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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用社会剩余价值之类的就是大概设计一个课题，用所能学到的所有理论分析，关于两个封闭国家的贸易形态是否是合理的，可以进出口，2个国家只生产1种商品。求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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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能属于是古典经济学里的知识，建议看一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试一下生产要素禀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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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比较优势？这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吧 而且不是看国富论要看那个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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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是如何导致低效率的。 为什么在垄断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mc=mr。厂商还能因为价格高于mc而加大供应量进而提高利润呢？
载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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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厂商产量变动对受益的影响，即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价格还取决于需求弹性。仍然利用求一阶导数的方法，利润最大化市的结果为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此时虽然成本还低于价格，但是降价并不能使得垄断厂商的收益增加，而且垄断厂商有控制价格的能力，他当然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产量限制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水平，再增加产量虽然对社会有利，但是对垄断场上却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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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是斜向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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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需要知道，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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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亚洲：历史·区域·民族
柄谷行人：当亚洲经济成为一种威胁，并且明白了没有与亚洲经济的联系将无法生存时，他们才第一次不情愿地承认亚洲也是“人类”。
王赓武：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人们希望学习他们西边的宗教、政治和艺术，尤其是向印度以及后来的伊斯兰世界学习。这些人知道中国的财富和壮美，但是他们没有去学习它的文明中包含的价值体系。
阿玛蒂亚·森：加尔各答算得上是印度甚至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城市之一，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这里的犯罪率却出奇的低，事实上它算得上是印度犯罪率最低的城市。
米尔斯海默：全球支配是个麻烦不断的处方，特别是其新保守主义变体奥巴马政府从上到下充满了自由帝国主义者，尽管很少突出大棒外交，并更强调与国际组织合作，但仍试图主宰世界。
白永瑞：东亚内外的“二重性周边视角”即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迫走上非主体化之路的东亚代表的周边视角，以及被东亚内部等级秩序所压抑的东亚代表的另一个周边视角。
人文学者分析区域问题
汪晖：尊严政治和平等政治的逻辑应该被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民族关系之中。如果不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力量改变发展主义的逻辑，在二十世纪的地基之上重新形成以人民主体为基础的公民政治，这个危机就不可能真正化解。
汪晖：在有关东北亚地区的战争与和平的讨论中，琉球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但常常为人忽视的地位。它既是冷战的构造，又是全球化的军事结构的体现。琉球问题甚至不仅是东亚的问题，它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发展在这个区域的集中的一个展现。
在探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必须正视这一概念的生成历史中所包含的衍生性、暧昧性、矛盾性-它们是具体的历史关系的产物，从而只有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超越或克服。
亚洲问题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亚洲历史"的再思考既是对19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重构，也是突破21世纪"新帝国"秩序及其逻辑的尝试。
--汪晖 "亚洲想象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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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流失文物： 1900年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年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先后闻讯赴敦煌骗得大批敦煌遗书及其它文物。1910年罗振玉等学者呼吁下，清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残卷悉数运京，藏京师图书馆。惟经办官员塞责，遗书留在当地也不在少数，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1914年英国斯坦因各有所获。
Marc Riboud 中国摄影作品：马克·吕布1956年访问中国5个月，57年和65年再度访华。大概因为他和中国的关系，越战爆发后，他是唯一获许进入越南拍摄的摄影师，从越南和美国两个方向记录战争的残暴。1979年他退出MAGNUM，90年代以后几乎年年访问中国。
摘要: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2010717&首先代表我个人欢迎大家，很久没有出席过这种规模和级别的大型学术会议了。我很荣幸被大家推举为大会主席，我也不常做&主席&，所以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对今日学术的思考。今天，大家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出席&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座谈会，面对众多的多学科的学者，我所说的难免班门弄斧。&&& 大家可能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来变得格外突出。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型商业机构的高管、大学校长，到各学科学者，都认为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尤其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说的，不是单纯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其次是一个我个人的、也许过分的观点，即，&理论已死&。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理论的年代，而今天，从某种意义说，冷战年代构成的理论已死。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理论之后的年代&&after theory，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前理论（before theory）的时代？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论之后，只意味着呼唤新的理论，呼唤着新的应答。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因为汪晖近年来的工作、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使他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被命名为一种示范、一个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将汪晖作为一个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并分享着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我们选择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切入点，更重要的为了通过今天会议的议题，深化思想与学术的工作。&&& 有一个说法，现在已变得有些&恶俗&了，&&&问题意识&。但是这个&恶俗&的&问题意识&，在今天变得格外真切的命题。我们到底应该提出怎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使用怎样的方法、使用何种的语言，选择哪些的径路，这些已变得相当急迫。&&& 大家在如此酷夏，来到如此炎热的北京，是因为我们大家分享着同样的紧迫感，这是因为我们对整个学术生产和学术格局的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时分担着一份深刻的焦虑。&&& 很多年没有出席过如此规模的同仁学术会议了，八九十年代初这样的会议并不罕见，这些年来，我们经历着学科化、专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规范、深刻学术生产的同时，也建筑了学科壁垒。今天这样的议题宽泛、跨学科的大型会议，是希望能有效地处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为了有利于我们的学术生产的，有利于思想的交锋，有利于我们共同的、对真理的追求。&&& 多余的话说完了，接下来的讨论我交给第一场的主席。&&&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同仁举办这样的会议。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汪晖先生的思想世界，这篇文章首先在台湾发表，在此我只是把这篇文章主要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我个人认为，自从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个剧变，这个剧变实际上从49年就开始了，不仅是後30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或者是自我的反思，这种认识往往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从近现代以来，面对着千年未有的变局，中国虽然一直不断的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所谓的中国，令人遗撼的，一直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與客体，这种主体性的沦丧与话语权的失落，不仅肇因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更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自从移植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之后，我们如何认识外在世界以及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模仿过程中被颠倒，造成主客易位，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在对方的認識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的西方，事实上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内在组织的一个部分。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早已无法跳脱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因为长久以来，這正是西方理解他者并且同时建构他自身的方式，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以及接受这个前提的话，我个人認為，所有的形式的反思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与肯定既有的认识框架。如果当代中国问题的框架事实上已经变成现代性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或許應該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的陷阱当中，勇于去面对这个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从早期开始一直到《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大卷书的出现，我认为汪晖先生的著作基本上或隐或显的在回应这个问题。在他的著作里面，他很少从纯理论方式阐释这个命题，而是透過思想與社会两者之间互动的过程，設法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去挖掘思想如何成为一种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去讨论所谓历史动力的问题。所以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不仅与超脱外在现实，专注讨论思想内部的作品不同，也与把思想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看法相异。前者是以&内因说&为代表，将思想孤立地視为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后者是以&外源论&为依归，将思想化約是&他為的存在&，这两種立場各异，表面上看起来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对思想构成性力量的遮蔽，也就是对历史动力的遮蔽。&&&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汪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而是在问题形成过程之中去展开，他反对任何不证自明的概念和假设，而是以&问题的架构&为主导提出他的分析。这样的一种提問方式，虽然将社会纳入他的视野，却与所谓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大异其趣。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史只是将所探讨的领域扩大，纵然强调思想上的语境化，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纳入，可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没有反思上述各个领域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这些领域之中既有概念的有效性，而且经常也并没有跳出线性历史论和单纯因果论的假设。&&& 汪晖的提问方式或許跟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学科接近，就是所谓的历史社会学。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在英语世界兴起，改变了以往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与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理论的通病，以长时段的范围与跨学科的思路研究过去，虽然它强调探讨社会如何运作变迁，可是作为社会学一支的历史社会学，虽然强调理论的重要，可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似乎跟社会史面臨的困境几乎相当的类似。所谓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往往只是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者抽离具体的语境，任意挪用理论，缺少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充分认知所使用概念的有限性，从而有时不自觉地陷入以普世性的概念化约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产生一种过度全称性的抽象化东西，做出超越不同具体历史经验范围的一些概括性的推论。&&& 汪晖最早是以所谓的矛盾性作为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以&个人一致性&的概念作为起点，去思考这种复杂的悖论性，之后這個問題意識又促使了他对中国现代史中&五.四&启蒙运动的再思考。面对思想纷然雜呈与互相矛盾的五四运动，他提出了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悖论性历史运动的框架。从讨论鲁迅的&个人一致性&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同一性&，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他所关切的焦点也隨著轉變。我认为他早期讨论所谓鲁迅的&个人一致性&時依然停留在各类思想本身的含义，换言之，只是属于從作品所呈現的内容层次上来立论，可是他以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研究五四运动，則是将先前的&个人一致性&概念更进一步的深化，将问题的核心轉而指向这些不同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与其合法性的过程。&&& 从&历史同一性&的问题架构出发，汪晖总结了五四启蒙运动所呈现的&态度同一性&的特质，之后又提出所谓&文化同一性&的范畴，更进一步将这个方法扩展至中国现代思想的整个领域，以此作为框架讨论产生现代性悖论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意义。&&& 以&一致性&所開啟的&同一性&问题架构反思各种悖论性之所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是从鲁迅研究开始一直到他后来作品的主题，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这本书新版序言里面，汪晖以事后回顾的角度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研究的起点，这点对我至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他倒不是说鲁迅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他思想的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方向观察现代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线索&。&&& 汪晖讲的&同一性&概念，我个人认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什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而是说先于&是&，&是的本身&如何是可能的，换言之，不是什么是悖论性，而是悖论性如何是可能，在这个问题架构中，重点不是放在矛盾的内容，而是矛盾的前提，不是讨论矛盾的解决或者扬弃，而是矛盾是建立在何种可能性条件之上，这是我个人从认识论的角度認為汪晖思想中比较重要的特点。&&& 汪晖从中国思想與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展开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的方式，不是一种简单的抽空历史事实，任意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中既有的分析概念，也不是一种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去寻求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因为这种特殊性相对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特殊性，所呈现的无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普通与特殊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果只是将自身再次的东方化而已，不可避免成为西方普遍性话语内部一种另类的复制。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殊性的内容，而是在于我们如何进入这种特殊性方式的本身，在拒绝接受任何先验概念的同时，汪晖也拒绝了这些先验性之中可能暗含的各类的假设。&&& 由此可以看出，汪晖对思想进行历史性分析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線性的时间序列之中，寻求某个絕對的起源或者不断延续的实体，而是面对散落的历史碎片，从反复呈现的历史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聯性裡重新提出问题，重新组织新的问题架構。在断裂性的前提之下思考所谓的连续性，最终在问题形成的内在过程中，也就是從他所谓的「内在视野」去展示思想如何成为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 最后我认为，汪晖所提出的&视野&，不仅使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之中获得解放，同时也挑战了西方从19世纪以降人文與社会科学领域中既有学科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各领域中既存概念的有效性，更突破了一般傳統上所謂的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东洋史、东方学、区域研究等等对中国的认识。&&& 换言之，我个人認為，汪晖的作品不仅仅是使西方的普遍主义现代性去自然化与去神秘化，将其还原为各种特殊主义中的一支，同时也使所谓中国的独特性得以进入普遍主义历史范畴之中，获得一个真正的主体性发言位置，成为世界学术核心领域中平等对话的一员，与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各个历史主体共享与共创一个开放性与普遍性的论述场域。&&& &&我自己是搞经济学的，在座的大多是搞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所以我算少数派了。我个人和汪晖虽然接触不算少，但也只是对他的跟我研究领域相关的东西，有一些了解，所以总体上不如各位了解多。&&& 我只是以一个外行说点自己的感受。刚才锦华一开始说到了自己去美国的感受，我也有同感。我自己是做经济学研究的，跟国外的同行接触比较多，而且我也在组织一个中美经济对话，我的感觉是，中国想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国内的问题，关注自己的问题，不把自己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在过去，国外研究中国，多多少少只是一个了解的过程，是国外的学者来了解中国；现在，我们的需求应该完全改变，我们需要互动，而不是单方向的输送。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小，我们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在现在来说，不管怎样，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了。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近40%；对于很多国家，中国是它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世界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参与世界事务。我们的官方定位还是&韬光养晦&，当然现在又加了几个字，叫&有所作为&。但是世界不满足我们&有所&作为，而是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作为，一定要参与。这一点我的感受非常强烈。我到欧洲、美国开会，西方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捞经济利益，而是要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然后要遵守世界的规则。对于我们学者来说，需要完全不一样的要求。以前我们只是被动的，人家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只是提供一些材料给他们看。并不是只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此，经济学也是一样的，人家到我们这儿来，只是采集一点数据，拿回去做点案例研究。刚才台湾同仁说了，我们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他们握有普遍的理论，到中国来，只是检验一下而已。现在我觉得世界变了。这跟中国崛起有关系，虽然中国崛起该怎么定义还是个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一个事实。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最早中国将在202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是躲不过去的。但是在国内，我觉得我们学术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变了。有一部分人装作不知道，抱着&我在中国做自己的事情，我关注中国的事情就可以了&的心态，没有想到如何把中国呈现给世界，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变得极其重要。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总结中国经验的时候，非常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认为中国什么都是独特的，跟世界没有什么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汪晖在把中国呈现给世界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是参与到和世界的互动里头去了。他不是把中国完全作为一个个案、一个特例来研究，而是把中国作为一种能找到普遍性东西的这么一个场所来进行研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点上，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汪晖在海外的名气比在国内的名气大？很多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在国内做学问的人好好想一想。当然有人会说：&汪晖做的东西是给外国人看的嘛！&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的，更可能的原因是，他说出了中国的普遍性的东西。我虽然有汪晖的四卷本著作，但是说实在的没有时间细看。但是我感觉，汪晖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贡献。下面我说跟我自己的研究相关的两个方面。&&& 第一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论述。我不一定全部同意他对共和国前30年的论述，但是，至少汪晖对整个二十世纪革命的论述，我个人觉得，比我们国内很多人站的高度高得很多。由于革命离得太近了，我们有很多亲人死在不停顿的革命中，我们没有办法跳出来思考二十世纪的革命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听了汪晖几次演讲和看了他的一些文章，我认为他的高度超过很多国内学者的研究。我的理解是，汪晖认为，二十世纪的革命是中国由古代走向现代的开端，也可以说是必由之路。这点我完全赞同。&&& 第二是他对现行体制的研究。汪晖虽然是做思想史的，但是对当代问题也非常关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里对中国体制转变的概括。他说，中国已经从&党国&变成了到&国党&。以前我们说我们的体制是党国体制，即党领导国家；但汪晖通过研究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国党体制，就是说党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了，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我跟他讨论过这种国党体制对我们国家宪法架构和对未来发展的不良影响。他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思想，对我做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很大。&&& 总而言之，我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我只是想说，我们做中国学问的时候，应该有汪晖那样的眼光，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我自己把汪晖作为一个榜样，希望自己做的研究，也像他的研究那样，把中国不仅作为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作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对刚才台湾于教授的发言，我有很大的同感。我想从自己在美国的教学语境中，简单谈一下汪晖的学术和思考的意义。这个教学语境就是刚刚于教授讲的（西方）&中国研究&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的语境。我这次回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看了一些在国内订阅的报刊。注意到，《中华读书报》去年9月份汪晖一篇《让中国说话》的文章，是一本书的前言。觉得这个题目很贴切，可以用来标示他的学术写作。来北京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天涯》杂志上贺桂梅和沈卫荣教授的文章。想到这些思考是国内学者与汪晖的互动。我想，这些讨论说明国内一些学者认识到汪晖的思考里那些重要的东西，是中国学者之间的对话。我觉得这种中国学者之间的良性的互动和对话很重要。有助于把中国问题带出一种现有的&中国观，& 那种我比较熟悉的角度和观点，那种在不断重复中成为&常识&和潜意识（而需要质疑和挑战）的东西。我在西方学的尽管不是&中国研究，&但是后来教的是中国文化。90年代的时候，开始注意到汪晖的书和文章。对他的问题意识，由于自己正在思考的很多问题，感到很有意义，有一种较强的认同感，尤其是他的思考所显出的高度和挑战。觉得这些挑战可以在所谓的中国问题或者中国研究里引发对话。所以，为什么在西方或者美国，有那么多对汪晖学术思考的反应，我想应该是来自于对他提出的问题的认识，不管是同意不同意，但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汪晖写作对所谓西方的中国观，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视野和挑战。是希望把问题提到另外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的挑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怎么来理解，怎么来梳理。汪晖的书写，在现有&中国研究&的视野或者说目前的范畴里面，提出不少重要的问题和不同的思考，给我们带来一个对话，在西方的视野下直接互动的可能性。他所思考的问题不是简单传统学术领域里的东西，而是跨各个学科，在思想层面的挑战。在我的教学中，一直存在着如何解读来自中国的各种现代文本（文学，电影，以及其它文化现象和产物）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 &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代诉求在那些文本中的极其复杂的表现。教学的大背景，如上所述，当然是西方中心视野下的中国观。&&& 在接触到汪晖的写作以后，我非常希望有些能被译成英语，让我的学生去接触，尽管对学生实在是非常有挑战的。我很高兴胡志德教授和其他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把汪晖的东西翻译成英语，为我们教学提供了材料。在我开的一门关于中国与西方的讨论课上，我用过一两篇汪晖的文章。在讨论中，可以看出汪晖的思想、汪晖的很多观点，在进入美国大学课堂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复杂的反应。他讨论的问题语境是什么，在跟什么问题互动，在哪些层面上互动，其实很复杂。看似简单的本科生课堂，反映出的其实是美国社会和学界&中国观&的方方面面。单要把他的背景以及历史和当下的语境解释清楚，本身就很难。再加上他的一些观点在美国的语境中，有强烈的挑战性。比如说&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个观点。因为他指的不仅是中国，而是一个所谓全球化大视野的观点，它就让我的学生意识到美国这个国家或者说它的辐射在全世界的很多文化、很多逻辑里面的&政治性。& 但是要讲清楚什么叫做去政治化的政治，就很难，因为学生觉得他们国内的政治尽管问题多多，仍是最优秀的一种政治，怎么会同时又是&去政治化的&呢？这个要转变一种思维的角度或者逻辑的讨论，确确实实是一个挑战。在课堂上，我不觉得自己这篇文章用得很成功，因为要提供的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反思，以及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实在太多，很难在本科生课堂的层面上透彻的展开。但它至少在课堂里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国内学者的思考。这样的互动真的非常重要，但当然是也是很难的。在学术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立场，但是一般在西方，&中国问题，&大家都觉得必须关注，但是这个视野很少有挑战，如果用汪晖的一些文章来进行介入的话，可能会打开一些思路。&&& 我的感觉，汪晖学术思考上的挑战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面对的阻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个阻力不止来自于学生感到费解的背后的很多东西，同时还有现有世界的中国观的问题还有很多历史积累的问题，包括冷战的元素在里面，包括对中国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等历史实践的认识和评价。课堂里的实践让我认识到，来自汪晖学术书写的挑战遭遇到的阻力很大。但这也许从反面证明，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和分析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挑战的。我想起去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在其发言结束时说的一些话。他讲到，世界面临的新一轮的金融危机，非西方国家面对的将是西方国家可能作的稍微的改变，不可能有根本意义上变化的改革。对此，他用了一句斯瓦西里人的谚语，<span style="color:letter-spacing:-.25">&只有当狮子们有了自己的历史学家，狩猎的历史才会以狮子的视角书写。&他指的当然不只是指中国，而是全世界其他非西方国家如何挑战现有全球格局和结构。我想当今世界，需要的应该就是更多的&狮子们&的历史学家。汪晖的学术思考可以说是这方面一个来自中国的贡献吧。&&& 谢谢。&&20089020004&&& 20083.14&&& intellectual level is above most of us&&&56&&&& &&& &&& 8080&&& 90&&& &&& &&& &&& &&領导性意识形态具有反思性与抵抗性从民间的政治思想话语的建构问题不同的有批判性与未来展望的政治社会思想或是关係性塬理?歷史性课题的结果?(Orientalism)/冷战性(cultural cold war), .200521&&&
90&& 90(), ? 歷史()復塬意识的所産?立场来看? 流动(勞动与结婚的重新构成中的亚洲), , () .歷史性不平衡性的状态不平衡性的方向,?&&&&& &&& &&& &&& &&& && 30&&& &&& &&& &&&20&20&202020&&& 901989&&&
201990&&& &&& ()&&20&&& &&& 21&&&&& &&&&& 90&&& 9090&&& &&& &&& &&& &&2090&&& 8030800-908090&&& &&& 8080/16&&& 90908018-19&&& &&&1390&&& &&& 97&&& 80&&& 1313&&80-&&& &&& 80&&& 90&&& 2030&&& 809080&&& 902000&&& 200180909496&&& 80&&& &&& 15080&&& &&& 15&&6.4&&&&& &&& &&& &&& &&& &&& 90&&& &&& &&//199080&&& 2010717&&&&108060206080&2200520019112004052005&3&&& &&& world-historical&4&&& 1964 &5&&6&&30&&& &1940100603030&&& 1006030&&& &&&&& &&& 1993&&& &&& &&& 9293&&& 80&&& &&& &&& &&& &&& &&&&& 2007&&& &&& &&& -&&& &&& 20&&& &&1994&&& &&& &&Perry Anderson20089090&moments early modernity&&&&&& &&&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不在学院里工作，不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所以可能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跟各位老师不一样。我接着海裔的说法来讲。这些年来，左翼在理论上进步非常大，非常快，但是具体的操作层面的事情是不够的。从2000年以后，我一直比较关注公共问题讨论。但是从直观的感觉上说，1997年以前的辩论里面，包括自由化、MBO、三农问题，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在辩论主义，没有到问题的层面。然后到了07年读书换帅风波的时候，已经到了人格攻击，打恶仗的程度，我觉得水平倒退了，公公辩论的品质下降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是98年，当时正是国企要&闯关&的时候，搞MBO什么的。当时流行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哲学这些学科都是没有跟上的。我的专业是法学，但是我们当时看到上课，老师给我们上课不是讲法学，而是讲经济学，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以为法学跟经济学差不多。当时看到的书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的，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天然的自由主义者。2000年的时候，我上大二，互联网比较普及了，我很很高兴地到网上去跟人交流。跟自由主义交流的时候，别人都说我是新左派，说我跟汪晖接近。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汪晖，也不知道什么是新左派。既然别人说我是新左派，说我受汪晖影响，我就重新回去读汪晖，才发现汪晖更有说服力，思想上的冲击力更强。我有一个从右到左变化的过程，我想，在我们1990年代以后上学的这些人里面，这是比较有普遍性的，我们从右往左转过，对保守主义的经历也曾经很关注过，最后为什么还是选择了与自由主义不同的立场？我讲这个是为了讲超越左右的主题，超越左右是不可能的。具体到汪晖，我这样的人恰恰是通过读汪晖，才理解了左翼，甚至越来越左，怎么可能超越左右呢？我们在跟别人辩论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问题是在不断的重复，通过不断的重复强化自己的政治立场，实际上自己对问题的观察没有深化，只是在主义上自己的标签越来越明显，自己的旗帜扛得越来越高。左翼在理论上提高比较快，右翼跟不上，最后就走下三路去了，倾向于人身攻击。这就比较麻烦，讨论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相关的研究。比如西藏问题，西藏出了事，后来新疆出了事，还有缅甸出了事，我到处找资料找不到，西藏事件的时候能找到的就只有《天葬》，后来才看到了汪晖谈西藏问题的文章，觉得很兴奋。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出现了，我想，这就是汪晖的贡献。&戴锦华：当我们讨论&超越左右&的时候，触及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的问题。所谓左右，首先涉及的，是冷战年代的记忆。冷战时代，左与右直接联系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一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权、政党占据了使用左翼称谓的全部&特权&，一边是霍布斯邦所说的&特殊&情形：自称&自由世界&的全球右翼势力第一次&夺得&了&自由&&&这一始终由左派执掌的旗帜。在这种历史前提下，80年代，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自觉地选择&右翼&立场，以&右派&为某种光荣称谓。我重复谈到的一个例子是我的亲历。1988年的一次电影的学术会议上，来了一位台湾学者，主持人介绍他是台湾左派，会场上一片静默。主持人立刻补充说明：台湾的左派就是大陆的右派。大家便立刻了然，全场鼓掌。这个当年充满默契的、怪诞的等式，表明了一个有趣的历史情形：两大阵营内部各自对抗强权的斗争；但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将左派等同于右派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思想混淆已经在形成之中了。1995-97年，当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分化，&新左派&是一个十足的&脏字&，说你是新左派，是将你污名化的有效手段。这种效果今日犹存。我想，这是中国颇为特殊的冷战遗产或曰债务。&&& 其中更深远的历史脉络来自于欧洲现代史，在法国大革命之中形成的&左&、&右&派别，特指左派&&直面社会苦难、直指社会问题，呼唤激进变革；右派&&维护主流秩序、保守温和，强调在体制内部进行微调。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自由，而非自由主义，成了左派的旗帜和乌托邦理念。&&& 在中国当下的现实当中，这多重线索仍然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左派与右派的确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分歧关乎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 今天我们在这儿讨论&超越左右&的时候，强调的是如何应对一个全新的格局：冷战终结、西方世界不战而胜，世界一极化，美国帝国似乎坐稳了天下；同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向西欧开放了尚未被资本化的实物经济空间和巨大的市场，造成了欧盟（以欧元为其关键）才出现。但是接下来9.11，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海啸，美国帝国陷入了二战以后空前的危机。此时出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全球化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整个世界格局进入到资本主义再度逐鹿环球的时代。但是环境危机、能源危机显现了资本主义&无穷发展&之梦的绝对瓶颈。&&&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才提出如何重新定义、超越左、右问题，当每个人自称左派、右派的时候，他们也许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你是否需要回答：无论你自认是左或右，你的社会诉求是什么？你的未来想象是什么？你对中国问题、全球危机的思考和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自己认为，汪晖的工作是对这样一种超越性努力的开启。谢谢大家！&（茶歇） &&Naoki Sakai&&& Eurocentrism: &&& 08 &&& &&& &&& 03critical consciousness&&& DirlikJoseph NyeJoseph Nye&&&
&&& &&& &&& &&&&& &&& 42&&& 501957Egerton Herbert Norman&&& &&& &&& 1942&&& && &&&& 1/3&&& &&& &&& &&& 1957&&& &&326&&& &&& &&& &&& 1990&&& &&& &&& &&&&& &&& &&& &&&&& 19951997&&& 2006&&& 933030&&& &&&&& &&& &&& &&进展也可以看到，的确，这几年，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爆破、有突破；也可以说，左翼是有些&突击队&了；但是，从整体来看，左翼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整全性的视野，还是&破&多&立&难，尤其是在应对当代世界、&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造世界&的那样一种能力上面，还是颇有一些困难的。另外一方面，是右翼的问题。很显然，就像戴锦华先生刚才所说，右翼事实上是有一个整全性的、整体性的资本主义作为有力支持的，这是从大局来讲。而从细部来说，比如我所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个学科，你不难看到，是怎样的一些论述依靠学科的体制占据着主流；再比如，我们现在的媒体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能轻看了右翼。的意义上，一定有&左右&；在最后的政治立场问题上，也肯定有左右，而且，是没有办法超越左右的。但是，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上面，&左右&二分似乎已经意义不大。我现在喜欢一个说法，与其称&左派&或&右派&，不如说是&复杂派&或&简化派&！&&我想把我刚才没来得及说清楚的问题再补充两句。大家比较关心左右翼的问题，立场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我也关心，假如我们不谈现实的话，我觉得有这个关心好像也就够了。可是一旦谈到现实，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关心会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我看到过很多次，比如日本的运动派人士，那是老左派，他们是最早提出来我们要坐下来，他们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批判运动，我们要坐下来跟右派聊，因为我们搞不清现实的状况是什么了。&&& 我刚才举的日本的例子可以有很多种理解的方式，我自己的理解，作为一个研究者，在学院里工作的知识分子，我们要给现实一些贡献的话，那么这个贡献可能是一种间接的实践，而不是像想象那样，我们发表一通言论，这个社会就变了。这个间接的实践当然有很多种，从我自己专业训练的角度谈，我觉得有可能是给历史事件乃至历史造型。所以我说，一百年以后的学者会怎么看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给这段历史留下什么。确实我也支持刚才倪文尖讲的问题，就是人们可以分为简化派和复杂派，我要补充一句，简化派未必总是错的，复杂派也未必总是对的，但是问题是，现实是什么，甚至在有些场合下，我们知道传媒给我们的大量的信息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单纯，可能简单的是我们，而不是传媒，可能偏狭的是我们，而不是传媒。如果我们把现实的复杂性估计清楚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视野里面，那个所谓的立场才会有意义，不然的话，非常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从立场和既定的斗争需要出发，我们去演绎现实，于是现实给我们的很多机会，包括修正我们思考方式的机会，我们都会错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大叙事和具体的个案分析同样重要，大叙事需要理论，具体的经验研究更需要理论。&&我受托转告有几位希望出席、但未能前来的学者，分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林春教授，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鲁索教授和东亚语言文学系的鲍夏兰教授。他们送来了书面发言，没有时间代读了。我们的会议的诉求是开启某些学术话题，开启严肃的学术与思想交锋。他们的书面的文章，作为学术的现实，已经成立了。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三分之一的学者也撰写了书面发言稿，我认为这次会议比我近年来参加和主持的会议都更扎实。&&& 我想继续孙歌的话题。刚才说到左、右议题，对大家的观点做简单的概括，无外是在说左右不可超越的或左右必须超越。我们是否只有两种立场、两个角度、两种选择？我自己始终非常警惕一分为二、二者择一的表述。换个角度看，也许不是左、右，而是主流和边缘。所谓边缘，从来不具有同质性；所谓主流，也从不是铁板一块。边缘和主流并不是恒定的二项对立，而是一个互动与演进的过程。我自己近十年来一份亲历的经验是，我自己较早地参与了中国新乡建运动，只是作为一个志愿者。相关的学者、行动者在此之前已做了多年的抗争和努力，争取减免农业税、大声疾呼三农的问题。但我参与的时候，仍是势单力薄，人微言轻。我自己则经常受到公开的或隐晦的指责：不务正业，你一个做文化研究、电影研究的学者搞什么三农问题。但在公众感觉中似乎是突然之间，党中央认定&&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于是主流便全面接管了这个边缘话语，于是，震天动地，一呼百应。两年前，我做社科基金的评阅人，我评阅的21份课题报告中，做文学中的农业合作化、三农问题研究的提案竟多达15份。那一刻，我有深刻的荒诞感和啼笑皆非感。可以看到，孤独边缘的声音坚持抗争，见批判性建构的思考可能如此孤独，几近绝望，或许峰回路转，边缘处的坚持影响到了公共政策的改变，影响到了主流，间或成了主流，对我来说，那一刻我可以放下这个话题了，尽管我依然坚持介入性行动。&&& 所以我说，一种批判的声音、一种批判性建构的思考，永远是少数的声音，主流的声音永远是最响亮的，永远是为现行的制度辩护。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左右，无外乎一个直面社会的问题，揭示社会的问题，力图寻找解决和改变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和方案；如果暂且没有解决方案，我们不妨大声疾呼让人们关注这一问题，从思想上、学术上、进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曼海姆的定义：乌托邦无非是早产的真理。&&至少这正是我们举办这次会议的初衷。我想利用主席的&特权&来强调这一点。否则我们又会纠缠于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进步了，谁没进步。&&& 有些时候，&右派&进步得好快，当他们接管了你的话语，将其制度化的时候，他们好快。因为那时候他们会获得更多资源、机构的支持，会做得更完善、更细致。对我来说，我被人骂作左派，如果左派就是边缘坚持的批判与批判性建构的声音，左派就是永远站在弱势者一边，那我乐此不疲。因为我认定批判、直面社会问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份。如今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经常加上很多前缀：公共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我想说：不必吧，如果我们还是回溯到法国，左拉发表&我控诉&的时刻，回到这个词诞生于欧洲的那处时空，那么知识分子是什么？知识分子是面对强大的主流的势力，去发出反抗、批判声音的角色，一个功能角色。如果你履行这个功能，你就是知识分子，不管你读了多少年书。你不履行这个功能，你就不是知识分子，也不管你是不是教授、专家或者学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知识分子，每个人都可能选择去做知识分子，同时，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请你准备承担全部的代价。&&& 今天的会议，超出我的预期。除了我们把汪晖作为一个个案，试图回顾我们20年来所经历的过程，再度探讨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之外，我们不期然的收获是，今天在这个会场中浮现出的是一个真实的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我感到每个人在谈汪晖的时候，也是在谈自己，具有个人的、也是学术反思的特征，在今天这个场域中我们分享的是思想，是体验，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经历过的过程。一个思想共享的社群。&&& 80年代以来，反思这个词连篇累牍，震天动地，但是我一直在强调，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因为反思是沉重的、疼痛的，有时候是伤筋动骨的。但是今天我们的确在开启一次反思的历程。&&& 我之所以感到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学术共同体、思想共同体、知识共同体之中，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同仁性的会议，大家在基本的共识、基本的分享上走到一起来，我才不忌惮我是否资格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一个小小的声明，我感谢、欢迎今天所有前来的和不克前来的朋友，感谢你们。如果对这次会议有任何诟病，我承担责任；如果这次会有所成就，或留下了学术印痕，我不想欺世盗名。我坐在这里，只因为作为北京人，北大人，聊尽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今天大家在这里讨论汪晖的学术，是一个当下的话题，也是一个长久的话题。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一百年前已经被人们触及，也许一百年后还会被人们重提。我们都会知道，回身反观，不难获知：历史很长，生命很短。更不必说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些插曲，此时看起来铺天盖地、遮天蔽日，明望去恐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噪音。毕竟，学人以文章立身；而且，&文章千古事&。我的学生说：老师，你的想法过时了。但我仍然坚持：读书人为什么要做读书人？是因为有此爱，你从中得到了快乐、满足和幸福，进而，你读书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如果我们工作真有价值，我们就加入到了延续文明长河的努力之中。我们能否最终抵达真理？我没有任何把握和奢望，但是一代一代人前赴后继，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我为在这个路上跟大家同行深感荣幸。&&& 再退一步，学术是什么？学术对我来说，首先是智性的挑战，是一个崇高的智力游戏。但是要使这个智力游戏不仅仅是自娱，进而防止其沦落，我想，我们无所依凭，任何的体制、任何的规范都不能保证我们不堕落。那么，我们靠什么？靠的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保有最朴素的学术良知。最后我把大家高水准的讨论落到一个很低的位置上，因为我想，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划出并且坚守底线的时代，这是我们共享的一个最朴素的基础。&&& 所以再一次的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附录：伦敦经济学院林春教授书面发言稿&汪晖大量著述对中国及亚洲的历史与思想史、中外思想批评交流、当代中国的思想斗争等等有着领先、原创、系统性和多方面的贡献。尤其在相关的理论问题上汪晖常有独特的批判和思考。他所涉猎的广度深度都非我所及，以下仅在政治理论领域他的主要著作之外试举几个尚未受到更多关注的例子。&1．民族国家与族群问题汪晖的讨论是在世界史的广阔视野中使用多向比较的方法展开的。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５－７章和&亚洲想象的政治&中，他详尽分析了&帝国&与&民族&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指出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中国的形成，未曾经历一个在许多其他国家发生的帝国解体的过程，而是继承了以往帝国的疆域人口、族群文化和大一统治理。按照西学民族国家的逻辑，在17世纪清朝版图上，现代转型应该导致多个民族国家的兴起。然而历经20世纪的共和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成为屹立于东方的一个独立统一的主权国家，实行分权与集中并举、多层次拟联邦制的民族区域自治。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而难以契合规范的民族国家框架。当然，&文化和政治共同体边界一致&的民族国家定律来自早期资本主义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通过财政-军事手段而取得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政府的经验。并且这一定律已经为当今世界的两大基本事实所挑战：一是内部的多民族多文化认同其实早已发生在众多的现代国家；二是帝国主义劫持了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政府，形成新型的帝国霸权。如此，单一的民族国家模型不但陈旧，还与帝国主义产生共谋。汪晖的贡献在于揭示知识生产中的权力政治。对欧洲起源的社会科学来说，作为古老文明载体的帝国与现代民族在西方以外的重叠既是对一种&反常&国家结构的现象描述，也是对一个有异于欧美政治的落后制度的概念提炼：&帝国&标示前现代和专制主义，与进步和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反差。然而，他说，&&中华民族&不但是指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且也是指在近百年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的政治实体&。亦即&国家主权的单一性与以人民政治为中心的社会体系的形成是区别于王权条件下的朝贡体制的关键之处&。这里，在&帝国遗产、民族国家与社会主义价值的综合&中，汪晖尤其在意主权的界定。既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使中国进入现代的民族共同体，那么经由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而整合起来的中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崛起，就规范性地定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中国革命的普遍意义也由此为根本意义上的民主，即人民主权的理念所展示。这个理念及其相应的制度建设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石。同理，作为公民共同体的人民主体和主权的失落必定动摇这一基石，造成合法性危机。这不仅是当前阶级矛盾和社会抗争的根源，也是民族冲突激化的一个基本背景。因此，处理民族关系，在制度设计之外，还要考量现行社会政策和民族政策中人民缺位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政策层面，民生固然极其重要，却并不能取代国家的独立自主，更不能等同于人民主权。<span style="color:black">思考中国的内部关系，汪晖看到各民族自身的多元性，指出&多元一体同时适用于中华民族、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不同族群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区域中可以保持各自的文化身份，有分有合，和而不同。他的中心论点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性质，对被压迫民族的深刻同情从而民族平等、团结和国际主义的原则，成为革命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对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坚持正是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制造民族分裂的回应。以西藏为例，他认为人民主权这一新社会主体性的产生，将旧西藏的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话语所渲染的汉藏关系问题转变为社会解放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为有效确立合法性和认同感的制度创新。当然，&西藏问题&极其复杂，与殖民主义历史、冷战和后冷战时期西方的对华战略和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内外关系的发展紧密相关。其中的难点之一，在于西藏的改造从一开始就不是或不能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族群特别是宗教等问题毕竟无法简约为阶级对抗和斗争。&我的批评是，面对主要来自西方的指责和偏见，汪晖为了阐明以上立场，对现行政策中的大汉族主义包括不顾民族情绪的发展主义等做出让步。他主张反思经济增长的逻辑与西藏危机之间的关系，但又说&招商引资、社会流动、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社会形成的基本要素，而旅游更是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基本手段。从发展的角度说，这些现象无可厚非，迁徙和自由流动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就不免避开了对改革中移民潮、商业化、干部质量和安排、宗教文化保护等方面必要、深入的政策检讨。他对海外中国留学生抗议活动作尊严政治的分析也没有错，但更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尊严同时也必然是藏族的尊严，维族的尊严，一切少数民族的尊严；年轻一代中缺少人民主权意识的民族主义是有问题的。赞同汪晖的结论：&如果认为西藏暴动（和新疆冲突）只是政治阴谋而没有深刻的社会基础，会导致错误的判断。西藏危机（和新疆危机）是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普遍危机的一个部分&。&2．地区政治与国际主义视野<span style="color:black">从欧洲藏学到视中国为一个&假冒［现代］民族国家的［前现代］文明&的美国学界经典，东方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在东方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知识框架里，亚洲地区复杂的民族文化关系因不同于欧洲民族主义而无法得到理解。汪晖特别分析了中国周边朝贡体系范畴中政治体之间的关系，指出其亲疏远近与主权概念所规范的民族国家的内外观遵循不同的规则。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由此包含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主权逻辑的世界观。这里要当心即使是修正了的传统主义的迷思。例如欧华对立的帝国模式，即侵略扩张的欧洲帝国相比于自融自保、乃至和谐正义的中华帝国。这样的叙述磨平了预想的批判锋芒，陷入一厢情愿的自我东方幻象强化。讴歌旧中国，缘何新中国？又怎么解释中国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琉球印象&是篇以小见大的杰作。汪晖找到一个极为有效的批判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一方面，在亚洲区域的历史关系中，琉球的地位背离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模式；另一方面，琉球问题又源于普遍化了的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法则。对琉球战争记忆和现实诉求的多重梳理同时揭示了国际法的帝国主义本源 & 琉球是霸权的见证：&包括今天美国的金融霸权和诸种霸权都是建立在它的军事霸权和国家霸权的基础之上&。汪晖对琉球社会运动来龙去脉的细密考察不但澄清有关的历史记述，也为新的区域-国际关系开辟了想象的空间。&在&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 & 关于60年来的中国经验&中，汪晖谈到不但琉球，不但日本，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中多数国家其实都不享有完整的主权。中国是个例外。通过与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中国不但历经艰险而捍卫了自己的主权，其独立自主的国际路线还推动了冷战两极结构的解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去冷战&力量。汪晖没有重视的，是中苏交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摧毁性打击，以及中国的实用外交因与一些反动政权发展关系而对当地革命和进步力量造成的牺牲和破坏。当然，这牵涉到民族利益与国际主义的权衡冲突，包括&社会帝国主义&之类的理论难题。但由此而结论&中国对于冷战的终结和世界和平，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却多少沿袭了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的思路。讨论&亚洲谱系&，汪晖写道，&在黑格尔有关世界历史的叙述中，神秘主义的东方正好借助于普遍历史的叙述而被凝固在历史的深处了&。在西学的知识系统里，亚洲的构建不过是欧洲自身构建和欧洲对世界再构建的一部分。这套知识灌输的不仅是西方的优越，更是资本主义的优越。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格，那么也只有指向社会主义再出发的理想和运动才能取代资本主义虚假的普适性。在&东方&，面向普遍主义的立场因此是重新建构世界历史的一环，其中真正普适的价值需要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有关自由解放的言说中得到规范性的表述。汪晖说得好，对亚洲的再思考，包括重新提出&中国现代国际主义的传统&，是对以资本主义目的论为基石的&世界史&及其欧洲叙述的颠覆。3．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晖对当今世界&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批判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左翼话语已经在很多领域接过他的观点运用于具体的批评实践。其中关于&政党国家化&等问题，汪晖的一些观察有很大争论余地，但他至少不赞成所谓中性化国家的概念，指出革命后国家的政治前提不可能是中性化或中立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曾经致力于缔造一个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国家，但在改革转轨的冲击下，&如何让国家能够成为普遍利益的代表，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尽管&普遍利益&是个非常模糊的提法，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甚至是理论错误，汪晖的论点很清楚，即要求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这样的要求亦是对民主的坚持。&他追问：如何在全球化开放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的自主性？如何让普通民众的声音在公共领域和政策层面获得表达？&如何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协商机制和官民互动不断对国家和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如何广泛地吸纳国内和国际的力量以形成最为广泛的民主&？构思中国的民主道路，他提出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革命传统中对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信念如何转化为现时条件下的民主诉求？第二，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体制民主化；如何在政党角色发生变化后，保证国家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三，如何在社会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民众社会获得政治能量，以克服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状态？简言之，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和内部的深刻危机，什么才是人民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在民主国家普遍民主欠账的背景中，汪晖也认识到中国探索的全球意义。　&不过，某些特定情境下的&去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政治&针对不同对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比如许多对印度、非洲和中东冲突的研究，就同时讨论政治化的政治和去政治化的政治。因为无端的政治化挑动一般的民间摩擦，激化矛盾，把内部矛盾敌我化。在这个意义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时需要去政治化，以便维护团结与和平，打击暴力行为和分裂势力。在对国内民族关系的分析中，也有言之成理的去政治化主张。当然这类主张本身，却是高度政治化的。&批判去政治化的政治，代表了汪晖透视现实斗争的眼界和理论水平。中国的形势不容乐观。多少曾经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草根民主派失望、放弃、或者接轨了。汪晖却始终如一，在狂风恶浪中不畏缩、不动摇，不后退。他的勇气和诚实，他的建设性正面立场同时又绝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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