发愁。”
刘志恒说，那时候，城里人很怕外地亲戚来，因为口粮是固定的，如果亲戚也是城里的，对方一般会自带粮票，如果是乡下来的就麻烦了，来的亲戚不带粮就无法招待，而要对方带粮就容易引起误会，会被认为城里人刻薄吝啬。
“除了吃粮要票外，副食品、油、肉等也是凭票供应。”刘志恒记得，当时就算过年每家也只分配半斤瓜子、一斤花生、半斤粉丝、半斤墨鱼干。有一年过年，刘志恒去排队买东西，前面有个人买了半斤瓜子，袋子掉了瓜子洒了一地，当时下很大的雪，那人便把雪和瓜子一起扫回去了。“没有办法啊，一家就这么一张票，不扫回去就没得吃了。”
穿 借了一圈凑够票才结婚
【档案解密】
日，长沙制定《长沙市棉布计划供应实施方案》。在市档案馆收藏的这份方案里，记者注意到，当时社会用布分为三大类：民用定量用布、公共用布、工业生产及其他用布。
民用定量用布每年发放布票一次，票面分10尺、5尺、1尺和0.5尺四种，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使用完。公共和工业生产用布，每年则由各用布单位先向市纺织品公司报送用布计划。
最有意思的要算“其他用布”了，方案中连婚、丧、生育等用布数量都有明确规定，比如丧事用布可分三十尺，新生婴孩可分二十尺，事故灾害按受灾轻重最高每人可分四十尺。
日，长沙对棉布临时免收布票，实行敞开供应，自那以后布票逐渐消失。
用 买剪刀牙膏电池都要凭票
【档案解密】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商品出现全面紧缺。此时需要凭票购买的就不仅仅是粮食、布匹了，其他一些商品也先后采取凭票、凭证、凭券供应。在长沙，首先凭票供应的有肥皂、布鞋、手表、缝纫机等，接着对一小部分小商品如剪刀、锁、电池、火柴、牙膏、缝衣针等也采取了凭证限量供应。
在市档案馆提供的档案卷宗中，日由长沙市商业局发文的《关于围巾、手套、布娃娃、雨伞、自行车等六种商品实行凭证供应的通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长沙人民在使用日用品方面的“无票难行”状况。记者粗略统计，那个时代仅记录入档案的，需要凭票、券供应的商品就有面盆、口杯、水瓶、搪瓷杂件、铝锅、手表、自行车等数百种。
在长沙市商业局所发的这份手写通知上，还简单解释了凭证供应的原因：物资供应量的增长赶不上需要增长的速度，因此出现了供求矛盾，决定从日起实行凭证供应。同时规定了凭票供应的范围，并提出每人棉鞋一到两年一双，而布鞋一双要穿半年到一年，原则上，同一个人不能有两双手套和两条围巾。
1966年，经过三年国民经济调整，商品逐渐增多。这一年9月，长沙除侨汇供应外，其余百货商品全部取消凭票、凭证、凭券供应。但到1968年9月，由于商品供应又趋紧张，长沙重新恢复凭票、券供应，如肥皂先是凭证定量供应，后改为凭票每人每月供应半条，此后一直延续到1978年才逐步取消。
现年76岁的刘开成从长沙市机床电器厂退休后，日子悠闲而清淡。对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票证生活”，老人可是记忆犹新。特别是提起那些与“用”有关的票据，他一下子列出了十余种：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
“那时，最珍贵的就是缝纫机、自行车票之类的工业票，一个单位一年可能也就一两张，分到谁头上谁都跟中奖了一样兴奋！”刘开成回忆，那年头自行车名牌就两个：永久和凤凰牌，收音机有熊猫牌。他们家为买一辆自行车，找了熟人托了关系排了半年的队才拿到车。“那个年代每次去买东西要票不说，还要人挤人地排队，比过年赶集还要拥挤，由于商店每天早上8时到下午5时营业，有时候为了买铝盆这样的生活用品，不得不早早起来守在商店门口。”说起排队，刘老又是一阵感慨。
票证时代谢幕现在想购就购
根据长沙市档案馆的资料记载，1993年3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被正式写进国家《宪法》。4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取消粮票和油票。5月10日，北京粮油价格放开，随后各地也陆续放开粮价、取消粮票。自此，号称“中国第一票”、“第二货币”的粮票和其他票证终于完成了其长达40年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这一年，在长沙的街头，好像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新鲜事。流行歌曲飘荡在每一条大街小巷，粮食摊上也平添几分色彩：黑紫米、黄米、绿豆、红豆……流动米贩走街串巷，他们的米面随磨随售，十分新鲜。
唐剑辉和新中国同岁，这名湖南省供销储运总公司的退休员工至今还记得粮票被取消时自己的反应：“那家里百多斤的粮票就不能用了！”不过，这一小小遗憾很快被喜悦所冲淡。“头些年还基本是‘两白一黄’（即大米、小米、玉米）打遍全城，后来慢慢地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唐剑辉介绍，取消票证后，大街上、家门口附近慢慢出现了很多个体户开的小日杂店、小米店、小服装店、小裁缝店等，国粮店慢慢就没有了。大伙买东西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张兮兮，老是担心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变化最大的是年夜饭，我家餐桌上也开始出现八大碗，鱼是取‘年年有余’之意，猪肉则有多种做法，或者炖盘排骨或者蒸碗四喜丸子，敞开吃，保管够。围着这么满满一大桌，一家人吃得挺高兴。”
【记者手记】
告别“票时代”我们更珍惜今天
当那些“吃穿用”皆要凭票的故事一一翻过，如今长沙人的消费生活用“幸福”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不是吗？行走在如今的街头，商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想购就购对长沙人来说实在是太平常的事。在“票证经济”已然远去的今天，人们甚至已不满足于用现金购买所需商品，各式各样的“卡”正成为更多人的选择。购物有银行卡、健身有会员卡、乘车有公交卡……这样或那样的卡充盈着每个人的皮夹，为他们提供更多方便与快捷。
由票证到卡的变迁，不仅仅是消费支付方式的改变，更折射出新中国60年发展的巨大变化，也记录了中国人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历程。未来岁月里，百姓“兜”里的变化还会继续，但无论如何，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曾走过的艰难曲折都不应被忘记。因为，不忘前事、珍惜现在，正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所在。
结婚证几经"变脸" 见证共和国60年变迁(图)
“我们自愿结成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承担《婚姻法》赋予的神圣责任和义务”。每对新人在芝罘区婚姻登记处领取结婚证时，都要进行这样一场特殊的宣誓仪式。
　　“对于十几年来一直在婚姻登记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来说，发出去的结婚证已经成千上万张了。”芝罘区婚姻登记处的贺主任感慨地告诉记者，从建国到现在，这一张张小小的结婚证书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它见证的不单单是一对新人走到一起，组建起一个家庭，更多的则是它见证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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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奖状”到“领红本”
　　记者了解到，从日，新中国首部《婚姻法》颁布至今，结婚证的款式已经变化很多次，“脸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同一时期各地的款式也是不尽相同。
　　面对这些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结婚证，贺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一些“结婚证”背后的故事。贺主任告诉记者，以前的结婚证基本都是一张和“奖状”差不多的纸。1994年以后的结婚证，外形类似护照，封面为红底金字，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体积小巧，方便携带。
　　一位正在给新人办理手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从八七年接触婚姻登记工作，结婚证的变化是越来越方便携带，越来越精美，这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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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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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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