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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刺客列传 专诸》中的游侠与刺客都有哪些？
你知道司马迁为什么要给游侠和刺客单独列传么？当时他们的差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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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学过一篇古文叫《唐雎不辱使命》，学完之后我对唐雎这个人物没有多少感触，倒是对其中一句“……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理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产生了很大兴趣，读了相关书籍后对刺客产生了一点小感悟。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刺客，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更是涌现了一批人名垂青史，为后人所敬仰。
荆轲，专诸，要离，豫让这几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刺杀的对象都是春秋战国各国贵族或国君，刺杀的初衷或是出于国家利益，或是出于报恩，或是出于朋友情谊，他们的出现为那个动荡的时代增添了不少神秘与悲情。
《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全文共五千多字，“荆轲刺秦王”的典故就占了三千余，更是多次被搬上荧幕、舞台被改编成电视剧、话剧等，其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更是成为千古名句。“荆轲刺秦”在民间已经是家喻户晓，这里就不再赘述。
（一）专诸、要离
吴王阖闾，名公子光，夫差之父，就是在专诸刺死王僚后夺得王位，又在要离杀死庆忌后稳定王权。
专诸，春秋吴国人。史书中记载原是一名屠夫，身材魁梧，万夫莫当之勇。
当时的吴国国王是僚，其堂兄公子光想夺其位。伍子胥得知公子光的想法后就将专诸推荐给了他。公子光断定专诸能够帮他完成夺取王位的心愿，便厚待专诸。在吴王僚派兵攻打楚国的时候，公子光认为这是一个刺杀吴王僚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恳请专诸刺杀僚，并答应专诸帮他打理后事。
专诸受恩与公子光，决心与公子光生死相随，却挂念死后家中老母无人照顾。专诸的母亲在得知专诸顾虑后毅然决然的在家中自缢。而专诸知道吴王僚爱吃烤鱼后，又特往太湖边学得一手烤鱼的好手艺，并托名匠打造“鱼肠剑”藏于鱼腹，见机行事。
公子光依计宴请吴王僚，厅外埋伏武士，而王僚也派出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到了公子光的家中。推杯换盏之际，公子光谎言身体不适退出酒席，这时专诸献上内藏着鱼肠剑的烤鱼，走到王僚跟前，掰开鱼，用鱼肠剑刺死王僚。自己当场被王僚的侍卫剁成肉酱。
吴王僚死后，公子光为王，就是吴王阖闾，并拜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在吴王阖闾登上王位后，王僚的儿子庆忌逃亡卫国。庆忌号称吴国第一勇士，骁勇善战，在卫国招兵买马，伺机为父报仇。阖闾得得知后忧心忡忡，决定派人杀死庆忌，除去心头大患。
这时伍子胥又向阖闾推荐一人，此人就是要离。
不像专诸身材威猛，要离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却胆识过人，平日以捕鱼为生。
在答应了阖闾刺杀庆忌之后，要离为了得到庆忌的信任，采用苦肉计。先是“戏言”阖闾&，被阖闾下令砍断右臂，关入监狱。后依计在伍子胥帮助下成功越狱，跑到卫国投奔庆忌。阖闾听闻后再次“愤怒”，杀要离妻子，焚尸于闹市。庆忌探得虚实后对要离深信不疑，视为心腹，命其训练士兵，以备日后讨伐阖闾。
不日庆忌沿水路讨伐吴国。要离与他同船，趁庆忌毫无防备之际以矛刺其心窝。虽命中，庆忌却未当场毙命，忍着剧痛提着要离吊入水中，又将要离横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士兵赶来要杀死要离，但庆忌却赞要离乃天下勇士，不能一日之内死两个勇士……命属下将要离送回吴国。而要离却投江自杀，被庆忌属下救起。要离投水自杀不成，慷慨陈词后从士兵手中夺剑先自断双脚，然后自刎。
我相信谁都明白刺君的下场，换做是我，就算给再多荣华富贵我也不愿拿家破人亡去换。在那个乱世出豪杰的年代，荆轲答应了，专诸答应了，要离答应了。为了刺秦，樊於期自刎献出头颅，荆轲才得以见秦王；为了免除儿子后虑，专诸的母亲也义无反顾选择了自杀；为了获得庆忌的信任，要离先断右臂，再丧妻子……
我曾经一度认为，刺客的这种行为，就算是出于所谓的义气或感恩，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于今日恐怖分子，自杀式爆炸的心灵扭曲。当然，我们不能对所有刺客一概而论，或者以偏概全。荆轲刺秦，尚可理解因为国恨家仇，是一种为了楚国前途与命运的担当；而专诸与要离，且不论吴王阖闾对他们后人会有怎样的恩惠与报答，他们与王僚、庆忌本无怨无仇，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却成为阖闾的政治棋子，成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这种行为表面上看与恐怖分子几乎一样，虽说阖闾对他们也有知遇之恩，但更像是雇凶杀人！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过普通人的生活，继续当屠夫和渔夫，平凡的过完一生，何必要卷入这场吴国王室内部的政治斗争之中？
（二）豫让
豫让，春秋时晋国人，先后委身于晋国贵族范氏，中行氏，不得重用。后投奔晋卿智伯，才得到尊宠，两人关系很密切。在豫让境遇逐渐好转之际，智伯决定攻打赵国赵襄子，却被赵襄子联合韩、魏反灭掉。最终赵韩魏瓜分了晋伯的领土，而且赵襄子一直对智伯恨之入骨，“漆其头以为饮”，豫让逃到深山之中，感于智伯的知遇之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
豫让与荆轲一样，最终刺杀失败，自刎。我觉得他的行为所表现出的气节，完全不同于前面几位。如果对于专诸，要离的行为与动机尚存分歧，那么豫让则完全体现了“义”的本质，是他让我对刺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为了刺杀赵襄子，他更名改姓，伪装成受过刑的人，进入赵襄子的王宫修厕所，终日将匕首藏于胸前，伺机行刺。一日赵襄子去解手，来到厕所后，也许感觉气氛不对，便抓了修厕所的人，才知道是智伯的旧臣豫让。而豫让被审问时更是直言不讳的说要为智伯报仇。赵襄子周围的侍卫要杀豫让，赵襄子却说：“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便将豫让放走了。
可豫让依旧不死心，为了刺杀赵襄子，他浑身涂漆，引得满身疮疖，吞下木炭，破坏自己的声音，烧掉自己的头发与眉目，毁了相貌，化身乞丐沿街乞讨，为得就是不让赵襄子认出他来。连他的妻子都认不他出来了，一日他的朋友见了他成这般模样，叹息道：“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说：“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一日，赵襄子出行，豫让埋伏桥下，襄子过桥时马突然受惊，怀疑周围有杀气，就让属下四处打探，果然发现豫让在桥下埋伏。赵襄子责问豫让：“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回答道：“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赵襄子深受感动，却觉得自己不能再放掉豫让，便让士兵将其围住。豫让知道自己求生无望，便对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原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赵襄子答应了他的请求，便将衣裳脱下来交给豫让。豫让拿剑刺了几下后完成心愿便自杀了。
豫让，我认为是最能体现“义”的刺客。
作为一个刺客，他是有道德底线的。没有像要离那样采用苦肉计去接近赵襄子，他认为怀着二心去投靠别人就不忠不义的，依然采取他那难度极大的行刺方案，为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坚持要以敌人的姿态去行刺。我认为这是豫让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他是一个刺杀失败的刺客，但是这个失败的过程成就了他的人格。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刺杀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对于仁义道德的追求，他最终只是在赵襄子的衣服上刺了几剑便自杀了，也算是完成了他的遗愿。豫让整个刺杀的动机、过程、目的不同于荆轲、专诸和要离的精心策划和背后强大政治势力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一段“愤青式”的了断个人恩怨。但不管他是“国士”也好，还是“愤青”也罢，他身上那种不肯苟且偷生，不避危难的精神，却应当视为是对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张扬，对宿命的抗争。“春秋无义战”。刺客不是杀手，他们有自己的底线，具有杀手没有的情义，“士为知己者死”，将生死置之度外，无不令人钦佩。
刺杀是偶然的，但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这群刺客们或是为了国家，或是为了报恩，或是为了个人恩怨。不管后世如何评价，至少他们身上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我们当今社会所缺乏的。这种牺牲，不是我曾经狭隘的理解为像恐怖分子的自杀式爆炸的心灵扭曲，是一种“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的优秀品质。我们很难站在今天的价值观上去想象那个时代刺客内心深处的想法，毕竟我们处于和平年代。但刺客就是这样一种人，很难让人理解，却又让人非常敬佩，也只有在那个战火纷飞的乱世，才会涌现出这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国士！
注：文中黑体字均引自《史记&刺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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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太史公《史记》游侠列传。哪位比较懂，讲讲。
从春秋时期开始，社会上产生了一种并无贵族身份，但却习惯于在腰间别上一柄剑，然后孤独地游走于乱世刀锋之间的“非主流”佩剑人士，这个群体有个听起来并不太光鲜的名字：私剑，要理解这一群体的形成，咱们还得重新回到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在客观的生存环境上有三个要素促成了这类人产生的必然：
一是随着乱世的纷繁繁愈演愈烈，贵族的不安感越来越强，但是机会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那些大贵族们就纷纷兴起了召集更多的“人手”，扩充更大的私人势力的兴趣。这批被他们招募的人手中可以摆在台面上去完成“光明正大”任务的人叫做士，但大家要记得啊，上流社会有时是很下流的，必然有些桌面底下的任务需要做，而那些秉承传统道德的“士”大多是不会愿意去参与这类行动的（毕竟以后万一有个机会混出头，当了国际巨星，结果被人反攻倒算出你当过二奶、排过三级就郁闷了），这就成为贵族们需要招募一些“非贵族”的基本动机；二是同样随着乱世的纷繁愈演愈烈，有许多平民或者国破家亡，或者失去土地，反正就是在原来的家乡活不下去了，而这些“流民”中总有些不甘于现状，或者自命不凡，或者怀揣梦想，也或者只是希望着能生存下去的家伙，会想方设法地找地方混碗饭吃，期待着获得飞黄腾达或者名扬天下机会的那一天，这就位贵族们养活“私剑”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储备；三是随着春秋末期剑术和铸剑术的广泛传播，造成普通人得到一柄剑，再学上两手未必靠谱的“剑法”成为可能，这就为“流民”之中涌现出个别真不要命，甚至还可能有些本事的人成为可能。综合以上三点，从春秋末期开始，江湖上出现了一种没有贵族出身，却视平民不得佩剑的传统于不顾的流亡份子，这些人其实还有个卖像不错（起码远超过“私剑”）的名字，叫做剑客，或者游侠——著名的刺客专诸、要离、聂政、荆轲，都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
当然，同时是北大毕业还既有“钱三强”又有“范跑跑”呢，所以那些各自自由生长“剑客游侠”们的水平也照样参差不齐。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排除那些游侠们中存在一些本领极高，道德素质极好的“极少数分子”可以凭着一身本领或者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而选择不依附权贵，只是活跃于民间，教教那些有志于成为剑客的后来者剑术啦，没事行个侠仗个义啦之类的人的存在。但是，但是这些游侠剑客中的绝大多数为自己所设计的人生目标却绝不是终老于江湖，而是“为人所用”，以换取饭辙和进身之阶：我们来当北漂为的是有朝一日成为下一个周迅，下一个王宝强，起码也得能在戏里戏外混个脸儿熟，有个工作餐吃吧？可以想见啊，这一大批希望着最终“为人所用”的剑客与咱们前边提到的那些有许多“下流”工作需要人来干的贵族们肯定是一拍即合——我正找你呢，你咋才来呢？就这样，这批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些贵族们所豢养的“私剑”。当然，“私剑”也未见得就个个都能被当成忍者用，毕竟要离那样的家伙在“私剑”团队中也是相当高端的存在。所以除了少数真正武艺高强的个体成为了杀手刺客以外，其实大多数“私剑”最终的结局也不过是成为贵族们所豢养的杂耍艺人（包括咱们前边提到的“赵王斗剑队”，还有后边将要提到的剑舞都产生于这些人），好一些的也不过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最终得以投身行伍，混个当兵吃粮。
但无论这批投身于贵族门下的“私剑”最终的命运如何，他们只要想继续在贵族家里混下去，就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贵族们——也就是他们的雇主们那些“现实需求”的影响和左右。就好比荆轲，他吃了太子丹的饭，就得替太子丹办事儿。这正如现在被我们一再强调和重视的企业文化，一个企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追求往往会被烙上老板或创始人的某些性格特征。 可问题是从春秋开始，中国恰恰处于一个旧的社会体系中的价值标准正在崩溃，却又未能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体系与价值标准的时代。贵族们，或者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走向正在延着那位自打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最最不和谐的韩非子所说的那一套“上古争于道德，中古争于智谋，今世争于力气”的邪恶理论发展着。虽然说不上是道德沦丧，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也的确在逼着人们在面对“生存资源”与“价值观念”的选择时，不得不放弃后者而选择前者——“渔丈人”那样不开化的毕竟是少数。比如那位是否应该被列入“春秋五霸”之中尚需讨论的“仁者”宋襄公的失败，就是在面对这样的社会变革时不能“与时俱进”的标准典型。也就是说，贵族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从春秋早期的“失礼则死”到战国末期的“守礼则亡”的巨大变化。
老板赖以生存的环境改变了，剑客中的主要群体“私剑”的追求自然也得跟着变。所以那些给饭辙的老板们正在不断地降低着道德标准，不断地追逐着利益，他们养活的那些“私剑”要想混下去，自然也就不得不顺着老板的意思来。而这些作为剑客主体的“私剑”们价值观的变化，又自然地引领了全体“剑客游侠”们的流行新风尚。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家同为刺客，以前专诸与豫让的行刺理由是“不平之心”，而到了荆轲的时代，我管你们谁对谁错？谁结我于“恩义”我就给谁干。可是这还没完，荆轲纵然千不好，万不好，起码他与太子丹的表面关系是“主公”与“客卿”，也就是半下属半朋友，半客人半顾问的交往方式，他在享受被太子丹接纳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并未太过分地丧失自己的人性——没有理由我不去，没有计划我不去，没到时候我还是不去。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朝的刺客们就更加的不靠谱起来，他们基本上已经彻底沦为了工具，完全丧失了自我的人格或者说是为人的自觉感，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主观能动性”，他们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在帮助贵族互相仇杀，所以才有了“侠以武犯禁”，或者“下惧刺客之难”之类的说法。
再然后，到了南北朝时代，刺客们的行为简直已经到了让他们的前辈蒙羞的程度，按照《北齐书·高乾传》的记载这位北齐的开国大功臣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鸟，那时节他仗着自己家大业大，有钱，没事玩仗义，在家里聚集了大批所谓的“侠”，整天的就是鱼肉乡里，霸道横行，无论谁家有什么好东西他都会带着家里那一大票“私剑”去明抢，简直就是黑社会！谁要是敢反对？堕落到没什么远大理想程度的“私剑”在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时，也是比聂政更可怕的刺客！
从此以后，这些本应生活在传说中的“私剑刺客”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爪牙”。甚至在日后的评书话本里，所谓的正派武林人士往往都会遵守一条规矩：不做看家护院，也就是不做“私剑”，人们对他们得鄙视可见一斑。 钱三强：著名科学家，“三钱”之一。 上古争于道德，中古争于智谋，今世争于力气：引自韩非子《五蠹》。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套游侠主题的小人书，伴我入眠，给我欢乐。看到这个问题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呐，下班后连续跑了两晚的图书馆翻阅资料，下文大多来自于《中国之侠》刘若愚，《中国风俗史》张亮采，《中国武侠史》陈山，《中国古代的游侠》王齐。下面将这两天搬运所得和自己所知的整合如下文。首先对于「侠」的概念，最开始于《韩非子·五蠹》里所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韩非把儒者和游侠都归为有害无益的那一类，可参考今天的白莲花和键盘侠。不过韩非指出了游侠的一个特征——武力。他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强调了游侠对于国家法律有破坏性，不过韩非的评价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即便随后一段时期内，所谓游侠的活动也是散落在各种史书之中，即便出现，史家作者也没有突出游侠的特点，下面顺着时间说。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王争霸，社会长时期处于动荡态势，很多人在历史车轮轮轨中被原来的秩序中解题出来，一些没落贵族或者贵族旗下的武将谋士散入民间，其相互与之结交，逐渐形成了一类有专职有特长的特殊社会群体——士阶层。这也是游侠产生的基础。士人靠着技能或武力周游列国寻找用武之地，途中也做一些行侠仗义的扬名之事，这些人就是初期的游侠。比如吴王寿梦四个儿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四子季札。寿梦传位时立下「兄猝弟代立」的规矩。寿梦死后，长子诸樊继位，诸樊死后，传位给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余昧。但余昧死后季札拒绝继位，于是余昧的儿子僚做了吴王。诸樊的儿子公子光不肯了，觉得既然季札不肯继位，理应把王位还给自己，无奈宫里都是余昧的旧臣，于是公子光招贤纳士，把伍子胥、专诸、要离等人纳入门下。伍子胥负责谋划，专诸负责刺杀吴王僚，要离负责刺杀僚的儿子庆忌，从而成功夺权，游侠一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期，不少公卿王侯出于政治目的不惜散尽钱财聚士，比如齐庄公姜光，晋国的公卿盈，楚国的权臣白公胜都通过养士受益匪浅。养士逐渐成为贵族公卿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战国四公子，更把聚士的多少当做比附倾权的条件。春秋时期，侠风始昌。到战国时代，侠风大涨，游侠已经从士人中脱颖而出，结党形成一定的势力，甚至能左右政局，消除一些战争威海。这时期的游侠有为求生存的，比如《史记·孟尝君列传》里「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的游侠；有报恩投效的，比如聂政，杀人避祸后为报严仲子知遇之恩成为刺客；有强大好助的，比如魏无忌帮如姬报杀父之仇，《史记·魏公子列传》；有救亡图存的，比如墨子四处奔走游说，反对战争，救助弱小，难怪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里说道「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有化险为夷的，比如蔺相如完璧归赵；有排忧解难的，比如鲁仲连，为解纷乱支身退秦兵，《战国策·赵策三》；有重信轻命的，比如子路坚持「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信条孤身被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大体来说，因为社会动荡人人自危，弱者需要非正常化非法律化的帮助，同时统治者政权不稳，有着大量可以在法律边缘行驶权力的机会，因此当时游侠得以聚集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游侠大多扮演着极为正面的角色，这也是游侠最为辉煌的时期。诚如司马迁所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两汉时期秦始皇大一统，明显抑制了游侠的发展，但因为秦国十分短暂，所以没有对游侠造成致命打击。经过楚汉相争后汉朝再次一统，可是在汉朝之处，因为秦时期百姓互相株连互相监视互相检举造成的仇恨（见「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过秦论》），所以汉朝建立后仍然是一种低依序的国家状态（见「虽欲治之，无可奈何」《对策》）。加上秦末战乱对经济的破坏，迫使汉初只有采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专门在不够严格不够完善的法律边缘寻求公义的游侠得以继续存在发展。汉初被裂土分封的刘氏子弟或处于政治野心，或处于娇奢需要，也模仿战国贵族开始豢养宾客，养士之风重新兴盛起来，比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梁孝王刘武等都已养客闻名。（「吴濞、淮南皆招宾以千数」《汉书·游侠转》）民间也有一些家境殷实或者名声显赫的游侠也纠集宾客数十上百人，他们甚至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一些游侠都已所在地为号，比如长安樊中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鲁翁孺、临淮皃长卿、东阳陈君孺等等，《汉书·游侠转》。两汉的游侠和春秋战国同样的看重名节，到东汉，一个人的名声响亮与否更是荐举做官的条件，那时，行侠仗义不仅能够帮助一个人树立声望，还能得到官府的认可，或会被荐举为官。这也助长了游侠为己任的风气，甚至一些人为了成名，睚眦必报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二十二史札记》卷5）春秋战国的游侠是从士人中分化出来，还带有一些贵族倾向，有较强的政治倾向，关心国家格局。两汉的游侠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很大差别，最大的变化在于他们已经丧失了先秦游侠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去救助弱小国家免于强国侵害，也没有机会靠着刺杀一个国君使得弱小国家得以生存。这使得他们的社会形象已经远不如春秋战国时风光，社会作用也随之逊色不少。两汉时期的游侠进入一个自觉的阶段，在他们身上，侠义的精神体现得更加全面，但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游侠的形象和内涵也随之发生改变，一些游侠行使的使命由之前的政治性谋划变成替主人打打杀杀，东汉时期，游侠中的一些甚至向豪强转换，用锄强扶弱建立的侠义声望去做违背侠义精神的事情。久而久之，游侠慢慢丧失民众的根基，加上统治者的打击，游侠开始走向没落。从《汉书》之后的史记中均没有再开《游侠列传》这点就可看到游侠没落的标志，虽然史书无传并不代表游侠就此绝迹，但是随着国家的日渐稳固，法律体系的严密，游侠的没落也是历史的必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重新陷入大动荡，游侠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曹植在《白马篇》里就有形象刻画，游侠们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有政治抱负，让自己能为统治集团所容，甚至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如典韦，好行侠仗义，替友人刘氏报仇后无人敢近，由此名扬一时，后来靠侠勇为将。《三国志·魏书·典韦传》；如徐庶，好任侠击剑，替友人报仇未遂被抓后，面对拷问闭口不言而名声大震。《魏略》；如鲁肃，也曾是游侠首领，曾「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如曹操，「少机警通达，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如祖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晋书·祖逖传》；如冯跋，「三弟皆任侠」《晋书·冯跋传》；如李里甫、李元忠父子以豪侠闻名《北史·李灵传》；如薛循义，「少为好侠，轻财重义」《北齐书·薛循义传》；如韦祐，「少好游侠」《周书·韦祐传》等等等等。隋唐时期隋朝建立，使中国又一次结束分裂局面，恢复了大一统国家制度。社会得到暂时安定。到隋末社会重新陷入混乱，义军突起，其中的很多义军首领都是当时著名的游侠。隋末有个叫刘霸道的人，史书上说他「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当时颇有名气。战乱一起，许多游侠豪杰便去归附他，聚众到十万人，号称「阿舅贼」，成为一支义军的首领；窦建德，「少尚气侠，胆力过人，为乡党所归附」《新唐书·窦建德传》李勣，起义前也是一位侠士，时常接济百姓，做了将军后依然侠性不改等等。到初唐时期，经济稳定发展文化繁荣，思想领域也比较自由。任侠成为上层社会人士的一种生活调味品，成为标榜炫耀贵族气派的一种方式。所以初唐的游侠开始成为一些贵族子弟的代名词，比如李白《少年子》和《少年行》，还有高适的《邯郸少年行》均有描写，里面的游侠少年大多是贵族子弟，他们聚结成群纸醉金迷，因为游手好闲，反而把这当成游侠的壮游。先秦两汉的游侠精神以及丧失殆尽。倒是一些民间的游侠反倒继承其精神，李白就是一位。李白不仅写过很多侠客诗，自己也是身体力行，打抱不平，有很多侠义之举。唐代游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一些智勇双全，技艺高强，敢爱敢恨的女剑客，比如出现在笔记小说中的红拂女、聂隐娘、红线等等。其中许多事例有据可查，可以互为佐证。史载唐末有位女商人叫荆十三娘，得知友人李三十九郎在风月场中结识了个妓女，两人互相爱恋。可是这妓女的父母贪慕权势钱财，强将女儿拿去送给当朝权贵诸葛殷。李三十九郎惧怕诸葛殷权势只有暗自饮泣。荆十三娘说「此小事，我能为郎仇之.旦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到那一天，果然荆十三娘带着妓与妓之父母的人头交给了李三十九郎。《北梦琐言》卷八。还有一位叫谢小娥的女孩，八岁丧母后嫁与侠士段居贞，谢父与段夫常常一起做生意。谢小娥十四岁时，父与夫同时被强盗杀害，谢小娥也受了重伤，落水被救。谢小娥乔装成男子化名谢保，再回到江湖船舶处漂泊打听十余年，后终寻得仇家，手刃仇人后到官府报官，强盗余党也被尽数捕获。《新唐书·列女传》，《太平广记》。唐贞元年间，一位叫做崔慎思的人进京应举，在京城没有住宅便租别人一空隙院子同一少妇同居住。少妇颇有姿色，崔慎思想娶少妇为妻。妇人说不是读书人只愿嫁与为妾。住了二年多，对崔慎思的需用，妇人从未有不满意的神色。后来她还生了一个儿子。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到了半夜，那妇人却找不到了。他很惊慌，怀疑妇人与别人通奸，愤怒至极不住在堂前徘徊。忽见妇人白练缠身从房上下来，右手拿匕首，左手提一人头。说她父亲早年被郡守无辜杀害，她多年来一直寻机复仇，今大仇已报，不可久留，请在此告别。临行前妇人假称哺乳婴孩，将孩子杀死后绝念而去。《原化记》，《国史补》，《集异记》。此前虽然也有侠女，因为盛唐的开明和自由的特色，出现的这一批后世中广为流传的女中豪杰。这一时期的女侠，首次从被动的地位摆脱出来，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这是此前侠女们无法比拟的，随着后来宋朝朱理学说修正后的儒学成为人们的思想主宰后，后代的女侠们很难再这般落拓不羁，活泼潇洒了。宋代游侠到宋朝，都市不断发展，近代城市化开始形成，市民阶层不断扩展，生活在市井之中的游侠就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游侠力量。这些游侠居住在市井中，以义气为行为准则，行侠也多半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有为己为友复仇，政治色彩大幅减少。《江淮异人录》，《春渚纪闻》里均有表现那一时期游侠与市井恶人相斗的故事。《青琐高议》里也有「孙立为王氏抱冤」一事，也反映了游侠与市井无赖的斗争。故事里，孙立杀了恃富奸淫良家妇女的无赖之后，自己持刃到官府自首，也表明游侠开始受到法律约束，这时期游侠更加平民化世俗化。明清游侠宋之后，由于社会依序逐步严密，那些有游侠情性的人在除暴安良杀富济贫之后，往往因为触犯法规，只有浪迹江湖或者投身绿林。《水浒传》虽是宋朝人物，但又是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下官逼民反的现实反映。如《刘东山》还有《清稗类钞·义侠类》里各种豪迈的绿林形象，也是当时游侠聚集绿林的写照。到清朝，专门以武艺护送过往客商的保镖业异常兴起，保镖们与绿林中人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光绪年间的大刀王五。当然游侠的劣迹也是多不胜数，比如游侠爱名誉，为标节立名不惜违背法律采取非常手段，比如《列子·说符》里面有载：富人虞氏在高楼上饮酒赌棋，时常而笑。楼下有一群侠客经过，正好一直飞鸟口衔死鼠飞过，死鼠掉落在一名侠客头上。侠客听到楼上笑声，以为是虞氏投鼠为乐，一怒之下屠灭虞氏一家。《史记·孟尝君列传》里，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平原君以贵宾相待。赵国人听说孟尝君贤能，都出来围观想一睹风采，见了后便都嘲笑其身矮，孟尝君大怒，令手下门客下车砍杀几百人，几乎屠灭了赵国的一个县。《世说新语》里记载游侠杀人越货，盗墓掘冢，行相奸恶的例子也有很多，就不表了。大体来说，游侠是一个功于私名，奋与私斗，结党连群，君臣观念薄弱，家庭观念淡薄，只为义气和名气而生存的人群。回到最初，《韩非子·六反》说道「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韩非认为，世人所称赞的游侠的品质，正式他们的危害所在。所谓游侠，亡命傲徒是也。以上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终于到了周五，有时间好好答一下这个问题。先要说明一点，太史公开宗明义，所谓的游侠，是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也就是说身份必须是相对低的平民，所以答友们说的战国四公子、曹操、许褚之类，虽有任侠之举，但按太史公的定义，尚不属游侠。《史记·游侠列传》所载，虽有朱家、剧孟、郭解诸人，但详细记载的其实只有郭解一人。我们主要从郭解这个人分析游侠这个群体。郭解何人，他父亲就是个游侠，他母亲是汉初知名神婆许负之女，许负本人给周亚夫和薄姬算过命，相术极精准，应该是个在汉初上流社会里很吃香的老太太，不过这阻止不了郭解之父因为任侠被诛，其父事迹无载，料来不是很惊人。到了郭解，算是子承父业。不过郭解少年时特别阴狠，毫无行侠之举。对人稍有不满，就要杀人。这时候的郭解，尚未成气候，还需亲自动手。不止杀人，这货没事还打劫，再没事就干点盗墓的勾当，私铸钱币的勾当，可以说是他生活的轵地的知名犯罪分子。这是郭解的第一个时期。插一句，这样的郭解，为什么没有被绳之以法呢？需要解释一下，汉初由于吸取秦人教训，与民休息，统治者信奉黄老之学，宽刑简政，汉文帝时废除肉刑，景帝时废除笞刑，社会相对宽松，这也是汉初游侠出现的社会群体基础，否则，若在秦时，朱家郭解都只有一个下场。汉初还有个特点，动不动就大赦，郭解犯事正好遇到大赦，所以逍遥法外。但是郭解却开始改变，“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太史公这样的评语，我们几乎要跌破眼镜，这还是那个犯罪分子吗？这简直是个圣人啊。更有甚者，他姐姐的儿子也就是他外甥劝人喝酒被人杀了，他姐姐闹着要报仇，把尸体停在街头不发丧，他不但不生气，反而找到这个人赔礼道歉，放走了这个凶手，要知道他这时只要稍微露出报仇的意思，就有一堆仰慕他的少年郎为他杀人；第二件事是他平时外出路上的人都要闪避，一次有个人却“箕倨视之”，门客要杀这个人。郭解反而说，这个人藐视我是我修养不够，还找到官府免了他的差役，这两件事一下子提升了他的名望，越来越多的少年郎依附他。不过郭解真的从犯罪分子变成慈善家了吗？我认为不然，太史公在书中说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他外甥为什么敢强灌人酒，因为他有个舅舅叫郭解！他姐姐为啥敢尸体扔大街上，因为她有个弟弟叫郭解！（很熟悉的场景）他一个慈善家为啥走大街上老百姓要躲避，因为他叫郭解！为啥一个人因为坐在地上看他两眼就险些被杀头，因为他叫郭解！这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一个年轻人靠着好勇斗狠砍砍杀杀，完成了原始积累，然后摇身一变成了受人尊敬的企业家，甚至成了人大代表！他乐善好施，他谦虚谨慎。然而，总有蛛丝马迹，轵县人民忘不了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郭解，忘不了郭解的另一个身份------黑道大佬，当他出行时还是赶紧躲避。我是不是在危言耸听，如果是，那且让我危言耸听下去。这时候，郭解的主要活动就是帮人排忧解难，或者说干预司法。互相为仇的人听说是郭解来劝解，都会给几分面子.甚至他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大城市洛阳，有洛阳两人互相结仇，当地的豪杰几次调解未果，郭解一出马，看他面子，马到功成。不够郭解高明就高明在，帮洛阳人排解之后，不让人家马上和解，要等洛阳当地的豪（黑）杰（社）们（会）来调解时，才答应和解，给足了当地老大们面子，想来郭大哥的势力很容易就插足洛阳。更难能可贵的是，郭解的名声越大，他就越恭谨，甚至不乘车出入县廷，而他越恭谨，他的名声就越高。不同于普通黑老大的是，郭解滴酒不沾，立刻迷惑很多人，有黑道不喝酒的吗？社会形象顿时加分。可以说，郭解很快掌握了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的诀窍，控制人心就是控制一切。以至于“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在那么交通不便的年代，每天半夜还有十多辆车等着见郭解，其影响力和控制力可见一斑。看到这里，不知为何，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教父科莱昂，第二个想到的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这就是郭解的第二个阶段，可以叫做黑道教父。然而好景不长，武帝为了加强中央控制，要把天下的豪富迁到茂陵。按资财来说，当时规定，家资有三百万钱才算豪富，郭解钱财都用来周济他人，家无余财。但是他名声太大，当时负责当地富户移民工作的是枳县县掾杨某，还是决定让他也移民。郭解要移民的事，甚至惊动了时任军委副主席卫青同志为他求情，“郭解家贫不中徙”，汉武帝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关窍，“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杨县掾是对的，汉武帝也是对的，一听说郭解要移民，与他结交的都争相送他钱，数目达千余万，看到了，郭解哪里还需要钱？他是地下的君王！很快，这个地下的君王开始发威，他对付不了汉武帝，但对付得了杨县掾。国家公务员杨县掾遇害，凶手是郭解侄子；杨县掾之父杨季主随之遇害，凶手是郭解同乡；杨家的家人跑到京城上访，被不明人士杀害在中南海门外。不做死就不会死，是可忍孰不可忍。武帝震怒，他无法容忍一个地下君王的存在，立即下令缉拿郭解。经一番周折抓到郭解，经过审问，居然发现“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郭解亲手杀人都在大赦以前，郭解貌似无法定罪。不过却发现另一桩命案，枳县一个书生对郭解不满，说他“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郭解的门客就把他杀了，还拔了他的舌头。而审问郭解，解实不知杀者，杀人者也跑了，貌似成了无头案。不过此事细思恐极，只要有人对郭解稍有异议，就会把他杀头拔舌，轵县人民是生活在何等的黑色恐怖之中！如果再以恶意来揣测郭解，他很可能以自己敏锐的嗅觉意识到国家政策的变化，然后通过关系网提前得到了大赦的消息，在大赦来临前疯狂地铲除了他在轵县的敌对势力，在严打来临前完成了转型。至此，我们明白，所谓的谦逊，所谓的廉洁，所谓的豪侠，不过是官商黑互相勾结编织的一个神话！所以御史大夫公孙弘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郭解最终被满门抄斩，至此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郭解团伙伏法，前轵县知名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格斗家、轵县十佳青年、洛阳城荣誉市民、长安城荣誉市民、前轵县慈善理事会主席、人大代表，前轵县道德模范获得者郭解至此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汉时，没有鞭炮，若有鞭炮，我想当时的轵县街头一定会噼里啪啦响一夜，无数人泪流满面的狂欢，呼吸着几十年来没有呼吸过的空气，怀孕的妈妈抚摸着圆圆的肚皮喜极而泣，再不用担心他的孩子因为口无遮拦被不知哪里的少年肉体消灭。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汉初的游侠，虽自命游侠，他们只知义气，不知正义，只知兄弟，不知秩序，却不过是政府不作为下形成的社会怪胎。剑直。剑刚，心邪之人，胸中岂能藏剑？同样，心邪之人，也配称侠。-----------------------------------------------------------------------全文完
一觉天明，走走停停。。。
说的太好了，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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